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1篇

作为河南人的董作宾利用自己作为“本省人”的私人关系，往谒省府委员张钫、查良钊，说明安阳掘殷墟的重要性，取得张、查两委员的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正式的官方交涉，“以大学院、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公文投递于省府”，请求省政府提供协助与保护。河南省政府并不希望中央插手地方事务，接到公函后“意甚踌躇”。最终张钫、查良钊两委员在省府委员会上陈说殷墟发掘的重要性，省政府通过殷墟发掘议案。省政府发出告示通知安阳民众，并派省府科员张锡晋、教育厅秘书郭宝钧前往协助。安阳县长陈信全力支持，对史语所请求的张贴告示，派士兵保护发掘，派政府人员协助筹备工作等要求一一照办。史语所公私两方面的交涉，得到从省府到县长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史语所考古组顺利进驻河南。万事俱备之后，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发掘，时间从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分为三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滨，二区在村北，三区在村中，总共开坑40个，获字甲555片、字骨229片，共计784片，另外有陶骨蚌石多种。此次殷墟发掘收获颇丰。

1928年12月，李济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主持殷墟发掘工作。1929年3月7日，其主持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开始，工作人员对村南、村中、村北的麦地和棉田三个地点进行了调查。这次共发掘窖穴13处之多，发掘出大量兽骨、铜器、陶器还有丰富其他遗物，发掘出有字甲骨685片。李济除要求工作人员科学、系统记录每一出土文物的准确时间、地址以及地层和周围堆积物情形，还要求发掘人记录发掘中发生的情形和个人仔细观察到的情况。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这次发掘在技术上更为成熟，在发掘成果上更加显著。第二次发掘于5月10日仓促结束，冯玉祥因军队编遣问题与南京政府决裂，蒋冯战争爆发，地处要冲的安阳土匪并起，安阳县长逃跑，驻军不知去向，洹上村危在旦夕。因战争影响，董、李只得将发掘物之一部分装箱运往北平，他们没有想到此举导致河南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地方利益的代表河南图书馆馆长兼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的考虑，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河南教育时报》将史语所把古物装箱运往北平的行为称作“中研院不顾信义，违反协定”。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矛盾公开化。

二早在第一次发掘前，史语所在与省府讨论发掘事项时，因对发掘的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双方没有涉及如何处理文物的权责关系问题。第一次发掘后，发掘团收获颇丰，文物的归属、处置权等问题开始出现。何日章开始提醒省府：“殷礼为中国之国粹而安阳地中所存之龟骨等物，实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尽移植于他方则不可，为此呈请凡经公众发掘之物，尽可供海内人士之研究而原物仍留存开封。”省府于是致函中研院，要求要把发掘的龟骨等物保留在开封，但中研院回复“本院特派员在各地发掘古物，将来如何陈列，亦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馆。……贵省政府所请以掘出古物留存开封古物陈列所一节，自可酌量办理。”中研院并没有给出处置文物的明确办法，这显然使地方人士不能满意。在第二次发掘后，史语所将两次发掘的珍品运往北平导致地方人士的不满公开，何日章反对史语所继续发掘，并呈请省府向中研院交涉，“何日章呈请自动发掘安阳龟骨等器物，谢绝他方开掘，函请查照发还龟骨勿再派员前来发掘”。最终何日章获得省府与教育厅支持，以河南博物馆的名义成立了发掘队伍，在殷墟自行发掘。何还呈请省府命令安阳县政府文告，禁止史语所人员的发掘，导致史语所第三次殷墟发掘工作中途停止。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还打起了笔墨官司，傅斯年否认纠纷是中央与地方之争，更非中研院与河南学术团体之争，“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内古物为其势力范围，中央研究院无论如何迁就，彼必破坏以逞其私也”；中研院提出：“甲骨虽然出自河南，但还是属于国家。”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利益与文化的目的，认为史语所“将两次掘得古物径运北平，事前既不通知参加（省方）委员，事后亦不报告省政府”违反协定，“因复拟具计划，组织委员会从事（发掘）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对考古发掘中存在文物发掘、研究等的权责问题，政府尚无专门法律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而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已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其它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发掘甲骨等古物留在河南是可以成立的。省府和教育厅也正是据此命何日章带队发掘，何日章领导的博物馆发掘人员也是有章可循，只是他们的发掘技术、方法肯定落后于史语所。

