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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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群舒的历史千百年来只在《左传》等史书中见其片段文字，久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群舒故地舒城凤凰咀首次出土成组地域特征明显的青铜器，引起学界对群舒方国的关注和研究。以后又陆续在庐江、肥西、寿县、六安、怀宁出土了大量同类型青铜器，这类青铜器所属年代范围、所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群舒族群活动范围一致，而且主要特征又相异于吴越文化、楚文化，因此学界定义为“群舒青铜器”。
对于群舒青铜器的时空范畴，综合学界研究，大约是这样界定的：时间方面，学者多倾向于年代定在东周时期，上限在春秋早期，也有认为可在西周晚期，下限在春秋晚期。从空间范围来说，群舒青铜器主要存在于江淮之间群舒故地及周边同时期州来、桐等偃姓小国。近年来，在长江沿岸的芜湖、铜陵、青阳等地也出土了一批具有群舒风格的青铜器，推测为群舒族群南迁及文化传播的结果。在浙江绍兴、江苏邳州九女墩有明确纪年的徐人墓葬中也出土了群舒风格的青铜器，但与典型的群舒青铜器还是有一定差异，表明徐人与群舒之间的确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湖北汉川、河南信阳、湖南衡南等地也出土了群舒风格的青铜器，应为群舒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的反映。
从文化特征来说，江淮地区自古以来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形成群舒青铜器的文化特征。它既承袭中原文化及山东地区特征，也有吴越、楚文化的影响，但地域文化因素是群舒青铜器的主导因素。
本文以安徽博物院馆藏群舒青铜器为例，阐述其文化因素构成。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统计，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江淮之间群舒故地及周边区域出土群舒青铜器109件。皖南地区出土群舒风格的青铜器计21件，其中安徽博物院藏40余件，占全省馆藏舒器之大宗，包括肥西小八里器组7件、舒城五里砖瓦厂器组5件、六安毛坦厂器组8件、庐江岳庙器组4件、庐江泥河器组2件、舒城凤凰咀器组5件以及一些零星出土。
一、地域文化因素在群舒青铜器
文化特征中占主导地位
从形制来说，最具群舒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鼎、曲柄B、折肩鬲、矩形钮盖鼎等。兽首鼎是群舒青铜器特有的器形，在群舒故地出土多件，馆藏2件。一为舒城五里砖瓦厂春秋墓出土（图一），二为庐江岳庙春秋墓出土，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舒城居群舒方中心地区。兽首鼎基本形态是圆腹，鼎体一侧作兽首状，兽首有犄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兽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与容器的连铸。根据出土资料，葬有牺首鼎的墓，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较高。这种独特造型，主要源于青铜F、附耳鼎和觥三者部分因素的结合并有所改造形成。兽首鼎具有独特的设计构思、华丽的审美意趣，是祭祀的青铜礼器。我国已故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商承祚教授看到舒城凤凰咀出土的兽首鼎、铉鼎等，赞日“造型瑰玮，向未之见，信近代之奇珍，国家之宝藏”，并作诗一首：“莫道春秋舒国小，牛形盆口邈难追。横铉遗制真谁偶，拍案惊看振世奇。”
从兽首鼎的出土区域，也反映出群舒兴衰历史。目前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统计，共出土兽首鼎9件，其中6件出土于江淮群舒故地（舒城3、庐江1、怀宁1、寿县1），基本属于春秋早中期，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反映群舒活动时空范围具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说明群舒主要活动范围在江淮之间。1件出土于皖南芜湖地区，春秋中期偏晚，应有群舒受楚打压向南迁移的因素，或与群舒有文化交流的可能。2件出土于江苏邳州九女墩春秋墓和浙江绍兴306墓，这两座墓葬皆属于徐人墓葬，出土的兽首鼎主要特征与群舒器相似，与史料记载“徐人取舒”等信息相印证，说明徐与舒之间的紧密关系。
曲柄B也是出土较多且极具群舒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三袋足鬲形器，腹设一环一錾，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錾为卷曲型，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整体形态，上半为回首兽形，一种为两截组成，上半截作卷曲角状，或顶端作兽首，下半截为圆筒状，两截连接处的銎略有一对穿孔，以与它物连成整体。也有觑形B、鬲形B和流觑的不同名称。
馆藏曲柄B6件，形制有一定差别。肥西小八里曲柄B上部（图二）和舒城五里曲柄B上半为钵形，一为敞口钵形，一为敛口钵形。六安毛坦厂出土两件曲柄B，其中一件为弁口（图三），弧形覆盆状盖，两层钮，造型与其他B有差别。庐江岳庙曲柄B有平盖，其他三件上半为盆形、鬲形B。
曲柄B的形制复杂、造型奇特、地域特征明显，主要来自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江淮地区薛家岗、枞阳汤家墩、六安堰墩、霍邱堰墩、庐江大神墩、舒城大墩和南塘遗址中陶质曲柄盂。群舒青铜器的本土文化传承脉络清晰。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统计，江淮之间出土曲柄B11件，包括群舒故地和周边偃姓国桐、州来等区域。皖南地区出土7件。其他区域出土6件，分别为河南信阳地区黄国黄君孟夫妇墓、樊夫人墓、江苏邳州和绍兴306号徐人墓、湖北汉川、湖南湘潭、衡南春秋墓出土。与兽首鼎出土区域分布一样，曲柄B的出土区域分布同样也说明群舒方国的迁徙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长江以东、以南地区发现至春秋晚期的群舒青铜器，也说明史料上群舒即使被楚所灭，但其族群有可能向南向东迁徙。
而在皖南南陵千峰山土墩墓、宁镇地区西周时期如南京锁金村、安怀村、句容城头山等以及肥西老虎头遗址也曾出土觑加一个把手或角形把手加鬲的陶质器。说明曲柄B的源头不是单一的，但最主要因素仍是源于本地早期。
折肩鬲，也有学者称为“淮式鬲”，也是群舒青铜器特色器形之一。主要特征是折肩、侈口、束颈、裆较高、尖锥状足。群舒故地舒城凤凰嘴（图四）和潜山黄岭春秋墓共出土7件折肩鬲，形制相同，均为尖锥状足折肩鬲。周边地区出土的折肩鬲多件，河南信阳地区出土最多，信阳平桥春秋墓、信阳明港春秋墓、信阳黄君孟夫妇墓，共出土8件。与江淮地区的共性是上部的折肩、束颈、侈口，但足部差异较大，多袋足或柱状足，有纹饰。湖北系山、随县桃花坡、周家岗、枣阳京山曾国墓、山东沂水、临沂、莒县也出土青铜折肩鬲多件，与群舒故地类似，但折肩不明显。
三尖锥状足的陶折肩鬲见于两淮地区周代遗址，如六安堰墩、霍邱堰台、庐江大神墩、枞阳汤家墩等处，并基本与陶曲柄B相伴出土，铜陵地区师姑墩遗址也发现折肩陶鬲。
从时间看，江淮之间尖锥状足的折肩鬲要早于其他地区，应该为其他地区折肩鬲的母型。春秋中期以来，折肩鬲逐渐消失，春秋晚期至战国，折肩鬲被楚式鬲取代。
铜盒出土数量最少，肥西小八里出土1件（图五），寿县肖严湖出土1件，仅出土于江淮地区。小八里铜盒，方形，直口承盖、鼓腹、矮圈足、器四周各有一个鼻钮衔环，盖鼓起，四角凸起或四乳丁，盖器皆满饰龙纹，圈足饰燕尾纹。
群舒青铜器纹饰，本地特色纹饰也占主导地位，包括重环纹、简化夔纹、简化窃曲纹、地区性云雷纹、龙纹、戳印圆点纹与旋纹组合型纹饰。
二、山东文化因素是群舒青铜器的本源因素
顾颉刚先生《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中考证认为，迄今山东阉即古代的淮水，淮夷的最早根据地就在那里，淮夷的一部分由山东南迁到江苏、安徽和湖南，导致当地水名的更改。多数学者认为群舒、徐都是淮夷文化的一部分，群舒最早聚居地是在山东地区，从而群舒青铜器不可避免地带有山东地区青铜文化特色。
首先从群舒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兽首鼎的形成来看，兽首鼎虽然是群舒最具特色的青铜器，但这种器形在群舒所在的江淮地区早期文化中找不到，而在山东沂水李家坡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带立环耳的青铜F，临沂中洽沟出土一件带盖的青铜匝，均为三足，器身已经是青铜F和鼎的结合体，据此可以推测，这种兽面F状鼎是群舒兽首鼎的雏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从一个方面可以证实群舒与其祖地之间紧密的关系。
