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下面我汇报一下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年，****严格按照上级党委关于城市党建工作要求，深入结合**实际和居民需求，坚持党建统领，定向发力，稳步推动**社区发展更加有序，社会治理更加有效，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抓实自身建设，不断强化城市党建战斗力。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薄弱环节整治，为所有党支部配备指导员，专项指导社区基层党支部工作。在全市率先成立新时代**站，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形势政策、先进典型、革命传统等专题教育，在触动心灵、增强认同、锤炼党性上下功夫，推动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同时，按照社区党委工作部署，定期组织社区党委、各支部、“两新”组织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建工作思路举措，统筹推进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市、镇中心大局和群众需求服务。主题教育期间，社区党委共开展专题学习会议*次，基层党组织学习会*次，共**余人次参加。

二、抓实平台建设，推动党建工作全面过硬。一是扎实开展**社区系列活动。在培育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创建**社区公益服务品牌---“**之家”，打造“平台-场所-人员”服务新模式，为**社区社会组织嵌入“红色引擎”。**社区党委指导成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注册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成立服务中心党支部，全面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通过提供“场地换服务”的模式指导培育社会组织积极主动服务社区居民。二是筑牢社区共驻共建平台，积极开展为民实事活动。完成**家共建单位**名党员的“双报到”工作，通过召开共建单位联席会议，有序对接社区资源和社区需求，组织开展了志愿服务和多场专题培训，向居民宣传惠民政策、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知识、权益保护知识等，深入社区院落和重点企业走访，协调解决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个，针对居民反映的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余次，完成为民实事**余件，受益群众达**人次。

三、抓实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按照市纪委、监委工作要求，结合宣传和推行“小微权利清单”工作，通过召开专题工作会、学习反腐案例以及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等形式，不断增强社区党委和各党支部成员思想觉悟、党性修养，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到讲党性、讲原则，遵纪守法，履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贯彻落实“一岗双责”，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向社区延伸。围绕“清风社区”创建工作，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约束社区“微权利”，强化“微腐败”专项治理，收集掌握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逐一销号，着力推动社区“两委”班子工作作风快速转变。

**年工作计划：

一是狠抓担当作为，不断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切实落实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党建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责主业，主动适应新常态，特别是面临社区治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研究、部署、落实、督促四个同步推进。要加强整体谋划基层党建工作，加强社区党建活动场所建设、加强后备干部培养锻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要调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加大投入，直面问题，进一步夯实党建工作责任。

城市社区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中国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几年来，广大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农民流动现象。农民流动以何种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社区结构的变迁？变迁的内涵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改革前中国社区结构特点

1.城市和农村两类社区各自发展，互成壁垒，为典型的二元社区结构。

建国初，中国社会整体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经和工商业改造，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重工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为积累资金，国家选择了牺牲农民与农业利益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收取积累，支持城市建设，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差距，使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在经济上、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平等。

为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减轻国家财政补贴和城市就业压力，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城乡管理制度，如城乡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制度，使城乡之间除了财政收入再分配、人员行政调拨、产品调拨外，生产要素和人口不再自由流动。就这样人为地将全国划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两大块，二者相互隔绝，壁垒森严，城乡二元社区结构最终形成。

2.农村社区内部及其之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均等性，各社区内部结构简单，分化和流动接近停滞。

农村社区以农为主，广义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等。我国农村社区从南到北，由东至西，自然环境差异很大。若因地制宜，社区间会因地理、资源差异出现不一致和分化。但改革前，我国农村社区普遍强调“以粮为纲”，农民被限制在粮食种植业上。种植粮食的劳动力占广义农业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在1987年仍高达90.4，农村社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因重工业吸纳劳动力有限，农村社区剩余劳动力并没有被吸收到城市二、三产业，而是用集体化方法束缚在种植业上，农民流动几近于停滞，农村社区潜在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加上“剪刀差”政策，社区内部普遍贫穷，农民家庭贫富差异不明显。

农村社区之间，除适宜产粮，人均宜粮地较多的社区人们生活稍好外，社区之间差异不大。如1978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收入地区的上海市人均纯收入为290.00元，为全国平均数的217.11％，而河北省人均收入91.50元，是全国人均纯收入的68.5％， 二者之比为3.18∶ 1。

3.城市社区增加缓慢，社区之间呈现相当的同质性，社区内部结构不尽合理。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1949年我国有城市136座，1978 年为191座，30年间年均增加1.8座城市，年均增长率仅为1.18％，城市居民在1949年占全国人口的10.6％，1960年上升到19.7％，1960年后逐年下降，70年代一直在12％稍高一点的水平上徘徊。