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李济、董作宾只得返回北平与傅斯年商议。傅斯年不得不赶往南京，呈请国民政府命令省政府继续保护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并停止何日章发掘。但蒋冯大战在即，冯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不会尊奉中央的命令。官方沟通不畅，傅斯年只得求助政府上层如张继等利用私人关系寻求解决的办法。经多方疏通，史语所于11月15日重新开工，而博物院人员亦重行开工，彼此相持不下，使得发掘工作难以正常进行。面对如此棘手问题，傅斯年只得亲赴开封协商解决此事，最终中研院与省政府达成谅解，双方签订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办法规定：“为谋中央学术机关和地方政府合作起见，河南教育厅遴选学者一至二人参加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存查；安阳发掘团为研究便利起见，可以将出土古物移运适当地点，但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出土物除重复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等。”

这份合作协议详细列举了中央与地方合作方式、具体内容，初次涉及文物的发掘、处置权。傅保留了史语所对文物的研究权，其他均是照顾到地方利益。此协议的签订开创了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合作的先例，为以后史语所与山东、河南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此时与中央对立的省政府并没有支持协议的执行，傅离开封后，地方势力反对声音又起，何日章散发油印的小册子，呼吁保护地方文化，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得到地方舆论的支持。何再次组织发掘，“自（1930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彰日用工人七八十人”。傅斯年呈请国民政府命令当地政府与史语所安阳发掘团继续发掘合作，政府文官处电令地方政府恢复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停止何日章发掘。因为大战在即，与中央对峙的省政府支持地方与中央学术机构的对抗，致使发掘工作陷于停顿，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央政府失去对河南的控制。“河南忽然成为内战的中心地点，殷墟发掘因此中断”，史语所与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

三史语所殷墟发掘不单纯是一个考古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地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学术机构很难在地方开展活动。社会上，地方势力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而反对中央学术机构的发掘，双方在文物的发掘、研究和归属权上存在矛盾。法律上，政府对上述矛盾更无专门法律规定，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存在权责不明、沟通不畅等问题，导致彼此经常发生纠纷。观念上，当时考古人员被看做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在普通民众意识里，更多看到的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地方上的势力、古董商的势力都会阻挠考古发掘的进行。史语所必须克服以上困难才能顺利进行以后的发掘。中原大战以中央政府取得胜利而结束，政府完全控制了河南，组建了以刘峙为主席、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省政府。这时的省政府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史语所殷墟发掘工作，史语所重新发掘殷墟的政治条件具备。政治条件虽已解决，但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还是经常产生的纠纷，柳诒徵感叹，“今日关于文化事业之争执多也”，他认为只有通过“决定政治系统”，明确各机构权责才能避免无谓的争执。傅斯年赞同柳的见解，认为：“果中华民国有古物保管发掘法，如一切文化国家所当有者，则敝所在安阳之工作自可省去若干枝节。”于是，傅斯年、李济等学人积极呼吁政府制定文物保护法规，以规范田野发掘和文物的保存。为了推动古物保护法的制定，李济曾说：“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

李济所言不虚，作为政府文物管理机构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制定文物保护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委员会中几乎所有委员乃史语所及与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学人。在包括史语所在内的众多文物专家的推动下，中央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共14条，对文物的范围、所有权、归属权、发掘权、研究权等作出详细规定。古物法规定，所有文物无论“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属于国有”。文物范围“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针对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发掘权限不明的特点，古物法明确规定“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构为之”。学术机构的研究“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于一定期内负责保存，以供学术上之研究”。机构发掘“应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无前项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盗论”。另外，根据古物法还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1年7月，为了便于贯彻实施古物法的规定，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后因考古存在乱挖私掘等现象，为了规范发掘的行为，委员会颁布了《采掘古物规则》，实行采掘古物许可证制度。上述法规的颁布，为文物的系统保护与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规范、科学的实施。考古工作外部环境虽已解决，但田野发掘中还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比如考古发掘中怎样才能兼顾地方文化和保护利益，让地方人士参与、支持文化学术事业。傅斯年认识到，“此项考古工作，体大思博，地方政府之赞助，殊地学者之分研，实为成功之必要条件”。李济也说：“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

