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Matlab;参数辨识;最小二乘法;辅助变量法

1.系统辨识的基本理论

系统辨识是根据系统的输入输出的时间函数来确定描述系统行为的数学模型，是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对系统进行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根据输入时间函数和系统的特性来确定输出信号。它包括确定系统数学模型结构和估计其参数的方法。系统辨识的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辨识过程流程图

2.模型参数辨识的方法

系统辨识包括模型阶次辨识和参数辨识。经典参数辨识的方法主要有他包括脉冲响应法、阶跃响应法、频率响应法、最小二乘法、相关分析法、谱分析法和极大似然法等，其中最小二乘法是最基本和最经典的，也是其他方法基本的思想的来源。比如辅助变量法。

2.1 最小二乘法辨识

考虑如下CAR模型：

（1）

参数估计的任务是根据可测量的输入和输出，确定如下个参数：

对象（1）可以写成如下最小二乘形式：

（2）

现有L组输入输出观测数据：

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系统参数的估计值为：

（3）

2.2 辅助变量法辨识

当为有色噪声时，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辨识时往往得不到无偏一致的参数估计量。在这个时候可以引入变量，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辨识就可得到无偏一致的参数估计量。

因此，对于线性或本质线性系统，其过程的模型都可以化成最小二乘形式，考虑如下所示的模型方程：

（4）

将上式写成最小二乘格式，则得：

假定存在一个辅助变量矩阵，维数与H相同，它满足以下极限特性：

式中Q是非奇异矩阵。

如果辅助变量满足上述条件，则有：

（5）

图2 系统仿真图

3.建模实例

3.1 非参数模型辨识

某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式中：

;

为白噪声，编制MATLAB程序，分别对上述对象进行ARX建模和辅助变量法建模，并比较两种方法得到的脉冲响应。

程序：

clf;

A=[1 -0.5 0.7];B=[0 1 0.5];

tho=poly2th（A，B）

u=idinput（300，'rbs'）;

y=idsim（[u，randn（300，1）]，tho）;

z=[y u];

ir=iv4（z，[2 2 1]）

Discrete-time IDPOLY model：A（q）y（t）=B（q）u（t）+e（t）

A（q）=1-0.5328 q^-1+0.691 q^-2

B（q）=0.9245 q^-1+0.4155q^-2

Estimated using IV4 from data set z

Loss function 1.04941 and FPE 1.07777

Sampling interval：1

th=arx（z，[2 2 1]）

Discrete-time IDPOLY model：A（q）y（t）=B（q）u（t）+e（t）

A（q）=1-0.4918 q^-1+0.7088 q^-2

B（q）=0.9307 q^-1+0.4477 q^-2

Estimated using ARX from data set z

Loss function 1.03855 and FPE 1.06662

Sampling interval：1

imp=[1;zeros（19，1）];

irth1=idsim（imp，ir）;

irth=idsim（imp，th）;

plot（irth1）

hold on

plot（irth，’r’）

title（‘impulse responses’）

系统仿真图如图2所示。

利用GUI图形用户界面进行辨识，如图3所示：

图3 GUI for identification

在Import输入输出数据后就可以在主界面的Estimate下拉列表中选择Parame-terMpdels命令进入模型辨识界面.在模型辨识界面可以进行模型选择，模型阶次的选择，当选择好参数后进行Estimate，得到辨识结果（如图4、图5所示）：

图4 辨识结果

图5 辨识结果

可以看到辨识结果同直接输入命令得到的结果相同，原因在于图（下转封三）（上接第199页）形界面调用的命令和程序代码调用的命令是一样的。

3.2 参数模型辨识

对时间序列：

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辅助变量法进行AR模型估计，并绘制频谱图.式中为有色噪声。

程序：

v=randn（501，1）;

y=sin（[1：500]'*1.2）+sin（[1： 500]'*1.5）+0.2*v（[1：500']）+0.1*v（[1：500]）;

thiv=ivar（y，4）;

thls=ar（y，4）;

giv=th2ff（thiv）;

gls=th2ff（thls）;

figure（1）

bodeplot（gls，'--'）

hold on

bodeplot（giv，'r'）

系统仿真图为：

图6 系统仿真图

4.结论

通过介绍系统辨识基本理论，最小二乘辨识和辅助变量辨识方法。利用MTALAB系统辨识工具箱进行了实例仿真，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到了相同的辨识结果。引用的例子辨识结果较好，如果改变模型参数，辨识精度将会受影响，辨识结果受模型结构以及噪声的影响较为严重，具体内容不在本文内容研究之内。在具体辨识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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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系统辨识 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 模糊逻辑

一、引言

系统辨识属于现代控制工程范畴，是以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数学模型的技术方法。分析法和实验法是主要的数学模型建立方法。系统辨是一种实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实时建模，满足不同模型建立的需求。L.A.Zadeh于1962年提出系统辨识的定义：在输入、输出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在一定条件下与所观测系统相等的系统。系统辨识技术主要由系统的结构辨识和系统的参数估计两部分组成。

