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导论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比较政治学导论范文第2篇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民主党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民主党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毛泽东、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毛泽东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着：《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序言”。)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序言”。)如梁琴、钟德涛着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着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民主党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比较政治学导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1 文I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该学科的任务是通过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中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而将一般规律运用到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当中。本文主要回顾我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对发展的现状做进一步的分析，对该学科的建设提出几点思考，从而进一步完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历程回顾

思想政治教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紧密相关的，二者血脉相连，犹如“母与子”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逐步成熟发展，才有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成长空间。因此，回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就必须先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从无至有到发展的历史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活动，古今中外早有之。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83年，中共中央《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文件当中指出，要在有条件的院校开设政治工作专业。与此同时，国家教委也召开了会议，明确提出要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召开学科建设会议，拟定了课程的设置、培养的规格、目标等事宜，并委托武汉大学等高校编写相关的课程教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在1984年正式招生，当时国家了《关于国家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批准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十二所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并于1990年全国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1996年，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的部分高校成功筹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点，以此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了自己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2004年以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二级学科，国家将原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从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学科的定位日益明确，学科的建设也得到了发展。2012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意见》、《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等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互补性、交融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好地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与发展三十多年以来，学科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学科定位日益明确，学科的研究方向也不断细化。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兴起与发展

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国家教委的组织与领导下，国家开始编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被国家重视起来。“至1995年全国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出版、全国首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召开，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阶段，其特征是为以区域性研究为起步，初步形成体系”。[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该学科在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已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学科体系的成熟，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开设。此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不断的增加，论文与著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例如：沈壮海《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补白之作》、苏振芳《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论文与著作的增多不仅说明了该学科研究人数的增加，学科受关注的程度的上升，也反映出该学科的发展正处在良好的态势。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该学科在学科建设、学理规范、研究的领域等方面都取得许多成就，但是从学科建设的历史来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年轻的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现将主要的问题归纳如下：

（一）学科建设的边界模糊

学科边界是指，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研究领域，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因此有明确的学科边界，独特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区分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存在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例如有人就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比较政治学混淆在一起，原因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制度进行一个梳理与比较，从而对某种政治体制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一个总结。两门学科有一定的关联性与交叉性，因此有人就把二者的共性等同起来，其实这就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似的部分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区。因此，梳理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研究的范围以及理清相近学科的边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只有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方向与视野牢牢地把握住 ，才不至于使学科边界模糊化，同时也能够减少一些学者“借船出海”的现象出现。

（二）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的研究方法不够成熟

一门学科想要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基础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古老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等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有部分原因归结于他们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基础理论，并且这些基础理论能够提供给他们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所以，可以这样说，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成熟与发展就需要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回望过去，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还不够成熟，其中的原因是没有成熟与完善的基础理论，学科的基础理论工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内容是零星分散的，没有做到“以一带多”、“以点串线”、“以线成面”的研究效果。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到位成为了该学科发展的一块重要的短板。除了基础理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外，基本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与成熟，也是制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至今为止才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对于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他没有厚重的发展历史，因此没有形成科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怎么做到“兼百家之长”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其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学科建设者应该思考、探索的方向。

（三）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有待加强

学科的兴旺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事关该学科是否后继有人，是否能够继续发展、充实该学科的队伍。在实际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对该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并非是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暂且放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我们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放眼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该学科有六个二级学科，但是本硕博都具有招生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因此，该学科承担着为其他五个二级学科培B人才、输送人才的艰巨任务，即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本科阶段拥有招生资格，但是我们也不难知道，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该学科的招生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很多在硕士阶段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因此该学科面临着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艰巨任务。我们回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我们看到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是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依然寥寥无几”。[2]因此，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学科的兴旺发展不仅要有独有的研究领域、深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也要有一大批有责任、敢做为、勇于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的高质量人才队伍作为保障。

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夯实学科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说的学科基础不单纯就本学科而言的，笔者认为要夯实学科的基础不能够只是做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也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与发展能够起到一个带动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于设立的时间短，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多年，因此还有许多学科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完善，“母学科”发展的不完善势必会影响到“子学科”。因此，加强“母学科”的建设，深入地将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学科的功能定位做足、做细、做实。夯实学科基础，需要我们凝练清晰的学科方向。清晰明确的学科方向是我们进行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那么，怎样凝练清晰的学科方向去保证学科建设呢？笔者认为应该就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不能够张冠李戴，不是本学科坚决不去接收。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是谁的就应该谁负责来研究，是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就应该是社会学来研究，不能够都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研究。我们提倡学科之间相互借鉴，是为了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提供新的思路，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往里面装。第二，加强“母体”学科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母体”学科就应该提供宏观的指导，为底下的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提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子学科”就应该自觉坚持在“母学科”的指导下发展，加强与“母学科”的联系，在建设与研究的过程中，就应该时刻关注“母学科”的前沿问题，将前沿问题适当地融入到内部的范畴当中，扩充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总之，“子学科”与“母学科”是血肉相连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就要夯实学科的基础，夯实学科基础就要与 “母学科”相联系，“母学科”就应该做好进一步的发展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让后代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二）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

