数字经济投资风险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第1篇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

一、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96年Don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出现的；是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成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是G20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得到了各方广泛认同。数字经济时代，运算速度快，存储量大，也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也会因人类过度依赖技术的发展而给自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这是数字经济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真正内涵体现。

2.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不同经济术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当下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现出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快速迅捷性。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推进，无线网络、云计算、云储存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推广，使得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各种经济活动信息可以快速地呈现于线上，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加快了速度。第二，强力渗透性。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OFLiaoningEconomy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有着极高的渗透性，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农业、工业扩张，出现了三大产业之间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的趋势。第三，生产消费直接性。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经营循环链条上的位点不同，具有不同层次构造。而网络的发展，使得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节省了时间，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第四，经济可持续性。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供需双方能方便合理分析市场，发现什么方面短缺，什么方面过剩，什么方面影响生态环境，选择必要的经营方向，合理消耗有形资源，降低加工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整治成本，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信用风险的内涵与特征

1.信用风险的内涵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概念反映的信用人(受信者)比较广泛，不局限于金融机构借贷中形成的信用人，符合了本文涉及的中小企业的概念范围。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风险，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如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因市场变化出现产品滞销、因资金周转不灵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等种种原因，导致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信用风险的发生严重一点可能直接会断送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以忽视的风险。信用风险，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存在，是他们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灵活性、随意性、目标不准确性、规模小无力性、道德偏差性等原因，会加大信用风险。在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加大信用风险的这些原因还会存在，信用风险亦然潜在。

2.信用风险的基本特征

企业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一种风险，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投资者首要参考的目标，也是企业交易资金顺畅流转的重要保证。企业信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违约即信用风险的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二是实体间的传染性。经济的发展在实体之间具有链条性。实体一方出现信用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下一个或几个实体的经营困难或破产，从而导致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整个信用秩序的紊乱。三是管理者与信用风险具有相关性。中小企业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由投资者即所有者自主决策与管理，企业所有者的话语权在日常经营和重大决策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自主灵活的一面。不利的一面，这种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信用观念和信用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用，企业的信用风险与管理者个人素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四是信用风险具有可控性。有经营就必然蕴涵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并不意味信用风险不可控制，该风险可以通过控制降到最低。信用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应该去探索研究风险的可控性，为企业后续长久发展规避风险。

(三)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演绎万象。数字经济本身与信用风险不是因果关系，信用风险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而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在发展中，信用风险依然存在，只是会变因演绎，演绎的手段可能不同、演绎的多少不同而已，就需要法律手段要更新了。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基于中小企业特征分析

信用风险经济发展中，各类企业并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大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有着不同于大企业的特征，潜伏着一定的信用风险。特征之一，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这是中小企业的本质特征，是企业类型划分作为中小企业应具备的根本标准。“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特征，是中小企业不利的一面，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不大，经济业务品种少，经济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存在潜在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尽管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具有强力渗透性，会助推经济，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用风险。但是作为信用风险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特征之二，员工人数较少，组织结构简单。这个特征，从有利的一面看，便于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具有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及时抢占经济的有利点。有利有弊，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意味着实现的是少数人的意志，意味着考虑得不周全，意味着潜藏着信用风险。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生产力，优秀的规模队伍才是维护最佳信用的基础与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固然能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但只要有人在，就有信用风险，人员越少，信用风险越大。特征之三，经营决策灵活，市场反应灵敏。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人员少，自然具备着在经营决策上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能较快地调整经营方向、调整产品结构，收效较快，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助推决策灵活性与市场反应灵敏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小企业的决策亦然依赖于少数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存在着决策失误的风险，也就自然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四，更多关注细微市场，专营某细小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人、财、物等资源相对有限，无法与大企业竞争。因而，其往往会关注于那些被大企业所忽略的细微产品市场，专营于某一细小方面。这个细微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会更容易分析发现。不利的一面是细微产品经营取向的选择仍然取决于人的意志，细小方面的市场仍然具有竞争性，细小方面选择的决策依然存在取向失误的风险，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五，科技创新较快，生产取向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是指工业企业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具体活动。现代科技在工业技术装备和产品发展上有两大发展方向，一是向着大型化、集中化发展，二是向着小型化、分散化发展。产品生产小型化、分散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利的一面，科技创新伴随着一系列原因形成的信用风险，系列原因包括人才问题、技术应用问题、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等等，都会导致信用风险的潜在性。

