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健康范文第1篇

观影更需护眼

目前，很多放映《阿凡达》的影院都会为观众提供3D眼镜，但是这种眼镜大多都比较沉重，再加上影院光线暗，观影时需要不停调节眼球以适应声光刺激，极易造成疲劳；而且3D电影的场景都比较刺激，很容易“诱使”观众瞳孔放大、眼压升高，从而导致急性青光眼发作。所以，凡是有青光眼病史、眼压偏高的人，最好少看3D电影。

同时，由于戴3D眼镜后双眼所见到的画面是不同的，需要大脑的“融合”功能将两眼不同的影像合成为一个立体的影像，而且越是声光效果强烈的画面，对眼睛刺激越大，长时间观看3D电影可能会令观众出现疲劳、眉弓痛、眼胀、重影等不适，因此即便是没有眼疾的观众，也应该在观影时爱护自己的眼睛，例如，尽量选择中间或后排座位，观看20～30分钟左右、觉得累的时候，就摘下3D眼镜闭目休息一会。至于那些有斜视、双眼视力相差达300度、弱视、散光的人群，则应该避免观看3D电影。

为什么会眩晕

很多观众都奇怪，为什么看完《阿凡达》会有眩晕的感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3D电影除实焦画面外还有很多虚焦画面，虚焦画面里过于丰富的元素使得睫状肌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相关的感觉器官超负荷运作，所以会出现晕眩。

在这里建议观众们在观看3D电影时，尽量少盯着背景画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实景上即可；那些平时容易晕车、晕船、晕机的人在观影前可以吃一些晕车药（当然，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以此来改善因3D画面引起的不适。如果有严重眩晕病史的人，尽量选择普通版本观看。

情绪很重要

有人说，看完《阿凡达》后感觉心情很郁闷，因为通过特效，影片展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虚拟世界，这使得我们的现实世界相形见拙……此外，电影中还有许多飞行、旋转、快速切换、穿越起伏的运动场景，这对那些平时有恐高症、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恐怕也不利——很容易让他们产生血压升高、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

因此，心血管病、抑郁症、癫痫患者们也不适宜观看3D电影，毕竟，情绪波动过大会诱发或者加重他们的病情。

总之，科技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各种新事物。无论如何，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有了健康，才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思考练习：

1．为了说明“3D电影”与“健康”的关系，本文采用了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是从几个方面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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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能不能把“观影更需护眼”和“为什么会眩晕”这两节的位置互换一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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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凡是有青光眼病史、眼压偏高的人，最好少看3D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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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完了这篇文章，请你说说怎样看3D电影才能不影响健康。

生活与健康范文第2篇

还是从生活中的事实说起吧：

我家的左邻右舍是两户工人家庭。说来也巧，两家的人员构成十分相近，都是一对中年夫妻，上有老母，下有儿女各一。工资收入也相近。

不过，两家的精神生活却大不相同。写本文时，左邻李家正利用假日全家自费去承德旅游；而右邻何家老太太却因高血压病加重住在医院里，三天前男主人又突然得了冠心病，也住进医院，其他三口人则忙于护理和照料病人。

两家人的健康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因素，那就是两家的家庭精神生活迥然不同。李家每天晚上静悄悄的，全家人都投入学习，而每到节日的夜晚，却总传出悠扬的琴声和歌声，全家除老人外，人人都能拉善唱。男主人还擅长书法、绘画；女主人是位业余收藏家，已集邮三十多年；两个孩子都是三好生。每天晚上七点多钟，只要天气好，全家人都到附近的林荫路上漫步半个多小时。清晨，老太太站在院中央打太极拳；父亲带寿儿子慢跑；母亲与女儿打羽毛球。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家还举行家庭晚会或诗歌朗诵会、故事会，每人都演出节目，居室里时常传来老少三代爽朗的笑声……

何家可大不相同。他家婆媳不和，夫妻经常争吵，两个孩子也常动手动脚。因此，从他家传出的，多半是喊叫声。他们家的业余时间绝大部分被电视机占去。有时，夫妻高兴了，也与孩子们玩玩扑克，但一玩就是大半夜。早晨，全家人都有睡懒觉的习惯，谁也不愿意早起一会儿，所以，空肚子上班或上学，已习以为常。　 　精神生活时刻影响健康

