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本文旨在对已有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深化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一、关于社会心态概念的研究

(一)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十分复杂的精神现象。在他看来,无论是社会心态还是社会心理,均为社会意识结构层次的组成部分,而社会心态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1](P.44-45,29)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体心智状态,展现了群体精神并在群体中广泛流行。[2]

但是,通过厘清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的关系,我们发现,既然社会存在是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上升为社会意识,那么,某种程度上,张二芳笔下的社会心态仍是社会意识的低层次部分。

(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丁水木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性存在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群体的心理反应受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3]杨宜音则将社会心态同社会心理区分开来,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中最为宏观的分析单位或分析水平,[4](P.14)是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5]

马广海关注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而且同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紧密相连。[6]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转型社会一种宏观视角的社会心理研究,认为社会心态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模板,是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普遍心理特点与行为模式。[7](P.25)

(三)文化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文化学将社会心态归为文化的结构和基本层次。李静认为社会心态应当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8]李鑫生在《人类学辞典》中,将心态界定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认为社会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成为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9](P.187)余勇从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的视角,将文化心态等同于社会心态。[10]

姚维把宗教心态归为民族地区社会心态。[11]马进以日常交往为切入点,探讨了少数民族宗教心态、法制心态。

"社会心态的概念研究是组成其判断论证的基础。综合各学科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哲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社会心理学方面则显得更丰富。不管是哪个学科,都强调了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将社会心态与个人心态做了区分,强调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同时,部分学者刻意将社会心态从社会心理中剥离出来,寻求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独立性。但是,不难看出,社会心态虽然被普遍使用,却在一定学科层面上并未达成共识,成为理解广泛,随意性较大的词汇。也有学者融合历史唯物论、文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加以界定,力求在不同学科层面达成共识,却也不过是三个学科的分而述之。

二、关于社会心态内容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由文化要素、心理要素和思想要素构成。[2]程家明强调,心理取向、社会理智与精神支柱及其包含的各要素均属于社会心态内容。[12]

虽然两位学者观点不甚相同,但就其对组成社会心态要素的内容阐释上来看,心理取向和心理要素都包含了民族精神和社会性格;社会理智和文化要素均包含了社会理性;精神支柱和思想要素也都包含了社会理想和社会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内容涵义是一致的,均蕴含着社会心态的稳定性。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系统是心态内蕴和心态表象的有机统一体。[1](P.58)两者均属于稳定性成分。其中心态表象是心态内蕴的外化和对象化表现,既然心态表象所包括的话语系统、社会时尚、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等属于较稳定性成分,那么,心态内蕴也自然如此。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在个体和群体相互建构的基础上,陈午晴将社会心态分为汇合式社会心态和融合式社会心态两种。[13]受"知情意"影响,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5]马广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行为",即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6]

受社会表征理论影响,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结构由内到外从超稳定到变动性,其依次对应的内容为国民性、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及社会信任、社会认知等。[7](P.34)由此可知,王俊秀的社会心态内容依然受"知情意行"影响。

(三)十报告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

十报告从"良好社会心态"角度,进一步界定了社会心态内容,即"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与积极向上".部分学者围绕十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邓朦以中国传统儒学阐释了"理性平和社会心态",强调理性平和是社会心态的根本。

王洪春从社会心态个体到全体的形成路径论述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5] 总体来说,不同学科站在各自理论角度,都对社会心态所蕴含的稳定性内容(特别是国民性、社会价值等)给予了肯定。但是,关于社会心态的内容,各学科之间并未达成有效共识;对十提出的社会心态的内容,学界也重视不够,研究严重不足,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关于社会心态作用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哲学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意识。根据这一论断,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

一是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李静从社会心态的抗变性角度,认为落后的社会心态对转型期社会有滞后影响;同时,基于社会心态的相对独立性,认为社会心态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作用;而社会心态的引导作用在于社会行为的选择受其引导。[8]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直接起着调节和指导作用。[1](P.56)

二是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基于社会心态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中的地位,程家明指出,社会心态具有中介过滤作用,因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本质要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通道同化为社会意识,最终由这一部分社会意识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16]李静提出,社会心态将具有各种思想内容、目的的活动连接起来,构成整体社会活动,构建社会关系,起着社会组织和凝结作用。[8]

三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影响。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作为心智状态,不仅可以认识改造社会存在,也对社会意识产生能动作用,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双方的发展与变迁都发挥作用。[16]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社会心理学强调社会心态自身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对人的心理进而行为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心态内部的结构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会心态具有预测作用。学者们强调社会心态对社会稳定的意义。马广海认为,探讨社会心态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社会行为的预测与控制。[6]丁水木认为,社会心态一旦到了临界点,就会迅速发挥预警作用。[3]

二是社会心态具有汇聚、从众、群体极化、群体参照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杨宜音从社会心态的传播过程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认为汇聚效应指的是拥有某一观点或态度的个体通过各种媒体不断汇聚共识,最终成为超越个体的集体力量;从众效应也称为"多数人效应",指个体的观点和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现象;群体极化是指群体决策时,往往比个体更容易走向极端;群体参照效应是指人们易选择与自身相同特质的人加以比照;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指预期会激发人们的潜力,从而达到期待的后果。[4](P.56-58)

三是社会心态具有推动、支配和控制作用。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认为社会心态也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他将社会心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心态各结构内容之间也发挥着支配和控制作用。[7](P.32)

