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分析
流动人口分析范文第1篇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流动人口分析范文第2篇
一、人口减少及人才流失原因分析
客观地讲，人口和人才变动趋势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落后、条件艰苦、失业率高的地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驱动力越强。大兴安岭作为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人口和人才输出型地区。1.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人才流失较多。五年间，全区卫生行业人才流出141人，占卫生行业同层次人才的8.3%，且主要是学科带头人或中高级职称的业务骨干。教育行业中高级职称教师人才流出21人，占中高级职称教师比重为0.6%。2.大学生毕业后异地就业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五年间，全区高考大学生13742人，回到本地就业和待就业的仅有4391人，68%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发达地区安家和就业，造成本地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失。3.气候寒冷、收入水平偏低导致人才外流。目前，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0283元，居全省11位，分别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8315元、17310元。特别是中高端人才在发达地区就业与在本地就业相比，收入水平平均高出2倍—40倍不等，且气候条件、生活环境较为优越，这是发达地区吸引人才的垄断性优势。4.就业空间有限导致适龄劳动力外出务工。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全区森工采运业逐年萎缩，新兴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空间有限，机关、事业单位及林业职工是我区就业主渠道，从业人员达到70980人，占从业人员比重78.5%；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10292人，占比重11.3%；非公有制企业仅能容纳就业人口9195人，占比重10.2%，企业就业空间和领域较小，特别是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还不能提供与发达地区同等机遇、待遇的就业岗位，导致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5.随迁家属及异地养老人数增加。由于人才外流，随迁家属的人数也不断增多，或随夫随妻或随子女外迁，按一家三口计算，五年间因人才流失随迁家属的人数约为11200余人。我区地处寒温带，冬季时间长、早晚温差大，部分离退休老人选择温度适宜的城市养老，而且人数逐年增加。
二、人口输出及人才流失对全区影响分析
按照目前每年人口及人才净流出测算，到2020年，我区常驻人口将减少到44万人，2030年减少到34万人。人口和人才流失势必会对我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影响有：1.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影响经济发展。目前，我区共有法人单位4099户，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1214人，从专业人员平均配备比例看，户均不足6人。而我区目前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和流失，必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2.文教卫生行业软件“瓶颈”突显。五年间，我区对各县区和乡镇医院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并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硬件环境大为改观。但人才软实力提升相对缓慢，医务人员整体医疗技术水平偏低、中高端人才外流现象，使部分病患者对在本地就医产生不信任感，导致大量病患外出医治。教育骨干力量流失虽然有所缓解，但每年还是有一些优秀教师外流，导致我区初中升高中的尖子生异地求学，使部分优质生源不断流失。3.新兴产业人才短缺现象更加突出。随着国家全面停止龙江森工和大兴安岭森工商业性采伐，我区进入了全面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着力发展具有林区特色的生态旅游、绿色矿业、绿色食品、北药开发等资源禀赋型产业，但企业发展需要高水平研发、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等，产业技能型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匮乏，将会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4.劳动力季节性“用工荒”频现。随着人口的加速递减，带来适龄劳动人口加速减少，季节性用工短缺现象较为突出。尽管我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009年的19460元增加到30283元，年均增加2165元，但劳动力外流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每年山产品采集期、企业生产期、建设项目施工期，劳动力季节性“用工荒”仍然十分突出。每到夏季施工季节，每天建筑工人日均工资达到200-300元，仍然很难雇到劳动力。5.林业生产一线职工老龄化趋势明显。从1964年开发建设以来，全区涌现一批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伐木工人，他们抗风雪，斗严寒，吃着冷硬的食物，多数人都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胃炎等职业病。在6774人的木材采运一线生产工人中，年龄在40以上的占到53.8%。在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有相当一部分一线生产工人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无法再转岗分流到其他岗位。而80、90后的年青人，因生产条件艰苦，不愿再从事森林管护和森林抚育等林业生产任务，林业生产一线职工出现“断档”，后续力量匮乏的现象将日益严重。
三、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分析范文第3篇
府谷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陕西省府谷县 719400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数量逐渐增多，而对于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问题逐渐成为计划生育工作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首先对生殖健康的内涵进行简要概述，然后分析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现状，最后重点提出加强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的有效对策，以期为计划生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策略
1 生殖健康的内涵
在上世纪九十年来生殖健康这一概念被提出，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中它深刻的影响了社会发展和世界人口的发展。生殖健康是指在生命的各个阶段，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生殖过程中的体质、精神和社会适应各方面均处于完好状态。性生活正常且满足人们要求、具备正常的生育能力、生育时间和数目能够由人们决定、可负担且安全的计划生育方法能够被获取和知悉、生殖保健服务的获取、妊娠过程的安全是生殖健康的主要内容。
2 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现状
