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转型；动因；内涵；支撑；产业长周期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034—06
一、引言
城市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转型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源与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市转型的热潮，中国的城市也正在进入一个总体转型的历史阶段。这个转型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转变过程中城市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城市能否顺利转型，不仅决定城市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也决定国家整体经济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开始对城市转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可以认为，城市转型是当前城市科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沿问题，也是学界、政府界和新闻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等领域的学者的加入，有关城市转型的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日益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创新城市、创意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等种种构想，一定程度上都包含着城市转型的思想。尽管目前有关中国城市转型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研究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尚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概念比较混乱，不同学者对城市转型的界定不一，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二是对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综合效应和战略路径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三是对单个城市、特定领域的研究较多，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的系统综合性研究较少。
从发达国家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轨迹来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在产业层面上，既与工业化的演进轨迹切合，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关。本文试图从我国城市发展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长周期的基本现实出发，研究经济长周期与城市生命周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析城市转型的内涵并提出现阶段实现我国城市转型所需要的支撑体系。
二、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基本现实：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长周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世界经济的总趋势是增长和发展的，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直线的，而是在波动中前进的。波动既有规律性的波动，也有非规律性的波动。规律性的波动即为经济周期。
从历史上的几次经济长周期波动来看，每一次均与主导产业群的变迁有着直接关联。每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以新产业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形成。因此，主导产业群的演进是经济周期的物质承担者，是形成经济长周期的物质基础。主导产业群的不断演进使得经济形成了一个个的长周期，经济长周期的发展正是一个个主导产业替演进的反映。
城市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受经济发展中长周期的影响，其发展也表现为在一段时间内有较快的增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速度就会减缓，甚至出现衰退，表现出周期波动的特点。关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的轨迹中得到印证。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从而就业人口增长），构成了城市复兴和繁荣的手段，我们可以用人口的变化来展示城市发展的周期。
图1是纽约一曼哈顿地区1790—1980年近20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纽约自1790年奠定了贸易港城市以来，城市人口曲折上升，在总体上总是与国民经济的运动方向呈一致。在20世纪前有三个波峰增长，分别是1800、1850、1890三个年段前的三个波峰增长。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口增长率陷入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前后的再一次回升波峰增长，但70年代前后，又快速下跌到负数。纽约人口这种下降趋势是当代城市的典型，70年代后欧洲的大城市，特别是正在进行工业化转换的中心城市，都明显地具有这种周期波动的特征。
为什么城市发展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进步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促使主导产业群相互更替，而主导产业群的相互更替促使整个经济呈现“长周期”式的发展形态。城市经济转换意味着城市发展和衰退的周期循环。经济周期同样也是城市的发展周期，产业周期仍然是城市生命周期的物质承担者。
城市发展与产业周期的这种关系，也为西方工业化的历程所印证。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的1800年、1850年、1900年、1950年、2000年前后的五个时期，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这恰好与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吻合。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在1800年、1850年、1900年、1950年前后经历了四次长周后，与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以信息产业、纳米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为主导产业，以新经济、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第五个长周期。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第2篇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1)本国经济的运行规律；(2)世界经济的运动规律；(3)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4)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供给冲击。排除无法预期的供给冲击的影响，本文将在分析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因素的基础上，对2012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衰退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并探讨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强劲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是决定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基础
一国的宏观经济走势首先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运行周期情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完成了三轮周期运动。经济运行周期的波峰年依次是1978年、1984年、1992年及2007年，GDP增长率分别达11.7%，15.2%，14.2%，14.2%。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67年。从波谷年来看，如果假设2009年是本轮周期的波谷年，那么经济运行也已经完成了3次周期运动，周期的波谷年分别是1981年、1990年、1999年、2009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5.2%，3.8%，7.6%，9.2%。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33年。可以说，无论从波峰年还是从波谷年来看，周期的平均长度都是9年～10年。
不同经济制度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一般具有扩张期短(从波谷到波峰)而收缩期长(从波峰到波谷)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则具有扩张期长而收缩期短的特征，这是由两种经济体制中固有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力量和机制决定的。[1]例如，在前两轮周期中，扩张期分别为3年(1982-1984年)和2年(1991-1992年)，而收缩期却分别长达6年(1985-1990年)和7年(1993-1999年)，这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征。而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中，扩张期则长达8年(2000-2007年)。根据我国以前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2009年就应当完成筑底。如果把2009年定义为本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那么，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只有2年的时间(2008-2009年)。显然，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征。①根据经济周期的市场制度特征，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应当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排除未来发生突发重大事件的外部冲击和经济政策重大失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未来的扩张期也应长达7年～8年之久。
