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肖瑶（1987.1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摘要：西方经济学研究自学说创立之初就有两种根源，一种是对增加人类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因此，梳理古典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脉络能够有效弥补高度数理化的经济学研究的偏颇之处，使经济学发展步入更为平衡与健康的轨道。本文将归纳和总结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流派与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伦理研究对我国现阶段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派；理性经济人；公正旁观者；经济学伦理
一、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及政策建议。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出现高度数理化和“工程学”方法泛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总结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往往采取高度抽象概括的数学模型，通过设定苛刻的假设条件来研究某些要素变动对总体经济规律产生的影响。从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延伸，认为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属于纯经济动物，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无需重视道德关怀和伦理价值，企图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解读。然而，如果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需要运用逻辑推理等工程学原理，那么基于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往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伦理因素与道德因素，从而使经济政策能够促进更广大意义上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沦为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推手与帮凶。
二、古典经济学派伦理基础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主要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及产生根源，并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而利己的，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中是各经济主体人格化的体现，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益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等。亚当・斯密同时推断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市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推动社会改进，市场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做出了更大贡献，而这种社会贡献虽然不源自市场主体的初衷，但客观上往往比源于单纯的利他性动机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斯密的论述并没有从结论上或道德上肯定了功利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观点，即人可以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加任何限制于道德约束，而任何一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寻都在客观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整体福祉的增长。斯密在道德上并没有对人类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以否定，而是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其正当性。但同时斯密也指出，这种正当性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靠一整套伦理机制加以制约。而斯密将这种机制称为‘公正的旁观者’，而其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理智、原则、良心，内心的仲裁者以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道德体系、伦理体系等，并同时强调这一整套机制对理性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引导约束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曾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其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康德对源自人类内心深处并且与生俱来的道德律的敬畏与尊崇。这与亚当・斯密在其另一部伦理学经典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也表述了与康德类似的观点，并在其经济学论述中强调了源自人类自身道德律、良心、理智乃至由此建立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等上层建筑对人类自利本性的约束与制约。
三、国富论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辨析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存在一种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推动人类在主观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导致了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大化。然而，斯密并未对何谓“看得见的手”做出明确解释，后世经济学家将其理解为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力量，即客观规律本身。但根据《国富论》中对这一规律的描述，不难发现斯密本人对“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内涵具有更宽泛的理解，其中包括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中源自利己性的利他行为，例如鞋业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具、改善经营管理方式等行为，这一定意义上就促进了整个制鞋工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给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福利。其次，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外，“看不见的手”还包括源自人性深处的理智、原则、良心、道德等利他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制度约束机制。这些都有利于把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他人及社会的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关于此种机制的解释，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称之为“公正的旁观者”或者“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的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在此种意义上，斯密的经济学原则与伦理学原则出现了重合与统一。由此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给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也没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过度提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是希望通过能够促进社会正义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及诉诸人类内心深处的理性与道德对人类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加以约束限制，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四、启示
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学科，为探索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根源的探究，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源源主要建立在三大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其一、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二、产权界定的基础为私有制，并进一步重申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是神圣不可撼动的。其三、强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运营机制，主张应将政府干预限制在最低水平。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伦理思想确认了以追求个人权利、财富最大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得出结论：只有确保充分的市场竞争及降低政府干预才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普遍增加。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始揭示古典经济学派的伦理学弊端，并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时，将无法达到福利经济学理论指出的社会福利普遍增加。相反，容易导致社会风气的普遍下降以及社会大众对财富占有欲的无限膨胀，从而把整个社会拖入经济危机的谷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调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缺陷，充分融合政治经济学中政府干预、道德约束等基本思想，最终引导社会风气更加趋向公平正义。（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6页