系统的数学表达式的形式称之为系统的结构。对SISO系统而言，系统的阶次为系统的机构；对多变量线性系统而言，模型结构就是系统的能控性结构指数或能观性结构指数 。但实际应用中难以找到与现有系统等价的模型。因此，系统辨识从实际的角度看是选择一个最好的能拟合实际系统输入输出特性的模型。

本文介绍一些新型的系统辨识方法，体现新型方法的优势，最后得出结论。

二、基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系统辨识方法

近年来，人工神经网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智能计算和数据挖掘方面。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较好的非线性计算能力、并行计算处理能力和自适应能力，这为非线性系统的辨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

结合神经网络的系统辨识法被用于各领域的研究，并不断提出改进型方法，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如刘通等人使用了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对伺服电机进行了辨识，使用了梯度下降方法进行训练，确定系统参数；张济民等人对摆式列车倾摆控制系统进行了改进，使用BP神经对倾摆控制系统进行辨识；崔文峰等人将最小二乘法与传统人工神经网络结合，改善了移动机器人CyCab的运行系统。

与传统的系统识别方法相比较，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较多优点：

（一）使用神经元之间相连接的权值使得系统的输出可以逐渐进行调整；

（二）可以辨识非线性系统，这种辨识方法是通过神经网络自身来进行，无需编程；

（三）无需对系统建行数模，因为神经网络的参数已都反映在内部；

（四）神经网络的独立性强，它采用的学习算法是它收敛速度的唯一影响因素；

（五）神经网络也适用于在线计算机控制。

三、基于遗传算法的非线性系统辨识方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新型的求解最优算法，它的思想来源于资源遗传学，结合了自然选择的优点与数学概率性算法，具有诸多优点，如全范围的搜索域、求取的解为全局最优和接受任意性质的函数，因此在各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雷旭升等人[5]使用了遗传算法对小型无人飞行器的动力学模型进行高精度的构建，并对构建的系统进行了仿真，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赵静等人[6]对人体能量代谢分析仪气体流量系统进行了模型建立，使用遗传算法解决了传统系统辨识方法辨识时产生的较大时延和误差较大的问题。

四、基于模糊理论的非线性系统辨识方法

近年来，模糊逻辑理论在非线性系统辨识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用模糊集合理论，从系统输入和输出量测值来辨识系统的模糊模型，是系统辨识的有效途径。模型结构辨识和模型参数预计是模糊建模的主要内容。常用的模型是T-S模型，T-S模型具有计算速度快、结构模型易观、逼近力强等特点。

赵宏伟等人[7]提出了一种基于系统辨识的自适应网络模型，建立T-S推理模型系统，并应用于磨矿控制领域；李超顺等人[8]针对水轮机调节系统的复杂性、非线性和难以用明确数学模型表达的特点，建立了该系统的T-S模型，实现了模糊模型结构的自适应优化；叶剑斌[9]等人针对了现有算法中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同时将模糊语言理论和支持向量机的方法结合，提出了一种组合方法，提高了函数逼近的能力。此外，还有一些综合上述三种方法的组合型辨识的方法。

五、结语

近年来，系统辨识的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系统辨识已经成为了现代控制工程领域中十分重要的技术与研究方向。随着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逻辑理论、遗传算法、人工智能理论的成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非线性系统辨识方法被不断提出，且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得到了有效性验证与较好的效果。但对于现实工程中结构复杂的各种系统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辨识方法，因此研究需要更多的新型非线性系统辨识方法去解决实际工程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对传统的系统辨识方法进行不断完善将是系统辨识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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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R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2（b）-013-4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颇多，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就近20年有关辨证论治的热点问题作一综述，以期能为该类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 证的概念与本质

1.1 证的概念

对于证的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观点大致有四类：一是证据，认为“证”是证据、证验，此定义是从字的本源出发[1]；二是证候或证候群，如韦黎认为近年来某些所谓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证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综合概括。2004年结题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给出的证的概念为：证是对疾病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3]；四是机体在疾病中的定型反应形式[4]。

1.2 证与证候

证与证候等同说。证与证候的含义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词义的变迁，至今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如《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认为：“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5]。证包括证候说。徐木林等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剖析，认为“证”是由证候与病机组成的统一体，即证候是证之外候，是病机的证据，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是证候的根源，证候与病机组成“证”[6]。

证与证候平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多认为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刘进等认为：从现实来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张志斌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包括“证”与“候”两个方面。证，是指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病机概括，或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候，是指这种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8]。这里，证与证候仍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只是证又拓展了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含义。朱文锋等亦撰文建议从概念上这样区分：“证”为病变的本质，“证候”为证所表现的现象[9]。