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第3篇

财政风险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一般而言，财政风险是指政府在财政分配活动过程中，由于财政政策、制度、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给政府进一步的财政活动和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是社会、经济矛盾在财政方面的集中反映。财政风险属于可能性的范畴，不是必然要发生的，相反，若事先采取有效措施，财政风险是可以防范和化解或者予以规避的。

1．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

财政赤字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然而，自1979年以来，除1985年以外，连年赤字，1980年我国政府预算赤字为25.5亿元，而到2002年全国财政赤字已达3098亿元，22年间增长了120多倍。

从笔者收集的数据上看，1991年—1995年，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赤字率年平均为3.8%；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土耳其），赤字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率从1994年1.4%上升到2002年的3%，我国当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已接近国际警戒线标准（3—4%）。从赤字依存度来看，1990年—1995年发达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这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财政状况本身不佳。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也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些地方搞“假平衡、真赤字”，通过向银行单位借款周转、虚收税款、挪用专款和欠拨支出等形式，使许多财政赤字得不到真实反映，如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养老金欠帐等隐性债务所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国债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大量国债。从国债依存度指标看，1991—1995年，发达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为25%，我国为53%，这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支出过于依靠债务收入，财政状况脆弱。

从衡量外债指标来看，我国的外债规模不断扩大，从1981年的57.9亿美元，到1990年的525.5亿美元，直至1995年的1065.9亿美元，2000年的1457.3亿美元，20年增长了25倍多。1999年我国外债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分别为11.3%、15.3%、19.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5%、20%、100%的水平。但是从速度指标来看，发达国家目前的国债累积额是几百年发行的结果，而中国仍然处于发债的初级阶段，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速度过快，已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到1999年末我国外债余额已达1518.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第三大债务国。

金融风险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当前构成政府隐性债务情形：一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因非法从事证券回购业务而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二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因抵御风险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不良资产；三是大量企业债券、国企养老金欠帐、粮食企业亏损欠帐等，形成政府潜在风险。四是商业银行大量的坏帐，如“拨改贷”形成的坏帐、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坏帐、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给国有企业的补贴而形成的坏帐等等。目前，如果按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口径计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帐占gdp比重是25%左右，如果再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0亿元的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0亿元），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比重为40%，银行坏帐、政府债务、外债均属于国家债务，这三者的累计余额占gdp大约73%，将形成了企业银行财政之间的风险传导。所以，若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将加大财政风险。

2．财政制度的风险

事权划分不明确。事权的明确划分是实施分税制体制的重要前提。只有事权划分清楚，财权的划分才有科学的依据，而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是一个很不彻底的分税制，只将财权的划分作为改革的重点，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明确，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的随意性较大、约束力较弱、支出规模很难控制。

税种划分不科学，税种归属混乱。既按税种划分又按行业划分；既按行业划分又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这种划分界线不清，一个税种几种归属，交叉征管，不符合税制规范化原则。

中央税种单一，功能缺位。地方税种繁杂，缺乏主体税种，收入规模小，税收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加剧两大税收体系的各种矛盾。

政府行为不规范。财政违规担保过多，举债不慎导致大量财政包袱。形成了企业借钱，财政还债的局面，结果是财政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