除此以外，肥西小八里的四足F与曲阜鲁故城M48出土的F形制相似。
从纹饰来看，群舒鼎腹流行的垂叶三角纹或垂叶三角变形蝉纹三角形、变体龙纹在中原地区少见，有可能也来自于山东地区，在沂源姑子坪M1出土的尽⒁仕东河北出土的舟等春秋早期器上可见这几种纹饰。
凤凰嘴折肩鬲足端成尖锥状，与其他地区折肩鬲区别明显，这种尖锥状足在山东地^可见，如临沂中洽沟墓葬出土的鬲（M1：5）以及滕州石荆沟墓葬出土的鬲（M1：11）。
三、群舒青铜器的中原文化因素
群舒方国地处江淮区域，商周时期的江淮地区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据史料记载，周王朝屡伐“淮夷”，获取皖南铜矿等资源是重要原因。远古时期，战争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根据考古发现，特别是2010-2011年进行的群舒中心区域舒城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这一地区西周中期左右集中出现周文化因素的矮锥状鬲足，可见周文化的影响力。舒城也曾出土精美的商代青铜器“父辛”爵以及青铜面具、西周时期的觚，也是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的反映。因此，主要存在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群舒青铜器，理应承袭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其中原文化因素既包括中原器物的直接输入，也包括本地工匠所铸并加入创造性因素的器物。
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群舒青铜器中原文化因素明显，从馆藏肥西小八里出土的青铜器特征及组合可见，这组青铜器学界根据其特征定其为春秋早期，部分器物可至西周晚期。器类如盘、F（图六），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其器物组合，除曲柄B外，鼎、簋、盘、匝与中原青铜组合基本相同，说明群舒不仅仅学习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其文化、礼制也受到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
群舒青铜器中青铜鼎形制多样，包括地域特色显著的兽首鼎、带盖矩钮鼎、蝉纹鼎，其主要形制特征如附耳、垂腹、蹄足、腹部扉梭、盖周二矩钮等因素皆出于中原地区。比如，西周时期陕西法门寺白村西周墓出土的鼎盖出现矩钮，春秋早中期山西侯马上马墓地、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出土的鼎具有附耳、平盖、中央环钮要素特征。陕西扶风、岐山西周墓出土有垂腹鼎，扶风法门寺庄墓、西周墓出土的鼎具有了扉梭装饰形式。
群舒青铜器的主要纹饰虽有自己的特色，但其摹本皆来自于中原青铜器纹饰，如夔纹、龙纹、窃曲纹、蝉纹，其中夔纹在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早期就是青铜器物主体纹饰。
四、群舒青铜器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因素
同样是地域的原因，群舒是由众多小方国组成的，在徐、楚、吴等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但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也与他们发生交融。群舒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也能看到吴越文化、楚文化的影子，如舒城河口出土的小口鼎，就在楚器中占重要位置。淅川下寺等楚墓中发现的多件小口鼎，自春秋中期流行至战国中晚期。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1地域文化的概念及重要性
地域文化是时间的地域性与空间的地域性共同构成的独有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广义上讲，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内的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反映出该地区与众不同的本土特色。保持和塑造城市特色是当前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应把对历史古迹的保护，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反映到城市景观上，重视继承、发扬前人文化，塑造民族特色和创建新的地方特色。在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下，城市就有了灵魂，有了生气和活力。
2旅游景观街的概念
所谓的旅游景观街是以展示、发扬地域文化及特色，合理的优化城市形象为主的旅游街区。其目的在于让人们身临其境的领略当地文化与风情，感受地域文化对当地发展的影响。
3景德镇地域文化的特征
3．1千年陶瓷文化积淀
众所周知，景德镇历史悠久，千年窑火不断。“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唐以来以盛产陶瓷而著称于世，宋以后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集全国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包容兼蓄，精益求精，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千百年的陶瓷文化，记载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正因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拥有了世界最优质的陶瓷原料、最精湛的制瓷技艺、最聪慧的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才使景德镇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陶瓷代表了景德镇，也代表了中国，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是景德镇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3．2徽派建筑文化熏陶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比较成熟的建筑流派，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民居、祠堂、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物中，最具特色的又数传统民居，它集中地反映了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景德镇位于赣东北地区，毗邻徽州，建筑自然受徽派建筑的影响，继承了徽派建筑的基本形式。平面为天井庭院形布置，房屋除大门外，只开少数小窗，采光主要靠天井。在外观造型上，也吸取了徽派建筑的马头墙等设计形式，将房屋两端的山墙升高超过屋面及屋脊，并以水平线条状的山墙檐收顶。为了避免山墙檐距屋面的高差过大，采取了向屋檐方向逐渐跌落的形式，既节约了材料，又使山墙高低错落，富于变化。白墙青瓦马头墙，绿水青山蔚蓝天，大自然与建筑完全融为一体。
4景德镇地域文化与当地旅游景观街的关系
4．1景德镇地域文化对当地旅游景观街的指导作用勒内•迪博斯说：“地方精神象征着一种人与特定地方生动的生态关系。人从地方获取，并给地方添加了许多方面的人文特征。无论宏伟或者贫瘠的景观，若没有被赋予人类的爱、劳动和艺术，则不能全部展现其潜在的丰富内涵。”一般城市街道景观的形成都与其历史文脉分不开，城市街道中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的建筑形式、空间尺度、色彩、符号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往往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利于塑造城市独特的个性。这恰恰与隐藏在市民心中的，驾驭其行为并产生地域文化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相吻合，因此容易引起共鸣，产生文化认同感。景德镇的地域文化表现以陶瓷文化为主，为彰显城市特色及历史文化，景德镇旅游景观街必须要突出陶瓷艺术，充分展现千年积淀的陶瓷文化底蕴。要在遵循历史的同时考虑景德镇旅游景观街的发展，还需要对城市的历史演变、文化传统、居民心理、市民行为特征及价值取向等做出分析，并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新功能、新需要，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风貌，打造具有历史文化气息和时代特征的旅游景观街。
