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相当敏感，涉及民众与投资机构的切身利益。作为主要组织方，笔者在半年多的准备时间里，体会到了中外智库合作的诸多难处，尤其是在思想磨合上，需要克服的问题相当多。幸好，从效果上看，这份报告应该算是成功的。因此，笔者希望能趁热打铁，把一些心得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为什么跨国智库交流很有必要

在中国，智库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历史不算长，频率也不算高。横向比较，智库的跨国交流不会像官方外交那样机制化、高层化，不会像媒体报道那样日常化、大众化，也不会像大学合作那样学术化、理论化。然而，单纯从思想沟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上，智库却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剂。

相比官方辞令与外交沟通，跨国智库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顾虑，非常放松、丰富、充足地阐述各方立场与观点。这种智库交流有一些观点可能会有偏差，但是会成为对方思考中国、提供切实客观对华政策智库方案的重要参考，为防范战略误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相比媒体报道与舆论论战，跨国智库交流更严谨，更能聚焦问题。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不必考虑博人眼球、民众接受度等因素，非常专业、厚重、富有耐心地交换各自的看法。这种智库交流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具体议题，尤其是专业性、行业性很强的问题更具有积极作用。

相比大学交流与学术切磋，跨国智库交流更务实，更能关注现实。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抛开理论束缚与学术窠臼，细致、全面、综合地阐述本方就某个特定议题的思考或顾虑。这种智库交流对思想的跨国传播，尤其是在对方国决策层、精英层的传播极有帮助。

可惜的是，目前跨国智库交流与合作仍有待加强。以某国内排名相当靠前的大智库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上半年立项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仅8个，主办或参与主办的涉外会议12个，向国外知名智库派出研修人员仅4名，这个数量对于该拥有数十个下属研究机构、上千雇员的智库而言，数量实在是太小，质量也不太高。

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不多的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研究合作进程中，中方很容易处在被动、受牵引的地位，很难在研究方法、结果与进程上占有主导权，这使得中国思想的对外传播大大受到限制，有时还遏制、削弱了本应该不断提升的中国软实力。从这些方面看，如何提升跨国智库合作与交流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为何中国智库怕跨国交流

据笔者观察，在中国，国际研究领域（包括外交、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的学者对中外智库交流最为热衷。这首先是出于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因为这批学者大多英语水平高，不少还是“海归”，与海外智库学者的交流自然很多。然而，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偏重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区域问题等智库交流就少很多，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量就更缺少了，在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机构，类似国际交流更是稀缺。

除了研究领域差异造成的国际交流偏好下降，语言能力不足以支撑国际交流之外，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值得扭转的智库研究倾向。

第一，国内议题研究不应闭门造车，而应开门做研究。

一些善于研究国内议题的智库学者以为，老外不可能了解中国，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日益复杂，问老外是没有用的。笔者亲历一位农村研究的智库学者曾在主题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对一位欧洲学者的观点嗤之以鼻，认为对方讲的根本就是皮毛。

事实上，且不说对方讲得对不对，即使是错误或不完整，那不更显得跨国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吗？目前世界关注中国的热情与日俱增，国内议题研究的智库学者，更应抓住机会，敢于走出去，也善于请进来，把中国国内政治的客观进程、国内经济的事实情况、国内社会的复杂博弈等向海外解释与传授，这样将大大提升国外智库对中国事实情况的掌握，摆脱旧有的西方理论套路来看中国。换句话说，过去中国学者当惯了发达国家的好学生，现在也要学着当好老师。对此，智库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国内议题研究不应自说自话，而需要国际话语。

跨国智库合作想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达成共识，至少实现理解双方难处，了解双方观点的程度，通常会受到智库天生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偏好以及国别立场等因素的阻碍。

以2月份笔者所在单位与英国智库合作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为例，国外的视角通常是处于批判与消极评价的态度，认为中国偏于保守，开放进程太慢，但事实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一直都处于循序渐进中，既要不断提升金融效率，又要确保金融稳定，推动中国拥有抵御金融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高度考验中国金融决策者的把控力，也是国际上许多大国在开放进程中所不具有的。要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且能让对方听懂，最好还能接受，进而使报告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论，就需要充分沟通、交流和解释，且要用国际话语的逻辑。这正是跨国智库合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第三，国内议题研究不应只靠国人，而应有包容之心态。

笔者常去上海浦东陆家嘴、北京金融街，常会感慨：为何旨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两大金融重心，外国人的比率却那么少？且不比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就是比起香港、新加坡，国际化程度也还是差很远。智库领域也是如此。

美国智库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吸纳各国人才来研究各国。比如，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不少美籍华人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美国学者为中国外交智库工作，提供对美研究的地道咨询。从这点看，缺少足够多的外籍雇员，是中国智库跨国交流的重大障碍。