3．财政收支的风险

源于财政收入的风险。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政权机关正常运作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1980年的25.7%下降到2002年的18.5%。这个水平，无论是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是比较低的。它说明我国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弱，财力集中度偏低。倘若这种情形得不到有效控制，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源于财政支出的风险。（1）财政支出持续刚性增长，加重了财政负担。由于我国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旧体制的贯性使得公共性支出越来越呈刚性，比如人员经费、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支出不断增长，农业、科教等法定支出按比例不断扩大。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9%上升到1999年的12%。（2）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风险。由于我国财政职能范围还未按公共财政的要求作相应的调整，财政职能的“越位”现象严重，财政继续承担着一些不应由财政承担的开支。另一方面财政职能的“缺位”现象普遍。比如社会保障支出等使得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公共支出没有完全承担起来。这种支出的“越位”和“缺位”并存，加速了财政风险的形成。

积极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

根据我国目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由财政直接投资拉动投资需求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的问题上来。

1．财政政策方式调整的基本思路

应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合理确定财政投资的方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是公共财政，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应纳入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来考虑。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责是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提供服务、保障和监督，建立健全执法保证体系、社会监督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当前，应逐步调整财政投资领域，退出原先“越位”的领域，进入原先“缺位”的领域，这一进一退，正是为了充分发挥财政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2．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方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改变财政投资方向。按照“调整结构，确保重点，压缩一般，强化管理”的方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适当减少财政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可以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等形式吸纳民营、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收到良好的政策扩张效应，又可以减轻财政负担。第二，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投资，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性改组、优化与升级，特别是利用税收政策扶持技术装备工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支持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协调和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均衡发展，重点是要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问题是我国目前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还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支援，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财政政策应在资本退出的补偿上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审慎；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金融风险压力指数；预警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35-05

随着金融业在国际间、机构间、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及互动性增强，房地产、汇率、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逐步显现，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增多，维护金融稳定的压力显著增加。本文尝试从宏观审慎视角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宏观经济、金融体系、资产价格、国外经济等方面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内考察货币危机风险、银行危机风险和泡沫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探索构建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并以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滞后项和具有先导性的经济、金融指标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预警模型，预测2014年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变化趋势。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理论诠释

1.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机理分析

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过度杠杆化暴露在宏观经济逆转时期，去杠杆化过程中资产价格的螺旋下降可能危及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这通常被称为宏观系统性风险；二是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引发人们对类似或相关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这被称为微观系统性风险。具体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因包括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缺陷、金融机构的内生脆弱性、市场主体的非理以及金融自由化和监管宽松等。系统性金融风险从经济与金融的多角度、多层面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并最终导致宏观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其表现形式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资产价格泡沫化等。

2.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变过程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进过程十分复杂，通常是在经历较长时期的累积后突然爆发，并迅速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引发灾难性的金融危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分为累积、爆发和扩散三个阶段。系统性金融风险往往有较长的累积过程和潜伏期，风险因素在较长时期内累积而不对金融体系产生明显影响，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达到一定临界值时，经济、金融领域就会爆发某些突发事件。如某家金融机构的倒闭，突然从紧的货币政策或金融监管政策，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等。这些突发事件便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导致系统性危机的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扩散渠道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效应、盯市计价的交易计价规则以及心理恐慌与信心崩溃。

3.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分析

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绝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人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未来走势预期悲观，对货币或资产价格丧失信心而竞相采取减损措施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严重混乱。主要表现为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资本市场危机的混合。货币危机是指实行固定汇率机制或带有固定汇率机制色彩的盯住汇率安排的经济体，由于外在因素对一国货币汇率价值的投机性攻击所导致的该货币的贬值或急剧下跌，迫使当局动用大量的国际储备或急剧提高利率来保卫本国货币。银行业危机是指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内外部原因导致破产倒闭或巨额亏损，致使银行纷纷中止国内债务的清偿，并通过社会公众信心的传递引发全社会对各类金融机构的挤提风潮。资本市场危机是指股票市场出现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下降，代表一国财富水平的有价证券和对世界财富要求权的相对比例的下降。资本市场危机和货币市场危机都是通过一国的资产价格进行传递，从而具有联动效应，往往二者的共同作用将给一国的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

