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方法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等财经类院校所开设的两门经济学基础理论主干课程。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运动产生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此要了解各种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必须从生产关系入手。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对于这种理论的接受与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市场经济进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侧重于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规律的理论总结。
这两门课程可以说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体系、思想主张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之间的关系呢？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现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同一经济现象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有机会去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且对一些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或问题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利息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的利息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利息来源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利息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货币资本暂时闲置，使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可以将货币资本借给职能资本，职能资本通过实际使用货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然后把价值增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利息从现象上看，其直接来源是职能资本家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平均利润是利润的转化形式，利润又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所以利息最终的源泉和本质还是生产领域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利率决定理论。马克思认为，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润是利息的最高上限；平均利润又不能小于零，因此利息也要大于零，不然就没有人愿意将持有的货币资本借出去。在此界限内，利息率高则取决于金融市场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如果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利息率就下降；如果资本的需求大于供给，利息率就上升。
马克思通过对借贷资本的实际运动的分析揭示了利息的来源，他把利息的来源放在了生产的基础上，认为利息的本质是生产当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与之相反，在西方经济学里，对利息的解释各种各样，比如采用心理因素、时间因素和单纯的数量关系解释利息。此类利息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这类理论并没说明利息从哪儿来。
（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息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人们对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形式的偏好。“流动性”一词在西方经济学指某种资产转换为其他资产形式的难易程度，难度大说明流动性小，难度小说明流动性大。从这层意思上讲，货币具有最大的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就是以货币形式保存资产的偏好，放弃流动性偏好就是以非货币形式保存资产，这将为资产所有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放弃流动性偏好就必须有利息作为报酬，把利息看做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就意味着凯恩斯把利息看做一种货币现象，从而他提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即货币利率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率的功能是一种使货币供求相等的价格，利率价格的决定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其中流动性偏好反映了货币的需求，货币数量则反映了货币的供给。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根据对三种心理偏好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率，进而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
（三）比较与评论
马克思从生产领域中寻求利息的来源，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根本上讲，利息或者利率问题是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没有借贷关系也就不会出现利息，但人们借贷的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可以投入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利率主要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利率主要受借贷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货币量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故马克思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
凯恩斯把利息看成单纯的货币现象，没有认识到货币是资本的货币。这使得他的利息脱离了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但是他的货币供求决定利率这一观点也存在合理的方面，它否定了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凯恩斯认为货币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这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理论基础。他也认为由于存在由利率引起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无法全部作用于价格水平，从而降低了货币的推动作用。因此，以货币政策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手段并不管用。相反，他主张采用更直接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刺激需求，扩大就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看问题的深入程度不同。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生产中分析本质核心的东西。凯恩斯则把利息归结为心理因素，仅从现象层面的分析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特点；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3篇
学科性质指谓的是一门学科自身固有的特质，是关涉其存在发展的始基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决定了理解、观照以及反思学科的根本出发点，成为自身合法性获得与学科意识确立的前提和依据。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包含着三重向度：研究论域、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就内在性而言，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规定其关于自身的理解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学科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反思和创新学科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建构其理论范式。同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致力于关于研究领域、客体和对象等问题的深切思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建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揭示人类性的思想道德状况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特点在于以跨时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时代关于政治教化与人文养成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着描述性、规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属性，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而且在深层葆有着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向度。社会成员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更好地坚守信仰、规范行为和提升人格，不断求真、向善、尚美，进而实现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践履。价值立场的问题是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相关联的，指研究者在实践活动中对目标选择、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主观取向，制约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了对不同思想观点的评价原则和尺度。