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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范文精选

考古

考古范文第1篇

一、科技考古世纪沧桑

20世纪早期,地质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航空遥感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便逐渐用于考古调查和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碳十四测年、分子生物学等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考古学注入了更多科技元素。北美新考古学派的兴起及其对实证主义的推崇,更是加速了科技考古的发展。1924年,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就提倡“除考古学家外,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学者,与热心赞助本会会务者,协力合作”。当此之时,王琎对五铢钱等进行了成分分析,杨钟健对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动物遗存进行了专门研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之形成》的主体部分便是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为代表的新中国考古学家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动植物残骸、人类遗骸、冶金遗物、陶瓷制品等相关遗存的收集与研究工作,还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20世纪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至第五阶段的推进,科技考古逐渐走向深入。

二、承担更多学科责任

这是对科技考古的肯定,激励着科技考古工作者承担更多的学科责任。近些年,随着科技考古相关方法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考古逐渐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念之一。相关案例不胜枚举,河南二里头遗址与陕西血池遗址的相关研究即是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伊洛河交汇之处,是东亚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点,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介入最全的一处遗址,研究团队集结了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玉器与陶器科技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揭示,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当时伊河与洛河汇合于遗址以西后,流经遗址以南,形成了二里头依山傍水之势。二里头文化继承了龙山文化晚期粟、黍、稻、麦、豆同时种植的谷物农业和猪、狗、黄牛和羊共同饲养的家畜饲养业。其中,粟作农业是二里头先民的主要生计,也是猪、狗、黄牛主要的饲料来源。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存在高比例的外来人群和家畜,这应与人群、动物资源向都城汇入有关。二里头遗址手工业生产需要的金属矿产、玉石资源、白陶等原材料与产品皆有复杂的资源网络,相关产业链和核心技术则主要由服务于王权的贵族与专业化工匠所掌控。概而言之,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综合研究丰富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内涵,实证了二里头王国坚实的经济基础、发达的资源网络和高超的政治文明。血池遗址是陕西凤翔秦故都雍城西北郊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据考证,该遗址与秦汉时期部级祭天场所“雍畤”有关。司马迁曾随汉武帝前往雍畤祭天,并在《史记》中记载“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如今,与祭品相关的文献早已散佚湮灭,要复原这段历史,只有考古学能担此重任。2016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一系列田野发掘出土了大型宫殿建筑、祭祀坛场、祭祀坑、附属道路系统等祭祀设施,玉器、木质车马与青铜车马器等祭品,以及大量马、牛、羊等动物牺牲残骸。其中,祭祀坑所用马牲的综合研究涵盖了动物考古、食性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方向,集中体现了科技考古对考古学研究的巨大贡献。研究发现,马牲的年龄基本在2岁左右,相当于《说文》中“驹”的年龄。颜色以栗色为主,运动资质较为平庸。马牲来源地较广,应是依托当时的马政系统,主要由分布于西北边郡的牧师苑征集而来,在杀祭之前它们曾被用粟、黍及谷草集中饲养过一段时间。这些工作实证了《周礼》“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记载,为研究“祀贡”制度提供了证据。二里头遗址与血池遗址的研究是科技考古助力考古学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代表性案例。近年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项目的推动下,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的科技考古还将在书写人类历史的考古实践中肩负更重要的学科责任。

