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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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第1篇

在数据中心中装备10台他们的不间断电源系统，每年可节省140万元人民币，额外提供20％的电力增加计算能力，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8万吨；

在客车上装备其混合动力系统，每年可以节省燃油成本9万元，并显著降低尾气排放……

作为一家多元化动力管理公司，伊顿公司一直低调地充当着“幕后英雄”，尽管其在专业市场享有盛名，尽管今年它已正式成为“百年老店”。

但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伊顿却有着高调的坚持。

“未来十年中，能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并将其转化为优势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伊顿，我们将这种机遇称为‘带来积极变化的能力’。”在2010年年初的伊顿((2009年中国地区可持续发展报告》首页上印着伊顿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仁杰(Alexander M Cutler)的一句话。伊顿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马凯捷进一步阐释说，就是“帮助股东们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不断改善与那些有影响力的重要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帮助客户减少成本并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排放；成为一个好雇主；让公司所在的社区拥有一个好邻居”。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已与伊顿的发展融为一体。”马凯捷接受本刊专访时一再强调，“在伊顿，可持续发展并不是独立的项目或计划，而是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是开展业务的方式”

“世界对动力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然而，资源却不是用之不竭的。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难题”，马凯捷介绍，伊顿公司四个不同的业务部门――电气、宇航、液压和车辆――所要做的就是确保客户和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我们帮助客户以更为高效和负责的方式管理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动力。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伊顿业务和产品的核心。”在马凯捷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定位，也使可持续发展与公司战略密不可分，“可持续发展就是伊顿的业务模式”。

从空中客车A380飞机上的液压传动系统，到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不间断电源(UPS)，从广州环保公交车中的混合动力系统，到电力输配电设备，伊顿在许多工业领域都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通过纷繁复杂的产品线和解决方案，伊顿将公司定位于高效、可靠和安全的动力管理公司，以不断为客户提高动力(电能、液压、内燃机能)的使用效率为努力方向。

这为伊顿创造了许多重大的新机遇。以伊顿所有环保技术中最为著名的混和动力技术为例。“装载混合动力系统的客车将降低40％的燃料成本和60％的油耗”。早在三十多年前伊顿公司就开始研制混合动力系统，在商业混合动力系统产业化方面则拥有十多年的宝贵经验。2008年，伊顿与北汽福田正式在中国联合推出首个商用混合动力系统。如今这一技术已经应用在广州、济南、北京和台北的公交车上。

然而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伊顿坚持不懈努力的方向还是一个很“昂贵”的概念。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马凯捷立即指出，“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就我的了解，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企业必须看到，这是一个趋势。”对于中国，马凯捷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不但起了一个意味着“马到成功、凯旋报捷”的中文名字，身在美国的他每天还会通过报纸了解中国的情况。

而且，伊顿也一直致力于通过优化设计来压缩成本，帮助客户从伊顿的产品和技术中获益，从长远来看降低成本。同时，马凯捷还认为，尽管每个公司的规模不一样，商业模式和策略也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公司其实都可以找到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努力的机会，“比如，以适合的方法降低公司资源的消耗，让公司更环保一些，使工作环境更友好、更适合让员工长期工作”。

作为领导者，伊顿也自觉有责任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影响更多人。“比如我们会教育供应商遵循我们的标准推动可持续发展”。早在2006年，伊顿加入了绿色供应商网络(Green Suppliers Network)，通过这个项目，伊顿帮助供应商中的中小型企业建立“精益、清洁”的生产流程。

伊顿还与其他有着共同目标的组织进行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2010年伊顿的《中国绿色产品行业调查报告》，就是希望成为“行业从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战略参考”。 2010年，伊顿与AECOM、IBM、福田汽车等建立了新能源可持续交通系统国际联盟(NESTIA)，将城市规划和智能电网基础设施方面的首席专家与伊顿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技术汇集在一起，其意在加速电动汽车在中国各个城市的部署。