当代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力量，探索有效的实践方式以实现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下位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特性，即“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同于一般性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决定其不能采取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研究主体与客体都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制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中国式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思想行为的评价原则和价值尺度，运用多种思想方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知行合一”。一门学科选取怎样的方法，取决于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不同国家的德育观念与实践，通达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价值旨归。价值认同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只有在比较和对话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解。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异质文化的独特性，承认他者作为思想共和国成员的平等身份，既坚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不失却“美美与共”的价值理想。由此可见，“‘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上的比较，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国际教育观念；是一种意识，一种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一种对本国教育的超越。‘比较’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立场，一种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本立场”［2］。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研究检视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解读，不能脱离对其自身思想渊源与观念流变的历史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具有何种思想特质与理论品格，其学科内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纵观近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多重面向的，呈现为“问题意识”统领下的“对象层面”探索、“应用取向”主导下的“功能价值”研究和“主体间性”视域中的“可对话性”机制。在此，基于对国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文本诠释，概括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规律趋势说”，强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一般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张力，旨在综合不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成就与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比较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着力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3］。这种研究取向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人类德育实践的现象性描述，还有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性探索；不仅要弄清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而且要深入探讨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学科建设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而通过多元文化互动丰富并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二是“经验借鉴说”，凸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价值，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相关学科提供其他国家的比较经验，使这些学科具有全球视野，从而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各方面，探索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发展路径，从而明确可借鉴的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4］。比较研究不只在客观上促成了国外道德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它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目标实现和思想功能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较中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切准规律、服务现实”［5］。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当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代要求，拓展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在准确把握人类思想道德实践的经验规律基础上，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观念示范和方法参照。三是“视野开拓说”，超越“古今”、“中外”、“我他”等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中，传递价值观念，彼此互动交互理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既研究世界上不同时期、地域和国度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探讨在文化多元条件下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有学者提出，“比较德育是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德育进行比较研究”［6］。全球化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来自早发现代性国家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经验，成为唤醒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推动力量。对于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多元方法论取向的思想观点，以期通过反思性重构而相互学习，为协同合作解决时代性和人类性的意义危机、传统失落、个体疏离以及人际冷漠等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上述关于学科性质的回顾与反思，显明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致思路向，再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向，呈现为从“知识引介”到“经验借鉴”再到“时空在场”的研究意识转换，彰显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观念与现实关切。学科的规范化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努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建构应积极转换思维，在视域融合中寻求多元价值理念的深层认同，确立新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观。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思考
正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如何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同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论争到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探求；从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尊崇到当代多元文化样态的共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读到对西方道德理论的阐释，形成了欣欣向荣、成果卓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化景观。面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思想主张竞相博弈的理论境遇，如何确立文化自觉、理论自信以及思想自我，运用自身的思考与智慧，比较、确证并践履有益于中华民族时展和伟大复兴的理论形态，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转换与范式创新。
