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
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范文第1篇
一、和谐社会管理的要素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社会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环节。整体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之间排列与组合，实现组织与团体既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谐社会管理是以和谐为内在要求的社会管理方式。具体来看，和谐社会管理包括了两方面。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和谐理念。与动物作为一种种属的存在相比较，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物，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为此，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支配，具有强烈的被动性。但是，作为有自觉精神与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其中规律的把握，实现自身的意志，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说，人们通过真善美这三个环节，能够实现对于世界与运动规律的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的认识，更能够在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进而，推进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此，对于一个人类群体而言，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对于具体的、实践的人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理念，秉持什么样的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从社会管理实践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社会管理理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效果。在社会管理中，自觉坚持和谐理念，不断培育和谐理念，注重和谐理念，才能够推进社会管理实践的和谐方向发展，推进社会管理的和谐性。和谐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和谐方式。现实的、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组织之中。为此，现实的人是组织化的人。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采用什么样社会管理方式，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历史性。奴隶制社会所遵循的是“强制性”的社会管理，皮鞭与棍棒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借助的手段。封建社会所采用的是地租形式的剥削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与机器化大生产相联系，采用的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关注的是效率，采用的是“机器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泰罗、法约尔等社会管理学学者所积极倡导的科学社会管理理论，是与组织理论相伴而生的。为此，他们的社会管理理论，也是组织理论的先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霍桑试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柔性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终结》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场影响深远的组织转型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型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即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管理不能使人们开放自己的心灵及放松自己的精神。这场革命正在试图将僵化的、静止的、独裁的、胁迫的官僚结构，转化为灵活的、逐渐演进的、民主的、合作的和自我社会管理的合作之网。”[1]从发展历程看，与社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社会管理实践经历了从强制到柔性的发展过程。所谓和谐社会管理，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和谐方式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和谐，组织与社会之间和谐，最终促进组织良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
二、和谐社会管理的效应
作为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管理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协调与组织过程。从整体过程看，社会管理关涉到了社会、组织、个人等三种基本要素。其中，组织是社会管理的载体，也是社会管理活动开展的中介。通过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始，能够促进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管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管理能够产生聚变。人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维度。在人与人之间协调的基础上，促进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协调，推进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管理的实质所在。和谐社会管理通过资源的整合和重组，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促进组织的优化组合，产生组织的集聚，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聚变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化学中，金刚石与石墨都是由碳分子所构成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看，两者具有不同的硬度。这是由于碳分子的组合的方式不同，两者内部碳分子的结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形态。从人类历史看，人类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有时由于许多特殊的生产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基于不同个体的合力，人们组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结果。但是，“平行四边形”的具体情形，在于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之间的连接机制。为了不至于出现“零和游戏”，需要借助于这种和谐社会管理。而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各种资源之间的耦合，形成一种正效用，产生一种新的聚变效应。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激发创新。和谐社会管理是对人性的弘扬，也是对人性的发展。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3]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人劳动过程中，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绩效。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的活力，激发创新。“共同愿景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正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人们寻求共同愿景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渴望归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或使命。”“当人们真正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望会紧紧将他们结合起来。”
