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的含义范文第1篇

（1.嘉应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梅州 514015；2.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曲阜 273165）

摘要：英语语境下的实验研究表明，个体对物理温暖的触摸能够直接促进其人际温暖（利他行为）倾向。本实验采用49名中国女性被试，采用表面任务结合现场实验的方法对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的具身联系进行重新检验。自变量为冷-热垫的温度，因变量为被赋予利他-利己意义的礼物选择。结果表明，对物理温暖的触摸不能引发中国被试的人际温暖行为倾向。中英语境差异可能是影响这种具身效应存在性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印象形成 具身 温度 利他行为 语境

1.引言

印象形成通常是指在与人交往的初始阶段，个体通过协调有限的信息，对他人形成的一种整体印象。在印象形成过程中, 不同特质的重要性存在差异。那些与其它特质联系密切，并对印象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质，被称为核心特质。1946 年, 美国心理学家Asch以美国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的一项研究表明“warm-cold”（汉译：“热情—冷淡”）是印象形成过程中的核心特质[1]。Kelley等在更为现实的情境中重复了该实验, 验证了Asch的研究结果[2]。实际上，人们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估时，主要依赖于“warm-cold”特质与胜任性特质，两者的解释力为82%[3]。在这两个基本维度中，“warm-cold”维度又是首要的。事实上，人们对“warm-cold”特质非常敏感，能够很快地判断出某个面孔是否值得信任[4]。

在英语语境中，表达人格特质的“warm”或者“cold”，其精准含义是什么？“warm”具有多重含义，与人格特质相关的含义可以用“interpersonal warmth”来表达。按照社会认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interpersonal warmth”（汉译：“人际温暖”）涉及到对他人的友善性、助人性和可信任性的感知。印象形成过程中，个体自动启动“warm-cold”特质评估通路，首先评估某人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值得信任，即将其视为朋友，同时判断其具有“warm”特质。如果不值得信任，则将其视为潜在敌人，并判断其具有“cold”特质 。但是，表达同样涵义的英语词汇也有许多，比如“friendly-unfriendly”和“trustworthy/not trustworthy”，那么为什么起到关键作用的是“warm-cold”，而不是表达信任含义的其他词对？

针对该问题，Asch提出假设：抽象的心理概念可能是建立在与之具有隐喻关联的身体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认为“warm”的人际温暖含义是建立在初级的身体温暖感觉“warm”基础之上[5]。而“warm-cold”词对能够超越其它同义词对如“friendly-unfriendly”成为核心特质，是因为“warm-cold”不仅能够表达抽象心理概念（人际温暖与人际冷漠），还能表达与之具有隐喻关联的低层次的身体感觉（热或者冷），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另外，具身理论学家认为“warm”所表达的“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这两种体验是同质的（the same quality），并在记忆存储中紧密联系。Williams等的实验研究（2008）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

L. E. Williams和J.A. Bargh用实验方法证实，对物理温暖的触摸能够直接引发个体的人际温暖倾向（后文将其简称为：Williams实验）[5]。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为了避免要求特征和社会赞许效应对结果造成干扰，Williams实验利用表面任务法引导被试触摸温暖（或者冰冷）物体，并对被试的内隐人际温暖（或者人际冷漠）倾向进行测量。结果表明，触摸过温暖物体的被试，比触摸过冰冷物体的被试表现出更显著的利他倾向。这初步证明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正是这种具身关联的存在性，使得“warm-cold”特质成为印象形成的核心维度。

然而，已有研究发现，在汉语语境下，“热情—冷淡”不是印象形成的核心维度。缪建东、沈祖樾等以中国大学生为实验对象重复Asch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 “热情-冷淡”这两个品质在中国人的整体印象的形成中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论是性质上还是程度上, 都远远小于英语语境下的实验结果，并由此认为热情与冷淡不足以成为中国人印象形成中的核心特质[6]。蔡建红（1999）的研究亦发现，不喜欢冷酷品质的大学生只占被调查总体13%，这也证明，冷酷并非核心特质[6]。由此猜测，其原因是否存在于具身效应的存在性？换言之，汉语语境下“热情—冷谈”不是印象形成的核心维度，是否因为在汉语语境下，并不存在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的具身关联？

现代具身理论强调具体的、初级的身体经验与高级心理概念活动之间的关联，而隐喻常常包含具身联系的线索[7][8]。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如温度、空间、动作等）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概念（如心理感受、社会关系、道德等），从而实现抽象思维[9][10]。研究证实，具体而有形的概念与抽象而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具身关系往往通过隐喻的形式展现。比如在英语语境中，“warm”一词既能够表达身体温暖舒适，这是温度觉，也能够表达某个人比较友好，这是社会关系，该词包含了隐喻的特征。同样，中文中能够表达英文“warm”的隐喻含义的词，经考究有“温暖”一词，即该词也能够同时表达温度觉与人际交往的感受。但“温暖”一词无论从词语的使用频率，还是从产生的影响来看都不如“warm”这个词。因此，我们猜测，这种语境文化所导致的隐喻差异，可能致使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的具身效应在汉语语境中不复存在。

本研究借鉴Williams实验的实验方法，以中国被试为对象，考查温暖物体的触摸体验能否引发人际温暖行为倾向。研究假设：在汉语语境下，身体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不存在具身关联，即对物理温暖的触摸无法促进被试的利他行为倾向。

2.实验

本研究主要借鉴Williams等关于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具身关联的研究范式，采用现场实验和表面任务法考查温暖隐喻所隐含的具身效应在汉语语境下的存在性。

2.1实验材料

效仿Williams实验，使用冷—热垫（Hot-Cold Pad）控制冷热温度变量。冷—热垫本身不能发热或是制冷，因此主试通过使用开水、冰块和保温箱等材料促使冷热垫温度升高、降低和保温。另外，使用红外线测温仪（DT-320工业用，误差为1℃）对其温度进行测量，将温度垫的温度设定为30℃或0℃。

Williams实验中的表面任务是请被试手里拿着冷热垫，填写一份评价冷热垫效果的问卷，问卷中有许多无关题目，但在问卷最后提供两个礼物作为填写问卷的报酬。这两个礼物的照片刊印在问卷结尾，两个礼物后边均附有广告语对该礼物进行介绍。研究者自编广告语，然后通过给礼物添加“分享”或者“自己享用”的广告语后缀分别赋予两个礼物内隐利他或利己的含义，再通过比较两种温度的触摸条件下被试所做的利他或者利己选择的差异，考查触摸热垫被试是否比触摸冷垫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内隐利他礼物。由于被试对礼物本身的偏好可能会影响其选择，L.E.Williams等在实验中将广告语的利他—利己含义赋予在两个礼物之间进行了调换以平衡被试的礼物偏好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借鉴Williams实验步骤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控制礼物偏好的影响，我们对礼物进行了严格的筛选。首先，Williams实验中是两种解渴的礼物（饮料和冰激凌券），而且价值相同（均为1美元），考虑到中国被试没有一年四季吃冰激凌的习惯，本研究中将解渴食品换成充饥食物。下表每组礼物均从超市选购的，并且每组内两个礼物的价格相当。将每组两个礼物并排以图片的形式呈现给被试，同时询问：“现在如果免费给你礼物，下面这两种礼物价格是一样的，你会选哪个？还是两个都行？”礼物配对和选择结果如表1。

这一结果与网络饼干调查结果一致。酒百科网站针对大众的饼干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问卷研究，有116人填写了问卷。问卷中第24个题目调查了消费者经常购买的饼干种类，其中，夹心饼干占57.8%，苏打饼干占56%，咸饼干46.6%，其它种类均少于40%。而本研究所挑选出的礼物中，真巧笑脸饼干对应夹心饼干，而利华梳打则对应苏打饼干，两个调查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另外，L.E.Williams在实验中通过广告语为礼物赋予利他、利己的内隐含义，并将被试对礼物的选择情况作为测量人际温暖倾向的指标。我们编制的利他广告语为：“利华梳打（或者真巧笑脸）好吃，与朋友一起分享吧！吃了忘不了！美好时光，美味共享！”利己广告语为：“尽情享受真巧笑脸（或者利华梳打）带给您的美味感觉吧！味道好极了！真巧笑脸（或者利华梳打），对自己好一点哦！”同时，为了进一步对礼物的偏好进行控制，借鉴Wiliams实验中的平衡技术，一半被试所使用的问卷中对“真巧”赋予利他含义而对“利华”赋予利己含义（如图1），而另一半被试所做的问卷中是对“利华”赋予利己含义而对“真巧”赋予利他含义。