于是史语所借鉴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取得的成功经验，计划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一个类似机构。1931年10月，史语所与河南省政府正式协商成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合作的学术机构即河南古迹研究会。史语所委派李济为代表与省政府代表马元材拟定了合作办法。1932年2月8日，中研院与省政府合组之河南古迹研究会暂借河南博物馆开成立会，并议定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章程规定，最高机关为委员会，委员由双方分别担任。合作办法规定“保护之责，由河南省政府担任，发掘研究之责，由中央研究院担任”，这样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优势。地方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对于当时土匪、盗匪、恶霸横行的河南，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军警的保护，考古发掘工作很难进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官方保护链，即史语所与古迹研究会相互沟通后，由史语所请示中研院，再有中研院致函省府，省府把命令传达给各县。各县再将命令下达到区、乡，最后落实到遗址所在村庄予以协助保护。这看似复杂的保护链，在中国这个行政色彩浓厚的国家，却显现出很好的效果，为古迹会的田野考古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古迹研究会中史语所人员皆为优秀学人，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科学发掘技术，在田野考古的前沿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他们称得上学有专长且领导技能相当优越的精英团队，指导之责正是其所擅长。古迹会的工作则由已转入史语所的郭宝钧负责，一切掌握在史语所手中，石璋如说古迹会“是史语所的组织，整理工作时由河南古迹会负责”。通过控制、指导古迹研究会工作，史语所在河南的发掘超出了仅在安阳发掘的狭小范围，开始大规模从事全省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以便使用考古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史语所为了在民众中树立正面形象，传播考古学知识，改变人们认为考古工作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错误认识，促进民众对文物形成正确认识，史语所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杜绝私人收藏文物。史语所开始考古事业之初，李济提出“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他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人可以负荷保管他们的责任，所以一切都应该给公家保管”的主张，得到“他（董作宾）无条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与其他考古组工作同仁都极热烈支持这一立场”［12］。文物“国有”的观念成为史语所考古人员共同的认识，并得到认真执行，成为史语所的一大优良传统。这无疑对刚刚起步的田野发掘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考古工作规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演讲、办展览会等学术活动对民众进行文物保护教育。1929年，傅斯年在开封处理纠纷时，白天与各方接洽，处理各种问题，晚上则在河南大学大礼堂做学术演讲，“谈科学上的问题，发掘方法等等”，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请学生提问题，当场给以解答。傅的演讲很成功，石璋如回忆：“傅先生与学生讨论热烈，反应很成功，使得学生们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比较深刻。”

董作宾、梁思永及郭宝钧等也曾到河大作有关殷墟发掘和考古知识的专题报告，在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上述活动推动了学校教育与考古实践相结合，河大史学教授马元材、学生刘耀（后改名尹达）、石璋如、冯进贤、许同国等都曾参加殷墟发掘。刘耀、石璋如毕业后加入史语所考古组，成为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为了普及考古学知识，矫正民众对考古学的错误认识，史语所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会，通过实物教育引起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1932年2月21日史语所借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考古成绩展览会，社会各界反映热烈，“来者络绎不绝，一时称盛”，原定会期三天，后应公众要求不得不延长一天。古迹研究会也在开封举办了两次出土文物展览会。古迹研究会陈述展览活动的宗旨：“本会之展览，盖欲借古物之接触，以促进社会对古物之重视，因古物之重视，以促进古物之保存，并间接影响于盗掘盗卖者心理之矫正。”

展览活动的开办，向普通民众展示祖先辉煌的历史文化，宣传了文物保护的意义，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功能。另外，为了宣传现代考古学的意义及价值，争取舆论支持，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还积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傅斯年的《考古学的新方法》发表在《史学》，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分别发表于《史学杂志》（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与《东方杂志》，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发表在《史学杂志》。史语所上述活动的积极开展，使现代田野考古知识在学界及民众中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2篇

一

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sì＠①，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转贴于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　）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转贴于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3篇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Egypt:Land of the Pharaohs[M].Virginia:Time-Life Books，1992.

