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状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 生育保障 社会保障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上海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上海流动人口达642万人,超过常住人口的1/3。①近年来,流动人口已从过去的个体流动转变为家庭迁移,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随之增加,其中已婚育龄妇女已达到130多万人。当前这种形势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广大女性流动人口的正当权益,使其享有必要的生育保障待遇,已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流动人口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突出,流动人口妇女更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被排斥在社会边缘,他们对于不能同等享受城市职工普遍享受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以及平等的社会福利也往往存在只能被动接受的心态。他们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社会保障状况还不尽完善,尤其是生育保险的缺失,一方面使孕产妇及婴儿的生命健康面临风险,另一方面不利于流动人口女性就业,而且还会由此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影响。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妇女健康目标中提到,“流动人口中的妇女享有与户籍所在地妇女同等的卫生保健服务”。“两纲”提出的关于流动妇女、儿童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保健服务的理念是符合世界潮流和具有前瞻性的。虽然该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努力,却营造了关心尊重流动人口妇女儿童的社会环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正确的政策导向。

上海市流动人口现状及其生育状况分析

本文调查了流动人口较密集的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员孕产定点医院,以及松江、浦东新区的流动人员进行随机调查。通过向流动人口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并随机选取调查对象进行深度访问,然后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结合文献研究进行分析。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85份,问卷有效率为92.5%,并对其中37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问。

流动人口及育龄妇女基本情况。本次问卷调查共185人,其中女性105人,占56.76%。女性中年龄18～29岁的为96人(91.4%),30～50岁的为9人(8.6%),已生育者40人(21.62%)。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85人,45.9%)和高中(65人,35.1%),其次为本科(25人,13.5%)和专科(10人,5.4%)。调查对象来沪时长以0.5～3年为主,占62.1%,其他为4～6年。调查对象在民营和私营企业工作居多,占78.4%,个人收入以1000～1500元为主(55.8%),其次为1500～2000元(33.6%)。参加综合保险的有95人,占51.4%。调查对象从业的行业分布主要是从事于生产制造及加工业,其次是服务业。这表明流动人口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工作,就业层次偏低。这就为保障他们的权益增加了难度。

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状况分析。近年来,流动人口已从过去的个体流动转变为家庭迁移,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随之增加,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具有以下特征: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在沪分娩人数增加;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近半数处于生育旺盛期,且绝大多数为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孕产妇的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低,自我保健意识缺乏。

流动人口生育状况分析。国内外许多调查和研究表明,人口的迁移有利于妇女生育观的转变和生育率的降低,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生育状况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多育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显著缺失,调查显示有60.8%的人不能享受任何保险,仅有11.7%的人享有养老保险,2.1%的人享有失业保险。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方面与当地居民的差距,将其置于城市的边缘,使其缺乏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支撑。现阶段,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仍深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这将导致他们极可能成为政策外生育人群。

第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较高。关于2000～2007年上海孕产妇死亡情况研究表明,尽管上海市本地户籍孕产妇活产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历年来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本市户口,2006年外地孕产妇死亡率是本地户口的4倍,2007年为2.3倍。上海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57.85/10万到2007年的17.01/10万,有显著下降,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呈现十分明显的下降态势。外地户口的孕产妇死亡率虽有大幅下降,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减小,但仍远高于本地户口。②

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生育保障状况。2000年起上海市进行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管理。2004年作为政府重大实事,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市郊区县建立10个流动人口孕产妇特约分娩医院。为了促进流动人口计生工作展开,还积极探索融“免、奖、补、扶、保”为一体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这些政策加强了妇幼保健工作,提高本市流动人口孕产妇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育龄妇女所花费的生育费用调查对象所花费的生育费用主要在1000～2500之间。对于生育保险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生育津贴、生育假期和医疗保健)的知晓情况如下:

由表1可看出,过半数调查对象对生育保险的内容不明了,1/3的受访者甚至完全不知晓。这说明流动人口自身的生育保障意识较弱,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淡薄。生育保险知晓率之低也说明政府在生育保险制度建设上存在缺失。

生育保险三方面内容的受重视程度如下:

从表2可知,过半数调查对象最看重的是医疗保健服务,这从医疗保健对生育起关键作用的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在生育津贴和生育假期问题上,受访者大多因生育而失去工作,这两项内容也便无从谈起。

对策和建议

加快法律进程,生育保障与促进就业并重。生育保险法制建设是生育保险顺利实施的保证,国家尽早出台生育保险法规,加强立法势在必行。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遵循法制建设的普遍性原则,不分户籍不分性别参加生育保险。将生育保险与妇女就业保障相结合,生育保险津贴的支付将女职工的个人生育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但社会保险机构无法保障或提供其在生育期间失去的工作岗位。因此作为生育保险的配套措施,国家应通过立法保护妇女的就业,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女职工的生育行为而辞退职工。

开展广泛宣传工作。针对流动人口妇女进行形式多样的孕产期保健宣传教育,包括其家庭成员的教育,使卫生知识渗入社会每个角落,以提高育龄妇女的保健与自我保健意识。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只有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和健康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需求不足的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卫生、公安、妇联、计生、工商等部门应当密切配合,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在流动人口办理证照时,或在流动人口集散地利用宣传单、宣传栏、短会、专题讲座以及电视、电台等向流动人口提供管理服务、卫生保健、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宣传和咨询。

地方财政支持。为更多的流动妇女接受最经济、有效的孕产期保健服务,提高流动妇女住院分娩率,提高母婴的健康水平,降低流动人口接受妇幼保健服务的经济门槛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经济承受力是有限的,卫生部门应该根据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和保健服务的要求为流动妇女和儿童设计一些基本的妇幼保健服务服务包,使流动人口享受到经济上可接受的、质量上有保证的妇幼卫生保健服务。

信息化管理。加强对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的统计和登记,逐步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一方面,以租赁住房为抓手,依托现有的综合服务平台,对房屋出租户及承租人建户建卡,签订协议,运用信息化手段实行房管人和信息动态管理。另一方面,结合居住证制度的推行,加强对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现居住地信息的登记、补充。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可被动应付,更不可不作为,能不能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是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一次检验。政府应协调多部门合作,对流动人口实行综合管理,建立非户籍人口孕产妇管理网络。(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本文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9yjs13)

注释

流动人口状况范文第2篇

【摘要】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群体内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造成差异性的客观内部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素质和工作时间等；主观因素有教育支出、教育重视程度、教育方式、家庭和谐程度等。社区可以通过举办流动家庭家长学校和亲子团结比赛，家长通过创设和谐的家庭环境消除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差异性；客观因素；主观因素

9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的流动人口达8000万之多，到21世纪的今天，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呈上升趋势，所以人口流动，已经是当代中国不可逆转的潮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现有流动人口 2.61亿[1]；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3年以上，流动人口携配偶、子女、父母一同流动的已占 66%； 接近六成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一同流动[2]。

一、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流动人口以家庭的形式进入大中城市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在他们的教育问题中，家庭教育往往是被忽略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无疑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很多问题。由于大量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家长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导致的单纯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其人格品质的塑造等问题层出不穷。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我们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余份，共收回457份，回收率为为91.4%以上。根据已回收问卷情况来看，73%的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文化水平只达到小学和初中，2.6%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即没有上过学）。其中流动家庭的经济状况、住房条件等都是影响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在这个流动人口的群体内部，家庭教育的状况也存在着差异性。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从子女和家长两方面来分别设计问卷进行了解，数据显示，有46%的家庭在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方式、重视教育程度、家庭氛围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家庭这个群体内，子女家庭教育并不是都存在问题。通过采访我们还发现有一些流动人口家庭的小孩独立性强，自觉性高，除了能够保证自己的学习以外，还能够主动帮助父母承担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所以综合来看，流动人口家庭群体内子女家庭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二、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差异性分析

