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范文第1篇

一、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表现

何谓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最近，本人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通过调查，笔者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海事机关行使执法权力的重要方式，是有效制止违法行为的法律手段。它作为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法律的适用、证据和事实的认定等行政执法问题影响较大，这一权力行使是否得当对于树立海事执法机关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执法中，海事执法人员往往不太容易把握执法尺度。因此，对自由裁量权问题有较多的困惑。

调查中，笔者发现，近年来由于上级部门纠风力度的不断加大，多数海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已充分认识到自由裁量权与部门、行业不正之风乃至腐败之间的关系，许多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进行了规范。如在处罚幅度上，许多部门结合实际自觉地将自由裁量幅度尽可能减小，有的限定了执罚的最高额度，有的制订出了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有的索性将处罚额度规定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额度；又如在运作方式上，许多部门通过加大内、外部监督等方式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约束，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尽量做到 “公平”、“公正”、“公开”。尽管如此，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通过现场调查发现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反复无常。对同一艘船舶的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的航次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裁决结果，时重时轻；对同一船舶，不同航次、不同违法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的处罚，但处罚结果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通过对我们对收集的一些外地的处罚资料来看，各地执法人员在进行行政处罚时运用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大。如某一艘船在三个航次中都超载运输，并且每次都被查处，并进行了处罚。但是这三次的处罚结果都不同。在这三次处罚中，对超载这一违法行为的罚款分别为10000元，900元和300元。又如在我们检查的一条船舶，在从徐州装煤炭到南通的行程中，一共被罚了六次款。按规定该船的六个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都差不多，但这六次处罚的额度从200至1500元不等，裁决的结果随意性比较大，没有一个相对具体处罚标准。从以上现象来看，各地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的大。

（二）差别对待。吨位相等的不同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的违法行为而有不同的裁决结果，或者是吨位大的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违法违法行为其处罚的金额要低于吨位小的船舶；不同船舶，同一性质不同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处罚，但处罚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如某地查处的两条船舶，两条船的吨位都相差不大，而且两条船的违法行为都一样，都是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不足，按规定两条船的处罚结果也应差不多，但从处罚的结果来看，两条船在不同的时间处罚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一条处罚了300元，而另一条却被处罚了800元。

（三）对减轻行政处罚条款的滥用。减轻行政处罚即可以低于“下限”处罚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条件，有的海事行政案件根本就不符合该条件，海事执法人员也低于下限处罚，即便是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同一违法行为同样的条件各个地方在实际操作时，处罚差别很大，有的相差好几倍。

（四）主观随意性大。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仅凭主观臆断和个人好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行政执法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不严肃，一天三变。

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给广大船员造成执法不公的恶劣影响，导致执法难度的加大，更容易导致海事执法人员的徇私枉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尺子”，量事更能量执法者的素质。

二、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通过对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调查，笔者认为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所以对任何的权力都要做必要的限制。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如何防止海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一）健全海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体系主体不仅有党组织、上级机关，还应有航运企业、广大船民。对已有的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要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不遵守规章制度、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人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及时查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使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能做到行之有度、行之有序。

（二）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海事法律法规。要处理好海事法律法规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制定的海事法律法规要照顾到各级海事部门对不同等级船舶及单位的不同要求，尤其在处罚金额的制定上要更加切合实际，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以实施面对所有船舶都一律实行减轻处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早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1987 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我们期待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尽早出台的同时能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三）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复议机关对滥用自由裁量权力要进行约束，复议机关要对海事行政执法人员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是否适当进行审查。要强调海事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四）加强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海事行政执法水平。由于少数海事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个别人员甚至把自由裁量权当成一种特权，随心所欲、以权谋私，严重影响了海事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准确性和海事文明形象。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现有海事行政执法人员，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使行政执法人员熟悉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系统地掌握执法的范围、对象、权限和手段，提高实际执法能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地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不断地充实海事行政执法队伍，使得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结论