[2] 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学 教学 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理论课程，构成了大学本科院校经济类的核心结构，这些学科的教学也一直是国内外财经类高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在国内外一直不乏研究者，目光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的改革，或者课程的设置上。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多种多样，就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来自教师方面的因素、学生自身的因素、也有来自社会、来自教育部门、教育政策等因素。本文着重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出发，结合实际教学体会，分析了如何合理的调整学习，以便提高诸如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西方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该课程是经济类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是学习相关课程的基础。相应的，在国内的高校中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西方经济学也已经占据了专业必修课的基础地位。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一门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换的学科，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它的主要内容基本是统一于现代主流的经济学之下。包括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各个市场主体的决策性质和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等问题。从目前的教学安排来看，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在本科教学中，通常分为两个学期进行学习，作为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专业课程之一，有一定的难度系数。
1.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
西方经济学源于对经济现象的诠释，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实践中抽象和分离出来，而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加入了一些前提条件、假设和假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学家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与经济实践背离的瑕疵被发现出来，于是对条件假设和假说重新认识和重新设定，这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见西方经济学从起源到后来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没有离开过经济实践活动。
2.图形和数学模型结合
为了更为透彻的分析经济问题或者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西方经济学经常运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运用模型中参数的变化说明经济趋势或者经济原理。但是数学类的经济模型只能从数值方面考察经济运行的结果，难以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于是西方经济学常常辅助以图形或者单独运用图形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图形与数学模型的结合，要求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既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又要有较好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在我国，大多数本科高校，尤其是独立院校，在制定经济类应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通常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为“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应定位于服从培养应用本科人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由此来组织教学的各项工作。
三、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难度较高
由于课程安排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必修课，通常是在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进行学习。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课程难度较高。除此之外，对逻辑推理的要求也较高。由于此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由几百年来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的杰出贡献综合而成，理论体系宏达，并且不同的章节中理论之间存在递进性，推演性强，因此对学生要求高，需要始终全神贯注。因此课程本身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比较高。
根据在教学过程中的观察，真实情况并不理想。有一部分学生由于课前没有预习，或者课后复习时间不充足，在某章节学习中产生了困难，继而会选择放弃或者跳过。当前面的理论没有学习好时，后面的理论因为前后理论的依次递进关系，就会变得更难理解和掌握。久而久之，无法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便在学习上失去了信心。
（二）课程的实用性相对缺乏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其教科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
另外，作为纯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显得有些抽象，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大量的经济模型与理论部分，相对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难以协调应用教学手段
传统的理论性课程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由老师帮助学生树立规范的学习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帮助学生后期的学习，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按照这一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难免会出现沉闷的状态，学生也会表示需要加入应用型的知识以更好的理解知识与活跃气氛。
伴随着现代教学手段的改革，经济学的课堂也加入了多媒体的使用。根据前面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除了重要的理论模型之外，还需要大规模的数学推演。如果把全部过程都通过多媒体展示，优点是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教学产生兴趣，随之而来也有难以避免的缺点，即没有老师亲自示范理论的分析与公式推导过程，学生通常无法很好的理解经济理论的形成思路。因此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中，需要做出协调。
四、提高目前教学应用性的几点设想
（一）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最根本的是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活跃程度，“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如果学生对目前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驱使他们自觉地学习和研究自己的专业课程。经济学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联系相当紧密的科学，并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的演变，并随之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和词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另一方面可以保持与前沿科学的紧密性，从而扩展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例如当一些经济学的学生或者当今的年轻教师群体，在他们学习GDP这一概念的时候，还没有提出绿色GDP这一概念。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学生己经毕业进入社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并且逐步进入了经济研究者的视野，绿色GDP概念就自然而然的被提出来。如果在学习期间教师用了探究的教学模式，引入介绍这些新的进展，那么接受过这样的训练的学生将更容易理解GDP的概念，并且很快地、自然而然地学会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加入环境保护这一因素。