四、关于影响社会心态主要因素的研究

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十分复杂,学界主要围绕社会心态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社会主体自身因素三方面展开。

(一)社会心态外部因素

1.经济因素。孙伟平认为,作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社会心态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而发生变化。杜秀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心态的深层次原因。[18]

2.社会因素。邵道生认为,社会剧烈变化是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变化、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19]李有发则强调,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

3.社会组织结构因素。黄相怀认为,随着改革深化,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其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是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之一。[21]龙书芹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不同。[22]

(二)社会心态内部因素

1.文化道德因素。刘东超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心态演变过程,指出中国文化变迁带来了社会心态的变迁。[23]邵道生强调转型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失衡和"榜样"力量的丧失,处于"无道德心态",导致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19]

2.核心价值观因素。夏学銮认为社会心态受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变化所左右。[24]王俊秀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文化传统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属于稳定的社会心态,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其它层次和行为。[7](P.32)

(三)社会主体自身因素

孙伟平认为,包括生理、知识经验、思维与行为方式等在内的社会主体自身因素,对社会心态起着制约作用。[17]孙德梅基于调查数据得出个体特征、家庭影响、社会网络以及个体对所处阶层和阶级的认识都对社会心态有重要影响。[25]

五、关于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的研究

(一)从国家发展大局角度

1.加大发展力度。胡红生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引导调节社会心态的物质保障,也决定着社会心态发展的性质和水平。[1](P.293)杜秀清认为,要通过加快发展,在稳定中做大做强社会财富,并加以合理分配,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打下良好基础。[18]

2.加强制度建设。温淑春提出,不断健全各项舆论制度,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26]王俊秀强调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27]冯国芳提出,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疏导教育机制。[28]

3.优化社会环境。王雅君认为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形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刘武俊则认为要为理性平和心态营造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30]李霓站在执政党角度,强调将社会心态建设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目标。[31]闻学良强调要优化媒体,认为必须始终把握媒体的政治方向,引导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32]

(二)从完善社会心态内容的角度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叶国平提出,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统领与整合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33]

2.重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刘扬认为,要在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整合优化现代价值观念,构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发挥一元主导作用。赵静强调,发挥核心价值引领力,助推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认同。[35]

3.注重文化道德建设。陈虹提出,用中国精神铸造良好品格,改变社会认知和疏导社会情绪,激发斗志,培育自尊自信的良好社会心态。[36]李霓认为,要做到用文化传播引领公众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30]马向真认为,正是因为道德价值建构与社会心态塑造之间的同向互动关系,道德价值的建构就必然随之带来良好社会心态。[37]

(三)从社会心态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

1.增强社会认同形成共识。沈建波强调,增强社会心态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38]刘艳萍认为,建构和谐社会心态是指在社会各阶层社会心理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39]

2.加强调节疏导营造和谐氛围。杨玉娟提出,构建社会心态自身的调试机制,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援助体系、监管体系、分配体制和社会心态研究系统,加强调节,多元化多渠道地培育良好社会心态。[40]马广海则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对于社会心态的监测,同时还要注意通过有效的途径对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进行及时的疏导。[41]

纵观社会心态研究现状,近年来学者们在社会心态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但仍缺少对理论研究应有的关注和缜密分析,多跳过概念直接加以分析,或综合考察现象以论述社会心态应用内容。社会心态成为约定俗成却内里不明的用语,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研究,也阻碍了应用研究的深度。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社会心态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并对社会稳定发展切实发挥作用,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并不断深化。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越来越需要从学理层面深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影响下的社会心态,否则,始终不过是昙花一现。

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二十多年以来，调查研究已经广泛地被国内学者所采用。然而，在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和技术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

「关键词调查研究/方法论/社会研究/局限性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对这样的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研究方式的反思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调查研究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研究中逐步被本土研究者所广泛采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也开始大量发表，其中较早的大型社会调查包括：全国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北京职业声望和地位调查、天津市千户问卷调查等。从1988年至1998年，大陆最高层次的社会学刊物《社会学研究》就先后有131份调查报告发表[1]（p1）。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式在中国内地的普遍兴起，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表现出同步性。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同步性，是因为上个世纪初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证研究兴起及其在全球造成的普遍影响。而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从一开始甚至到现在，都表现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研究方式的移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受其影响，大陆学者在重建本土社会研究之时，就注重采用以体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而调查研究是最能体现实证主义特征的。

在调查研究被普遍采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的这一社会研究的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对调查研究局限性进行反思，一方面是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地位开始削弱，而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社会学研究的重新兴起，更重要的是实证主义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

一、调查研究及其内在逻辑

国内学者对“调查研究”这一概念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风笑天曾经多次在其著作和论文中对国内学者的这种认识作出过分析。在风看来，国内很多学者在认识上还是将调查研究方法等同于社会学研究方法[2].而多数国外学者则认为，调查研究（SurveyMethod）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等同关系，调查研究只是社会学研究的方式之一。根据国外学者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本文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3]（p72）