三、和谐社会管理的基点
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着眼于人、组织、环境这三个基本环节，通过不断强化其中关键环节，协调三者之间关系，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实效，促进社会管理向着更加和谐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组织的要素，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此，以人的现实性出发，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5]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动，社会管理实践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以物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是对于人创造性本质的掩盖为前提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管理理念。学者汤姆·彼得斯在对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评论的时候提出，“理性主义的那套方法把本应是生动活泼形式中的活生生的成分给抽象掉了。……在我们看来，老的理性是与泰罗的科学社会管理学派一脉相通的，他们已经不是一种有用的学说了。”[6]从“物”到“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是社会管理思想的“回归”。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选择，考虑人的独特性，着眼于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种反对严密的分工和机械式的官僚体制的社会管理理论，从组织与社会管理中现实的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发展出发，呼唤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这对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提出了挑战，也是对于“以人为本”社会管理理念的强调。加强组织建设。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组织建设与发展，能够影响与制约社会管理发展的状况。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管理，需要加强以学习型为内涵的组织建设。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看，“学习”与“组织”是“同构”的。“掌握metanoia的意义，等于掌握‘学习’的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学习也包括心灵的根本转变或运作。然而学习在目前的用法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意义。在日常用语中，学习已经变成吸收知识，或者是获得信息，然而这和真正的学习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单是适应与生存是不能满足它的。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而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4]重视和谐文化。二战后，在美国产业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基础上，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迅速崛起。对于其中秘诀，国际一些著名社会管理学家进行了研究。作为研究结果，人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这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的文化实体。推进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社会管理。企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良好的企业社会管理。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不仅仅是从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物流等方面物质社会管理，也不单纯是对于员工的社会管理，而是对于始终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其重要影响作用的文化社会管理，是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推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家彼得·德鲁克曾认为，“社会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8]从深层次看，文化对于组织与社会管理的意义，是深远的。著名学者米希尔·兰德曼认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9]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积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因此，在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推进组织文化建设，重视文化的力量，不断增强组织的思想道德基础，培养组织良好的行为规范，促进社会管理和谐发展。弘扬和谐精神。“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范文第2篇
高校学生会管理模式上尚存在如下一些因素制约其管理及发展：
1.高校学生会缺乏管理和监督的长效机制制约，使高校学生会的工作不能很好的推进。
2.高校学生会内部缺少团队合作意识，学生会成员的流动性较大。
3.高校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往往出现单一化、形式化的问题，缺少吸引力，这种现象左右着学生参加学生会活动的心情和动力，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参加这种形式化的活动，导致高校学生会工作很难推进。
4.高校学生会干部意识薄弱，这种意识包括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等。现如今高校学生会干部都存在以上诸多意识薄弱的现象，更有学生出现利己主义思想，走官僚主义道路，使原本高尚的学生会工作变成谋求自己发展的途径，严重影响了学生会在学校和学生中的崇高地位。
5.高校给予学生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不够，同时存在部分高校学生会组织活动铺张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不但影响了学生会在学校中的定位，而且还关系到学生会在学生中的领导地位。
二、形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1. 高校学生会干部对学生会的认识不够全面，造成理解上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学生会干部往往只看到参加学生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利益，而忽略了他们在学生会中所应尽的义务。这种思想使学生会干部没有按照学生会规章制度办事，工作执行力度和责任心不够，导致学生会干部工作定位出现偏差，工作时往往拖拖拉拉。
2. 高学学生会没有做好学生工作，使学生会失去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导致学生对学校和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都抱着冷漠和消极配合的态度，直接影响学生会工作效率和水平。
3. 学校对学生会的管理和监督不够，学校和学院没有建立健全的管理长效机制，从而导致学生会出现经费使用和监督不力等多种问题的存在。