2.2被试

主试去学生宿舍楼施测。被试为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共45名，均为女性。每个寝室最多招募一名被试，而且施测的宿舍之间尽量隔开，以避免被试之间相互影响，也避免被试因为提前看到礼物而影响其选择。有部分被试未按要求进行实验，或者没有在自己选择的礼物上划钩，将这7名被试的数据排除，剩余38名有效被试。

2.3实验过程

主试首先说明自己在做一份兼职，需要被试对一种新推出的冷热敷垫进行评价，需要填写一份问卷。问卷填写遵循自愿的原则，当被试表示愿意之后，主试将事先准备好的冷或热敷垫发放给被试，要求被试一边手持垫子一边填写相应的问卷。问卷中包括下列题目：首先请被试估计冷或热敷垫的温度，其次评价其效果，再次选择是否会将该产品推荐给他人。问卷最后会呈现两个备选礼物的图片以及广告语，请被试认真阅读并从两个备选礼物中选择一个作为回报。待被试问卷作答完毕，主试回收冷热敷垫并将相应的礼物赠予被试。

2.4实验设计

2（低温和高温）×2（广告语的利他—利己含义赋予：利华利他真巧利己VS利华利己真巧利他）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有冷热敷垫的温度和对礼物进行的利他—利己含义赋予。

2.5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提供冷敷垫的被试中，选择赋予利己意义礼物的有10人，占52.6%，选择赋予利他意义礼物的有9人，比例为47.4%；提供热敷垫的被试中，共有12人选择赋予利己意义的礼物，比例为63.2%，选择赋予利他意义礼物的有7人，占36.8%。利用卡方检验中的独立样本四格表检验，求得卡方值为0.1136，p=0.74，差异不显著。触摸具有显著物理温度差异的冷—热敷垫没有造成被试利他—利己行为的显著差异。即触摸热温度垫的被试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利他行为，而触摸冷垫的被试也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利己行为。对实验结果进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温度变量和利他—利己情景赋予变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0.809）。情景赋予变量与温度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逻辑回归系数为-1.386，p= 0.318）。这与Williams实验结果不同。

3.讨论

本实验表明触摸热物体并没有使被试更利他，而触摸冷物体也没有使被试更加利己，这与Williams实验的结果并不相符。实验结果说明，对于中国被试而言，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具身联系。

这一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热情—冷淡”维度在中国文化中并非印象形成的核心维度——相一致[7]。正因为身体温暖与心理温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热情—冷淡”维度无法激起与之有隐喻关联的低层次的身体温暖感觉。而对于英语语境被试而言，由于具身联系的存在性和双向性[8]，所以英语语境被试当体会到人际温暖时，会直接引发与人际温暖具有隐喻关联的生理温暖感觉，当经历人际拒绝时，会直接引发生理冰冷感觉。那么为什么这种直接的关联在中国被试身上并不存在呢？这可能由中西语境的差异所造成。

如前所述，隐喻联系着具体的、有形的概念与抽象的、无形的概念。因此，通过相应词汇的隐喻内涵的分析，往往能够发现身体经验与高级心理概念活动之间的具身联系或者直接关联的线索。在英语中，“warm（cold）”既有身体感觉到“温暖（寒冷）”的意思，又有人际交往中“热情（冷漠、冷淡）”的含义。根据朗文现代英语词典（The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的解释,“warm”既有温度意义上的暖和（feel warm）含义，又有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友好（friendly）含义。而“cold”则是一方面可以指温度低（something that is cold has a low temperature），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人际交往意义上的不友好（unfriendly or lacking normal human feelings such as sympathy, pity, humour, etc.）。然而，在汉语中很难与之完全相应的一组词。

汉语中与warm最为接近的是“温暖”一词。它既有温度上的含义——暖和（例如，气候温暖，温暖的阳光），也有人际上的含义——亲切关怀（例如得到家庭的温暖，温暖的集体，党的关怀温暖了灾区人民的心）。但“warm”因为包含最基本的对温度的感觉，其口语化程度很高，使用频率也相当高；而汉语中“温暖”一词的口语化程度和使用频率远不及“warm”。比如在表达人际交往相关的含义时，“温暖”多用于书面语（“党的关怀温暖灾区人民的心”），而在口语中表达相同的意思时会说“靠得住”、“很友好”等。另外，“interpersonal warmth”还具有可信赖的含义，但中译文中的“温暖”或者“热情”都没有信任相关的含义（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因此，“warm”与“温暖”在中英文语境中的差异比较显著的，主要表现在词语的使用频率与所表达的隐喻含义上。

汉语中能表达英文“cold”的双重含义的词为“冷”字，如“冰冷”、“冷酷”。但是汉语中的冷酷仅指冷淡、不热情；而英语中的“cold”却有缺乏人类基本情感的意义。又由于中国大学生不会仅因冷酷特质就会对他人产生不良整体印象[6]，因此，这提示身体的冰冷感与心理上的人际冷漠感受并不存在具身联系。另外，在英语中“cold”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冷冰冰”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冷酷特质并不是汉语语境下印象形成的核心特质。而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正是证明了这一点：物理温暖和人际温暖之间并不存在具身效应。

本实验采取了表面任务的形式，精心编制广告语，采取上门推销、产品试用的方式，较好地控制了社会赞许效应等额外变量[11]。我们还将进一步使用汉语母语被试和英语母语被试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对照实验，以更清晰地研究语境文化对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的具身关联的影响。

4.结论

在汉语语境下重复Williams实验，结果表明触摸热物体不能引发中国被试的利他行为倾向，而触摸冷物体也不能引发其利己行为倾向，即在英语语境下得以证实的物理温暖与人际温暖之间的具身效应在汉语语境下不存在。

参考文献：

[1]Asch,S.E.Forming impressions of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46, 41(3):258-290

[2]Kelley,H.H.The warm-cold variable in the first impressions of pers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50,18（4）:431-439．

[3]Wojciszke, B et al., On the Dominance of Moral Categori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 24(12):1251-1263.

[4]Willis,J.,&Todorov, A.First impressions : Making up your mind after a 100-ms exposure to a fac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7(7):592-598.

[5]Williams, L. E., & Bargh, J. A. Experiencing physical warmth promotes interpersonal warmth[J]. Science, 2008,322: 606-607.

[6]蔡建红. 中国人印象形成中核心品质研究方法初探[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9, 32(1):42-46

[7]张湘一, 刘邦春, 陈锡友等. 社会认知:具身的视角[J]. 社会心理科学, 2012, 27(7):20-24.

[8]王帅科, 张树伟. 杠杆作为趋避的操作定义研究[J]. 社会心理科学, 2014, 29(1):5-6.

[9]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2013, 21(2):220-234.