中国行政的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目前存在着诸多困难，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具体规范的法规更是比较缺乏。为此，要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去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理论（包括自由裁量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再创制一套统一有效的行政自由裁量的工作依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体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所以，我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必要性和对其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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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正明主编：《中国海事审判的理论与实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范文第2篇

5月16日，上海市发改委在其网站《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布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的通知》，就实施细则做出了详细规定。至此，上海版“一房一价”细则正式实施。

由于上海之前已出台过类似规定，此次细则注重体现对操作层面的细化和明确。总体上来说，上海细则与国家发改委此前不久公布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内容一脉相承，诸如商品房经营者应在商品房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布已登记房源信息，明确标示每幢房屋的幢号、房源套数、已登记房源套数和已登记房源实际成交均价等规定，均来自《规定》。

上海细则还根据本地特色做了相应补偿，规定销售花园住宅的，明确标示该楼盘内所有花园住宅房源套数、已登记房源套数和已登记房源实际成交均价；销售地下停车位的，应标明每个在售车位的编号、销售状态、面积和销售总价。

不过细则并未公布违规行为的具体处罚方式。相关人士表示，包括具体处罚办法在内的诸多细节，上海市发改委正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统一方案。

执行难题有望解决

此前“一房一价”执行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近日，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北京市发改委组成10个检查组，对北京市3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楼盘明码标价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11个楼盘存在未一次性公开所有预售房源、未如实标示已售房源价格等问题，将受到现金处罚。此次公布的违规楼盘涉及中海、保利、绿地、中信、中铁等多家知名企业，表明此次检查力度很大，也预示未来政策的执行力度将更强。

汉宇地产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其实“一房一价”的设想也提出多年，往年由于没有明确的处罚和要求，所以一直无法真正全面落实。而目前执行的上海细则规定：“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的，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管理政策有法可依，是实施落实的基本条件，所以针对本轮的“一房一价”调控，汉宇地产市场研究部认为能够认真执行、切实落地的可能性较大。

虚报高价难以杜绝

就在国家发改委出台《规定》没多久，北京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就曾公开表示，政策对于开发商“先抬价再降价”的变相规避行为毫无办法。而就在近日，上海已有个别开发商如法炮制。如何避免开发商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规避，《规定》没有给出答案，上海细则也没有给出答案。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价值体现；程序控制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惩处的权力。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制裁权，行政处罚权从法条中产生时起就带着自由裁量权的性质。“灵活掌握处罚是当代的进步，因为它把每个具体案件作为具体案件对待，给其以适当的处罚，立法机关所应做的是规定哪些行为应受惩罚，规定通常可以接受的惩罚极限，然后允许裁判机关决定给予每个具体违法者以恰如其分的处罚”。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要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在法定裁量权限内，自行判断、自行确定是否处罚、处罚内容、处罚幅度等，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处罚。因此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就是授予了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实体法本身无法控制该裁量权不被滥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要具备实体法的依据，就具备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 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 “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 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 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 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平、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 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3、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动作的程序中，赋予相对人必要的程序权利，就能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而实现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的目的。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给予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了解情况、陈述理由和要求，赋予他们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得到告知和教示、申请听证等程序权利，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超出“自由”的范围成为一种无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

》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表明身份程序。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执法证明或授权令，对表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权利的程序。这一制度对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言，它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公开其身份的方式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同时，这一制度还为行政回避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行政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后、之中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行政教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教示的方式上，由于教示是一种灵活的程序行为，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都可完成。但个体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最有利于相对人、最能达到教示目的选择。教示的时间，可以根据教示的不同内容和行政程序的不同阶段，在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进行。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前者包括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后者包括说明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如政策形式、公共利益、惯例、公理等。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质量要求，说明理由之瑕疵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必须给以合法、合理的解释，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它可以迫使行政主体更加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行政，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的过程的制度。回避制度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规则。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听证制度。听政制度作为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公平、民主的一种程序制度，已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听证制度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公民运用这些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进行“自卫”或“抵御”，以抵抗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政处罚行为，并缩小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5、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指规定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所规定的各种时间上的限制，行政行为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6、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除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外，要强化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不能因为行政不当不属于违法就不予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同时要靠行政机关内部操作来解决。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一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因素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海事机构可根据上述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有关本单位行政处罚的标准，这样，不仅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也便于实现本单位行政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上述各种制度将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环节上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但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制度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5]游振辉：《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6]王海东主编：《国际国内海事法规全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范文第4篇