2.1 流动孕产妇孕产期保健状况落后作为较为特殊的弱势群体，流动孕产妇更加需要卫生保健服务，但她们保健状况却较为落后。相对于户籍孕妇，流动孕妇的生活相对贫困，难以支付高昂的定期产检查和住院分娩费用，进了降低了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覆盖率。2013 年北京常住孕妇的产前检查率为99.6%，孕早期检查率为89.7%；但流动孕妇的产前检查率仅为76.8%，孕早期检查率为46.6%，住院分娩率为78.6%。以上调查数据表明，在系统管理、产后访视、住院分娩、产前检查方面流动孕妇都远落后与常住孕妇。
2.2 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差某权威机构在2014 年通过对五千多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仅有七成流动人口知晓艾滋病知识，约六成人在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整体被调查人群中仅四成人在过去一年中坚持使用安全套。男性在流动人口中占比较大，不能采用正确的避孕措施、对生殖健康预防保护知识缺少了解、性生活频繁使他们的生殖健康面临较大威胁。深圳的一项调查中，没有在性活动中使用安全套的男性占总被调查流动人口的四成，并没有深入了解怀孕、避孕的相关知识，使得众多女性因此而进行人工流产，而没有清楚认识艾滋病、性病是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2.3 流动人口性传播疾病发病率高
高危性行为频繁、文化程度低、生活条件差是流动人口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也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殖道感染概率，使他们更易感染性病。某机构通过对浙江2079 例流动孕妇的调查发现，患有一种及以上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孕妇有630 例，占总数的三层。其中有四层的流动孕妇表述有不适症状，但其中仅有六层孕妇到医院治疗。另外，据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截止2014 年6 月，有9.6% 艾滋病感染者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艾滋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流动感染者加快了不同地区间疫情的扩散，并使得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大幅增加。
3 加强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的有效对策
3.1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鲜少制定和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现有的法律规定早已陈旧过时，无法满足现阶段人口管理的需要。而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体系首先要获得法律的支持，但相关法律规定的缺位、各部分政策的冲突使得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举步维艰。因此相关责任部门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对具有歧视性的政策进行取消，将冲突的规定取消，保证法律的一致性，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件朝着注重服务、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相互独立，难以异地转移是我国目前医疗保障体制存在的首要问题，相关责任部门应当对针对流动人口的特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行建立健全，使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倒基本满足，为流动人口享有平等的医疗健康服务提供保障[1]。
3.2 强化流动人口居住地管理制度
不同于常住人口能够获得健全稳定的医疗保障服务，现实中的流动人口户籍地和流动人口所在地都不愿为流动人口提供医疗保健支持，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将居住地管理模式适用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从根本上避免歧视外流人口。在制定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时，应当将流动人口纳入支持范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财政管理应采用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模式。政府责任部门还应当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综合奖励补助政策进行建立健全，利用以奖代补的方式促进流动人口更好的为居住地的建设做出贡献。
3.3 建立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信息数据库
掌握信息是流动人口管理的核心和重点。如果不能有效掌握流动人口的情况和数量，会使得流动人口先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实质在于对登记系统进行规范，全面准确掌握流动人口的各方面信息。要想最大限度发挥人口信息的作用，就要在电脑中录入信息，并对相关电脑进行联网。所以，责任部门应当对流动人口进行信息化管理，对税务、房管、计生、劳动、公安等部门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促进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的提升，推动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的改善和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水平的提升[2]。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务还有待改善和提升，各级责任部门应当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为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提供保障。本文对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现状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加强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的有效对策。但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希望相关责任部门能够加强重视，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文化融入；困境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也进一步增长，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8%。 他们刻苦工作，努力适应环境，渴望被城市接纳，成为其中一员。然而农村与城市有着不小的文化差异，思维方式、价值观、生活节奏等等，已经渗入到了各个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融入也是众多学者认为的社会融入中的最高层次，更是最难跨越的一个部分。笔者通过偶遇抽样的方法，选取了30个农村流动人口做为调查对象进行访谈，发现城市和农村文化的不同，会给农村流动人口带来很多的不便与冲突。这些障碍有的是外界直接造成的，也有的是他们在与城市的互动中产生的，最终这些都造成了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文化的困境。
1 城市文化的“俯视”
从几年前对“洗、剪、吹”、“杀马特”的嘲笑，到近几年“听着网络神曲，穿着山寨名牌”的标签化定义，无不显示了城市文化对农村流动者的蔑视。客观上说，城市的确比农村可以更快接收到前沿的思想和先进的理念，这也形成了在文化上城市比农村“高人一等”的感觉。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刚来城市时都因为穿着土气、口音过重等收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