1、分析的理论视角

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个人心理的形成、性格的塑造，以及思想的成熟，都与家庭环境和遗传分不开。如果说遗传是先天因素，那家庭环境则是后天因素：这就是家庭教育角色理论的传导性。[3]这种后天因素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根据结构学上的原理，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夫妻间的关系因子女的存在而得到固定。“人类创制这家庭的基本结构，目的是在解决孩子的抚育问题，使每个孩子能靠着这个社会结构长大，成为可以在社会中生活的分子。”

而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家庭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初的教育环境，由于流动所造成的家庭内部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必然影响着子女的教育。

2、家庭内部因素分析

第一，家庭内部客观因素分析。根据社会学的有关理论，造成流动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差异性的客观内部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素质、父母工作时间等方面。

（1）家庭收入。根据已回收问卷情况来看，67.2%的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是从事运输、服务员、小买卖等简单工作，简单的工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家庭收入的问题；而剩下的32.8%的家庭中，父母工作状况较好，收益相对较高。家庭收入是家庭运营的基础，而家庭收入的高低必将影响子女成长环境的营造程度，造成子女教育的差异；

（2）父母文化素质。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早已证明，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家庭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同样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也发现，73%的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文化水平只到小学和初中，2.6%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即没有上过学），可以说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的父母文化素质比较低。一个家庭父母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教育行为方式，有的父母索性就将学校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或是盲目地照抄照搬其他家庭父母的教育方式，这些错误的认识都是源于文化素质的差异；

（3）父母工作时间。与城市市民相比，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大多都是非正规就业，再加上有一些家庭父母为了早日改变当前的生活境况，身兼数职，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时日，随着工作时日的延长，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教育时间就会减少，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付出的精力也就会相对减少。长期下去，必将会影响到子女的教育状况。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父母是否进行作业辅导”时，约有1/3的家长选择了“很少”；同样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些子女反映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但也发现，也有一部分家长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并在周末陪孩子一起出游；

第二，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差异性的主管影响因素有教育支出、教育重视程度、教育方式、家庭和谐程度等。

（1）教育支出。前面提到的家庭收入是教育支出的基础，但并不一定对教育支出起决定作用。在“父母是否主动帮你买辅导书”一题的调查中，选择“经常”的只有30%，其余的都是“不买”或者是“偶尔买”。对于课外书籍的拥有量，51.4%的孩子拥有低于30本（不包括30本），还有3例流动人口子女选择了“0―5本”这一选项。可以发现，父母在教育支出上的差异对待，是他们对子女教育认识的主观反映，是造成子女家庭教育差异性的因素之一；

（2）教育重视程度。刚才谈到的教育支出是教育重视程度在经济上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等。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大部分父母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不明确，甚至有的还将学校教育等同于家庭教育；有的父母经常抽空帮助孩子在学习上建立信心，与孩子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3）教育方式。教育方式是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家长对孩子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直接关系到家庭教育能不能顺利地进行，直接影响着孩子在家庭中所受教育的效果。在流动人口家庭中，多数家长采取的是比较粗暴的、简单的方式，当子女犯错误或成绩不理想时，便会以暴力解决问题，坚持“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这不仅会伤害孩子的心理，还会使教育效果适得其反；相反有的家长就非常注重子女道德价值的引导，虽然有些是无意识的教育行为，但对子女的人格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家庭和谐程度。流动家庭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营造一个更适于子女教育的氛围。在问卷调查中，大多数家长由于拮据的生活、沉重的工作压力、狭小的住宿空间，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甚至恶化，很多子女反映父母争吵次数频繁，自己也很少与父母交谈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样通过采访，也有一部分家庭父母能够及时与孩子进行交流，注重亲子关系的培养，这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成长。

由于流动家庭外部环境无太大差异，因此将家庭内部因素作为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对家庭外部因素在这里不再进行分析。

三、基于调查的思考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本身就存在大量的问题，但作为这个群体的个体――家庭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也应该成为思考这类群体的另外一个角度。宏观地采取措施可以使这类群体的现状有所改观，但差异依然存在，家庭作为社会或流动人口群体的“细胞”，更应该以微观的眼光去看待。

针对家庭教育的差异，社区可以成立流动家庭家长学校。在社区成立该组织，每周为流动家庭家长进行思想认识的提升教育，引导其正确的子女教育方法。在暑期还可以举办亲子团结比赛，以增进流动家庭的交流，让流动家庭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怀；除此之外，家长更多的应该尊重孩子，更新陈旧观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加强子女的品德教育，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创设和谐的家庭环境，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总之，对于流动家庭子女教育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学校提供相应的帮助，更需要每一个流动家庭自己的努力。只有细胞内部建设好了，才能组成好的组织，才能形成不断壮大的集体。

【参考文献】

[1]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1号）[N].人民日报，2011 -04-29（009）.