1.3 证的本质

有关证的本质，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锋认为中医“证”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它源于临床，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又是一种抽象了的理念，用现代方法难以实证。中医学对于“证”的研究，要扬长避短，采取以“虚”统“实”的思路[10]。门九章、韩向东提出为揭示“证”的本质，应明确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关系；为揭示“证”作为有规律的病理表现这一本质，凡属同“证”，不论何种“病”，皆进行尽可能多的指标检查；寻找微观指标与客观表现的共变关系临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1]。陈小野提出证候实质研究中的弱特异性，姚魁武、王阶针对这种弱特异性，提出应从规范中医理论概念、继承发掘古代文献精华与当代专家的系统调研相结合、进行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应用现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医证候的实质[12]。

王旭东提出证的本质是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13]；危北海也认为“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抗病调控反应状态”[14]；祝世讷认为“证”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病变，“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病变[15]。孙屏蹇等认为中医学反映邪气的损伤表现就是“病”，证机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反映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

宋红普试图从体质与证的关系中挖掘证的本质。他提出体质和证密切相关，体质因素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证型，决定着证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理病理状态[17]。匡调元也认为体质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其对某种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18]。王琦则认为：体质与证既有着本质的差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证的背后或多或少体现着个性的体质特点，但在一定情况下，某些证候与体质状态并不一致。当某些疾病超越体质制约的过程时，则又反过来影响体质的改变[19]。

2 辨病与辨证

2.1 二者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病与证是相随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运用。如徐永昌等撰文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辨病辨证论治一直是中医的精髓[20]。杨维益等提出有关辨证论治的六个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认为在“上面提出的六个问题未能满意解答之前，我们应当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谈到辨证与辨病时也认为二者有相互补充的关系[22]。刘保延、张志斌从古典医籍有关外感病辨证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种辨证方法都是以一类疾病为基础，每一种辨证方法所辨之“证”必须与作为基础的“病”相结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个阶段“无证可辨”，如某些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早期诊断只能是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化验及病理检查等，中医治疗的根据只能是对同种疾病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和中医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这里所说的辨病主要指辨西医的“病”[25]。余瀛鳌数十年来从事临床诊疗和文献研究，一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终着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临床运用。对于“病”，他认为不只是中医病名，应该说，西医病名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则强调中医的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如中风病。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也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对号入座”。如西医的“糖尿病”不等于中医的“消渴”，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强调辨中医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总结一生治疗经验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时，也只是在此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疗价值”[26]。这里，岳老明确提出辨病名同时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

2.3 如何结合

周仲瑛是辨证的同时根据“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用滋水清肝饮[22]。邱德文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辨证分型。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二是辨证论治加专方专药。这也是逐步通过从临床实践积累上升而成的经验总结[27]。余瀛鳌则是用中医的理论分析西医“病”的病机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为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气养阴、清热生津调中，但中医的消渴可能还包括西医的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治法就与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样是消渴，西医诊断不同，其立法、方药往往同中医有异，有时尚须另开施治法门[25]。王今觉则提出辨病证医药学，即在临床时首先根据“病”，研究针对核心征结的药物（核心方药），再对于“病”的个性特征（“证”）进行辨证论治，使用药物（卫星方药）[33]。

3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所谓微观辨证，沈自尹的定义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处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29]。邱德文撰文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实验诊断、医学影像诊断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检测仪器，检测手段弥补用肉眼观察的不足，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27]。杨维益等也认为：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是宏观辨证，是“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而微观辨证就是从检测指标来证实宏观辨证的正确性，是通过寻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来印证中医的证，从而认识在证出现时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用实验分析补充直观的外象观测和传统的逻辑推理[30]。

4 辨证论治的规范

4.1 寒温统一

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近20年来依然有学者继续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经概三焦卫气营血的“六经辨证纲要”[31]。邓铁涛则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了卫气营血辨证，因此应该将温病与伤寒统一于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下[32]。仁则把伤寒温病辨证分析综合，分别从伤寒太阳病与温病上焦卫气分证；伤寒少阳、阳明、太阴病与温病气分证；伤寒少阴病、厥阴病与温病下焦营分、血分证三部分总结异同，并统一为一个辨证体系[33]。万有生则认为应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脏腑为目，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表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和里寒虚实证治[34]。

4.2 证的规范化

当代有关证的规范化自8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要课题到各个中医研究机构到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证名的规范。研究成果有《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二是疾病与证候的分类与结构的规范。如有关证候的国标、行标、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三是病证的诊断标准。学者们根据中医古籍记载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制定出若干病证的诊断标准。如中风、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证等等。

4.3 辨证论治新体系

相对于寒温统一，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融合各种辨证体系的优点，形成统一的辨证体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方药中的“辨证论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纲辨证”是其中影响广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统一的辨证新体系依然是中医界研究热点，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体系是以五脏系统为核心，其层次结构是五脏系统病名辨证论治；证由“辨证五环节”（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组成，证的层次是基本证复证多级复证；证的核心是病机，病机由三要素组成[35]。

孙屏蹇等认为要综合各种辨证体系，首先要使他们的优势特征结合在一起，如“六经辨证重在病的动态分析，八纲辨证重在病性分析，脏腑辨证重在病位分析”。通过分析，孙氏等认为“病位、病因和体质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辨证就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基础知识，重点分析三大要素，从而作出正确的证候判断”[36]。