“事实上，像这样的跨界联盟，伊顿还参与了许多。因为一家企业并不一定能掌握所有资源进行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马凯捷说，伊顿很乐意与行业、政府和NGO分享与协作，“这有助于在更大更广的层面扩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我们不仅关注业务成果，更关注如何获取成功”

走进位于上海临虹开发区的伊顿中国和亚太总部大楼，给记者的第一感觉便是简洁：大厅内没有纷繁复杂的摆设。午后的阳光透过挑空的楼层玻璃洒落下来，自然、舒服。在楼内、门和地板都是以竹子为原材料，“因为竹子可再生，更环保”。“这是绿色建筑，通过我们的照明控制系统、UPS及一些绿色开关系统，降低了整个楼的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这是获得了‘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金级认证的”。马凯捷特别提醒记者注意办公室内深红色家具和整个装修风格的不协调，“我们所有的办公家具都是从原来各处办公室里收集起来再循环利用的”，马凯捷并不介意，反倒添了些自豪的语气。

“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更好的成果，但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指引我们的永远是伊顿最为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对伊顿而言，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就意味着企业要承担起环境、道德、社会公益等多方面的重任。“伊顿接受这项新的挑战，并希望率先达到并超越这一更高的标准。”马凯捷很坚定。

1998年，伊顿成为首批申请国际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1认证的多元化工业企业之一，申请范围覆盖伊顿全球所有生产基地。伊顿的目标是超越遵循法规要求这一最基本的标准，使环境、健康与安全真正成为伊顿文化的一部分。从2007年开始，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MESH)成为所有伊顿工厂的一项关键年度绩效考核标准，也将作为取得伊顿业务卓越表现认证的一项评估标准。

伊顿要求所有工厂在排放工业污水之前要进行适当处理以达到严格的排放标准。在山东济宁的液压产品生产基地，伊顿投资500多万元人民币建立世界级的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高达100吨／天。而一般工厂污水处理系统花费50万元人民币。

在伊顿看来，减少材料、能源、水资源消耗和废料产 生，有利于环境保护，事实上也有助于控制成本，提高竞争优势。“我们不仅关注业务成果，更关注如何获取成功。”马凯捷特意补充说，“就是做正确的事情，并以正确的方式去做事。”而这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企业能够长存发展的根本。

伊顿已连续5年入选美国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Institute)“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榜”。作为伊顿道德和监察工作的负责人，马凯捷说，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保持成功，伊顿的日常决策和行动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作为基础。

在伊顿，人人都可以公开或者匿名地向伊顿全球道德标准办公司主任报告他们所关心的道德问题。伊顿每年会在全球举行员工自愿参与的匿名调查，马凯捷表示，事实上，伊顿说37种语言的95％的员工愿意参加调查，与公司分享他们的想法。“其中得分最高的两项，就是伊顿非常遵守商业道德以及是非常好的雇主。”这让马凯捷感到非常骄傲，“说明伊顿的价值观、发展理念得到了员工的认同。”

但为了实现马凯捷最大的愿望――伊顿成为行业内最受尊重的公司，被客户尊重，被员工尊重，同时得到所在社区的尊重，伊顿还在努力，“我们设立了许多可以量化的目标，比如到201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18％。但也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目标，因为可持续发展已是伊顿整个业务战略的一部分。”

《WTO经济导刊》：今年是伊顿创立一百周年，您认为在这一百年中推动伊顿前进的核心动力是什么?

马凯捷：作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司，百年来，伊顿一直坚持“正当经营”，这是伊顿历史传承的部分。以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为基础，伊顿培育沟通开放、坦诚的环境，为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与客户、社区和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灵活的市场策略，这让我们与众不同。

《WTO经济导刊》：伊顿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对于公司的意义?