鉴于学生会干部管理体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生会以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生会管理模式，学生会管理模式的改革已经势不可挡，高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必须采用更加科学和合理的管理方式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一种以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学生会工作的管理模式被提上日程。
三、企业管理思想下的学生会管理模式探析
企业管理思想下的学生会管理模式是从企业管理方式的角度出发，以企业管理为核心，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管理学生会，从而形成崭新的学生会管理模式。因此，运用企业管理思想引导学生会管理模式改革是可行的。并且将企业管理模式的有益之处应用到学生会管理上，不仅使学生会管理模式重新找到改革的方向，而且使高校学生会真正意义上为学校和学生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1.应用企业化管理模式下的干部选拨体制。选拨学生会干部是高校学生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它的正常运行直接影响学生会的正常工作。以往的学生会管理模式下的干部选拨是通过学生之间的竞争，学生投票，最后由学校教师最终确定。这种的干部选拨方式不能使学生真正选择自己最擅长和感兴趣的干部职位，这些职位的最终确定都是由学校教师认定的，使学生干部选拨失去了真正意义。
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精神;艺术类大学生;管理;启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艺术类专业教育已普遍化、大众化。相较于普通类大学生而言，艺术类大学生往往有更独特的创造力和较强的个性，在日常管理中表现得更为散漫和不服管。艺术类大学生难管理成了许多高校辅导员的共识，而正确把握艺术类学生的特点是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教育的前提。
一、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殊性
1.认知感性，集体观较弱艺术类大学生的成长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艺术类大学生认知较为感性，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他们非常喜欢展示自我个性、自尊、追求与众不同的关注度;另一方面，高考前他们一般都参加过社会上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艺术高考培训机构，这类培训机构的管理松散拖沓，只关注学生专业性的提升却忽视了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艺术类大学生长期理想化地生活在自我构建的世界中，对集体观念较为模糊，在集体中表现出自我的散漫、随意。到大学后，学生自我管理更为松散，更难以对他们的不良习惯进行有效纠正。
2.思维活跃，差异化明显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理想化及浪漫主义色彩。长期浸润在艺术专业的熏陶中，具有较强的觉察力，表现为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对自身变化的高度关注。一部分艺术类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表现出孤傲独行，情绪化处理日常事务，而部分学生则呈现出热情大方、性格开朗的特点。明显的个性差异让艺术类大学生成为高校中的特殊“族群”，他们思想跳跃性较强，个体的差异化较为明显，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高校学生中的边缘群体，学生分化的现象较为明显，也成为某些校园事件的主角。
3.文化功底与学习能力较差从艺术类大学生的生源来看，的确有很多学生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和艺术天分。然而也有一大部分学生是功利化学习艺术类专业，因为艺术类高考对文化分要求较低，艺考已然成为他们进入大学的捷径。所以相当一大部分艺术类学生的文化功底较差，对学习缺乏坚持性，过多关注艺术类专业的发展，导致文化功底薄弱、缺乏文化底蕴、知识面狭窄。长期如此，也导致他们逐步陷入自我编制的“信息茧房”，对社会的变化所知甚少。
二、艺术类大学生管理现状
1.对艺术类大学生特殊性认识不足尽管当下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都比较重视，但是在对其特殊性的认识上却存在一定不足。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集中在开班会、上思想教育课上，将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形式化，脱离实际生活空间，使管理陷入枯燥无趣的说教，艺术类大学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活跃的思想使得学生对类似的管理较为排斥和抵触，管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对此类学生的管理缺乏一定理论基础，没有将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和管理进行融合思考，简单化的“管学生”模式已然无法适应当下的学生管理，还需对症下药，认清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让管理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以人文主义精神关怀引导情感的方式，让学生自身参与到管理之中。
2.标准化管理模式，缺乏弹性空间当下大部分高校都是文化类与艺术类混合型的，在管理和教学上也实行一刀切。以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对艺术类学生进行日常管理，就忽视了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的管理是规范学生行为举措的必要措施，但对于艺术类大学生而言，标准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缺乏人文主义艺术关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身份明确，容易使艺术类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与管理理念背道而驰。艺术类大学生内心细腻敏感，易受外界影响，更倾向于对外情感的交流，理性和客观的管理缺乏人文主义关怀。而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缺乏弹性空间，对艺术类学生日常的外出实践以及比赛锻炼等突发情况难以灵活机动处理，固定的管理无法满足艺术类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三、人文主义精神对艺术类大学生管理的重要性
1.人文主义精神塑造学生的人格人文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注，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思想塑造学生人格。古今中外的人文主义精神都以高雅、通俗、现代、古朴的方式通过特有的文化载体向人们展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脉络。无论是王阳明心学强调的“知行合一”，还是孔子所尊崇的“仁”以及对完美品格的赞叹，都显示出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对个人主体性的重视。人文主义精神是对艺术类大学生人格塑造的肥沃土壤，其中对社会、自然、生命、家国的高度关注，承载了人类几千年的生命探寻和高尚人格的追求。从人文主义精神中挖掘适合艺术类大学生的部分，塑造他们的人格，在“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独特人格”中扩展学生文化心理，并以人文思想陶冶情操。在课外实践中体会人文思想的内涵，将生活和知识、思想相链接，相互沟通联系，以人文主义精神的指引，培养完善的人格。
2.探寻学生的“个体化”生命价值在现代主义教育影响下，学生逐渐变成容纳知识的容器，碎片化的知识堆积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化”生命价值探寻［1］。艺术类大学生对外界的感知较为敏感，躁动和功利主义学习缺少对知识的发现、理解、探究的过程，消解了生命价值作为学生内在成长的意义。对于学生个体“能用性”的过度开发逐渐导致自我精神的失衡，本该完善人多元主体的大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过度注重职业化的教育。人文主义精神强调完整的“个体化”生命价值，显示出更为开阔的生命理念空间，以人文主义精神的滋养，教会艺术类大学生如何正确追寻自身生存和发展价值，也是充实其个体生命成长、培养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通过人文主义精神，从而对学生的管理回归到学生个体生命本身，不仅仅是对艺术类大学生管理理念变革的检验，更是教会学生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对学生管理教育最终目的的达成。