从上述对“调查研究”的理解来看，调查研究采用的是一种问询的方法来获得资料，也就是用书面问询（自填问卷）和口头问询（结构式访问）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调查对象行为和思想的资料。另外，由于资料收集工具的标准化，以及通过抽样的办法达到对总体的推论，调查研究的资料往往作量化的处理。这使得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①有着本质的不同：实地研究强调的是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观察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想的理解。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两者在获得资料前的先验性准备上。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之前往往对所要问询的问题作出事先的准备，并且这种准备以标准化的工具（问卷或结构式访问表）反映出来，而实地研究则往往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时不应有先验性的框架②。调查研究的这种先验性准备使得它在研究逻辑上表现出验证的特征，而这种验证性在下文将谈到的解释性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功能上来看，调查研究主要包括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了解，并从中得出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调查研究的描述体现的逻辑仿佛是归纳原则，这使得这一研究方式表现出与质的研究相似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但是，描述性调查研究对于所要把握的事实和现象有着先验性的准备，那么，这种把握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客观事实的把握呢？描述性调查与质的研究对社会事实的把握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调查研究借助概率抽样的方式，希望超越对资料收集对象所属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一个更大总体的社会事实的把握，而质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对特殊事实的把握，对特殊性而不是对普遍性的把握。两者的这一区别实质上是对普遍适应的社会规律是否存在的不同认知，而这也是两者在方法论上差异的一个体现。

解释性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作出解释。这一目的最能体现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那就是从一个规律性认识出发，借助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达到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验证。人们对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是抽象性的，要达到对这种关于规律的抽象性认识的验证，调查研究必须借助“逻辑”（logic）和“实证”（empirical）两个方面的支撑。逻辑体现为研究者将抽象性的认识或观点转换成可经验认识的命题或假设。而这种“逻辑—实证”的程序体现的正是所谓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其实，这种程序与规则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的借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在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向自然科学的借鉴。并且，这种借鉴排除了以其他方式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合理性或真理性。

总之，无论是描述性的调查研究还是解释性的调查研究，其内在的逻辑都是从一个先验的认识或把握出发。描述性调查研究准备采集何种关于社会事实的资料，描述社会事实的哪些方面，多有先在的、标准化的设计与考虑。解释性调查研究的出发点——规律性的认识，或许可以是人们以其他的研究方式探索的结果，这种规律性认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查研究的资料所验证，并且何以将验证的结果推及到资料来源主体以外的社会世界？实践着的调查研究者，起码在潜意识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抱有一定的乐观倾向。这正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模仿与崇拜使然，是对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普遍的、客观的、可测量的存在的肯定使然。调查研究的内在逻辑使得该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首先表现出来。

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上述对调查研究及

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这一社会研究方式的方法论基础，那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源于17世纪以来西欧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且，实证主义的兴起也与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促使19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领域。[4]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传统差不多是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方法论传统促使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传统肇始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而涂尔干则将其推向顶端。这一传统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着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并且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5]（p11）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从研究程序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对自然科学研究逻辑与程序的借鉴，强调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具体到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调查研究来看，这一社会研究方式，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合乎因果关系的原则；强调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强调一切认识和结论都必须来源于事实，并且能够为实践所验证；重视对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把握，为了达到这种客观把握，要求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将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关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在解释上的普适性。

总的来说，强调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普遍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客观性，研究结论的经验可验证性和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同时，正是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使得调查研究在探究关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普适之因果律的质疑。实证主义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一点则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人文主义方法论（包括某些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揭示出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和语言、文化特性），消解了对认知对象的共性和规律性的探求[6]；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彻底了关于社会的实证研究的可能性，他们明显表现出反本质、反规律、反普遍化、反总体化、反同一性、反确定性、反一切概念，肯定多元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差异性、非中心等特点[7].实证主义强调的普适性所遭到的质疑是由于实证主义只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相同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社会与自然的不同的方面。对普遍性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效仿的后果，这种效仿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是遭到了反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本原因，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效仿，还使得实证主义对关于社会的知识和解释类型的理解表现出单一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知识和解释的多样性。“戴维逊根据认识的对象，区分出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互为主观的知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属于后者。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因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即主观的理由解释。例如，人们可以用气象条件来解释农业歉收，但是仅仅以农业歉收来解释农民起义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通过理解起义者的深层动机和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8]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世界），并把普遍命题当作科学知识的唯一形式，而把其他知识形态视为“非科学的”[6].这种错误使得实证主义在理解和把握关于社会的知识时，不可避免地在视角和方法上表现出局限性。

即便是对客观知识的诉求，实证主义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的把握上的瓶颈。具体来说，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调查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前文已述，调查研究所具备的先验性特征，其实就是对研究的主观性的难以摆脱。而客观性的质疑又使得实证研究的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实证主义强调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经验事实的把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的影响？即便是在调查研究中，经验事实的获得在其研究工具（问卷等）的设计上就表现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选择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与渗透。

在对所谓客观性追求中，实证主义还表现出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否定主体与客体进行互动的事实。这种对主客体关系事实的忽视来源于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等同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实证主义在对所谓客观性的把握抱有盲目的乐观。

实证主义的缺陷与不足正是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在本质上的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同时也表明，调查研究仅仅是探寻社会知识的方式之一。

三、调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是调查研究在本质的上困境，那么，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应用中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表现出其独特性。

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连续出版了两本由边燕杰等组织内地、香港和台湾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调查研究的论文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20__）和《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20__）。这两本论文集对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及问题作出了分析与探讨。其中，边燕杰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心理二重区域”、资料比较性问题，以及大陆社会的调查研究面临的问题，即政治敏感性、调查理论的不足、大陆社会的复杂性等[1]（p5-8）。本文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国内调查研究的局限性。