一是罚款标准亟待提高。我国造成海洋污染的违法成本相对而言非常低，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还停留在2万元到10万元罚款的水平上。同样是超标排污，向海洋环境超标排污的代价远低于向江河、湖泊超标排污的代价。

二是沿海地区城镇污水处理企业法律责任亟待明确。企业超标污水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海，是沿海城市企业存在的较为普遍现象。海洋环境保护法缺少针对性的禁则和罚则，法律缺失亟待弥补。

三是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亟待建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仅对船舶造成的海洋油污损害制定了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而对海洋工程、海岸工程等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未给予考虑。

基于以上，宋伟建议：

一、提高海洋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建议提高罚款额度，提高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对违法行为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实施按日计罚。增设对恶意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员的拘留措施。实行“双罚制”，不仅对企业本身进行高额罚款，同时还要罚企业法定代表人。

二、弥补对间接排海企业法律责任认定的缺陷。建议参照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明确“向排海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禁则，以及“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三、赋予行政管理部门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力。一方面，首先由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者依法提出“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的要求。如违法者不按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备治理能力，主管部门指定有能力处理的单位代为治理污染，代为治理所需的全部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另一方面，对于违法设施，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而不是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如违法者逾期不拆除违法设施，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环保等部门的力量，，所需的全部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四、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建议对有权提起索赔诉讼的国家机关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分工，防止各个机关相互推诿，或者多个机关争相提讼，从而导致诉讼混乱，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范文第5篇

    原告：李文堂，男，42岁，汉族，台湾省嘉义县室内装潢职业工会会员，住台湾省嘉义市大业街77号。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桂林海关。

    法定代表人：陶机亮，关长。

    1992年3月，原告李文堂带领陈某某等10名台湾同胞，参加“大展风华”赴大陆旅行团。这11名旅行团成员都是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出发前，李文堂的朋友罗某分别以旅行团11名成员的名义购买了11张“在外售券，境内取货”的提货券（其中“本田”摩托车提货券6张，“乐声”彩电提货券5张），要李文堂帮助带上入境。3月15日，李文堂等11人乘飞机到香港。在香港机场，李文堂除留下一张提货券自己携带外，将其余10张提货券分发给陈某等10人，同时交代他们要以自己名义申报入关，并许诺事后给每人1000元台币小费。3月15日晚九时许，李文堂等11人到达桂林。李文堂代陈某等人填写了申报单，当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将11张提货券申报入关时，被桂林海关查扣。在桂林海关调查过程中，陈某等10人均证实：他们这次赴大陆目的是为了观光，而不是探亲；他们所持的提货券是罗某的，李文堂将提货券分发给他们并代填了申报单，并吩咐他们等提货券经海关盖章后仍交回给李；他们将罗某的提货券申报入关是按李文堂的吩咐去做的。李文堂对上述事实也予以承认。在3月15日、3月16日桂林海关的两次问话中，李文堂都自称籍贯广西、职业导游。

