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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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哈萨克族 传统养老文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新疆
论文摘要: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养老文化特别是哈萨克族养老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族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敬老爱老、社区互助、邻里帮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文化。但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对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积极引导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符合新疆区情的现代养老文化是我们当前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由习俗、传统、道德、信仰、仪式、礼节、礼貌、惯例、制度、理想与价值观相关联而构成的网络。在这样一个概念中理解养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制度规范。其中民族养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节、惯例、价值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养老问题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规范等文化积淀。笔者认为，所谓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是指哈萨克族人长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产生并代代相传的关于养老观念、养老思想、养老理想、养老习惯和养老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和总称。
哈萨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种古老文化的精华，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形成以家庭养老、家族互助、邻里帮助为主，社区互助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特殊的养老文化。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个方面。从内涵上看，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既有养老方面的认识，又有关于老年人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养老传统和养老习俗，主要包括关于家庭、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养老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自我养老等三个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多样性、连续性、独立性及融通性等特点。其中，以孝顺父母和敬老爱老为基础的孝文化是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可以说是哈萨克族人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则。家庭养老、家族保障和社区互助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的必然选择，家庭和谐和代际传递是这种养老文化的直接体现。
二、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家庭养老
1.强调自力更生，以孝为核心。家庭养老目前是哈萨克族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封建伦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的运行，主要靠的不是现实行为，而是源于文化的动力。哈萨克族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对家庭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中，人烟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对原始、封闭，经济不发达，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阿吾勒之间互补性和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拾。其次，、哈萨克族人彼此相处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内的人经常在邻近的地方放牧，对方的脾气、好恶、生活状况，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对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围人的谴责和唾骂。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认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上下、尊卑的关系，子女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哈萨克族人生活环境造就了哈萨克族人深沉、勤劳、坚韧、独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萨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长寿，自理能力很强，经常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不是干家务，就是照顾小孩或养育后代，满足自己继续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萨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当家做主，这种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子女的养老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2.“还子”防老。哈萨克族传统家庭是以父亲或丈夫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家庭。哈萨克族家庭一般规模较大，平均家庭人口为5. 94人，以两代人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儿子长大成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多在父母毡房旁边设一新毡房居住)，父母身边通常要留下一个最年幼的儿子，作为养老送终的依靠。独生子一般不分家，尽赡养之职。哈萨克族传统家庭中普遍存在“还子”习俗。所谓“还子”是指每对新婚夫妇，要把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亲生父母。祖父母把孙儿当作自己亲生的最小儿女看待并加以宠爱。祖父母和孙儿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人的还子习俗增加了婴儿的存活率，减轻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孤独老人在孙辈的身上重温自己的童年梦，找到新的生活乐趣，驱散年老所带来的忧郁，真正享受天伦之乐;在抚育过程中，老人与孙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还子作为促进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提供了潜在的文化支持和社会基础。
