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一、引 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 200 多种，共有 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 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 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 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西藏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 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参考文献

[1] 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3]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 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30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5).

[6] 张征，张玉荣.“战场”不能被当做改革的遁词[J].国际新闻界，2010(2).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8] 周光明.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第3篇

徐培汀先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他的新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9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续编，介绍建国5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概况。全书有55.2万字，分14章叙述。

该书作者长期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方面都曾涉猎，还是边缘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史领域的开拓者，因而视野开阔，率先把新闻传播学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阐述。该书的最大特色便是学科意识强，将新闻传播学视为一门结构严谨的科学，这从《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合理框架中便可看出。该书以三条线索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这段学科演进的历史：一条是史书所常用的纵向的以时间为顺序依次介绍建国初期、“”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概况；另一条是横向的以地域为区分的叙述，主要介绍大陆的学术研究情况，兼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概况；还有一条以新闻传播学的管理为基础，从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边缘新闻学、新闻教育等各个学术领域，分别阐述各分支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发展概况。由于徐培汀教授有长期实践经验，对我国新闻学的特点十分了解，故特辟专章《对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研究》，将原本属于理论新闻学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专门予以探讨。因为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中，当时的新闻理论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理论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而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仍是指导我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所以这种结构上的特殊安排，不仅没有破坏全书的科学体系，反而更突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客观存在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另一大特色是内容丰富，评述客观公正。全书在篇章之下，列出专节、专目评介为我国当代新闻传播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政治家和当代学者就达89人、代表作83部，概要地介绍过的作者与作品更是数以百计。光凭这一部分资料，也就足够编纂一部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名著提要了。所以我想如能配上一些书后索引，如人名索引、书目索引之类，无疑将更好地发挥该书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辞书便于检索的功能。徐培汀教授在评介众多学者及其代表作时，往往能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该著作的特点及其创新之处，给读者以指导，并显示出评述者自身的学养与功力。在介绍历次重要学术争鸣时，作者对不同见解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绝无门户之见，更不以个人好恶定是非。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差错和失误，也不因对方是自己的师长、熟人而“为尊者讳”。例如他对王中教授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高度评价这份大纲“确实有不少新观点、新提法，如党报的两重性、报刊演变的基本规律、读者调查”，也敢于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如新闻自由、出版法等，同时也指出其时代局限性，如“以‘报学’代替‘新闻学’，以‘报业’代替‘新闻事业’”以及“把通讯社、广播电视、画刊、杂志、书籍出版整个大众传媒”都列入“中国报刊”的不合逻辑之处。我觉得做学问就是探求真理，就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指出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无损于王中教授新闻改革理论家的光辉，却更彰显《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客观公正的求实精神。

尽管《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学术著作，然而它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平衡情况。例如该书以89%的篇幅叙述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这并无不当，因为新闻传播学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显学，其真正发皇时期也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是相对而言，前30年（即1949～1979）的内容稍嫌单薄一些，有些人物和事件还是应该提一笔的。如1953年由新华社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所引发的关于“合理想象”的讨论，对确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划清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在学说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介绍建国初期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学者时，除王中、甘惜分、安岗、康荫外，还有一位号称“北甘（惜分）、南王（中）、西北何”的重量级人物何微，也值得一提。他抗战时任晋豫日报社长，建国初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后出任陕西社科院院长兼新闻研究所所长，年已古稀仍担任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8年。他自1946年起即在刊物上发表新闻学论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笔耕不辍。在新闻传播学说史上，还是应该有其一席之地的。

应该说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总是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平衡情况，这也正是学术研究日益求精的动力所在。学术的魅力也在于永无止境，愿作者和新一代有志于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者继续努力，把这一很有意义的科研领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第4篇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体位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转贴于