物质文明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主宰之天 命运之天 自然之天 义理之天 天人观

先秦时期所讲的天，含义颇多。冯友兰先生曾将它的含义分类讲述，分别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这样的分类方法虽然将其各含义解析地通彻明了，然而忽略了这些含义之间的联系。现在将先秦所言天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述，并明先秦儒者的学养与其关联。

一、主宰之天及命\、自然、义理之形成及联系

芝生谓：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立者，有时也指宇宙；主宰之天，指有人格的主宰，即上帝；命运之天，指万物必须遵从而不可逃脱者；自然之天，谓宇宙自然的运行，即大化流行；义理之天，谓宇宙的最高原理。

这些含义中，物质之天与主宰之天是孔子前人已有的思想。主宰之天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万物，掌管人间的祸福。天子受命于天而统率万民，有道就能配天；无道便失去天子之位。人做善事，则上帝降福；行恶作乱，则有祸事。

芝生谓：上帝是人对于天的图画式的认识。虽然如此，主宰之天实质是天的学含义的滥觞。上帝即有人格之宇宙，掌管万物的生灭，定万物之法则，降人间之祸福。因此其它四种含义都被它所涵盖。

春秋时期，已有人发现上帝并非绝对的公平。一些做乱的人登临宝位；而行善之人却枉丧其身。因此《诗》中有骂天的诗篇，反映出当时已有开明士人不信鬼神与天帝。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士弥牟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在春秋的乱世中，上帝已被人所疑。此后，天的人格意味消亡，它的含义也被哲学化。

命运之天本于主宰之天不可违抗之义。命是万物必须遵从而不能逃避者。这是命的广义。而它的狭义是指，由客观形势所定而人力所不能改变者。子畏于匡，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授命于孔子而不使文明尽丧，因此匡人不能违背天命，也不能动孔子一根毫毛。这是它的狭义。

自然之天本于上帝生成万物之义。《郊特性》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及至荀子则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列星随旋，明递荩阴阳大化，风雨施博。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自然者，自己而然，也即是实际的世界。自然的运行自有常道，四时更迭，日月代明，无不是大化流行。万物依据理而生成，在大化的洪流中，各得其所。这些都是造化之功。

义理之天本于上帝所赋予万物法则之义。《诗》曰：“天生A民，有物有则。”此即上帝赋万物其法则。义理之天，即万物所遵循者，是形上之道，类似于宋儒所言的理。《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天与地相对。在此，天指形上之道；地指形下之器。乾德刚健，坤德柔顺。因此乾命万物以性，坤顺之而成物。乾元资万物始，坤元资万物生，乾元统天，坤元顺承天。如此，成就生生之易。这便是天道生生不已之德。

以上分类言说，以解析天的含义。然而，命运、自然、义理之天都是上帝除去人格而哲学化的产物。因此论天必合而言之，将其分开便会受很大的蒙蔽。

自然之天，就是万物的化育，也即是大化之流行。大化依据义理成就它的造化，于是成万物而命之以性。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是反问的语气，指天不言而有命，无为而成化。天将性赋予万物，如此，四时从经，百物化生而周行不已。前人有的认为这是主宰之天，有的认为是自然之天，他们都没有看到天的含义互相关联，不可分割。先人所言天多合命运、自然、义理于一，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受到极大的蒙蔽。

二、天人观与学养

人有关于天的认识，必然对于它与人的关系有所思虑，于是就有了有天人观。

郭店竹简《穷达以时》有天人之分。天人因为职分不同而有分。对于穷达毁誉，我们的力量难以掌控，因此是天职。而善否圣贼，我们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控，因此这是人职。天人之分中，天指外在的大势，人指人自身的禀赋。这样，便由外内的分别阐明天人之分。

及至孟子，又发现知穷达祸福之所以不测，不仅因为外在的大势，也本于人内在的禀赋，于是便有性命之分。性命，从广义上讲，它们是相同的。天将性赋予人，人的生命都是性与命。从狭义上说，性是人与禽兽不同的本质所在；命是人与禽兽相类似的，如耳目口腹之欲。耳目口腹之欲虽然与禽兽相似，但性命相联，密不可分，任失其一便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因此，欲不可去，只可节。节心养性，即是其修养之方法。这样，便由人内在的禀赋而阐明性命之分。

天人、性命虽然有所分别，然而人生来即是天地间一分子，性命都是天所赐予的禀赋。因此进德最终应当使天人与性命合而为一。

不同学人的修养方法或有不同。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立本派”，有以荀子为代表的“践行派”。立本派主张“先立乎其大者”；践行派主张博文约礼。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本之则无，如之何？”可见，立本与践行之争自七十子已发其滥觞，至孟荀而著。孟子之徒，发明本心的善端，扩而充之，施诸四海，使人的本性散发万丈光辉，最终达于神明不测之境。荀子之徒，躬身践行，以礼约身，达到不勉而中，无入不自得之境。二者同归而殊途，更无待言。

这些分别的产生，大概因为资质相异。那些聪颖高明的人，一言点通，大本已立，然尚需克己工夫以存之。而好学诚厚的人，博学笃行，切问近思，行由中道而闻于天命。因此，学养之法因人而异。其修身虽有不同起点，然而终不免于悟入与笃行。大道深宏，无所不在。如能弘道，何必因方法有异而争论不休？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中华书局，2014.

[2]冯友兰.贞元六书・新原人[M].中华书局，2014.

[3]论语[M].中华书局，2006.

[4]孟子[M].中华书局，2011.

[5]荀子[M].中华书局，2011.

[6]郭店竹简・五行[M].文物出版社，2002.

[7]郭店竹简・穷达于时[M].文物出版社，2002.

[8]礼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左传[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物质文明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论》；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27-03

生态危机由来已久，生态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探索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由于我国正处在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因此，生态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物质变换”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因此研究和挖掘这一思想既有理论必要又有现实意义。

一、“物质变换”思想的历史沿革

物质变换一词在《资本论》中多次出现，但物质变换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农业化学家李希比和生理学家、哲学家摩来肖特都有关于物质变换的阐述，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一词的渊源问题，大致也就形成上述两者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支持哪种观点，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肯定了物质变换的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马恩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的创新。

物质变换来源于德语stoffweschel，德语stoffweschel本身只有一个自然生态方面的含义“新陈代谢”，并且必须符合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李希比的“归还的规律”。然而stoffweschel一词又由两个词构成，stoff和weschel，前者表示“物质”，后者表示“变换”、“交换”，这样合起来就是“物质变换”，但是这个含义只是隐藏在stoffweschel背后。在马克思之前,并没有人发现并使用“物质变换”这层意思,马克思第一次用它来表示商品的交换过程,赋予了stoffweschel一个社会经济含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在“新陈代谢”和“物质变化”这两种意义上使用stoffweschel一词。“新陈代谢”表示自然生态含义，“物质变换”表示社会经济含义。单从词面上看这两个意思并不能等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甚至是对立的，其对立在于是否符合“归还的规律”的问题上,“新陈代谢”符合“归还的规律”,而商品的“物质变换”违背了归还的规律,但是因为无法找到一个词包含这两层含义，所以在《资本论》中，所有的stoffweschel都译成了物质变换，从语词含义的外延和内涵大小而言，物质变换的外延比新陈代谢的外延要大，亦即“物质变换”包含了“新陈代谢”的部分内容。当人们过分地关注其外延时，就会导致无视或忽视其内涵。所以，《资本论》中stoffweschel的一部分生态含义丢失了，被掩盖了，造成了一些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误解：认为马克思不关心自然，马克思的自然理论空场或缺场，近而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

在《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有三种含义：一是自然界的物质转换，也就是说，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二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即人从大自然中吸收以满足他们生存的外部物质,然后又将废物排到体外的生命活动,在这一变换中，人们以劳动为中介,通过生产、消费和废弃来进行。三是社会的物质变换。即以货币为中介的产品交换。在上述三方面的含义中，马克思特别关注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二、《资本论》“物质变换”生态思想详述

仅仅从词源上来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生态思想似乎不够说服力，只有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通过认真研读其著作，才能探寻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真谛。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内涵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就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议，在《资本论》中，马恩认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变换过程”[1]207-208，在这段话中，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劳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化的过程，其次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主体，是主动的，自然是受动，人中介、支配、调整和控制着自然界，再次这种物质变换过程的出发点是人从自身出发来考虑自己的需要，并且不断满足这种需要。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积极主动的，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变自然物质，不仅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资源而且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借助劳动工具改变自然的状态使按其预期的目的来获得使用价值，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马克思是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显然这种断定是片面的，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的断章取义般的理解。