    1992年6月18日，桂林海关作出（92）第5号处罚决定，认定李文堂入境时，将11张提货券交由陈某等人以个人名义携带入境（李自带一张），逃避海关监管，骗取海关免税优惠，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将李文堂携带的以及李文堂企图通过他人携带入关的11张提货券予以没收。7月8日，李文堂申请行政复议。9月30日，桂林海关作出（92）桂关复查字第1号复议决定，维持本关（92）桂关查字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李文堂仍不服，于1992年10月30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桂林海关（92）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将被没收的11份提货券归还原告。原告诉称：桂林海关处罚错误，其理由是：（1）原告等人带券入境有法律依据；帮带提货券入境赠送大陆亲友，是一种民事行为，不是走私行为，被告处罚定性错误；（3）原告等人主观上没有走私的故意。被告辩称：原告将提货券交给他人携带入境，以伪报手法逃避海关监督，主观上具有走私故意。其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我关作出的处罚正确、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审判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桂林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条的规定，监管进出境的行李物品、查辑走私是海关的职权范围，桂林海关依法对出入境台胞的行李、物品实施监管，属合法行为。本案桂林海关所没收的由原告李文堂本人及原告交由10名台胞携带的11份提货券，事实上不属于原告本人及携带入境的10名台胞所有。但原告在入境时，其本人并要求携提货券的10名台胞都以持券者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海关总署的《海关对“在外售券、境内取货”业务的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以及《海关对“在外售券、境内取货”业务管理的补充规定》中有关在外所售的货券只准许售与回内地探亲的台湾同胞，只能由旅客本人携带入境；携带入境的行李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监管、查验，超出自用合理数量范围的，不准进境或出境等规定。原告将不属于本人的物品而以本人的名义申报入关欺骗海关企图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属伪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的规定，已构成走私行为。桂林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没收11份提货券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明知罗某委托其携带的提货券在入境办理海关手续时不能享受免税优惠，而利用首次入境台胞的名义申报入境，以获取免税优惠，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的故意，已构成走私行为。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2年12月21日作出判决，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桂林海关1992年6月18日（92）桂关查字第5号处罚决定。

    原告李文堂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其理由是：（1）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有误，将上诉人的籍贯、职业搞错；（2）上诉人带提货券入境时，没有伪报，而是按申报单的栏目逐一如实填报，这一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3）上诉人帮他人带提货券的行为属民事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桂林海关在答辩中提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李文堂走私事实确凿，应受处罚。其理由是：（1）上诉人带提货券入境时，实施了伪报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我国海关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2）上诉人的行为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走私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3）被上诉人是按上诉人自称的籍贯、职业来写处罚文书的相关部分的，这部分内容出现错误，其责任在上诉人一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误将上诉人自称的不真实的籍贯、职业情况写入决定之中，这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是，在此案中，这种失误不会导致被处罚对象有错误，也不会导致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上诉人明知本案的提货券不是旅行团成员的，但自己却具体组织安排，将这些提货券冒充为旅行团成员的物品申报入关；上诉人也明知本案提货券上旅客姓名栏目的内容是伪造的，但自己在填写11张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时，仍将这一伪造的内容冒充为真实情况向海关申报。上述行为必然使申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而这种不相符的结果正是上诉人为逃避海关监管所刻意追求的。可见，上诉人在申报本案提货券入关时，使用了伪报的手法。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摩托车、彩色电视机是我国限制进口的物品。上诉人用伪报手法，将国家限制进口的物品携带入境，这一行为已构成走私行为。上诉人在上诉中所提他本人带提货券入境的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违法事实，依照海关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没收十一张提货券的处罚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3年3月19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李文堂申报提货券时，是否使用了伪报的手法；二是李文堂携带提货券的入境行为是否属于民事行为。

    关于李文堂在申报提货券入关时是否伪报的问题。从案情看，他使用了伪报的手法，表现为：（1）他具体组织安排，将罗某的11张提货券“化整为零”，通过旅行团成员携带入关，以达到逃避关税的目的。（2）他在填写申报单时，将提货券上所伪造的内容冒充为真实情况向海关填报。提货券是罗某购买的，但购买人栏目却写上他人的名字，而按如实申报的要求，则须将提货券上购买人名字改为罗某以后才能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李文堂的行为属走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