（一）明晰“实践性建构”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以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生产、传播和践履为内容，追求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交往实践活动，具有思想启蒙、政治教化和人格培育的精神价值。政治教化与价值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研究主题，承担着激发道德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维系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外化为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提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目的性诉求与现实性诉求之间的彼此融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场域是由多元文化主体交互作用的实践逻辑，是思想情感、道德体验和历史经验的统合。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政治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形塑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域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是共识性理解在实践中进行的交流，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使对象世界按照共同体的理想重新安排，成为属人的存在方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论视域，它的提出传达了一种新的观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外部世界的中立知识，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的价值关怀，是内生于人的整个社会化进程之中的。在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共同遭遇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资本逻辑宰制下“物的体系”对人的本真价值的压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行为的单向度；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自我矮化，以及普遍充斥着的“侈谈理想、拒绝崇高”等成为时代的精神症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激励人、凝聚人、鼓舞人，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7］。当代中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时代命题，吸收借鉴他者的有益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诠释与行为示范。依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品格，着力探索不离伦常日用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化生出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二）秉持“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
多元现代性境遇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免会涉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会责任与个体权利、视域融合与学科边界等两难选择。尽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智识倾向中，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和思想主题却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每个真正的思想主体只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去反思和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问题，以民族性的方式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类性、世界性和历史性。建设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8］。在这一根本价值立场的主导下，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研究立场上的“思想自我”，以主体性的价值关切、全球性的理论视野，形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国范式。此种“思想自我”不是狭隘的民粹观念，而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信念、信仰和追求的价值属性。“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主要包含以下思想要义：第一，研究的主体性，明确比较研究的根本要旨在于创新当代中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而非某种外国理论在中国的复制与传播；第二，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汲取可借鉴性的域外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本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观念创新与理论提升，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融契；第三，研究的针对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创造性的实践，应当为社会成员确立某种行为规范，为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实效性对策。坚守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我”，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更加注重本土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要确立起对研究方式本身的理论自觉。因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土化的价值正在于形成了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式，并在研究中力图避免陷入“普世主义”的思想误区。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外国政治学说和道德理论时，应自觉摒弃“价值无涉”的“中立说”和“中体西用”的“独断论”这两种研究路径，客观地审视其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动因，历史地理解其提出的时代语境和思想价值，避免研究中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唯学院化的抽象主义和趋世俗化的功用主义，抱持“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三）确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4篇
高中政治涉及的知识面广，千头万绪，学生往往难以清晰地把握。如果能够合理地运用比较法，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高中政治教学中运用比较法，不仅有助于学生通过比较，把握知识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辩证的政治思维，全面构建起高中政治内容体系，提升高中政治教学效率。[1]
一、相似比较法
高中政治中有很多知识点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似点，尤其是政治概念。这些政治概念或术语，在词性上很相似，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但又存在细微的不同之处。学生如果不能细加辨别，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只看到知识之间的相似性，忽略了知识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知识错误。
1、同中求同
高中政治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够运用相似比较法，将相似的政治知识点放在一起，引导学生细加考量。通过求同法，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认知，形成联系的思维，对相似的知识形成深刻的认识，强化学生对相似知识的认知。[2]
2、同中求异
相似知识尽管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其差异也是显著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运用求异思维，透过概念表面，寻找相似表面背后的不同之处，对知识形成清晰的认识，不仅认识相同处，也清楚地辨别清楚不同之处，这样对概念形成的认识就全面科学。
二、对立比较法
高中政治存在很多相对立的知识，然而知识之间的对立往往又是相对的。高中政治教师如果能够用发展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对立比较，往往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科学的政治思维。
1、异中明异
高中政治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思维，建立科学的概念，需要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不满足于掌握概念之间的不同处，还要明确概念之间为什么不同，对立的角度不同在哪里，达到异中明异的目的。这样形成的知识才是深刻的，才能帮助学生把握知识的本质特征。
2、异中求同
高中政治相对知识之间的不同点是相对的，在不同之处又存在种种关联性。高中政治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清楚地把握知识之间的差异性，还要从对立关系中
引导学生积极探索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异中求同的比较方法将突破学生传统惯性思维，培养学生发展性思维，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三、纵横比较法
高中政治知识不仅涉及的内容广泛，知识点比较散，而且政治知识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中，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帮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整合起来。
1、横向比较法
横向比较法是指将不同的知识进行比较，用联系的眼光学政治。或求同比较，寻找知识之间的相同点，进行知识归类;或求异比较，理清楚知识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单元内比较，进行单位内知识整合，或跨单元比较，甚至篇章间比较，突破狭隘的政治思维，建立起横向发展的政治学习思维，使散乱的知识形成系统的知识链，帮助学生运用政治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纵向比较法
纵向比较法是指将政治知识按照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进行比较，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帮助学生从知识形成的过程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从整体上掌握知识之间的客观规律。纵向比较法将有助于学生形成发展的思维，使学生摆脱孤立、静止分析问题的传统思维。
3、纵横结合法
纵横结合法是将纵向比较法与横向比较法相结合的一种比较方法，纵横结合法不仅构架起不同知识之间的桥梁，使不同类型的政治知识交织起来，平行线交织成平面的交叉网;纵向比较法与之相结合，则使政治知识向更纵深处延伸，帮助学生形成立体的知识网络，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
