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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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失业率 奥肯定律 就业

一、我国现实情况与奥肯定律的偏离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目标。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GDP)与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性,方程式如下:u-u*= -α (Yp-Y)/Yp。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缓解,出现了明显与奥肯定律偏离的现象。如图所示。

从图中中可以看出,伴随着GDP的高速持续增长,我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运用SPSS做回归分析,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36-0.013Y。该式回归系数t值为-0.717,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26,几乎没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

二、奥肯定律变异的现实原因分析

奥肯定律得到普遍的认同,有它的隐含前提:(1)发达的单一市场机制;(2)相对稀缺的劳动资源;(3)失业的公开化形式,因为发达的市场机制排除了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存在方式(如隐蔽性失业);(4)不存在大幅度的技术革新;(5)人口按一个相对固定的速度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以及二元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传统公有制部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及冗员的存在。这些因素的中国特性改变了奥肯定律的作用形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是指在某个年龄以上,在特定考察期内没有工作能力,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标准与此存在明显的差异,失业人员是指非农户口,在一定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比较上述的两种定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仅限于城镇,不包括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城镇没有正式登记的下岗人员也不在失业之列。可以断定,中国现行的失业统计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中国出现了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当部分行业技术含量显著提高,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和技术的贡献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资本、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较为严重。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导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未来20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较大的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都有影响,从整个国民经济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工业化方向转化,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使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

通过上述分析,经典经济学理论奥肯定律在中国存在失灵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隐性失业逐渐公开化;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增长速度以及技术革新等因素都与奥肯定律的前提存在偏离。

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经济高增长与失业率增长并存,而且伴随着就业增长弹性的下降。我们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成本低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就业弹性快速下降趋势是不正常的,反映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而宏观经济调控取向和调控措施,也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投资主要在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领域,所以,经济增长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实现经济与就业一致性增长的对策

1. 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在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企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使各部门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以发挥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务输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因而,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发挥我国劳动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2. 完善劳动力市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及时传递就业信息,排除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劳动力的就业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大力培养劳动力市场,完善其信息、服务、中介、再培训的功能,消除其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匹配效率。

3. 加强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在同等资金投入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三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以专门提供服务为主,而所提供的服务需要人的直接工作或劳动来完成,机器生产不能轻易替代。早在60年代,被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所发现,后来又被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更晚些时候的实证研究所证明,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

加强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减缓第一产业的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例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2006年的32.2%,然而对比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亟待国家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其中应重点发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投资少、见效快、就业潜力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扩大就业。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2篇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综言之，当前“全球失衡”是指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进而导致“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的经常项目失衡，存在引发全球性后果的危险。具体地说，是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的巨额“双赤字”和少数经济体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多”并存，后者成为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窟窿的主要资金来源地。问题在于，这种脆弱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一旦维持不下去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全球性后果?曾担任过重要官方要职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伯指出，“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6600亿美元，而2000和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为4740亿美元和5310亿美元。这些赤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人认为这些赤字不可持续，必须降下来。如果不能通过审慎的办法将这些赤字降下来，这些赤字将使美元暴跌并有可能引发世界性衰退。”(库伯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秋季世界经济与德国经济形势》的专家咨询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5年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到2006年可能接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5%。与此相对应，石油输出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等拥有较大的盈余。持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国际债务剧增，截至2005年底其债务余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1%。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巨额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3篇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King和Levine（1993 a， b）开创了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河，通过跨国回归分析证明金融活动的水平、银行发展程度以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717-73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针对过去一个世纪5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论为金融发展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Xu（2000）运用改进的VAR方法使用了41个国家1960年-1993年间的面板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在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刘伟和王汝芳（2006）通过动态模型实证，对比分析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要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陈双和王庆国（2012）对金融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研究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张灿和习节文（2016）基于协整理论构建VECM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根据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及经济增长数据，构建OLS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促进直接融资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直接融资一般指股票和债券融资，这里运用增量法计算了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总额X，即直接融资为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与企业债券之和。另外，运用国内生产总值Y的增长来代替经济增长。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Y=B0+B1X

利用EVIEWS软件，采用OLS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可得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该模型R2=0.9471，可决系数较大，F检验值为232.8419，明显显著，Y与X的相关性较强，并且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下面对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异方差性的检验

运用White检验，可知nR2=1.7203，当α=0.05时，χ20.05（2）=5.9915，同时X和X2的t检验值并不显著。再比较计算的χ2统计量与临界值，因为nR2=1.7203

2.模型自相关性的检验

因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模型OLS估计法得出的初始模型：

Y=156321.1053+15.5622X

该方程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显著，运用DW检验，在样本为15，解释变量为1，5%的显著水平下，dL=1.077，dU=0.361，DW=1.3620，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通过对模型进行异方差、自相关检验，可知模型能较好的反映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直接融资总额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15.5622%，显然，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