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跨国交流水平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不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知耻后勇。随着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智库的国际化水平也水涨船高。比如，中国智库学者的整体外语水平逐年提升，中国人对外心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愿意到中国“淘金”，此时，提升中国智库的跨国交流水平，就不再是“道”的问题，而是在“术”的层面。

笔者建议中国智库至少可以在两方面做出“立竿见影”的努力：第一，勇于邀请外国“退休老干部”为中国献计献策。过去一年，人大重阳邀聘了如伦敦市前商业与政策署长（相当于副市长）罗思义、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等数位前政要担任外籍高级研究员，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们的智慧与建议是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很好借鉴的。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加速孕育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也为处于全面升级转型阶段的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显著改变汽车产业格局和汽车社会形态。今年的报告特别研究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未来汽车产品向“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转型做了前瞻性的探索，对未来汽车产业追求从汽车制造，生产、运营到消费者用户一体化的可持续做了战略规划。

《报告》指出汽车产业能源、信息、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相互融合促使汽车产品向“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汽车的轻量化并不代表安全隐患的增加。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轻量化肯定是汽车产品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并已经成为主要国家及跨国汽车企业的主攻方向之一。而电动汽车在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汽车智能化发展是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在汽车制造、路上行驶等诸多环节深度应用的产物，体现了一种更为便捷、简单的人车交互。

《报告》认为汽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能源消耗，满足多数人的个性化、机动化交通需求。未来的汽车产业要立足国家政治政策，从战略上提前谋划布局，制定长远战略规划；从汽车产业结构上，充分认识汽车产业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领产业的特殊地位，通过制定汽车强国战略，抢占战略至高点。从技术上以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融入全球化，参与汽车产业的技术开发、规范制定与战略分工，建设新一代个性化、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智慧交通体系，推进汽车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在我国，许多重大决定的诞生，都离不开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重要力量——智库。因此，智库被称为“影响决策的人”。在中国，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总会受到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决策咨询服务机构。在我国，智库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我国以决策咨询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决策咨询机构多达200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多，影响不大。

我国智库一般以课题研究的形式为社会、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智库的课题研究，有“命题作业”和“自选动作”两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政府向智库交办课题，“布置作业”，这叫“命题作业”。此外，智库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对相关领域的热点、难点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种形式俗称“自选动作”。

智库机构的咨询报告或者课题研究报告，一般来说，不超过3000字。智库机构向决策机构提交的建议报告，主题必须简明，内容必须扼要。同时要求智库机构，要站在全局角度，不为任何既得利益者代言，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智库机构写几十万字很容易，但是，决策者实际要用、可用、好用的可能只有几句话，甚至是一句话。智库机构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难点课题，研究清楚，表达明白，是很难的。这就要求智库机构的课题报告中，一句话就要是一个重要观点，决策者的决策可能会据此而定。

前面我讲过，在我国，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字数不超过3000字，其中送阅件的字数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但送阅件必须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不讲大话，不讲无用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只讲反映自己独立观点的话。这里强调一下，独立性是智库机构的生命线。在我国智库机构的课题成果，一般来讲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社会广为流传的“383”报告为例，它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大概是两年前启动的，当时很多部门和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现在几十万字的研究成果。

我国民间智库刚刚兴起，与官方智库相比较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为决策建言的渠道不同。一般而言，官方智库可以通过内参或送阅件，直接传递意见建议。官方智库，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同时所传递的意见，能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朋友提供的数字，2012年，国研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其中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其中145篇报告作出过批示。相比之下，我国民间智库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反映到决策层。

民间智库必须通过和媒体合作，才可以把一些建议呈给相关部委和领导。比如北京泛亚智库通过《西部大开发》杂志合作，送阅件多次得到等领导同志的批阅。我国民间智库机构的另外一个方式是举办高水平的研讨会，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从而增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以北京泛亚智库国际咨询中心今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研讨会”，7月在西安举办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研讨会”为例，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决策部门的代表。在会上，多家智库机构的学者对研讨会发表了看法，不少参会代表表示收获很大。这样的研讨会，大大扩大了泛亚智库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我看来，中国智库机构发展将迎来春天，但也要看到，我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咨询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其中“缺乏独立性”是常见的批评声音之一。我国2000多家智库，大多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的缺失，使其决策咨询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对此，我建议官方智库应该突破官本位，追逐公众和国家利益，智库研究人员也应该是独立的，不应受舆论和领导观点的左右。尊重事实和国家全局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应该是官方智慧的职业操守。

目前，我国智库可分为：按《公务员法》管理的智库，参照《公务员法》来管理的智库，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智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智库。还有些民间智库是在工商部门、民政部门注册的机构和组织。我认为，中国智库，以后再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智库简单划分。更不应该给智库身上贴上姓“资”、姓“社”的标签。我建议，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