一门学科最终的建设与发展靠的是什么，是“人”。人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说扎实的学科基础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那么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是一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中心环节。那么，我们应该教会人才做些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做好人才队伍的培养的工作就应该做到“两自”：

一是帮助人才队伍树立学科的自信。笔者认为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很重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现实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非本学科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该学科只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因此，面对种种的误会，我们的人才队伍能否树立高度的学科自信，学科意识，“要理直气壮讲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的信念”。[3]

二是帮助人才队伍树立学科的自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仍然有许多的空白，学科建设的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此能否坐得住“冷板凳”是我们建设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任务，我们建设的人才队伍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性格，有为该学科建设的勇气与信心，自觉担当学科建设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自觉担当、自觉奉献”是我们学科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内容。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把学科自信与学科自觉融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使人才培养的工作能够取得新的成效，让更多的人才感受到这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更加自信自觉地勇于完成自己的专业使命。笔者认为对人才队伍的学科意识、专业意识的培养往往比单纯传授他们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写作更加重要，因为当一个人真正形成自己的学科意识、专业意识的时候，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

（三）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工作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因此我们就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工作。如：将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借鉴过来，充实我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业已研究的方向，适当吸收，重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多角度地进行整合，这些都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四、结语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已经取得了诸多的进步，但依旧是“任重道远”。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树立起高度的学科意识与学科自信、自觉，勇于承担起学科的建设使命，充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唱响主旋律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巫阳朔.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J].阿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3）.

[2]苏振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思想教育研究，2014（7）.

[3]陈锡喜.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

2015（30）.

比较政治学导论范文第4篇

学科性质指谓的是一门学科自身固有的特质，是关涉其存在发展的始基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决定了理解、观照以及反思学科的根本出发点，成为自身合法性获得与学科意识确立的前提和依据。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包含着三重向度：研究论域、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就内在性而言，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规定其关于自身的理解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学科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反思和创新学科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建构其理论范式。同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致力于关于研究领域、客体和对象等问题的深切思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建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揭示人类性的思想道德状况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特点在于以跨时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时代关于政治教化与人文养成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着描述性、规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属性，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而且在深层葆有着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向度。社会成员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更好地坚守信仰、规范行为和提升人格，不断求真、向善、尚美，进而实现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践履。价值立场的问题是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相关联的，指研究者在实践活动中对目标选择、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主观取向，制约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了对不同思想观点的评价原则和尺度。当代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力量，探索有效的实践方式以实现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下位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特性，即“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同于一般性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决定其不能采取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研究主体与客体都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制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中国式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思想行为的评价原则和价值尺度，运用多种思想方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知行合一”。一门学科选取怎样的方法，取决于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不同国家的德育观念与实践，通达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价值旨归。价值认同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只有在比较和对话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解。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异质文化的独特性，承认他者作为思想共和国成员的平等身份，既坚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不失却“美美与共”的价值理想。由此可见，“‘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上的比较，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国际教育观念；是一种意识，一种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一种对本国教育的超越。‘比较’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立场，一种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本立场”［2］。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研究检视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解读，不能脱离对其自身思想渊源与观念流变的历史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具有何种思想特质与理论品格，其学科内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纵观近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多重面向的，呈现为“问题意识”统领下的“对象层面”探索、“应用取向”主导下的“功能价值”研究和“主体间性”视域中的“可对话性”机制。在此，基于对国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文本诠释，概括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规律趋势说”，强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一般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张力，旨在综合不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成就与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比较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着力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3］。这种研究取向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人类德育实践的现象性描述，还有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性探索；不仅要弄清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而且要深入探讨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学科建设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而通过多元文化互动丰富并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二是“经验借鉴说”，凸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价值，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相关学科提供其他国家的比较经验，使这些学科具有全球视野，从而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各方面，探索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发展路径，从而明确可借鉴的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4］。比较研究不只在客观上促成了国外道德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它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目标实现和思想功能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较中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切准规律、服务现实”［5］。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当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代要求，拓展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在准确把握人类思想道德实践的经验规律基础上，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观念示范和方法参照。三是“视野开拓说”，超越“古今”、“中外”、“我他”等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中，传递价值观念，彼此互动交互理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既研究世界上不同时期、地域和国度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探讨在文化多元条件下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有学者提出，“比较德育是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德育进行比较研究”［6］。全球化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来自早发现代性国家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经验，成为唤醒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推动力量。对于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多元方法论取向的思想观点，以期通过反思性重构而相互学习，为协同合作解决时代性和人类性的意义危机、传统失落、个体疏离以及人际冷漠等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上述关于学科性质的回顾与反思，显明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致思路向，再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向，呈现为从“知识引介”到“经验借鉴”再到“时空在场”的研究意识转换，彰显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观念与现实关切。学科的规范化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努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建构应积极转换思维，在视域融合中寻求多元价值理念的深层认同，确立新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观。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思考