3.对“人”的关注建构学生独立思想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新旧价值观交织碰撞，人们容易缺失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人文主义精神对“人”进行关注，注重个体的“唤醒”，而艺术类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尚未完全成熟，加之文化基础较差，所以建构学生的独立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教育如果仅局限于日常规矩之中，就无法培养出学生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思想。对未来及自我职业的规划就无从谈起，很多学生也因此浑浑噩噩，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大学中浪费大好的青春。所以，在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中要注重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的唤醒，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对权威、教条主义保持审慎的理性态度。让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挣脱管理上给他们带来的多余束缚，独立识别、选择、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思想模式，明辨是非，把握社会交往的原则，以理性的独立思想指导未来的工作学习［2］。
四、人文主义精神对艺术类大学生管理的启示
1.转变方式，与学生进行人文沟通艺术类大学生自由活泼、感性随意，传统的“灌输式”管理已经陷入说教困境，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从人文主义精神的视角来看，当下的学生管理必须进行方式上的转变，应该在管理上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精神的渗透，转变辅导员老师管理者的角色，从管理者走向引导者，与学生进行人文对话，彰显管理中的真诚关怀。无论是生活上的关心还是精神上的鼓励，教师真诚的沟通和主动的了解都是促进师生关系发展的金钥匙。例如，以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交流情景，组织多种多样的专题活动，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拉近与学生的关系，开拓他们的思维，鼓励他们践行人生理想，追寻个人生命价值。在人文交流中，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给予学生成长中所需的人文关怀。逐渐将学生作为管理中心，真正实现“教师引导和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构建充满人文气息的师生关系，在人文沟通中培养他们的道德修养，优化他们的行为方式。
2.平等对话，尊重学生“主体性”对学生“主体性”的尊重，是对艺术类大学生管理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个性差异化明显，在学生管理中需要辅导员老师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关注每个学生身上的不同特点，对他们的人格给予同样程度的尊重［3］。这种对“主体性”的尊重也体现在对学生多样化发展方式的尊重上，不对学生进行外部压力的施加，而是引导他们去做自己所热爱、符合他们自身期待的事情，维护其主体选择上的权利。在处理学生突发状况时冷静有序，以和谐融洽的方式开展学生管理，注重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样的对话实际上是对学生“主体性”的一种尊重，也是对个体原始朴素主义的赤子之心的尊重，这样的尊重既是对其内在个体的唤醒，也是教育伦理的体现，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管理中平等对话、相互尊重，也是个体在发展中教育基础性原则的体现。这种主体性的尊重会让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自我发展。
3.明确职责，注重人文精神传递在管理中职责的明确实际上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从一方面来说，当前艺术类大学生管理中许多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各方管理主体职能上的不明确，在学生的管理中学校各部门与辅导员的管理易出现管理空档，权责不明。从人文主义精神角度出发，要求各方明确管理职能，划清各自管理的权限和职责边界，在学生实际的管理中更加精准施力［4］。从另一方面来说，辅导员老师也有义务在管理中进行人文主义思想的传递，这首先也要求辅导员老师自身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自我认知水平，将人文主义精神的传递当作工作中的重点，明确认识到人文思想对艺术类学生管理的价值所在，深入学习人文主义思想内涵，以人文思想引导对学生的管理，对学生管理工作进行启迪，实现学生管理效果的逐步提升。
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尔认为规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规范研究也不是仅仅对规范进行描述和解释，更重要的是要对规范进行管控。规范可以区分出其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规范不仅仅是在其常态应用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场合和反应的关系，更与其相关生活背景紧密相联。规范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潜在方面体现出规范的四个重要性质，同时它也揭示了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弗雷德里克·威尔(Frederick L.Will)是20世纪美国规范哲学理论领域的佼佼者，规范管控(the governance of norms)理论是其规范问题研究中最成熟的理论。在阐述规范管控理论之前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他首先批判了传统哲学中演绎主义的思想模式，把它看成是基础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把规范看成是对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的样板这一传统规范观就是上述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偏见。第二，他区分了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性质，阐述了对规范进行哲学管控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威尔提出了如何理解对规范所进行的一系列管控的理论，并论述了经过反思和管控而得来的新规范，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何在的问题。
一、什么是对规范的管控
威尔是在一个相当广义的意义上使用规范一词的，他用规范指处理问题的多种模式(pat－tern)，这些模式是各个领域中思想和行为的指南或标准。这些领域包括在科学和其他认知学科中得到例证的各种形式的知识，也包括道德、法律、政治，各种实践技术和工艺，以及日常生活。他认为规范在一个极端可能是精确计算的规则，在另一个极端，则可能是被赞同的实践行动的模式。它们可能是科学观察或理论建构的调整原则，又或者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法律程序的原则。规范并不是在严格一致的活动中得到例证的样板(template)，而是“体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而对规范的管控(governance)指的则是对已接受的规范的批评、改正等。它既包括在哲学反思中的管控，也包括非哲学的反思中的管控，还包括非反思中的管控(即根据直觉而进行的管控)。而哲学管控包括了管控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哲学反思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和评价作用，二是更加主动的修正，产生，重建作用。所以管控是“规范不断形成、加强、减弱、改进和退化”的方式。在规范的管控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那些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规范，尤其是基础性规范，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我们哲学反思的控制，对其进行管控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如果赞成管控是可能的，那么管控所产生的结果，即规范经过管控之后出现的各种变化(包括删除原有规范和建立新规范)，其合理性是来自于原来已接受的规范呢，还是其他。威尔的规范管控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的实质就是“规范管控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