朱文锋认为“辨证”就是要辨别当前证候的部位与性质，这是形成辨证统一体系、方法的基础。归纳辨证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证候部位的脑、心、肺、脾、肝、肾等和辨证候层次的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等约30项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别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即形成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包括“气、血、阴、阳、津、精虚、亡阴、亡阳、陷、不固、风、寒、湿、燥、火热、暑，虫、食、痰、饮、水、滞、瘀、血热、血寒、闭、逆、余(毒、脓等)”等约30项内容。明确辨证的60项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证要素组成约150个常见证，约800个规范证名，然后以脏、腑、体、窍病位为纲进行证候归类[37]。

王永炎院士继2004年发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后，张志斌、王永炎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必须引进复杂科学的理念，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规范要求，又能够适应临床证候动态多变的复杂情况，合理体现辨证论治圆机活法特色优势的、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首先是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38]。这一构想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证论治的发展

5.1 发展和趋势

邓铁涛举例热带病研究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辨证应用等，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同时谆谆教导：“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 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总结辨证论治的五大趋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趋势；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趋势；方剂剂型改革的趋势；综合治疗（包括针灸治疗、气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各种自然疗法、药膳、养生康复、心理疗法及音乐疗法、色彩疗法等）的趋势；辨证论治规范化的趋势[40]。

马梦茵、陈家旭总结辨证论治的发展方向：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检查相结合；辨证论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41]。

5.2 对辨证论治的质疑

王旭东从历史角度阐明辨证论治的法则直到南宋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医的主流。从辨证的角度提出，辨证论治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只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在其“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高低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13]。王玉川认为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 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4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辨证论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不深入，从定义、本质、比较、规范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传统中医辨证方法体系到现代中医辨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获得了一批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辨证论治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取得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在临床上推广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证论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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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范文第4篇

起源于古代的整体论医学，无论是古代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古希腊医学的地、水、火、风，还是古代印度医学的气、胆、痰，抑或是韩国医学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都是以人们所熟知的简单事物及相互间的联系，通过与人体系统的相似性进行比类取象，从而使人们了解和把握人体内部结构、功能和生理病理规律。

在古代，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采用不同的由简单对象组成的系统，用于类比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整体特征，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进而衍生出互不兼容的体质分类体系。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是用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4种体液来描述人的体质的。人体个体4种体液比例恰当，则身体健康。这4种体液组合的比例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体质：血液占优势的属多血质，黏液占优势的属黏液质，黄胆汁占优势的属胆汁质，黑胆汁占优势的属抑郁质。韩国的四象医学，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将人的体质分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4种病态体质，即多阳而无阴为太阳，多阳而少阴为少阳，多阴而无阳为太阴，多阴而少阳为少阴。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脾气秉性、饮食嗜好等同脏腑大小及相关的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物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并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保健治疗为一体的相对完备的四象体质医学。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基于阴阳五行和脏腑、精气血津液理论，发展了庞大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不仅能从宏观上辨识人的基本体质类型：气虚型、血虚型、阴虚型、阳虚型、气滞型、血瘀型、痰湿型、湿热型、火热型等，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型的兼夹，确定复合的体质类型，并通过辨证体系对人体状态的进一步区分，把对人体体质的划分和辨识进一步细划到更细的人体各部分或不同方面的功能状态。

从复杂性科学通过隐喻和类比建立复杂系统理论模型的理念来看，用一个我们构想出来的概念系统去描述一个现实系统时，只要两个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就可以把相对简单的概念系统作为要描述的相对复杂的现实系统的模型，借助于这个概念系统来分析和理解存在于复杂的现实系统的现象和规律。原则上讲，在自然界存在的形形的现实系统中，相似性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古人，凭借他们天才的想象力，找出了自然界中人们最熟悉的5种事物———木、火、土、金、水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事物和现象的相似性。由此，把这“五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作为理解和认知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等的模型。在起源于古代的中国传统医学中，我们的前人引入了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精、六经、三焦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具有相应的功能和相互联系的理论模型，并找出了利用这个模型描述的人体生命过程与现实人体实际发生的生理病理活动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依据这样的模型，人们就能较容易地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并可以运用它指导我们对疾病和人体异常状态进行有效地调控。

依据复杂性科学的理念，与人体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可以通过类比，用于理解和掌握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简单模型不是唯一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能满足这样要求的模型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在传统中医学中有脏腑辨证模型、有六经模型、卫气营血模型和三焦模型；而韩医学引进的是四象模型。现代医学依据整体模型建立体质医学体系，当然可以从零开始，采用隐喻和类比的方法构建一个与以往传统医学不同的人体整体模型，也可以直接引进古代整体论医学的模型为雏型，作为模型研究的起点，毕竟依据古代整体论建立的有些模型经过千百年的验证和发展完善，不仅有详尽的体质分类体系，而且建立了针对不同体质的有效的调控体系。