如果只是靠知识的灌输，那么学生在遇到新问题目的时候，往往对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上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二）联系实际，引进案例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外部性原理则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例如引用“谷贱伤农”的现象来解释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不同弹性的商品产生的不同供求变化。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西方经济学中不同的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则可以从现实情况着手，一步一步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过程可以由老师和学生一起互动完成。有的则可以先阐述原理，然后让学生分析现实案例，这样通过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与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合理调整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为应试教育，对于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应试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另外，大学中现有的考核方式，期末卷面考试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行考试方式仍然以开卷和闭卷考试为主，尤其是闭卷考试，缺乏对实践能力和学习过程的考核，使学生的学习目标产生扭曲，为了考试而学习，而忽略了对知识真正的理解和吸收。
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的知识，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的基础，所以应该重视这些课程的学习，更应该重视教学与考核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闭卷的考试方式侧重于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全面掌握，尤其是重视基础知识，让学生熟记知识点，为以后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但是，教师也应重视学生的平时成绩，认真记录学生的平时的表现，并实施教考分离，合理分配平时、期中和期末分数的比重。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杜，1996
[2] 张丽华.甘理案例教学法[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杜，2000
[3] 张红岩.《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J]. 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11）
[4]吴方.例教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实践与思考[J]. 池州学院学报，2009（2）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践能力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253-02
辽东学院地处鸭绿江畔，与朝鲜新义州毗邻。通过对丹东地区外贸公司的调查，丹东从事对韩、对朝贸易企业占全部贸易企业的2/3，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作为辽东学院的特色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韩朝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应立足地方，突出特色，所培养人才要具备较强的从事外贸业务的实践能力以及所需要较好专业英语和初步朝鲜语应用能力。这种“三位一体”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反映了地方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意愿，也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具有鲜明的地方行业特色，与其他院校同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了错位竞争。
一、实践教学研究的背景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身特有的实践性和涉外性特征，决定了所培养的人才要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以及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实践教学的实施与开展。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韩朝贸易方向）实践能力体系构建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将人才实践能力体系设置为三大模块：双外语应用能力模块、专业实践能力模块、综合能力模块。“双外语”能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专业英语背景，运用英语进行国际商务活动交流、谈判等，二是具备基本的朝鲜语听说能力，用朝鲜语完成一般的商务接待工作；实践能力是指适应外贸实际工作需要的各种应用能力，主要是具有较强的从事国际贸易实际业务的能力，包括贸易实务的操作能力、各种单证的使用能力、市场营销及开拓能力等；综合能力是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独立观察国际市场形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与组织管理能力，是高层次的实践能力，它无法通过某门或几门具体课程的教学而获得，只能通过各种知识技能的积累、综合、升华而逐步形成，需要在贸易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概括而提高。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韩朝贸易方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按照人才实践能力体系的要求，构建了较为完善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如下页图所示）：
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完整，强调国际贸易应用能力培养
1.实践教学环节完整，强调连续性和层次性。采取层层递进的方式，利用课内实践教学、课程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校内综合模拟实训、毕业实习各种途径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注重各实践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建立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校内我们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针对性强的高效仿真国际贸易模拟实训中心。采取“学员操作为基础，教师指导为辅助，网络通讯为途径”的全方位开放实习模式，培养了在未来实际工作中的职业能力。我们还与丹东太华电热材料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安排学生不定期到实际工作环境进行短期见习，感受实际业务的操作流程，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习专业的热情。
3.提高学生的职业资格能力。国际经贸人才的主要从业资格证书是报关员、报检员、单证员、跟单员等。结合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内容，制定出获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的时间表，并对学生进行培训指导，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同时，获得必要的就业条件，提高就业能力。学生普遍反映，在获取这些证书的同时，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有所提高，为将来的就业提供了条件。
（二）语言实践教学体系创新适用，能有效提高“双外语”应用能力
1.采取多种渠道和形式，提高朝鲜语口语交流能力。（1）针对人才培养特色要求，合理设计实践课程及内容。除了开设基础朝鲜语外，设置了大量的实训课程，如听力、会话、口语交际等多种实训课程，并设置了朝鲜语实践学期，在实践学期中采取与外教面对面、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强化学生的听说能力。（2）利用校内校外第二课堂，提高学生朝鲜语口语交流能力。一是在校内外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实训实习基地。校内的朝鲜――韩国文化苑集语言学习和体验韩朝文化功能为一体，利用各种先进的视听设备，为学生语言训练提供了良好环境；在校外建立了三个朝鲜语实习基地，以满足学生不同阶段的实践教学需要，让学生实地感受朝鲜的风俗文化，锻炼交流能力。二是利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建立了朝鲜语（韩国语）俱乐部。定期开展韩语角、影视时间、韩文写作大赛、韩语系列技能大赛（演讲、打字、情景会话）、 “疯狂韩语课堂”等各种语言实践活动，扩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
2.创新教学方法，创造语言环境，培养学生熟练的英语运用能力。首先，创新英语教学方法，采用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形式如角色扮演、采访、辩论、短剧表演等，提高学生口语交流能力；其次，利用课外活动，创造语言训练环境。定期举办英语角，锻炼学生的英语沟通和应用能力；同时不定期举办英语讲座、演讲大赛等，采取多种渠道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习英语的热情。
四、打造“双师“型和中外融合的实践教学师资团队