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籍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理论与概念的借用和移植给调查研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边燕杰所谓的“语言问题”[1]（p5）。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借用西方理论和概念，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比方，“社会资本”研究曾经一度是社会研究的热点，早期国内的学者借鉴荷兰人范德普尔等的研究，采用“提名法”来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结果很快发现这一方法的“水土不服”[9].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调查对象对“关系人”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有关。其次，中国内陆的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译自西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Montgomerybroaded曾经打算在中国研究selfconcept/selfesteem与教育成绩的关系，但是如何正确翻译self和selfesteem呢？如何把中文译出来的字句放进问卷内？如何知道受访者真的了解西方的self和selfesteem概念呢？[1]（p5）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在

笔者曾经参加的一项中美合作课题的调查中，借用了一部分西方的心理测量表，实际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水土不服”问题。说到测量工具的使用，又使人想起（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测量工具与测量结果评价，而借用的许多东西，比方“常模”的借用，使得本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常模是在西方社会经过多次反复、大样本测量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所谓的常模未必就适用于对中国人测量结果的评价。这一借鉴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本土研究（特别是调查研究及其数据）积累的缺乏，以及后文将要论述的，由于学术研究经费的匮乏所导致的大规模调查与测量的缺乏。

由中国人心理上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对调查研究的限制，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方说，调查对象对“调查”行为的理解也可能导致对调查的阻碍。调查研究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认识社会的过程，但建国以来的“调查”实践又使得“调查”在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涵。正如方慧容所言：“在中国，调查研究又是一个，或者说随时可能转为一个改造调查对象的过程……对于被调查者来说，调查研究的意向则要相对明朗得多，调查研究总被认为是一个纠正错误，或者避免可能的错误，从而有益于被调查者的过程。”[10]虽然本文所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当今的学术活动中的调查研究，与导致人们对“调查”形成上述看法的，由隶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谓“调查”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既有的“调查”实践使人们对“调查”形成的特殊认识却改变不大。在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说在那些很少或没有接触过本文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对象当中，上述认识尤为强烈。笔者曾多次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遇到类似上述心理带来的障碍。在一次关于移民的调查中，我们（访员）是由村干部带领下进入农户，在居委会干事带领下进入城市住户家中的③。当我们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是某某单位来做调查时，虽然调查涉及的问题并不敏感，但我们明显感觉到调查对象对“调查”的警觉。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笔者及研究同事在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时，均改用了“采访您”或“向您了解一点情况”这样的说法来代替“调查”，即便如此，被调查者对类似于“调查”的行为仍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戒备，这跟人们观念中对“调查”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从更技术性的层面来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抽样方面，那就是样本的采集问题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从样本的采集来说，中国的多数学术性社会调查都或多或少运用了行政组织资源。换句话说，“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在实际抽样过程中均有普遍的运用。这种运用在给调查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的介入使得抽样具有某种倾向性，从而偏离了抽样的随机性要求。样本采集过程的另一个困境主要表现在抽样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样本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社会调查在制定抽样框（包括多级抽样框的制定）的时候，往往利用现有的官方管理资料，如户籍资料等进行的。以户籍资料为例，这种方式针对流动性小的地区是可行的，但对流动性大的区域，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局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户籍所在地人口无法在户籍所在地找到（他们可能正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其二是户籍所在地的外来人口可能又落在抽样框之外。梁玉成指出，中国的（城市）调查的抽样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已有的样本框，即城市逐级管理的“区——街道——居委会——居民户——居民”框架，另一是地图抽样法。在对第一种方法的讨论中，梁也指出了“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会导致研究的困境[11].而地图法，实际上是将城市地图划分为若干“马赛克”，然后先抽取若干“马赛克”，接着在抽中的“马赛克”中抽取户。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更多，因为这种方法运用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作保证。首先是技术条件，这种方法要用到诸多技术，甚至卫星定位技术；其次是要有区域内的人口分布数据，并且这种数据要及时更新。由于技术和调查经费的限制④，上述两项条件在多数调查研究中往往很难得到保证，从这一抽样方式的鲜有采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跟抽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抽样的代表性。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作为一个差异性大的整体也许有着普遍的规律存在，然而，对一个差异性大的总体而言，来自于一定区域社会的样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可以做到推及总体？苏耀昌等在比较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社会调查时指出：“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是一个不太大的地区。而大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杂，每个省都有其地方特色，城市和乡村区别很大。而近二十多年，社会、经济、政治和人口，变迁巨大、快速。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在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否可通用到整个大陆呢？”[1]（p7-8）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是没有被研究者所意识，问题可能是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诉求，期望通过对局部社会的理解来达到对中国这个整体的理解。其实，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本身不仅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ul.Cohen）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12]（p142-143）

本土调查研究在技术和手段层面的局限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方，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看抽样技术，风笑天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__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的分析发现，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13].除了抽样技术以外，国内的研究者对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方法与技术的掌握上同样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均说明调查研究的局限还有很多是来自于研究者本身。当然，研究者调查研究素养的缺乏也跟中国的特殊性有关，多年的学科中断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实践在中国的缺乏，进而导致相关的研究者队伍不成熟。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调查研究的经费投入问题。作为经验研究的方式之一，调查研究的经费需求相对较大，经费投入的不足是对这一研究方式的硬性制约。