图1显示，在最近的一轮经济周期中，2007年是波峰年，2008年和2009年经济出现逆转，开始掉头向下运行，并进入了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2010年，经济开始向上运行，当年实现了10.4%的经济增长率，但进入到2011年，经济又开始向下运行，全年的GDP增长率为9.2%，与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持平，2012年还有向下运行的可能，这显示出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
图1 1978-2011年的中国经济运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告。
由前述中国经济周期平均9年～10年的波长规律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扩张期长但收缩期短的特征来看，2009年就应当完成了筑底，那么2012年就不应当出现二次探底。然而，规律并不是绝对的，规律仅仅表示一种趋势。并且，经济运行周期的规律性不仅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周期性运动，也受世界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等多种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冲击。
怎样看待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如果以年度为单位，2008年和2009年是中国经济的收缩期，这不仅是经济总量失衡造成的，而且与结构失衡相关。在经济的周期运行过程中，经济收缩(包括经济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经济体自身的一种修复与调整。只有经过充分的修复与调整，经济体才能进行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在结构优化和更高增长质量的基础上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此外，在经济运行的萧条阶段，也正是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期，由于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获利可能，赚钱效应使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难以实现。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此外，结构调整既包括了存量调整，同时也包括增量调整，这将意味着效率低下的企业倒闭破产，同时也将有大量效率较高的新企业诞生并进入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但是，在我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经济调整并不充分。这不仅表现为周期谷底的经济增长率过高，更重要的是实际的调整期只有5个季度(见图2)，②产业结构未能实现优化和升级。这就为2011年和2012年经济运行可能出现再次探底埋下了伏笔。
图2显示，2008年各季度GDP的增长率分别是11.3%，10.8%，9.7%和7.6%。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更进一步下跌到6.6%，为本轮经济周期的季度谷值。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了5个季度后，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运行又呈现强劲回升的势头，GDP增长率分别为8.2%，9.7%和11.4%，2010年第一季度最高达到了12%。随后又持续走低，到2011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9.1%和8.9%。至此，GDP增长率已经连续7个季度出现下降的态势。图2显示，从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了一个倒“V”字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走势？
经济出现倒“V”字型的走势，首先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在2008年末决定增加投资支出4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经济下滑的态势，并实现了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这4万亿元的投资在支出时间上过于集中，因此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激素刺激型”的性质，难以具有持久性，当这4万亿元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消失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再度回落也是必然的。客观地说，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一方面遏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减轻了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避免了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的人员失业，另一方面，由于巨额投资集中在一年内支出并把下滑的经济迅速拉起，从而也造成了经济调整的不充分。
其次，经济运行呈倒“V”字型走势 的另一个原因是始于2010年央行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我国，通货膨胀一般滞后于经济增长1年～2年。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在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下，经济加速增长，GDP增长率一度达到12%，这就对日后的CPI构成了巨大的压力。2009年，我国的CPI全年同比上涨-0.7%，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年度谷值。2010年价格指数开始上升，全年同比上涨3.3%。进入到2011年，价格指数开始加速上涨，四个季度的CPI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5.7%，6.4%和4.6%(见图2中的CPI曲线)。从月度数据看，2011年7月份最高，CPI同比上涨6.5%。由于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央行开始收紧货币信贷。从2010年1月到2011年6月，央行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共上调了12次，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15.5%上调至21.5%，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13.5%上调至18%。客观地说，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无疑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同时也是经济运行出现倒“V”字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图2 中国GDP和CPI季度增长率(2008-2011年)
资料来源：同图1。
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扩张阶段，并不是意味着经济的扩张是直线上升的。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扩张，还是经济收缩，一般都是在波动中完成的。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经济扩张进程中，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因此，2011年及2012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亦属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以年度为依据，2012年的年均GDP增长率有可能低于2009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但如果从季度GDP增长率来看，2012年则没有可能出现二次衰退，即GDP增长率下跌到6.6%或低于6.6%的可能，即不可能出现2008年到2009年第一季度那样的情况。③这不仅是由国内经济运行规律决定的，而且世界经济运行规律也不支持中国经济出现二次衰退。
二、世界经济运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不仅受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
