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形成范文第1篇

自然博物馆是在采集、收藏、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标本和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将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给观众。向观众展示出我国富饶的自然资源，揭示出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我国人民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及保护自然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生产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特别是青少年感知历史、认识现在、探索未来的文化殿堂[1]。日本及欧盟许多国家都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把博物馆开辟为第二课堂。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博物馆与义务教育的紧密结合，对于普及科学认识、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自然博物馆的作用及特点

标本资源丰富。自然博物馆以收集、保藏动物、植物、古生物化石等为职能，是一个区域甚至囊括世界的物种集合体。是学习和研究生物多样性、生物物种分类的极佳对象。

研究资料具体详实。每一件标本都有采集地、采集人、采集时间、制作人、标本量度等基本资料，这些资料是真实反映该物种当时的生活状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特别是某些已经灭绝物种的珍贵资料，在自然博物馆里不但可以看到标本，更能查阅详细的数据资料。

数字化标本数量庞大。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自然博物馆在标本采集上也有了质的改变。从原始的采集生物体，正逐步向采集生物体照片、影像等资料过度。一方面提高了对物种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生动直观的反应了生物体存在的状态。

潜在科研价值极高。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博物馆的动植物标本，即是陈列的主要构成元素，同时也是现代宏观生物学、遗传学的有利研究对象。

接待观众群体中，青少年游客为主要参观对象。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中小学课堂上开设如自然、生物、地理等课程，增添了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与爱好。自然博物馆庞当的收藏、陈列，是中小学生课堂外对物种直观认识的强有力补充。以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为例，2011年至2013年，累计接待126家中小学团体参观，总人数为134874人次。

二、中小学自然学科教学现状

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这是当代社会发展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历次对教育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教育改革， 都包含了对科学素养的追求。2001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提出培养科学素养。但我国在学生科W素养培养的教育实践上，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揭示这些问题， 探讨其原因，提出改善科学素养培养的建议， 应是当前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紧迫问题。[2]我国中小学自然类学科教学现状，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课堂讲授为主，实验为辅。目前中小学自然学科的讲授，多数以教师课堂讲授知识，结合实验完成。此种模式，在长期的教学中，容易形成过分重视考试、分数等，忽略了对学生的发展方向的培养，以及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科学思维模式的建立和巩固过程。

2、过于关注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忽略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和能力的培养。现行义务教育，不仅要求学校完成对学生知识的讲授，还要求教育工作者完成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工作。而现行教育中，多数由于考试模式的存在，使得学校、学生、社会往往更加关注学生的成绩，造成“高分低能”现象的出现。

3、轻视的思维模式、科学的素养观建立。对于问题的认知、解决，往往更加关注于如何解决问题，得到相应的分数，形成纵向单一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在解题过程中，是靠什么样的思维来考虑，在解决过程中，发现其他问题的横向联想思维。良好的科学家，不仅仅是能解决单一问题，而且能从单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联想和发掘出更多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这种钻研过程，就是科学素养观的建立和发展。

三、建立“自然博物馆-学校”模式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学生从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往往相对滞后。这一问题，是全球范围性的。但欧美教育中，往往侧重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建立和培养。有了一个良好的科学思维模式，和相对应的实践能力，就能培养出相应的人才。在投入社会后，能很快适应，发现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机械的去单一解答问题。