四、结束语：对学术研究群体的反思

对调查研究的局限性的分析，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藉此达到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活动的主体进行反思。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表明：有关社会的知识是复杂与多样的，因此探寻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将某一种认知社会的方式普遍化与绝对化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困境。拿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说，在我们借鉴西方主流（美国）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实证主义的传统，即便是在美国，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也遭到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责难，更何况本土社会还有着其独特的特征。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欧洲实践，也许能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范式的多元化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多角度、全面地把握社会的实际规律。当然，不能说本土研究者对方法论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缺少对方法论的探讨，但缺少将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实践的结合。学术分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如果分工的

结果是将方法论的探讨者与经验研究的实践者分为两个甚至不相关的群体，那么这样的讨论的意义又何在？

在调查研究实践中，技术和手段的局限性表明，研究者对研究工具的选用是一个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调查研究越来越多地被采用、被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主客观的限制，忽视研究主题的合适性，盲目采用调查研究的技术与手段。更有甚者，定量技术的采用是为了修饰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出于研究的本源需要。另外，在各种定量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些源于自然科学的所谓科学原则与方法必须抱有一定的警惕，因为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探究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也许法国的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事件⑤，掀起的不仅是学术标准的大讨论，而是对社会研究到底是什么的反思，是对社会科学探究知识的方式的反思。

注释：

①实地研究被看作是社会研究的四大方式之一，这四大方式分别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非介入性研究）（风笑天，20__b，p8；艾尔。巴比，20__，p294—423），由于实地研究最能体现质的研究范式的特点，这里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不同。

②譬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越来越强调对研究“滤色镜”的剔除和以土著知识（localknowledge）来思考（参考：基辛，1981，P52；郭于华，1997）。

③找干部或居委会干事带领是考虑到现场进入的便利性，这是中国很多入户调查采用的一种策略，但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将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作专门的论述。

④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数项目（除了海外资助）经费都是相当有限的。

⑤20__年法国女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以其论文《对后现代社会既爱又恨张力下的星占学的认识论地位》在法国法国索邦大学（巴黎第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参见《中华读书报》20__年8月29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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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__.

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二语写作 社会文化理论 认知理论 新视野

中国分类号：H15

1. 引言

二语（L2）写作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框架下的一个研究分支。它是以认知理论为框架，以学习者个体为研究重点，写作过程为研究目的，调查学习者，尤其是善写者的写作策略使用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L2写作教学法，即关注学习者写作过程，注重学习者写作策略的过程教学法（process approach）。随着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兴起，L2写作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将建构主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生自己通过教师的引导对外部世界构建意义，从而掌握并内化对于外部的新认知。

文秋芳（2008）指出，认知理论在L2习得中主要研究；1）语言在个体大脑中的储存情况；2）二语是如何习得的。两种研究方向都将学习个体作为中心，割裂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学习者之间互动对语言发展的作用。建构主义虽强调个体是在与社会的相互活动中建构世界，但在实质上与认知理论一样，关注的是学习者个体在L2发展中的自身作用，研究的主体还是个人，并未给予社会环境因素充分的考虑，没有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与学习者自身的互动有机结合（蔡兰珍，2001）。

2. 社会文化理论

SCT强调社会环境是形成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关键因素。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研究人的学习、意识等高级心理机制应该从人与社会、集体、环境的互动中进行。马俊波（2008）指出，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学习者在此过程中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习得二语。根据Vygotsky的理论观点，儿童的发展首先是以集体活动、社会活动这种心理间的机能的形式出现的。随后这种与外部环境互动而发展的认知，通过内化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机能。表1清晰展示了这种转化过程：

表1 内化机制的转化过程

内化机制

（1） 调节理论（Mediation Theory）

Vygotsky认为人类高级认知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与文化、语言等符号中介的调节关系。即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1）学习者与伙伴、教师之间的调节，或称为他人调节（interpersonal mediation）；2）与社会文化产物的调节，如书本、网络，或称为产物调节（mediation by artifacts）；3）自我语言调节（private speech），即与自我的对话和意义协商。

（2）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

活动是指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人的心理是从活动中发展而来的。Vygotsky认为，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是同步的，即活动主导着人认知变化。与认知理论把意识看作是一种内在封闭的系统不同，SCT强调人的认知是从活动中来，而活动是人类高级、不可见的认知活动的客观表现，即意识内容的物化。Lantolf & Thorne指出，在语言教学中，不能只以教师或学生任何一方为中心，教学活动是彼此的共同合作（2006）。

（3） 最近发展区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最近发展区（ZPD）是Vygotsky系列理论的核心，Vygotsky将其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1978）。秦丽莉和戴炜栋指出，事实上，ZPD关注的是"新手"和"专家"之间对话关系的本质，其目的是促进"新手"对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

（4） 对话理论（Diologism）

Bakhtin（1981）指出，所有的语言都是有对话性的，个人只有参与到对话中，才能真正掌握语言的技巧，提高语言使用的能力。因此，Bakhtin的对话理论实质上是强调了社会合作对于语言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3. 在社会文化理论下的L2写作研究与教学