那么，如何对现存传统医学模型进行评判呢，也就是说选用哪个整体论模型作为体质医学整体模型的雏型呢？严格地讲，我们不能说一个模型对，另一个模型错。选择或评判模型，要看哪一个模型揭示或反映的现实系统的内在规律更广泛、更深刻，哪一个模型具有完善的辨识和调控体系，具有更广泛实际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现存的古希腊、印度、韩国等传统医学体系及其体质分类体系，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理论模型及其辨证论治体系对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揭示要广泛、深刻的多，且具有完备的体质与证候的调控体系。因此，从整体角度，将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奠定在传统中医理论和体质分型体系的基础上，会使体质医学一开始就奠定在具有坚实的实践验证及应用价值基础上。

2.基于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的体质分型体系

中医的体质分型是以传统中医的证候为基础的，也可以说，体质是中医辨证体系里相对宏观、有一定稳定性的证候。体质类型可以是单一的，又称为基本型，也可以是复合的。如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也会有阳气虚型的体质；有阳虚型、痰湿型体质，也会有阳虚痰湿型的体质。按照这种理念，将常见的病态或亚健康态的体质分成基本型和复合型两大类，基本型体质比较常见的有10种：平和质、气虚质、血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湿热质、火热质。具体分型及对应的判定指标如表1。以上列出了基本型体质的典型特征，在实际中，个体出现的征象往往较少或不典型，要注意识别和鉴别。

常见的复合型体质有：阳气虚质、气血两虚质、气阴两虚质、阴阳两虚质、气滞血瘀质、气虚痰湿质、上火下寒质等。复合型体质的辨识基本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型体质的特征同时出现来确认的。如同时有气虚质和血虚质的人，则可认为其是气血两虚的体质；同时有气郁质和血瘀质的人，可认为其是气滞血瘀的体质。上热下寒的体质则是在有如手脚冰凉，怕冷，易疲倦，喜食热，经常腹胀、便溏，腹部不适，得温则减等阳虚质表现的基础上，同时出现某些火热质的征象，如容易上火、口干、脸上起痘、有时心烦、脾气暴躁、失眠等。当然，上热下寒体质中的火热征象不像基本型的火热质那样典型。

3.体质医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把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建立在传统的整体论医学几千年形成的理论模型、体质分型和调控方法基础上，使得体质医学一开始就奠定在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上。体质医学作为与疾病医学的相互补充，对处于亚健康和罹患疾病的人，将针对疾病的治疗和针对体质的调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整体的调控和全面的个体化治疗。然而，在古代朴素的整体论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往往是直观的、笼统的，缺乏严谨的科学性，无论是相对于近代的分析科学还是现代的复杂性科学，整体论医学都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复杂性科学虽然在方法论层面上与整体论医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复杂性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可能抛开近代科学数百年来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否则就会回到古代朴素的整体论。与传统的整体论科学不同，在复杂性科学中，依据隐喻和类比建立的模型必须符合严谨的逻辑规则，同时一定要经过实证检验，并在实践的验证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将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奠定在中医传统的理论模型和辨证论治体系基础上，进一步要做的就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对它分进行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提升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具体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对基本的体质类型的进一步区分

基于传统中医的理论模型和辨证论治体系，在前面谈到的10种基本体质分型的基础上，对体质类型进一步细划。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医学对体质的调控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如在基本型阳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心肾阳虚、脾胃虚寒和脾肾阳虚等体质类型；在基本型阴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肺阴虚、心阴虚、肝肾阴虚和阴虚火旺等体质类型；在基本型气虚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可区分为肺气虚、心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等体质类型。

3.2体质辨识过程中客观指标的引入

目前，基于中医辨证体系的体质辨识所依据的基本上是患者的主观感觉———症状，和医生的定性观察———体征，缺少可用仪器检测的定性定量指标，加上这些症状、体征与体质类型之间的对应常常是多对多的网络关系，即同一个症状（体征）可见于一种以上的体质类型，一种特定的体质类型，往往是由多个症状、体征共同确定的。这就大大增加了体质辨识的不确定性。因此，引入客观指标及相应检测仪器用于体质辨识，对于克服医患主观感觉的偏差，提高体质辨识的准确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3.3由基本型体质组合成的复合型体质及调控方法的研究

体质不仅可以细划，也可以兼夹，也就是一个以上基本型同时并见的复合型体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表明，新性质的涌现是复杂系统的最大特点。涌现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系统具有了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一种整体性质。一般地讲，在复杂系统中，上一个层次依附于下一个层次，而上一个层次的特性又是从下一层次中涌现出来，具有与下一层次不同的“新颖性”，并且从低一个层次的描述中，不能推出也不能预言高一个层次的新特性。依据这样一种理念，当我们发现由一个以上的基本型兼挟而成的复合型体质时，我们要切记，复合型体质所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并不总是能归结为组成它的基本型体质所对应的症状、体征的简单相加；对它的调控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对组成它的基本型体质的各自调控的总和。这种情况下，就要把这种复合型体质作为一个整体，单独地进行研究，寻找它独特的辨识要点和调控方法。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上火下寒体质的辨识和调控，就有它作为整体的特殊性。

