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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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产权理论

近年来虽然产权理论的身影在一些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但是特意对产权理论做详细研究的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论文并不多见。许多论文从一个微浅的层面去探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或者只是从产权理论中的其中一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叙述。本文想要在基于国韧庋术大家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上研究理论成果，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脉络分析，来详述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产权的定义及类型

（一）产权的定义的界定

产权在西方经济学中定义究竟是什么，纵观整个经济学界也只是有些模糊的概念。只能从一些现代产权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对产权概念的不同论述中来进一步了解其真正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定义中，我们不能把产权和所有权简单的归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一结论为研究现代产权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我们研究现代产权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英语的语法中，产权和所有权的语法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复数的形式，后者是一个集合名词。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曾在他的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中对产权和所有权区分做过精妙的阐述和举例，他指出产权是有所选择的所有权，这种选择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使用范围。有关学者也将产权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强制力保证下的权利。

（二）产权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产权定义的探讨，可以把产权的定义概括为以下5点。

（1）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社会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观念来实施的一种权利。这些统称为社会强制力。它是产权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和前提。

（2）产权是一项权利，它为人们区分受到好处和受到损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因而它的外部关联性很强。这就出现了针对损失者和受益者如何补偿和索取的问题。

（3）产权的载体为某种物品。可以直观地反映资源所有者的某项经济利益权利。

（4）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点上面的一些观点已经进行了论证。所有权所指的是某项资源所有者有随意自由处置自己资源的权利，而产权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一种行为权。即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5）产权是两种平等权利之间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的关系。从而也反映了市场交换的实质就是两中平等权利之间的交换。

（三）产权的类型

西方学者将产权的类型分为以下三种：

（1）私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权力属于个人，并且私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财产的用途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但要明白私有产权并不是私有财产，因为产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所有权。

（2）共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法律角度上看的话权利属于公共，公共体内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这些权利，但仅限于公共体内部成员。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不同，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公共体内每个成员都公平地享有这些权利。并不能排斥他人。

（3）国有产权，是指产权所有者是国家。行使权利者是国家。

二、产权的结构和功能

（一）产权的结构

产权结构是指构成产权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一些关联性，不同产权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分布情况。产权结构的划分一共有以下三种：

（1）产权的权能结构，若是把产权当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可以把这个个体视作一种权利，其中个体是由不同的权项构成，这些权项既可以分布同一个个体中，也可以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中。

（2）产权的微观结构，是指不同产权个体内部权能排列组合状况。

（3）产权的宏观结构，是指全社会和个体产权之间的一些联系。

（二）产权的基本功能

（1）外部性的内部化，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作品对这一功能做过理论解释，指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一些外部边缘地区逐步走向内部化。产权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明确和界定产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是指产权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正常的社会中，人们之间需要进行交换活动，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才会具备产权意识，才会互相承认和尊重产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把产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对个人有着很好的约束作用，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规范。

（3）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受到产权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让渡权和收益权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排他性意味着只有该项资源的所有者才能使用这项资源，除此之外任何个人在没有所有者的同意下都不能使用这项资源。在产权的排他性下，所有者可以通过可让渡权来决定自己财产的用途，通过赋予他人使用一部分的权利，他可以从中获取剩余价值，这就体现了产权的收益权，但是同时就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在这一前提下所有者就想要争取将自己的资源发挥出最优的效果，投放资源时就会更加的谨慎。同时在使用产权让渡权时也会选择让渡给一些能人之士，这样就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了。

（4）产权的收益分配功能，是指产权的每项权能代表着一项利益，你可以从中获取收入，或者还可以将权利转换为实物，供人们使用来获取收入。所以产权的界定也必定是利益的划分。虽然在产权的初期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并不明显，但是对收益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明显。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案例教学 实践教学 小组讨论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科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校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得初涉经济学的学生能够较为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从而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良好基础。其次，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便于学生利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能够独立和创造性地解决经济问题。

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管类学生教学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关系到是否向社会输送了合格的经济类人才，关系到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经济学思维等，这一切都要求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基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培养合格的经济类创新人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讲授该门课程的老师，客观上要求不断地改革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内容。

（一）理论较为抽象

相比其他的应用类学科而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在分析过程中，往往建立一定的假设前提，抽象掉大量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保留主要变量，通过逻辑与数理的推断方法，构造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过程中，较多地使用函数、几何图形等形式表达出来，这对初学者而言，无疑增加了学习的困难与障碍。

（二）数学知识运用较多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高度理论性，决定了其对数学工具使用的要求，从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乃至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渗透了大量的数学工具在其中。因此，往往初学者会在头脑中留下西方经济学就是若干公式、图形等印象。