从1982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已经完成了3个运行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年。如果以波谷年为依据，从1982年到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谷底的GDP增长率均为0.8%。1991年到2001年为第二个经济周期，其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为1.5%。2001年到2009年为第三个经济周期，其中2009年的GDP增长率只有-0.6%。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GDP增长率达到了3%。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来看，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2010年世界经济已走出衰退和萧条的阴影，步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0年美国的GDP是14.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6%。[2]显然，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运行。世界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上是同步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周期的平均长度相同。世界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都是9年。第二，经济运行在波谷的年份一致。美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为1982年、1991年、2001年和2009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9%，-0.2%，1.1%，-3.5%，与世界经济周期完全相同。第三，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的年份基本一致。2010年美国经济实现了3%的正增长，表明美国经济也已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期。图3描述了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
图3 世界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1978-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和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A)。
2011年，尽管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和美国经济复苏迟缓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实践来看，世界经济在总体上进入扩张阶段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前所述，经济扩张一般都是在波动中完成而非直线上升的，并且，在经济扩张阶段的前期，经济复苏一般都比较缓慢，只有到了经济扩张阶段的后期即繁荣阶段，经济增长才会呈现出加速度的特征。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都是197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不仅经济跌幅最深，而且GDP增长率均为负值。因此，始于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将比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复苏都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继续扩张态势，如果不出现突发重大事件的外部冲击，应当不会出现二次探底或二次衰退。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2011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均可能在2%左右。2012年尽管“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美国经济在2011年第四季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2年将延续201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并将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因而对世界经济增长将做出贡献。
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的对外贸易传导的，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中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决定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周期。其中，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的出口周期高度正相关。[3]既然未来几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扩张趋势，必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2012年欧债危机可能还会继续蔓延，但由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较大且相对封闭，因此通过金融渠道传导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从贸易渠道的传导来看，由于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几个国家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是非实质性的。因此，总体而言，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是正面的。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根据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来判断，还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来判断，未来几年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在总体上都将呈现向好的趋势。退一步说，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强劲增长的可能，因为我国当前具有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条件和实力：这就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化解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为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且可以抵御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国际传导机制。
三、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一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不仅取决于本国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政策力度，在我国更是如此。2012年我国经济将如何运行，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有重大关系。科学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保持强劲而稳定的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重要保障。要避免我国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保持经济强劲稳定增长，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笔者曾经运用HP滤波和经验分析的方法证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优适度区间为9%～10%，次优增长区间为8.5%～10.5%。[4]这就是说，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只要运行在最优适度区间内，就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可以避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9%的最优适度区间的下限，特别是低于次优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即8.5%的增长率时，在经济运行中就会出现较大的产出负缺口，这意味着经济资源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经济运行将会呈现所谓“冷”的状态。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过冷”的状态下，产品滞销，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破产，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工返乡，甚至还会伴随通货紧缩。1999年前后和2008-2009年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就会重现。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当GDP增长率高于10%的最优适度增长区间上限，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高于次优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即10.5%时，经济运行则会出现较大的产出正缺口，产出正缺口的出现意味着资源已经被过度利用，与之相伴随的情况是资源短缺和通货膨胀，1992年和2007年前后所发生的经济“过热”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最优适度区间应是最理想的选择。