自然博物馆作为公众单位，服务是博物馆的第一要务。不仅包括对游客的参观游览过程中的服务，更应该包括对特殊游客群体的知识性教育。目前中小学自然、地理、生物等学习的教育，主要是课堂讲授与实验相结合，由于学校的场地、资源等条件限制等因素，相对缺少必要的实践过程。而自然博物馆作为一种公众资源，是对该类课程的良好补充。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探讨讲课堂转移到博物馆内讲授、可以请博物馆的相关专业人员作为学校的课外教师，形成“自然博物馆―学校”模式，来共同完成对相关自然学科的教学任务，让自然资源、知识、能力完成优化整合，使学生即完成了学习任务，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了感性和理性认知的结合，形成了科学思维模式、科学素养观的形成和巩固。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的形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 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自然科学的形成范文第3篇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自然科学的形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 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 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 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 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 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 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 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 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 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 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 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 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 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 、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 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 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 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 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 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 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 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 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 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 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 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 终结，相反， 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 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 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 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 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 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 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 国 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 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 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 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 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 “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 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 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 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 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 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 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 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 “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 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 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 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 ”、“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 入歧 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 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 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 ，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 、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 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 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 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 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 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 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 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 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 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 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 它打破了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 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 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 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 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 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 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 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 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 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 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 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 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 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 ，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 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 “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 “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 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 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 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 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 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反社会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 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 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 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 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 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 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 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 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 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 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 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 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 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 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 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 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 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 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 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 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 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 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 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 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 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 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 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 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 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 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 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 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 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 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 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 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阉割 ，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 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 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 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 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 1.505.

自然科学的形成范文第5篇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原义是关于世界本原或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学说，即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学说。公元前1世纪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的第11代传人安德罗尼柯在编辑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亚里士多德的有关研究第一原因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质的、静止不动的存在的著作，放在研究世界运动变化的著作（physics）之后，取名为meta-physics，直译应为“后物理学”。由于在metaphysics中，亚里士多德研究讨论的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世界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本身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把它称为“第一哲学”），而这些问题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是无法感知的、超验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借用《易经》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值得指出的是，按照中国《易经》中的意思把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并且按《易经》中的思想理解“形而上学”，其实与西方人自己对meta-physics的理解是有较大差异的。差异之一是，中国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比如说“道”、“太极”、“元气”等，所以人们也无法用语言把它们的真实含义明确地表达出来，要想真正把握它们，只有通过直觉、内省、觉悟，即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体会；但西方人认为，尽管事物的本原、原理和事物背后的原因（柏拉图称为“理念”世界）是人类的感官无法感知的，但人类可以用理性思维去把握它、认识它（这也是古希腊人崇尚理性主义的重要原因）。差异之二是，中国人既然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就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玄学”（20世纪初有相当长一段时间metaphysics就译为“玄学”），看成是一种“天道”，而“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阮元《畴人传》卷46）；但西方人认为，“形而上学”实质就是关于世界为何存在原因的学说，是世界存在本身或“第一存在”的学说，这种存在是其他所有存在的原因、前提或基础，因此，这种学说比其他任何学说都更高级、更基本、更实在、更富有智慧。总之，所谓“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世界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的原因的学说，这种学说尽管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讨论有关现象世界或感性范围内的认识，因而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也不可能得到检验，但它却是现象世界或感性认识的基础，一点也不“玄”，甚至比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事物更实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一门学问，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1〕56而“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1〕4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5因此，形而上学知识是最有智慧的学问，是最高级的学术。