[3]N.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M].Blackwell: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4.

[4]M.L.Bierbrier.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M].London:The EgyptianExploration Society，1995.

[5]D.J.Brewer and E.Teeter.Egypt and the Egyptian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6]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考古学 李济 殷墟发掘工作 评价

李济于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1979年8月1日逝世于台湾温州街寓所。其一生可以1949年为界划成两部分：1949年以前，他致力于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领导、主持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1949年以后，移居台湾，继续在台湾从事中国考古。李济主持了1926年西阴村调查考古活动和1928年以后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为中国古史研究和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考古发掘领域引入新的方法和理论，科技手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思索田野发掘工作中最基本的方法，最基本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可以追溯到李济所领导的最初的考古活动，现在看来略显粗陋的技术，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多么不易。

一

由于李济入台以后离开中国考古学主流，当代大陆学者对其研究成果了解不多，真正深入研究的就更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派的全力批判，使得李济地位和贡献长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夏鼐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击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于是便搜罗许多不可靠的所谓的‘证据’来证明这假设。……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都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毒流。”①针对李济主张的文化多元说，夏鼐说：“多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等。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南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外因和内因割裂来……否则便是机械唯物轮的外因论。”②“搜集材料的方法既然不是科学的，再加上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做整理研究，自然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③对于李济所领导的殷墟发掘，他认为：“解放以前的殷代遗址，差不多仅限于安阳小屯的殷墟。在安阳发掘15季，目标只是想挖甲骨和铜器。”④同样作为李济同事的尹达对李济也以阶级立场的观点对李济领导的殷墟发掘提出看法，他说：“通过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的开始出现，但在解放以前的许多年，它差不多完全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因之也只能做很少的工作。”⑤阎文儒认为：“中国过去考古学者处理考古材料，所用的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如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李济的处理方法，首先以主观上的意识，作不必要的假定，向各方面找证据。把殷墟地下发掘出来的真实材料，反而变为意识中的可疑的标本。”“李济对古器物分类研究，不仅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发展，未完成器物分类上应起的作用，而且有更严重的错误认识，……李济认为以器物的用途去分类是不科学的。所以转向形态学上去研究，好像是在分类法上提高了一步。……这样的分类发，正是坐在屋中以不劳动的想法，错看劳动人民的创造。” “李济没有认识到人类从生产过程中，由于实际的需要，必定有文明产生……这样以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对待我们祖国传统文化渊源的理论，是不可容忍的。”⑥建国后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以及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研究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但在中国台湾乃至国际考古学界对李济却是一片赞誉，李济早在1940年就任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的荣誉院士，台湾中研院院长，史语所“终身研究员”，等等。许倬云认为：“李济之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几乎是不可分开的。他把收藏古董的风雅嗜好转变为探究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专门科学；他创办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心和训练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组）是他创办的，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中国唯一的考古人类学系，也是他创办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无论是大陆上，或是在台湾，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他的学生。”⑦张光直谈到他的老师李济时说：“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中国考古学塑造成现在的形态；但对我而言，他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⑧

二

李济先生的研究和论著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体现在他在中国上古史的构建问题上所做的思考。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⑨李济的这种看法代表着上古史资料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全人类不偏不倚的眼光。而李济在研究夏商文化过程中所做的大大小小的论述，体现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在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李济提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可以，但古物国有，在维护国家权利上不做任何让步，难能可贵。随着大陆学术界的日益宽松，李济先生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随着资料的日趋完善，大陆学界肯定会加深对李济先生的了解，重新定位李济先生一生的贡献。但愿“被遗忘的考古学之父”可以被人们所经常提起，毕竟在那个时代，李济带领着中国最早一批考古学学者，挑起振兴民族信心、维护民族尊严的重任，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