十以来，我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今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适度超前，服务决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我认为，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匹配。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应该从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鼓励智库更多为国家决策服务。

现在，官方智库发展也遇到了挑战。从根源上讲，就是体制内管理和建设专业智库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官方智库的基本职能是直接为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这个职能决定了官方智库不能去体制化。另一方面，我们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对智库建设水平和专业化程度的要求就越高。

我建议，在体制内建设新型的专业智库，有三个方面需要做出制度创新：一是人事制度，二是财务制度，三是统筹协调外部力量的机制。在资金渠道上，要让社会资金进入。中国智库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这样智库才可大发展，大繁荣。

据了解，国家智库一般通过以下渠道参与决策：

第一，智囊机构接到权威机构就某一大文件或研究课题任务。第二，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影响高层。或者受邀参加专题座谈会。第三，国务院重大决策前夕，往往会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结束时，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有关起草小组再根据讲话精神完善文件。第四，部委研究机构会收到更具体的课题研究，有时候一年有三四百个。在热点问题上，往往还要接受临时突击性咨询。第五，一些内参可以送到中办、国办。第六，学者在研讨会的某一观点受到高层重视，从而影响决策。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非营利性 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1.009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快智库发展。强调指出，要完善我国领导决策机制和程序，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新型智库和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现代智库的两大基本类型

智库，英文为“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顾名思义，智库就是提供思想、智慧和决策咨询意见的组织。“智库”工作通常不是指个体性的智囊活动，而是指其作为一个群体组织来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活动。有的时候，人们也把它比作是决策者的“外脑”。

现代智库一般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作为专家群体生产思想的“工厂”，可提供思想产品（理论、理念、公共知识等）；第二，作为专家群体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可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解决问题的系统应对方案，充当决策者的“外脑”；第三，作为专家群体的独立性社会组织，可搭建各界交流平台（举办论坛、报告会等），影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论；第四，作为专家群体的集聚地，可发挥人才“孵化器”的作用，培训、储备社会人才；第五，作为专家群体的高端组织，可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争取“话语权”的作用。①

起源于欧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是以影响政府（施政者）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我们认为，这应属于一种典型化意义上的智库。但还应有更为广义的智库，即所有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智力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都应属于智库的范畴。虽然影响“公共政策”和具有“非营利性”“独立性”是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智库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广义的智库还应包括那些不以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不完全“非有偿”（没有任何营利、营收的）、不完全“独立性”的智囊组织。比如，那些为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经营性战略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多数是有偿服务，有的则从属于有关组织而非完全“独立性”的。事实上，美国就有不少智库机构是从属于官方、军方和特殊利益集团的。

因此，现代智库通常存在着独立性与从属性、无偿性与有偿性两大基本类型。从这种更广泛的含义上来理解和界定现代智库，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无论从理论逻辑起点还是实践视野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非营利性”

我们不赞成只从影响“公共政策”“非营利”“独立性”角度去界定所有智库。当然，我们这样讲，首先涉及对智库范围、性质、功能的把握，尤其需要正确地理解智库的基本特性。

一般认为，构成智库的基本要素有：一是由两个以上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群体性组织机构；二是为决策者服务，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建议；三是以重要的战策略问题（包括思想、理念、思路、预测、策论等）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四是非营利性；五是独立性。这五个方面几乎是世界各国智库普遍都应具有的共同特性。但问题是如何理解、体现这些特点以及各国智库的个性化、具体化表现。对此，人们似乎还有较大的争议。

总的来讲，对一、二、三个要素人们不会有较大异见，主要是如何把握四、五两大要素，即智库的“非营利性”和“独立性”问题。

“非营利性”作为智库的一般特性，它区别于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的企业组织。但智库也可以开展有偿的决策咨询服务，可以有服务报酬，可以有咨询收益，因而它又区别于完全无偿的慈善机构。智库就是介于“营利性”与“公益性”（无偿性）之间的一种“非营利”“非无偿”的社会组织机构。

那么，一些收取决策咨询服务经费（课题经费）的纯民间、民营的社会智库，是否就可以说是“营利性”智库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民间社会智库，其建立和运行智库筹集的资金不算是一种市场投资行为，收取的有偿决策服务经费不应属于完全市场交易性的买卖行为（可视为“智库成果购买制”行为），况且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还必须以一定的“独立性”（但也可能有利益倾向）为前提。