3.4结合定性规则及定量选择的体质辨识模型体系

传统中医学中，由于人体系统的复杂性，某种确定的体质类型，与从人类个体所能观测、感觉到的症状、体征、检测指标，常常找不到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以一定的概率相关联的。这样，在从患者了解、观察、检测到一组症状、体征后，如何依据这组确定性程度不高的信息，确定人的体质状况呢？在一个体质型所对应的症状、体征、检测指标组成的集合中，有些对该体质类型的成立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有些不是必要条件，但其出现会增加这种体质确定的可能性。由此，症状、体征和检测指标对体质辨识的意义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显然，如何基于体质类型所对应的由症状、体征和检测指标组成的集合，依据不同体质型的具体情况，找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算法，使中医对体质的辨识更精准，这恰恰是体质医学要借助于现代科学手段，作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3.5建立用于中医人体模型描述、验证和体质辨识的计算机仿真平台

体质医学的体质分型是基于人体的整体模型的。在传统中医学中，人体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采用自然语言和自然语言加图表的方式描述的。也就是说，传统中医学的理论模型是典型的静态模型。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的各个部分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维持着内环境的稳定。在病理状态下，疾病也是在人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生、发展、转化的。人体内部各部分的联系和影响、外部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均是一个动态过程。

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病证结合；辨证论治；中医

中图分类号：R2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11-2362-03

Discussion of Position of Combination Disease and Syndrome During Syndrome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TCM

XU Yingzhi1，ZHANG Junping2

（1.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2.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this article expatiates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about the theory of 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in the history, the meanings of 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today and the fundamentality of that dur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and treatment of TCM.

Key words：combination disease and syndrome;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TCM

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医圣张仲景首次提出了“辨证”一词；元代滑寿在《读素问钞》中首先提出了“论治”一词，并作注释；清朝章虚谷著以《医门捧喝•论景岳书》首次以“辨证论治”一词提出[1]；任应秋先生力倡“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基本特点之一[2-3]。王永炎先生则提出遵循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相应的原则，完善与推广辨证方法体系。中医要坚持自己的特色，辨证论治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灵魂，要真正做到辨证准确，论治恰当的唯一途径就是病证结合、方证对应。对该理论加以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其在辨证施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及疗效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以进一步推动中医学的发展。现就病证结合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就正于同道。

1 病证结合的渊源

病证结合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从萌芽到成熟的不断发展完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此过程积淀了历代医家所有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有着丰富的内容。历代医家在诊疗疾病、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对病证结合理论的认识与应用经历了从无意识自发状态到有意识自觉应用的转变[4]。

1.1 古代之病证结合

1.1.1 汉代以前――病证结合理论思想的确立

①病证结合论治思想的萌芽。中医病名最早见于甲骨文，是根据疾病的部位、生理功能来命名的，如目疾、足疾、疾言等。随着对疾病的进一步认识，出现一些载有疾病名称的书籍，但其中无证候记载。如《山海经》中出现了根据疾病特点的命名，如瘕疾、痈、疫疾等[5]。在《五十二病方》中则有人病马不间（痫）、睢（疽）病、人病羊不间（痫）、尤（疣）等的记载，并出现一些简单的方药,隐含了辨证用药的思想。

至《黄帝内经》不仅开创了辨病论治理论之先河，还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并由此产生最早期的病证结合为基础的辨证论治的萌芽[6]。但是,《内经》尚缺乏病证的系统性和病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7]，更难以对诸多疾病诊疗作出辨病与辨证的结合。是以辨病论治为主,寓辨证于辨病之中,形成了辨病辨证论治的雏形。

②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伤寒论》首先以六经病命名，再依脉症不同辨证，分别使用不同方药治疗。《金匮要略》其篇名多是“辨××病脉证并治”可以看出，仲景是先辨病，后辨证，再参合症状的。仲景的辨证论治建立在辨病基础之上,建立了以病为纲、纲下分目、目分诸证、据证设方、按方择药的诊疗体系模式。

这一时期的病证结合概念比较模糊。病证混淆，时而称病，时而称证。就证而言，在《伤寒论》中的不同篇章有不同含义，如指代症状、病、证候等,例如220条“二阳并病,太阳证罢”及237条“阳明证,其人喜忘者”中的“证”,都是以“证”代病。这种以“证”代病的情况在《伤寒论》中较为常见。

1.1.2 晋唐时期――病证结合理论初步形成

晋唐以来,有更多医家关注病证结合的重要性,此时期的特点是以辨病为主的病证结合，甚至对某些疾病强调了辨病的重要性，明确疾病分类和分科，对疾病认识更具体。《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都是按内、外、妇、儿等不同专科对疾病进行分类再进行辨证论治的，并有辨病论治设方和辨证论治设方。另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有青蒿治疟疾，海藻、昆布治疗瘿病等专方治专病的记载。《刘涓子鬼遗方》则专门论述外科疾病，对外科疾病的病因、证候、鉴别诊断、辨证治疗和预后做了全面的阐述。众多医家对疾病的了解和认识比较深入，力求先“辨病”，再“辨证”，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1.1.3 宋金元时期――确立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模式