能否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最优适度增长区间？只要避免认识上的误区，确保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适当的力度，实现经济的最优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从我国近两年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2010年1月开始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当时过快的经济增长及之后的通货膨胀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当2011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9.1%，并且第四季度已经跌破9%的增长速度时，特别是当众多中小企业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时，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应当淡出，至少政策紧缩的力度应当放松。尽管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很高，但应当看到，CPI已经连续下降了5个月，从2011年7月份的6.5%，下降到2011年12月份的4.1%。另一方面，由于CPI是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数，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一路上升的价格水平实际上是对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的滞后反应，不具有持续性。只要观察图2给出的CPI季度增长率曲线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即使现在终止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持续下降，作为滞后指数的CPI也将会继续回落，并将一直延续到2012年。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已经不是当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假如当前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的话，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逼近次优适度区间的下限，届时，大批中小企业将会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失业会明显增加，届时，经济增长率“保八”的呼声和政策将会再现，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保增长、调结构应当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通常只是设定最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限，但却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例如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1998年和2008年，政府都明确提出了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并采取了相应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即使在2007年，当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高达14.2%时，仍然没有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只是把增长速度定义为“偏快”而已。这说明我国在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认识和界定上还存在着“盲区”，显然这是必须要改进的。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之所以只设定经济增长的最低下限而不明确设定经济增长的最高上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不能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和大量劳动者失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的压力和后果。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还都存在追求高经济增长的动机，部分领域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相比之下，对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具有较高的容忍限度，因为高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提高各级政府的业绩和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扩大就业和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至于经济过高增长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环境污染，不仅不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绩，而且人们也往往感受不到。即使感受到了，但由于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追求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没有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对此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当过高的经济增长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才不得不紧缩经济，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经济无论是出现过冷还是出现过热，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因此，要在我国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政府不仅要确保最低经济增长速度，也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越过最高边界，即保持经济增长在适度区间内。
如果把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确定为保增长和调结构，有可能会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毋庸讳言，在经济扩张期，物价水平始终会有上涨的压力，但是，从短期的经济增长状况看，由于GDP增长率已经回落，物价水平作为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标，必然也会出现回落的趋势。图4显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呈现高度相关性，但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图4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告。
在图4中，横轴表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纵轴表示的是用CPI代表的通货膨胀率和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从图4不难看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 的波峰年1年～4年；如果排除由于价格体制改革所引发的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1980年，1985年，1994年，2008年)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1978年，1984年，1992年，2007年)1年～2年。即使是2011年5.4%的高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2010年高经济增长率(10.4%)的滞后反映。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每轮经济周期的最低通货膨胀率滞后于波谷的期间比较短，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季度，因此以年为单位表示的最低通货膨胀率几乎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同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其波动的总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波动的总趋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周期取决于经济运行周期。[5]同时，由于价格的变动具有黏性特征，因此通货膨胀总是与上一期而不是本期的产出水平相关。
可见，从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来看，在2012年，伴随上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及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继续回落，通货膨胀率将会继续自然回落。因此，对当前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紧”的货币政策应进行适当调整，适度放松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不仅不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来看，由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体处于扩张阶段，价格水平也会相应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周期。即是说，在未来几年，价格指数将始终存在上升的压力。因此，防止经济过热和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仍然是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避免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人为的经济衰退，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规律，还是从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来看，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在2012年出现二次衰退(以季度经济增长率为基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得当，中国经济总体上有可能继续运行在最优增长区间内，并在实现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当利用2012年上半年经济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第3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国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本文在分析世界经济周期的趋势与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探讨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的影响，最后为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提供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世界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