正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如何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同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论争到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探求；从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尊崇到当代多元文化样态的共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读到对西方道德理论的阐释，形成了欣欣向荣、成果卓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化景观。面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思想主张竞相博弈的理论境遇，如何确立文化自觉、理论自信以及思想自我，运用自身的思考与智慧，比较、确证并践履有益于中华民族时展和伟大复兴的理论形态，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转换与范式创新。

（一）明晰“实践性建构”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以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生产、传播和践履为内容，追求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交往实践活动，具有思想启蒙、政治教化和人格培育的精神价值。政治教化与价值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研究主题，承担着激发道德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维系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外化为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提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目的性诉求与现实性诉求之间的彼此融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场域是由多元文化主体交互作用的实践逻辑，是思想情感、道德体验和历史经验的统合。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政治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形塑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域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是共识性理解在实践中进行的交流，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使对象世界按照共同体的理想重新安排，成为属人的存在方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论视域，它的提出传达了一种新的观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外部世界的中立知识，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的价值关怀，是内生于人的整个社会化进程之中的。在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共同遭遇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资本逻辑宰制下“物的体系”对人的本真价值的压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行为的单向度；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自我矮化，以及普遍充斥着的“侈谈理想、拒绝崇高”等成为时代的精神症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激励人、凝聚人、鼓舞人，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7］。当代中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时代命题，吸收借鉴他者的有益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诠释与行为示范。依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品格，着力探索不离伦常日用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化生出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二）秉持“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

多元现代性境遇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免会涉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会责任与个体权利、视域融合与学科边界等两难选择。尽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智识倾向中，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和思想主题却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每个真正的思想主体只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去反思和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问题，以民族性的方式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类性、世界性和历史性。建设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8］。在这一根本价值立场的主导下，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研究立场上的“思想自我”，以主体性的价值关切、全球性的理论视野，形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国范式。此种“思想自我”不是狭隘的民粹观念，而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信念、信仰和追求的价值属性。“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主要包含以下思想要义：第一，研究的主体性，明确比较研究的根本要旨在于创新当代中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而非某种外国理论在中国的复制与传播；第二，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汲取可借鉴性的域外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本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观念创新与理论提升，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融契；第三，研究的针对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创造性的实践，应当为社会成员确立某种行为规范，为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实效性对策。坚守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我”，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更加注重本土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要确立起对研究方式本身的理论自觉。因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土化的价值正在于形成了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式，并在研究中力图避免陷入“普世主义”的思想误区。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外国政治学说和道德理论时，应自觉摒弃“价值无涉”的“中立说”和“中体西用”的“独断论”这两种研究路径，客观地审视其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动因，历史地理解其提出的时代语境和思想价值，避免研究中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唯学院化的抽象主义和趋世俗化的功用主义，抱持“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三）确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学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一、调查对象及方式

以延安大学、宝鸡文理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榆林学院五所地方高校的大一、大二、大三的本科生为主，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100份，在发放问卷过程中兼顾了学校、年级和性别比例，其中，每个学校发放220份，每个学校的一、二年级各发放了50份，分别占发放总量的22.7％；每个学校的三年级各发放120份，占发放总量的54.5％；每个学校男生100份，占发放总数的45.4％，每个学校女生120份，占发放总数的54.5％。问卷由19个问题构成，主要涉及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教育、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心理健康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1068份，有效问卷1056份，有效回收率为98.8％。

二、调查结果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获得政治理论知识最主要、最正规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在调查中，有38.2％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能反映时代要求”，有41.6％的大学生认为“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尚须改进”，有20.2％的大学生认为“空洞理论，不科学”。持有否定意见者主要是曾经和现在正在上“两课”的二、三年级大学生，持有肯定意见者大多是现在正在上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的一年级大学生。由此说明了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改革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

2、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课的态度。调查表明，46.4％的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兴趣”，有31.4％的学生对该课的兴趣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水平”，有22.2％的学生对该课“没有兴趣”。与此相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出勤方面，有58.1％的学生“从不逃课”，有21.4％的学生“很少逃课”，有20.5％的学生“经常逃课”。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认真度与专业类别、性别等因素具有很大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文科学生比理科生认真，女生比男生认真。可见，只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3、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有60.1％的大学生认为在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很重要也很必要”，有20.2％的大学生“说不清”，但是有19.7％的大学生认为“不重要也不必要”。由此说明了大学生一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情况较好，另一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有淡化倾向。