马凯捷：可持续发展是伊顿公司业务战略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在业务战略上，伊顿是谨慎的或者说可持续性的，坚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绝不会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期的发展目标。

伊顿利用自身竞争优势帮助客户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同时秉承“不仅关注业务成果，更关注如何获取成功”的信条，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日常运营模式。

《WTO经济导刊》：作为一家在中国已经营多年的跨国企业，伊顿在中国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

马凯捷：伊顿自1993年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积极从各个方面融入到中国市场中。在中国，我们提供绿色产品，创造更洁净、更安全的环境。同时，不断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为员工提供适合工作的健康、安全环境，支持教育，参与慈善事业，鼓励员工走进社区，提高对客户的贡献，减少对地球造成的负面影响。

《WTO经济导刊》：柯仁杰董事长曾说，愿意一辈子为伊顿工作，您自己也已经在伊顿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伊顿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马凯捷：伊顿尊重每位员工的个体差异，珍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以及由此推动的创造和革新。我们以开放、坦诚挽留现有员工并吸引希望招募的专业人才。在伊顿，每两年就会有新的岗位等着我，经常面对新的挑战，让我不断成长，始终保持学习和工作的热情。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课程结构变革；高中化学；机遇与困境

课程结构是高中课程目标转化为最终教育成果的重要纽带，是课程计划与实施顺利开展的基础依据。如果课程结构发生变革，相应的课程教学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高中化学课程是高中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课程，同时也是“理科”的支柱性内容，在高考成绩中占据的比例较重。课程结构变革条件下，高中化学教育发展也开始面临新格局。

一、高中课程结构变革下高中化学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在传统课程结构划分中，化学课程属于“理科科目”，以提高学生逻辑推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实验操作能力为主要教学目的。这一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强化学生的化学素养等。但是这一课程结构始终存在弊端和问题，并且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发展，逐渐显露和凸显出来。分科框架教育对于集中教育目标虽然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起到禁锢的负面效果。在文理分科的课程结构中，文理分科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学生的科目优势，寻找学生的特长，但是久而久之，也会让学生自动屏蔽一些知识和技能，如，理科课程好的学生可能不太会喜欢阅读，化学成绩好的学生对美术课程不感冒。

当然这一现象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确限制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课程结构变革，是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同时更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与完善，这一条件下高中化学课程也可以跳出传统的条框，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目优势，为学生创造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二、课程结构变革条件下高中化学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

课程结构变革是时代所趋，是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做出的调整，对于高中化学教育宽度的增加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的确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问题，即传统分科课程结构模式根深蒂固，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撼动它，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一步步实施。尤其是第一批接受面临课程结构及变革的学生，他们究竟能否适应这一变化，如果适应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后面的学生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衔接教学等，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文理分科条件下，接受化学教育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逻辑思维清晰、推理能力较强的理科学生；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都能轻松地跟上教学步伐。但是如果课程结构变革，分科结构被综合教学替代，原本理性思维较弱的倾向于文科感性思维模式的学生要适应化学教育的节奏，是极为困难的。各个教学步骤之间应环环相扣，步步递进，任一环节的脱节，都有可能导致学生学习信心的消失及学习兴趣的消散。

三、课程结构变革条件下高中化学教育发展的有效策略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已经对课程结构变革条件下高中化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及困境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基于综合教学中化学的有效教育，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分层教学，提高教学层次

课程结构变革下高中化学教育的有效开展，首先应从学生的知识层次及认知能力水平入手，综合考虑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特性，兼顾学优与学困，提高整体教学效率，不拖学优生的后腿，也不让学困生掉队。

教师应合理组织、开展和引导小组活动，参与到小组的讨论中去，对学生的思维模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动手操作的能力进行现场观察，充分掌握学生的特点，为今后探究学习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参考和依据。比如，就“化学平衡”这一课程教学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实际的实验演示为学生呈现这一化学概念的现象，通过表象帮助学生进行概念的初步解读的同时，还能有效营造化学教学的课程氛围，可谓一举两得。

2.多角度引导，提高学生兴趣

在传统教学理念中，教师的角色较为固定，即教学活动的实施者与组织者。这样一种身份容易让学生产生畏惧感，造成学生情绪紧张。课程结构变革条件下高中化学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也应是灵活变动的。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中，教师应是组织者与引导者的角色，为学生思路的打开提供一点助力，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获取成就感，如，“糖类、油脂、蛋白质”这一概念教学来说，教师应结合生活实际或是以学生的身体元素为例加以引导，让学生去感受糖类、油脂、蛋白质的具体化，将这一学科概念名词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能最大限度抽象名词概念在学生脑海中的具象，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参考文献：

[1]邵益君.乐清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化学》模块教学情况调查与分析[D].延边大学，2010.