双重影响
对策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趋势与现状
世界经济周期是指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这种运动形态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性经济周期运动。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了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该轮长周期的上升期为1945-1973年，下降期为1973-t989年，其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1989年至今为新一轮的长周期。从世界经济的中周期(增长型周期)来看，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以下新趋势：第一，扩张期长，衰退期短；第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东亚和拉美的区域经济同步性较以前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危机引发生产下降，导致经济衰退；第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增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提升；第五，政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成为引发危机的主要因素。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
结合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和中周期来看，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从顶峰滑落，1989年至今的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结束，开始进入下降期，同时，自2007年世界经济周期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中周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为了拉动经济，各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此后，新兴工业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2010年，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陆续开始复苏，但是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遭到信用评级警告以及通胀压力加大等，世界经济的不确定风险仍然存在。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徐以升，2008)。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这三个阶段的渐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在不断深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体制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第三个层面是规则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我们遵循的是现行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逐渐开始参与到制定和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的工作中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发之初，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对处于隔离封闭状态，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功地度过了危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放程度和对外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深入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脱钩”。
三、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
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 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渠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综合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制度因素和创新因素，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得改善和提升的契机。
1.通过供给因素
国际资本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各国之间投资风险与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由于国际流动的障碍较少，其投资风险也相对较小。而在资本稀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投资，产业结构得到改善，而当经济衰退时，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会抑制投资，富余的资本流向国外高回报率的市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稳定繁荣的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际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能够获得国际资源的供给，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的国内资源瓶颈。
2.通过需求因素
国际贸易作为联结各国经济的基本纽带，成为经济波动在国家间传递的重要渠道。随着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也会发生波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取决于世界经济的需求和该国的供给能力，而进口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与该国的需求。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使各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市场将生产要素向该产业部门集中配置，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扩张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收缩，从而提高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比重，改善了
该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依靠世界经济的需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资源向出口部门集中，不断改变中国出口产业部门与非出口产业部门结构以及出口产业部门内部的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断得到改善，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3.通过制度因素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中制度因素的主要渠道。通过国际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直接进行组织和生产活动，为该国带来了全新的企业，一方面为东道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模板，另外一方面也为东道国改革企业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大规模的FDI推动了中国产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升级。
4.通过创新因素
创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方法，也应包括管理方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各国投资回报率发生变化，从而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国际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由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人力资本、R&D等渠道推动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善。
(二) 负面影响
1.加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难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外来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市场安全、财政金融安全、信息技术安全、战略性商品和资源以及重要的运输线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此外，还有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中国固然从现行的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如果安于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则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陷入“分工陷阱”。