(二)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方面

1、对校党基层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从调查中看出，有69.3％的大学生认为党支部发展学生党员时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很高”，有20.1％的大学生认为“比较高”，回答“不太高”仅占10.6％。由此说明党支部在发展学生党员时仍然存在着忽视思想政治素质的问题。在回答“你对身边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问题时，58.2％的学生认为“很高”，25.4％的学生认为“比较高”，有17.4％的学生认为“与平常同学没区别”。由此表明，大多数学生对身边的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表示认可，同时也有一小部分同学对身边的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认可，这也说明学生党支部在对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到位。

2、对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在大学，基本上所有大学生都是团员，团组织对大学生团员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定期召开团组织生活会和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进行。在调查中，有58.8％的学生回答各班团组织“按要求经常组织团活动”，有21.3％的学生回答“很少组织团活动”，有19.9％的学生“从来不组织团活动”。在评价“你如何看待团会的作用”时，有36.2％的大学生认为“为同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舞台”，有48.3％的学生认为“可以很好地锻炼自己”，有15.5％的学生认为“可以学习很多知识”。这表明，广大学生对团组织的教育作用是肯定的，它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团员接受有关党的理论知识教育，而且对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自身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3、对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在调查中发现，有60.2％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班主任在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多”，有22.4％的学生认为“做得一般”，也有17.4％的学生认为“做得很少”。可以看出，在高校扩招的今天，由于学生数量增多，辅导员班主任人数和比例相对不足，因而辅导员、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充当管理者的角色，只是执行一些上级领导下达的行政命令，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和教育的比较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比较少，甚至很难顾及到大学生的具体思想状况及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三)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方面

1、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评价。在调查大学校园活动情况的问题中，有66.2％的大学生认为校园文化活动“很丰富”，15.7％的大学生认为“比较丰富”，有19.1％的大学生认为“不太丰富”。这说明当前大学校园文化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只有少数大学生对校园活动寄托更大的期望。在对“你如何看待学校的文化节、科技节等之类的校园活动”的回答中，有72.2％的学生认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有26.4％的学生认为“为同学们的锻炼成才提供了许多机会”，也有1.4％的学生认为“没有实际意义”。这说明文化节、科技节等校园活动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大学生的锻炼成才及院系之间的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活动存在着流于形式问题。

2、对社团组织的评价。社团组织通常是根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而组建起来。调查结果表明，有60.1％的学生“参加过一个社团组织”，有22.4％的学生“参加过多个社团组织”，还有17.5％的学生回答“一个也没有参加”。在调查与此相关的“你如何看待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问题时，有45.2％的学生认为“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拓展兴趣爱好”，有37.8％的学生认为“可以交到许多朋友”，也有17％的学生认为“流于形式”。这一方面说明了社团组织为大学生学习课外知识、拓展兴趣爱好、延伸交际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团组织在开展活动过程中的“失范”。

3、对学生会组织的评价。在回答“你如何看待学生会在学院工作中发挥的作用”问题时，有70.4％的

学生认为学生会“有利于学院的管理”，有21.5％的学生认为学生会“为大学生提供了许多服务”，有8.1％的学生认为学生会“形式主义，缺少实质性的活动”。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学生会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形式主义的问题。在调查“你认为学生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问题时，有39.9％的学生回答“很高”，有20.8％的学生回答“比较高”，也有39.3％的学生回答“与一般的同学没有区别”。由此表明，学生会对学生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不是很高，有些忽视对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4、对社会实践的评价。对于“你是否参加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问题，有19.6％的学生回答“参加过”，有18.5％的学生回答“较少参加”，有61.9％的学生回答“没有参加”。这说明社会实践在高校还没有普遍地开展。然而，基本上所有的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作用都是充分肯定的。

(四)心理健康与职业设计方面

在调查中，有44.8％的学生认为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设计以及解决贫困生问题等方面总体做得“很好”，有22.6％的学生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另外还有32.6％的学生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这说明高校在心理健康与职业设计这两方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工作上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另外，在回答“你认为以下哪些因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比较大”问题时，有40.1％的学生认为“腐败问题”，有36.5％的学生认为“社会不公”，有23.4％的学生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唯利是图、不讲道德现象”。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环境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的确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显现了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和民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三、几点建议

1、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的创新。首先，要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之际，加快推进教材内容的创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供给”要有现实针对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需求”要得到应有的关注。其次，要通过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丰富教学方法等途径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度和兴趣度。再次，要教育学生站在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生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

2、要推进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教育机制的创新。首先，要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善于运用教育功能和先锋模范的力量感召和教育学生。其次，要积极发挥团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团组织活动使学校最大的受众群体得到锻炼和提升。再次，要充分调动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倡导他们坚持“以学生为本”，始终体现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