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斯顿夫；音乐心理学；现象心理学；评价

关于斯顿夫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观点已有不少评价，斯顿夫常自称为哲学家，他因哲学的兴趣而研究心理学，且幼年的音乐天赋让他在心理学界小有成就。斯顿夫和“实验心理学之父”及构造主义心理学派的先驱冯特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冯特主要的直接对手的斯顿夫于1894年在柏林大学扩建了原有的心理学实验室。本文在与大家讨论斯顿夫和他的心理学理论过程中，深入了解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同时体会到斯顿夫和他的音乐心理学的魅力所在。

1 问题的提出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心理学的开创时期，随后形成了重要的心理学派别。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科学心理学及人文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根源，但在西方心理学史中针对开创时期的研究真的很少。在那一时期，对人文心理学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对实验心理学的重视，对布伦塔诺、斯顿夫的评价远远不及对冯特、费希纳的评价。为此，在历来有关心理学开创时期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人文心理学家的研究少于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对布伦塔诺的研究少于对冯特的研究。在对人文心理学家的研究中，斯顿夫更受冷落，在德国心理学上，已成为“几乎被遗忘的心理学家”。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斯顿夫的著作手稿及其相关文献资料在世界大战中被损坏。

2 斯顿夫的心理学理论

（一）斯顿夫的音乐心理学

由于斯顿夫是心理学的理论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他的音乐素养，他对音乐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贡献很大。他试图在赫尔姆霍茨关于听觉理论的基础上，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立场来证实音乐理论。斯顿夫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音乐心理学》，这与他毕生对音乐的追求相一致，对音乐的研究让他在他在听觉领域取得了仅次于赫尔姆霍茨的地位，这被作为音乐心理学研究中的先驱性工作。他在《音乐心理学》中对心理物理学概念的修订做出了重要贡献，把哲学和现象学的理论与观念引入了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音学说。

（二）斯顿夫的机能心理学

斯顿夫的机能心理学与布伦塔诺在《经验观点的心理学》中所提出的意动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处。斯顿夫着重对“现象”问题的研究。斯顿夫在如此背景之下，提出了自己的机能心理学。为了区分现象心理学，指出了当时的四种心理学立场。（1）联想心理学，认为只有现象是直接给予的。（2）研究意识的机能，这接近现象心理学的立场，可以看做是对现象和机能的折中。（3）在第一种的基础上推论出研究意识的机能，这是情绪万能的思想。（4）认识和情绪的机能都是直接给予的，这是斯顿夫所采纳的思想。

（三）斯顿夫的情绪认知评估理论

在斯顿夫的文章发表90年后的今天，情绪认知理论已成为了情绪范式研究的核心，认知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和理论讨论的核心。斯顿夫对情绪心理学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他不仅制定出了比当论更加清晰的情绪认知―评估理论，它彻底取代了现有的认知理论。

假设斯顿夫的观点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以及当代哲学家的观点相一致，情绪本质上是有意识或仅仅是信仰和欲望的精神状态的表现。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它会对情绪状态的本质问题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对于情绪意向性的意义仅仅受到当代心理学家的粗略关注，在最近的认知―情绪讨论中没有发挥作用。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当代心理学家，甚至是认知取向的心理学家假设意向性的意义不是内在的而是派生的，也就是说，这个特质归于大多数的情绪实体仅仅与它们的认知评估有关。虽然现在斯顿夫所提出的情绪意向性有待解决，鉴于认知―情绪理论的重要性，它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

3 对斯顿夫的评价

首先，斯顿夫原为哲学家，他为了哲学的兴趣而成为心理学家。他有音乐家的天赋，又把这些兴趣服务于心理学。他能够成为实验者，是由于哲学的信仰，而不是气质所造就的。在就职柏林实验室主任期间，致力于实验心理学的事业，如录音档案的建立，儿童心理学协会的创办。就个人成就而言，他是一个赞同实验主义的意动心理学家和音乐心理学家。斯顿夫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机能，同时又企图调和意动心理学和内容心理学的对立。他的主张为屈尔佩的内容与机能的二重心理学的先导，并为科勒和考夫卡建立实验的现象学和格式塔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在撰写有关音乐和声学方面论著的同时，斯顿夫也搜集了世界各地原始音乐的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研究中心。他出版了有关情绪理论的文章和著作，试图把情感还原成感觉。因此，斯顿夫是除了冯特之外的，试图扩展心理学研究范围的德国心理学家。

再次，斯顿夫在形式上和意动心理学派相一致，把现象排除到心理学之外，而改入到现象学之内的嫌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引入现象学于心理学之内，这为后继者创立以实验心理学为依据的新格式塔心理学创造了条件。并且开创了现象心理学的先河，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个人在某种情景下所创造的完整的心理事件，而不是用分解的方法来处理。他所提出的机能心理学是对布伦塔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人文心理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最后，斯顿夫的机能心理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他没有像冯特那样建立完整的心理学体系，也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流派。第二，他仅仅对表象、判断、情感等心理状态进行了分类，没有进一步揭示其本质及其关系。希望本文能够在今后对斯顿夫的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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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ston， W. P. Emotion and feeling. In P. Edwards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J]. New ＼brk： Macmillan.1972（2）：479-493.