（1）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在SCT下来研究L2写作就是要从集体、社会、合作的角度来反观L2写作研究，而不是将L2写作从社会文化因素中割裂，视为只有个人参与的一种封闭的系统。因此研究的重点也从学习者个体转移到了社会环境因素，探索这些因素如何使学习者最终实现语言的掌握与习得，即内化通过与外界合作和互动而构建的认知体系。因此在语言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应该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学习者的重要性。以往那种单一地以讲范文为主，分析语法、句法的L2写作教学只是在单方面地向学习者传输语言表面的修辞知识，忽视了学习者是否通过一些心理机制将其内化而实现最终掌握。

（2）构建SCT下的L2写作教学模式：任何研究的目的都是要辩证地来验证理论指导，并能指导实践，因此如何在SCT下构建行之有效的L2写作教学模式应该成为L2写作研究主要关心的内容。这种教学模式包括对于教学任务的设计、执行和评估，应该是一个动态、宏观、立体的过程。在设计任务前，通过对学习者写作策略的调查和写作能力测试，评估学习者已经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确定还有待发展的ZPD；在进行任务设计时，避免过多涉及学生已能独立解决的问题。

（3）教学评估：对SCT下的L2写作教学的评估应该是动态、宏观的。以往对写作能力以一次测试来进行评估的方式显然比较片面和武断。L2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在SCT下构建的L2写作教学模式更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不断循环的过程。因此动态的形成性评估更适合对这种教学方式进行测评，而学生的作业、日志甚至阶段性的访谈都可以作为这种评估的材料和依据。

4. 结论

社会文化理论有利于拓展二语写作研究的理论视野，将研究者从认知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社会文化理论有利于让教师从社会文化构念对L2写作教学的内涵进行深刻的理解，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来进行任务的设计。虽然SCT作为理论框架对二语技能的研究并不多，但是随着SCT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在SCT的理论框架下，对大学英语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生态化任务型教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多，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

文献综述

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妇科肿瘤；身心健康

[中图分类号] R73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15-0039-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ocial support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oncology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clinical support intervention.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 were studies by survey instruments like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and the relat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social suppor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social support score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tumor was （41.0±8.0）， and among the score， the objective support was （8.7±1.3）， the subjective support was （25.0±4.9） and the utility rate of the support was（7.2±2.3）. The patients had better subjective support compared with the objective support and bad support utility rate； the patients in middle-age group had better subjective support than young and old group（P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Gynecological oncology；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妇科恶性肿瘤主要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绒毛膜上皮癌等，是一类严重威胁广大妇女健康和生命的疾病的总称[1]。常见的妇女疾病，其中良性肿瘤患者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然而恶性肿瘤患者面临手术和（或）放化疗等多途径的综合治疗[2]。由于肿瘤发生于女性特有的生殖器官，疾病与治疗对患者身体与心理上的损伤必将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表明，癌症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3]，作为情感较为脆弱的女性患者很难独自面对肿瘤诊治，只有在家人、朋友、同事及妇联等相关团体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了解妇科肿瘤患者社会支持的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相关研究发现[4-6]，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密切。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建立乐观积极的生活方式，而劣性社会关系可影响身心健康，诱发疾病，且不利于疾病康复[7]。因此，本研究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以期在日常医疗护理中更好地利用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或针对性地提高医护的支持力度促进疾病康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3年1～10月在我院妇肿瘤科住院拟行手术的妇科良恶性肿瘤患者66例。患者自愿接受问卷调查，且具备正常沟通能力。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年龄、婚姻情况、职业、教育程度、经济情况及肿瘤相关信息。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问卷调查量表。量表包括3个分量表：①客观支持3个题目，包括居住情况、经济支持来源和精神支持来源（1～22分）；②主观支持4个题目，包括亲密朋友数量、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来自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人的支持（8～32分）；③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题目，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团体活动参与度（3～12分），得分越高说明支持度越高。该问卷设计合理， 条目清晰易懂，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8]。

1.2.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前，研究者先向患者陈述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征得患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对于文化层次高的患者，可自行填写调查问卷；文化层次低的患者，由研究者逐项念给其听，协助患者完成调查问卷。仔细检查以确保无漏缺项目。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x±s）表示，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总共发放66份调查问卷，回收率100%，完成率100%。患者平均年龄（46.03±10.09）岁。婚姻状况：已婚57例，未婚2例，离异或丧偶7例。职业：务农或打工30例，企事业或个体工作20例，无业居家16例。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23例，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36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7例。个人平均月收入：2000元11例。其中宫颈癌30例，卵巢癌9例，子宫内膜癌3例，宫颈上皮内瘤变11例，卵巢良性肿瘤7例，子宫良性肿瘤6例。见表1。

2.2 妇科肿瘤患者社会支持总体状况

66例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总支持（19.0～59.0）分，平均（41.0±8.0）分，客观支持（3.0～9.0）分，平均（8.7±1.3）分，主观支持（9.0～32.0）分，平均（25.0±4.9）分，对支持的利用度（3.0～12.0）分，平均（7.2±2.3）分。见表2。

2.3 妇科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具体项目分析

在对客观支持的3个方面分析中可以发现，86.4%（57/66）的患者有家人陪同居住。大部分患者的经济支持来源为1～3个，有5例（7.6%）患者无任何经济支持来源。其来源主要是亲戚、配偶、其他家人和朋友，而同事及工作单位较少；党团工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更少，没有宗教等非官方组织的经济支持。大多数患者的精神支持来源为1～4个（81.8%，54/66）。其中来源主要是配偶、亲戚、其他家人和朋友，同事、工作单位与党团工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仍然偏少，并同样缺乏宗教、社会团体等非官方组织的精神支持。