四、跨学科比较法
不同学科之间之间的知识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关联。这就需要高中政治教师形成开放性思维，用联系的眼光引导学生进行比较性学习，突破传统孤立的教学思想，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比较，将触角伸向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帮助学生建立起跨学科学习思维。
例如与历史、语文、数学等学科进行比较。与历史学科的比较，可以从历史与政治的德育功效、思想情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角度;与语文学科的比较，可以从历史典故、文学名人、民间故事、文学作品等方面;与数学学科的比较，可以结合数学严密性、逻辑性强等思维特点等。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比较时，要合理地选择比较点，科学地进行比较，要有助于学生进行知识整合，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总之，合理地运用比较法将有助于提升高中政治教学效率。比较教学法既折射出教师的教学智慧，又将促进学生政治学习思维的发展，使学生联系地、发展地、辩证地分析问题。高中政治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丰富比较教学的方法，使比较法常用常新，始终保持新鲜的活力，为高中政治教学注入新鲜的活力，促进学生政治思维发展与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5篇
学科分立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需要以学科交叉为动力。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分别是政治科学下的两个二级学科。本世纪以来，这两个二级学科出现了进一步交叉的趋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近年来将研究方向之一确定为两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在2012年8月18日组织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期主题文章则是这次研讨会的后续研究成果，共邀请了国内在两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较为深入的五名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两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两学科互动的理念研究视角”、“交叉视角下的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在两学科之间的外交政策学”等主题展开讨论。希望该专题可以激发学界对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关注。
摘要：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分工：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学科分工基本上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假设之上，而这一假设则在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今天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又使得两者的交叉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运用比较方法或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就推进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而言，共有三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第二种路径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第三种路径则是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整体来看，第三种路径对于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有着关键意义。
关键词：比较政治 国际关系 交叉研究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09-16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都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多年来，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明显的分途化倾向。本文回顾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不同发展路径，并力图推动一种两学科的交叉研究。本文在对两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重点问题领域进行探讨之后，重点对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不同学科发展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国冢间政治》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突出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意义。摩根索将国家权力的来源界定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等九种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九种因素基本上都属于国内结构因素。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华尔兹早期的作品当中。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分别把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解释国际冲突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概念。华尔兹不是强调任何一种概念的优先解释地位，而是强调这三种概念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
然而，当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到结构现实主义阶段后，即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表之后，这种脱政治学化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在这部著作中，华尔兹重点批判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se）的“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等强调国内结构因素的“还原主义方法”。华尔兹认为，这种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和国家机构等单元层次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的方法，其本质只是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不能够充分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华尔兹看来，不同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因此，华尔兹致力于构建一种关注政治系统中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国际无政府结构，其要义由两部分组成：单元能力的大小和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通过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强调，华尔兹把国内结构因素从国际政治的解释中排除出去。华尔兹把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排除看成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此之后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本上都接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强调体系理论特征而使其核心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建构也被看作是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果。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普遍接受，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脱政治学化的完成。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科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脱政治学化的特征。例如，在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和学术会议，但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增强，国际关系学者参加政治学的会议越来越少。就目前而言，在国内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很难看到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学者同场讨论的情况。
在国外，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内政治学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表现为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缺乏清晰的界定。界定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研究议题来界定。例如，一些经典研究都把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研究等同起来。然而，议题界定的困难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内容与本国政治几乎没有区别。另一种界定则通过比较方法来进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更希望用这种界定办法。例如，利帕特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萨托利希望从比较方法这一点上去寻找比较政治学科的独特之处：“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这种界定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许多研究者认为，比较是一种研究者会自然运用的科学方法（或者说，任何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广义的比较），这种观点则会消解比较方法的独特性。例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实际上很赞同这种广义的比较观点：“说到方法，比较政治学很难说是独特的，因为很多现有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