1.鼓励专业教师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外贸企业，使专业教师打破纸上谈兵的尴尬局面，锻炼业务能力，提高授课的说服力，现我系有两名教师长期在外贸公司从事业务及管理，有四名教师有双师资格证书；同时不定期从社会聘请富有实践经验的资深人员到校兼职授课或与老师座谈，形成一支熟悉社会需求、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2.充分利用韩朝学院资源优势，打造中、朝、韩融合的语言实践师资团队。一是做好青年教师培养工作，创造机会让教师到国内外进修深造，现有五位教师都已从韩国攻读完硕士学位；二是利用现有的韩国、朝鲜外教，开设大量的口语交际课程，强化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了解不同区域的语言使用技巧；三是利用我校留学生资源，开展课外交流活动，创造语言学习环境。
五、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1.人才应用能力日渐明显。通过近几年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施，人才培养特色日渐明显，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明显提升。二是英语和朝鲜语的交流沟通能力有所增强。在英语方面表现为函电往来和商务谈判的能力不断提升，很多外贸公司负责人对本专业的毕业生的英文函电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还有一些学生已成为公司谈判的主力。而朝鲜语的听力和会话水平也有所提高。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长江学者；文科长江学者；哲学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122-06
1998年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共同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9―2003年间共产生了5届长江学者，其所属专业均为自然科学。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的方针，2004年开始也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实行长江学者岗位制度。2004―2014年间，总共产生了文科长江学者299名（此处不含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因其系兼职性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学术关注不够，更是缺少专门的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本文拟就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基本样貌、研究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概况
1.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变动
2004年共产生长江学者108位，其中文科长江学者12人，占比仅为11%。2005―2009年间，各年度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都在20人上下，占比在14%―17%之间。2010年，由于相关政策调整，该年度长江学者评选空缺。至2011年度，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猛增至60人，占比亦高达31%。2012和2013―2014年度（2013年长江学者因故没有评选，至2014年一并同时产生），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分别为50人、88人，占比均为30%。（见表1）由上可见，近十年来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当选人数还是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这体现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日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其在我国高等教育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
2.文科长江学者的性别构成
文科长江学者的性别构成状况不仅展现了男女两性学人各自的成长进步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的发展态势。2004年的12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女性学者仅有2位。2005―2009年间，共产生89位文科长江学者，皆为男性。因2010年评选空缺，2011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出现了补偿性增长，由2009年的21名猛增至60名，但就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这一年也仅产生了1位女性文科长江学者。2012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为50位，而女性文科长江学者仅有4位。2013―2014年度由于系两年合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多达88位，但其中仍旧只有4位女性学者。从总体上来看，2004―2014年的长江学者评选，共产生299位文科长江学者，其中总共只有11位女性，其占比仅为4%。（见表2）由上可见，在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长江学者中所占的比例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的数量并没有“水涨船高”。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由于人数太少，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规模中几乎处于可以忽视的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匮乏。“全社会要从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女性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文科长江学者的学科分布
考察文科长江学者的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我国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状况。据2004―2014年的统计数据，管理学（58人）、文学（57人）、经济学（49人）、哲学（28人）、法学（26人）等学科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的“大户”，其数量远较其他学科为多。而这5个学科中既有传统、基础学科――文学、哲学，亦包括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这说明：一方面，那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特色的实用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仅管理学一个学科就产生了58位长江学者，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最多的学科。而管理学作为境外舶来品，从改革开放后引进中国至今不过30余年。另一方面，那些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也没有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被边缘化，如文学这一学科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数量亦很惊人，达57人之多，仅比管理学这样的热门学科少1名。同时，一些小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学、艺术学等，近年来也不时有长江学者出现。如心理学、教育学，截至2014年分别已有11名和8名长江学者。考虑到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总量偏少，其产生的长江学者相对数量并不比其他学科少，特别是其年度文科长江学者数量渐呈上升之势，其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总体数量已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见表3）由此可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总体发展态势上较为均衡、全面，并没有出现顾此失彼、“抓大放小”、“喜新厌旧”的现象。
4.文科长江学者的教育背景
一个学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识结构，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文科长江学者这一精英群体的教育背景，可以成为观察和理解当代我国人文社会学科总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线索。（这里的文科长江学者教育背景仅限其所接受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不包括其他各种学习形式）
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除了1名外籍教授，其余298位的大学阶段教育均在我国大陆本土完成。其中234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全部教育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这里统称其为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65位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其中62位在境外获取博士学位，3位在境外获取硕士学位），这里统称其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纵观2004―2014年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文科长江学者中的占比都高于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高达78%，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仅为22%，这说明在我国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近8成研究者的全部学习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见表4）由此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主体研究力量是由国内教育资源所培养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主攻领域的选择。