[2]全国流动两亿人，管理服务一盘棋[N].人民日报，2011-03-02（ 013）.

[3]高平均.家庭教育角色理论与家庭教育角色能力开发[J].中国学术期刊（1994-2013）.

[4]厚婧.关于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探析[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5]邓俐伽.对家庭教育定义的质疑[J]. 现代教育论丛.2001.6.

【作者简介】

流动人口状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普查数据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01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第一次将我国划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对中部、中部、西部的划分做了调整，将中部的内蒙古和广西划进了西部，中部从此变成了八个省，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这也是本文对中部地区的所属省份的定义。

一、中部少数民族人口地域迁移与特征

1.按照户口登记地判断的人口迁移流动状况

根据六普数据测算，按少数民族户口登记地和居住地，分本县（市）人口、本省其他县、市区人口及省外人口三个统计口径。中部的八个省里，山西省的少数民族外来总人口有2.86万人，河南省少数民族外来总人口14.97万人，湖北省有28.38万人，湖南省有50.90万人，安徽省有7.42万人，江西省3.81万人，吉林省35.34万人，黑龙江省17.35万人。可以看出，湖南省少数民族外来总人口数目最大，远居其他七省之上，其次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究其原因，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土家、苗等50余个民族[1]。而吉林和黑龙江同样属于少数民族聚居比较多的省份。

中部少数民族迁移流动人口161.03万人，其中，本县（市）内迁移人口共85.44万人，本省其他县、市区人口迁移人口共50.8万人，省外人口共24.79万人，占少数民族外来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3.06%、31.55%和15.39%。可见，中部少数民族迁移流动人口以省内近距离迁移流动为主，占迁移流动人口的84.61%，尤其是本县（市）少数民族的人口迁移更占迁移主流。

比较四普数据，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迁移流动人口有43.34万人，其中本省迁移有30.77万人，外省迁移有12.57万人，分别占70.99%和29.01%，虽然两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不同（“四普”时在现住地时间为1年，“六普”时改为半年），但通过省内迁移流动人口和外省迁移流动人口占迁移流动人口的比重，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少数民族省内迁移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外省迁移流动人口的增长，少数民族的迁移以省内迁移为主，其迁移人口随距离的延伸而递减。

另外，根据迁入人口户口所在地按街道、镇、乡来源划分的统计，省内少数民族迁移，由街道迁入的占16.13%，由镇迁入的占25.63%，由乡迁入的占58.24%，省外少数民族迁移，由街道迁入的占20.77%，由镇迁入的占16.02%，由乡迁入的占63.21%，可以看出，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迁移人口的户籍来源均表现为，乡的人口最多，其次是镇，再次是街道，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城镇化进程。

2.按照迁移原因分的迁移流动状况

由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部分缺失，未找到本文中部研究区域的全部数据，固迁移原因的数据采用四普的数据，从四普数据来看，婚姻迁入是中部地区最大的迁移原因，共95093人，占21.94%，其次是学习培训，占16.26%，第三是随迁家属，占14.00%，这三种迁移原因占迁移原因的52.20%，超过一半。

二、中部少数民族人口职业地位变动与特征

1.中部少数民族职业分布现状

职业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将职业地位综合加权，可以将人口普查资料中常列的几类职业进行高低等级排列，底层职业包括农林牧渔，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等以及不便分类其他劳动者、服务性工作人员；中层职业包括商业工作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层包括国家机关、办事人员等。