宋以后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病证结合论治模式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医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这一模式对今日中医临床诊疗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8]。此时期对中医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北宋政府组织众多医家校刊了大量医学古籍；通过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吸纳了其中的辨证思维,形成了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论治模式。如《伤寒微旨论》、《南阳活人书》、《小儿药证直诀》等书都体现了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思想。另有金元四大家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各抒己见，进一步推进了中医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病证结合理论。诸多医家阐述其理,并付诸临床实践,从多角度扩展了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理论范畴。

1.1.4 明清时期――病证结合理论的充实与完善

明清时期对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理论增加了许多新的病名，并创立了新的辨证方法，隐含了现代医学的理论知识。明代张介宾力主八纲辨证,《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曰:“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六变辨”进一步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其充分体现了以病证结合为前提的辨证论治思想。

明、清时期对温病的认识有所创新,温病病种不断分化,种类增多，创立了温病独特的辨证方法。并将温病分为风温、春温、暑温等病种而进行治疗,并有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吴瑭的三焦辨证、薛雪的论湿热病证，此开辟了外感热病治疗的新途径，形成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温病病证结合论治体系。

清代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典范,具备现代认识疾病的气息。书中阐述了咽喉解剖、生理病理及咽喉疾病的诊断治疗、转归、预后等。将36喉风“妙以一方统之,无不神验,故宜其秘也”,体现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将两者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9]。

1.2 近代之病证结合

近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除了继承传统的病证结合外，又诞生了西医病与中医证的病证结合模式，唐容山《中西医汇通》及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均是现代病证结合的雏形。以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出中西医结合的病证结合论治模式，书中介绍了以西医诊断命名的霍乱、痢疾、白喉等传染病，参考现代医学检查和化验结果，认为均与菌毒感染有关，提出了“当以解毒之药为主”的治疗原则[10]，显示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施治模式。陆渊雷在《伤寒论今释》指出：“研究病理当从病，或从其病灶，或从其病菌，或从其所中之毒，西医所论详矣。商量治疗当从证……”。周雪樵曾讲道：“中医之所以能自立，不致为西医所侵夺澌灭者，亦自有道焉，寒热虚实是也……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病及中药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11]。以上众医家的言论充分体现了西医治病与中医对证结合的理论思想。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各医家对西医知识不甚了解，加之当时西医自身也不是太完善，因此在实际运用中存有中西医简单对应，片面、牵强之处，但是“中体西用”，结合两者优势的理论思想，对基于病证结合的辨证论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3 现代之病证结合

现代病证结合与传统病证结合是中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产物,此阶段关于病证结合之病是指中医之病还是西医之病有不同的观点；如何进行病证结合有不同见解。金寿山先生认为辨病是指辨中医的病，病为纲，证为目。“能辨证而不识病,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诊断上缺乏全局观点,在治疗上会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当然只识病而不辨证,也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诊断上虚实不分,治疗上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12]。岳美中先生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13]；秦伯未先生讲到[14]“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必须根据中医的理法进行辨证，重新作出中医的诊断，西医的诊断可供参考。”姜春华先生认为:“中医除掉以西医的病为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精神去辨证”[15]。朱良春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16]一文中明确指出，要善于借鉴西医医理,进一步认识其病源病机，对于西医已诊断明确的疾病,例如肺结核、慢性肾炎等，坚持运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辨证施治,力求做到诊断与治疗上的病证结合。在众多医家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中促使人们不断思考病证结合这一问题，从而推动了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 病证结合的含义

我们要探讨病证结合，首先要明确病是指什么，证是指什么。病证结合的“病”究竟是指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争论已久，在纵观了病证结合理论的发展历史后，笔者认为，此指西医范畴的病较为恰当。一个时代的社会整体状况决定此时代的医学理念和发展状况。就当今的医学发展现状，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在诊断疾病，寻求病源，探讨机理方面具有更客观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对于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预后方面更为确切；中医的病名较为笼统、直观，诊断模糊，不利于推广与临床运用；西医病诊断明确，较为具体，临床运用方便、易于掌握。不可否认这也是当今的医流所向，大部分中医医院的临床诊疗都采取了这种西医诊断疾病、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这也是当今病证结合理论体系发展的大势所趋。下面就介绍一下病证结合的含义。

“病”是指西医范畴的病，即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个损伤与抗损伤斗争的有规律过程,体内有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的改变,临床出现许多不同的症状与体征,机体与外界环境间的协调发生障碍。证即中医的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机概括即王永炎先生所言的“内实外虚”[17]的“内实”；是从中医病机学所揭示的“藏于内”的特定病理改变[18]，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主要内容。