当然，智库的“非营利”属性也与其“行业”的本质特点直接相关。因为智库提供的是属于头脑智慧、知识产品，虽有价值，但不同于一般商业产品；智库或者说从事决策服务的人和他们服务的对象，都属于社会上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社会少数精英群体），同时，智库产品（决策报告）的个体化色彩很浓，因而难以形成规模化商品；尤其重要的是，智库提供的产品（决策报告），通常具有内部性、预测性甚至严格的保密性。智库的这些“行业”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难营利性”，即只能是“非营利性”的。

因此，对那些民营的、开展有偿服务收益的社会智库，其性质和导向也应是“非营利性”的，它们可以有“收益”，但不能以“营利”为基本目的，否则，就不是“智库”而是企业了。比如，那些提供工程咨询服务、法律财会事务的机构，就属于营利性的企业组织，由政府工商部门负责登记管理，要依法纳税，而社会智库组织则由政府的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通常是可以依法免税的。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②（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规定：要“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

因此，智库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并不是“无偿性”的公益组织，而通常是可以提供“有偿”服务的，可以有“收益”、有“报酬”的。尽管智库的产品不完全是商品，但智力产品有“知识产权”、有社会“价值”。如果把智库的“非营利性”理解为“无偿性”或者完全的“公益性”，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也是不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

如何理解智库的“独立性”

相对智库的“非营利性”，对智库的“独立性”理解，分歧意见也许会更多更大。

一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基本特性，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作为组织机构是独立的，它不从属于其他组织。

二是资金的“独立性”，它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

三是它开展调研活动是客观独立进行的。

四是它提供的研究报告，坚持客观立场，避免因受制于某种利益而造成“偏见”或“成见”，即使经费由服务对象提供，也应坚持客观独立的观点和看法，应更多地注重、关心研究的公益性（公共利益）和公正性。

我们认为，只要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独立性”之一，尤其是能开展客观独立研究、提供客观独立决策咨询报告（观点、结论）的智库，就可以说具备了智库的基本特性和功能，而不应只片面地强调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和经费的“独立性”。

如果认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含义才称得上智库，那么，不但我国绝大多数党政群、社会科学院、党校、大专院校、国防军事和国际外交等系统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不能算智库，就是世界各国的多数决策咨询机构，恐怕也没有几个能称得上是智库了。比方说，美国智库一般都标榜其“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在国际上，美国智库总离不开为美国利益服务，在国内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不少本身就从属于相应的军政或党派机构。

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政策分析研究机构（智库）约有两千多家，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是官方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各部门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较大的州（市）政府设立的政策分析机构。第二类是政府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以及很多大学设立的政策研究中心，大都由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委托合同，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研究报告。第三类为完全独立型政策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研究会等，它们没有政府资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其研究独立性的利益团体的捐助，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设立和资助，并就公共政策发表独立的研究报告。第四类是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由特定的利益团体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更多地代表着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③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性，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那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即使表面上是“民间独立身份”，其实也难免是为“主人”效力的。事实上，美国多数智库背后大都是有利益集团支持的。

总之，智库的“非营利性”“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特点

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目标。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重大决定。同志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进一步重视并加快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1月，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现代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并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予以推进落实。由此，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要求，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当然要具备一般智库的共同特性，即为施政者、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具体表现为前述五个方面的特点。这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与世界各国智库具有共同的特性，中国应该加快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胩峁┕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高端智库更应该突出其专业化水平。

但是，我国要建设的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的现代智库。所以，《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那么，智库的“中国特色”属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必须维护我们爰液腿嗣竦母本利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必须服务于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智库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方面。

作为“中国特色”的智库，自然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解答“中国问题”，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树立“中国形象”，提供“中国方案”。我们无须回避中国智库为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性质及其职责。

那么，“新型”智库又“新”在何处呢？我们认为：首先，中国智库应是立足当今国情世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其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专业性的；第三，是与我国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的；第四，是赋予并要发挥现代治国理政功能和作用的；第五，是体现改革创新要求，按照新的体制机制、组织管理模式来运作的；第六，是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方法相适应，尊重知识、智力，营造探讨氛围，聚引高端人才，能提供客观可靠又有创新见识的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的；第七，是要着力建设一批能与国际智库交流、具有国际影响力、提供国际话语权的现代高端智库的；等等。因此，我们要建设的中国智库是现代、新型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地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我国一个重大发展战略，其战略地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和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协商民主和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和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积极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使我们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法治化，从而更好地以科学决策去引领科学发展。

第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但日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不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国家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正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升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意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智力的支撑。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治协商民主广泛而多层次的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体系，就必须切实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智库建设的战略格局。过去，由于对智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不尽如人意，尤其专业化的高端智库不多。不过，如果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组织基础角度讲，我国也还是具有面广量多的良好条件的。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基本“国情”。