为了能够更快的被城市文化所接纳，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非常主动地投入到这一社会化过程中，外表（70%）是他们首先进行改变的地方。尤其是女性，在外表和语言的改造方面要大大优于男性。然而这些只是外在的表现，城市文化的核心更体现在思维方式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农村流动人口大都学历较低，工作层次不高，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前沿的思想和城市中的中高层人群的生活方式他们很难接触到。这就造成了农村流动人口即使努力改变，在大多数时候仍然被排除在“高大上”的城市文化以外。
2 城市社交网络的隔离
根据一些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层次低，多以体力和低技术工种为主。 尤其是一些密集加工型企业，更是聚集了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笔者在调查中，也对在种些企业的流动者进行了访问，他们大都表示“周围都是同村的或者其他外地的，不认识本地人”，“在这里和在老家都一样”。这类流动者没有机会与城市人往，仍然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被排除在城市社交圈与文化之外。
还有一部分流动者从事服务业，常有机会与本地人接触。但是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大都把他们当成陌生的工作人员，加之二者之间的生活境遇差距较大，很难产生深层次的共同语言和交往。这类农村流动人口与之工作的同事要么同是农村来城的，要么就是城市中的底层人员。这些底层人群尚且被排除在城市主流文化与社交圈外，又何谈帮助这些流动者融入。
城市中的社交圈无形中隔离了大部分的农村流动人口，这种不接纳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城市中归属感的缺失。没有社会交往的交流，更会对农村流动人口学习、理解城市文化带来巨大的困境。
3 社会政策的不足
随着政府的关心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但是在求职、子女上学等关键问题上，仍与城市人有一定区别，这会时刻提醒他们自己“外人”的身份。此外，调查对象中一些有经验的打工者表示，因为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不少雇主会欺负他们不懂，一些应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被无视。在签合同时，也欺负他们不懂法律不认识熟人，存在不合理的压榨欺骗现象。种种的一切，都让来到这里建设城市的农村青年感到心寒，在文化上受到歧视。
在访谈中，调查对象对与“社会参与”这个词是基本上没有概念的，这并不是他们没有积极主动性，而是社会没有给予他参与的机会。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们几乎没有机会站出来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有社会参与，对城市的认同感就会减弱，文化上的理解就更难了。
4 身份认知的模糊
自我身份认同是判断是否真正实现的最终标准，体现了农村流动人口是否已将城市文化内化，并且评价自己的社会位置。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调查对象经常会使用诸如“我就像城里人一样”、“我和城里人没区别”等语句，没有一个人表达出自己是城市中一员的想法。由此可见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知上，存在着一种模糊性。一方面他们对城市文化向往并主动学习、模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所有障碍又提醒着他们并不是其中一员。
来到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农村人”身份已经不太认同了，甚至还会取笑老家的朋友或刚来城的农民土气。但是面对城市文化，这些流动者仍保留了很多传统观念，比如交际中的距离感和隐私等问题，大部分调查对象依然认同老家的想法。正是由于他们自身文化上的不完全接受，使得很多农村流动人口既不认同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也不完全认为自己是一个城市人，陷入了身份认知的模糊中。
5 总结思考
综上所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文化融入方面仍有许多障碍。在客观上，社会政策仍然不全面，很多福利保障政策也不能落到实处；城市文化的“俯视”，更是排斥了他们进入其中。在主观上，农村流动人口没有一个清楚的身份认知，也不能加入到城市社交圈当中，增加了他们文化融入的困难性。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导，多以他们自己的意见为出发点，制定相关政策。政府更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有关单位把福利保障和其他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多为农民工谋福利。
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其他各界人士，都应该对农村流动人口多关心、多了解，
对于优秀的部分和突出的人物，多做正面报道。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应该受到尊重，解除他们文化融入的的困境，是一个城市的责任。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分析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 参考 广泛的城市社会学资料 文献 的基础上，联系贵阳实际，系统地介绍了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社会现实，流动人口的 历史 、 发展 ，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保障、法律遭遇状况，目的在于披露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现实，引起社会重视，制定政策措施，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生活现状，促进城市流动（ 农村 ）人口的城市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随着 经济 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联系起来，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人口分层的产生，导致城市流动人口的形成，经济体制不合理，分配机制、保障机制不完善，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薄弱，社会分化加重。
一、城市流动人口概述
农村人口或农业人口通过就业,升学,联姻等方式迁徙流入城市,形成非城市人的流动人口。比如贵阳的背篼军,重庆的棒棒军群体,大部分是为了就业谋生。