4．2当地旅游景观街的建设对景德镇地域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城市本身的更新改造过分强调所谓的现代化，使得许多城市正逐渐失去其原有风土特色，到处充斥着那些“国际式”的现代建筑，城市建设也以西方现代大城市为样板生搬硬套。我们不该忽视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景德镇这样具有较强历史意义的城市，更应该加强城市景观的控制，使我们的城市和建筑更富有地方性和民族性，能在世界建筑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在一个宜人的城市中，我们创造自身的文化，感受生活的乐趣。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总是带给人们高尚的精神享受和归属感，不会让人感到枯燥和冷漠，这正是一个千年古镇需要的。景德镇旅游景观街的建设，是对当地传统地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能充分展现瓷都的风采，无疑会对景德镇地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认可与推动作用。
5景德镇地域文化对当地旅游景观街的具体影响
5．1影响旅游景观街的建筑形式
景德镇的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就其建筑形式，还是以徽派建筑为主。白墙、灰砖、黑瓦以及装饰等，都能体现出其特点。徽派建筑是以柱、枋、梁、檩、椽等构件组成的木结构建筑，梁托、瓜柱、叉手、雀替、斗棋等大都进行镂雕加工，装饰以漂亮的花纹、线脚。在景德镇的旅游景观街中，其建筑形式完全可以模仿、借鉴徽派建筑，在结合当地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可以运用部分现代的手法来建设景观街。
5．2影响旅游景观街的建筑材料的选用
景德镇千年窑火，薪传不息，用窑砖作为建筑材料是其建筑地域性的最具特色体现。因此，在景德镇旅游景观街的建筑材料上，外墙以窑砖为主，加之简单的线条装饰，建筑的梁柱等也可考虑用木材和窑砖来完成，在符合旅游景观街环境的情况下，体现徽派建筑的特点。
5．3影响旅游景观街的装饰手法
景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陶瓷，如何让陶瓷作为装饰主体在景观建筑中表现，是打造景德镇旅游景观街必须考虑到的。比如以陶瓷雕塑或者壁画的形式向游人介绍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及过程等，甚至诸如路灯、公共座椅、垃圾筒之类的环境设施也可以用陶瓷制作。但要注意，陶瓷作为装饰形式不能生搬硬套，应与周边景观环境相联系，达到旅游景观街整体性的协调统一。游人置身其中，必会被景德镇浓厚的陶瓷文化所感染，为瓷都千年的文化底蕴所折服。
6景德镇地域文化与当地旅游景观街的关系及影响的研究意义
探讨景德镇地域文化与当地旅游景观街的关系及影响，既反映了当地人们创造的物质文明，也反映出其城市精神文明。景德镇旅游景观街是城市形象的载体和窗口，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外来游客，都能通过旅游景观街来感知、领悟和熟悉这个城市。旅游景观街建设同景德镇地域文化艺术表达协调起来，通过旅游景观街反映当地人们的经济价值、精神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各种观念，表达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感知、信念等文化内涵，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氛围，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终达到城市特征感体现、游客认同感加深、市民归属感改善、人民自豪感深化、居民舒适感提高的目的。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工商界、社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上海文化、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均属于江南文化，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正所谓文化相通。这些相似的内容构成了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其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
本文论述的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具体地域的人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积淀而形成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存精神、道德信仰、行为准则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一种强化人的生存的机制。当然，它是对作为其载体的人影响和作用最重大的强化机制。文化几乎成了人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依靠。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人能够摆脱文化而生存下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
考察沪苏浙三地文化发现，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而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创新。因此，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就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特别强调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根本原因。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在本质上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创新主体的关系，是文化与人的关系。
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文化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推动和促进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发展，丰富着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创新内涵。文化浸润、潜行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活动细节中，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稳定、富有生命生机活力的精神体系。文化是依靠内在的生命机制自然发育、自然生长的，一种文化的成熟、成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制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追逐文化速成、文化速效的做法，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也违背了文化的本性，很容易也极可能会伤害文化自身。文化发展战略充其量适合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当前流行的“浙江精神”、“江苏精神”，不过是浙江文化、江苏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尊重文化内在本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继承并发扬已有的区域文化历史传统，吸收和借鉴区域之外一切有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文化养分，进而创新区域文化。