城市社区之间，除按人口规模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区别以及行政级别的差别之外，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下，除少数特殊城市，城市社区之间在经济体制、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具有相当程度的均质性。城市社区内部，整体结构不尽合理：重生产，轻生活，重工业发展，轻城市建设，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二、改革后农民流动与农村社区结构变迁

农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当时的条件下，首先主要选择了社区内的职业流动。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等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及程度各有不同。

变迁之一：出现了新型中介社区小城镇，城乡二元结构基本被打破，发达地区已由三元社区结构替代。

农民流向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获得了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1996年底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336.3万家，而其中非农业职工数为13172.3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09％。小城镇发展很快，数量庞大， 据统计，1978—1988年十年间，我国建制镇从2143个增加到10609个， 共增加了8466个，年均增长17.4％。

小城镇日益多样化的功能满足了农民多种需求，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成为农民生产、服务、娱乐、教育、信息辐射的中心，小城镇社区对我国二元社区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它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发达地区，原来的二元社区结构已被农村、小城镇、城市三元社区结构替代。

变迁之二：农村社区结构日益分化整合，原来简单的同质均等结构瓦解。

首先，农民流动方向不同，原几乎固化的农民身份为木工、瓦工、乡镇企业工人、个体经营者等多种职业身份所取代，身份的改变带来了他们角色行为、思想观念的分化。

其次，农村家庭产生分化。家庭内部出现职业分工，一般是男性、年轻人流动出去从事其他工作，女性、年老者留守家中从事农业生产。据调查，外流劳动力中男性占72.1％，女性占27.9％，性别比为258 ∶100，高出流出地总劳动力108∶100的比率；35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其比重达71.8％，高出流出地20.5个百分比。（注：《经济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第三，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农民向牧、副、渔、林流动，农业结构日趋合理。1978 年种植业容纳了农业劳动力的90.4％，林牧副渔业分别只占1.0％、0.3％、6.0％、0.3％，而1984年，种植业劳动力只占80.5％，林牧副渔业分别占1.1％、6.5％、11.1％、0.8％。到1996年，在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7.8％（其中种植业占53.7％，其他农业占4.1％），林业占3.3％，牧业占30.2％，渔业占8. 6％。农村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78年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农村总产值的89.72％、6.41％、3.87％。

农村社区在分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整合，主要表现为：（一）家庭的功能在加强，成为极重要的综合性协调组织，整合着家庭内生产、劳动分工等；（二）农民流向个体经营、商业网络几乎遍及农村社区每个角落，方便了农民生活，农村社区在较小的范围内成为初级社区；（三）因乡村工业发展而形成的地方财力物力，有力地推动了社区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发展。随着农民收入提高，电视等进入农村家庭，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更多青年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影响。

变迁之三：农村社区之间同质同构状态被打破，日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机制和水平。

首先，社区间因地理、资源、人文环境、农民流向流量的差异，过去全国绝大部分社区以农为主的发展模式被各社区因地制宜所取代，出现了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不同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等。

其次，社区之间贫富差异正逐渐扩大。事实上，改革以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比便一直处于增加之中。（见下表）

名称

1978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1年H0

133.57

191.33

397.60

686.31

708.55H1

290.00

397.35

805.92

1907.3

2003.4H2

91.50

142.49

255.22

430.93

446.05R

3.18

2.80

3.15

4.43

4.49名称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H0

783.99

921.62

1220.98

1577.74

1926.07H1

2225.8

2726.9

3436.6

4245.61

4846.13H2

489.47

550.83

723.73

880.34

1100.59R

4.54

4.95

4.75

4.82

4.40 注：R＝H1／H2；H0表示全国人均农民年纯收入（单位为元）；

H1　表示当年全国农村收入最高的省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为元）；

H2　表示当年全国农村收入最低的省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为元）；

资料原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

若以地区或县为单位，则社区之间收入悬殊更大。如甘肃省酒泉地区人均纯收入1158.33元，而庆阳老区人均纯收入仅531.42元， 二者相差626.91元，超出118.0 ％； 从县级情况看， 肃北县人均农民收入达1852元，高出最低者东乡县1582.50元，高587.3％，差距扩大到1 ∶6.9（注：《农民收入差距》，1993年《甘肃统计年鉴》）。

社区间不同发展模式及水平也影响了农民流动方式。落后农村社区一般为流动农民输出区，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社区更多地出现社区内流动，并能吸收一定数量的外社区成员，如苏南。1994年，全国农村流动劳动力为900.4万，其中河北、山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 四川、陕西、甘肃等9省份的流动劳动力总数为604.9万，占全国总流动劳动力的67.2％。