二、规范管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威尔认为是规范本身具有的性质决定了对规范进行管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决定了我们的管控工作应该怎样进行。
他认为有显在方面(manifest aspect)和潜在方面(latent aspect)。规范的显在方面指的是规范固定的和常规的应用，以及在此应用中提炼出来的场合与反应的关系。按规范行动，需要对行动的场合进行正确分辨，并做出进行恰当的行动的决定。一般人们考察一个规范，常用的方式就是考察这些不同场合以及在这些场合下人们的不同反应。所以威尔说规范就存在于这种场合和反应的关系之中，而这一关系在规范的固定应用中得到例证。学习规范的人就是在他自身中建立起这种相应的关系，这种内在化了的关系会为遵循规范的人提供与规范相一致的行动的样板。同时威尔也指出显在方面并不是规范内容的全部，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具体行动中含有超出场合与反应的简单关系的内容。这就是规范的潜在方面，即规范对生活方式的依赖。威尔认为规范的潜在方面体现出规范的四个性质：活泼，开放，在有组织的能动的整体中群集的倾向，与相关生活领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决定。这些规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是我们理解规范怎样确立，以及从哲学上评价、研究、管控规范的基础。
具体说来威尔认为规范绝不是迟钝的，而是与生活的其他特征处于动态关系之中，它倾向于变化；由于规范是活泼的而不是迟钝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开放的而不是像其显在方面那样是关闭的。因为规范在其适用和使用中，总是可能存在着一些的模糊情况，在其中我们无法判定规范是适用的或是不适用的，也存在一些可能的场合，在其中我们无法判定规范被应用时作出的反应应该是怎样的。同时规范是有组织地被缚在一起的，尽管它们之间绑缚的松紧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当着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和媒介。在生活的广泛领域中它们被称为生活方式、职业习惯、伦理的和宗教的教养和信仰。这些生活方式，都具体体现着规范并受到它们的引导，有时也会进一步产生相反的和超越性的规范。所以威尔认为我们应该从哲学上认识到，由规范而导致的生活的形成和由生活而导致的规范的不断形成和变革是相互影响的。
然而，威尔对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以及由潜在方面体现出来的规范的四个重要特征在某一特定规范中具体如何表现，并没有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他的同事，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教授詹姆斯·华莱士则在《行为的精神》一文中通过“装配线案例”对威尔的这一理论作了具体阐述和发展。比如从装配线上传输过来了一个元件，这时我的工作是要把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元件伸出的两个接线端上。华莱士认为这一行为看似简单，但是它也是由许多其他行为组成。指示该行为的规范其实已经事先假设了我知道如何识别电阻器，如何通过颜色来把电阻器分类，如何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等。所以我的工作规范要由指导识别电阻器、分类电阻器、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具体操作的规范组成。同时我的行为又是生产整个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生产这个产品又是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又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分析下来，即使是相对简单的装配线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它是一种依靠劳动而谋生的活动，也是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性活动。从显在方面来看，我的工作规范指示我不断进行重复操作。从装配线上传输下来一个元件，我转动它使得接线端可以看得到，拿起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线，然后对下一个元件重复这些操作……这就是装配线上的常规情况，规范的显在方面足以应付这种常规情况。但是如果有一天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用完了或者找不到了，而这时下一个元件已经传输过来，我该怎么办呢?现有工作规范没有指示我如何应对这种意外。我是应该让这个元件没有装配电阻器就通过呢；还是应该让装配线停下来呢?假如有人懂得欧姆定律，告诉我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相当于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那么我应该把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并将元
件放在装配线让它继续传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依赖很多因素，比如组装最终的产品时，装上了三个电阻器的元件是否能与其他组件相适合；装原成品的盒子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如此装配之后的元件；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是不是会比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稍贵一些；这样装配之后的元件是否会增加与其他组件相匹配时的开支，这些开支是可接受的吗，等等。当这样的非常规情况出现时，按照威尔的观点，我的原有工作规范需要加以修正，或由另一个新增规范来加以补充，从而使得规范的显在方面能够涵盖和解决意外，重新以明确的指令来指示我该怎么做。这种对规范的管控就有多种因素需要被考虑，这就是威尔说“规范是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的意义所在。所以规范本身所没有包括的与相关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的联系就是规范的潜在方面。如果规范适用的条件或人们使用规范时的具体行动发生了改变，规范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规范的显在方面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时，解决问题就要参考“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
然而规范潜在方面的作用，除了要在意外出现时通过揭示规范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而指导人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并解决这种管控何以可能的问题。对规范进行批判、保留、修正或删除，判断规范是否还是有效的，需要把规范放在相关生活领域的背景中，考察它是否能够通过其显在方面给人的行动以明确的指示，考察它应用的条件是否发生了改变；当原有规范无法解决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要在各种新规范的候选项中进行选择时，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们放在相关生活背景中考察其有效性而选择出最合理的一个；对于已经建立的新规范，如何理解其有效性的来源和保证，我们还是要诉诸于相关生活背景。