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智库组织形态的基本分布格局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各派、群团组织的政策研究部门；国家和省的参事室、文史馆、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组）；国家、省、市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系统；军事敕老低车牟文鼻楸ê脱芯坎棵牛蛔匀豢蒲Ъ际跸低车难芯吭核；国有企业或国有控制企业的研究部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舆论和舆情部门的“内参”机构；社会民间（包括民营企业）的调研咨询机构等。

上述十多类决策咨询服务组织，构成了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现实基础。客观地讲，我国目前智库或者类似智库的组织机构、人员，已经足够多了，而不是少了。由此我们认为，我国今后建设新型智库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推进各类智库的协调发展上，如何加快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上，如何加强发展专业性强的民间智库上，以及如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高端智库方面。

中国智库也应有足够的客观独立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智库都隶属于党政军群体制内部系统，行政化色彩较浓，从组织和运行的体制机制上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事实。但有人据此否定党政军群体制内政策咨询部门的智库性质和功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我们承认我国目前多数政策研究机构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但这种“从属性”不是衡量智库“独立性”唯一标准。因为，世界上从属于相应组织机构（包括党政军）的智库很多。要知道，现代智库、思想库大都起源于军队的情报作战谋划部门（室）或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前所述，即使十分强调智库独立性的美国，也有不少智库是从属于党派或别的机构的。事实上，美国还有专司游说推销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就属于由特定的利益集团所设立或接受特定利益团体的资助委托的智库，发表的政策分析报告也总是代表这些特定利益团体的观点。他们通过向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游说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目的。因此，说美国的所有智库都是独立的、无党派利益的，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客观性、独立性与党性、人民性是可以统一的。这是我国智库的本质特性之一。从根本上讲，智库为了我们国家的更好发展而提出决策意见，是与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轨同向的。我们党、政府作出的决策，应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包括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我国所有智库及其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只有更客观、更真实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言之有理”“说之有据”，从而更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我国智库研究及成果要追求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内在统一性之所在。事实上，直接从属于党政军群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熟悉决策过程、了解客观情况、及时掌握时局动态、研究成果更易于转化为决策等优势，而这往往又是一般社会民间智库所难以企及的。当然，他们除了发挥智库功能和作用外，还要承担大量日常文稿起草等行政事务性工作，而这些工作一般就不属于决策咨询的范畴了。从这种角度讲，从属于党政军群行政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应是一种属于“半智库”“准智库”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是行政机制，另一方面是智库性研究机构。它们作为我国一类十分重要的智库，事实上直接承担和发挥着决策咨询的智囊作用，而且在履行这种职能的过程中，无疑应保持足够的客观独立性，这样才能提供客观真实的见解，为决策者当好参谋助手，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我国智库能做到开展客观独立研究和提供客观独立的决策咨询报告。毫无疑问，只要是智库或者作为智库的决策建议报告，就应该有客观性、独立性（不能被当事者的个人利益喜好所左右），否则，就不是智库或智库的研究成果了。我们认为，“独立性”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应体现在智库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报告（成果）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公正性上。这是所有智库或者被赋予智库职能、发挥智库作用的组织机构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的职业操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也完全应该并能够做到这种“客观性”“独立性”，这也是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智库建设不应该回避、否定客观独立性，而应该承认、肯定、强调智库的客观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为决策主体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都是有“主体性”、“利益（害）性”的。除了那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比如全球气候等问题）提供的客观独立研究报告才具有“全人类”利益外，世界上几乎所有智库及其研究报告都是为本国或相应的决策主体服务的。而智库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报告越客观真实，才越能真正提供多视角、原创性、可选择的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体现智库的应有价值，发挥智库的应有作用。

作为“中国智库”，毫无疑问应有中国的“主体性”。正如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显然，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努力方向。

中国智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讲，只要从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库。至于是从属于相关部门还是自身独立运行，这仅仅是智库的组织类型不同而已。现在世界上各国智库通常都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只是数量比例多少不同罢了。再说，虽然多数智库通常都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有专司为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因此，智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能只从某一个角度去判断。

但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智库现状不存在问题，不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恰恰相反，我们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目前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水准智库缺乏，提供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性安排不完善，智库建设整体规划不够，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合理，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总之，目前中国的广义智库、准智库、“半智库”数量过于庞大，而且近年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有特色、有创见、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不多，存在着大量低层次的重复劳动，人力、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除此以外，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宽阔的国际视野、广博的古今知识、客观的问题意识、独立的科学精神、担当的家国情怀、踏实的治学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都是中国智库应当着力倡导和养成的，也是中国智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步伐加快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且在发展中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正如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智库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任务