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第5篇

[摘要]：2007—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新闻—传播”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新闻、政府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因为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度新闻学界发表了一批总结反思式的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厚重感。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s of macro level,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2007-2008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features: (a)intra-disciplinary integrated research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s in the bi-core-structured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b)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d marginal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some typical news events have become the hot spot; (c)critical study and reflective discovery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form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of micro level, researches about 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nd new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etc., have made progress greatly. thanks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ournalism circl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conclusive and reflective academic 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epth and realistic substantiality.

key words: journalism；research development；annual report；literature review；china

（接上）

三、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2007—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李良荣等（李良荣、李彩霞：《2007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1/2008/3）撰文对2007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做了回顾，指出2007年新闻学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进展，领域在不断开拓，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对现实的关注也更为迅速。但是，跟风式研究、简单图解式研究等现象依然需要警惕，低水平重复现象大量存在。并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应力避停留于“有感而发”的层次。应该说，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在这方面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纵观2007—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论文，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范例并不多。

在上文提及的拉萨事件的西方媒体报道研究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集中的定量研究，但是研究成果多未发表。在发表的文献中，仅见杨晓丽（《透视西方新闻观的新样本——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传媒观察/2008/6）一文，该文根据千龙网记者4月21日所做的数据对比，对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新闻和图片时的偏向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批判，是量化研究与批判研究结合的例子。

在网络新闻研究方面，“华闻在线”（《2008年3月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12/2008/5)做了初步探索。据“华闻在线”的统计，受政府对此事件的严正态度所影响，国内关于拉萨“3.14”事件的新闻绝大多数为官方报道和少数中央级媒体刊发的评论性质文章。所持视角大致为以下三方面：谴责达赖集团幕后主使（46%），批评境外媒体及反华势力（29%），描述西藏解放前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25%）。网络上对于拉萨“3.14”事件的讨论很激烈，与传统媒体相应和，但有的也脱离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大多数网民对事件表示出愤慨（72%），愤慨情绪主要针对境外媒体和反华势力（70%）。在网络上，网民们一致痛斥境外媒体（54%）和反华势力（26%），一些人（11%）认为拉萨事件是反华势力为了在奥运年抹黑中国所精心策划的阴谋。但也有极少数网民（8%）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境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无可厚非，而国内新闻报道的开放度不够，让他们无法辨别真相。另有网民（6%）认为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对于澄清事实有重要帮助，因为揭穿境外媒体歪曲报道首先是在网络上，相比而言官方媒体的反应则显得过于缓慢。

2007—2008年新闻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和感悟式发现除了围绕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雪灾、地震、奥运等重大热点问题展开外，对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2008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和2008年发生的“瓮安群体事件”以及“三鹿奶粉事件”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舆论监督，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与新闻改革等领域成果比较多。

由于2007年相继发生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钉子户”事件，有研究者（赵中颉：《“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2/2007/5）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在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社会责任”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1/2007/4；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2007/8）。

在日渐成形的“媒介化社会”氛围中，一个事件往往会因为新闻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介入而迅速成为新闻事件、公众事件乃至文化事件、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其影响也不限于一时一地、某个个别领域，而是长远的、全方位的。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就是这样的事件，围绕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来自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其启示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黄旦等（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1/2008/4）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对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进行了回溯式研究，认为人们将食品安全事件本身带来的公众恐慌和行业损失归罪于媒体是不公平的；同时，媒体在进行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时也应转变观念，从自以为是的监督者成为客观公正的“雷达”。

罗以澄等（罗以澄、陈刚：《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9/2008/4）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几家媒体的报道进行量化分析，运用框架理论，探讨媒体是如何设置新闻框架、再现这场争议，进而影响或引导公众对争议性事件认知的。认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是考察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最佳场域。争议性新闻事件由于其自身的争议性，势必引发多元化的社会舆论。因此，新闻媒体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组合方式或曰框架来磨合信息，进而以何种新闻图景呈现事实便显得尤为重要。