创新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重大持久的影响。所以，不应把文化仅当做普通的环境要素，对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创新文化的主要特质包括容忍失败、宽容叛逆、敢冒风险、崇尚创新等。优秀的创新文化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够成就的，也不是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确立的。优秀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区域内各阶层人士长期以来共同探索、不懈追求、锐意进取的结果。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三角区域在开展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创新行为的大力支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创新；法律体系对创新行为及成果的保护；教育培训机构对创新精神的大力弘扬、对创新意识的不断强化、对创新人才的大量培养，这些都反映了该区域优秀的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它们将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水平，使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持久强大的内生性比较竞争优势，对其他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显著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江南”的概念“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更是一个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江南”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也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近代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指今天的苏南和浙江一带。1992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的15个组成城市(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与明清时期的“江南”所包括的地区相比较，其行政地域的主体部分(指苏南的苏州、常州、镇江、南京，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海)几乎完全重叠。由此可见，今天的“长三角”是由明清时期的江南各府发展而来的。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吴越文化为底蕴和渊源的江南文化，是以苏南的苏锡常、浙北的杭嘉湖以及上海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人民通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融合、凝聚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世代代江南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繁衍生息的精神动力。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到今天的长三角区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有明显的阶段之分。吴越文化古朴刚野，但也柔雅；江南文化柔弱文雅，但也烈性。正是南方的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一些成分才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不断的融合与扬弃中建构起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至隋唐其主要内涵已渐趋稳定。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崇文重教。江南地区历来崇文重教，吟咏成风，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明清时期则登峰造极。江南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讲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使江南地区人才辈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
2．诚信合作。江南人诚实守信，善与人处，把诚信合作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商业经营之道。江南地区地域相连，人缘相亲，联系密切，来往频繁。在此基础上，诚信合作造就了江南地区的繁荣繁华。
3．谦和礼让。江南人不仅重文，而且重商。懂经营，善交易，在商业活动中谦和礼让，即使与人争执，亦柔声细气。这种品德使江南人不仅赢得了良好人缘，而且抓住了宝贵商机。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官人显得和蔼可亲；文人崇尚平和淡泊；长者具有高风亮节。
4．求精务实。江南人在农事上精耕细作，在经商方面精打细算，在传统手工制作上精雕细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态度。江南人崇尚务实，反对空谈，脚踏实地，进取向上。
5．融合开放。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区位，使江南人具有开放的胸怀和融合的气度。江南人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像水一样随形就势，灵活亲和。千江百川归人大海。江南人拥有大海的胸襟和气魄。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江浙沪地域相连，人缘相亲，导致了经济相融、文化相通。上海文化表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英雄不问出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造，讲求实效。江苏文化表现出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发挥长处，把握时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善于通变，富于创造；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表现出智慧灵巧，开放包容，敢于创新，自强不息，注重功利。
从上述可以提炼、概括出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1．开放包容。上海文化中的海纳百／if，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以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江苏文化中的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以及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中的开放兼容，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江浙沪三地相互开放，也共同对外开放；江浙地区内部各亚文化区之间也相互开放，对异质文化因素少有排斥，表现出包容的气度和胸怀。只要有意义有价值，人们都愿意吸收进来，化作本土文化成长的养料。同时，人们也乐于对自身的原有文化作出适当的改进与完善。
2．务实诚信。上海文化中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以及讲求实效；江苏文化中的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以及善于通变；浙江文化中的注重功利，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务实诚信的特征。人们不仅重义，而且重利，从实际出发，追求实效。务实而不务虚，工商亦本，崇尚经世致用。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诚实守信，戒欺戒诈，信誉第一，品牌至上，努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务实诚信的品格为该地区长期的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和世面繁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合作创新。上海文化中的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江苏文化中的富于创造；浙江文化中的敢于创新，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合作创新的特征。