[2]刘前树.基于化学素养的高中化学知识教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第3篇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第4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的变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17―05

未来社会是科学技术作用更为突出的社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国家都选择了近乎相同的以创新求发展的战略。科技创新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发展重点，各地区都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整合科技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获取竞争优势和发展机会。

科技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而其直接结果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区的科技创新绩效集中地反映了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情况、科技资源配置与整合情况、科技政策与政府推动情况，这可以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三个方面来反映。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比较来反映各地区的科技创新绩效。

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网站，本文获取了我国各省市2000-2005年的科技创新资源、高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及GDP等数据，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创新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三个方面对我国各省市的科技创新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通过建立科技发展变量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计量模型来分析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一、各省市创新资源投入比较

创新资源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也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不同的科技创新资源决定了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科技创新产出。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状况决定其科技创新投入的水平。创新资源主要分为创新人力资源和创新财力资源，它可以从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数、一个地区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科技经费支出额、科技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R&D经费、R&D经费占GDP的比重、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等指标来反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的各省市科技创新资源排序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较充足的前10个省份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陕西、四川、天津，它们绝大多数是属于东部省份。这说明东部省份十分注重科技投入和利用各种科技资源，同时，这些地区非常强调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为本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吸引外资、引进高科技人才等。这些地区的知识流动频率非常高，从而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陕西和四川科技创新投入也排在前10位，这是因为它们的科技创新来自国家的投入非常大，如陕西的R&D投入占全国的4.25％，其中70％以上是国家投入；四川是由于国家对航天科技的投入非常大，从而使四川的科技创新资源显得较为丰富。

排在后10位的是：广西、云南、江西、贵州、宁夏、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它们基本上是属于西部的省份，这说明西部省份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加大财政科技的投入比重，国家在科技投入上也应该对西部省份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使西部省份迎头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否则，东西部科技发展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从而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各省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以知识为载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不断加剧，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将成为未来世界竞争的重点和焦点。一个国家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国际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加快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是我国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科技成果转化角度和产业化效益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状况。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产业越发达的地区，其科技创新能力越强，科技创新效果越好。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的各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排序情况如表2所示。

在表2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指标排在前10位的是：广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福建、浙江、山东、辽宁、陕西，除陕西外，其余均属于东部的省份。而排在后10位的是：吉林、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云南、山西、甘肃、青海，它们基本上是中西部省份。

三、各省市科技创新成果比较

科技创新成果主要是从基础性、原创性的创新能力和效果来刻划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情况。科技创新成果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专利申请受理量、发明专利受理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国内中文期刊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采用主成分分析获得的各省市科技创新成果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成果排在前10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湖北、湖南、天津。而排在后10位的是：山西、广西、甘肃、新疆、贵州、内蒙古、、宁夏、海南、青海。湖北、湖南排在前10位中，是因为这两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比较多，特别是湖北，其高校总实力排名稳居全国前5位。

将各省市的科技资源分值、高新技术产业分值、科技创新成果分值描绘在同一个折线图中(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科技资源与科技成果在全国的分布比较类似，两条折线变化趋势相当，说明科技资源与科技成果的相关性较高，科技成果主要由科技资源决定，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折线与其他两条折线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差异，科技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较好的北京、上海，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却不如广东、江苏。这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完全取决于科技的发展，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发展环境相关。

四、科技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支持作用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匹配情况，下面我们将通过建立科技发展变量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计量模型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科技

创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变量选取GDP，科技发展变量选取主要体现科技投入的科技活动人员数、科技经费支出额，体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专利申请受理量，体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在表4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指标值为这些地区的平均值。其中，东部地区包含的省份有：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地区包含的省份有：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含的省份有：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海南。在数据处理上，这里将海南划归西部，虽然按地理位置海南应该属于东部，但按经济发展水平，海南应该属于西部。