二、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研究取向
1.扎根本土。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的选择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旨趣的体现，也与自身的学术关怀有极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学者自娱自乐的工具，研究者要有深切的国家情怀乃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关心国家命运、情系民生福祉，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动力；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则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主要特色。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263位大多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本土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于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总共有65位海归学人，其中也只有15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50名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多把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本土问题研究上。这说明，绝大多数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力量、学术关怀还是定位于中国本土研究。例如，政治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草根学者”徐勇，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多年来“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村情民意”，并“向政府反映，使政府适当调整政策，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法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积极引入国外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并注重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道路”。而留美博士、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蔡洪滨则始终“注重把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丰富多彩的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寄望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产生积极的影响，等等。
2.把国际前沿学术理念和新兴学科带到中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更新。能否把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理念、最有现实应用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引进到中国，让其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仅关系到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的新陈代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发展方略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在这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因其特殊的学术履历而颇有建树。下面以卫生经济、景观设计、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引进为例，略作说明。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尚无“卫生经济”之说。然而，在此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卫生领域的变革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渐成方兴未艾之势。长期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时任美国北卡大学终身教授的华裔经济学家刘国恩于2003年应邀回国，并担任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主任。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刘国恩归国就职有效地填补了我国经济管理学科还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北京大学也由此在国内率先获取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在他的推动和主持下，北京大学率先于2004年成立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时至今日，卫生经济研究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取设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俞孔坚，1997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促进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他主张城市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自然和文化为代价，而是要崇尚自然和文化，把人作为主体的服务对象去考虑和设计。俞孔坚所引进的景观设计学科及其所传达的理念，正在逐渐改变着我国城市建设的思维和行为。曾在美国专攻公共管理专业的薛澜于1996年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这么快，政府作用这么大，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一个MPA的教育项目.对公共管理也没有概念”，他呼吁国内高校尽快开设MPA，并成立独立的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内24所院校作为MPA课程试点，这一年清华大学也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共管理学院。此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如今。公共管理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3.以学术为媒介，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学术界，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高端学术媒介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有助于让国际社会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由于学者的非官方身份，其所议所论皆从学理出发，因而较之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公告，往往更有益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推动中外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如北京大学人口学长江学者郑晓瑛教授2011年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杂志《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Twenty-year v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该文利用中国1987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范围的残疾调查数据，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价了中国残疾现患率的变化，肯定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中国的残疾预防控制工作要随着残疾病因谱的改变而制定适宜的策略和干预措施。文中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残疾预防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据统计，80%的残疾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北京大学法学长江学者陈兴良教授2013年在世界顶级刑法学杂志《整体刑法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的再生》。该文清晰地梳理了从清末修律至改革开放后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反思了我国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实现路径。该文不仅对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助于外国学界准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学的历史和现状。2015年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以整期篇幅发表了清华大学英语系长江学者王宁教授主编的主题专辑《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该专辑用西方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真实状况.有力地批驳了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试图妖魔化和唱衰中国的言词，在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三、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存在的问题