二、金融风险预警模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演进和形式的分析，我们构建了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压力指数，并建立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模型。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2—2013年3季度的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经网和中国货币政策季报。为消除季节性因素，采用X—12方法对部分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

1.因变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

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是指由一系列反映金融体系各个子系统压力状况的指标合成的综合性指数。金融压力指数数值越大，表示金融系统性风险越大，反之则金融系统性风险越小。

2.自变量：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预警指标的经济学含义、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坚持从宏观审慎视角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宏观经济、金融体系、泡沫风险和国际经济等4个层面选取了19个指标作为备选指标，其中宏观经济指标分别有GDP增长率、出口变化率、外商直接投资/GDP、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GDP；金融体系指标分别有国内信贷/GDP、M2/GDP、实际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存贷比、储蓄存款/M2、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美国CPI/中国CPI、外汇储备增长率、M2/外汇储备；泡沫风险指标分别为股价指数变化率（上证指数、房价指数变化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房地产贷款/各项贷款；国际经济指标则选取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率和美国经济增长率。为避免指标过多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过度识别等问题，运用Eviews6.0软件对全部备选预警指标与金融风险压力指数进行Granger检验，并最终选取GDP增长率（DGDP）、通货膨胀率（DINF）、财政赤字/GDP（DFG）、国内信贷/GDP（DLG）、实际利率（DRIR）、储蓄存款/M2（DSM）、实际汇率（DRER）、外汇储备增长率（DRES）、房价指数变化率（DHR）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DHI）为解释变量。

3.模型建立

第一，滞后四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会对当期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有较长的累积过程和“潜伏期”，风险因素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经济增长波动、信贷超常规增长、资产价格上升、政府债务负担加剧等因素不断累积达到一定临界值时，由经济、金融领域的某些突发事件，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形成较大冲击。

第二，经济发展速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存在较弱的正向影响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投资和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加重等累积性的结构问题逐步显现，而且人口红利减退、政府主导型投资转变等导致我国经济开始周期性调整的可能性加大，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通货膨胀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多元且复杂。一是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企业无法及时转嫁生产成本，经营困难。二是存款资金回报率相对降低，引发“存款搬家”现象，在可贷资金减少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采取冒险性经营行为，加剧风险；另外，存款“搬家”并流向资本市场，易引发资产泡沫。

第四，国家财政赤字水平指标DFG与金融压力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较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均低于国际警戒水平。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影响着财政风险的可控性，在催生基础设施建设泡沫的同时，可能在未来引发银行新一轮不良资产的发生。

第五，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变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很大关系，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提高0.01个百分点。2013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4.20%，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0%。

第六，实际利率与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53。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反映出国内资金供求趋于紧张，企业资金成本上升，经营压力增加，偿债能力可能下降。同时，国内实际利率水平偏高可能引发外资的投机性流入。

第七，储蓄存款占M2比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产生相对较弱的负向影响作用。一方面高储蓄率支持着经济发展的高投资，持续的高投资会造成某些领域的过热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导致融资结构不合理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

第八，实际汇率、外汇储备增长率均与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存在负相关关系。汇率变动存在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汇率将房地产泡沫、融资平台偿债能力、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加。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资产配置有待优化，面临较大外汇储备贬值风险，也推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2013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占GDP比重为58.22%，较2005年末提高22.49个百分点。

第九，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以及房地产市场融资杠杆的顺周期性特征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稳健性。金融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金融机构资产大幅缩水，不良债权和资产增加，并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至实体经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我国购房者的月供占收入比、商品房空置率、房价收入比等均已超出国际警戒线，呈现出轻度泡沫化特征。2013年9月末，我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20.16%，较2005年末提高5.93个百分点。

（2）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运用上述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对2014年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4年上半年，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将延续2013年下半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并在6月末降为负值，2014年第4季度开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有上升趋势。