二、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明确指出：“凡为每一个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个假设；凡为有些知识的人所必知的原理当是在进行专门进行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1〕62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悉加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作无穷的追溯，而最后还是有所未证明的）；假如承认不必求证的原理应该是有的，那么人们当不能另举出别的原理比现在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证自明了。”〔1〕63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在进行专门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或“更是不证自明、不必求证的原理”正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基础或指南。而康德说得更清楚、更直接：“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2〕5不用说，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看来，进行科学研究或探索宇宙奥秘必须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为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或基础呢？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或起何种作用呢？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或解释。”〔3〕比如说，地球上所有人凭感官或凭经验都知道“天冷的时候，水会结成冰”；都知道“天热的时候，食物容易变质，不能再吃，吃了变质的食物，人就会生病”；都知道“月有阴晴圆缺”等等。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类不能以获得这些感性知识为满足，而应探究它们背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1〕4然而问题是，人类可以凭感官感知到现象，但现象背后的原因却无法通过感官感知到，它只有通过猜测才能知道，这种猜测所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核心就是“合逻辑地推理”。所以说，对现象背后原因猜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逻辑推理的过程。康德之所以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口号，之所以把“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看作是“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正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根据其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或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或基础，“合逻辑地推理”根本就无法进行。我们以阿基米德推导液体的浮力原理的过程为例进行分析说明。“木头、树叶等物体肯定有重量，但在河里它们都浮在水面上，并没有沉到水底”，这显然是铁打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自然现象或经验。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阿基米德通过猜测或合逻辑地推理，认为最好、最合理的解释是，“木头、树叶这些物体肯定受到向上的托力（或浮力），而且这一托力或浮力必定是由水产生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一步。既然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在水中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所有物体在水中必定会受到同样的浮力，否则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二步。既然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有向上的浮力，那么所有液体，象水银、酒、油等，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必定也有向上的浮力，否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是不符合人类理智法则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三步。这样一来，阿基米德在看到或观察到“木头、树叶等物体浮在水面上”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一步步逻辑推理（即猜测），最终推导出了关于液体的浮力原理。笔者通过合逻辑地推理猜测，阿基米德当年“必定”是如此推演出浮力原理的。其实，普朗克也是在黑体辐射的所谓“紫外灾难”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推导出“能量子”理论的；等等。这充分说明，西方科学知识其实都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智法则，通过逻辑推理（包括数学推理，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获得的。不过，在这一系列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作为推理的基础，这就是“世界是统一的”：同一类事物的属性必然是相同的或一致的。而这一前提正是推导浮力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浮力原理将成为空中楼阁。阿基米德认为，如果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物体在水中必定也要受到同样的浮力，这从何说起？有何根据呢？假如自然界中水只对木头、树叶有向上的浮力，而对铁块、石头就没有向上的浮力，咋办？阿基米德凭什么就认定水对木头、树叶如果有浮力，那么对铁块、石头必定也有浮力？这基于什么理由？（其实，这一问题与“休谟问题”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一推理过程必须隐含一个前提：“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对于浮力原理的推理过程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推理一步也不能进行，这样一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永远只能依赖于经验（这正是休谟所认为的）。实际上，西方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其相应的形而上学基础，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性上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2〕3或者说，“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2〕4不言而喻，这个具有无可置辩确定性的纯粹部分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明确指出：“一种纯粹的科学需要一种纯粹的哲学。”〔4〕德布罗意之所以提出“物质波”理论，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论、统一场论，摩尔根之所以把关于果蝇的遗传规律推广到一切生物物种等等，同样也都是以“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命题为前提的；哥白尼之所以大胆否定“地心说”，提出“日心说”，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相对论，是基于“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西方科学所有学科之所以都热中于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坚信，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作为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对之进行解释。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学习对西方科学的内容几乎都能够掌握，但遗憾的是我们对西方科学从何而来，西方人为什么会提出近乎“荒唐”的大爆炸宇宙理论、能量子理论、物质波理论，为什么热衷于用数学、实验、分析、类比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界，尤其是对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等，都知之甚少。

三、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深层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仅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这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核心思想：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而人类在进行合逻辑推理的时候，必须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而这正是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内容；那么“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人问哥白尼，“我们大家（包括你自己）都感觉不到地球在动，你哥白尼却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转，而且速度那么快，这从何说起？有什么证据？你是怎么知道或你凭什么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的？”哥白尼的回答必定是，“柏拉图早就指出，可感的现象世界是变幻莫测的、是不真实、不可靠的，我们不能相信，而‘地心说’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显然不符合‘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基本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也绝不可能动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创造宇宙。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最符合‘世界是简单的、和谐的、在数上是成比例的’这一原则，因此宇宙必定如此。”无独有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更清楚：“温和的形而上学者相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综合。”〔5〕672这意味着，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探索时，几乎一刻也离不开某种信念，而这一信念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前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5〕409他还说，“理论家的方法，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从而导出结论。”〔5〕111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显然就是指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四、从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