有人可能认为，上面的例子是个巧合，是偶然现象，珠不知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体健康与人的精神状态、情绪好坏关系极为密切。诸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神经官能症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_心身性疾病，主要的特点是在该病发生或形成过程中心理(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强烈的精神刺激，或长期的不良情绪，均会引起这类疾病的发生或恶化。良好的情绪则来自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人一天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精神生活也决定着人的情绪。李家友爱相处，精神生涪丰富多彩、积极实，全家心情舒畅、愉快，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十分有益，是健康的温床。相反，何家人际关系紧张，精神生活贫乏，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经常处于紧张、消沉和烦闷之中，长期这样，势必危害健康，引起心身性疾病。在家庭里，片面追求吃得好、穿得好、住得舒适、用得方便，并不会使健康得到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和充实家庭精神生活，讲究和注意心理卫生，才能保障和增进家庭成员的健康。

怎样才能充实家庭精神生活

提到充实精神生活，不少人可能感到为难，有人会说：我们家的文化水平不高；家里没人擅长文艺，不会弹又不会唱呀；我们夫妻爱好不同，秉性不一，精神生活很难充实……

其实，这些都不是丰富家庭精神生活的主要障碍。家庭精神生活得以充实、丰富的首要因素不是别的，乃是爱――家庭成员之间的真挚的爱。德国革命家台尔曼有一句名言：“爱就是快乐，她会象阳光一样，透过一切苦难、悲哀、失败和忧虑，照耀着一切有生之物。”是啊，只要有了爱，家庭里才会产生无比的温暖。夫妻间、父子间、母子间，婆媳间、兄弟姐妹问，有7真挚的爱，会融化掉妨碍他们亲爱相处的一切消极因素。爱是家庭精神生活融洽、充实的基石。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中年父母往往是传播爱的主体，更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地做到处处尊老爱幼。

生活与健康范文第3篇

冯英杰/文

春天是个美好的时节，我却在春节后的第五天因腿痛和坐骨痛住进了PL医院。

拍CT，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为腰椎间盘突出。主治医生说，以后，不要想着工作出什么成绩了，能正常生活就不错啦！

我有些愕然。

最初的那些日子，实是痛苦万分，不能躺，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走，甚至夜不能寐，此起彼伏的疼痛在体内“疯狂滚翻”，止不尽的虚汗把身上的被褥整得湿漉漉的。而连续的输液、针灸、熏蒸等并没有效地扼止疼痛。这让急于上班的我心焦如焚，几位同事来医院看望我并嘱咐我安心，说安心才有利于恢复。可我又怎能安下心来？说实话，四十岁之前，我是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四十岁刚过就在病床上一卧不起。倍受煎熬的我在床头的小纸片上写下：“瑟瑟冰雨天地寒，疼痛虐我腰间盘，站立坐卧都不得，春风何日带我还？”

我有些沮丧。经二月过三月，我在市内辗转了四家医院，记得在BA中医院住院的某一天，同屋的两位病友都康复出院了，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目送他们。晚上，妻子急匆匆送饭来，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我有些内疚，又有些心疼，这一个多月来，她既要上班，又要伺候我，一天数次奔波，辛苦自不待言。而我不能照顾家人，却让家人跟着操劳受累，也给周围人带去麻烦，让亲朋们牵肠挂肚，想到这些，我竟禁不住落下眼泪……

难道我这病是个特例？！疼痛一直不见好转，这让给我治疗的那位老中医也很是泄气，“我治了三十多年的腰腿痛，你的这种情况真是少见，我已把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依我看，或许你真的要做个开放性手术了，或是再转到其他医院看看……”听到这些，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望着头顶的天花板，顿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困在冰窖里的无助的可怜虫……