三、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所涉及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宏观经济、金融体系、资产泡沫风险和全球经济等方面选取19个指标构建了我国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分别构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资产泡沫风险压力指数来刻画金融风险情况，并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定量分析方法，进一步选取了预警模型变量。构建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以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滞后项和具有先导性的经济、金融指标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预警模型。预警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滞后4个季度的实际汇率（DRER）、外汇储备增长率（DRES）和滞后6个季度的储蓄存款/M2（DSM）对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产生负的影响；滞后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DGDP）、通货膨胀率（DINF）、国内信贷/GDP（DLG）、实际利率（DRIR）、房价指数变化率（DHR）和滞后6个季度的财政赤字/GDP（DFG）、房地产投资增长率（DHI）及前期的CFSI对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产生正的影响。

2.相关建议

（1）推进经济金融改革，增强金融体系风险抵御能力，有效减缓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一是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引导地方经济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程度。二是拓宽经济主体的投资渠道，合理配置储蓄存款和资本市场投资，减缓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压力。三是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结合起来，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和信贷结构优化。四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

（2）从宏观审慎视角探索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体系，提高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能力。加强对经济金融领域存量风险因素，特别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机构、产品和业务的持续监测，构建契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识别金融体系内生性风险因素、溢出路径和转化条件，以及宏观经济变化、资产价格泡沫、突发性政治事件以及自然灾害等对本国金融体系的潜在威胁。

参考文献

[1]Frankel J.A.，A.K.Rose.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An Empirical Trea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41）.

数字经济投资风险范文第5篇

权金融到底有多火？据招商证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网络文学市场达96亿元，“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市场规模逼近千亿元，网络游戏市场规模突破1325亿元，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腾讯纷纷斥巨资布局文化产业，无不印证产权金融市场的火爆。更有业内人士表示，2015的千亿元规模的数字产权交易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市场将达万亿元规模。

而在股市盛衰不定的关口，早已经有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了产权证券化市场，借着泛娱乐产业发展的春风，继续“钱生钱、蛋生蛋”的游戏。

数字产权价值几何？

数字产权交易越来越火爆。数字产权的全产业链开发，简言之就是从版权交易，到游戏、影视内容的制作发行，再到周边、玩具等实体物品销售、艺人经纪、粉丝经济等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

很多人认为数字产权就是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字面粗译为“知识产权”，特指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跨媒介内容运营。知识产权包括很多，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戏剧、音乐、综艺产权等。其实，数字产权领域更广，除此之外还包括虚拟货币、游戏卡、游戏装备、限量版周边等。

在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产权能直接影响行业主要市场的大格局，而在国内，热门的网络文学作品通过互联网平台积累大量粉丝，同样表现出极强的IP效应。

目前而言，数字产权千亿元规模的市场只是一个开始，其未来的市场规模不可估量。

“文化金融与传统金融是一脉相承的，是未来的发展方向。”91金融联合创始人吴文雄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在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过去承担着信用背书的功能，使得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非常高，对小企业没办法服务好，它们在整个流动性的“海洋”中感到非常“干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这种场景正在逐渐被改变。

未来在金融领域，也将形成以用户为主导的粉丝文化、用户文化和价值文化，这是未来社会注定要形成的商业业态，银行、券商包括互联网金融平台都要发生改变。“当一个企业已经能够跟它的用户进行深度的互联，它的数据就很有价值，就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金融服务，例如一个作家，该如何向他的粉丝推荐他的产品呢？这些都是传统机构转型要考虑的问题。”吴文雄表示，传统的金融机构都要面临去中介化的形势，不仅能为用户设计和提供金融产品，也要能在公司和客户之间建立一个纽带，进而创造一种以价值为导向的商业模式。

“供给侧改革就在讲这个东西，要消化落后产能，用知识型经济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吴文雄认为，在这个背景下，未来的金融机构要具备金融产品设计能力、营销运营能力以及品牌包装能力，考虑到未来文化将是最好的商业社群，这样的公司在文化领域将能创造更高的价值。