我们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总目标，扬长补短，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智库体系。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坚持统筹“合”库。如前所述，就类型和数量来讲，当前我国智库总体上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有人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主要对象、直接或间接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服务的“政策型”研究组织就多达2000家。如果统计到县市一级，全国各级各系统各领域为领导部门决策咨询服务或赋予相应职能的“智库”，更是多达上万家而远不只是两千多家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从数量上建更多的智库，而重点应控制规模，合理分工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资源，尤其是党政等行政化编制内的决策咨询服务部门，更应下决心从过多地服务于领导机构起草日常文稿、日常行政服务中解放出来。我们尤其需要统筹整合纵横向雷同的政策调研、文稿起草机构，统筹整合研究领域、服务对象重复的研究力量，以期更多地发挥其智库功能。当然，实践证明，当前要想从体制和组织机构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并不现实，可行之策是通过“智库联盟”“智库联动”“课题协同”等组合办法来解决。

坚持特色立库。我国目前智库系统、类型、数量多，但有特色的智库并不多，尤其是全国上下垂直的同部门、同系统内部的决策服务部门，几乎都是雷同的。名称相同相似事小，问题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大多是大同小异，这导致智库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研究报告质量不高。在下一步智库改革建设中，应对各系统的研究机构有不同定位，有明确重点，统筹分工，各有特色。缺乏特色的智库，即使机构规格高、人员数量多、轰轰烈烈一时，也是难以持久或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部级的极少数综合型智库外，其他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应各有侧重，有自己特定重点范围，实现特色立库，特色发展。

坚持专业兴库。现代智库可分为综合和专业两大类型。综合型是少数，多数智库应有自己专门的侧重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的特色。但无论综合性研究机构还是专业性研究机构，作为真正的智库，都应该具有“专业化”特点。这里的“专业化”既包括研究对象分类的“专业性”，更主要是指研究水平的“专业性”。只有长期从事智库自身定位范围的研究、拥有稳定的职业化研究队伍、开展独立的客观调查研究、掌握本领域大量客观材料、提供客观独立又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报告的智库，才是真正的专业化智库。目前，我国智库体系中比较缺的就是特色鲜明、专业水准高的智库。

坚持民间建库。目前，我国智库多属行政色彩很浓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而企业、行业、民间的社会智库发育时间短、数量少，属于要补齐的“短板”。所以，《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如果说支持国有企业办智库尚属政府“体制内”的话，那么，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也明确强调要支持发展社会智库，并要求社会智库也要“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坚持高端强库。作为一个智力大国和世界大国，智库数量多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应有一批在世界多数领域都有一定话语权的部级、世界级高端智库。这正是我国智库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中国应着力培育一批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高，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国提供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世界能级的高端智库，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更充分地展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此，我国当前和今后应重点加快建设专业化的高端智库，按照“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要求，着力打造若干个或有综合性优势或有专业性特色优势的部级、国际化高端智库。

坚持改革兴库。我们主张广义地理解智库，把从属于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也纳入到我国智库体系并作为重要的主力军，但它们毕竟还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职业化的智库。我国智库多数与行政机关密切相关，这是它们发挥智库职能作用的重要优势。不过，这些“半智库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如果想要更多更好地履行智库职能的话，那就需要尽可能淡化一些行政色彩，减少一些日常起草文稿的行政性事务。这是我国智库建设改革创新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次，要重点着力改革我国智库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灵活性。

再次，还要进一步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倡导探讨争鸣的环境，以期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就是要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革除智库领域传统行政体制弊端，改进智库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智库运行机制，健全智库保障体系，实施有效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真正激活智库发展动力，走改革创新建库、立库、兴库、强库之路。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综合发展和竞争实力，应作为长期而紧迫、重大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果，努力建设一些专业化程度高、战略谋划能力和决策服务能力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的高端智库，而要建设知名的优秀高端智库，就应坚持智库的专业化要求，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在长期积累材料、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系统化、集成化、可持续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经过提炼创新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林坚：《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局思考》，山东智库联盟《智库研究》，2016年5月16日。

②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研究性教学法；智力开发型教学法；热点研究型教学法；平台创新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6?0056?03

“研究性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中小学课程[1]。有两位教育学家起了先导作用：一是杜威1916年创立的“问题教学法”；二是克伯屈20世纪初创建的“设计教学法”。后来，国外许多教育家、教育部门发展了“研究性教学法”。1959年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提出，应重视科学的知识结构，重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率先倡导“发现法”。1961年美国教育家施瓦布在《作为探究的科学教学》的报告中提出了“探究式学习法”。1983年4月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在《国家处在危机之中》的调查报告中规定，四年制高中毕业生要必修3年社会研究课程，要求学生通过调查研究和问题探讨的方式进行学习，一方面使学生获得探究能力，另一方面增强学生的探究能力、科学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的社会实践能力。1998年，美国博耶委员会在《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研究型教学作为本科教学的要求。