3.知足意识强，老人养老需求不高，家庭养老成本低。在哈萨克族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畜牧经济和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经商意识不强烈。自然灾害、战争比较频繁，物质资料不丰富，家庭经济收人微薄，养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识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耻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学会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对现状不满，也被视为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哈萨克族人相信“荣华富贵和人生磨难”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也不能怨声载道，只能容忍，满足现状。因此，哈萨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朴素，养老保障水平低，老人养老需求非常简单，只求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健康长寿，别无他求。
4.土地保障。草场和牲畜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养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来说哈萨克族家庭都有植树造林和种草的传统。青草和树木不仅是一种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和养老的基本收人来源，这为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萨克族是古代许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识与祖先崇拜等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识远远超出对创世主迎萨甘的崇拜。哈萨克族人认为牢记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个哈萨克人的历史责任，给子女传授前辈的系谱，是哈萨克族父母应尽的义务。景教特别是佛教对哈萨克族养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信奉佛教时期古代哈萨克人有这样一个习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儿子、女儿或兄弟就会做一个与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兰教在9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16一17世纪成为哈萨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萨克族传统养老观念就具有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哈萨克人一般对自己祖先的灵魂和墓地特别崇敬，普遍认为祖先会把生命的力量赐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区的人们在天旱时或灾年时，到祖先坟地求雨，祈求神灵保佑。这种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顺父母、关心老人、尊重老人等养老习惯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互助
1.强调团结，热情好客。哈萨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强调团结合作，认为团结是福，没有团结就不能生存。哈萨克族人作为热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赐。哈萨克族民间有这样的话:“父母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也不会挨饿”，“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哈萨克族人过去常常以登门客人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受人欢迎、爱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气者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
2.互助。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谐，一贯以帮助别人、热爱公共事业、团结乡亲、遵行礼仪、不侵占他人财务、珍惜友情，不做乡里乡亲所厌恶的事等为每一个哈萨克族人应具备的美好品质。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灾、火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而生活困难时，部落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尽力给以资助。如某出现拒绝资助的人，则会被全部落的人歧视或侮骂。如果老人欠了债务无力偿还，得了疾病无力医疗，全部落均会协助帮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帮助被哈萨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谁拒绝帮助有困难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别人帮助的权利，同时还会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坏礼俗的人。哈萨克族人的互助思想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教义普遍认为孝顺父母是子女的天职、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与人之间不应互相仇视、互相伤害，而应当相互同情、相互怜悯、相亲相爱，帮助老人功德无量，人应多多行善，尊老爱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兰教教义还规定天课是每个富人的义务，富有者必须把纯收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那些老人和穷人。民间关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传，这种思想至今在民间影响颇深。哈萨克族人的这种互助思想不仅增强了本民族内部的亲和力，而且也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义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质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哈萨克族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过尊老敬老教育。哈萨克族人认为不论你年纪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而威信扫地。“不论在什么场所见到老人，都要边祝福边握手，吃饭、喝茶、开会、娱乐，都让老年人坐上席，请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进毡房门和行路，都必须请年长者先行。老年人骑马到别人家作客，年轻人必须出迎并扶老人下马，然后牵马、饮马、卸鞍、喂马，老人临行时必须把老人扶上马。晚辈不能当着自家老人的面抽烟，更不能喝酒。如果对老人不尊敬，则会受到人们耻笑和处罚。”对长辈的尊重还表现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长者的名字，妇女不能从长辈面前走过，要从身后绕行;在过节的这一天，要把羊头奉献给老人。在宰杀羊只招待客人进餐时，主人将羊头献给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块面额肉捧献给在席的长者。哈萨克族传统伦理道德规定年轻人必须怜悯老人，对身体虚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应严加关怀和帮助，裹读老人普遍认为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无论老人有天大的罪过，都不能顶嘴，也不能还手，必须忍耐、礼让。这种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畅、能够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三、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对新疆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