创业创造都是创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是创新。创新通常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是联合起来，通力协作，共同创新。合作的人们，哪怕是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也能够以开放的胸怀包容接纳，求真务实，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精诚合作。所以，合作创新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务实诚信的基础上的。不能相互开放包容，不能彼此务实诚信，合作创新也就失去了前提，合作创新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四、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该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各地各级政府官员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官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协调联动所主导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整个区域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务，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
(二)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高校院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精诚合作所主导的智力支持、知识生产、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和研究开发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打造一流的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当然，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水平，也是他们的创新使命。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工商界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商界精英)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由他们跨区联合主导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区域合作创新文化将促使企业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密切合作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成为研发投入和产出的主力军，成为研发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而创造巨额商业利润的重要力量。
(四)长三角区域文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作为纽带和桥梁主导的服务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在合作创新精神的感召下，在行业定位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将为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发挥独特的作用，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层次，深化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促进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更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为凝聚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提升合作创新的水平做出独特的贡献。
(五)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统一筹划主导的金融服务创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金融经济协调联动发展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将促进沪苏浙三地金融资源跨行政区的流动和配置，推进区域内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内各方的互利互惠、共荣共赢。
(六)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创新资源布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支持着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互补共享和集聚整合。具体而言，长三角区域创新文化支持着信息和知识的跨行政区生产、传播、沟通、交流、共享和流动；支持着技术的跨行政区交易、转移；支持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跨行政区融合、配置、并购和流动；支持着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跨行政区共用共享，避免重复购置和浪费，提高利用效率。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以厦门这一典型的城市旅游地为例，在文献回顾、网络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基于纵向比较的视角，通过实地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对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将厦门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归纳为7项动机因子；通过聚类分析，基于动机的差异将重游游客划分为怀旧型、外界驱动型、猎奇补缺型和分享型4个类型。文章最后针对厦门城市旅游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重游动机；城市旅游地；纵向比较；厦门
1 引言
Oppermann曾指出，对旅游地游客忠诚(tourist loyalty to destination)的研究，可以从态度性忠诚和行为性忠诚两个维度来展开。在态度性忠诚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倾向于对旅游地游客的意愿性忠诚，亦即游客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如Petrick等的研究指出，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是影响高尔夫游客重游意愿的主要因素；Jang等的研究则探讨了猎奇求新(novelty seeking)和满意度对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Um等通过对香港的游客进行调研发现，比起游客的总体满意度，游客的重游意愿更多的是基于对旅游地“表现”(performance)的评价，其中对旅游地的感知吸引力(perceived attractiveness)的评价又位居影响因素之首。在国内旅游学界，近年来随着对国外旅游者行为研究和旅游市场研究相关成果的引介，以及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游客的态度性忠诚，但也主要以游客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主，如汪侠等和黄福才等的研究。
然而，重游意愿是游客的一种主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总体满意度、之前的旅游经历等因素的影响，而重游行为则是游客对旅游地的实际再度造访，是一种现实的行为，是游客对旅游地的行为性忠诚的体现及其重游愿望的具体实现。如果说旅游地的受访游客表现出较强的重游意愿体现了其对旅游经历的较高满意度和对未来重游的较高预期，那么正在重游的现实游客，其行为又是基于什么动机呢?亦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故地重游”呢?