变迁之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对农村社区结构变迁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80年代中后期，很多农民流向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多是单飞式流动，他们最终还要回到农村。他们的回流首先是资金的回流，提高了农村社区的整体生活水准和相关家庭的收入水平，如据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当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打工人数达5273.8万，其中进城打工者4139.9万人，占78.5％，农村劳动力外流在城镇打工的货币总收入为1510.84亿元（人均打工收入3649.33元）（注：《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5年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回流的农民还会把他们的技术包括在外面掌握的见识、经验融入到农村社区的生产活动中，成为经济增长的潜在显在动力。农民回流还把城市文明带回乡村，无形中也推进了农村社区价值观念的开放性和现代性。

三、农民流动与城市社区结构变迁

80年代中后期，有8000万农民涌入城市，据统计，其中有20％多涌向大城市。农民工涌向城市并在城市社区中生产生活，对城市社区结构的变迁产生了影响。

影响之一：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社区数量迅速增加。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8年， 中国城市仅增56 座； 从1978 年到1984年，城市却由191座增到300座，7年增加的城市数是以往30 年所增的2倍，年均增加18.17座；而从1984年到1996年的13 年间， 城市数从300座增到666座，年均增加28.15座。 如此高的城市社区增长速度并非主要由城市社区内部人口自然增长所致，却是由农民工进入城市导致。据辜胜阻等研究，1985 —1990 年我国市镇人口（第二口径 ） 净增长4601.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为1683.4万人元，迁移增长占1502.0万人，另外1416.4万人为新设市镇引起的增长。换算成平均数分别为自然增长336.68万人／年，迁移增长300.4万人／年，建制变动增长283.28 ％万人／年，后二者属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化，合计为583.68万人／年，即市镇人口净增长的63.42％是由农民流动引起的。因此， 农民进城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19.39 ％提高到1990年的26.41％，又增加到1996年的29.37％，年均增长2.63％，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影响之二：缓解了城市社区内部不合理结构，促进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城市社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不发达，尤其表现为服务业和商业等的落后。许多城市由原来普遍存在的“吃饭难”、“穿衣难”、“维修难”，到今天买方市场的形成，到城市的农民工为此作出了贡献。农民工逐渐在城市市政建设、环境卫生、家庭服务等行业成为主力军，弥补了城市社区劳动力不足，促使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如据

1993年12月抽样调查表明，上海市有流动人口331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25.56％，其中外省市流入上海市的人口251万，在外来流动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型人口为165.7万人，其中建筑民工76万人。 （注：何义庆：载《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2期。）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已经逐渐缓解的“住房难”、“乘车难”、“就医难”又有所加剧，城市生态环境及社会治安问题增多。

影响之三：使二元社区结构相互封闭的状态有所改观，作为历史回响，城市社区正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和新的二元阶层分化。

农民工进入城市社区的劳动力市场，使原来农民固定在农村，城市职业由城市社区市民包揽的模式得到改变。如在北京市， 根据1994 年11月进行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进入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上升到329 万，占全市户籍人口的29.6％（注：杨子慧、萧振向：载《流动人口与城市化》、《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5期。）；在上海市，据1993 年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25.56％。 （注：何义庆：载《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96 年第2期。）

流入的农民工虽是城市社区人口组成部分，但随着农民工的增加，城市社区日益分化出二元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和原城市居民组成的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作为对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反映，不少城市居民宁愿失业待业也不愿从事低层次劳动。

农民工因无常住户口，与城市居民相比，享受不到城里人的许多福利和保障，受文化素质限制，在城里也不易找到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往往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强度大，且自身权益常受侵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虽是城市社区人口的组成部分，却因他们无户籍形成与原城市居民不同的阶层，城市社区日益分化出有户籍的原城市居民和无户籍的城市农民工两大阶层。这种劳动力市场和阶层的分化，正是原二元社区结构未彻底解体的产物。

四、结论及建议

总体而言，农民流动有助于我国整体社区结构的良性分化、整合及功能运作。当然，为促进农民的良性流动，笔者以为我们仍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农民流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民兼业流动问题

从我国大多数地区农民流动过程看，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民并没有脱离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这样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一旦外流便必然导致土地利用水平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整体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此笔者认为：（1）明晰外流劳动力的责任和义务， 确保土地的合理利用；（2 ）在农村逐步建立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体系，使农民能放心地实现向非农产业的彻底转移；（3 ）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已经离农并有相当稳定的职业者一步或分步地割断与土地的关系，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2.农民无序流动问题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通讯落后，就业信息不灵，劳务机构不健全，农民流动主要靠亲缘地缘关系的牵动，农民异地流动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盲目和无序状态，其结果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系列的负效应，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疏导机制，如完善民间职业中介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信息网络等。