威尔区分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范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威尔认为以前人们一直只关注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关注于如何在规范的指导下思考和行动，而忽视了规范的潜在的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也完全没有必要对已接受的规范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而只需接受并内化规范，严格按照规范的指示去做，在相应的场合中，应用规范作出适当的反应即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对规范进行管控了，因为我们的任何思想和行动都禁锢在已接受的规范的网中，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应用规范或复制规范，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在这些规范所制定的标准下提出对它们自身的批判甚至否定呢?正是因为在生活中存在着规范功能失常的场合，存在着仅仅依靠规范中场合与反应的显在方面我们无法理解和应对的意外，我们才有必要对规范进行管控，也正是这些反常才为我们对规范进行评价和管控提供了依据和线索。威尔也承认我们对规范的管控常常只是集中在规范的显在方面，但是这种管控之所以是可能的，有权威的，合理的，就在于规范显在方面的背后隐藏着规范的潜在方面，对显在方面的管控实际上就是在反映和调整规范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为规范的管控提供了源泉和保证。威尔认为我们应该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其潜在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复制得到认可的场合与反应的关系，而且更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相应地我们也在塑造关于我们自身的规范和思想。
威尔的规范的潜在方面与显在方面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倾向。首先，他认为在许多道德的、政治的和认识的规范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规范对生活方式的依赖，但是因为受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依赖通常被看作规范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完全把它排除掉，也要把它最小化，这样就能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把它们理想化，而完全独立于人的生活。威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他认为规范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我们应该把规范作为更大的人类生活和实践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样一来，我们研究规范的视野就更加广阔了，我们反思规范的目的也就变成了反思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生活了。其次，生活背景为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提供出各种候选项，当我们要在其中选择最合理的一项时，合理的标准在威尔看来其实就是能否有效解决意外，就是规范是否有用，是否更有利于反映和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他认为一个未接受的规范的权威就在于它作出的承诺，即承诺能起到一般规范所起到的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同样的广泛的作用。威尔提醒我们要转移哲学研究的注意力，不是要去解释任何新规范如何合理地从旧规范中发展出来，而是关注怎样在不断从规范的源头和基础中产生出来的有效性程度明显不同的各种规范候选项中作出合理选择。复次，威尔认为任何规范脱离了它们的潜在内容，即从现实环境中抽象出来考虑，都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具体的规范，而没有适用于任何情况、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金规则；规范也只有在特定情境和具体事件中确定下来，才具有可比较性，才有证明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意义。
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的区分和关联，为威尔进一步阐述其规范管控思想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只有把规范放在一个超出了其显在方面的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之中，我们的管控工作才有了必要性和丰富的可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发掘出规范所依赖的真正的生活背景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反过来更好地管控其显在的方面。所以威尔提出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关键就是重建规范概念，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具体如何结合，威尔只提出了对规范进行跨领域研究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规范的潜在方面贯穿于它所维持的社会，一个领域之内的规范可以与多个其他领域相关联，比如宗教信仰和惯例，就可能与涉及公民权利、政府征兵、税收、医疗惯例的争论相关；而天文学解释框架则可能与认识的、技术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多个领域的发展有关。与其说威尔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他是在进行呼吁，呼吁更多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来关注和研究规范问题。国内研究规范问题的学者在分析了规范论的对象和性质后，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对规范的研究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样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做好。”
三、规范管控理论的革命性
威尔的规范管控理论，不仅仅致力于对规范及其体系进行描述和解释，更是要论证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可能性与方法。这与其他许多当代西方规范理论的思路大不相同。比如德国法哲学家凯尔森就认为，研究法律规范所建立起来的纯粹法理论是一门科学，“唯一目的在于认识法律而不在于形成法律”，他认为科学必须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从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但威尔的规范理论正是要在评价的基础上对规范进行管控。他认为规范及其体系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而只有经过了反思和管控的规范及其体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所以，威尔的管控理论无疑代表了规范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体现出了规范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所在。
同时，威尔的理论也贯穿着反基础主义和反普遍主义这两个革命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又
是统一的。
威尔认为，在传统规范观中，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规范的显在方面，把规范看成是对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的样板，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演绎主义(deductivism)。演绎主义就是要求有先在的规范存在，并且这些先在的规范能够说明在对它们的使用中出现的新思想或特殊行为，并保证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性。如果采用演绎主义的思维方式，那么先在的、已接受的规范就不在我们反思和管控的范围之内了，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一般规范演绎出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而已。这样对规范进行管控也就毫无必要和可能性了。威尔对这种演绎主义持强烈的批判的态度。如上文所述，他认为规范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只是规范性质的一个方面，规范同时还要与生活背景紧密相联，而后者才是规范的本质属性。而对于规范与生活背景之间关系是不能仅仅用演绎主义的思路来看待和研究的。