我国也十分重视研究型教学方法的改革。1999年，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强调指出，“积极推进高校的教学改革”，“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2005年，教育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大学生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提高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要让大学生通过参与教师科学研究项目或自主确定选题开展研究等多种形式，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工作”。笔者结合高校教学工作的实践，探讨了研究性教学法的一些做法，跟大家共同交流。

一、研究性教学法的含义及特征

美国生物化学家博耶（PaulD.Boyer）认为，研究“不仅反映了人类对未知的追求和寻求对未知的理解时的最急迫的、不可抑制的需求，它与提出新思想的自由，与以不断变化的眼光审视每一种观点的自由紧密相连。它为庆祝任何一个新思想带来喜悦”。博耶在这里揭示了“研究”的三大含义：一是追寻未知；二是提出新思想；三是审视新变化。

我国对研究性教学法的探讨也有很多成果。比较典型的定义是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卢德馨认为，研究型教学应充分考虑科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渗入科学研究的各个元素[2]，即科学精神、知识水平、科学素养、科学思维、洞察能力、科学道德、评价能力、批评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严谨作风等；汪霞认为，研究型教学最本质的转变在于使学习者成为意义的积极构建者、研究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它倡导学习者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并由此带来了更多非预期的学习结果。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3]。

笔者经过研究认为，研究性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研究创新思想和精神为目的的探究式教学法，其主要特征是：创新性教学、探索性教学和塑造性教学的有机结合。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探索了三种研究性教学法：一是智力开发型教学法；二是热点研究型教学法；三是平台创新型教学法。

二、三种研究性教学法

（一）智力开发型教学法

所谓智力开发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开发学生智力为核心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在中小学教育中用得较广泛，而在大学阶段往往和专业教育结合。我是会计学专业的教师。会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算账”。我在给会计学专业学生讲授《财务分析学》课程的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智力投资分析”教学内容（改变了长期以来仅进行物力投资分析的片面做法），而且还用“算账”的方式，即计算一个学生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全部智力投资总额来教育学生，让大家明白：智力开发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成才”，基点是提高学生的“素质”，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归宿是“报效祖国”，家庭、国家及社会开发学生的智力就是要让学生树立成才意识、提高综合素质、立足创新创造，最终能够感恩父母师长、感恩国家、感恩社会，以实际行动回报长辈、回报国家、回报社会[4]。

笔者从2005年起在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生中开展了智力投资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大学生的智力和技能大为提高。在“智力投资教育活动”中，由于每一位学生都要计算自己的智力投资额、智力投资回报期，智力投资回报率（报酬率）、单位课时代价，他们在计算过程中不仅受到教育，还开发了思维空间，学会了“现值折算”“成本计算”“投资模型”“数据收集”等技术方法，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②大学生更珍惜在校期间的每一节课时。通过举行“智力投资分析报告会”，每一位学生都计算出大学期间的单位课时代价，少的每节课为43元，多的为60多元。有的同学感慨地说：“如果不好好珍惜每一节课的时间搞好学习，甚至逃课，这是自己最大的损失，不仅对不起老师、父母，更对不起国家和社会。”[5]③大学生感恩父母更感激国家社会。未开展“智力投资教育”活动之前，一些学生普遍都认为他完全是靠其父母供养上学的。通过智力投资构成分析，他们从自己切切实实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社会对他的教育投资是家庭对他在教育支出的1.1至1.5倍（如会计学专业学生张国珍计算的结果是：国家社会对她的智力投资是9.1万元，家庭智力投资6.3万元，两者之比为1.4），他们感谢的首要主体是国家和社会[6]，并表示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回报父母。④大学生奠定了人才市场就业的价格底线。当今大学生就业，薪酬水平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通过“智力投资分析”，他们每人都确定了未来的“回报额”——工作—年的薪酬。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人才市场价值受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而波动。但不管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变化，人才智力投资总额总是构成了人才市场价值的基础[7]。因此，进行智力投资分析，有助于把握市场人才价格的底线，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合理决策的基础。

2006年1月15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三版以“大学生，你应该感谢谁”为题[8]，整版报道了笔者发起的智力投资教育活动的情况。该文章很快在全国72个高校等单位网站上全文转载；笔者也被燕京华侨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21所高校邀请作专题学术报告[9]；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城市频道分别报道我校开展的智力投资分析报告活动[10]。2009年7月7日，教育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简报第684期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2009年11月27日，中国教育1台播放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教育者——朱学义教育人生访谈”的视频。