由于存在显著的内政治学化特征，所以在比较政治的学科独立性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梅尔就不太认同比较政治的独立地位：“由于比较政治学没有具体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对于将比较政治学看作一门单独的学科分支是否恰当，以及其价值所在，经常存在着争议。”比较政治的这种内政治学化特征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国内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一些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在国内还非常少。就学科发展而言，2010年中国才召开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学术会议。因此，与国外相比，国内比较政治学科的内政治学化特征应该说更为明显。
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是，由于脱政治学化，导致其对国际现象解释的根基不足。因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分析中排除了对国内因素的考虑，所以其对具体国际现象的分析必然会产生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比较政治学的困难则是，由于内政治学化，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一直面临结构性的挑战。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使得其与母学科——政治学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于政治学，而国际关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治学之外。
在研究实践中，这两组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分别与政治学的关系）也奠定了两个学科研究主题的不同。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当然，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差别。例如，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总结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其他差异：第一，比较政治研究更多是地缘性的（如比较学者通常认为自己是国别研究专家），而国际关系研究更多是主体性的（如国际冲突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在比较政治学中，对美国的研究是个例外（在美国语境下），而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则几乎是“标尺”；第三，从研究者的国籍来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更多的国家，而国际关系研究则被美国学者所主宰。
二、学科界限、国家主义与新挑战
上一部分讨论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各自的领域分工，即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种领域分工的基础是国家主义，即把国家看成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比较几乎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唯一内容。梅尔指出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国别研究、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和比较方法。从这个要素的组成来看，在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比较单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更加强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将国家的单一主体地位作为其基本假设。根据基欧汉的总结，古典现实主义基于三个假定：国家中心主义假定（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理性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体）和权力假定（国家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这其中的前两个假定明显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接受了前两个假定，而只是对权力假定进行了修正。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甚至影响到之后的建构主义。例如，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s）的研究中，国家被建构为真实的、单一的、人格化的行为体。
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这两次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二战后兴起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无疑受到这种国家观念的影响。然而，这种强势国家的情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受到挑战。在实践中，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双重浪潮。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挑战表现为“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神话”开始破灭。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一些不同于国家的新行为体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种挑战的表现是，比较的单元需要重新界定。具体而言，次国家比较和地区比较正在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内容。正如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所指出的，对次国家单位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近来许多诸如伦理冲突、经济政策改革和民主化等主题的研究都依赖于对不同的次国家政治单位之间的比较。同时，地区比较也成为目前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安德鲁·艾斯林（AndrewAxline）主编的《地区合作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案例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比较地区一体化（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研究热点。之后，菲利普·隆巴德（Philippe De Lombaerde）等学者又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比较地区研究在给比较政治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似乎在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隆巴德等指出，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地区主义的已有研究缺乏系统的比较，在欧洲地区主义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主义之间缺乏互动和沟通。而且，已有的地区主义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裂。为此，隆巴德等学者建议在概念精确（concepmrigor）、理论折衷主义（theoretical eclecticism）和实证研究方法三者综合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地区主义的分析。
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对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观也形成了挑战。在究竟何者为国际行为的单元这一问题上，传统的认识是国家，但现在人们更多将其界定为团体或个人。这里的团体可以是跨国性团体，如跨国公司、跨国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国内团体，如国内政党或利益集团。因为国外的影响会渗透进国内社会，一些并不是主动寻求国际影响的国内团体实际上也在参与国际交往，如某国内环保团体对外国企业在其境内环境污染的批评或诉讼。这里的个人可以是非常有影响的某国领导人，也可以是普通公民。例如，某国普通公民的跨国婚姻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国际性事件。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要求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必须关注国内政治或国内社会结构。
因此，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意义在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一体化最初是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一些重要研究者如厄内斯特·哈斯（Ernst B.Haas）、霍夫曼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等都是国际关系的学者。这一研究特征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发展特征是一致的，因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性质更多是一种国家间关系。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共同体（欧盟）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政治实体。并且，一系列与民族国家类似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欧盟的民主赤字、合法性和后民族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范围，因此，这时的研究推进便非常需要比较政治研究者的介入。正如约瑟夫·卢派尔（Joseph Jupille）和詹姆斯·卡博拉索（James Caporaso）指出的，“虽然其生于国际外交和国际法，但是欧盟暗示和展示了一种以类似于国内政体方式运作的、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威。关于欧盟的研究模糊地处在国际关系领域和比较政治领域之间。”