回顾国内外有关旅游地游客重游动机的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某旅游地、某时段的初游游客与重游游客进行比较的视角，是一种横向的截面比较，如Oppermann对赴新西兰、Li等对美国各州、林俊升等对台湾休闲农场的初游游客和重游游客的动机的比较研究，而就同一游客群体的重游与初游时的有关动机进行纵向比较的文献还较少。诚如Oppermann的研究所指出的，今后旅游地游客重游动机的研究应该从纵向比较视角展开，以便了解游客动机的历时差异。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以厦门这一典型的城市旅游地为例，基于纵向比较的视角，对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2 研究设计
2.1 城市旅游地的概念界定及选取缘由
城市旅游地是指以城市实体景观、城市文化、城市氛围、城市活动等为吸引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访问或进行其它旅游活动且配备了相应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城市地域。本文选择城市旅游地作为研究地域对游客重游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缘由：首先，不同类型旅游地的游客在旅游动机(包括重游动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次，城市旅游地是一类特殊的旅游地，它们以城市本身作为吸引物吸引游客，由于城市的特性，其吸引力区别于传统的山岳型、湖泊型旅游地等，表现出明显的复合性和较强的全面性；第三，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与其它类型旅游地相比，城市旅游地具有较高的重游率(如苏州重游率为75.6％，杭州重游率为54.5％)①，因而具有更强的典型性。
2.2 案例地域的典型性概况
案例研究遵循的是从个案分析直接上升到一般结论的理论建构模式，因此所选取的案例地域须要具有典型性。本研究选择厦门市作为案例地域，其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性：厦门是我国东南部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的4项指标(旅游总人次、总收入、入境旅游接待量和外汇收入)均位列福建省榜首。2008年，全市大部分旅游经济指标居全省首位，全年共接待境内外旅游者2194.1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03.6亿元人民币③。2008年入境接待总量在全国28个重点旅游城市中排名第11位。
(2)在城市旅游地方面具有典型性：厦门目前的旅游产品体系中，以城市实体景观、城市文化、城市氛围、城市活动等为吸引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访问或进行其它旅游活动的旅游线路占绝对数量，而开展这些旅游活动的地域，正是本研究所界定的城市旅游地。
(3)在重游率方面具有典型性：据笔者2007年至2008年5次赴厦门调研结果的初步估测，厦门城市旅游地的重游率在30％以上。
2.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的思路，试图通过对厦门这一典型城市旅游地的游客重游动机的分析，归纳提炼出一般性结论。同时，本研究基于纵向比较视角(体现在问卷题项的设计上)，对正在厦门重游的游客开展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让游客回顾之前赴厦门旅游的经历，并与此次重游进行比较，从而了解其旅游动机的历时差异。
(2)研究方法。其一，深度访谈法。在研究之初(2008年5月前)和实地研究中(2008年5月至8月)笔者分别针对重游过厦门和正在厦门重游的游客展开了深度访谈，累计10次；另外在实地研究中，针对当地居民进行了2次访谈，以了解其对旅游开发和吸引游客重游的态度及建议。其二，网络文本分析法。对网络虚拟社区中有关旅游地游客重游动机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进而解读其中的本质内容(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为后续研究中的问卷设计等提供依据。其三，问卷调研法。对正在厦门重游的游客展开问卷调研(2008年5月至8月)；问卷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采用李克特7点态度量表，以了解22个重游动机题项对于受访游客的重要程度(1表示非常不重要，4表示一般重要，依次类推，7表示非常重要)，第二部分采用非量表的题项，了解受访游客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调研主要在典型的城市旅游地域展开，如鼓浪屿、南普陀游览区、环岛路、集美学村和园博苑等。受访者均为第二次及多次到厦门旅游的外地游客。本研究累计发放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50份，问卷回收率达100％，其中有效问卷222份，有效率为89％。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样本概况
本研究问卷调研中222位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性别方面，男性居多，占54.5％；年龄方面，21～35岁居多，占61.1％，其次为36～50岁，占 23.7％；学历方面，本科居多，占33.2％，大专次之，占27.6％；常住地方面，厦门周边地区占36.0％，福建省外占35.5％，省内其它地方占26.1％；家庭每月人均收入方面，1500～3000元居多，占33.0％，其次为7500元以上，占17.8％；在职业方面，企业职工居多，占42.7％，政府、事业单位职工次之，占19.1％。
3.2 游客重游动机题项的重要性排序
在实证研究领域，尤其是采用态度量表的研究中普遍采用Cronbach α值来衡量数据的可靠性，Cronbaeh α值大于0.7，则说明数据可靠性较高。本研究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问卷中重游动机题项的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发现，22个题项的Cronbach α值为0.835，说明本次问卷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对所获重游动机题项数据进行重要性的排序分析发现(表1)，排在首位的重游动机题项是“带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来厦门游玩，因为之前在厦门的旅游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回忆”，其次是“参观、游览之前在厦门旅游时未曾去过的自然风光景区(点)”，再次是“参观、游览厦门新开发的历史文化景区(点)”。