从全面、整体的视角来看《资本论》这篇著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已经被充分揭示，马克思主张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应该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征服和被征服，主客二分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首先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于人而言具有先在性和人的对象性。“不承认自然的先在性，意味着否认人之存在的自然根源性和前提性，人不知从何而来；不承认人的对象性，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互为对象关系，在人的本质中不包含自然的本质，如此就会得出人无法相对于自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结论”[2]。其次，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双向性是一种自然必然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类活动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因此人类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也就以何种方式对待自身，破坏自然也就破坏自身。“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换，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是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208，这即是说，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时，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基于规律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换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所以人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会以相同的方式“报答”人类，人类行为在向自然索取和排泄的过程，要合乎大自然的固有的内在规律性，实现人和自然的双赢。

（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出现的危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物质变换的反自然的本质特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笼罩下物质变换形式的异化。

在资本笼罩全社会的条件下，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实现的物质变换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3]167马克思从商品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特殊性。即商品成为了社会物质交换的媒介,成为了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发展起来。“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1]134这样一来，马克思通过把物质变换置于资本循环中考察，揭示了不受当事人控制的社会联系即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异化现象。

第二，资本笼罩下物质变换目的的异化。

“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1]56。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内容和实质，其次物质变换的目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占有和剥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384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变换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种种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服从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商品的价值总和”[1]217。所以为了实现这种目的，资本家就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也就更加无偿地占有和肆意掠夺自然界，同时也加大对工人的剥削，从而破坏自然危害人类。

第三，资本笼罩下物质变换结果的异化。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被物与物的物质变换关系所掩盖，而资本的逻辑又促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怪圈，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追求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物质变换被纳入到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中。“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区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并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因子”[1]50，这种“量的差别”使得物质变换的频率被极大地提高，违反了物质变换的合规律性和目的性。

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结果造成了人的异化。“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生活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1]359，工人作为活的劳动，不仅被资本家疯狂无情地掠夺，其自身的发展也成了片面的了。不是工人支配工具而是工具支配了工人。“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487。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579，总之，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削”[1]532。此外，不仅造成了单个人的异化，也造成了任何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

（三）解决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危机的途径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28-929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清楚地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出现危机的途径，那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自然纳入进来，而不是单纯以人为主体去征服自然，让自然和人一同控制他们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类行为要符合人类本性和人道主义。

在《资本论》中，有两个循环圈形成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一是在自然的生态含义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循环圈，二是在社会经济含义基础上形成的商品循环圈。马恩通过严密的分析，把这两个圈联系起来，并且认为生态循环圈出现了危机，其根源在于商品循环圈，因为它从根本上违反了物质变换的基本规律，使得物质变换出现了异化。生态循环圈出现了危机,应该从商品循环圈上找原因，而商品循环圈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三、《资本论》“物质变换”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首先，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解决相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参考。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生态思想要求我们关心自然，注重自然本身、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资本、对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盲目和自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比较随意，导致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这些人为的生产活动干预和破坏了现有的生物圈的正常循环。因此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启示我们，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能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态度，要将人类行为合理控制在符合规律的范围内，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1]97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

其次，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视角为我们看待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和途径。控制自然，异化生产和消费，资本逻辑和资本制度是当今理论界关注生态问题的焦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批判的思想阐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资本对自然的异化，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选择，使得自然被视为僵死的被动的物质对象。社会生产率越高，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我们就越应该重视人周围的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也就破坏了人本身。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被破坏又具有不可避免性，所以对于这种不可避免性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法弥补的裂缝，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解决，我想只有回归到理论本身，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才能发现其根源。

最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给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借鉴，为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飞速进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越来越重要，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指明了道路。生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所以生态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但二者并不矛盾，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在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双赢即实现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这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必须实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将现代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结合在一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出现了生态危机，所以他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具有事后性，而我们则不同，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如何将现代化造成的破坏自然等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值得我们思考。《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表述，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提供了方向，因为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离不开资本、生产和消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正确对待资本、技术、生产、消费，我想只有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资本技术生产消费理论为支撑，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符合人类利益，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杨英姿.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J].求索,2012(5).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陈学明.生态文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物质文明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α-糖苷酶活性；锌；弹性硬蛋白酶；酸性磷酸酶；顶体酶

[中图分类号] R69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c）-0012-05

The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biochemical marker of seminal plasma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varicocele

QIN Zhan1 YUAN Yizhi2 YUAN Shaoying1 HU Xiaoying1 JIN Mingyu1 GENG Liguo1

1.Department of Andrology， Zhuhai Branch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Guangdong Province， Zhuhai 519015， China； 2.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Zhuhai 51908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biochemical marker of seminal plasma， spermatozoa acrosin and infertility with varicocele and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infertility with varicocele. Methods Infertility patients were provided by Andrology Clinic in Zhuhai Branch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received from May 2012 to May 2013. 136 samples of abnormal seminal parameters of varicocele （group A）， 32 samples of non-VC， abnormal seminal parameters， reproductive system infective infertility （group B）， 35 samples of normal parameters of VC semen （group C）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dditional 35 samples of non-VC， normal seminal parameters and normal fertility （group D） were served as normal control. Based on the severe degree of varicocele， samples in group A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group A1 （1st degree） with 34 samples， group A2 （2nd degree） with 35 samples， Group A3 （3rd degree） with 35 samples and group A4 （Subclinical） with 32 samples. The quantitive determination was processed on neutral α-glycosidase （NAG）， Zinc， PMN-elastase， acid phosphatase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in seminal plasma in all groups.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NAG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 （28.44±17.02）， （25.27±10.17） mU/ejaculation. The contents of spermatozoa acrosin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 （70.20±49.02）， （50.93±38.64） μIU/106 sperm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NAG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P > 0.05）； the contents of Zinc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 （2.57±1.19）， （1.85±1.11） μmol/mL. The contents of PMN-elastase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 （178.14±79.36）， （601.84±553.97） μg/L. The contents of acid phosphatase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 （239.71±35.21）， （147.96±28.44） U/ejaculation. Huge differences （P < 0.01） were found in the contents of acid phosphatase， Zinc and PMN-elastas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the content of NAG in group C was （178.14±79.36） mU/ejaculation. The content of spermatozoa acrosin in Group C was （138.46±99.14） μIU/106 sperms. Hug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1） were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NAG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C； the content of Zinc in Group C was （3.87±1.85） μmol/mL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was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Zinc by comparing with Group A； the content of PMN-elastase in Group C was （182.01±108.64） μg/L. The content of acid phosphatase in Group C was （270.11±31.03） U/ejacula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contents of PMN-elastase and acid phosphatas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C （P > 0.05）； the content of NAG in Group D was （50.82±20.85） mU/ejaculation. The content of Zinc in group D was （3.90±1.62） μmol/mL. The content of spermatozoa acrosin in group D was （146.78±90.59） μIU/106 sperms. Hug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contents of spermatozoa acrosin， Zinc and NAG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D （P < 0.01）； the content of acid phosphatase in group D was （269.64±28.91） U/ejaculation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y comparing with group A； the contents of PMN-elastase in group D was （177.77±86.55） μg/L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y comparing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group A， sub-groups A4， A1， A2， A3 were ranked in sequence based on incremental severity of varicose. Variance analysis comparison of multi-groups was processed among each sub-group. The content of NAG in sub-groups A1， A3， A4 respectively were （31.87±20.45）， （21.57±7.15）， （34.12±19.34） mU/ejacula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content of NAG between A1 and A3， between A3 and A4 （P < 0.05）. The content of spermatozoa acrosin in sub-groups A2， A3， A4 respectively were （53.11±19.34）， （45.50±28.76）， （74.73±42.41） μIU/106 sperm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A2 and A4 （P < 0.05）. Hug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A3 and A4 （P < 0.01）. Conclusion VC can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NAG activity， Zinc， acid phosphatase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content. The increased severity of varicocele causes the more obvious reduction of NAG and spermatozoa acrosin，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of semen and fertility.