三、推动“三大体系”建设

考古范文第2篇

岩阴山脚遗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队调查发现了岩阴山脚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m,东西宽约100m,面积达15000km2(如图4所示)。遗址所在地现已规划成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场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来,当地村民在此开荒改田,修坟立碑,尤其是近几年滥采铁、铜矿石,遗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配合新馆建设,2012年6月至今,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前,对遗址进行普钻,掌握了遗址范围和文化堆积情况;然后选择适宜地段布置探方发掘,以尽可能了解遗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点在遗址南区和北区布5×5m探方26个,面积650m2,现已基本完成发掘工作(如图5所示)。暑去冬来,发掘工作精细严谨,初步了解到遗址功能分区和文化内涵。文化遗存的时代主要为东周和清代。在遗址南区和中部已揭露冶炼场和选矿场2处,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1座。出土了一批矿冶生产和生活遗物,尤其以东周遗迹较为丰富。发现的主要遗迹如下:1)南部发掘区。揭露一处含选矿的冶炼场,遗迹十分丰富。其中有选矿场铁矿石堆积遗迹1处、硬壳状遗迹1处、炉基遗迹1处、和泥池2个、脚印35枚、工棚柱洞8个等(如图6所示)。选矿场位于冶炼场东边缓坡地带。在东西长15m、南北宽约10m的红色粘土上,遗存有1处铁矿石堆积。经地矿和选矿专家共同鉴定,铁矿石多属品位较高的“平炉矿铁”,目测含铁量可达40%~60%。由于选矿场遭到晚期人为严重破坏,故铁矿石堆积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图7所示)。工棚遗迹位于选矿场西边,有8个柱础洞,排列有序,据推测是当时冶匠为避雨防晒用木料搭建的工棚。灰坑(垃圾坑)2座,叠压在选矿场下。灰坑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坑底呈锅底状。灰坑内堆满灰褐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小块铁矿石及少量东周陶器残片,陶器类见有罐、甗。硬壳状遗迹残存范围达48m2,疑似炼渣(如图8所示)。地层断面可见该炼渣有3层叠压,每层渣体呈大面积的薄形硬壳状,厚0.6~1cm,质地坚硬,灰褐色。3层之间或夹有浅黄色土或灰黑色土,这种硬壳状“炼渣”为首次发现。经鄂东南地质大队实验室对这种硬壳状“炼渣”进行初步检验和光谱分析,发现它以硅化铁物为主,还含有铝、铜、磷、钛、钙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铜含量0.8%。为了弄清疑似“炼渣”的性质和成因,我们多次请矿冶专家进行现场分析鉴定,但对其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说和自然形成说二种。结合地层等关系,我们认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为圆形,呈锅底状(如图9所示)。清理时,池内堆满揉和过的高岭土和红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质粘性大,并夹杂2块东周陶片,初步推定该粘土用于涂抹炼炉缸内壁,为一种耐火材料。在冶炼炉基旁边超过10m2的黄土面上,先后发现足迹35枚(如图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单个脚印(如图11所示),又有多个相互踩踏的脚印,弥足珍贵。为了确定足迹真实性,进一步弄清足迹的类别、人体身高、行走姿势、保存环境等历史信息,我们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法医师张继宗教授、足迹学专家刘伟平、武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刑侦专家郑道利等携带专业器材赴现场,共同对考古人员发现的足迹进行检测鉴定。专家们为了尽量原地保护足迹现状,首先非常谨慎地对考古方法标记的27枚足迹随机选取4枚(足迹编号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划的足迹轮廓线条,均露出原始足迹的面貌,结果证明,考古方法发现的足迹真实可信。接着,专家们还在已发现的27枚足迹之间的空白地带轻刮足迹承载体(即黄土界面),再次发现8枚足迹(编号为28~35),足迹总数达35枚。经对上述12枚足迹现场取证,室内对比分析鉴定,确认12枚足迹皆为古人赤足脚印。其中部分赤足脚印完整,部分只能显示赤足轮廓,有的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长者26cm、短者25cm,从而推测12个足迹中起码为2人所留存。专家们还根据现在群体足长与人体身高关系推断,赤足中一人身高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结合部分赤足有重压痕偏外、横向移位等痕迹,确定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反映了当时冶匠搬运什物的劳动场景。2)中北部发掘区,已揭露面积达58m2的冶炼堆积1处,土色呈黑灰色,从发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乱挖铁铜矿石废弃的断面观察,这层堆积从岩阴山腰向山脚延伸,如此大范围的堆积绝非偶然,应是若干炼炉长期生产所致。在所发掘探方之中,这种黑灰色堆积层较厚,包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局部堆积还含有一层铁矿粉和较多经人工整粒遗弃的小块铁矿石。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炼渣(如图12所示)、氧化铜块(如图13所示)、炼炉残块及东周陶片等,说明黑灰色堆积层应为东周时期的冶炼后废弃堆积物,可佐证此地应是冶炼区。3)遗址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编号J1)1座,圆井开口略大,往下渐渐变小,至井底收缩成近长方形(如图14所示)。圆井口径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开凿于高岭土层,其下1.72m深则开凿于高岭石化层。井口周壁有古人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绳槽痕。井内填土可分为3层,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东周时期陶盆、罐等残片,还有数十块铁矿石、石块,木炭、竹器残片、横向支撑木(如图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图16所示)。由于该矿井中的石质层未发现铜铁矿脉,推测是当时的矿师果断放弃了探矿井。探矿井遂成为垃圾坑,不久,因某种原因对探矿井又进行一次彻底填平。我们挖掘探矿井时,在相距古井口西边约25m的高坡处,适逢鄂东南地矿大队的一座探矿钻塔正在机械作业,钻孔编号为2303,最终孔深达1086.52m。据说,钻孔岩芯因一直未见铜铁矿层而停钻撤离。比较古今探矿井孔,勘探结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矿师高超的探矿技术。