3.3 游客重游动机的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笔者借助SPSS15.0软件对22个动机题项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首先采用KMO与Bartlett's球度检验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其结果为：KMO检验值为O.740，说明样本量较为充分；近似卡方值为1559.500，自由度为231，Sig.值为0.000，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采取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22个重游动机题项被萃取为7个因子(表2)，它们累计可以解释67.560％的方差，也就是说萃取出的7个因子可以基本上代替原有的22个题项，达到了维度缩减的目的。对这7个重游动机因子分别命名为：无可奈何因子、弥补缺憾因子、商务公务因子、怀旧因子、猎奇求新因子、分享因子和专门层次重游因子。
3.4 游客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重游动机的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厦门城市旅游地重游游客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其重游动机的影响，亦即了解不同背景的游客的重游动机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One-Way ANOVA检验等平均数差异检验的方法，对问卷调研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简要报告各变量的分异特征，具体统计分析过程不再罗列)。
(1)性别。本研究分析厦门城市旅游地重游游客的性别对其重游动机的影响的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发现，重游游客的性别对其重游动机因子不存在显著影响，亦即重游游客的动机在性别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2)年龄。本研究分析厦门城市旅游地重游游客的年龄对其重游动机因子的影响时采用One-Way ANOVA检验的方法(下文关于职业、家庭每月人均收入、学历及常住地等变量对重游动机的影响的统计分析，均采用此方法)。研究发现，重游游客在“无可奈何”、“商务公务”、“怀旧”和“专门层次重游”这4个重游动机因子上存在较显著的年龄分异。例如：20岁以下和21～35岁的受访者，其“无可奈何”动机的重要性排位要高于51～65岁的受访者；20岁以下、21～35岁以及36～50岁的受访者，其“商务公务”动机明显地强于65岁以上的受访者；51～65岁受访者，其“怀旧”动机要强于21～35岁和36～50岁的受访者。
(3)职业。厦门城市旅游地的重游游客在“弥补缺憾”、“商务公务”和“专门层次重游”这3个重游动机因子上存在显著的职业分异。举例来说：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政府＼事业单位职工的“商务公务”动机要强于学生、农民；个体工商户、学生以及教师的“专门层次重游”动机要强于政府＼事业单位职工。
(4)家庭每月人均收入。厦门城市旅游地的重游游客在“无可奈何”“商务公务”和“分享”这3个重游动机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收入分异特征。举例来说：家庭每月人均收入为1500～3000元和3001-4500元的受访者，其“无可奈何”动机要强于该收入为4501～6000元的游客；家庭每月人均收入为1500―3000元、4501～6000元和7500元以上的受访者，其“商务公务”重游动机要强于该收入低于1500元的游客。
(5)学历以及常住地。研究发现，此两项变量对游客的重游动机不存在显著影响。
3.5 基于重游动机的厦门城市旅游地重游游客聚类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时，SPSS15.0软件会对所萃取出的因子进行赋值，生成新的样本数据，以此新的数据为基础可以继续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如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本研究利用对原有222个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时所生成新的样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以便对基于不同重游动机的厦门城市旅游地的重游游客进行分类。
在采用K-Means快速聚类法进行分析时，分别将聚类数设定为3、4、5，比较分析后发现聚类数为4的结果较为理想，ANOVA检验结果也显示此时Sig.值均小于0.005的置信值，因而聚类分析的效度较好(见表3)。
对因子分析后新生成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时，判别不同类别的主要方法是按正值大小进行排列，找出明显的差距所在，进而进行聚类的命名与特征的描述。4个聚类的命名及其主要特征简要说明如下。
聚类1：怀旧型(n=37，16.7％)。怀旧型重游游客约占总样本的16.7％，主要特征是该类游客最为重要的重游动机因子是怀旧因子。虽然“弥补缺憾”因子以及“分享”因子等也较为重要，但它们并非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将该聚类命名为“怀旧型”。“弥补缺憾”动机因子及“分享”动机因子等也较为重要，说明这类游客的重游动机较为复杂多样，即怀旧型重游游客也可能会怀有“弥补缺憾”或“分享”的动机，这三者之间并不矛盾。
聚类2：外界驱动型(n=72，32.4％)。外界驱动型重游游客约占总样本的32.4％，主要特征是该类游客最为重要的重游动机因子是“无可奈何”因子，同时“商务公务”因子也较为重要。这说明该类重游游客选择“故地重游”并非出于内心的渴望，而是外部条件使然，比如可能因为财力或时间的限制、抑或出于商务或公务的目的而再度造访厦门，因此将该聚类命名为“外界驱动型”。
聚类3：猎奇补缺型(n=57，25.7％)。猎奇补缺型重游游客占总样本的25.7％，主要特征是对于该类重游游客，重要性位列第一和第二的动机因子分别是“猎奇求新”因子和“弥补缺憾”因子。这说明该类游客之所以选择“故地重游”，一方面是为了游览厦门城市旅游地新开发的旅游景区或参与旅游节庆活动，另一方面也想弥补之前来厦门旅游时的缺憾，如游览之前未曾游览过的景区或未及参加的节庆活动等。总之，吸引此类游客“故地重游”的事物对其而言均是新鲜的，因此将该聚类命名为“猎奇补缺型”。
聚类4：分享型(n=56，25.2％)。分享型重游游客占总样本的25.2％，主要特征是该类游客最为重要的重游动机因子是“分享”因子，且这一因子的影响远高于其它动机因子。这表明该类重游游客之所以选择“故地重游”，是因为之前来厦门旅游的经历令其十分满意，于是出于“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的心态，他们携带、陪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再赴厦门旅游，因此将该聚类命名为“分享型”。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典型的城市旅游地厦门为例，基于纵向比较的视角，在文献回顾、网络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实地的问卷调研，对城市旅游地游客重游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将城市旅游地游客的重游动机归纳为7项动机因子，并分析了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对重游动机因子的影响；然后通过聚类分析，将基于不同动机因子的重游游客划分为怀旧型、外界驱动型、猎奇补缺型和分享型4个类型。