[Key words] Infertility with varicocele； Neutral α-glycosidase； Zinc； PMN-elastase； Acid phosphatase； Spermatozoa acrosin

WHO把精索静脉曲张（varicocele，VC）列为男性不育的首位原因[1]，在不育男性中发病率高达25%-40%。有很多研究表明VC不育症与局部温度过高、精索静脉内压力增高、局部缺氧与pH值改变、肾上腺和肾静脉内的物质反流等因素有关，但确切原因未明确。由于精浆含有维持生存的各种营养成分，又是运动的必需介质；顶体酶是参与穿透卵子透明带的顶体反应中最重要的酶，因此，VC与的活动力、受精能力密切相关。本研究检测了VC不育症患者的精浆生化标志物与顶体酶的活性，为探讨VC不育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一些实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来源于2011年5月～2013年5月在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男科门诊就诊的不育症患者，随机选取VC不育症参数异常者（A组）136例，生殖系统感染性不育症但无VC且参数异常者（B组）34例，有VC参数正常者（C组）35例，另取无VC且参数正常并已生育的体检健康者（D组）35例设为正常对照组。其中A组又根据VC的程度分为A1组（Ⅰ度）34例、A2组（Ⅱ度）35例、A3组（Ⅲ度）35例、A4组（亚临床型）32例，A组患者年龄平均（33.17±3.83）岁，A1组平均（33.86±2.16）岁，A2组平均（34.21±4.23）岁，A3组平均（33.21±2.39）岁，A4组平均（32.93±4.63）岁，B组平均（34.16±4.52）岁，C组平均（33.81±4.01）岁，D组平均（32.68±4.29）岁。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均有可比性。精索静脉曲张程度可根据触诊与彩超检查结果分为四度：Ⅰ度：触诊不明显，但Valsava方法检测阳性；Ⅱ度：触诊时容易触及扩张的静脉，但不易看见；Ⅲ度：能看见扩张的静脉成蚯蚓团突出在阴囊表现，容易摸到；亚临床型：触诊不明显，Valsava方法检测阴性，但彩超可见静脉反流[2]。本研究课题经广东省中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阅并通过，所有纳入的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诊断及选择标准

1.2.1 诊断标准 参照WHO《人类及—宫颈粘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5版）、《不孕与不育》[2]制订：①夫妻同居1年以上，性生活正常而未孕。②浓度

1.2.2 纳入标准 ①符合VC不育症或附睾炎不育症的诊断标准；②年龄在25～45岁。

1.2.3 排除标准 ①年龄45岁；②患有其他影响生殖功能疾病者；③1个月内曾经服用其他治疗不育症的药物和接受其他相关治疗者。

1.3 标本采集与储存

禁欲2～7 d后取精，将通过法采集的置无菌杯中，置37℃水浴箱中液化。将液化的通过离心机离心取精浆，置在3～5℃冰箱中保存。

1.4 检测方法

1.4.1 质量检测 采用WLJY-9000型质量检测系统（北京伟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严格按照WHO《人类及-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第5版）的方法检测质量。

1.4.2 精浆生化标志物与顶体酶检测 精浆中性α-糖苷酶、锌、弹性硬蛋白酶、酸性磷酸酶、顶体酶定量检测试剂盒采用广东深圳华康生物药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正常值：精浆中性α-糖苷酶≥20 mU/一次；锌>2.4 μmol/mL；弹性硬蛋白酶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2.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组与其他各组的精浆生化标志物与顶体酶的比较

A组与B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分别为（28.44±17.02）、（25.27±10.17）mU/一次，顶体酶含量分别为（70.20±49.02）、（50.93±38.64）μIU/106，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锌含量分别为（2.57±1.19）、（1.85±1.11）μmol/mL，弹性硬蛋白酶含量分别为（178.14±79.36）、（601.84±553.97）μg/L，酸性磷酸酶含量分别为（239.71±35.2）、（147.96±28.44）U/一次，两组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C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为（48.02±21.10）mU/一次，顶体酶含量为（138.46±99.14）μIU/106，与A组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锌含量分别为（3.87±1.85）μmol/mL，与A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弹性硬蛋白酶含量为（182.01±108.64）μg/L、酸性磷酸酶含量为（270.11±31.03）U/一次，与A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D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为（50.82±20.85）mU/一次，锌含量为（3.90±1.62）μmol/mL，顶体酶含量为（146.78±90.59）μIU/106，与A组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酸性磷酸酶含量为（269.64±28.91）U/一次，与A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弹性硬蛋白酶含量为（177.77±86.55）μg/L，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各亚组精浆生化标志物与顶体酶的比较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各亚组A4组、A1组、A2组、A3组曲张程度逐渐加重，A1与A2、A3与A4等多组间比较，A1、A3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分别为（31.87±20.45）、（21.57±7.15）mU/一次，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精浆生化标志物各指标与顶体酶含量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A2与A1、A3与A4等多组间比较，A2、A4组顶体酶含量分别为（53.11±19.34）、（74.73±42.41）μIU/106，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精浆生化标志物各指标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A3 与A1、A2、A4等多组间比较，A3、A4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分别为（21.57±7.15）、（34.12±19.34）mU/一次，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顶体酶含量分别为（45.50±28.76）、（74.73±42.41）μIU/106，两组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A4与A1、A2、A3组比较，A4与A1组精浆生化标志物各指标与顶体酶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A4与A2、A3组顶体酶含量、A3、A4组中性α-糖苷酶含量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精浆生化标志物各指标与顶体酶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在不育男性中发病率为25%～40%[1]，其导致男性不育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上普遍认为与局部温度过高、精索静脉内压力增高、局部缺氧与pH值改变、肾上腺和肾静脉内的物质反流、免疫因素等有关。近来有关VC导致不育的细胞分子机制取得了两方面的重要进展：细胞凋亡异常氧化应激[3]。精浆含有维持生存的各种营养成分，又是运动的必需介质。精浆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物为中性α-糖苷酶、锌、弹性硬蛋白酶、酸性磷酸酶等。实验可见VC不育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精浆的中性α-葡糖苷酶活性明显下降，而且从表2可见，随曲张程度加重，下降越明显，从而影响的活动力，首要原因是VC可引起、附睾内的氧化应激增多，附睾抗氧化机制异常[4]，导致活性氧（ROS）过度生成，一氧化氮升高，丙二醛的增加，进而导致过多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发生而损伤生精细胞[5]；附睾上皮的凋亡增加影响附睾分泌功能。附睾的各个部分均有中性α-葡糖苷酶大量分泌，作为衡量附睾分泌功能的中性α-葡糖苷酶参与多糖分子内的α-1、4糖苷键，可催化多糖或糖蛋白中的碳水化合物分解为葡萄糖并为代谢和运动供能。成熟、获能及受精过程伴有的比较活跃的糖基反应都与中性α-葡糖苷酶活性有关，其活性降低可直接导致质量下降[6]。VC患者精浆的中性α-葡糖苷酶活性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精索静脉曲张改变了附睾的血流动力学、影响了附睾组织的正常代谢有关[7]。精浆锌、酸性磷酸酶含量下降，常见于慢性前列腺炎患者，VC患者精浆中的锌、酸性磷酸酶由前列腺分泌，酸性磷酸酶能参与代谢并有助于活力，其活性受雄激素调控。精浆锌对男性生殖功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通过延缓脂质过氧化而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从而保持活力，并可以清除由白细胞和有缺陷的产生的氧自由基，减少氧自由基对的毒性。本次实验可见VC可导致精浆锌、酸性磷酸酶下降的机制还不清楚，可能与VC导致的精浆氧化应激水平升高相关。不育症患者弹性硬蛋白酶含量升高，常见于生殖系统感染，如附睾炎、前列腺炎等，生殖道感染时，分叶核粒细胞参与吞噬病原体等抗炎反应，并分泌大量弹性硬蛋白酶至胞外，从而在精浆中表现。单纯VC不育症患者无感染，故本次实验VC组检测值明显低于附睾炎组。