(一)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坚持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导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是哈萨克族家庭养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娱老是其精髓，是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哈萨克族人代际关系相对融洽，家庭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保障主体，也是老年人的精神乐园。如今，北疆牧民总体收人比较低，个人养老能力较差，老人对家庭的依赖正在显著增加，哈萨克族老人在物质上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精神赡养，只重物质供养，往往适得其反。哈萨克族牧区普遍存在的敬老爱老、祖先崇拜和还子传统为牧区的家庭养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家庭养老的精神养老职能是任何养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区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养老方面财政投入不足，牧民参保能力有限，对于经济极不发达的北疆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基础，有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弥补了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缺陷，又为政府的养老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比较符合新疆的区情。
(二)坚持弘扬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取长补短
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影响着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把个人的养老、尊老行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层面，对个人养老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而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及家庭美德的建设。哈萨克族绿色文化、社会互助、氏族保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为社会化养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行善，邻里互助、天课等风俗习惯为社会化养老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支持、组织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换保障、牲畜换保障等现代养老模式的过渡。哈萨克族人自古以来产生的草场公有制和团结合作、互利、互助传统以及部落、氏族意识向以合作经济为载体的农村养老模式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哈萨克族居住比较分散，家庭养老意识很强，这种家庭养老文化的强化不利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普及和发展。哈萨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终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最终会导致牧民收人的减少、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参保能力的下降。哈萨克族人因受封闭的游牧文化的影响，经常与世隔绝，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社会养老保障认识不足，对于外来文化，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养老文化产生一种由来已久的敌对心理，少数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变，怕不兑现，怕钱贬值，怕干部换，尤其害怕国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积极性不高。这种封闭保守思想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顺利普及。因认识方面的误区，部分牧民总是把农村养老保障与乱收费混为一谈，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参加农村养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顺和软弱无能的表现，感到屈辱，怕别人说闲话，从而反对父母参加养老保障。哈萨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观念严重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现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牧民收入的急剧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减弱和国家负担的加重，从而妨碍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变。
(三)保证社会主义先进养老文化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3篇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4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文化。因为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5篇
冀中地区的古老乐种“音乐会”就属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音乐会是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存在的民间乐社，其音乐风格端庄、古朴，其曲牌名可见于唐宋词牌和元明戏曲曲牌，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音乐会的活动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当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价值。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急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音乐会的生存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如：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音乐会后继乏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多元化挤占了音乐会的原有“市场”，以及传统的无偿服务方式逐渐改变而引起音乐会文化性质的变化等。
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遇到的生存危机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社会的种种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是它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局吗？难道现代化的实现要付出断送传统文脉的巨大代价？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冀中音乐会在当代社会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会在现代社会消亡，而会在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六点：
1.冀中地区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现代化大潮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传统文化抗冲击的恒定性。冀中音乐会尽管遇到了生存危机，但本地民俗事象和民间信仰对音乐会的刚性需求，又在支撑着音乐会顽强地生存并发展下去。作为一个与当地民俗事象和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相联系的一类民间乐社，音乐会在传统社会中义务担负或参与村落的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中元祭鬼、祈雨驱雹、民间丧事等一系列与村民的精神寄托、生活康泰及最终归宿等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宜，这些事宜往往不因世事的更迭而移易，民众千百年形成的精神信仰，也还有着相当稳固的社会基础，很难被新的社会环境所完全荡涤。音乐会的神圣性和其较强的仪式功能，使其有着比娱乐性的民间文化更强的生命力。对于冀中乡村的百姓来说，没有音乐会的日子精神无托，百姓还用什么朝拜各方神灵、求福祈祥？