[3]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138.

[4]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10.

[5]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06.

[6]Rainer Reisenzein and Wolfgang Schonpflug.（1992）.Stumpf ‘s Cognitive-Evaluative Theory of of Emo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p.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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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ARL STUMPF.（1937）.THE PSYCHOLOGICAL REVIEW，KURT LEWIN（189-194）.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赖尔；实用主义；联结主义；领域混淆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074-02

赖尔哲学与早期实用主义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赖尔的行为主义并不表现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上，而表现在研究兴趣和理论意图上，因而与其说是一种立场倒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一、赖尔早期的联结主义思想

赖尔早在牛津求学期间就已接触实用主义哲学，当时Schiller作为校内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曾和同在牛津的同事们形成争论，虽然这次争论未能形成一定规模从而对牛津哲学的整体氛围造成多大影响，但是赖尔却对之印象深刻以致将其记载于他自传中①。随着上世纪30年代赖尔的关注话题开始转入反二元论，他与同样以反二元论为主要任务的早期实用主义真正有了某种契合。在《站在哲学的一边》（1937）②中，赖尔强调，用任何“主义”的标签来诠释哲学家的哲学立场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主义”意味着党性、教条和割裂。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间在理论形态和表现风格上存在差异，但不能因此就将之冠以“主义”之名，因为这不表示存在某种正相反对、非此即彼的状态。他指出，一个哲学家可以具备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例如，哲学著作通常表现为“预言的（prophetic）”和“工程师的（engineering）”这两种风格，前者是隐喻哲学的土壤，后者则强调逻辑建构。我们虽然可以根据一个哲学家的常见论述风格为他寻求一种定位，例如认为柏拉图的大体风格是“预言的”，康德则是“工程师的”，但事实上，在《泰阿泰德》、《智者》和《巴门尼德》中，柏拉图却是一个“工程师”，而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则表现为“预言的”。赖尔提出，解决这些看似矛盾的“矛盾”并不需要借助某种外力，所有看似敌对的“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必然联结，因此联结主义（coalitionism）或兼收主义（eclecticism）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党性系统的蛀虫”，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展现这种联结主义。

早期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詹姆士在其著名演讲《当前哲学的两难》（1916）③中也有几乎如出一辙的表述，他提出哲学的对立面都可以根据哲学家的气质不同而分为“刚性的”和“柔性的”，譬如理性主义属于“刚性的”，经验主义属于“柔性的”，他认为双方从根本上说是相互联系的，而实用主义的目的就是表现出这种联系，以达到双方最终调和。赖尔和詹姆士都不片面拒斥某种哲学形态，都把哲学阵营间的对立消解为在对待同一问题时哲学家所表现出的气质或风格的不同，都试图在自己的哲学中展现出对立双方的联系，这种一致性充分说明赖尔前期哲学的实用主义特质。

二、《心的概念》与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改造

相比早期，中期的核心著作《心的概念》（1949）在体现实用主义情绪上则更为直接和具体。不仅因为该书就消解二元对立的探讨达到了新的高度，还因为它有意在回应20世纪初实用主义哲学内部所遭遇的行为主义危机。

首先，针对早期实用主义哲学在借鉴行为主义方法时所产生的范畴混淆问题，《心的概念》有明确的回应。一般而言，20世纪初在心理学界形成的行为主义变革多多少少影响了实用主义的发展，一些哲学家吸收了行为主义的方法甚至由此创立了新的理论体系，如米德创立的“社会学的行为主义”等，但又有很多学者由于无法掌握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学科间的跨越而在引发了思维混乱，特别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依仗的刺激-反应模式不适用于解释人类的智力行为、道德行为和一些特殊的社会行为，那种完全抛开内省经验的做法也与哲学格格不入。一些哲学家如杜威不但极早意识到了这类问题，也试图部分地修正反射理论以使行为主义在哲学中得到健康地吸收。然而，另有一些哲学家却认为机械论是行为主义本身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完全放弃行为主义。可以说，这一争论的悬而未决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心的概念》的推陈出新。《心的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揭示由领域僭越造成的范畴混淆。在总结范畴混淆的原因时，赖尔说：“…笛卡尔的内心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动机。作为一个科学天才，他唯有接受机械论，此外别无选择；可是作为一个虔诚而讲道德的人，他无法像霍布士那样接受这种理论的令人沮丧的附加内容，即人性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④。这说明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就已面临领域混淆的危机，伦理学无法为某种机械论统御的事实仅仅是科学与哲学间巨大领域分歧的一个表象。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的错误根本在于领域僭越造成的范畴混淆而不在于机械论弊病，机械论只是某些哲学家妄图让科学来统御哲学而产生的假问题，正确的处理不是又去彻底行为主义，而是在排除可能出现的范畴混淆的情况下，吸收行为主义所体现出的可公开和可证实的优势。同样，“幽灵理论”（即机械中的幽灵）中的积极因素也应当在新的理论整合中保留下来，即“心”可作为一种非机械论的因果场区别于带有自然科学意味的机械论因果场。于是我们看到赖尔在具体权衡笛卡尔二元论与行为主义变革时所采用的措辞：“我不打算评述实践心理学家因长期固守两个世界论而对具体研究方法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不想评述行为主义的反叛使他们的方法发生多大改变。就我所知，那个神话产生的好结果也许已胜过了坏结果（相互抵销），行为主义对它的反叛已使改革变得有名无实了”⑤，“在理论的发展中，神话并非总是障碍。其实神话的雏形经常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⑥。客观地讲，赖尔在《心的概念》中并不一般地反对身心二元论而拥护行为主义，他十分清楚笛卡尔以身心区分为手段在一定时期达成了防止领域混淆的目的，而行为主义却有可能因为彻底反对它而导向领域混淆的机械论。这里，他明显在运用实用主义的绩效原则，即当对某种思想的部分进行取舍时以价值或实践有效性为准而不以其确定性为准。当然，这同时也是联结主义的原则。