的质量除了从的运动能力衡量外，还需要有较高的受精能力，即能完成顶体反应，穿过透明带进而和卵细胞融合，完成受精过程。VC患者的除了活动力异常外，其受精能力也下降，主要表现为顶体酶含量下降，从表2可见，随曲张程度逐渐加重，顶体酶含量下降越明显。要穿透卵细胞的透明带，必须完成顶体反应以溶解透明带，顶体酶则是参与顶体反应的重要酶类物质之一， 在受精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顶体酶是与顶体膜相连的胰蛋白酶样丝氨酸蛋白酶，以酶原的形式储存在顶体内，在受精过程中起溶解透明带，为精卵结合提供条件的作用，顶体酶活性是反映活质量的重要指标[8]。实验可见，VC患者顶体酶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可能是由于VC可导致中凋亡相关表型增加，包括质膜磷脂酰丝氨酸（phosphatidyl-serine，PS）外翻、线粒体功能障碍及核DNA损伤[9]。质膜的完整性是具备正常受精能的重要因素，质膜功能损害主要始于PS外翻，造成质膜的成熟障碍， 位于顶体内层浆膜上的顶体酶活性随之下降，的受精能力受影响。

本研究显示，VC不育组中性α-糖苷酶活性、锌、酸性磷酸酶、顶体酶含量均下降，弹性硬蛋白酶影响不明显。随曲张程度加重，中性α-糖苷酶活性、顶体酶含量下降越明显，对的活动力、受精能力的影响也进一步加重，提示与VC不育症患者的精浆氧化应激的水平及生精细胞凋亡呈正相关。因而，临床上对VC不育症患者进行中性α-糖苷酶活性、锌、酸性磷酸酶、顶体酶进行检测，可充分了解VC对患者的损害程度，让医师采取正确的临床决策，并可作为治疗效果评价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

[参考文献]

[1] French DB，Desai NR，A garwal A. Varicocele repair： Does it still have a role in infertility treatment [J]. Current Opinion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2008，20（3）：269-274.

[2] 罗丽兰.不孕与不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846-853，856-864.

[3] 黄宇烽.精索静脉曲张与男性不育[J].中华男科学杂志，2010，16（3）：195-197.

[4] Wang HF，Shi BK，Chu MM，et al. Expression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 1alpha and function of epididym is in varicocele： expermient with rats [J]. Zhonghua Yi Xue Za Zhi，2008，88（24）：1670-1672.

[5] Agarwal A，Makker K，Shamra R. Clinical relevance of oxidative stress in male factor infertility： An update [J]. Am J Reprod Immunol，2008，59（1）：2-11.

[6] 王瑞，郑涛，王祖龙，等.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的精浆生化分析[J].中国男科学杂志，2007，21（3）：20.

[7] 王海旭，周党侠，李砚，等.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的常规、动态参数和精浆生化指标分析[J].现代泌尿外科杂志，2012，17（2）：127.

[8] Cui YH，Zhao RL，Wang Q，et al. Determination of sperm acrosinactivity for evaluation of male fertility [J]. Asian J Androl，2000，2（3）：229-232.

物质文明的含义范文第5篇

意向性：它的基本结构

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理论。胡塞尔说：“意向性表现了意识的基本性质，

全部现象学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②意向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ndere，意思是“指向”。胡塞尔把意向性定义为“作为‘对某物的意识’的心理过程的特性”③。或者，“意向的心理过程就是对某物的意识”④。

从一般的自然态度来看，在意识中，我们意向着意识之外的实在的对象。但是不难发现，在许多时候我们意向的对象不真的存在，比如说是虚构的或者幻想的，而我们的意识却仍然是可能的，意识的意向性仍然存在。这便意味着意识当它和实在没有关系时仍然是自身完整的、自足的，因此，意识能够拥有纯粹的意向性和纯粹的活动，意识的本质是意识的纯粹的内在固有的性质，这种本质和实在或由关在所决定的经验无关。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了对意识本质结构的初步设想。www.133229.cOm首先，他认为意识具有“性质”（quality）和“材料”(matter)两个方面：“每个心理行为(act)有两个方面：性质，它把行为刻划为比如说表象或判断；材料，它授予行为对一个对象的确定的指向，比如说，它使这个表象只显示这一个对象而不是别的。”⑤可以看出，胡塞尔把“性质”看做是行为中决定这个行为是什么种类的行为的那种内在规定性，而把“材料”看作是行为中确定哪一个是被意向的对象的那种要素。其次，胡塞尔区分了意识的“实在的（real)和意性的(intentional)内容”⑥。意识行为的实在内容指的是发生在意识的内在时间中的实际的过程方面，这是一种属于并且只属于“这一个”行为的特殊事实。意识行为的意向性内容则是一种普遍性的“意向性本质”⑦，或者“经验的观念本质”⑧。这是许多不同行为都同样可以具有的抽象或观念的方面，即行为的意义。

这种设想在《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中进一步发展为更为清晰而成熟的思想。胡塞尔采用了新的术语，noesis和noema*,来描述意识的现象学内容，noesis是意识行为的“实在的”方面，是行为的时间性的成份，并且它只包含“那些自身具有意向性特性的心理过程的要素”⑨。而不包含那些自身不具有意向性的要素，如“感觉内容”或“质料”，虽然，感觉质料也是行为的实在的成份。noesis具有两个方面：（1）意识行为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决定一个行为成为一个什么种类的行为（知觉的或想象的或判断的等等）；（2）“给予含义”(sense-giving)的特性。这个规定性决定了一个行为成为一个什么种类的行为（知觉的或想象的或判断的等等）；（2）“给予含义”（sense-giving）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一个行为的内容，也就是意向的内容。不难看出，noesis的第一方面属于《逻辑研究》中所说的“性质”方面，第二方面属于“材料”方面，而noesis相当于所谓的“实在的内容”，因此，它的第一方面是意向行为的实在的性质，而第二方面则是实在的材料。和noesis相反，noema是意识行为中和noesis相关的非实在的意向性内容，或者说，是noesis的抽象性的相关物。和noesis的结构相对应，noema也有两个方面：（1）意向行为规定性的抽象内容。这是行为的方式即noesis的第一方面的相关物；（2）意向行为的“含义”（noematicsense），这是noesis第二方面的相关物。含义是胡塞尔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含义是noema的根本成份”⑩。含义是一种普遍性的内容，它不以具体行为类型的变化为转移，假设有一组指向同一个对象的行为，这些行为分别是知觉的、记忆的、判断的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为可以拥有同样的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noema相当于《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内容”，noema的第一方面便是意向行为的非实在的或意向性的“性质”，第二方面则是非实在的或意向性的“材料”。

很显然，noesis是意向行为的意向作用本身，也就是发生着的“我思”，是自我的“注意的投射”⑾。由于它是“指向着”的，因此它便“授予”意向行为以含义。而noema是它的相关物，是意向行为的非实在或观念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自身发生着的，而是被包含着的。简单地说来，noesis和noema就是意向行为中的“意识本身和意识的相关物”⑿。我们决不能把noesis和noema看做是各自独立的东西，相反，它们是一个行为中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不具有noema的noesis是不可能的，noesis本身必然包含一个noema。胡塞尔指出：“每一个意向性的心理过程显然是noetic，它本身便饮食了含义这种东西（13）。他还说：“决不可能存在着一个noetic要素而没有一个noematic要素专属于它。“（14）（noetic和noematic是noesis和noema的形容词）胡塞尔为什么需要设立一个noema？这至少有两个原因：（1）如果noesis不上有noema，那么noesis的实在性就不是一种现实性，这样的心理行为便没有反思形式，就不可能向意识显现，它对于我们的意识便将只是作为虚无而悄然逝去；（2）noema不仅是noesis的反思形式，而且是它的构造工具，也就是说，它通过noema构造了意向行为的客观性内容，这样一个意向行为便不仅具有它本身的主观性方面而且同时具有属于它的客观性方面，于是，意识的纯粹完满性、自足性便是可能的。因此，胡塞尔常常把雠称作“客观性含义”（objectivesense）。