对遗址保护区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区内开展专题调查,发现了12处冶炼遗址,不仅填补了保护区文物点的空白,而且初步认识到这里的冶炼遗址都分布于采矿点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频临溪湖之畔的特点,这为探讨古代采冶结合、就采冶炼、临水选址的理念提供了实物资料。2)岩阴山脚遗址的初步发掘,发掘出一批东周灰坑、选矿场、冶炼堆积、灰沟等遗存,丰富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在遗址上所发现的选矿场遗存,大批高品位铁矿石及废石有序的堆积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炼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对矿料进行过一次初选,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矿石搬运成本,而且确保了矿料的质量,反映了古代冶匠严谨的选矿程序和娴熟的选矿技术。3)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口圆形探矿井,增添了以往发现探矿井的种类。尽管仅发现一口探矿井,井周壁没有以往发现的方形竖井常常采用较密集的竖向支撑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圆形井壁对外形成张力的安全性,可节省支撑木用料的认识和快捷凿井方法均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矿技术的变革和探矿水平的提升。4)多学科协作成为本次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岩阴山脚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超出了预期收获,许多遗存为首次发现。其一,岩阴山脚遗址发掘出土最多的是各类矿石及废石,生活陶器残片极少,经地矿专家对出土的矿石进行鉴定,以铁矿石为主,可作为确定遗址性质、功能的参考物;其二,对新发现的2种疑似炼渣,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秦颖教授等进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鉴定意见一旦给出,可作为判定遗存性质的重要依据;其三,在岩阴山脚遗址南区选矿与冶炼场所发现的35枚足迹,弥足珍贵。经公安部物证中心权威法医师和足迹专家现场勘测和鉴定,获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迹信息,这批足迹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冶炼(或选矿)遗址上首次发现数量最多、保存状况最好、足迹者身份最明显、时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迹,填补了矿冶考古空白;其四,发掘中十分注意对每个遗迹收集土样,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植物考古的博士来现场进行浮选,对少数出土的植物标本做初步的鉴定工作。浮选植物样本是一项基础工作,可进一步研究古代岩阴山脚遗址乃至铜绿山一带的气候、农作物、植被种类和人们食物组成等方面的内容,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活动在遗址上的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遗址的内涵。因此,下一步计划将浮选出的样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学科合作的考古成果,为深入开展矿冶史研究、科学制定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管理计划,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同时,为了保护好揭露出的各类遗迹,以便将来展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遗”工作,经专家论证,现已暂作回填保护处理。5)结合以往资料和新获矿冶考古成果,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本地区古代矿冶遗存的宏观探究内容应包括铜、铁等资源开发的源流、工匠族群来源、掌管铜、铁的政治集团及铜、铁资源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贡献等;除矿冶遗存是我们保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外,遗址区域内及鄂东南地域的同时性和历时性,古代工匠居住废墟、农业生产区、燃料生产地、城址、水运码头、墓葬及粗炼铜、铁输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错的链条节点,都应列入古矿冶调查、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都是复原和展示矿冶文化不可忽视的对象,也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建成独具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申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遗产资源。