其次，在吸收行为主义的过程中，赖尔采用了与杜威相同的领域划界原则。从具体操作上看，杜威与赖尔确有差异：杜威比较关注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赖尔则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杜威分析的首要出发点是意识，也就是心灵，而对于赖尔而言则是“心灵”，也就是描述心灵的日常言语，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两者遵循同一原则的事实。杜威认为，在哲学领域，反射理论不应受到心物二元论的困扰，无需假定刺激和反应都是物理过程。也就是说，这里考虑“功能”不考虑“存在”，将什么当作刺激又将什么当作反应本质而言都是理论建构，只有功能性的价值。同时，哲学研究的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种类，即“有意识的（conscious）感觉刺激”与“有意识的活动反应”⑦。之所以研究这一特殊种类是因为它们才是直接与哲学相关的，而其余不通过内省的或说无意识的、机械的、物理的反射回路（circuit）则属于科学的研究对象。杜威把经过修正的反射理论称为“反射弧（reflex arc）”，其中“弧”是杜威专门用来区别于“回路”的术语。我们发现，《心的概念》所关注的“行为”同样是身心合一的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称之为“外在的智力行为”。这里的“外在”不指纯粹物理的表象，而是强调这种行为的公开性和可证实性，也就是那种在日常对话中可理解的、“用心的（heed）”行为。赖尔的意图无疑也在于借此把理论关注点重新拉回哲学真正要关注的心灵概念，由以区别于那些无意识的机械反应和日常习惯。虽然赖尔放弃了刺激-反应模式的表述，毕竟它的出发点不是心灵而是“心灵”，但他实际仍把行为作为关于“心灵”的因果场，只是这个场不是刺激-反应模式的因果场，而是理由（reason）-论证模式的“理由场”。就是说，关于心灵的言说可以不完全地转化为几类有关于行为事件、行为结果以及行为条件的句子，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哪些是行为的理由并由之确定一个行为是智力的还是非智力的，而哪些仅仅是行为的成就和结果，不能作为智力行为的证据。为此，赖尔还专门区分了理由与原因（cause）这两个词，突出后者是机械力学的用语。赖尔虽然反对一种叫做“内省主义”的内省原则，该原则假定人具有一个二重感觉，能够用之“观察”自己的观察活动。但他和杜威一样绝不反对内省。杜威强调哲学研究的行为必须是“有意识的”，赖尔则形容为“智力的”和“用心的”，实际都是一个意思。

总之，赖尔创立的这套带有语言分析特质的新型行为主义理论进一步缩小了他与实用主义的距离。如果说笛卡尔的幽灵理论是“预言的”，行为主义是“工程师的”，《心的概念》就是要兑现早先的联结主义宣言，即它们的联结。该书既继承了副机械论防止领域混淆的思路，又试图表现出行为主义的公开性和可证实性，堪称联结主义的范本。

三、赖尔后期的发展

赖尔对于联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心的概念》。在之后的《两难》（1956）⑧中，他沿着该书已经开辟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哲学上的阵营对立，形成了一种以日常生活的实践检验作为哲学的理论剃刀和发展动力的哲学观，认为哲学不是要创造一劳永逸的公式，不是依靠哲学家的个人想象，而必须不断地和实际生活挂钩，随着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断克服逻辑冲突达成联结主义。我们知道，自皮尔士到杜威，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是科学主义，他们并不把哲学问题交给自然科学去回答，其实也是来源于这种哲学观。

四、结论

综上，赖尔的实用主义情绪集中体现于《心的概念》对行为主义的改良，他在其著述中表现出的反教条、反系统的特点也与这种一贯的情绪有本质的关联。通过这一发现，我们为赖尔一生庞杂多变的哲学兴趣找到了一种统一风格。我们现在尚不确定这种情绪的来源，由于维特根斯坦在更早的时候接触到詹姆士哲学并在30年代开始探讨有关行为主义的问题，很可能是受到这位先驱的影响。

注释：

①参见Ryle，G.，Autobiographical，in Ry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Oscar P. Wood；George Pitcher（Ed.），Macmillan，1971，p.4.