通过主观支持的4个方面分析，发现大部分患者亲密朋友数等于或超过1～2个（86.4%，57/66）。超过半数的患者可以得到多数邻居和同事的关心。绝大部分患者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全力支持及悉心照顾，包括夫妻、儿女、兄弟姐妹和父母。

对支持利用度的3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在倾诉方式选择中仅有18.2%（12/66）的患者会主动诉述自己的烦恼，以获得支持和理解；近半数（48.5%，32/66）患者只向关系极为密切的1～2个人诉述；而不向任何人诉述的患者达到12.1%（8/66）。在求助方式方面，在困难时从不或很少请求别人帮助的患者约占1/3，有时会请求别人帮助的患者约占1/3，经常向家人、亲友、组织求援的患者大约也是1/3。就社团活动参与情况来看，从不参加的患者达到39.4%（26/66），37.9%（25/66）的人偶尔参加，仅1/5的患者经常参加及积极活动。

2.4 妇科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及肿瘤诊断的不同进行分组，分别比较各因素对社会支持的影响。从调查结果来看，在不同年龄组的妇科肿瘤患者中41～59岁中年组的社会支持总分明显高于40岁以下的青年组和60岁以上的老年组，主要归功于该组的主观支持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对患者不同职业的分组比较发现，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力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作者、无业居家者与务农或打工者，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妇科肿瘤患者间比较发现，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患者的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升高，因此社会支持总分更高。此外，对不同收入的患者而言，经济条件越好，客观支持度更高。见表3。

3 讨论

3.1 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是指建立在社会网络机构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主观和（或）客观的影响力[9]，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各方面所给予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10]。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积极地面对疾病，并在患者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反之则不利于患者疾病的治愈。本文采用了社会支持调查问卷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社会支持的总分为（41.0±8.0），高于一般人群的社会支持总分（34.56±3.73）[7]，也高于以往研究中宫颈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37.02±5.75）与卵巢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38.85±7.00）[11，12]，与国内多项对肿瘤患者社会支持情况的研究结果相似[13-15]。

本调查发现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支持，包括配偶、家人与亲戚，而工作单位、党团工会或社会团体的支持极少甚至无相关支持[16]。特别是良好的夫妻关系机制能支持患者积极应对癌症，也对患者维持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17]。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借助小家庭的力量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与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我们建议社会大家庭包括各单位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或村委会能够给予这些女性肿瘤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支持，并为患者康复后再次融入社会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现代医学模式需要这样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尽管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较一般人群高，但是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则不够理想。本次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10%的患者从不向任何人倾诉，并有1/3的患者在困难时从不或很少请求别人的帮助，77.3%（51/66）的患者不参加或偶尔参加团体活动，可能与中国女性普遍存在内敛含蓄隐忍的品性有关。而且，当妇科肿瘤引发的如“性生活后出血”、“阴道排液”、“月经紊乱”等相关症状出现时，很多患者往往对家人特别是小辈难以启齿。妇科肿瘤患者担心失去女性体征器官、加快衰老而降低生活质量，因此身心受到创伤。在疾病恢复期更希望配偶多关心自己，对夫妻关系的敏感度也升高，对丈夫的期望增加[18]。基于此，我们在护理工作中有必要对患者进行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知识教育，通过倾诉、求助及团体活动的参与解除内心的疑惑甚至恐惧。

3.2 妇科肿瘤患者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

在同样的妇科肿瘤患者人群中，社会支持也有明显差异。从不同年龄组的比较发现41～59岁的中年组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明显高于≤40岁的青年组与≥60岁的老年组。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年女性患者是社会与家庭的中坚力量，多数父母健在，子女已成长，配偶与亲朋好友也正处于事业顶峰期，因此该年龄组获得了更多也更有力的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而不同职业的分组比较发现需要更多人际交往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个体工作者的客观支持及总支持较务农或打工者更高。同样，经济条件越好的患者其社交面更广，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给予的客观支持更多。同时，调查结果显示高文化程度的女性患者的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要明显高于低文化程度，因此认为社会支持程度与文化程度均是对患者影响较大的因素[19-22]，也说明文化程度越低，患者越缺少与周围人的沟通和交流，主动参与疾病康复的意识越差[23]。

因此，妇科肿瘤专科的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不同特点给予相应的关注及支持，社会支持首先通过个体化、渐进性、全面性三大原则提供社会、心理支持[24]。针对年轻的妇科肿瘤患者，我们应提供更多的疾病预后、治疗方面的信息支持，例如告知患者通常完成子宫或者一侧卵巢的切除，并不会影响女性雌激素水平或性生活的满意度。这样可以使患者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自尊意识得到提高，使其明白在战胜疾病及恢复健康过程中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保证[25，26]。而老年患者的社会支持主要源泉是子女的关爱，其较少主动寻求其他外源支持。因此，我们护理人员需要更细心地了解老年患者的家属陪伴情况，在提供日常医疗支持的同时给予更多的心理安慰，并指导身边陪护的子女帮助完成康复锻炼。对于从事工农业生产的患者，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其不善于或羞于表达自己的身体不适及不良情绪，缺乏主动利用社会支持资源的意识。我们要真诚耐心地与患者进行勾通与交流，一旦她们有了可信赖的倾听者便在情感上得到了较大的慰藉，增加了治疗的依从性及有效性。对于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护理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有限的社会支持资源，增强其被支持力度，并参与补充患者的社会支持力量。