（三）学派林立

在西方经济学中，派别较多，由于各派经济学家在同样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加之分析背景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往往会使得各派的理论会相互对立或排斥。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经济学家的不同思想体系，这使得原本就复杂的理论更为抽象纷繁，以致学生在学习中更为盲目和不解。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改进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抽象的理论、简化的模型使得其与经济实践之间存在一些鸿沟，其一系列假设前提使得在实际生活中难以找到理论的影子。因此，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避免学生进行“机械化的学习”，鼓励学生培养“理性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主动学习。

其次，传统课堂上往往是教师的“独角戏”，教师在“独白”，学生在“默默接受”，学生无法享受到学习的乐趣，也难以真正实现能力的提升。在目前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多媒体教学几乎成为以往“填鸭式”教学的翻版，上课期间，多为学生“阅读”了堆积大量素材的PPT中度过的，缺乏对相关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环节中，要力图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要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要探索充满激情的教学领域，提高教师的教学魅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一）进行通俗化教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做到条例清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西方经济学的众多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民俗语言中找到其踪迹，通过言简意赅的民俗用语，对于理解曲高和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在解释弹性理论时，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和“谷贱伤农”来进行阐释。对于富有弹性的商品而言，厂商应采取“薄利”的策略，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会被需求量增加带来的收益所弥补，因此，厂商会带来收益的增加。反之，对于缺乏弹性的商品而言，需求量的增加不能弥补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因此，会使得农民们的收益减少。在解释效用理论时，关于消费者偏好的理解，可以使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来进行通俗化解释，可以使得抽象复杂的定义（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所消费的商品或商品组合进行排序）瞬间明朗化，利于学生的迅速掌握和理解。在学习消费者均衡理论时，对于消费者均衡的理解，指的是消费者把有限的货币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购买中获得最大效用的一种状态。这个抽象的定义，使得学生接受起来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而如果告之“把钱用在刀刃上”来解释该理论，则通俗易懂，使得接受者豁然开朗。

（二）采用案例教学，愉悦课堂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构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营造快乐的课堂氛围，而在课题授课中贯穿案例分析则是愉快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自西方国家，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由于国情和环境的不同，一些理论在理解上容易感到困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搜集一定的经典案例来进行辅助教学，通过相关案例激发学生进行主动思考，从而将抽象的理论演变为贴近现实的经济现象。如教师可提出：“为什么春节前，超市销售的年货中，瓜子、糖果并不减价，而衣服等商品却会采取降价的方式来销售？”、 “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体现了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为什么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等， 通过适当的案例导入，学生会对相关理论知识快速理解并进行积极思考，能增加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和领悟力。

（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多数同学觉得改门课程过于枯燥和乏味，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教师未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使得学生的理解仅局限于抽象的公式和复杂的图形，不能做到学以致用。因此，要求教师要时刻关注经济生活中的热点事件，使学生感受到西方经济学同生活实际密不可分，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从而产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如在关于供求理论的学习中，可以引用近些年农产品频繁“坐过山车”的情形来阐释，通过“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近些年的流行语，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小事件，形象生动、简单具体，容易被学生喜闻乐见。因此，教师可适当挖掘一些典型事例、新鲜事例、热门事件等话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讨论，改变呆板、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营造热情、活跃的课堂氛围。

（四）进行小组讨论教学

传统的课题教学模式是单向的知识传输过程，缺乏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与信息反馈，不能及时发现教学中的不足。如果教师只关注于理论知识的灌输，课题气氛会低沉乏味，因此，教师可选定一个贴切的主体，在授课过程中穿插几次讨论课，把学生分成小组，组织小组展开讨论。所选讨论题目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如：关于农民丰收之后，农民受益是否会增加？完全竞争市场是否需要进行广告宣传？OPEC成员国之间怎样分配产量等主题。这些主题要求教师提前准备，选择当前热点问题或者学生感兴趣的经济问题，要求小组成员围绕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最终每个小组要形成一份纸质讨论结果，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讨论过程中，教师可给予适当的引导，讨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总结。通过小组讨论，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的氛围，不仅将理论知识融入运用到实际案例中，也促使学生对所学理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可以集思广益，互相启发与学习，培养了学生的钻研精神，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郭淑缓，王雪松.高职高专 《西方经济学》通俗化教学方法探索[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4.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14-04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既来自于人们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对发展实践具有检验和指导的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进行过讨论。因此，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发展观进行比较，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理论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推进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所在。克思经济学对于发展本质与内涵的认识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与界定之上。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克思经济学将发展界定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以原有生产方式为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其二，发展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优化。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克思指出：促进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来实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克思进一步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了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克思经济学更强调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克思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方式。根据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平衡，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会导致生产资料过剩；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会造成生活资料过剩。所以，两大部类的生产与需要必须保持平衡。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既要求总产出不断增长，还要求两大部类结构均衡。第二，克思经济学的有效发展方式。②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所带来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集约型的增长。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中，集约式的增长更加有效。因此，在生产增长上，要实现集约式的增长，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克思经济学的协调发展方式。克思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⑨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统一的发展。未来社会要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要将物质变换过程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总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相对广义的界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认为，发展应包括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商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上，经济发展问题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西方经济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开始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它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它自己的历史。”今天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从更宽泛的视