2.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传播迅速，难以防范和抑制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金融、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经济变化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渠道迅速波及其他国家。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空前迅速，常常出现世界性连锁反应，难以防范和抑制。尤其是国际游资，对经济波动极其敏感，巨额的国际游资常常利用各种渠道绕过资本管制，随着经济波动在各国间迅速转移，经常引发金融震荡和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加深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危害程度和调控难度。
3.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影响，调控难度增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国际间密切的贸易往来、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在国际间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使得一国的经济周期已经脱离了本国经济内部因素的驱动，各国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周期同步性也日益提高。各国政府孤立的经济干预已经难以“熨平”本国经济周期。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出口贸易依存度接近40％。由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4.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的加强和加深，使中国参与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必要。而在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参与国际性和跨国性的集体组织、参加或扩展国际性的协定以及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削弱了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区别，对中国国家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让渡问题和弱化问题。
四、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建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是世界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实力，提高应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一) 构建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对经济风险的监测能力
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找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的各种特征以及先行指标，构建好我国的经济预警机制，通过严密监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以期尽早发现潜在的经济风险，提早对政府发出警告便于政府采取适时的宏观调控措施，为我国防御和利用世界经济波动提供协助。
(二)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调控能力
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时，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运行机制，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互动调节，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波动大潮中的自立性和自理性，有效防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把握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机遇。
(三) 积极导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内需增长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内需的作用较小。在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主要国家进口收缩，国际贸易明显减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积极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并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内部调整，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无疑将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四) 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稳步有序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剂，但金融的过度发展也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不稳定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金融主导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染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常常导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因此，在加强金融制度创新和监管、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完善金融运作体系，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承受能力，适度控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稳步有序渐进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
(五) 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
战略性商品和资源的缺乏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粮食和矿产资源等能源和战略物资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保障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平稳供给，我国应当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在石油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石油储备体系的制度建设，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储备体系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石油储备和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体系。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资源供应，建立和健全粮食交易市场和流通渠道，建立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和预警体系，依靠高新技术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在矿产资源方面，要建立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加强和加快国内矿产资源的勘察，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
(六) 加强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各国经济均不可避免的受到他国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由于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和区域经济周期的趋同，各国对于经济所处周期的阶段认同较为一致，往往出现各国同时采用类似的平抑经济周期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相互抵消的现象。加强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协商或协议对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活动进行联合干预和调节，不仅可以缓和中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矛盾，使各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得以改善，而且可以平抑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波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协调性，从而为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在遵循现行国际规则的同时，我国还应该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依靠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争取更大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优势的地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宋玉华等：《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