（二）热点研究型教学法

研究性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按博耶的观点是要引导学生审视新变化。当今社会，各种情况变化多端，课本上的内容总是一定阶段特定科学知识的总结，往往不能反映当今社会的全部变化。因此，老师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时代变化的新内容。笔者在给会计学专业学生讲授《会计专题》课程时，就把会计改革的热点问题提出来让学生参与讨论。例如，我将会计改革梳理成九大热点供学生学习讨论：①会计等式改革热点研究；②产权会计改革热点研究；③成本会计改革热点研究；④财务分析改革热点研究；⑤价值变动会计热点研究；⑥财务管理改革热点研究；⑦资源会计改革热点；⑧税务会计改革热点研究；⑨环境会计改革热点研究。我在讲授《会计专题》课程时，采用“热点研究型教学法”。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提炼会计改革热点内容，公开出版《会计改革热点研究》专著，总结我国会计改革20多年来的热点问题[11]，作为学生学习的基本教材；

其次，揭示当今社会会计改革特别关注的焦点，引导学生参与讨论，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再次，要求每一个学生选择一个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6-7名学生组成该热点研究小组，并从不同的视角撰写论文，在小组“会计热点研讨会”上进行交流；

第四，组织“会计热点研究小组”形成科研报告，聘请专家教授评价研究成果，对优秀的科研报告给参加研究的每位学生记2个“科研学分”①；

第五，举行“会计改革热点研究报告会”，评选优秀科研成果，发给证书。同时笔者还用自己主持的“教育部财政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资助项目资金向获奖学生颁发奖金。

（三）平台创新型教学法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人们的创新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来说，有无创新能力对适应和推动经济的发展十分必要[12]。大学老师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能否将学生组织起来，利用学生课余时间让其开展一系列创新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课堂知识的内容，我的回答是肯定的。2008年12月23日，我在中国矿业大学成立了“青蓝创新俱乐部”，至2012年3月吸收了410名大学生成为会员，让他们在俱乐部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笔者称这种课堂延伸的教学方式为“平台创新型教学法”[13]。

建立“创新俱乐部”平台的指导思想是[14]：为高校有志于创新创造及对创新创造有兴趣的同学提供知识共享、基本培训、交流思想、提升自我、共同进步的平台；通过宣传报道、讲座、培训、学术研讨、沙龙等形式为会员搭建互动平台、疏通交流渠道，在俱乐部范围内形成竞相创新的氛围。俱乐部的宗旨是：培养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孵化创新创造成果。具体包括：开拓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含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等）；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培育大学生的创新成果[15]。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成立理事会，建立常务理事会；同时设立专家委员会，定期评选“创新创造成果奖”和“创新创造活动先进个人奖”。俱乐部还设立了“实践创新基金”项目，资助学生开展创新活动，至2012年3月已有200多名学生参加了共计35个项目的研究，其中，有17个项目获得徐州发明协会“创新成果奖”，有4个项目获得国家专利。俱乐部第四届理事长辛奉来申报的“基于俱乐部模式运作下的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探索”项目获得了2009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的立项资助；俱乐部第五届理事长王鑫“徐州矿区资本运作研究”项目获得了2009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践计划的立项资助；俱乐部会员李晨晨“徐州市大型企业碳排放调查和碳减排的会计核算设计”获得了2010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的立项资助；俱乐部第六届理事长李丹“煤炭整合中资本运作模式调查与研究”项目获得了2011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的立项资助。

注释：

① 中国矿业大学各专业培养计划规定，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取得两个科研学分。其途径有三：一是申请获得校（院）级以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二是参加老（导）师科研课题；三是参加其他途径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洪.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71-75.

[2] 卢德馨.关于研究型教学的进一步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04（21）：24-25.

[3] 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43-46.

[4] 朱学义.论对大学生进行智力投资教育[DB/OL].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8-03-31.

[5] 朱学义，侯德伟，胡琼，等.论高校“情感互动”的感恩教育——一种创新的智力投资教育[J].煤炭高等教育，2006（5）：83-85.

[6] 朱学义，胡琼，董靖，等.论高校“三位一体”的感恩教育——一种创新的智力投资教育[J].煤炭高等教育，2006（3）：93-95.

[7] 朱学义，朱亮峰.智力投资支撑理论及其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8] 叶莎莎.大学生你应该感谢谁[N].中国教育报，2006-01-15（3）.

[9] 朱学义，董靖，黄国良，等.论高校“多科交融”的感恩教育——一种创新的智力投资教育[J].煤炭高等教育，2008（6）：21-23.

[10] 中国矿业大学新闻中心.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城市频道分别报道我校智力投资分析活动[EB/OL]. http：//xcb. /xw/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14746，2008-04-14.

[11] 朱学义，于泽.用智力投资观解析教育“高”收费[J].大学教育科学，2007（6）：97-100.

[12] 朱学义.教育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的效应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2011（11）：15-18.

[13] 朱学义，董靖.基于人才聚集平台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创新，2012（3）：1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