从1928年到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工作是抗战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发掘活动，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规模和重要性上来说，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媲美。李济虽然只是主持了第二、三、四、六、七次发掘，视察了第八和第十次发掘，但李济的领导和策划功劳是有目共睹的。正如蔡元培在招募李济为考古组主任时所说的：“以李先生在考古学的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⑩他所招揽和教导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基本上都在以后的学术和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比如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1981年卸任的台湾的史语所所长高去寻，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作为中国第一位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学者，李济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突破，对现代考古学的开创的推动之功，更体现在他对挑选他的考古人员的判断，以及对于他们的指导。董作宾与李济长期共事，经常进行学术上的讨论，相互启发，推进研究工作；梁思永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是按照李济的有关意见写成的。{11}夏鼐、高去寻、梁思永、吴金鼎、王湘、尹达、胡厚宣、郭宝钧、张光直、许倬云、宋文熏、李亦园，这些名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各自的领域书写着辉煌和传奇。而他们的老师、领导、引路人――李济，也应该被人们所怀念和敬仰。在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三季，吴金鼎在山东发现龙山文化，对当时盛行的“彩陶西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反驳，给了考古学界以坚持的动力；而在次年的后冈发掘中发现仰韶、龙山、小屯文化的三叠层，为判断先后顺序提供了例证，华北史前史年代学的基础就此确定。史前考古学在很短的时间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是中国考古学人的共同努力，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作为当时考古工作的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主任李济，他的努力和贡献怎么也无法抹杀。

注释：

①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1-2.

②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4.

③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3.

④夏鼐.考古工作的今昔――两条路线的对比.考古通讯，1957，（6）：1.

⑤尹达.考古工作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考古通讯，1958，（10）：9.

⑥阎文儒.谈谈考古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4）：66-71.

⑦该材料首见于许倬云.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心路历程.台湾：台湾文星书店，1964.转引自李光谟.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78.

⑧张光直.怀念李济.李光谟.李济与清华.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

⑨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89.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5篇

当天下午，当本刊记者进入石兴邦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喂，你是XX吗?我是老石，西安的老石啊，哦，打错了……”

放下电话，老先生笑了。“你看，我这脑子，一个数字记错，就打错电话了。让人家还把我说了一顿。呵呵!”

老先生很豁达，两次打错电话，他归结于自己记性不好。但在之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老先生对数千年间亲历的许多重大考古事件却记得清清楚楚。

难忘半坡考古激情岁月

石兴邦是陕西耀县人，生于1923年，他的考古生涯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同步的。

1953年，石兴邦带领陕西考古发掘团到西安地区做调查研究。1954年到1958年期间，他担任由中央文物局。北京大学。北京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第三期总辅导，训练班选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半坡一带实习考察。此时他的工作单位虽然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但他相当多的时间却花在西安半坡的考古工地上。

半坡遗址的发掘和半坡博物馆的成立，是秦俑坑发掘之前陕西最引起世界瞩目的考古事件。而正当而立之年的石兴邦也因负责半坡遗址考古发掘而驰誉遐迩。石兴邦告诉记者，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有两件东西的发现令当时的考古人员欢呼惊奇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有一个完整的土木建筑的房子倒塌后被深埋地下，当考古队员发现时，倒塌的房子还是最初倒塌后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动，保存得非常非常完整。那可是史前人类建造的住所啊!”回忆至此，老人满脸的陶醉。“还有一小罐罐小米，出土时几乎所有在场人都喷啧称奇。刚发现罐罐时，大家都非常好奇里面会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小米，和现在的小米一模一样，只是米瓤已经没了，空空的壳子，这些东西对后人研究史前人类生活状况都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1984年，石兴邦第二次被陕西省领导从北京要回到陕西后，开始扎根故土，潜心于民族悠久历史的探寻。从那时起，石兴邦就一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担任领导，坐镇指挥全省的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在1984年到1987年，石兴邦先后主持和负责了秦始皇兵马俑二期发掘工作和举世闻名的法门寺地宫发掘工作。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都凝聚了石兴邦的无数心血。

感叹佛指舍利面世一刻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是石兴邦终生难忘的诸多大事中的一件。