沈子荣：世界经济周期变迁及同步性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 1年第2期。
刘军荣：FDI流量变化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析，《生态经》,2007年第12期。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航运市场；经济周期；航运周期；航运供需
在近代300多年的世界航运发展史中，航运市场几乎一直演绎着繁荣与衰退交替循环的变化，即所谓的周期性。航运业出现这种交替循环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也可能是伴随着战争、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产生的。每次繁荣与衰退的交替都有相似之处。数百年来，航运业这种繁荣与衰退的循环平均每隔10年发生一次，周而复始，呈现出极其相似的运行轨迹。
1 周期理论概述
1.1 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过程一般分复苏、繁荣（顶峰）、衰退、萧条（谷底） 4个阶段，也可对应分为扩张期（上升）和收缩期（下降）两个阶段。根据经济学理论，按照周期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周期，即基钦（Kitchen）周期，平均3～4年；中周期，即朱格拉（Juglar）周期，平均9～10年；长周期，即库兹涅茨（Kuznets）周期，平均20年左右；还有更长的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周期，周期长度在50年以上。
1.2 航运周期
航运需求是全球经济贸易的派生需求，航运市场的发展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航运周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在全球航运发展史中，剔除一些不可预测的历史事件影响因素，航运周期实际是全球经济周期在航运市场上的反映。但是，航运市场的供给具有自身的特征，比如，沉淀成本大、船舶建造周期长等，从而导致航运市场船舶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弱，船舶供给的增减（新造船、拆解船）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航运供给的这些特征使得航运市场周期和经济发展周期又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根据经济学对经济周期阶段划分，航运周期可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4个阶段。根据周期的长短分类，航运周期还可以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3个主要的类型。航运市场长周期和经济发展长周期基本吻合，一般为20～30年左右，甚至更长一些；中周期则不固定，可能为7～8年，也可能为9～10年，还可能为10～15年；而短周期一般则只有3～4年，或者更短一些。短周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影响未来预判的因素相对较少，因而可预见性相对较强，企业相对较容易驾驭。航运市场的中周期和长周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影响市场走势的因素在长时期内具有很多的可变性，企业很难把握市场的走势和未来的发展状况，一些企业经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已经消亡或者早已退出市场。因此，一般来说，对航运市场中长周期的把握和预判比较困难。[1]
2 航运周期的历史轨迹和规律
2.1 全球航运市场周期的历史轨迹
关于市场周期理论的研究有很多，但在航运理论界，来自英国的马丁匪雇衅崭L兀Martin Stopford）博士是对航运周期理论研究颇为深入的专家之一。在其出版的《海运经济学》一书中，回顾了全球干散货海运市场260多年的历程（1741D2008年），并将这段时期划分为3个时代：帆船时代（1741D1871年）、不定期时代（1873D1939年）、散货船时代（1947D2008年）[2]；同时，马丁匪雇衅崭L亟舛问逼诘娜蚝T朔⒄够治？2个繁荣高峰期。
在这段发展历史中，剔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等）的影响，对这段时期每个航运周期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阶段进行整理和修正后得出：全球航运市场在2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21个完整周期，22个繁荣高峰期；从完整周期的时间长度来看，大于20年的0次，16～20年的3次（库兹涅茨周期），5～15年的16次（朱格拉周期），3～4年的2次（基钦周期）。因此，从总体上看，全球航运周期长度一般集中在5～15年。
2.2 航运周期的规律
根据马丁匪雇衅崭L囟越皆朔⒄怪芷诘哪甏趾褪菡恚梢缘贸龊皆酥芷诘墓媛伞？
（1）1741D2008年，全球航运市场的波动周期平均长度为10.3年，属于朱格拉周期（中周期）。
（2）除战争时期之外，全球航运市场的周期变化一般都比较平稳，从波峰到谷底一般要经历衰退、萧条期，从波谷到波峰一般要经历复苏、繁荣期。
（3）航运市场的繁荣期比衰退期要短得多，大多数情况下衰退期持续的时间约为繁荣期的2～3倍。
（4）一般相对较长的周期（12～15年）会出现在连续几个相对较短周期（4～9年）之后。
3 航运市场未来展望
3.1 航运市场未来走向预测方法的提出
进入21世纪，自2003年开始的航运周期，在2008年达到周期波峰，之后步入衰退、萧条期，但目前市场还未完全见底，至少在2015年尚未明确出现到达周期波谷（理论上的市场萧条和复苏时间临界时间点）的迹象。因此，本轮航运周期历时已超过13年，至少属于朱格拉中周期，还可能属于时间更长一些的库兹涅茨长周期。
航运市场变幻莫测，影响航运的因素众多，且具有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特征。影响海运需求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全球经济、海运商品贸易、航线布局、运输成本以及金融环境等；影响海运供给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主要包括全球商船队规模、船舶使用效率、新造船交付量、新造船拆解量、船运收入等；除此之外，航运市场还会受到政治、战争和科技等因素的影响，而短期性的市场波动甚至还会受到市场心理、汇率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准确预测航运市场走向难度较大。
但是，并非一切活动都是无规律运行的，航运产业链间的因果关系、市场供需特征、历史周期轨迹都是有序可循的。比如，运费的上涨必定推高船舶价格，同时刺激新造船订单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新船大量交付，使运力供给增加并挤压运费；运费下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船舶价格的回调。这种航运产业链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又如，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全球航运需求激增，随之出现船舶供不应求、运费上涨的现象，但紧随其后带来的影响便是大量新造船下水、供给过剩、运费下跌。由此可见，市场供需似乎始终围绕着市场均衡价格左右波动。从航运历史周期分布看，周期长短、周期的波动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从供需理论、周期理论两方面重点研究，分析关于未来航运市场的走向，判断当前航运市场所处的周期阶段，或者初步预测出周期性拐点可能出现的年代范围。
3.2 具体预测方法
3.2.1 基于市场供需理论的预测
供需失衡可能是导致任何一个航运周期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但这种失衡的诱因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分析供需状况是研究航运周期何时出现拐点的最好方法。比如，本轮周期从2003年开始，在2008年开始衰退，但供需失衡的状况早在2005年就已显现端倪。当时市场具有上升惯性，加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海运需求国且动能充足，行业内外更是一哄而上，势不可挡，直到2008年这个失衡的现象才显现出来。之后，市场需求增长率几乎一直处于运力增长率下方运行，只在2010年出现昙花一现的跳升（见图1）。
从理论上分析，供需逆差如果出现反转且可持续，就可理解为市场已经开始修复，并慢慢消化前期累计的过剩运力，复苏之日指日可待。但是，通过假设参数和建立数据模型预测当前航运市场供需走势和周期拐点发现，不确定因素太多，准确性难以保证。如果直接分析航运市场的某单一要素，或许可以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例如，从船舶载货航行效率指标看：当市场悄然复苏时，船舶出现“多拉快跑”现象，市场供需逆差状况很快得以改善，市场最糟的周期性“波谷”可能即将过去；当市场衰退时，船舶出现“有货就装、降速降本”现象，市场周期性“波峰”可能已成为“明日黄花”，危机即将降临。因此，“多拉快跑”指标可以作为判断航运市场走势和周期拐点的一个风向标。
假设，全球船舶的历年平均载货航行效率是 %^，海运周转量公式为
Q=（DaiLi）
式中：Q为海运周转量，tn mile； D为船舶载质量（近似代替船舶满载装货量），t； %i为船舶航次装货率，%； Li为航次载货航行距离，n mile； n为全年载货航次数，航次。
那么 %^=Q/D=（aiLi）
显然，载货航行的速度越快，全年能装载的航次越多，全年装货航行里程数就越长， %^值就越大；同理，航次的装载率越高， %^的值也会越大。
2016D2018年，在运力供给方面，根据相关机构统计的船舶订单量数据和拆解船厂现有生产能力估算，年均新增运力约7 000万t；在海运需求方面，假设全球航运市场年均增长率为3%，根据目前的航运市场发展形势，未来几年全球航运需求超过3%的可能性不大。结合历年数据，得出全球船舶历年载货航行效率指数发展趋势（见图2）。
从历年船舶载货航行效率上看，2003年出现的航运周期运行轨迹与本轮航运周期的走势基本吻合，甚至在2005年就已出现市场供需失衡的迹象，相比于运费市场的运行轨迹更具先导性和敏感性；同时，2018年前后极有可能出现周期拐点（波谷）。换言之，航运市场仍将面临2～4年的萧条期，之后市场将迎来缓慢复苏阶段。
3.2.2 基于航运周期分布规律的预测
（1）航运周期的长度分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全球航运周期长度最长尚未超过20年，基本处于一个有序的区间运行。尤其是在蒸汽机发明后的轮船时代，航运市场的周期长度基本维持在3～15年。基于航运周期长度分布规律（见图3），可以基本判断出本轮航运周期的波谷应该出现在未来的2～5年。