周笑（《从华南虎事件考察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1/2008/3）则认为，华南虎事件作为2007年度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多元延伸的新闻事实，更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过程中社会价值的结构性变化。这一价值重构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围绕华南虎照事件的感悟式发现最集中的话题是“舆论监督”（孟航宇：《“全民打虎”与公权参与——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体监督效力及发展前景》，新闻窗/2008/4；林晓：《知识在传播中的表达——探析“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科学知识的舆论监督作用》，声屏世界/2008/2；张国民：《“华南虎”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公信力》，传媒观察/2008/3）。张明海等认为，2007年冬到2008年春，两起“老虎事件”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质疑之声，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和舆论监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两起“老虎事件”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对民众自身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媒介意识启蒙教育，网络媒体为广大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铸就了民众敢于质疑的精神，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舆论力量非常巨大，既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度量了政府的公信力。（两起“老虎事件”指湖南平江以及陕西安康“野生华南虎”事件，前者从曝光到真相大白，仅用了5天时间，而后者却让民众等待了许久。见张明海、肖健、夏雄：《敢于质疑：民众监督的理性回归——“全民打虎”事件折射的社会舆情》，长沙大学学报/2008/4）。

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年。网络等新媒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算得差强人意，而在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中，却又大失水准（李新文：《从“艳照门”事件看新闻把关人角色缺失》，14/2008/4；杨晓文：《社会新闻呼唤新闻专业主义——以“艳照门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杨丽娟事件”为例》，4/2008/6）；在山西煤矿矿难事故中，一些媒体工作人员为了得到封口费而实际上做了黑矿主的帮凶，在三鹿毒奶粉和结石婴儿事件中，部分媒体的表现让人失望，部分媒体的表现又为新闻界多少挽回了点面子（赵金、简光洲、阚敬侠、王志安：《媒体的“三鹿”之失》，13/2008/8上；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2/2008/11；路胜贞：《三鹿事件：网络在十字路口艰难抉择》，传媒/2008/10；朱佳贤：《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舆论监督及媒介角色的思考》，14/2008/11；王卫明、曾绯：《记者为什么敢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称？》，12/2008/11；简光洲：《我为什么要率先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从“三聚氰胺”事件看市场化大潮中媒体的责任与操守》，2/2008/10；吕凌靖：《“三鹿事件”看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策略》，对外传播/2008/11）。这样的反复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的情况是复杂的，中国媒体还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仍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童兵关于“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的研究文章（《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制约的历史论证，强调现代政治的铁律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出要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重视和开展舆论监督是实现权力分持和权力制约的有力手段，认为目前存在一些有害于舆论监督的不健康走势。文章指出，在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由改革而导致的各种利益的重新配置也空前严峻地提到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人的面前，坚持舆论监督和抵制、抗拒舆论监督的交锋也空前尖锐和复杂。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坚定决心和明确态度，同部分地区、个别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步步设防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走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应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彻底扭转。

有学者（田晓：《浅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被监督》，法制与社会/2008/1）指出，这些年新闻舆论监督“缺位”现象严重，一些以新闻监督之名所写的所谓批评报道却又往往失真，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每况愈下。作者认为，新闻监督本身也应纳入规范的法制轨道，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应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文章援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一项关于“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指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从实际情况和效果看，当前我国的传媒舆论监督确实存在很大的“缺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他们或是拒绝接受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禁令”，禁止采访报道等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缺位”和“失语”的现象，使群众看不到媒体的作为，听不到媒体的声音。其次是“畏难”报道导致话语权失去平衡。近些年来，新闻监督类采访报道是遭受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比率最高的。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新闻舆论监督报道采取暴力手段阻拦和抗拒。实际上，不论是新闻媒体单位，还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常常出于“畏难”而主动放弃一些必要的舆论监督采访报道，导致传媒舆论监督极少，新闻媒体本该属于大众的公平、公正话语权失去平衡，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演化为一种“畸形”的话语霸权。而从制度层面看，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缺失“被监督”。要真正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建立传媒舆论监督与“被监督”体系，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进行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客观、公正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进行监督。