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分层(分化)变动。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边界壁垒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其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谋生,离开依赖的土地,涌入城市寻求劳动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农村的劳动力通过进城就业谋生,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进城已不再更大地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政府反而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推动了农民工的发展壮大，农村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为城市的 现代 化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农村人口的流动,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从世界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长仅靠城市人口的再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靠农村人口的分化流动，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城市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都叫农村优越,城市发展,城市中心的吸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农村人口的加入，城市发展为农村人口发展,劳动就业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从而拉动农村人口的分化流动,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条件。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的流动呈地域性趋势，即同一个地区的人口会流向另一个相同的地区或相邻的地区(比如贵州人多向广东江浙一带流动),形成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另一个地区的整体流动现象。
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中,男性(特别是中青壮年男性)多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在外地的生存适应能力较强,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农民工出卖的是廉价的体力,在这方面男性强于女性，女性流动则多是因为联姻,升学等方式流入到城市，通过婚姻,升学,参军等方式的人口流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存在于社会,并将持续下去。
二、城市社会保障论述
农民工受 教育 水平低，基本上没有技术，其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人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甚至不能糊口。城市社区保障功能薄弱，尤其是社区城市人对外来人歧视、社区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的生活更加悲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蓬头垢面的小孩在垃圾桶边翻捡垃圾，他们甚至就是吃垃圾堆里的剩饭，令人伤感！
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保障功能薄弱，农民工自身保障小，使农民工的生活遭遇悲惨。对此，加强社会保障功能，对于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贫困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城市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体制的重要内容。城市社区保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原则。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偏离社会公平目标，易造成社会的动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保证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还涉及到劳动者对自己在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的社会生活、地位的预期，影响到个人对老年社会地位状况的预期、评价职业地位声望的重要标准。
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阶层，是被排除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待遇。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认知不足，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程度小。在以往的观念中，城市是知识分子、干部、非农人口的社会单元，户籍的划分使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边界更加强化，非农业人口排斥农业人口于城市之外。可见，城市社会中，获得 政治 权力的农民工阶层很少，农民工阶层是政治边缘群体，难以融入到政治体系之中。
三、社会意义
农民工进城在现实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的空间位置移动，更深层次的是人社会角色的垂直流动，城乡分割强化了空间地域分层。但同时也使得农民工阶层融入到城市社会，加快城市 经济 的开发建设进程。农民工流入城市有三大社会意义：
一、在社会的分层体制中，城市社会空间地位高于 农村 。
二、社会 发展 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补充，在城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在城乡分层体制下，逐步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增强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加深成员公平、消除社会歧视。
四、农民工的 法律 境遇
（一）法律对农民工遭遇侵害的无奈:
农民工对法律意识不到位，对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明，维权意识不深，在遭遇不法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往往是采取消极逃避的思想，试图“破财消灾”。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法律打击非法侵犯行为的力度不大，对侵害行为无能为力。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社会是屡禁不止，是法律的空子太大，鞭长莫及，还是受害人的不作为态度？难以解释清楚。
从城市社会的不同群体来看，法律似乎是远离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中是最需法律的保护，但偏偏是这些最需法律的群体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游离于法律的空白社会。
在农民工群体遭受非法侵害时，法律往往是采取不作为的行为，这也许是农民工处在社会的边缘，社会地位低，不能引起社会、法律的重视。
（二）法律的尴尬：
法律本质上是为维护社会正义，宣扬社会公正，但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违法执法”的现象，“违法执法”是执法者违背法律宗旨的行为，破坏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城市中，执法者的素质高低，直接反映执法效果，很多执法者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违反个人利益的合法行为采取超出法律范围的打击。
城管人员的粗暴执法，是违法执法的典型。城市的城市管理往往针对农民工，农民工在街上摆摊设点，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但是城管人员对这种行为横加干涉，对农民工大打出手。这样的执法效果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并没有达到执法的效果。
通过对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的剖析，更深刻的认识了解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客观现状，希望引起社会、政府的重视，为缓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矛盾、提高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早日达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