三、政策建议

1.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

经过分析，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直接融资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一部分，提高股票融资发展水平能促进直接融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股票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不够成熟，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扩大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会发挥其自身巨大的融资作用。当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股市规模还不够大，需要扩大股市规模，从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优化股票市场结构，不仅要扩大股市规模，还要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除此之外，降低股市交易成本也是促进股票市场良好发展的一大要点，让投资者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也需要加强对股市的监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形成有序的股票市场有重要意义。

2.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要注重企业债券的发展。作为直接融资的一大组成成分，企业债券投资风险相对股票而言较小，收益也比较稳定，大力发展企业债券，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总额，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首先完善企业债券发行监管体系。我国的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制度及市场体系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复杂的监管体系使得不同的市场以及不同的债券品种在发行流程和制度流程上都存在差异，这更加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尚未成熟，监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债券融资有序进行。目前，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价主要通过信用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随着债券市场的扩展，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筛选出合格的发债主体，确保投资者获取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资者有对企业债券投资的风险意识，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结构；经济增长；债券市场；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15-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为理论与实务界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发达国家金融行业过剩并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导致金融业本身的泡沫积累并破裂，从而引发危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层次变化，劳动力供应已迈过刘易斯拐点、企业技术进步模式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等，如何采取合适的金融发展战略来促经济增长，使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与实体经济相协调，避免金融规模过剩或金融结构不合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现代金融体系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采用相关的数理模型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Shaw（1973）[1]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金融体系存量规模下降，阻止或者妨碍经济体系的正常发展，解除金融抑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加快金融深化的进程，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King（1993）[2]使用1960—1989年80个国家横截面和混合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实物资本积累增长率、资本配置效率强正相关，金融发展指标甚至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预测指标。Levine和Zervos（1998）[3]使用1976—1993年47个国家的样本，研究了股票市场发展、银行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股市和银行业发展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率都呈强正相关。Demirguc-Kunt等（2011）[4]更进一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比率下降，金融体系更加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金融业从单一的存款货币创造部门发展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深刻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索，并得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谈儒勇（1999）[5]运用OLS进行线性回归后认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但仅是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并没有明确给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梁琪、滕建州（2006）[6]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时间序列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还是分段趋势平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均实际GDP、就业、实际银行信贷、实际储蓄负债和实际固定投资等总量的时间序列是围绕着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这对以往线性框架下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在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王勋、赵珍（2011）[7]利用中国省区1999—2004年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会增加银行业竞争、促进经济增长。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鲜有涉及对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判断，本文的研究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索。

二、典型事实分析

在考察各国经济事实之前，首先要明晰金融结构的内涵。金融结构是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是两者的综合。金融结构既包括金融与实质经济的配比关系，又包括各类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均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各国基本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向多层次金融市场结构转变（见图1）。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机构的典型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Finanzplatz Deutschland提出的改革法案得到了德国政府、联邦银行和银行团体的支持，该方案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当时德国经济的最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德国展开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到改革措施，例如颁布实施股票交易许可法（1987）、建立金融期货市场（1989）等。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资本市场取得了巨大发展①，上市公司数量、交易额和市场价值大增，债券市场也得到了稳步发展。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和秩序遭遇了巨大的打击。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开始放宽对金融业限制，扩大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经营范围，推动资本交易自由化，扭转了东京金融市场持续萎缩的状况，同时大力培育债券市场。

美国一直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信贷额占GDP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一直处于高位。1999年美国宣布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了新的金融服务法案，标志着美国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新的监管体系框架的产生。《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从事金融服务的其他企业可以相互构建关联企业，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壁垒打破，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的货币和金融改革使得金融体系逐渐走向多元化，逐渐形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的股票市场有了长足发展，股票总市值爆发式增长。截至2010年末，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30万亿，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得以提升，金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5篇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施优势互补，促进发展共赢。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中国与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丝路基金加快具体项目投资，一批p多边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经济中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中小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点》记者为此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力

《支点》：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合作、发展共赢起到怎样的作用？

魏建国：当前世界经济还处于深度调整中，复苏之路走得很艰难。从目前看，国际组织对未来全球经济都不太乐观，总体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仅为3.3%，仍然低于危机之前4%的增速。

实践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注入新的推动力，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目前， “一带一路”贸易正在呈现出巨大的生机。从2015年起，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达到1万亿美金。

我们已经和20多个国家建立了77个境外合作区，加入到合作区里面的中资企业有一两千家，合作项目有四五千个。这些境外合作区产生的产值已达200亿美元，为当地贡献的税收达15亿美元，解决了当地20万-30万人就业。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两个月，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的投资达到近18亿美元，提高8.5个百分点。