1、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变量与科技发展变量的计量模型

建立东部地区的计量模型为：

GDP值＝4575.133-187.253(科技活动人员数)

(2.0543) (-1.2370)

＋19324(科技经费支出)＋0.120(专利申请受理量)

(3.0789)

(2.3552)

＋0.439(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5785)

R2＝0.9998，F＝926.5627

上述方程的R2拟合检验值，F检验值、t检验值都非常理想，全部通过计量检验。因此，该方程的结果可用来反映科技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该方程显示，在东部地区，科技经费支出、专利申请受理量、高技术产业产值对GDP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科技经费支出对GDP的拉动效应显著，即每增加1亿元的科技经费支出，将使GDP值增加19.324亿元。但是，科技人员数对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东部地区科技人员比较富足，应该使东部地区的科技人员有效地向中西部流动。

2、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变量与科技发展变量的计量模型

建立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如下：

GDP值＝1726.668-25.629(科技活动人员数)

(0.4755)

(－0.0704)

＋55.879(科技经费支出)＋0.004(专利申请受理量)

(1.5826)

(0.0051)

-4.809(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0.6004)

R2＝0.9979，F＝61.1945

上述方程的R2拟合检验值，F检验值较好，通过计量检验。但是，只有科技经费支出的t检验值较理想，其他变量的t检验值都较小。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只有科技经费支出对GDP的拉动效应显著，即每增加1亿元科技经费支出将拉动GDP增长55.879亿元，而其他变量对GDP的作用不显著。因此，中部地区应该特别注重对科技经费的投入，提高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

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变量与科技发展变量的计量模型

建立西部地区的计量模型为：

GDP值＝464.955-41.907(科技活动人员数)

(2.5449) (－1.3886)

＋40.832(科技经费支出)－0.002(专利申请受理量)

(41.3582)

(-0.1274)

＋1.530滴新技术产业产值)

(2.4719)

R2＝0.9999，F＝15903.61

上述方程的R2拟合检验值，F检验值较好，通过计量检验。科技经费支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t检验值较好，说明科技经费支出、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拉动效应显著；专利申请受理量的t检验值较小，说明专利申请对GDP的拉动效应不显著；科技活动人员与GDP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不能通过计量检验。这说明在西部地区，由于各种相关配套硬件和政策环境不理想，科技活动人员难以发挥作用。

五、结论

由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各地区的科技创新发展有如下一些特点：

(1)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从科技投入上看，排在前7位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与排在后7位的西部省份贵州、宁夏、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相比，前者的平均科技活动人员数是后者的14.97倍，前者的平均科技经费支出额是后者的26.36倍，而平均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则是后者的13.23倍。这种巨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科技投入的60％以上都是放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二是西部地区本身经济落后，导致财政对地区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有限。

(2)中西部科技创新绩效差距不明显。一些创新绩效好的西部省份如四川、陕西等，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资源，还是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都远高于中部的山西和江西。这种情况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处于相当的层次。中西部地区要加快科技发展，促进经济飞跃，应该从东部地区大量吸收和应用科学技术知识，东部地区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应顺畅地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此外，中西部地区应该在创新人才、技术方面加强共享，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3)科技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科技创新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地方经济基础好又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科技创新绩效排在前10位的基本上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排在后10位的基本为西部经济落后省份。2004年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C-DP比例为4.37:2.50:1，人均GDP的比例为3.26:1.26:1，而三大经济带科技经费支出额的比例为6.59:1.85:1，R&D经费支出的比例为7.80:1.89:1，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为6.71:1.80:1，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为4.30:2.04:1。这说明，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差距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差距更大，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较大。因此，国家应该重视这种差距，切实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并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4)地区科技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

弱匹配关系：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均较低，经济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小，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小。如大多数的西部省份，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小，经济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弱。

强匹配关系：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均较高，科技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呈现科技引领经济发展趋势，产业需求带动科技发展的特征。如东部省份和大多数的中部省份，科技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大，经济对科技发展的支撑力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