中部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四普里从事底层职业、中层职业、高层职业的占比分别是87.3%、8.87%和3.74%，与四普全国少数民族从事职业水平比较来看，从事底层职业的比例少3.69%，从事中层职业的比例多2.55%，从事高层职业的比例多1.14%；从六普数据来看，中部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从事底层职业、中层职业、高层职业的占比分别是76.17%、19.44%和4.40%，与六普全国少数民族从事职业水平比较来看，从事底层职业的比例少5.62%，从事中层职业的比例多5.00%，从事高层职业的比例多0.63%，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大部分少数民族从事的是底层的职业，另一方面根据同期中部与全国的比较可知，中部地区少数民族就业等级更高。

2.中部少数民族职业流动趋向高级化

职业流动，是劳动者放弃又获得劳动角色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流动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2]。

对比四普和六普的数据，20年来，中部少数民族底层职业人口就业比重下降了11.22%，而中、高层职业相应增长了10.57%和0.66%。反映了民族人口职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的趋势，也体现了少数民族从落后、封闭、贫穷的农业社会向文明、开放、富裕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状况，体现了我国在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3.中部少数民族职业地位流动的省际差异比较明显

比较四普和六普少数民族不同层次职业就业分布，中部八个省中，各个阶层职业的少数民族占比分布很不均匀，其中，山西省少数民族中层职业的和高层职业的都远远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四普中山西省从事中层职业的少数民族占比23.61%，从事高层职业的少数民族占比11.13%，比同期中部平均水平高14.74%和7.23%。六普中山西省从事中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少数民族占比分别是46.87%和11.63%，比同期中部平均水平高27.43%及6.23%。而湖南省少数民族中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低于同期中部的平均水平，四普时中层职业和高层职业低于同期中部平均水平3.32个百分点和9.31个百分点，六普时中层职业和高层职业低于同期中部平均水平4.74个百分点和0.84个百分点。其次是湖北省、江西省和黑龙江省。

三、结论

随着城镇化发展，中部少数民族人口分布重心越来越偏向城市，根据户籍统计，从乡迁出的最多，其次是镇，再次是街道。四普中，吉林市中部少数民族迁入最多的省份，经过20年发展，湖南成为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迁入最多的省份，远居其他八省之上。四普调查的数据里，婚姻迁入是中部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最大原因。中部少数民族人口的职业地位变动向高级化转变，但同时，中部少数民族人口的职业地位分布又具有巨大的省际差异。

参考文献：

流动人口状况范文第4篇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数量日益增多。流动人口不但规模庞大，而且渐渐成为常住人口。据统计，目前在1.8亿的流动人口中，90%以上是进城农民工。这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象，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这从政策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求学的难题，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却仍然突出。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将来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对有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停留在就学的基本状况和人口特征等表象方面，而对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心理状况的关注和研究则很少，而这些正是农民工子女问题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的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我国国内最早涉及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文章是胡进的《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他首先调查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接着进行实地干预，并以实例的方式介绍了他的个体干预和集体干预。[1]

1．不同区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如李雅儒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子女从暂居趋向久居京城；最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最不满意学校的硬件设施；最希望就读北京市的公立学校，但不愿意让北京孩子知道自己的流动人口身份。现状令人堪忧，歧视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带来伤害；“流动儿童”中的心理扭曲现象将伤及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对条件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尽快给予合法身份；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和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关心和培训打工子弟学校教师。[2] 再如，陶红梅、许燕等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3]

2．不同年级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孙维平等关于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存在学习焦虑、学习动机、学习习惯等心理与行为问题；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存在人际交往障碍与孤独感、自卑与敏感等心理问题。根据相关教育理论，结合观察和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4] 张清霞、王赛男等为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采用调查法对流动人口子女较集中的某初级中学的257名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验。测验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子女在心理健康状况总分及恐怖倾向、学习焦虑、身体症状和过敏倾向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学习焦虑和身体症状方面；女生在恐怖倾向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父母职业、文化程度、期望与是否流动人口子女无显著交互作用。[5] 陶红梅等对北京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公立学校学生做了相应的比较。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中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情绪不平衡、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与公立学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打工子弟心理健康水平较不理想，且不及公立学校初中生，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6]

