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9．11”事件

国际经济制度

全球化

经济衰退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纽约市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突然袭击，象征美国经济实力与繁荣的世贸大楼双塔完全倒塌，数千人在这次事件中遇难。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美国经济也从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增长减速演变为正式的衰退。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的增长失去了前进的火车头，整个世界经济也随之趋于衰退。世界经济的衰退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但同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一、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否还可行

(一)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不同观点

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如何进行分配的关键问题。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市场导向的。其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论。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贸易与经济交流是国际和平关系的源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就能扩大生产边界，达到更高的效用曲线，实现双赢。但是自由贸易的推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自由主义学派是欢迎霸权的。因为在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家有能力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适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一般而言，充当霸主的国家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吉尔平，1989，中译本)：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必须提供霸权体制正常运行必需的国际公共品，如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对霸主国家来说，虽然可以通过生产这些国际公共品而获利，但同时也要付出成本。因此，霸权国在生产国际公共品时，能否保持成本小于收益以形成盈利是这一体制得以持续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只有当霸权国与非霸权国达成共识、认同这种制度安排时，霸权国家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这必须以霸权国家创建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制能够给所有参加这个制度体系的国家带来利益为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以霸权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它人为的割裂了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看成为既定的，并经常忽视经济活动后果的道义和平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其理沦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考虑来自于需求方面的约束。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时常出现贫困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从供给角度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由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反而变得无利可图。自由主义理论在战后美国建立的霸权体制中得到确认。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的先后启动，这一制度安排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经济民族主义经历了多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等。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的价值观显然是属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的是罗斯托提出的“经济现代化理论”。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大体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五个阶段。并由此得出世界经济发展是线性的、同质的，而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这一武断的结论(Rostow，1960)。

与罗斯托不同，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处于世界中心地区的核心国家垄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的是具有垄断利润的“高科技”产品，而边缘国家只能生产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也较低的产品(Wallerstein，1974)。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自然会使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首先，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在产品的定价上处于优势地位，结果在贸易中，利润是流向北方的。再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看，受国际分工的制约，它们重点发展的只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这就会导致国内资源被集中配置在这些部门，从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于缓慢。其次，国际投资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远离利润和安全都不如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大都集中在出口部门，这加重了作为被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并且，投资所得利润和利息最终还是流向了发达国家。据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的今天，世界各国并不是处在一个你追我赶的、线性的现代化发展的轨迹中，而是处在一个发达与不发达矛盾、对抗与持续冲突的“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一部分国家的不发达恰好是由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造成的。因此，只要这个体系的结构不变，处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就不会好。其隐含的政策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发达国家应当尽快脱离由发达国家建立和控制的这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这种政策思想导致丁“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产生，并在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许多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发展，反而引发危机。实践的失败意味着理论的危机，表明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体系论”并不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有效替代。那么，导致它们发生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简单地讲，拉美国家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动退出世界市场体系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国内的市场机制，因为，“进口替代”在本质上是“反市场”的。由此可见，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加不可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受到三条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吉尔平， 1989，中译本)：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因此供应和需求一般而言是相互平衡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导致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必定是失衡的。其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伴随着资本集中和积累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结果将会出现资本这一极财富积累和劳动这一极贫困积累的后果。最后，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最终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走向终结。

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马克思主义同样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的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预言不断地被后来的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所证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同时，也未能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目前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盛行。

(二)现实的制度安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认识到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主导理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开始，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先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大大促进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由化。当然，这一体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美国成为这一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多次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但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基本的制度安排。前苏联的解体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把这一制度推向全球，从而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三)“9．11”事件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兴经济体 ;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定位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880(2011)04-0036-02

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结构或框架。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战后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两极”格局，即美国和前苏联各占一极。前苏联的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崩溃。第二次，即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是“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包括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并存的格局。从本质上讲，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不是决策型的霸权，即以命令式或独裁式的方法对其它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而是一种博弈型的霸权，即建立在与列强博弈，或讨价还价基础上的霸权。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了有史以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各种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令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美、日、欧经济依然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攀升，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研究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有关研究世界经济的专家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将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关于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笼统地将新兴经济体分成前后两个梯队：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称“金砖四国”，为第一梯队；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为第二梯队。

新兴经济体的构成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近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都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认可。在经济上，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逐步缩小，作为世界经济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总量增大。经过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达43.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13年该数字将上升为50.2%。截至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九国GDP总量占全球比重已从2000年的11%升至16%以上，与西方七国同期从77%降到56%以下相比，扩展与萎缩对比鲜明。

二是经济拉动力增强。世界经济增幅的约80%以上来自新兴经济体，全球石油金属消费增幅的90%和粮食消费增幅的80%都依赖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拉动，两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75%，“金砖四国”更是贡献了约50%的世界经济增幅。

三是国际竞争力提高。连续近10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尼等国的位次每年都在前移。在西欧并购案中，新兴经济体并购次数和金额均呈逐年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实体工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