②“Taking sides in Philosophy”，reprinted in Logic lane Collected Essays 1929-1968（collected papers vol.2），Rouledge，2009，pp.160～177.

③《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美）苏珊・哈克编，陈波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311页.

④《心的概念》，（英）吉尔伯特・赖尔著，刘建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⑤同上，第344页.

⑥同上，第344页.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第3篇

一、 森田疗法与政治课教学的关系。

森田疗法的诞生与森田本人的经历及体验有关，森田自幼就有明显的神经过度紧张，年轻求学时就与精神类疾病苦斗，深受精神过度紧张等症状的困扰。1912年至1928年，他从事精神心理卫生工作期间，搜集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经过反复推敲和实践，最终提出并建立了这一融合哲学思想的优秀疗法。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论文，代表作有《神经衰弱以及强迫观念的根治法》、《神经质的实质与治疗》等。1930年，他创办了相关杂志，并建立了森田疗法研究会，继续致力于神经质症患者的治疗和研究，直至生命的终结。森田疗法自创立以来，以其对神经症治疗所取得的满意的临床疗效而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并获得了高度的评价。西方人称森田博士为“日本的弗洛伊德”。

目前在我国的中学生教学中尚没有开设专门的心理学课程，承担学生心理调适及价值观培养任务的主要是政治学科。例如高中政治教材中的《生活与哲学》课程就最早的承担起了对学生进行初次哲学教育的重任。森田疗法主张通过“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处世理念来切断“压力过分集中”和“感觉过分敏锐”之间的思想矛盾，使中学生能在沉重课业负担压力下充分调整学习状态，持续保持恬淡的学习情绪，促进学习成绩稳定进而达到树立正确价值观而更好的应对社会的目的。而中学政治课中所涉及的这些初步哲学原理与森田疗法“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精髓是一致的。顺其自然是一种观念，为所当为是一种行为，在这一种观念和行为的背后，包含着一种心境，就是“面对、接纳、包容、整合”，这组心境正是具体解决中学生的心理困境而最终实现“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用理性和智慧的眼光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的能力”等政治课教学目标的步骤。在实践中，有效的“教学”应当是对学生自我实现的“指导”，是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是形成良好的情感、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从而达到优质高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教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课中所承担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也是为了推动并实现课程的有效教学。而森田疗法正是从具体实践的角度，对如何解决中学政治课教学中所担负的心理健康任务进行了完美诠释。

高中政治教材中的《生活与哲学》这门课程的内容目标中提到要通过本课程学习达到“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发展，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树立和追求崇高的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与哲学》的教学目标中也提到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实现：

1、提高学生的思维层次，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2、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用理性和智慧的眼光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的能力。

3、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让学生认识到世界观决定着人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增强学生主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实践的意识和能力。

这种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其实和“森田疗法”的治疗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按照森田的理论，当不良情绪出现时，应当顺应自然，不去刻意改变现状，而是接纳它。对于自己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要安然处之。同时，把注意转向外部事物，积极努力地行动起来，发展自身的潜能。针对中学生学习中经常被不良情绪所压抑，森田理论指出：如果学习一天之后，感到过得很充实，那就是好日子，如果没能过得充实，那就是坏日子，至于这一天的情绪如何并不重要。这种充满了哲辩思维的疗法理念恰如一剂心灵鸡汤，随时注入因学习而身心俱疲的中学生脑中，使得中学生在学习中“一心耕耘，不问结果”，少却了各种情绪的烦扰，让学习效率极易大幅度提高。而当森田疗法这种“为所当为，顺其自然”的治疗理念在学习上进一步取得显著成功之后，就自然而然的被学生应用到生活中去，成为性格日臻成熟的中学生的一种理性处世哲学。这样的一个最终目的，恰恰就是高中政治教学所欲达到的。

二、森田疗法融入政治课教学的具体内容。

（一）教学方法方面

要根据中学生思想政治学科内容的需要，采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下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防止疲劳和厌学情绪的发生。在教学方法方面，要根据学科内容的需要，采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下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防止疲劳和厌学情绪的发生。懒散排斥是学生对政治学科丧失兴趣后的主要表现，由于自己不想学习政治学科，于是就感到在这一学科学习中做什么都是多余的，也没什么事可做。一旦这种感觉泛化扩散的其它学科，学生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于是就产生了无价值感。反过来，自己的无价值感又会让自己感到什么事都做不好，做不好还不如不去做。于是这种恶性循环形成，个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森田疗法是讲求实践的积极疗法，要求对于不良情绪要顺其自然，不做过多关注，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积极行为的培养上来（为所当为）。具体来讲，要想打破这个循环，就不要去过多关注和批评学生不积极学习的问题，必须要找一个切入点，让学生动起来，最起码的也要参加现实可行的学习活动，如采取带有奖励机制的课堂学习，丰富有趣的课堂教学活动，积极把控学生心理的鼓励性教学等措施。并且让学生记下心得，以日记的形式上交并前后对照一下他们的情绪变化，及时捕捉到这种变化并予以个体的积极强化。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品德；渗透；心理健康；心理素质