1987年，位于陕西境内的法门寺一座宝塔倒塌。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立即带领考古队前往进行保护清理。

1987年2月28日，考古队正式清理塔基。4月3日上午10时许，覆盖地宫天并的方形石板(已成碎块)被移开，一柱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亮了千年的黑暗，而回报这微光的是封闭了千余年的金碧辉煌。1987年5月4日，地宫文物清理工作结束，进入整理阶段，开始依次打开置于后室正中部的八重宝函。5月5日凌晨。打开了纯金四门塔，露出了塔座银柱上竖立的白色如玉的管状物，与地宫真身志文所记述的佛指舍利相符。令人称奇的是，佛指舍利面世这一天正是旧历四月初八――佛诞节。

时至今日，石兴邦仍难以掩饰激动之情，两只手非常夸张地伸开，给记者比划着当年的发掘情景。

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有地下密室。在准备打开密室石门之前，法门寺的法师先进行了一番诵经祈祷。打开一道石门后就发现了现在的地宫。“当时打开地宫石门后，发现地宫内共有三个室，后来被称作前殿、中殿和后室。三个室内都放着许多东西，之前有记载说这里有东西，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摆放，所以先往外清理。那时，大大小小的宝贝一件件往外挪时，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是干劲十足，有时甚至连夜清理，大家也没有怨言。佛指舍利是在后室中发现的。”当时，考古人员发现后室地下有个坎，挖开后里面埋有一个镏金的盒子。放置得这么奇怪肯定是很重要。整理时打开这个盒子，发现里面有个小小的玉石棺材，里面装着一节长约6厘米、粗约3厘米的青黄色管状物。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考古学家激动得大喊“不得了，佛指舍利!”

“当时出土的东西大到几百块(组)，小到几千件，那真的是叫壮观!发掘出了释迦牟尼佛祖的一节指骨，同时让佛教界所指的佛祖陵地所在得以面世!”石兴邦连连发出这样的感叹

文物保护是第一

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历史上，除了半坡遗址和法门寺地宫，秦俑坑发掘则是陕西另一件最引起世界瞩目的考古事件。

1984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始对秦始皇兵马俑整理发掘，在此次被称为秦始皇兵马俑二期发掘工作中，石兴邦兼任考古队队长。“考古工作确实很辛苦，为了发掘秦俑，大家拿着小刷子，小铲子，一点一点地干，我们20多个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共发掘了100多平方米，现在秦俑1号坑中间部分的大量车马俑就是那时挖出来的。刚出土时有的俑还是彩色的，据说现在都掉色了!”讲到这些，石兴邦很是惋惜。

不久前，有媒体刊发了有关“百年后兵马俑会变煤坑”的报道。对此，石兴邦说，其实文章中专家的一些说法也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认为。现在随着西安知名度的提高，前往兵马俑参观的游客会越来越多，带来的细菌也会越多，这肯定对秦俑有损害，出土的彩俑颜色变淡就是事实存在。所以应该在观众和文物之间采取一些防护办法，尽量减少人和文物的接触。

石兴邦对文物保护有自己的看法。“保护是第一位的，保护好了，什么时候发掘都可以，现在不保护，到时候还能发掘什么啊？”他说，看到或听到一些工地施工将文物损毁，真的令他很难过。近年来陕西经济大发展，省内建筑工地开工较多，对于这个随时都可能挖出古迹的文物大省来说。必须采取节制措施，不必要开挖的不要开挖。特别是在古代文化区内，一定要节制开发使用文化土地面积。

发掘乾陵是暮年的愿望

石兴邦与文物考古打了一辈子交道，至今热情依然未减。尽管已经是日2岁的老者了，但他说此生还有一大愿望没有实现，那就是发掘乾陵。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李瑞环同志到西安考察时曾对陕西提出两项任务：第一，整修黄帝陵；第二，发掘乾陵。到目前，黄帝陵整修已经快完工，发掘乾陵则成了石兴邦的进入老境之后的一大愿望。石兴邦认为，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如果发掘，它比秦始皇兵马俑更能引起世人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