《支点》：记得您说过，中国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功不可没。能否给我们举例？

魏建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赞比亚开设了一个工业园，不仅把当地生产的铜加工成半成品，而且直接加工成门锁、门框、吊灯，以及欧洲家居所需要的小五金，一下子带动了赞比亚的经济发展。赞比亚方面表示，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当地造出来，所以对中国非常感激。

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涉及矿产、农业等领域，还有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等。比如，在坦桑尼亚、博茨瓦纳，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帮助当地解决农业亟待解决的水利、种子和肥料的问题，使得当地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土需求，还能出口；在肯尼亚，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建设马赛马拉河旅游点。

克服三个“不对称”

《支点》：“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广受欢迎。但是，仍有杂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魏建国：的确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必须要避免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全方位的双向型的高水平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是国外的资本、装备、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这一次是双向的，而且中国把最好的一些东西拿出去。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本融通和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利相融”，“利相融”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是为了打造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区域组织。

《支点》：有人质疑，我们“走出去”是不是把过剩产能拿出去。

魏建国：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把中国最好的东西拿出去，比如高铁、智能电网、互联网，还有像无人机、智能手机等先进制造业。

举个例子，我们把第四代光伏发电放到非洲。因为非洲阳光特别充足，我们利用沙漠边缘、戈壁等不适宜种植的土地，在上面架起连片光伏设备，解决了当地缺电的问题。在肯尼亚、博茨瓦纳等地，我们都在开展比较大规模的光电合作。

我们国内要青山绿水，我们在国外也要重视环保。在非洲加纳，我们建起水电站，输送电则要经过崇山峻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环保，保持原有生态。对于这个项目，国际评价很高，当地老百姓也非常欢迎。

还比如，我们在坦桑尼亚建了纺织厂、成衣厂，当地政府大加赞赏，不仅把中国企业评为当地的十佳企业，还号召其他外资企业向中国企业学习。因为我们非常尊重当地习俗，注意生态保护。

《支点》：“一带一路”建设打开国际区域合作新格局。不少中小企业想借此“走出去”，要注意哪些问题？

魏建国：要克服三个不对称的问题：第一是信息不对称，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的项目能做什么，事先要有清晰的认识；第二是门路不对称，你去找驻外使馆、商务局或工商联，还是直接找客户，必须把门路摸清楚；第三是途径不对称，资金来源怎么构成，要不要向政府借款，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着重提醒的是，企业要选对国家、项目；中间机构要做好服务、协调和沟通，避免行业恶性竞争；政府部门要制定好政策、提供信息咨询等等。

寻找新的规则和答案

《支点》：湖北正在抢抓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利用自身优势，着力构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将湖北打造成开放高地。全省上下干劲很足，比如，我们举办了 “中国茶对话法国酒”活动。

魏建国：我对中国茶很有感情，不是因为喝茶，而是卖茶。1972年到1992年，我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呆了20年，发现摩洛哥是喝茶最厉害的国家。当时全中国每年出口茶业28万吨，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数值也只有30多万吨。国际市场增长份额都被肯尼亚、斯里兰卡、印度、罗马尼亚、英国等占据了。

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我跟星巴克老总舒尔茨是好朋友。星巴克在中国的开店数量猛增，我所居住的辖区附近就有25家星巴克。我很不解，就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敢用咖啡打入中国，凭的是什么？舒尔茨回答，星巴克卖的不是咖啡，是服务。花二十块钱买一杯咖啡，你可以坐在星巴克任何角落，从早呆到晚，店员不会提醒你该走了。

再讲一个故事。日本人做冰红茶的点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日本人笑说，茶道是我们最欣赏中国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茶道太慢，当今是快节奏的时代，慢了就无法赢得世界。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佩服日本人的创新思维。

《支点》：也就是说，不能抱着“辉煌的过去”睡觉，要与时俱进。

魏建国：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东西要学。茶商要注意两点：信誉和标准。谁掌握标准，谁就掌握了天下。还有，我们能不能借助茶，开辟一些新的市场？我的回答是“可以”。

谈到中法合作，我有个设想，能不能把武汉作为一个分拨中心，将其打造成亚洲甚至全球的红酒集散地？这就要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结合。《支点》杂志和有关方面可以研究这样的课题。这一点我对武汉有信心。

世界上多数人是看到事物以后才相信，只有少数人是相信这个事物，虽然之前没有看到。因此，美国出现了乔布斯、比尔・盖茨，中国出现了马云、马化腾。世界上多数人只会按现有的规则办事，只有少数人有现成的答案，还在苦苦思索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答案。

《支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成功召开。您如何看待未来发展？

魏建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冲散经济低迷的阴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此次论坛之后，中国外贸发展将会出现新的，主要表现为中国外贸会形成一个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贸易顺差将会减少，甚至持平。随着跨境电商引领全球，以中欧班列为标志，中国的航空、海运以及路桥，也就是整个物流业都将实现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