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不但思想内容丰富，而且不少教材中都蕴含着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师应结合学生特点，利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有机渗透心理健康的教育，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推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挖掘教材中的心理素质培养因素，努力把握住思想品德教育要求与学生心理需求的结合点，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实施心理素质培养。下面笔者就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谈一些肤浅的体会。

一、用哲理故事塑造学生的心理健康

哲理故事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在思想品德教学中被广泛地应用，而且如果选择得当，应用及时，那么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塑造有着极大作用。根据初中生尤其是初一新生的心理特点，思想品德课的理论讲解务必做到“少而精”，否则就会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不良后果。因此，在教学时融合中外优秀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智慧故事进行教学，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现象，这样不仅可以把难懂的理论讲清楚，便于学生理解、接受，而且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让思想品德课堂“活”起来。

例如，在学习“我能行”时，笔者讲了一位汽车大王的故事：有名的汽车大王福特自幼帮父亲在农场干活，当他12岁时，就在脑筋中构想出一种能够在路上行走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取代牲畜和人力。可是，当时他的父亲请求他必需在农场当助手，可是福特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机械师。于是，他用一年的时光完成了别人要三年才干完成的机械练习，随后又花两年研讨蒸气原理，试图实现他的目的，然而却没成功。随后他又投进到汽油机的研讨上来，天天都幻想着制作出一部汽车。其创意被大发现家爱迪生所赏识，邀请他到底特律担负工程师。经过十年的辛劳尽力，在29岁时，福特成功地制作出第一部汽车引擎。本日的美国，均匀每个家庭都有一部以上的汽车；本日的底特律，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城市之一；当然，也曾是福特的财富之都。

这哲理故事告诉学生：人人都可以成功，人人都可以发明奇迹。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却没能成功、没有发明奇迹，原因有三：其一有的人想都不敢想，其二有的人固然想了却不一定去做，其三有的人想了、也做了，却没能贯彻始终。类似的哲理故事可以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品质，使心理品质在精神文化素养中得到升华，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

二、培养良好的情绪，发展健全的情感

情绪和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初中生的情绪、情感有三大特点：第一，情绪活动强烈，但不稳定；第二，情绪反应敏感，体验迅速；第三，情感活动丰富多彩，但不深刻。所以，教师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情绪的同时，随时注意培养学生健全的情感。

例如，在学习“学会调控情绪”时，笔者首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竞赛唱歌，这正好和上一课时“展示自我风采”相衔接，然后请学生说说唱歌的感受，趁着学生这股兴奋劲，请他们说一些和情绪有关的词语，由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竞争的游戏，于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说出了很多有关情绪的词语。然后我请学生归纳这些词语有什么共同点，看哪个小组先发现。于是学生积极思考起来，总结出了四种基本情绪类型。接着请学生来表演这四种情绪，先是个人表演，然后是两个人表演照镜子，学生兴致非常高，同时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为下一课时作铺垫。在这一课时中，主要培养学生们的团结协作能力、应变能力，同时也考虑到学生的多元智能结构，使一些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表演能力能够表现出来，使他们在高涨的情绪中体验情绪的奇妙和复杂，并且通过行为训练，使学生对如何表达情绪、调节情绪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使其心理状态达到理想境界。

三、正确认识自我，培养自尊心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德勒兹；语言；块茎；流变；褶子；解辖域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10-5

Rhizome, Flow, and Deterritorialized Language：

A Study of Gilles Deleuze’s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 Hongm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China)

As one of the renowned French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of the 20th century, Gilles Deleuze launches a strong attack on the arborescent model and binary logic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of Chomsky and Saussure with his rhizome model in the linguistic turn. With the creation of a series of unique concepts and important theories, he develops his own poststructurali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ity, multiplicity, and becoming,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Wes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 few key concepts and major theories of Deleuze’s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analyze their origins and features, thus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trend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Key words：Gilles Deleuze; language; rhizome; flow, fold; deterritorialize

1 引言

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西方哲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历史性嬗变的思想史上，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闪出一道光，这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有朝一日，这个世纪或许会成为德勒兹世纪”。（德勒兹2000：102）福柯关于20世纪或许将会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强调的正是德勒兹思想的创新力量。德勒兹思想深邃，涉猎广泛，有“概念工厂”和“游牧思想家”之称，重要著作包括《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卡夫卡：走向少数族裔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The Fold：Leibniz and Baroque）等，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如块茎（rhizome）、流变（flow）、褶子（fold）、生成（becoming）、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辖域化（territorialize）、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等，在其所涉及的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各领域，无一不是哲学概念的创造与更新，在当代的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变化，即“语言论转向”， 使得“语言”问题取代传统的“理性”问题成为哲学乃至其他各门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心。从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再到伽达默尔的“人通过语言拥有世界”，无不显示出语言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份量。德勒兹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一员主将，自然不可能将这一重要的哲学议题弃之不顾，以其多元流变的块茎思维模式对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和观念展开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形成了一种以差异性、多样性和生成论为特征的独特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领域具有着深远的影响。鉴此，本文旨在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一些关键概念和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和阐发，分析其独具特色的语言观念的渊源与特征，促进我国语言界对现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思潮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2 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