更进一步，威尔认为现代哲学最深的要求就是寻找“不受管控的管控者(ungoverned gover－nors)”。这种“不受管控的管控者”是演绎主义的希望和保证。从规范论的角度来看，威尔所批判的“不受管控的管控者”，其实就是仅仅作为我们思想和行为样板而存在的规范，这样的规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最后的根据和标准，通过演绎和复制这些规范，我们一般就能得到有效的和恰当的结果。这样的规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管控者，管控和指示着我们如何去想和如何去做，同时这些规范是在我们管控范围之外的，其权威不受挑战。所以它们就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如果要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寻找最后的理由，它们就是不断回溯之后我们最终所找到的根据。这种存在“不受管控的管控者”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基础主义的表现。威尔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不受管控的管控者”，因为如前所述，规范既是管控性的，又是被管控的。德国哲学家马提亚·凯特纳(Matthias Kettner)也认为规范总是产生于管控的过程之中，总是包含有学习的因素在其中，因此不存在不受管控的管控者。
威尔采用实用主义来应对基础主义的困境。他认为，首先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不是从柏拉图式的天国中下降而来的，而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它们体现在受特殊传统教育的人中。这一点在关于规范的潜在方面的学说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规范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与生活的联系，就是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表现。规范不仅历史地被确定，而且其发展、变化和消失也是因为生活背景的变化而产生的。没有什么先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脱离了人的生活的最终根据和保证。其次，人们可以在面对反常，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修正最初的原则和观念。已接受的规范之所以受到了挑战，就在于它们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新规范的有效性就在于解决问题上，它们能够作出与旧规范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承诺。人们依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可以对原有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作出修正。所以任何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接受批判、反思和管控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再次，如“装配线案例”中所分析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是要依据历史环境和特殊场合作出适宜于当下的决断。
生活方式管理的意义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民为本管理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立以民为本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为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必须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从根本上体现了以民为本管理的宗旨和要求。在社会主义管理活动中突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强调人民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对我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问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在社会生产力的诸要素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改革和开放的目的就在于改革对生产力的束缚,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制,就在于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大力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繁荣。而改革和完善管理思想和模式不仅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问题,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以民为本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
管理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这个活动受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制约,也波及和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管理思想和模式。其中,由一定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制度对管理思想和模式的形成、运用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也要选择或创造适应自己发展所需要的管理思想和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要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要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相一致,与科学管理的理性原则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因此,我们的管理思想和模式要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相一致,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高度重视管理,这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心一环。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定范围内以至整个国家实现直接结合的基本方式。只有通过这种结合,才能使劳动者真正关心生产和工作效率,关心个人和群体的劳动成果,从而可以在根本上解决持久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管理思想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综观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科学的管理思想是与社会化大生产一起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曾萌芽并发展于资本主义,而以民为本的管理思想却孕育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这种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以民为本管理的法律依据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不论是法律上,还是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管理者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管理经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仆,管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管理者的责任。所以,人民对任何部门的管理者都拥有推荐权、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知情权。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必然在管理方面进行民主管理,这是以民为本管理思想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管理的本质内容。