也正是在这样的刚性需求之下，冀中音乐会虽遇到了种种困境，但仍然保持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种群，据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统计，目前进入国家、省、市三级非遗名录的音乐会就有65个①（实际数目要多于65个，如国家名录中的“雄县古乐”包括四个乐社，“高洛音乐会”包括南、北高洛两个乐社），再加上进入县级名录的及尚未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如雄县葛各庄音乐会、黄骅市西赵村同乐会等），笔者以为目前尚处于活态存在的音乐会仍有近一百个。这样一个由众多自发存在的乐社构成的庞大原生态乐种群落，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既是其生命力的彰显，也是这一乐种在未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有力保障。
2.局内人在延续文脉、克服传承危机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大潮的裹挟下，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经商，再也没有过去挂锄时节聚拢到一起学习音乐的闲适了。音乐会的传承因此遇到了麻烦，老人一个个故去，年轻人接续不上，有的音乐会因此而逐渐走向消亡。但在另一方面，冀中音乐会局内人正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传承使命感，克服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在安新县端村、圈头等村落，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地人以多种方式吸引小学生进入音乐会参加学习，并探索出了适应这些小学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得一批十几岁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音乐会的新生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音乐会后继无人的问题。又如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村，男人们外出打工，他们就打破音乐会“传男不传女”的旧习，招收了一些在家留守的女性成员入会，如今“文坛”的念唱和“武坛”的器乐演奏都有了女性成员参加。冀中音乐会其他各个乐社也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女性会员，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民间乐社局内人为延续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做出的积极选择。
在传承方法方面，这些农村乐社也有许多新的探索。比如，以前的老乐手带新乐手，在学习韵谱时都是师傅口头教唱，费时费力。如今他们利用MP3、手机等工具把师傅的韵唱和演奏录下来，可以随时反复地听和学，省却了很多师傅的重复劳动；一些小学员活泼、好玩耍，难以坐下来进入学习状态，为引起这些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采取先让他们旁听观摩，再进入韵唱乐谱与乐器学习。这些村民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传授传统音乐的新方式体现了传统文化局内人卓越的创造精神。
为了能够让现代社会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传统文化，许多音乐会还以开放的姿态主动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主动接受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采访。林中树老先生由于主动到北京邀请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前去考察，而使屈家营音乐会名扬天下，之后，冀中音乐会各个乐社（如安新县圈头音乐会、雄县赵岗音乐会、廊坊市东张务音乐会等）纷纷主动邀请北京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随后记者跟进报道，使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乐社走进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视野，音乐会的活力也由此增强；2013年5—6月间由文化部首次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展演”，冀中音乐会又有许多乐社主动参加。这些传统文化的局内人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背景，克服文化困境并取得成功的努力，说明社会背景的变化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危机是可以克服的。
3.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加强使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跨入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逐渐加强，这使得冀中音乐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对于音乐会在当代社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极为有利。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证”，国家文化政策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向“文化保护”方向的转换。我们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及各级保护机构，我国还有昆曲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从最底层的传统文化持有者（局内人）层面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向有着极高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保护意识，这些传统文化持有者对于今天国家的非遗保护政策发自内心地拥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冀中音乐会局内人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为保护和传承音乐会做出极大努力，并在2012年获得首届“太极音乐奖”的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林中树老先生。正是基于局内人强烈的保护意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发展。
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都有积极性，同时，学者和媒体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冀中音乐会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的学术研究热潮被学界称为“冀中学案”。此外，一批批中外学者前来考察，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对冀中音乐会的持续报道，这一切都令冀中音乐会的声名远播，社会影响持续扩大，进而引发全社会各个层面对冀中音乐会的关注。学者、记者对音乐会的研究和宣传，又使得音乐会的乐师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的可贵，增强了他们保护和传承自己音乐文化的积极性。
4.音乐会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逐渐向有偿服务转变