西方思维方式包含两个重要的隐喻：一个是镜喻，另一个是树喻。而德勒兹批判性反思的主要目标是树喻。树有根、干、枝、叶，等级分明，主从有序。而文化也有本原与派生、原型与摹本、中心与边缘等层级系统，泾渭分明，拾级而上。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以同一、再现、自明的主体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以二元逻辑为演进原则的中心化、总体化、层级化的树状概念符号系统。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甚至像语言学这样‘先进的’学科也保留着根-树作为其基本形象。……二元逻辑和一对一的关系仍然支配着精神分析、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科学。……奇怪的是，树状模式何以一直统治着西方的现实和全部西方思想，不仅从植物学到生物学和解剖学，而且包括认识论、存在论、神学、全部哲学……”（Deleuze and Guattari1987：5-18）。换言之，树状逻辑主宰了近代西方几乎全部的思想与现实。从生物学到语言学，无一不是建立在树状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德勒兹认为，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这样一棵以S为起点，按二分法进行的语言之树。“乔姆斯基的语法性，控制每一个句子的范畴符号S，从根本上与其说是一个句法标记，毋宁说是一个权力标记：你必须建构语法准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一个陈述句分成一个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第一个二分法……）(ibid.：7) 德勒兹在《千高原》里对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展开了批判，认为它是一个“最古老的思维形式的变种，……仍然没有超出话语的范围，还不能完全发挥抽象机器的功能，即把一种语言与陈述的语义和语用的内容联系起来，与集体的表述组合联系起来，与社会领域的整个微观政治联系起来”。 (ibid.)

2011年李红满块茎、流变与解辖域化的语言 第6期

为了反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树状模式， 德勒兹倡导一种新的块茎思维模式，拒斥传统的语言/文学/符号模式，试图在表象的背后追求和挖掘一个终极意义或存在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他与传统的解释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德勒兹所构想的“块茎”概念取自植物学，却决非单纯地指大自然中存在的一种植物样态，而是指一切去除了中心、结构的后现代意义上的实体。作为一种颠覆树状模式的思想文化隐喻，“块茎”概念是德勒兹用以反对传统的“树-根结构”的后现代利刃，它有着强烈的反结构、反中心、反系谱等倾向，而又有着差异性、多样性、可逆性等后现代特征。它打破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除了根-树结构的中心化和层级化限制，不断衍生差异，形成多元、离散和撒播。

在德勒兹看来，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学之树是以一个S点为始的二元划分过程。与之相反，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其他的点联系起来，块茎模式的符号链聚集纠结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不仅有语言行为，而且有感知、模仿、姿态和认知等行为。“每一种性质的符号链都是与形形的符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模式）互相联系的，不仅与不同的符号体制嬉戏，而且还表述了不同的情境中的事件。块茎持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与关涉艺术、科学、社会斗争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ibid.)

块茎的组织架构则依赖于连词“AND...AND...AND...”“AND既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另一个事物，它总是在中间，在两个事物之间；它是边界线，总存在一条边界，一条逃逸或流动之线，只是我们没有见到而已，因为它是几乎不易觉察的东西，然而，经由这条逃逸之线，事物才能产生，生成才能嬗变，变革才能实现。”(Deleuze 1995：45)德勒兹认为，生成总是发生在“中间”，而不是在“两极”，“绝不是开始和结束有趣，开始和结束是点。有趣的东西总是中间”。 (Marks1998：32)因此，德勒兹特别喜欢连词“AND”以及动词和不定式。

3 语言是“一个本质上异质的现实”