3．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根源分析

甘柏花从三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家庭因素。流动人口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性往往使其子女的学习出现断层，导致学习跟不上，影响其学习兴趣。另外，流动人口自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收入微薄、生存环境差、生活质量低，致使他们难以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大部分流动人口终日忙于生计，与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对孩子往往疏于管教或进行简单粗暴的管教。第二，学校因素。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后，往往也不能得到同等的对待，与同龄的城市孩子之间，流动人口子女客观地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第三，社会因素。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城市户籍，依然被城市居民看做是“外来人口”，视作“乡下人”，因此作为“乡下人”的后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自然也就得不到城市社会的公平教育机会。[7] 再如，欧阳岚的学龄前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8]

4．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

杨文娟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子女人格有其独特性，与一般的学生相比显示出了独立、灵活、创新、合作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关，而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学校应当重视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少先队活动中磨练与培养，促进流动人口子女人格特征的显现和个性的张扬。[9] 梁晓燕、章竞思从环境变迁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群体特点、家庭的亲子交往、学校教育等因素对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对策，包括转变观念，建立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建立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模式”，为流动人口子女人格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10]

5．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

顾唯页认为应从政府、社会、家长和学校四个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政府制定相应法规保障流动儿童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应杜绝社会歧视现象，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应提高自身素质及加强与儿童的交流，为流动儿童创造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学校作为社会的窗口可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教学之中，通过二者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11] 武春玲等为使农民工子女真正享受到总理提出的“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基本权利，认为这需要全社会从制度完善、政策落实和人文环境方面加以改善。[12]

三、局限性及思考

关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透视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这些研究为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平台，为各级政府制定调整相关规定提供了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创新思路，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

1．已有研究大都调查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的问题

生活的重压，学业的挫折，不公平的待遇，进城农民工子女感觉到与城市孩子的明显差别，而这种差别又难以逾越，他们的内心自然产生强烈的不平等感，这就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对立感和自卑感，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行为发生了缺陷和偏差。当前，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是如何具体地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这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心理问题的调查研究上。

2．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

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学术界大都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这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就微观方面如怎样在教学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促使城市学生与进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交流，消除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自卑心理等，这些都是具体操作上需要仔细探讨的。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教师学习学校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精心设计心理健康课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学生共同完成心理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教育工作应侧重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另外，根据地方实际，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成立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疏导的专门工作班子，并由职能部门具体指导落实。学校可以根据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社区环境等差异，相应建立专门的组织，并明确专人负责，专题做好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疏导工作。

3．很少做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使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好地发展的研究

从有孤独感的测量结果表明，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要好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心理状况。这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是最为自然的，最符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心理成长的需要，他们不会因为受歧视、忽略而形成自我封闭的孤独情绪。[13] 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并不是在城市中最佳的学习环境，尽管公立学校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格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良好的学习条件，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

4．已有的研究多从学校、家庭的角度展开，而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较少

社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而学校要主动争取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文明办公室、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积极做好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服务的各项工作，努力构建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注：本文系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08BSHO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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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晓燕，章竞思．流动人口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0）.

［11］顾唯页．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分析和对策［J］．教育研究，2006（11）.

流动人口状况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公众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较大转变，务工形式呈多元化，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大批涌入经济发达地方或高铁等建筑工地，除推动本地的建设外，在传染病的防控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难度。因流动人口多在居住密集，健康、卫生意识淡薄，生活习惯、文化水平存有差异，免疫情况不一，法定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使防控更具棘手性，甚至出现传染病暴发现象，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是对流动人口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的关键[1]。本次研究选择湖南新邵县区内流动人口，自2011年7月针对影响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的因素展开调查，并将相关资料回顾性分析如下，旨在为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湖南新邵县区内流动人口聚集地共4处，行现场调查工作，暂住地或标准工作单位流动人口至少在30人以上为聚集地选择标准，随机在各个聚集地对不同家庭的流动人口抽取20人行开展问卷调查，共选择80人，7岁以下小儿行免疫史调查，共40人。