noema，对象，知觉表象

noema显然是意向性问题的关键，对它的理解必须摆脱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

noema既然是意向行为的客观性内容，那么，它是不是意向行为的对象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的本质在于“每一个心理现象都被刻划为中世纪学者称作意向性的非实在的对象（15）。扫布伦塔诺的看法，心理活动的所指和真实对象毫不相干，心理的对象自身被饮食在心理活动之中。这样的话，我们便无法判定我们看见的这一棵树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的。胡塞尔通过建立noema的理论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在胡塞尔看来，每个意向行为都有着指向，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有一个对象，本质地连系于每个意向行为的东西不是对象而正是noema。胡塞尔指出：“被给予意识的东西本质上是同持的，不管所显现的东西是否存在，也许是幻象，或许是全然地荒谬。我想到朱比特就象想到俾斯麦，想到巴比伦塔就象想到科隆大教堂。”（16）可见，对象和意识本质无关，意识的纯粹本质在于它有着一种“指向”，有一种内容或含义也就是noema。不难看出意向行为中的“‘内容’和‘对象’之间的区别（17），正是通过noema，“意识才连系于作为它的对象的某物”（18）。胡塞尔将其总结为一个命题：“每个noema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含义’，并且通过它而连系于它的对象。“（19）当然，一个noema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对象，但这是在另一种情况中出现的，只有当我们对一个意内行为彩取现象学态度，进行现象学反思行为的对象，也就是说，原先行为中的含义可以在对这个行为的反思行为中转化为对象，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反思行为，一种新的noema或新的含义去认知原先行为的noema或含义。胡塞尔称之为“含义的第二级水平：对一个含义的含义”（20）。为什么一个行为不能把它自身的含义当做对象？胡塞尔指出，在这个行为中，自我的注意力正“忙于”关注意向的对象，通过含义去把握那个对象，这时我们便无法意向这个行为的含义自身。胡塞尔说：“如果我们进行一个行为并在这个行为中活动，像事实所发生的那样。我们自然而然地指向这个行为的对象而不指向它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给出一陈述，我们判断的是这个陈述所关涉的事物，而不是这个陈述的意义，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判断本身。后者只在思维的反思行为中才变成对象性的东西。”（21）

现在我们讨论另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胡塞尔在解释noema时说：“比如说，知觉拥有它的noema，就其最基本水平而言，就是它的知觉的含义，也就是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theperceivedassuch）。与此相似，回忆拥它的被记忆的东西的本身（therememberedassuch）……判断拥有被判断的东西的本身（thejudgedassuch），喜爱拥有被喜爱的东西的本身（thepleasantassuch），等等。”（22）造成误解的地方就在于胡塞尔把noema解释为“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这就容易使人把noema理解为通过感官而知觉到的东西，成为类似经验表象的东西。然而根据胡塞尔的真正思想看来，同一棵树，我们可以知觉它，可以回忆它，还可以判断它，因此，这种“（）assuch”的结构不一定需要一个表象，这个结构中（）里面的内容可以随行为种类变化而变化，但这个结构中的意向内容即含义则是同一的，可见，含义是超越具体行为种类的，也就超越了具体行为情况，超越了表象，并且含义作为一种主体间的意义，我们能把它告诉别人，别人也“能把握它即使他不是一个知觉者”（23）。于是，即使在知觉行为中，noema的含义也不是被感知的。胡塞尔明确地指出“一个知觉是个含义‘的’知觉，这和说知觉是对这幢房子的知觉是不同的，这上知觉‘拥有’含义，但这个含义是不被知觉的。……这个知觉依据它的含义而被刻代划为一个内容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其正面是石头的圆柱等等的知觉，假如我闭上眼睛并相应地回忆这幢房子，那么这个回忆便是拥有同样含义的回忆。”（24）由此看来，noema显然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是意识纯粹本质的关键方面，因此，决不能把它和任何非纯粹的东西，如实在的对象或经验表象混为一谈，因为当时意识采取现象学态度时，全部不纯粹的东西便被“悬搁”了。

noesis,noema和感觉材料的三重关系

我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意向行为作为一个知觉行为时，便涉及感觉材料的问题，感材料便成为意训的第三个成份。在胡塞尔看来，noesis和感觉材料都是知觉行为的“实在的”部分，但这二者之间却有着区别。noesis是意向活动的本身，是一个指向的作用，它本身具有意向性，因而它是属于意识的纯粹本质的。感觉材料则是意识的不纯粹部分，它“本身不具有意中性”（25）。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一个对某物的意识”（26），于是，“它本身不具有含义”（27）。所以，感觉材料和意识本质无关，意识离开感觉材料仍然能够完整地存在。只有在知觉行为中，意识才牵涉到感觉材料。胡塞尔把noesis当做是“无材料的形式”而把感觉材料当做“无形式的材料”（28）。当知觉行为发生时，noesis给予材料以形式，于是“材料便被‘赋予生命’“（animated）(29)。就这样，noesis把感觉材料“带进了意向性经验并使它具有了意向性的特性”（30）。noesis和感觉材料相结合而产生了显现给意识的东西。

noesis给感觉材料以生命是为了让感觉材料来“描画”（adumbrate）noema中的含义。胡塞尔举例说：“一棵树的颜色……也就是实在的树的颜色……这种颜色不属于知觉的心理过程，不是一个真实内在部分，不过我们也能够在具体的心理过程的材料要素中找到‘某种类似颜色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的颜色’，而noematic颜色或‘对象性的’颜色便是被感觉材料的颜色所‘描画’的。”（31）而noematic颜色对于许多不同的知觉来说，它可以是“同一的而且就本身而言是不变的颜色”，因此，它可以“被连续的多种多样的感觉的颜色所描画（32）。据此可见，感觉材料，比如作为感觉材料的颜色，是我们经验着（experencing）的即自然发生着的事实，但它不是我们意识着的即自觉持把握着的事实。只要被noesis所激发的、被客观化了的感觉材料才是向我们显现的东西（theappearings），比如说，显现的颜色（theappearingofthecolor）。另外，和前面二者不同，noematic颜色不是心理过程中实在的部分，既不为我们所经验也不是显现的颜色，而是一个知觉行为中的纯粹的抽象的意向性内容或含义，也即是noesis激发、构造感觉材料的纯粹的依据。这种纯粹的含义不是一种“描画”（adumbrations），而是“被描画的东西”（whatisadumbrated）(33)。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胡塞尔把知觉的noema称作“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并以此区别于“被知觉的东西”。（thepercerived）很显然，“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的那个本身作为纯粹的含义虽然在知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它本身并不被知觉着，它本身并不以种种具体的知觉的存在为转移，它是自身同一而不变。

含义的结构：内容和x

由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noema在意向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noema中的含义则是noema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部分，因此，含义实际上便是意向性的关键，或者说，含义在根本上决定了意向性的本质特征——“对某物的意识”。那么，含义决定“对某物的意识”是如何可能的？并且，这个“某物”在关于它的一系列意识中如何具有明确性？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含义的结构的问题。

对某物的意识或者行为中对一个对象的意向性关系有二个层次：存在着一个对象被意向性关系有二个层次：存在着一个对象被意向着；同时，这个对象是被如此这般地意向着，或者说，被意向成为如此如此的情况。于是，含义便具有两种功能因而具有两个部分：（1）和意向性关系第一层次相适应的是“可确定的x”，（determinablex）简称x，这上部分决定了哪一个对象是被意向着的；（2）和意向性关系的第二层次相适应的是“属性”，即是“谓项”（predicates），这个部分决定了对象被意向成什么样。x本身是一个“空的x”（emptyx），它指示着意向行为的那个“某物”或者“对象”本身，这个x被设想为“和全部谓项分离开来的纯粹的x”（34）。而“谓项”则是这个对象在特定行为中所呈现的种种确定性，如粗糙的、坚硬的、彩色的等等性质。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个部分是不能独立出现的，因为，“谓项”总是“‘某物’的谓项，这个‘某物’……是中心的统一点（point—of—unity），……是谓项的‘负荷者’（bearer）”（35）。于是，x和“谓项”综合在一起，就像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便是noema中完整的含义，也就是“处于确定性的方式之中的对象”（36）。这便是含义的一般形式。在这个形式中，x是“可能的谓项的确定的主项(subiect)“（37）。而谓项则是它的种种确定性质或属性。比如说，有一个意向行为的含义表达为：一棵树在花园里开着花。那么“一棵树”便是主项，便是被充满的x，而“在花园里开着花”则是谓项。