根据块茎的理论模式，德勒兹在《千高原》里对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展开了强烈抨击，认为它是基于4个主要假设之上的：（1）语言是可交流的；（2）语言在与外界因素的隔离中操作；（3）语言是一个同质的系统；（4）语言主要为标准的格式所界定。（Deleuze and Guattari1987：75-100）鉴此，德勒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他认为，第一，语言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透明媒介，没有理想的言者与听者，没有标准的语言常项，只有一大堆方言、俚语、个人习语和专业行话，正如没有同质的语言群体一样。德勒兹用韦恩雷奇（Weinreich）的话指出，语言是“一个本质上异质的现实”(ibid.:8)。语言与其说是信息性的或者交流性的，毋宁说是“信念和服从”。（ibid.:76）在一个政治多元体的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母语，只有主导语言的权力接管。第二，语言并不是一个与外界因素相隔绝的自足系统。与其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不如把它看成是一套竞争的、在起源上是社会性的无形转换系统，因此必须把它放在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第三，德勒兹反对语言由作为同质系统一部分的共相组成这一假设，拒绝语言学所追求的“优势、恒常和共相”的“主模式”，(ibid.:97）认为语言本身处于一个内在变化的状态中，任何语言都有一个主要和一个次要模式。支配性的、主要的语言和被支配性的、次要的语言之间不是对立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共存和角逐的问题。次要语言具有打破主要语言的中心化和同质化趋势的潜力。第四，德勒兹反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二元对立的模式和观念，抵制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理论话语。对德勒兹来说，尽管索绪尔发现，能指的构成要素是由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界定，问题是这些要素首先是从受到标准化编码的声音实体而规定出来的。索绪尔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等各门科学所预设的正是这么一个标准化的能指的场域。事实上，每一个单词的发音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气流作为语言的载体，本身是一个无定型的连续体或者一条连续变化线，但必须加以标准化才能使基于能指与所指二元对立模式的索绪尔语言学得以成立。因而能指模式在无定型的符号连续体里，建立起一个能指的专制帝国。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一书里，德勒兹在与加塔利接受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访谈时，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抨击索绪尔能指的“专横、恐怖、的特性”，(德勒兹2000：24)认为“能指这一帝国主义，就像它与写作机器同时出现的一样，纠缠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独有而被迫的对立。…… 这简直就是专制的超编码的法则”。（ibid.）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eslev）提出了一种语言的内在理论，发展出了语言的语用学维度，逃脱了能指同一性以及“声音-书写主义统治的二重游戏”的束缚。正因为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非常推崇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以流代替能指”的独特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他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内容和表达之流不依赖于能指。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连续流系统，被离散的不连续符号之机械排列所切断”。(Deleuze 1995：21）

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德勒兹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建立在词与世界之间的表象主义的关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事件或意义事件的基础上。“只要事件既不与表达它的命题相混同，不与断定它的陈述相混淆，也不与命题所指示的事态相混淆，那么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事件……发生于事态中的事件与内含于命题中的意义是同一种存在。”(Deleuze1990：182) 德勒兹这里所说的语言的意义，其实指的就是逃脱了语言结构的语言的“剩余”。如此，他眼中的语言就呈现为一种“非自治和物质性的”制度，是一种 “流”而非“编码”。换言之，是一种解码或解辖域化的符号之流。语言、符号的这种流变性质，使它具有了一种语用学的维度。

4 语言的“解辖域化”

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是德勒兹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多元流变思维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裔文学》一书里，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卡夫卡著作为研究个案，运用这些独特的概念对少数族裔文学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族裔文学的第一特征。少数族裔文学（minor literature）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等层面。它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而是一种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其特有的少数族性（minority）。少数族裔文学作家往往有着多重文化身份，卡夫卡就是典型代表的例证之一。作为犹太人出身，并且居住在捷克布拉格的作家，卡夫卡虽然兼有犹太文化、意第绪语、捷克语等多种复杂的异质语言文化背景，却是用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语言德语来写作，所使用的“布拉格德语就是一种被解辖域化了的语言，适于陌生的、少数族裔的使用”。(Deleuze and Guattari1986：17) 德勒兹指出，在当代社会，语言的解辖域化现象，“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孩子的问题，少数族裔的问题，少数族裔文学的问题，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ibid.:19)

在德勒兹看来，少数族裔文学的语言问题是高度复合的语言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之“三折屏”式的展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单子世界，是一种褶子。每一褶子都是一个辖域，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具有流变的可能。德勒兹拒绝把语言视为再现的方式，认为语言应被视为一种表达差异的力量和维度，能生成变换多姿的不同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把语言视为积极的形式，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运用，把语言的被压迫性质与其压迫性质对立起来，使其充满着各种矛盾和张力，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建构新的维度和领域，努力地挣脱普遍性主体的形象，重视独特的、单一的、特异的事件，不断衍生变形和差异。

在《什么是少数族裔文学？》一文中，德勒兹借用戈巴尔德（Henri Gobard）的4种语言学模式来研讨少数族裔文学的双语或多语问题。这4种语言模式分别是：方言、媒介语、参照语和神话语言。(ibid.:23-24)这4种语言学模式的时空范畴颇为不同：方言在“此”（here），媒介语“四面八方”（everywhere），参照语在“彼”（over there），神话语言在“上”（beyond）。这些语言的分布随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一个组合内又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语言的每一种功能依次分化，权力关系不断演变。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边缘都是模糊的，界限也是处于不断嬗变中。德勒兹认为，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就是一个解辖域化的历史、语言、文化过程。卡夫卡把意第绪语视为重写德语的解辖域化的游牧运动，把这种大众口语性质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推动了布拉格德语解辖域化的进程。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在语言上是革命性的，是对已辖域化的主流语言的解辖域化。德勒兹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力图揭示卡夫卡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之间复杂的“褶子”关系中解辖域化以及再辖域化的特征。 (ibid.:16-27)