必须努力创造人民管理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民管理的前提条件,但能否真正发挥人民的管理职能,则需要其他条件配合,其中包括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熟悉管理程序和专业知识,懂得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并具备参与意识、法律观念、道德规范等。因此,创造条件,鼓励实践,在管理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管理素质,采取多种方式,吸引、激励人民关心、参与到对国家、对企事业的管理工作中来,使他们既有愿望,又有能力去开展民主管理。为此,灵活地选择人民管理的组织形式尤为重要。
人民管理是社会主义管理的本质特征和一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基层自治组织如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职工代表大会,都要坚持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人民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各种形式的机构,基层自治组织起着组织、动员、教育人民参加民主管理的作用,起着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起着支持各级组织的工作和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的作用。这就需要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组织的实际出发,灵活地选择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对经过实践检验效果好的人民管理的组织形式,必须继续坚持,并加以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管理、监督职能。
必须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体现和保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参加国家管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提供了有益的条件和保证。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从人民群众中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来自人民,并能随时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在讨论决定国家重大问题时,能充分代表和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这样,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也得到了体现。实践证明,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也是以民为本管理的法律依据。
四、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是以民为本管理的文化支撑
中国管理的现代化既不能西方化,也不能日本化,而只能是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的管理现代化。但是中国管理的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经验的运用和再创造。因此,学习和借鉴各国先进的管理是必要的。对于各国的管理经验,必须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加以修改和调整,并创造性地运用。托马斯·彼德斯在《致中国朋友》的信中指出:“你们创造出来的成功的解决办法,必将具有中国特色,反映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及实际情况;我们发现的新的解决办法则要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也希望中国同行在阅读他的管理书籍时应当注意到,他的书中的“一些部分不能直接用于社会体制不同,且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他希望中国朋友“有选择地吸收一些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经营知识”。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
对于国外经济管理中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不能盲目引进,而对反映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规律的东西,则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如果把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科学管理方法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那是错误的。我国的工业化历史还不长,水平也不高,企业、事业以及各方面的管理科学化程度不高,基础还很薄弱,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乃是提高我国管理水平所必需的。我们不能因强调职工在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主导性而否认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不能因体现人民的主人翁权利和利益而否认契约关系的必要性。在管理中应注重社会的契约化、法律化和理性化。管理的严密化、定量化和硬科学化是西方管理发展的趋势,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牢固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观念。这是重视和加强管理,促使管理科学化的必备条件。
同时,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都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管理方面的学习和借鉴必须立足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只有汇入本民族的文化中,与管理实践产生联系,被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历史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和思想,这些在新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加工、改造、提炼、升华,成为管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我国传统思想中就有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观点。《礼记一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即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若将其运用于管理,则意味着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为了使自己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之前提,若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侈言正人。故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只有正心、诚意、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管理行为的目的都以己和物双方为目标,仅以“成物”为目标无疑是片面的。“成己”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社会行为,是自身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是合乎规律的行为。这只能在社会进步之中,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即包括各种模式的“成物”来实现。所以管理不能是单一物质的,而必须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必须以人为中心,否则,便不能称之为是合理的、科学的、先进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