结合本研究的结论，笔者针对厦门城市旅游地以及其它类似的城市旅游地提出如下策略建议，旨在提升旅游地的游客行为性忠诚，提高游客重游率。
(1)城市旅游地的游客体验塑造与满意度提升策略：其一，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顿与规范；其二，加大旅游景区容量调控的力度。上述两点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游客的重游意愿。虽然重游意愿并不必然导致重游行为，但它是产生重游行为的重要条件之一。
(2)城市旅游地的重游吸引力营造策略：其一，保护城市旅游资源与环境，以吸引抱有“怀旧”、“分享”等动机的重游游客；其二，开发新兴城市旅游产品，以吸引抱有“猎奇求新”和“弥补缺憾”等动机的重游游客。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美思维；东北；荒寒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86-01
由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我国东北地区以荒寒著称，在寒冷的气候中东北地区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和审美思维体系。东北人不仅具有豪爽的性格和高大的身材，而且其笔下的文字也具有独特的印迹。与我国南方相比，东北的文化学支撑点是硬性和生存性，带有粗矿性特征。
一、独特审美思维体系分析
在我国的文学审美思维中，各人物及其身体的比例关系，意象性较浓，并且深受情感性思维的支配，其表达更多的是存在观念化中。我国人民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深深受到民族思维的影响，延迟模仿法在我国绘画艺术创作中比较常见。在独特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思维体系。比如，南北地域差异性比较明显，在欣赏其文学作品时，会带有浓烈的地域风情和地域韵味，并且是从整体性进行鉴赏的。在看待我国东北的荒寒文化时，人们不仅仅将其禁锢于东北一隅，而是将其放眼于整个北方文化体系中，综合考虑其各种影响因素。在此种审美思维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文化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特征。
二、东北荒寒文化的存在与转型分析
（一）东北荒寒文化的救亡性表现。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及其前后，东北地区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在此阶段，东北荒寒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抗战和救亡，并且其更多的偏向救亡，比如，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穆泽天的《别乡曲》，李辉英的《最后一课》等等。在之后，东北地区的文人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潮流，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救亡文学作品，用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学手法传达了抗战决心，并利用文学战场鼓舞了一大批民众站起来反抗侵略，比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夜袭》以及《科尔沁旗草原》等等。在这些东北文学中，记录了一场场战场状态下的中国景象，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国人形象，描绘了战争的沉重和战争对人性的影响。东北虽然处于荒凉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相对恶劣，气温寒冷。但在救亡图存之际，国人展现出来的情怀和行为是热烈的，是温暖的，是高亢的。
（二）东北荒寒文化的抗战性表现。东北荒寒文化真实地存在于一部部文学作品中，比如《边陲放线》、《松花江上》、《遥远的风沙》以及《老兵》等。在抗战时期，东北的文学作品在思想逻辑方面具有一致性，都会描述到战争刚到时的彷徨、恐惧，看到国人被残忍对待，祖国大好河山被肆意践踏的愤怒，以及为了保护家园的抗争。战争对东北地区的作家影响较大，为了融入抗战洪流，东北作家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笔在战斗，从未停歇。东北文学的抗战特色浓郁，比如《丰收》、《八月的乡村》、《牛车上》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直抒胸臆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怒火，并让笔下的文字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东北荒寒文化的转型分析。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东北的文化走向了转型，地区文学的新鲜感和生命力逐渐取代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知名度。比如李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激情和特色的判断。东北的文学随着和平年代的发展，毕竟体现出了北方的地域性和环境性，而且在其中暗含了民俗文化。在东北作家的作品中诗意韵味浓烈，可人们却选择性地忽略了此项特征，对其文学的战争性和时代性关注过多。后续作家的作品也基本上不再具有东北文学的文化标签，随着东北文化的不断转型，其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了一定的宗教文化，比如《大江》中的跳大神仪式，《极地之侧》中对萨满教的观察和解释等等。东北荒寒文化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重拾了原始文化的价值，并赋予了东北自然风物以灵性。
（四）转型发展中的原因分析。经过漫长的发展，东北的荒寒文化在转型发展中呈现出了跌宕起伏的状态，其原因主要与战场创作领域的消失和作家成长历程的变化以及创作兴趣的转移等密切相关。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战争中的愤怒情绪和土匪文化主题都渐渐消退，民族抗战也被民族融合所取代，东北作家的创作力分散，开始转向乡土、生存状态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现当代作家生活的空间状态完全不同于之前，因此，之前高峰群体式的写作态势逐渐消失。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快餐文化下很少有人能够沉淀下来写出更有质感的文学作品。
三、结束语
在独特审美思维体系的指引下，东北荒寒文化的存在高峰期是抗战时期，随着战争的消失，东北的荒寒文化迈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处于转型时期的东北荒寒文化更加P注的是个体内在和自我创作状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