角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演进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也不相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广义发展内涵相对应的发展目标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目标是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目标转向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增加就业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发展的根本目标。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目标包含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要让人感受到自身价值，要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扩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且发展还应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也包括人的能力的运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应当通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发展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主张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斯图亚特・穆勒看来，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通过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繁荣和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威廉・阿瑟-刘易斯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制定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市场调节、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注重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发展问题，注重文化、体制、法制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除了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外，还重视教育、知识、管理、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两种发展观的比较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等都是不同的。

(一)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发展看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要选择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以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为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想。具体地，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认为增加要素投入可以推动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通过引入收入分配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通过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来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拓宽了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为本的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认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二)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同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了发展问题，但由于两者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两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人手，充分论证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创造替代性和现实兼容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具有一般性与历史性。而西方经济学家较多地偏重于在一定具体历史阶段下考察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淡化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强调收入分配、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都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而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无法说明发展的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观比较起来相对狭隘。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范式为视角来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概括与界定，形成了系统的发展观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以理论范式为基础形成的发展观，不仅视野宽广而且内容系统。西方经济学以应用范式为视角研究发展观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并通过考察财富的源泉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制在资源配置领域，导致发展问题淡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发展经济学则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5篇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就处于经济学时代，且保持着连续性。

哪种经济学?

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之直接控制与经营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通常是国有制，即政府占有资源，占有生产资料，开办工厂，开办商业、金融等企业。第二，这些企业也是国营的，也即政府直接经营这些工厂、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国家干部，员工则是国家的雇员。第三，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组织生产、商业活动。

这样的体制是按照当时的官方经济学中的制度蓝图建立起来的。因此，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当时思考问题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也自然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即便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当然，那个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从一个侧面看，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彼时的政治却是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官方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建立和维持国有、国营、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彼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层一样统一指挥人们进行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性活动。

因为官方经济学在公众、在政府、在教育体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热，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早就已经熟悉了经济学的术语，也熟悉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当然，此时流行的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影响公众的经济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在20世纪积累了深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罗宾斯曾经给这个经济学下过一个经典而简短的定义：经济学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经济学是论证政府控制、管理经济活动服务的信仰与知识体系，其理论框架中的经济活动主体是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西方经济学则实现了个人主义转向，将个体视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此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其收益之最大化。这样的经济学或可称之为商人的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只有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没有政府，这一点与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因此，两种经济学体系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观念、理论、政策建议上的冲突。

不过，在政府官员、公众的心智中，这两种经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官员、一般民众在学校学习的是官方经济学。在校外，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在财经作者的著述中，接触的则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是经济学的时代，那也是两种经济学体系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两种体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依据不同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与思考方式，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一个基本的搭配结构是这样的：人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处理私人事务，在公共事务领域则运用官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会后果，也许是对“私利”的启蒙：它对斯密的体系进行了割裂，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论证了：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经过经济学的这一启蒙，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条。人其实总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们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笔下的经济学则说：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们普遍作为人生的道德指南。这一点，商人自不用说，普通民众、官员亦然。

民众可能会用官方经济学的话语来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比如，人们会依据官方经济学来批评政府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是本能地坚持官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比如，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入控制。今天人们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业化，不过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资源、经营企业的体制的延续，而官方经济学对此是可以提供论证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理解当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心智。毫无疑问，如果进行一番国际对比当会发现，当代中国人的心智之经济学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这其中，官员的心智又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有经济学色彩的。他们自如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之间转换，让不同的知识为我所用。而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也恰恰渊源于此。

回归秩序的经济学

上述两种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两者都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处。只不过，官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政府，强调政府对于资源、财产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西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所有的个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国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为商人，后者则以个人为商人。

这样的观念体系，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人不是商人，或者说，正常的人不应当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器。当经济学成为一种盛行的迷信，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条，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非经济性因素，就会被人们当作商业性质的问题来处理。比如，很多经济学通俗作家曾经用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时，社会秩序必然趋向松动、扭曲以至解体。

同样，一个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

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行动的政府，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府，极有可能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或者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当然，在现代工商社会，在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的社会，政府无法抛弃经济学。但是，明智的政府会远离形形的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商人的经济学，而坚守斯密所讨论的“治国者之经济学”。

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他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作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够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治国者所应当掌握的一门学科。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经济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国者之经济学原理让我们联想到儒家的教诲。儒家关注财富问题，它提出政府要“富民、养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确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教诲曾遭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的广泛讥讽。然而在当下，这一教诲的价值已然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