语言学家通常分析语言的标准形态与特征，对德勒兹来说，语言的变异项才是须要特别关注的。 (Deleuze and Guattari1987：110-111)

例如，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布拉格德语中的各种“错误”，以及意第绪语言中的变形德语等。这些变异项破坏和颠覆了标准德文的规则，从主流语言与社会等级制度之中“逃逸”出去，打破主流语言本身的固有疆界，使其成为边缘思想和话语策略的载体，对主流语言与文化进行“解辖域化”。德勒兹指出，“（语言）既不表象，也不指涉，却以特定的方式介入，此即一种言语行为”(ibid.:95-96)。换言之，语言不可能是世界的单纯表象和指涉，而是通过言语行为介入社会中的事物，来规范、管理、控制事物的不断变化状态，赋予社会的支配秩序。由此可见，语言可能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形塑的政治工具。当语言的少数用法在遭遇标准用法的限制和支配时，必然会使语言向权力领域开放，卷入复杂纠结的权力斗争关系之中。

5 德勒兹与自由间接引语

德勒兹的语言或文本解构法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的使用。对于德勒兹而言，所谓“自由间接引语”，是指说话的主体不确定，语言以非个人的形式存在于它的“自由”状态中，存在于对话者（你我）之外的“第三者”之中。德勒兹质疑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假设，即我们是作为一个连贯的和相对清晰明白的“主体”来说话和思考的假设。他指出，“我”不是一个表达的主体，只是一个语言的创造者。为“自己”说话并不是如我们假定的那样具有自明性：“以自己的名义替自己说话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并不随着把自身看成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或者主体而发生。毋宁说，只有通过去人格化的最严酷的训练，使自身向他们中随处可见的多样性开放，向贯穿他们的强度开放，个体才能为自身找到真正的名义”。（Deleuze 1995：6）德勒兹认为，人类语言的特性不是表达直接看到的事物，而是在传达间接听到的事物。我们的陈述来自间接引用他人的陈述，而他人的陈述同样也是间接引用他人的他人的陈述。因此，在德勒兹看来，一切语言都是隐喻性的，同样，一切语言都是间接性的。“间接引语”是语言的首要规定。(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76-77) 把语言与个人、言语与个人、文本与作者联系起来的做法会遮蔽语言、言语、文本的真实存在，因为界定主体的位置只是一个惯例，只有当主体被擦抹掉，当某个不确定的第三者占据优先地位的时候，才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在此思想支配下，德勒兹特别热衷于与其他思想家共同撰写著作，目的是隐匿自己的形象和声音，创立自己与其合作者之间的一个不可识别的地带。譬如，他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这本书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它由各种构成性质料、各种不相同的时期和速度组成。”（Deleuze and Guattari1987：4）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归结为某个主体（作者），那就是“忽视各种质料的作用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外在性，将虚构一个仁慈的上帝来解释地质运动”。（ibid.）与传统的文本不同，德勒兹的《千高原》以非主体的术语加以表达，用复杂的概念流拼贴出了无数个高原的内在平面，摆脱了现实领域（世界）、再现领域（作品）和主体性领域（作者）之间的三元划分，成了彻头彻尾的没有形象、没有意指、没有主体性的“块茎式文本”。读者可以随兴趣在不同概念组成的高原上漫游而不必拘于篇章顺序。正如罗贝尔•马焦里所说：“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逸，这就是《千高原》”（德勒兹 2000：36）。阿拉安•巴蒂欧认为（Alain Badiou），这种“间接”方法是一种把约定传送给透视主义的方法：我们绝不可能肯定是谁在说话 (Marks 1998：25)。换言之，这种阐释形式、这种“话语”由声音的混合所产生，是间接的、非个人的，“这就像一个回音室、一个反馈回路。在这里，一个思想宛如通过各种过滤器，逝去之后重新出现”。(Deleuze 1995：139)

6 结束语

如果说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的隐喻关系，那么德勒兹的语言观则展示了他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块茎思维或褶子哲学的特征。在《德勒兹与符号》一文中，柯伦巴特（Andre Colombat）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语言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显然对立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甚至对立于索绪尔语言学以来，以二元逻辑为方法论模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Buchanan and Marks 2000：14-33）德勒兹的全部著作和篇章都拒斥和批判由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符号概念，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使语言走向自我封闭，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的特殊秩序。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结构主义不同，德勒兹拒绝任何囿于传统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也颇具特色：通常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着什么”这类问题，被他换成“这个符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如何创造新的连接”、 “它如何影响我的情感”、“它与什么样具体的社会、政治、情感或的安排相关联”之类的问题。德勒兹将语言、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论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乔姆斯基、索绪尔乃至拉康看见结构、符号、再现、能指与所指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述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并不是对语言本身真正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更多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语言符号之内。他所说的语言已不再停留于意识哲学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对形而上学语言符号的揭露和批判，促使语言学朝着全新的方向和维度进一步拓展，从而形成了其特色斐然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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