在他看来，如何把800元的东西卖到8000元，提高文化附加值，用供给侧推动需求侧，是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和现有的金融业态会逐渐趋同。“中国人银行里的储蓄资产和非信贷资产，肯定会极大地扩充这个市场，至少是上万亿的规模。”

为了促使产权交易更加规范化、市场化，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商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8个部委联合审批成立了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计划于2016年3月1日正式上线。该平台的核心职能是为IP全产业链的网络游戏、文学、动漫、影视等多领域提供规范的交易融资服务、完整的纳税服务，为IP拥有者、IP开发者、运营者提供一个用产品权益以及产品投融的平台。届时，通过在数字产权交易平台的类证券化交易，不上市也可以融资。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建立这个平台有助于数字产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行，如何保护和提高效率是它的核心内容，让市场来为数字产权的生产者和投资商建立交易的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他还告诉《经济》记者，“数字产权在创新领域是比较好的一项产品，目前也是国家比较鼓励的一项业务，和我国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密切相关”。

数字产权是和互联网行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关系的。艾瑞咨询分析师李超对《经济》记者表示，每轮的技术发展都能改变公司的组织形态，一般来说，公司上市或者通过资本化运作都是以公司为主体去融资的一个过程，但是数字产权交易这种平台有点打破原有的概念。“现在是以这种新奇的点为主题的商业运作模式，在未来则将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产权作为一个经济价值能见度高、盈利模式清晰的、变现能力快的商品，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和潜力。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对《经济》记者称，现在产权能够利用证券化来使融资更为便捷，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产权证券化怎么玩？

数字产权交易平台对即将上线的电影、游戏及具有收藏价值的衍生品等数字产权进行评估，然后再进行证券化拆分。投资者可以像买股票一样，投资一部电影、一款游戏甚至限量版的衍生品，这个平台可以让用户更好地参与到产权经济领域，由观众变成用户，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投资者。

证券化是产权交易的大趋势，李大霄表示，我国现在的证券化率还比较低，可以实现证券化的领域和空间都非常广阔，离达到成熟市场比较高的证券化率还有很大的距离。

赵锡军则认为，产权交易不是全都向证券化的方向发展，在产权交易证券化的运营过程中，特别要防止证券化中间的投机炒作和风险失控。“比如天津建了个文交所，它不是数字产品产权，而是相应的文化产品的产权，把它证券化后进行交易，这种方式的交易投机性强，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带来风险。”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一个数字产权的市场前景可以根据粉丝基础、开发价值、行业数据去评估，相对来说，产权以证券化形式交易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国内版权、文化金融意识都起步较晚，因此要想在文化经济的大版图中脱颖而出似乎是比较难的。而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专门为实现资产证券化信用级别的特设载体SPV，已经有完整的操作流程。

由于数字产权交易平台由具有全国交易资质的交易所支撑，加上该平台的核心成员从事数字文化虚拟产品近十年，在国外运营模式的前车之鉴后，国内文化产权的证券化运营模式也非常值得期待。

“目前有这条路来帮助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说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在李超看来，未来会有什么新的方向还需要业内去探索，如果至少有一单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成行的话，后续市场都会去跟进的。

投资者如何分羹？

产权交易证券化市场将成为万亿投资蓝海，在其运营过程中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呢？

进入2015年之后，电影证券化操作模式带来的成效十分抢眼。举个例子，《大圣归来》证券化的运作吸引了89位投资人的780万元资本，电影下档后投资人共获得本息约3000万元的回报。那么，作为普通投资人，要如何参与到电影投资中去？

现如今的电影证券化，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电影项目立项之后，发行方以电影版权所蕴含未来的预期收益为基础保证，由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进行收益权份额转让，从而募集到电影拍摄、制作、宣传所需的资金的一个过程。通过证券化操作，打通了电影发行方和投资人、粉丝之间的资金融通。

赵锡军表示，其核心还是要有高质量的数字产权产品才行，如果没有，只是把钱投进去炒作，那带来的不是市场化的健康发展，而是大量的投机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如果把这些产品打包成老百姓能接受的金融产品，比如某信托或某文化基金产品，这个机会就是所有人的”，李超认为，如果是交易一个更原始的产权，那就需要投资人的门槛更高。