本文作者:陈树祥冯海潮席奇峰张国祥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雕塑艺术结合研究奠基者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协陕西分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子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雕塑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1990年,先生以93岁高龄寿终,将近一个世纪致力于美术教育、考古和雕塑,一生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为重振中国的考古和雕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现代考古和雕塑艺术的奠基者之一。

王子云,189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16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后,在北京从事美术教育和“五四”新美术活动;1926年任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任职期间,发起了“南京美术展览会。”1928年受聘为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讲师,曾协助学校在上海、日本东京举办国际性的美术交流活动。

王子云一直注重提携、奖掖后进。在北京从教期间,他发现北京美术学校学生、萧县同乡刘开渠精于绘画和雕塑的特点,了解到他因为经济拮据,难以继续读书的情况后,便慷慨解囊,并积极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对他施以救助,帮助刘开渠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进入暮年的刘开渠深情地回忆说:“二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时,只有十几岁,举目无亲,生活难以为继,王子云老师接济我、鼓励我、帮助我寻求半工半读的办法,并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援助我。毕业以后,又鼓励我到法国学习雕塑,使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憧憬与渴望。我1933年回国以后在国立杭州艺专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他1937年留学归来,立即到杭州艺专任教,支持我、壮大我所在的雕塑系,和我一起共同培养雕塑人材。他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栽培和支持。”

在他的帮助下,还成就了著名花鸟、篆刻艺术家王青芳。王青芳是他的堂弟,在王子云先生的资助下,1923年入北京美术学校学习,并根据他的特长,引荐他拜国画名家陈师曾、萧谦中、王梦白,国画学会的金拱北和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师。后来,王青芳集中精力向齐白石学习花鸟画和篆刻治印,并在篆刻基础上研究木刻版画,曾刻有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维等古代文学艺术家画像存世,号称“万版楼主”,求刻、求画者不绝于门,是名动京师的著名花鸟画家和篆刻艺术家。

王子云自幼钟情于雕塑艺术。在艺术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以后,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唐末五代一直到清代的漫长历程中,在内容、题材方面逐渐世俗化,而造型作风却松驰纤细,特别是到了清末,雕塑制作繁琐、庸俗,古代雕塑艺术的大气磅礴、质朴遒劲、富有含蓄的艺术造型风格已很难寻觅,重新振兴雕塑艺术已迫在眉睫。1931年,已步入中年的王子云毅然放弃安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继他的得意门生,后来的雕塑泰斗刘开渠之后负笈到法兰西学习雕塑,从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借鉴西洋雕塑,融西洋雕塑的写实风格于中国雕塑,吸纳西方的考古手段研究中国古代雕塑。而终极目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发展中国的现代雕塑艺术,使现代雕塑更精确、更完美。他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为了进一步研究雕塑艺术,又转入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校雕塑系就读,并以优异成绩被法国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克教授选为入室弟子。他夜以继日地苦学、苦练,决心要在巴黎这座艺术殿堂里为中国人寻找一块展示自己的地方。他的油画作品《杭州之雨》、《巴黎协和广场》和雕塑作品《少女》等先后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春季沙龙”、“独立沙龙”等美术展览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载入法国《现代艺术家辞典》的唯一中国画家。留学期间,他曾趁假期到意大利、希腊、德国观摩,考察西方雕塑艺术,佛罗伦萨的乌菲济艺术馆、雅典城邦丰富而辉煌的雕刻、浮雕艺术强烈地震撼了他的灵魂,给了他丰富的启迪。他领悟到:那些巨大的石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不善于运用独特的雕塑语言充分地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要如此,只有作者把对客观世界的真诚感受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准确地表现出来,在完美的艺术语境中恰如其分地诠释,才能使观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起艺术品。他精心研究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的雕塑艺术。他们的创作以精湛、完美的技巧,壮阔、宏伟的气魄和透彻、深刻的思想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以丰富多样的雕塑手法,塑造出神态栩栩如生和富有极强表现力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要沿着他们开拓的创作道路前进。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雕塑艺术在刘开渠等的倡导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一天天多起来。以刘开渠、王子云为代表的雕塑艺术家大声疾呼、著书立说,极力从意识领域挽救中国雕塑的严重危机,并以创作实践,兑现自己的主张,通过雕塑反映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使中国雕塑艺术出现了一洗颓靡之风的重大转折,在中国雕塑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0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已经燃烧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抢救收集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文物和艺术品,往返10万里,在大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考察,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就发现数百处(件),速写图、写生图、照片、拓片、摹本和大量的堪称国内艺术文物界首例的模铸不胜枚举。他们翻铸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石雕,风格雄健质朴,大气磅礴,反映了西汉王朝强大的国力。这类作品在西安“汉唐陵墓艺术展览会”展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自信心。受到教育的除了普通民众,诸如国民政府的要员陈立夫、张继、周钟岳,文化名人郭沫若,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等也都给予极高评价。