胡塞尔对含义结构的分析使他能够克服意识问题中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假如我们认为每个意向行为的对象只不过是随着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具体内容，那么，我们的意识之流便不具有任何统一性，我们便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我们便不能认识任何一个确定的对象，因为每一个对象都转瞬即逝，并且永不再来。又假如我们认为对同一个对象的各种认识都是原则上同一的，那么我们便走向极端的机械主义。而胡塞尔的理论却合适地解决了几个不同的意向行为拥有不同的意义而又拥有同一个对象的问题，他认为，关于同一个对象的意义是统一的却不是同一的，不同行为的不同含义能够指向同一个对象，“对象……一再地‘不同地被给予’，它却可以是‘同样的’”（38）。含义是“可变化的而‘对象’……却恰恰是同一的对象”（39）。比如说，同一棵树，我们可以观看它的正面，还可以去看它的反面，又如“‘等边三角形’如‘等角三角形’的观念在内容上并不相同，然而它们都……指向同一对象（40）。不难发现胡塞尔为什么强调需要一个x来保证意向行为的明确性，这个x作为noema中的“绝对存在”的对应关系。于是，含义的结构可以描述为，以判断为例：存在着对象x，这种x是如此这般。其它行为的含义结构如果能够表述的话，也将呈现为这个形式。

在这里，我闪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由于胡塞尔认为意向性关系的明确性只为含义所决定，于是，有的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比如说，有人认为“美洲的发现者”是哥伦布，但事实上不是哥伦布而是埃雷克逊（41）。可见，只为含义所决定的意向性关系很能容易产生错误的所指。我认为这种批评意见是对胡塞尔的误解，因为胡塞尔对含义的讨论是在意向的一般本质的这种水平上进行的，他并没有把含义作为命题的逻辑成份来讨论，因此，不涉及“真值”问题，或者说，是超越了真值问题的，也就是说，真值问题只是作为意向关系的特殊具体情况而被超越了，胡塞尔的含义理论只在意向关系的一般本质的水平上有效。-同时可以看出，胡塞尔的含义理论是一个本质论的问题，而不是认识论问题或逻辑问题，胡塞尔的确认为他的理论不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研究，而是对“纯粹逻辑”或“超越的逻辑”的研究。显然，胡塞尔的理论和麦农（a·meinong）、弗莱格（g·frege）的理论是不同的（有些人以为他们是基本类似的）。弗莱格认为一个句子当不具有真值时仍然具有意义，这表面看起来和胡塞尔有一点相似，但弗莱格不是从意向的一般本质上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把那种不具真值的意义当做是句子中逻辑有效的成份，这便成为一个语言的逻辑问题，便必然为后来的决义理论证明为错误的。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逻辑问题中，逻辑学并不比动物学更多地承认独角兽的存在，因为逻辑学和动物学一样都是研究真实的世界。而胡塞尔的研究对象却是意识全部可能性的纯粹本质，因而这种理论的合理性不以任何具体情况为转移。这也是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严格科学的理由。

含义和意义

虽然胡塞尔没有对语言的逻辑问题作为细致的研究，但他却很关心语言在意识问题中的重要地位。d·w·smith和r·mclntyre根据胡塞尔的论述，提出两条著名的原则：（1）每个语言的意义却是被表达了的含义；（2）每个含义原则上都可能表达为语言的意义（42）。这两条原则在我看来是基本上可接受的（如果根据胡塞尔明显的论述的话），虽然第二条原则仍有令人疑惑的地方。

在胡塞尔看来，对一个对象的知觉含义、回忆含义等等可以和对这个对象的思维含义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可以表达为语言的意义。他指出，各种行为的含义“都可以通过‘语言的意义’来表达，……表达自身有可能适用于各种‘含义’”（43）。他还更明确地说：“noema不是别的，只是适用于全部行为的整个领域的一般观念的意义。“（44）因此，含义和意义实际上是同等的东西，至于为什么分别采用不同的词汇，胡塞尔解释说：“意义（bedentung）……只连系于语言的领域，即表达的领域。……就对于所有意向行为来说，我们仍继续讨论‘含义’（sinn）——一般说来这个词是和‘意义’等价使用的。为了加以区分，我们更愿意把意义这个词在原有要领上使用……把含义这个词更广泛地使用。“（45）胡塞尔显然把语言看作是意义的最根本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胡塞尔和分析哲学家是可以相通的，当然，胡塞尔始终最关心的是纯粹逻辑问题而使他没有转向普通的语言逻辑研究。

虽然胡塞尔通常认为含义都可以表达为语言的意义，但他却又认为语言并不足以表达出全部的含义。他说道：“当一个新的概念形成了，我们总能发现一个原先没有成为现实的意义变成现实的了，……存在着无数仅仅是可能的意义，它们从未被表达，并且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而永远不可能被表达。“（46）胡塞尔对此没有详加说明，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数目一样，总存在着无数的没有枚举到的数目。对此我们有理由怀有疑惑（也许胡塞尔也有着疑惑？），（那些不可能被表达的意义是不是仅仅源于一个数量的原因（就像胡塞尔的比方所指示的）？还是可能源于一个性质的原因？我们甚至可注意到许多我们所能共同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是通过另外一些非私人的或者说是客观的别的种类的形式（艺术？技术工具？）而获得的。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地讨论了胡塞尔关于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当然，胡塞尔对意识本质的研究并不限于结构的分析，他还另外从一种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了意训的本质。从发生学角度看来，对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仍然不是最深层的研究，因为这些意识的结构仍然是预先被给予的，而作为这些结构的存在根据或前提的意识本初状态必须是无条件、无前提的，没有任何结构区分的。这便导入了所谓“时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想讨论的内容，故不多言。

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和发生学研究实际上各自涉及意识本质的不同方面或层次。这两种研究似乎暗示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两种趋向：发生学研究可能趋向一种本体哲学，而结构分析则可能和分析哲学发生某些联系，这很可能是许多分析哲学家对胡塞尔现象学发生兴趣的原因。我倾向于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如果说分析哲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逻辑构象，胡塞尔则企图为意识寻找作为纯粹根据的纯粹逻辑。

注释：

①②③④⑨⑩⑾⑿⒀⒁⒄⒅1922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34445

husserl:ideas: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l.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82.§32,p.61；§146，p.349；§84，p.200；§88，p.213；§85，p.203；§131，p.35；57，p.132；§88p.213；§93,p.226；§129，p.309-311；§129，p.309-311；§129，p.309-311；§88，p.214；§85，p.203；§36，p.75；§86，p.208；§85，p.204；§97，p.238；§85，p.205；§97，p.237；§97，p.237；§97，p.237-238；§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4；§131，p.314；§124，p.305；§124，p.294。

56781621234046husserl:logicallnvestigations.transl.byj·n·findlay.humamitiespressnewyork.1970,ⅴ,§20,p.588；ⅴ，§16，p.576；ⅴ，§16，p.578；ⅴ，§16，p.577；ⅴ，§11，p.559；ⅰ，§34，p.332；ⅰ，§14，p.290；ⅴ，§20，p.588；ⅰ，§35，p.333。

1214husserl:phenomenologyandthefoundationsofthesciences.transl.bytede·kleinandwilliame·pohl·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80.§15，p.72；§16,p.76。

15brentano:psychologlevomempirischesstandpunkt·vol1·book2·chap1。

2024husserl:noemaundsinn(manuscript)p·108.转引自d·fфilesdal,‘husserl’snotionofnoema’in‘husserl,intentionality,andcogintivescienceh·l·dreyfused,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