过去音乐会义务为地方民间信仰和乡民丧事服务的方式，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互惠交换”和“道义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等价交换原则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些传统社会利益交换原则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方面几千年的传统礼俗并未消失，这些精神支撑使音乐会的无偿服务仍在大多数乡村里盛行，几千年的传统仍然在显示它那巨大的惯性力量。在大多数村落的春节祈祥、民间丧事等活动中音乐会仍然是以无偿服务为主，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日常开支等仍然以岁时公摊和富户主动提供为主要来源。在可以望及的未来，相信这种经济供养模式仍然会长期存在。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趋势的变化，音乐会有偿服务、追求经济回报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安新县一带，音乐会参加外村一场丧事的回报一般为二至五千元。在一些村落，即使为“在会的”（按惯例年节时要摊些礼钱给会里）村民家办理丧事，事后也要给予烟、酒和宴请等物质回报。这种转变对音乐会有益还是有害？学者往往看到这是音乐会传统文化性质上的重大改变，一些老乐手也对此有“人心不古”的负面评价。但是音乐会里的一些年轻人认为在音乐会为丧家（尤其是外村的）落忙办丧事时适当收费，是对自己误工和出力的合理补偿；音乐会里的一些当家人，对此更是看得实在。霸州胜芳南音乐会的薛金才说：“我们这里的收费，乐手分一半，会里落一半，这样乐手没有白忙活，会里也有些活钱用于各项开支，对会里有好处。”安新县端村音乐会田炳辉会长也说：“由于每次丧事乐手们有些收入，音乐会的活动变得好组织了。”但是总的来说，乐手们参与音乐会的活动还主要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参与丧事如果收费，其收入往往也仅够补偿误工。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如春节祈祥、地方节令性仪式活动等，乐手们还是义务参加的，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参加而仅参加有报酬的活动，是要受到大家非议的。
冀中音乐会由完全无偿为乡民服务逐渐向部分有偿服务的转变，笔者认为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自然变化；是传统文化对外部社会环境的一种被动适应，这是音乐会生存的有益变化。主动保护和被动适应，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双向互动的体现，传统文化在这种互动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5.人们生活的逐渐富裕为音乐会的生存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保障
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使得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有了更充足的财力保障。人们生活的富庶，使得音乐会不会再为买几支笛子几攒笙而发愁。冀中地区尚以活态存在的音乐会，往往都在当地富户和村委会的支持下购置了大量乐器，以此为物质基础广招新学员来音乐会学习；音乐会的各类神像，也请乡间画师一一更新重画；音乐会这种仪式音乐，近来还常常被搬上各种汇演、晚会活动的舞台，搬上电视荧屏展播，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登台演出，各地的音乐会还购置了统一的演出服装。昔日的乡间音乐会，如今华服耀眼地展现在了国内外的音乐会舞台和各种盛大的晚会场合。还有翻盖音乐会活动的场地——官房子，这也是一项比较大的花费。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翻盖了官房子。仅在涞水县的南北高洛两个村，其音乐会的官房子和南乐会的观音堂都于近年重新翻盖，四所建筑中，只有南高洛音乐会的官房子是靠国家的非遗保护经费建设的，其他三所建筑都是村里人自筹资金建设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生活有较高的追求。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霸州市胜芳镇，我们看到众多的年轻人在音乐会等民间乐社、花会组织里担纲挑梁，用对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显示出人们生活的富裕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良性影响。②
6.文化生活多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生存空间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入音乐会学习韵谱和乐器演奏，是一种高雅的爱好。但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都在日益多元化，现代化大潮切实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新的流行文化元素大大挤占了传统文化原来在乡间的“市场份额”。当代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带来竞争的压力，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同样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生存的机遇。传统文化在今天虽不可能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但当代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性，也使得传统文化有它生存的一方天地。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和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以后的重新复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在20世纪80年代就不能活动了，2008年两个经商小有成就的年轻人田炳辉、刘立奇出于对本村音乐会的美好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天生喜爱，拜音乐会原会长王振民老先生为师学习演奏技艺，又由田炳辉出资购买乐器，组织更多的人来音乐会学习。在他们的努力下，端村音乐会终于在2010年正式恢复，并于2012年4月进入保定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③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历史悠久，会里的老乐师樊广印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培养出了张永军、樊秋军等几个新乐手，但是音乐会不久就散摊了。到了2010年，这个霸州市区边上的小村庄土地全部被征用开发，村民也转变成了现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镇市民，甚至原来的村委会也变成了如今的南头三资管理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富裕起来的张永军、樊秋军等人在公司党委的支持下，又把他们的音乐会恢复了起来，现在南头村音乐会的乐手们每天晚上都会主动聚到一起以乐会友，并为自己有着此等高雅爱好而自豪。④不但如此，这些会员还以每月交会费的形式，提醒自己作为音乐会的一员要时刻律己行善。
以上种种事例充分说明：在农耕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冀中音乐会，今天也许不会再有往日全盛时期的的辉煌，数量也会有所减少，但其顽强而巨大的生命力不可小视。如果它能够在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主动适应新环境，克服新环境带来的困境，还是能够自强不息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不会失去其活态生存的方式而变为一种死的标本。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要以接续传统文脉为目标之一，流淌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河必定能够存于现在、流向未来。
①河北省文化厅《“冀中笙管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方案》，见http？押//
②项阳《传统音乐文化视野中的“胜芳现象”》，《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再议“胜芳现象”》，《艺术评论》2013年第6期。
③齐易《端村音乐会复兴的启示》，《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