从二十年代起,王子云先生任教于北京美术学校、中山大学、杭州西湖艺术院。1937年留法回国后,又先后任教于杭州艺专、南京艺专、西北大学;建国后任教于成都美专、西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在他看来,中国要培养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雕塑艺术家,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而把雕塑艺术教育普及到全社会,借此教育全体国民,增进民族意识,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更为重要。同时,广大群众对雕塑艺术品的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也能成长一批民间雕塑人材。1941年,他率团到达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对历代壁画和雕塑临摹和系统研究,那满窟满室、丰富多彩的壁画和塑像灿如繁星,尤其千佛洞第79窟以真人为雕塑范本的泥塑菩萨,上身赤裸,面部粉白黛黑,形象逼真,禁欲主义的色彩大大收敛了,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考察归来,他冲破重重阻力,在山城重庆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并敦促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文物管理所,这对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陕西是周秦、汉唐故地,是中国固有文明之所在,1945年到1948年,他自费徒步对陕西文物古迹,特别是对唐陵墓艺术进行调查研究,曾不止一次地去茂陵汉武帝墓、霍去病墓仔细考察,并对东汉厚葬之风遗留的大量文物和埋葬在陕西汉中一带、绵亘三百余里的唐代十八帝王陵墓上的石雕进行了反复研究:献陵石虎概括而写实的风格,昭陵六骏生动的造型和英俊、刚毅的神韵,乾陵石雕强大而又堂皇的阵容,以及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建造的顺陵立狮、坐狮高大而威猛的气势,无不闪现着光辉灿烂的大唐气象。抗战胜利以后,王子云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他利用教学之余搜罗、研究西安内外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在西安街头巷尾的寻觅里,发现了唐代韦氏合葬石椁和被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的唐代女性断臂石雕,这在中国考古史和雕塑艺术研究领域均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期间,他还编写了《汉唐陵墓艺术》、《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秦汉瓦当图录》等书稿,给有志于学习研究考古学和雕塑装饰艺术的后辈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上世纪七十年初,他受国家指派,到全国各地考察古代陵墓、研究出土文物。当时,各地派性斗争仍在延续,地方机构很难行使职权,考察困难重重。期间,他曾回到故乡萧县考察,县里只能委派一名股长接待,车辆和吃、住安排颇费周折,但他毫无怨言。以耄耋之年,老衰之躯穿梭于山岗、河湖、原野之间,每至夜深才能回到住处,饭后仍挑灯夜战,整理考察笔记。以后,又考察了山东济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江苏铜山县的汉墓、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的“随葬俑坑”,贵州兴义出土的东汉铜马等等,足迹遍及全国,他呕心沥血,为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日日夜夜穷思苦索。

他的传世雕塑作品很多,先后为解放川西烈士建造了《无名英雄像》,设计了解放临汾、太原攻城战雕塑模型,革命圣地延安模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内的雕塑等等,为现代雕塑艺术增添了一笔笔经典之作。

王子云先生还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和美术史论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画》、《中国美术简史》、《中国古代雕塑百图》、《陕西石雕刻》和70余万字的我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60余万字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为我们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参考文献:

1、萧县英才,中共萧县县委组织部、萧县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

考古范文第4篇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向获得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学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祝贺!向精心组织此次评奖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来自国内考古学界的专家评委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学养深厚,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以学风严谨、实事求是著称,促成了一大批优秀考古学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献的稿费作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继承了夏先生生前的优良传统,该奖自设立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日益成为国内考古学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项的评选对我国考古学的学风建设、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已经举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共有37项考古成果获奖,其中包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奖的成果中,田野考古报告达33项,约占获奖总数的90%。获得本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郑州商城》、《桂林甑皮岩》、《西汉礼制建筑》、《舞阳贾湖》、《盘龙城》、《马桥》、《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发掘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相结合的典范。另外一项获奖成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虽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类型的田野考古报告。由此可见,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是评委们关注的重点,这与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础工作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和科技含量、加强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促进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列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一批考古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较高水平的发掘工地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不断涌现出来,最近我们对考古报告出版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仅近三年国内出版考古报告专刊就达120余部,近五年考古报告出版的数量已占到建国以来的考古报告数量的40%,与此同时,考古学相关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考古范文第5篇

一增强国民对于国家历史的了解与对本民族的认同

高句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于高句丽历史探究的加深有助于增强群众的民族意识以及国家认同感,并纠正关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甚至许多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民族、历史都不甚了解,历史与考古的发展与宣传无疑使得这个情况得到很大改善。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讨论开始后,有些国民在不了解高句丽历史的情况下,将高句丽与高丽等同,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史,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有些人认为隋唐时期对高句丽的战争属于中国对古代朝鲜的侵略战争。而如上文所说,既然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民族,且高句丽政权只是中国辖区之内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而非独立国家,那么隋唐时期对高句丽的战争的性质就不属于侵略战争。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依旧存在模糊的认识。事实上,隋唐时期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就是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征讨地方政权这个大原则下进行的,故而不存在侵略一说。历史上的中国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不是中外关系,而是国内民族关系。我们需要站在全国各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由此来说,其还起到了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作用。高句丽归属问题一经提出得到了中韩两国以及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历史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将由高句丽向其他边境政权和民族扩展。这种边疆研究的兴起将更好的加强学者们和其他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激励国民更好的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国家政治、文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对于高句丽历史的正确认识不仅能够加强本民族的民族认同,也有助于韩国对于自己民族的正确定位。就中国而言,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就朝鲜半岛而言,高句丽族是半岛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史观。事实上,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应该控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立场尽量的客观。然而韩国在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其表现为对东北工程的一味批判,甚至出现“收复高句丽失地”、与中国进行“历史战争”等偏激观点。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带有太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出现政治化的倾向,应该极力避免。而在这个时候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就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其意义根源就是对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挖掘能够加强人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关注,增强民族认同感。使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了解更为真实和客观。

二对于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上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方面主要有四点:其一,校勘正误。对于历史的探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高句丽历史的发展得益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作用。其研究成果使得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错误认识得以纠正。同时也校正了许多之前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促进了求真务实、寻求根据的历史研究风气的形成。其二,促进考古学研究的进步,引起众人对于历史研究的关注。将深入研究高句丽历史与其知识的普及邮寄的结合起来。使得更多人产生对历史的兴趣,从而投身到历史研究的事业中来。高句丽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热点也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历史热”。其三,加强了民族文化保护。高句丽遗址于2004年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请世界遗产的成功使人们更加注意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激发了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觉醒,有利于产生民族文化自豪感。保护、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其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高句丽历史与考古问题的研究方向涉及到中朝边界的形成以及中国与朝鲜的历史演变。中韩学者可以在共同研究高句丽历史的基础上完成文化交流。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三点内容:其一,随着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现的增多有助于发挥高句丽遗址的经济效益。其出土的文物和历史遗址能够促进集安和通化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为出版业提供机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历史知识出版物提供素材,完成由文化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关于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专著图集就很多,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出版行业的发展。其三,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交流。随着国家之间学术访问和旅游的兴起也会带动经济的交流。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争论吸引了国际各方的关注,从某种角度来说提高了东北地区的知名度,为吸引外资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契机。综上所述,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探究不仅推进了学术成果的进步,同时还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对于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文化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明瑶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