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亟需两学科交叉攻关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对外交流时时常发现，中国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来源于一个政治学的判断，即“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民主国家之间彼此不会发生战争”被认为是类似于公理或定律一样的知识，所以仅仅寄希望完全民主和平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是，需要有力地证明并说服西方世界“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中国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一证明也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研究范围，而是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研究主题。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假如中美关系变成世界政治的支点，假定中国（或美国）是单一的行为体，以及主要关注两者的军事力量平衡是不充分的。更大的共识需要来自对两国国内政治的分析。”因此，未来世界和平的重心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焦点是中美双方在国内政治制度上达成的理解共识，而这一点的实现则明显需要比较政治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合力攻关。
三、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
要推进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国际关系研究对这一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讨。较早运用这一路径进行分析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华尔兹。华尔兹在讨论战争根源的三种意象时，其中第二种意象便是国内政治体制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因此，这一路径也被概括为“第二种意象”（the secondimage）。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ion）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较早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路径上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的发展上。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非常看重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前者的代表人物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将国家过度扩张的根源看成是国内政治的“错误代表”（misrepresentation），后者的代表人物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ria）则把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界定为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自由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一支。与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中对国家的单一和理假设相区别，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对“高尔顿问题”（Galton’s Question）的讨论。相似案例比较是比较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比较方法，然而在全球化情境下，相似案例比较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案例相似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这些案例的相似是原生的结果，而非扩散的结果。例如，前英国殖民地都普遍采用威斯敏斯特体制，这一结果明显是强制扩散所导致的，而非殖民地自主选择或自发演变的结果。
第二种路径则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两个交叉学科对这一问题都有一些理论尝试。例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尝试被描述为“颠倒的第二种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其主要表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作品不仅仅关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还分析这些跨国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相关讨论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路径。亨廷顿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分析中，强调了欧盟、美国和苏联等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斯考切波则在其关于俄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中，突出了国际因素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第三种路径则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s）的发展，而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则主要表现为多层治理理论（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提出。当然，目前这些理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set），其含义为第二层次（levelⅡ）的选民对第一层次（level I）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这意味着，双层博弈理论的假设是，国内政治应该是选举政治。这一假设的存在使其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如何发展出能够整合选举政治和非选举政治（权威政治）模式的双层博弈理论，目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种路径更应该成为交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心。第一种路径和第二种路径实际上仍是单向度的，而第三种路径才真正从双向互动的意义上理解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且，第三种路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一些元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下产生的变化。这里将以国家为例说明这一点。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单向度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是影响社会力量间互动的结构。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则是构成国际结构的单元。从这两个分立的领域而言，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割裂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结构的国家理论和作为单元的国家理论同时受到了挑战。一方面，就国内政治而言，国家已很难说是唯一的结构，而国际结构成为更为宏观的、更有影响力的结构。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也已经不是唯一的单元，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公民团体，甚至是一国内的公民组织、政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都变成了国际行为的单元。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建国家理论的必要性便体现出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更多成为一种制度通道，其功能更主要表现为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并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各种资源先在国内社会聚集，并逐渐形成公共资源。一部分公共资源直接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而另一部分公共资源则通过国家传输给国际社会（也包括诸如欧盟这样的地区性社会）。这些资源从一国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公共资源，之后再对这些国际公共资源进行再分配。这些国际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需要经过国家，才能进入国内社会。这样，国家便成为一种双向的制度通道。重建的国家理论，其本质含义是要实现国家的双向社会化。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国家要逐步实现地方社会化，即把公共资源向社会移交，这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含义。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要实现国际社会化，即国家也要把一些公共资源向国际社会移交，并推动国际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生成。
上面以重建的国家理论为例对交叉理论研究第三种路径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因为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正在接近。有两本重要著作可以对这一现象提供证明。一本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另一本是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马克·利希巴赫（Mark Lichbach）主编的《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证据》一书。这两本书都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