1.2 方法 对流动人口的生活场所行现场观察，对流动人口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入户调查，对全区相关传染病疫情的资料进行查阅。调查问卷包括流动人口生活工作情况、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基本状况、医疗服务情况、疾病发病情况、儿童免疫规范接种疫苗的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P

2 结 果

2.1 基本聚集地状况 本次调查共4处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共993人，

2.2 生活服务状况 聚集地多采用自来水，或井水与自来水的混合用水共3处，单纯采用井水1处。食堂共建2家。食堂无防蝇、防鼠、防尘等相关措施，卫生设施落活，无保洁餐具的相关设施。公共厕所共建3处，随地大小便现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个，存在卫生死角2处。

2.3 健康状况 80人中，过去1年有感染性腹泻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随地大小便宜等不良生活习惯30人，占93.8%。未患病组48人，存在不良习惯2人，占4.2%。两组不良生活习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流动人口中，流行病学特点、人口学特点、社会学特点是对传染病防控工作造成影响的主要障碍。从制度方面分析，我国建国以来采取的户籍管理制度，其除个有登记的基本功能外，同时还为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数据支持，医疗卫生服务是依照户籍性质和数量实施配置的重要公共资源，未对流动人口的实际需要进行考虑，严重存在共求失衡[2]。

另外，政策也为主要影响因素，政策因素主要为：①管理职责和分工：流动人口在我国各个省市县中的直接管理权部门存在差异，包括卫生、工商、劳动、公安等，使管理部分职责不明，未尽到管理工作的职责[3]。②管理方式：以往对流动人口管理多采用简单收费的方式，基本对收费的权力在封闭的情况下运行，即使实际工作与居委会、街道等有关单位直接相关，但也较难在利益再分配当中参与，未完全调动社会管理的积极性。③卫生系统服务能力不足：卫生防疫机构、医疗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防疫人员未足够编制，奖励制度不明，经费不足，使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④政策不完善：传染病处理、报告，疫情记录，未对发病地卫生防疫机构的责任进行明确。⑤防控措施缺乏有效性：传染病患者中部分缺乏强制性管理措施，漏报或漏诊病情，使性病、肝炎在流动人口中占有较高发生比例。⑥城市管理：不能及时应用建设或规划的土地，通常造成土地临床开发集中带，有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得不到完善，如垃圾收集场、厕所供给水等，使环境出现脏乱差，导致传染病的发生[4]。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操作障碍，即卫生防疫机构在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存在问题，对流动人口的防病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如技术装备水平不够，防疫人员高学历偏低，对疫情的报道不规范，使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追踪无法开展，也是对传染病防控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本组中7周岁以下儿童接种率为75%，流动人口流动性大，数量多，且素质存在差异，儿童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管理方面存在难度，流动人口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通常较差，卫生保健意识和个人卫生习惯、就诊意识差，使管理造成一定难度[5-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聚集地多采用自来水，或井水与自来水的混合用水共3处，单纯采用井水1处。食堂共建2家。食堂无防蝇、防鼠、防尘等相关措施，卫生设施落活，无保洁餐具的相关设施。公共厕所共建3处，随地大小便现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个，存在卫生死角2处。政府部门需对聚集地卫生基本设施建设进行加强管理，改善流动人口卫生及居住条件，供应自来水，对无害化厕所进行修建，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各个部门需协调、联动的完成各个基本生活设施的评估、检查、验收，对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停用和整改，对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本次健康状况80人中，过去1年有感染性腹泻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随地大小便宜等生活习惯30人，占93.8%。未患病组48人，存在不良习惯2人，占4.2%。故不良生活习惯与疾病发生存在密切相关性。流动人口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不断发生和流行，病例或携带者因流动的频繁性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加上未行全程的治疗，易造成疾病的蔓延和扩散。同时流动儿童接种率较低，为相关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埋下了隐患。

综上，需针对影响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加强政符管理，职能部门责任划分，行健康、卫生知识宣教、改善卫生状况等，使流动人口传染病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质量，为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赵晓明，褚湘建.免疫规划对相关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及其效益体现[J].江苏预防医学，2010，21（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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