辨病是辨西医之病，寻找病源，明确诊断；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病情的发展、转归、预后等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辨证是辨中医之证，根据疾病某一发展阶段的病理特点而做出阶段性判断。病证结合,即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一种在临床诊疗中既重视对西医病的诊断、又注重对中医证候的认识,在确定疾病的情况下，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综合考虑疾病因人、因地、因时等因素所表现出的不同证候来确立治法方药，从而实现个体化治疗。它是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来重新认识、解释现代医学所诊之疾病；是多种理论的相结合及囊括多种诊疗措施的现代病证结合的新模式；对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病证结合在临证辨证论治中的地位

3.1 病证结合是准确认证的基石

3.1.1 病证结合 空间定位（纵横定位）

病、证概念有异，而又关系密切，不可分离。病、证是中、西医对疾病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的认识。病是纵向，证是横向揭示病理状态[19]。中医的“证”,是对机体在疾病发展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是从横的角度去认识疾病；而西医所诊断的“病”是指人体在受到致病因素作用后,在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病理演变全过程,可以说是从纵的方面去认识疾病的[20]。如果我们把整个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比作一个坐标系，那么辨病和辨证就好比是横、纵坐标,两者结合便可以分别从横、纵坐标上找到对应的一条线，两者交叉处便是最好的结合最准确的认证。只辨证或只辨病是坐标系中的一条线，如果想做到准确认识证，必须两者结合，横向（病）和纵向（证）综合考虑，准确定位为一点，而不是一线。

证这条线可以和若干病有交叉点，即同一证型可见于不同的病中。同样，病这条线也和若干证型形成交叉点，即一种病可出现若干个证型，因为病在不同个体或不同时间地点或不同发展阶段而表现出不同证型。由此可见，要做到准确认证，其关键就是病证结合。

3.1.2 病证结合 时间定位与动态定位

病证结合使得中医辨证在每一具体疾病范围的限定下更能体现中医证候自身的演变规律，并使之更加清晰。同时，还可以用西医所诊断疾病的演变这条主线将不同阶段的中医证候贯穿起来，突出了不同疾病阶段的中医证候特点，使之更加易于把握对证的认识。

每种病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趋势，其发生发展，转归预后各不相同；它决定了证的特殊性，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随着疾病的演变，气候、饮食、情绪、个体体质、治疗措施等不断变化而相应的出现动态的证。它反映了在病程中不同时点机体对不同病理变化的整体反映状态，具有一定动态时空性。正因为证具有一定的时空动态性[17]，从时间上，只有把证放入病中才能更好地体现时间性，动态性。病证结合时，要关注证候的“动态时空性”，在以病为纲下，探讨证候才有意义，才会得出有一定发展规律的证，从真正意义上体现证候的动态时空观，最终达到正确认识证的目的。

3.2 病证结合是辨证施治的关键

病证结合，是准确找到辨证关键点的唯一途径。病主要反映机体整个生理病理系统的基本矛盾，而证则反映疾病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病决定证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方向，证体现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两者结合既掌握了疾病的基本矛盾，又能解决证候的主要矛盾。病与证息息相关，离开病来研究证，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证来研究病，则无异于枯枝无叶，枯树一桩，失去中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要提高辨证的准确性就要把证与病结合起来。

病证结合，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提高论治水平，使疗效最大化。由于病有种别，证在不同病种中表现出差异性，使证的临床表现、病理变化、动态演变规律及诊断与治疗而不相同。朱良春先生就曾指出，每一种病各有自身的病理变化特点，即使辨证为同一证型，病不相同其临床特征也不尽相同。而同一种病因不同个体，或不同时间地点，或不同发展阶段而表现出不同证候特征，其治法方药也相应而变；若只辨证不辨病，治疗时就不能丝丝入扣，疗效自然受到影响。只辨病不辨证，一病一方到底，便失去了中医辨证的意义。所以单纯对病治疗和单纯对证治疗都不可行，在临床上常见病已治愈，而证依然存在的情况。比如，有些高血压病人血压恢复正常后，仍有耳鸣，视物模糊，腰膝酸软等肝肾阴虚的证候存在，仍需滋肝肾之阴，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也有证已消失而病依存迹象，血压虽未降，但头晕、头痛缓解，症状消失。此时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病未痊愈仍应继续治疗,即使“头晕、头痛”症状消失,也不可放弃治疗,应在“病”的框架下,继续辨证施治。因此，在临证辨证论治过程中我们必须把病与证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提高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的病证结合理论经历了黄帝内经时期的萌芽、伤寒论的奠定基础到晋唐以辨病为主的病证结合，宋元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直到明清时期，此理论不断充实与完善，甚至可以说到了鼎盛时期。以上这些阶段都是中医的病与证相结合，到近现代的病证结合理论逐渐引入西医的见解，展现出以西医病与中医证和中医的病与证相结合并存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此对于今天理解病证结合的现代含义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医临证辨证论治的关键所在，它决定辨证的准确和论治的正确与否；对于今天我们的临床辨证施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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