201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经济中期增长取决于是否能够对增长驱动力进行再平衡，即更多的增长应来自国内，而不是依靠外部需求。报告预计2011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将增长9.2%和7.9%。印度经济2011年将增长8.4%。巴西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为4.1%。东欧新兴经济体2011年预计将增长3.1%。俄罗斯经济2011年将增长4.3%。

二、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一）新兴经济体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有相当数量的新兴经济体成员互为邻国，在亚洲、美洲的一些地区，新兴经济体呈现块状分布，彼此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而紧密，互补性强。

一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在东南亚和南美地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力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实质性推进。1967年由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五国创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目前成员国数量已扩大一倍，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南美洲，2004年诞生的南美国家共同体，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紧密层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平台——南美洲国家联盟成长速度很快，有蔓延之势。

二是地区经济环境和平稳定。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亟需和平稳定的环境，协同维护周边和区域内安全秩序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亚欧大陆，由中、俄、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长期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反恐合作。在南美洲，殖民统治的烙印和大国纷争，给该地区留下了政见不和、领土纷争和战乱频发等“旧伤”，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有鉴于此，在巴西等国的倡议下，成立了南美洲国家防务理事会，由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组成，对避免新冲突的发生和塑造稳定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意义深远。

（二）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一是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受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减小，由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变。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日益得到首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遭到质疑，使得其长期作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倡导者、推动者的形象受损。一直以来雄踞世界经济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顽强挑战。

二是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众多新兴大国参与20国集团峰会，因而备受瞩目，“金砖四国”财长就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联合发表一揽子方案，展现了新兴经济体推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的强烈愿望，会议作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被认为是认同了新兴经济体的关切。实际上，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在上升。

三、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的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之一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类似“中国模式论”、“中美共治论”、“中国”等各种各样的言论脱颖而出，不绝于耳，“捧杀性”言论和“指责性”言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大多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当中，中国的定位，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与主要发达国家在综合竞争力、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一是理智地处理好与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软硬约束”。“硬约束”是指逼迫人民币升值、提高关税、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等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措施。“软约束”是指炮制“中国制造威胁”、“人权”等问题牵制中国，通常以媒体为先导，捏造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甚至以局部民意为名，达到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增加中国经济运行成本的目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畏浮云遮望眼，要一心一意谋求发展，入木三分地认清本质。

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软硬约束”，要理智地处理好与中美、中欧、中日和中俄等大国间的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由于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要建立全方位的互信至少在短期内是奢望的，但不能建立互信不等于不能建立互惠，利益的双赢也可以促使两国加强合作，谋求各取所需的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即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资金，互为贸易伙伴，这为两国建立长期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就巨大，但是经济不可持续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环境不够宽松，贫富差距已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可接受的限度，且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各种矛盾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改革成果得到广大人民即全社会公平合理的分享，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让社会成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和宽容非主流的发展模式，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抓主流，看基本，放眼大方向。

三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要的症结在于缺乏配套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体制改革不到位、深层次问题没有有效涉及，缺乏预见性，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还严重滞后。

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不打破改革的障碍机制，只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在当前，要特别注意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格市场主体。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包括自负盈亏的约束力。通过深化行政、财税、金融、资源和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注意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真正使全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改革的成果，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可接受的限度内，使差距成为市场主体自我发展的动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能够得到弥合。此外，还要进行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紧紧抓住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炳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定位［参考文献］

［1］［美］温迪·道伯森．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何海峰．2011年中国经济展望：征途待启与变中求稳［J］．农村金融研究，2011．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国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本文在分析世界经济周期的趋势与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探讨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的影响，最后为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提供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世界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

双重影响

对策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趋势与现状

世界经济周期是指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这种运动形态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性经济周期运动。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了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该轮长周期的上升期为1945-1973年，下降期为1973-t989年，其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1989年至今为新一轮的长周期。从世界经济的中周期(增长型周期)来看，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以下新趋势：第一，扩张期长，衰退期短；第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东亚和拉美的区域经济同步性较以前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危机引发生产下降，导致经济衰退；第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增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提升；第五，政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成为引发危机的主要因素。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

结合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和中周期来看，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从顶峰滑落，1989年至今的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结束，开始进入下降期，同时，自2007年世界经济周期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中周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为了拉动经济，各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此后，新兴工业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2010年，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陆续开始复苏，但是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遭到信用评级警告以及通胀压力加大等，世界经济的不确定风险仍然存在。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徐以升，2008)。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这三个阶段的渐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在不断深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体制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第三个层面是规则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我们遵循的是现行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逐渐开始参与到制定和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的工作中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发之初，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对处于隔离封闭状态，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功地度过了危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放程度和对外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深入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脱钩”。

三、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

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　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渠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综合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制度因素和创新因素，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得改善和提升的契机。

1.通过供给因素

国际资本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各国之间投资风险与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由于国际流动的障碍较少，其投资风险也相对较小。而在资本稀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投资，产业结构得到改善，而当经济衰退时，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会抑制投资，富余的资本流向国外高回报率的市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稳定繁荣的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际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能够获得国际资源的供给，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的国内资源瓶颈。