1.涉外研究不仅人数少。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
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这自然是文科长江学者治学的特色和优点。但“强调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是说可以不研究外国和世界”，实际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哪怕是‘纯粹的’中国问题，也必须有世界眼光”。注重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涉外问题研究。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密切，在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攸关国家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利益。那么在庞大的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有多少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呢？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人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涉外研究，其他学者或完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在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之余，对涉外研究略有所及。那么在涉外研究方面，本土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是否存在差异呢？2004―2014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本土学者共有234人，其中只有21人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仅为9%，这就意味着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不到1成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而65名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含1名外籍学者）中，有15名学者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为23%。由此不难看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相较于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更大比例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是由于从事涉外研究一般来说要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宽广的国际视野，在这些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自然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还是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或者海归文科长江学者，都只有极少数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较之于其中国本土研究显得“势单力薄”。
实际上，文科长江学者从事涉外研究者不仅人数少，且人员分布领域也不均衡。据统计，在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有9位主要从事西方语言文学研究。11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外国哲学研究，两者合计达20人；有9位主要从事境外经济研究，7位主要从事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研究，两者合计为16人。这说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涉外研究多侧重于西方历史、语言、文化等基础研究，而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实问题，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而能否对后者相关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往往更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2.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
文科长江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目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已经成为知名的人才计划品牌”。文科长江学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那么这一学术群体在国际学术界又有怎样的学术影响力呢？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较高的影响力，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是否在国际著名相关专业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被选为国际著名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参考以上标准，为全面考察中国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笔者通过查阅各大高校、学院官方网站及其他相关资料，核查各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学术业绩，从中可以发现：从总体而言，中国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很少能够走出国门.主要还是在境内“自产自销”，国际学术界很少能够听到来自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界的声音。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尚且不论，就是那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不容乐观。一般来说，涉外研究更需要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交流、切磋，其研究成果更适宜在国际学术媒介发表。据统计，研究方向主要定位于涉外研究的36位文科长江学者，只有15位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境外学术刊物发表或在境外出版社出版，比率约为42%。这就意味着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有近6成学者不能或很少在境外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担任负责人或被其吸纳为成员也是其学术能力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重要标志。而36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只有以下4名成员获此殊荣，分别是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被吸纳为国际法研究院成员，而这一组织在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何成洲被评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其中后者还被推选为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首位亚洲学者；此外还有一位由上海财经大学全职聘任的外籍教授John Tomas则担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委员。能否在国际学术刊物尤其是著名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也是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标志。这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只有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孙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黄国文、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谢丹阳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王正毅等少数几位学者被国际相关专业著名刊物聘为编委。而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以上所列的这些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多系海归出身，这说明具有国际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相较于国内单一的本土教育更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至于那些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则集体几乎处于“失声”的状态。总体而言，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从事中国本土研究，抑或是从事涉外研究，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十分有限，这显然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3.一些重要领域研究力量十分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