（2）通过对每个航运周期的再细分（即细分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时间跨度），同时剔除8年以下的较短周期，再对每个周期的扩张期长度和整个周期长度数据进行散点分析，可以得出5年左右的扩张期对应的整个周期长度大约为15年。鉴于此，本世纪初出现的航运周期长度可能为15年左右，对应的周期波谷年份则为2018年。
4 结 语
基于一些假设数据和参数，从全球航运市场的历史周期运行轨迹和规律出发，结合考虑航运市场的供需状况，对21世纪初开始的航运周期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可得出几乎相同的判断。尽管假设数据和未来情景发展极有可能发生变化，且任何微小的细节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但至少提供了一种预判航运周期走势的理论方法，供业界参考。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第5篇
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 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 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 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 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 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 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 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 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 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 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 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 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 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 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 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 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 ，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 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 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 ，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 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 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 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 ：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 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 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 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 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 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 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 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 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 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 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 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 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 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 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 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 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 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s)，还是 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 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 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 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88—498。此外，平均20年 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 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 ：《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 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 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 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 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 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 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家都接受并走上了“ 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 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 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 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 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 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 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 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 ，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 ，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 “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 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 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 、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 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 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 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 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 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 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 ；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 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 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 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 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 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 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 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 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 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 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 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 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与60年代初的“大饥荒”；10年 文革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WWW.macrochina.com.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 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