这其中也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在李大霄看来，一些还没有上市只是在作品阶段的项目，都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证券化，投资方能够投资早期的作品也是一个好的方向，“有一些大的作品所需金额很巨大，单人投资可能会很困难，通过证券化也会让这些单价很高的作品或项目实现收益”。

每个项目的投资时机都很重要，那么，投资者要如何正确把握其中的机遇呢？

李超认为，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可以找一些证券公司来帮助他甄选这些平台的金融产品。“对于金融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它们专业性更强，自己直接去看就可以。”

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风险。李大霄表示，这个行业的投资专业性很高，退出的便利程度和安全很重要，如果这个市场不规范或交易不通畅就会有风险，严格的监管和交易的规范运作、机构化运作是很重要的。

尽管数字产权的市场规模已经迎来万亿元市场，但是大众参与渠道十分有限。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赵锡军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介入，“数字产权交易非常有专业性，因为产权产品将来市场化以后能不能真的销售出去很难确定，投资者很难把握这种还没有形成市场的产品”。

李超则认为，看好这个行业的投资者现在都可以去关注这个市场，“现在去挖掘，如果有好的资本介入应该可以淘到还没被发现的好项目，同样，好的资本介入之后其他的项目也会向这个市场聚拢”。

“投资这个市场最合适的还是在项目早期”，李大霄认为，各个阶段都有投资机会，但早期的投资风险和收益都会大一些，而在末端，虽然投资风险小一些，但投资收益也会小一些。

产权金融也要普惠

在过去，文化产业包括数字电子技术产业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难去适应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李超对《经济》记者称，目前产权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急需金融方面的支持，从金融体系来讲，就是开放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去扶持这些新事物的发展，所以文化和金融绑定也是必然的。

对此，吴文雄表示，如何把文化和金融结合起来，就需要一些好的产品设计，可能会是一种类似于众筹的商业模式，但又有所不同。“例如一款紫砂壶，在了解它所有的成本项之后，对标它的市场价格，设计好相应的权益，让用户认同之后，还能够给项目方一定的获益空间，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桥梁，完成一个高溢价的传递。”

“这个金融市场在过去累积了大量的壁垒，它的正常运转需要打破这些壁垒，恢复其流动性，众筹就是一个趋势。”吴文雄表示，文化众筹能走多远还要看这个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有多大，需要社会服务体系的成熟作为支撑。

在赵锡军看来，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实际上更多的是把文化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一些投资解决掉，目前它还不是一个大众的投资商品，如果在这个领域由更具专业性或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机构去投资，就不会出现失控。“当然，目前也有很多商业银行在做数字产权的贷款，比如影视类、文学类作品等，也有一些网络公司在做一些文化产品的众筹，但普通投资者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很小。”

文化与金融的融合才刚起步，这个方向有很广阔的前景。李大霄表示，目前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文化人如果得不到长期投入或金融的支持，他们的前半辈子就过得很苦，成名之后才会获得大的财富，所以导致收入曲线的不平滑，“这样也会导致一大批的年轻人畏惧文化领域，所以如何让文化和金融能够更好地融合是一个大的课题”。

据了解，整个发展中国家40%的家庭有积蓄，其中72%的普通人对于基础金融理念、风险意识的认知非常浅，对金融产品多半持保守观望的态度。基于这样的现状，未来只有有效地、全方位地为大众群体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增强投资用户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让投资群体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普惠金融服务，才能刺激大众的理财需求。而数字产权交易如电影、游戏能带来的收益能见度相对比较清晰，新有交易模式相对可以止损，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金融产品是容易达到普惠的目的。

从产品本身来说，普惠金融是国务院近期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文化产权领域，相关数字产权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尚不成熟，交易设计和利益分配并非健全。当行业要向普惠发展，必定有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