总之，社会支持对于健康促进和疾病康复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27]。本调查研究显示妇科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整体状况较好，能得到较好的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但患者对支持的利用度较差，尽可能地让患者获得家属、朋友、同事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并指导其充分利用社会支持，以促使患者采取有利的应对策略[28]。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支持缺陷，因此，护理工作人员要根据各群体的特点给予个体化的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要特别关注年龄较轻或较大的病患、社会底层的工作者、文化程度低的或经济条件差的妇科肿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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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失独老人 社会支持 心理健康

一、引言

所谓失独，是指由于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或自杀等原因，致使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子女。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成为失独父母，他们通常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而无法再生育，最终产生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止2012年，中国的失独家庭超过100万户，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递增。

失独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失独老人在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会遇到众多的困难，包括外界的困难，也包括自身的因素。那么，影响他们心理问题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国内外对此尚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此类研究，这也成为本文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社区的失独老人。关于老年人的界定，世界卫生组织对的定义是60周岁以上的人群。本次研究基于所调查社区失独者的实际年龄范围，把失独老人的调查范围确定在50岁以上。北京市垡头社区位于朝阳区东南部，现管辖12个社区，面积共5.3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10万人。该社区失独老人家庭共计22户，其中调查走访失独老人家庭22户共34人。平均年龄63.2岁，其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多数已经退休，大部分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失独老人整体上身体健康状况尚可，有一部分身体有不同程度的疾患，个别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2.研究方法

调查者于2015年3月至8月走访了北京朝阳区垡头社区各个社区居委会，了解社区失独老人的整体情况，然后在社区办事处的协助下，以志愿服务者的身份深入失独老人家庭，采用问卷、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社区失独老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的困境与需求。由于失独有可能会唤起失独老人的消极情绪，出现不配合调查的情况，所以在调查中，调查者有意向被调查者隐瞒了调查目的。调查结束后，出于对被调查者的尊重，向他们说明了调查的真实意图。为了避免给被调查者带来消极暗示和不良影响，调查人员做了充分的善后工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调查者通过一对一的志愿者服务形式，深入失独家庭，为失独老人提供生活服务、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朋友。

调查研究在掌握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支持评价调查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作为自变量，将心理健康指数作为因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确定影响失独者心理健康和重新融入社群的因素，并根据影响的权重，结合社区实践，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三、研究数据分析

将通过社会支持量表采集的三个维度的数据（客观支持度、主观支持度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通过心理健康量表测得的心理健康指数数据做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统计意义在于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社会支持得分与心理健康得分的回归分析目的在于：揭示社会支持的几个维度在多大程度上能预测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一般来说，R方要大于0.2才具有预测作用；当R方在0.5以上才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表1 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与心理健康指数的回归分析数据

M1

B M2

B M3

B M4

B

客观支持 5.578

-.925***

6.712

-.114***

主观支持

6.197

-1.188***

6.712

-.391***

对支持的利用度

6.619

-1.394*** 6.712

-.892***

校正R2 0.555 0.600 0.778 0.790

本次检验数据满足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误差服从正态分布以及误差不相关的前提假定（表2）。预测变量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B值分别为B=-.925 ，B=-1.188，B=-1.394，p < 0.05。说明社会支持三个维度数值越高，心理健康得分越低，心理健康程度越高。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心理健康”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校正R2分别为0.555、0.600、0.778，即“客观支持”能解释“心理健康”55.5%的变异，“主观支持”能解释“心理健康”60%的变异，“对支持的利用”能解释“心理健康”70.8%的变异。标准化回归方程分别为：心理健康=0.601X客观支持；心理健康=0.64X主观支持；心理健康=0.785X对支持的利用。这说明，受到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越大，或者对支持的利用程度越高，心理就越健康。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对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比较明显的预测作用。其中，失独老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来自社会、家人和朋友的主观情感支持对他们的影响其次，然后是社会政策、社区设施等客观社会支持。究其原因，是因为本次调查的群体为城市居民，大多有较为稳定的工作，有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险，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的物质支持比较多，因此对于未来的生活，失独老人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失独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严重伤害，他们极度焦虑和抑郁，长时间被消极的情绪所占据，不能自拔。失独老人的社会支持得分比较低，很多失独者有意逃避现实，避免与外界交流，有的甚至变换了工作和居住地点。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目的的受到伤害之后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反应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实际上，迁居和逃避并不能缓解他们的不良情绪感受，把自身置于社会群体之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自己使自己受到了社会排斥。

失独老人心理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应对策略：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例如，自杀意念、保护家人的强迫症、不承认现实、回避能触发回忆孩子死亡的场景事物、气味等行为都属于消极策略。消极策略会使失独老人在短期内逃避问题，从而减轻低落情绪，但这种策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并可能导致长期的负面影响（Anderson，2005）。积极策略则是当事人采用积极务实的方式解决问题所采用的策略，例如接受治疗、参加社会团体、参与感兴趣的活动、面对现实、写作等。从前面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过社会关爱，促使失独老人走出封闭的圈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多的同家人、朋友、邻居交流，是避免或者缓解他们心理问题、重新融入社群的最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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