2.通过需求因素

国际贸易作为联结各国经济的基本纽带，成为经济波动在国家间传递的重要渠道。随着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也会发生波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取决于世界经济的需求和该国的供给能力，而进口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与该国的需求。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使各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市场将生产要素向该产业部门集中配置，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扩张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收缩，从而提高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比重，改善了

该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依靠世界经济的需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资源向出口部门集中，不断改变中国出口产业部门与非出口产业部门结构以及出口产业部门内部的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断得到改善，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3.通过制度因素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中制度因素的主要渠道。通过国际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直接进行组织和生产活动，为该国带来了全新的企业，一方面为东道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模板，另外一方面也为东道国改革企业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大规模的FDI推动了中国产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升级。

4.通过创新因素

创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方法，也应包括管理方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各国投资回报率发生变化，从而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国际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由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人力资本、R&D等渠道推动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善。

(二)　负面影响

1.加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难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外来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市场安全、财政金融安全、信息技术安全、战略性商品和资源以及重要的运输线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此外，还有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中国固然从现行的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如果安于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则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陷入“分工陷阱”。

2.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传播迅速，难以防范和抑制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金融、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经济变化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渠道迅速波及其他国家。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空前迅速，常常出现世界性连锁反应，难以防范和抑制。尤其是国际游资，对经济波动极其敏感，巨额的国际游资常常利用各种渠道绕过资本管制，随着经济波动在各国间迅速转移，经常引发金融震荡和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加深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危害程度和调控难度。

3.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影响，调控难度增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国际间密切的贸易往来、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在国际间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使得一国的经济周期已经脱离了本国经济内部因素的驱动，各国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周期同步性也日益提高。各国政府孤立的经济干预已经难以“熨平”本国经济周期。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出口贸易依存度接近40％。由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4.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的加强和加深，使中国参与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必要。而在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参与国际性和跨国性的集体组织、参加或扩展国际性的协定以及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削弱了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区别，对中国国家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让渡问题和弱化问题。

四、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建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是世界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实力，提高应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一)　构建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对经济风险的监测能力

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找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的各种特征以及先行指标，构建好我国的经济预警机制，通过严密监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以期尽早发现潜在的经济风险，提早对政府发出警告便于政府采取适时的宏观调控措施，为我国防御和利用世界经济波动提供协助。

(二)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调控能力

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时，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运行机制，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互动调节，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波动大潮中的自立性和自理性，有效防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把握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机遇。

(三)　积极导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内需增长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内需的作用较小。在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主要国家进口收缩，国际贸易明显减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积极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并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内部调整，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无疑将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四)　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稳步有序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剂，但金融的过度发展也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不稳定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金融主导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染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常常导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因此，在加强金融制度创新和监管、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完善金融运作体系，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承受能力，适度控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稳步有序渐进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

(五)　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

战略性商品和资源的缺乏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粮食和矿产资源等能源和战略物资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保障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平稳供给，我国应当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在石油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石油储备体系的制度建设，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储备体系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石油储备和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体系。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资源供应，建立和健全粮食交易市场和流通渠道，建立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和预警体系，依靠高新技术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在矿产资源方面，要建立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加强和加快国内矿产资源的勘察，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

(六)　加强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各国经济均不可避免的受到他国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由于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和区域经济周期的趋同，各国对于经济所处周期的阶段认同较为一致，往往出现各国同时采用类似的平抑经济周期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相互抵消的现象。加强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协商或协议对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活动进行联合干预和调节，不仅可以缓和中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矛盾，使各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得以改善，而且可以平抑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波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协调性，从而为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在遵循现行国际规则的同时，我国还应该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依靠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争取更大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优势的地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宋玉华等：《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

沈子荣：世界经济周期变迁及同步性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 1年第2期。

刘军荣：FDI流量变化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析，《生态经》,2007年第12期。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摘要：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和障碍，几乎都是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错误认识和排斥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只能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在自由、平等、开放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健康持续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不进行彻底和根本性的改革，在特权制度基础上形成了病态的市场经济的结果。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产权；特权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32-05

一、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问题

世界银行在一份针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展望的报告里，非常及时地提出了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提醒。“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而是往往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19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在人均GDP 3 000~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挣扎，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比较二者的经济表现，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第一，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稳定性差，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第二，研发能力明显薄弱和人力资本投资较低；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低，贫富差距大；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明显滞后；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偏高。

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指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了最初的贫困阶段之后，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严重障碍。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在似乎已经步入轨道，面临着经济起飞的辉煌前景之时，仍然可能落入经济发展不能继续而陷入停滞并难以摆脱的状态。

二、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和障碍，几乎都是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错误认识和排斥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让社会经济在长时期持续增长的体制。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过程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而一起出现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先进和发达的国家，都不能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已经被世界近代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并且一再地反复验证着。比较美国与墨西哥、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三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抗竞争的整个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等四小龙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