其他有深度或较有新意的研究还有，丁柏铨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2/2008/9）、李缨和庹继光的“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14/2008/5）、孙晓钟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研究（《“某新闻”不得不防——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新探索》，16/2008/3）、赵文辉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警察形象建设”的研究（《论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政法学刊/2008/8）等。

四、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发展历程，一批学术成果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1/2007/3）指出，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1/2007/1）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两范式”观点。另有学者（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1/2007/3）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1/2007/1）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也有学者（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1/2007/2）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回顾新闻学30年的发展历程，检讨新闻传思想理论的碰撞交锋，反思新闻出版改革的得失成败，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一些名家的观点，对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颇有启发作用，很值得回味。

童兵以“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1/2008/2）、“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兼议高校30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成就》，13/2008/9）和“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2/2008/6）为题，从多个角度纪念改革开放30年，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为新闻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对30年来新闻学的发展做了总体评价，指出新闻传播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

李良荣和戴苏苏撰文（《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1/2008/4）指出，在新闻改革30年过程中，中国新闻界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加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

作者认为，三次大讨论，引发了学界业界对新闻媒体功能、性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带来了观念的转变与思想的解放。中国新闻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在曲曲折折中探索着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次大讨论的深刻思考与激烈碰撞。

陈力丹撰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学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回归》，8/2008/11）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作者结合今天的实际变化说，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对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新闻学科发展的未来。

雷跃捷、李滨撰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8/2008/8）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稳步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渐趋完整和成熟。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一是“新闻无学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某些理论不能阐释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三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面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加速变换的世界格局、社会格局和新闻传播格局，我国新闻学界必须以大力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

丁柏铨和彭婙撰文（《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8/8）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顺着如下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和发展者列宁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研究进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中体现出较前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在多个方向上推进研究的深化。

蔡雯撰文（《创新、拓展与重构——新闻编辑业务改革三十年》，10/2008/10）对新闻编辑业务改革30年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媒体发展，推动新闻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一项核心业务，在这场变革中一直处于前沿。从总体上看，30年的编辑业务改革迈出了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业务融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步，为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保卫和祁涛撰文（《30年报业改革与发展——以新闻工作改革和制度、市场与技术的变革为视角》，中国报业/2008/12）认为，纵观30年来我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报业改革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坚持与时俱进；坚守政治原则；实行稳步推进；优化市场环境。30年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它所呈现出的特点，为今后进一步推动报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总结起来，这些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坚持正确导向；不断革新理念；推进制度创新。

申启武撰文（《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3/2008/2），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概括出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碎片化、互动化、多元化”等基本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坚持“受众本位”和广播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是广播新闻节目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

2008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历史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透过这次全球危机，人们对正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全球化，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全球化也许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新闻媒介和传播技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球化的工具。面临这样的危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深刻反思，身为媒介中人或新闻传播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有高度的警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初期过于乐观；现正处于胶着状态，寄希望于奇迹发生的侥幸心理占据重要地位。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事关重大，一些新闻学者已经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肖重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与新闻报道》，13/2008/12；李翔《“我们无法隔岸观火”——谈央视经济频道直面金融海啸的全方位报道》，7/2008/12），还有一些学者正在做比较深入的思考，其研究成果有望在近期发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成果能带给我们启示，促我们警醒，赋予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新闻大学.[journalistic university.]（文中1/2008/2指《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istic university.“1/2008/2”，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istic university，published in 2008，no.2.]

[2]新闻记者.[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3]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4]东南传播.[southeast communication.]

[5]中国广播电视学刊.[china radio & tv academic journal.]

[6]中国记者.[chinese journalist.]

[7]新闻实践.[practical journalism.]

[8]新闻与写作.[news and writing.]

[9]当代传播.[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10]国际新闻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新闻界.[press circles.]

[12]今传媒.[today’s mass media.]

[13]青年记者.[youth journalist.]

[14]新闻知识.[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