3.城市发展机制转换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可能再凭简单的行政命令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必要转换城市发展机制，调整城市发展方针，为农民异地流动创造必要的条件。（1）优先搞好交通、通讯、房地产、 水电气以及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的硬件和软件；（2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法规，保护流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3）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使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流动农民及其家属能在城市安居乐业，与城里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城市社区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一、制定方案

区委于6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建设“平安城市”实施方案，研究“平安城市”创建工作。6月23日下发了《关于建设“平安城市”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根据省、市委建设“平安福建”、“平安三明”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城市实际，决定从2004年—2006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建设“平安城市”活动，2005年底达到“平安县（市、区）”标准；明确提出了建设“平安城市”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坚持统一领导步调一致、坚持依法治区依法办事、坚持专群结合齐抓共管、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等五项原则；确定了五个明显提高、五个明显下降、五个有效遏制、五个防止发生的总体创建目标和分三步走的工作步聚（即2004年1月—6月动员部署、2004年7月—2005年12月整体推进，实现达标，2006年1—12月巩固提高）；确定营造和谐发展环境、加大对敌斗争力度、严厉打击犯罪、狠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力整治农村房屋质量安全问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等八项工作重点，特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大平安、大稳定”的思想，针对城市实际，把农村房屋质量存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作为创建工作的重中之中来抓。

二、明确目标

总体计划用三年时间开展建设“平安城市”活动，全面实现创建目标。力争两年（2005年底）达到“平安县（市、区）”标准，具体计划：2004年1月—6月为制定方案，动员部署阶段，主要任务是成立机构、制定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深入动员部署，全面启动建设“平安城市”活动；2004年7月—20005年12月为整体推进阶段，实现“平安县（市区）”目标，具体是：2004年30%的乡镇（街道）、30—50%的社区（村）达到“平安乡（镇、街道）”和“平安社区（村）”的标准；2005年底100%的乡镇（街道）和90%的社区（村）达标，实现建设“平安城市”总体目标，使我区成为全市首批达标县（市、区）；2006年1月—12月巩固提高，全面达标，100%的社区（村）实现“平安社区（村）”标准，全面总结创建经验，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提高创建水平，全面实现“平安城市”目标。

三、狠抓落实

1、加强领导。区委决定成立由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江鸣任组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汗明任副组长，人大、政协、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建设“平安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并决定从政法部门抽调3名干警组成办公室，具体负责创建日常工作。各乡镇街道也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形成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创建工作领导格局，为创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强化宣传。一是层层动员部署。6月21日全区建设“平安城市”动员大会之后，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辖区各单位都相继召开建设“平安城市”、“平安乡镇（街道）”、“平安社区（村）”的动员大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部署创建工作，统一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目前，六个乡镇（街道）和部份区直部门已制定出具体的创建工作方案，初步在各级各部门形成了建设“平安城市”的共识和创建氛围。二是组织工作队深入村（居）进行宣传发动。区里组织挂点村（居）的部门，配合各乡镇（街道）深入全区22个行政村、24个社区居委会向广大村（居）民宣传建设“平安福建”、“平安三明”、“平安城市”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在宣传发动中做到三个结合，即：与创建文明城市相结合、与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相结合、与创建文明村镇相结合。深入发动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平安城市”的活动，为创建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多形式宣传。利用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宣传栏、黑板报、墙报、广播、挂标语、发传单等多种宣传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使建设“平安城市”活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统计全区已召开各种动员会议50多场次，出各种板报宣传栏60多期，悬挂宣传标语12幅、发放宣传单5000多份。

3、抓好试点。区委、区政府决定北门街道、洋溪乡作为建设“平安城市”的试点乡（镇），并要求各个乡镇（街道）要抓好2—3个村（社区）的试点工作，并从最小的社会细胞“家庭”和最基层的社区（村）抓起，拟定在陈大镇抓建设“平安家庭”试点，在列东街道抓“平安社区试点”，以积“小安”为“大安”。积极探索建设“平安城市”的工作路子，摸索工作措施，总结工作经验，以点带面，全面推进，使建设“平安城市”的工作健康有序地顺利开展，少弯路。

城市社区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 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表1　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社会经济因素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临界值　检验结果

地区人口（万人）

-0.01

0.3

x

市区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从业人口（万人）

0.41

0.3

*

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

0.59

0.3

*

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9

0.3

x

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2

0.3

x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0.55

0.3

*

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

0.51

0.3

*

市区利税总额（亿元）

0.42

0.3

*

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

0.08

0.3

x

市区客运总量（万人）

0.25

0.3

x

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0.39

0.3

*

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0.51

0.3

*

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　0.58

0.3

*

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0.7

0.3

*

注：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中，*代表相关显著，X代表不显著。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　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　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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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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