进入四月，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位龙姓中医师，说他的“细心、专业，且手法了得”。我去到龙医生的治疗室，发现他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只见他认真地对照了我在其他医院拍得四、五张片子，然后耐心倾听了我的病发史，继而让我趴在床上细心做着检查。之后，他不无严肃地告诉我：“你的情况并不乐观，现在腰部肿胀，臀部及整条左腿已现萎缩。因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所致，所以你得的这病也可以说是慢性病，那么治疗恢复起来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无论如何，心态要好，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配合治疗。以后即便症状消失，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不由想起自己过往的错：吃东西时，不吃这不吃那，过于偏食（我是一直不大吃肉食的），造成营养不均衡；其次，吃东西时又不加节制，不计后果，调入深圳工作后体重节节攀升，使得肥胖和脂肪肝早早就“拥抱”了我；夏日里吹空调，冷风直吹肩膀头，数年来一直不拘“寒流”，以至于出现风湿肩痛；最要命的是对电脑的依赖，长期地坐在电脑前写文章，查资料，电脑上色绘画等，虽然出了不少成绩，但长此以往地“固守”电脑，再加上自己疏于运动，工作业绩是突出了，但腰推间盘也“突出”了。

二十多年前就曾听说过一句话：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那时我尚年少，虽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却没有深切地去体会它的内涵，体会工作与休息的关系，还不晓得什么叫“健康生活”，不晓得什么叫“一张一弛”。倒是更相信“出力长力”，更认同“人生能有几回搏”，总认为人生当要拼搏，分秒必争。一直一来，总认为自己年轻，可以拼身体，可以搏精力，再苦再累，再所不惜。也正是因这“不惜”，让今日的我经历着数月的疼痛折磨，也许，是身体来逼“债”了，也是我生命应得的惩罚！如今，工作放下了，画笔放下了，书本放下了，开始羡慕起外面轻松走路、快意跑步的人了，羡慕起那些可以爬山、郊游、快乐生活的人了……人，难道只有倒下时才能真正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难道只有住进病房才能深切地体会“要‘活’就要‘动’”的道理？

时近六月，在龙医生的悉心治疗下，我的身体已恢复了六成，已经能够站立，小坐，能够相对轻松地下床小走了。妻子说：“以后再提醒你‘要注意锻炼身体，别老坐着，别老对着电脑’，你还烦不烦？”我连连应道：“不烦了，这次的痛，就是对我最深刻的惩诫啊！”

健康与生活征文：痛 诫

冯英杰/文

春天是个美好的时节，我却在春节后的第五天因腿痛和坐骨痛住进了PL医院。

拍CT，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为腰椎间盘突出。主治医生说，以后，不要想着工作出什么成绩了，能正常生活就不错啦！

我有些愕然。

最初的那些日子，实是痛苦万分，不能躺，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走，甚至夜不能寐，此起彼伏的疼痛在体内“疯狂滚翻”，止不尽的虚汗把身上的被褥整得湿漉漉的。而连续的输液、针灸、熏蒸等并没有效地扼止疼痛。这让急于上班的我心焦如焚，几位同事来医院看望我并嘱咐我安心，说安心才有利于恢复。可我又怎能安下心来？说实话，四十岁之前，我是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四十岁刚过就在病床上一卧不起。倍受煎熬的我在床头的小纸片上写下：“瑟瑟冰雨天地寒，疼痛虐我腰间盘，站立坐卧都不得，春风何日带我还？”

我有些沮丧。经二月过三月，我在市内辗转了四家医院，记得在BA中医院住院的某一天，同屋的两位病友都康复出院了，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目送他们。晚上，妻子急匆匆送饭来，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我有些内疚，又有些心疼，这一个多月来，她既要上班，又要伺候我，一天数次奔波，辛苦自不待言。而我不能照顾家人，却让家人跟着操劳受累，也给周围人带去麻烦，让亲朋们牵肠挂肚，想到这些，我竟禁不住落下眼泪……

难道我这病是个特例？！疼痛一直不见好转，这让给我治疗的那位老中医也很是泄气，“我治了三十多年的腰腿痛，你的这种情况真是少见，我已把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依我看，或许你真的要做个开放性手术了，或是再转到其他医院看看……”听到这些，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望着头顶的天花板，顿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困在冰窖里的无助的可怜虫……

进入四月，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位龙姓中医师，说他的“细心、专业，且手法了得”。我去到龙医生的治疗室，发现他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只见他认真地对照了我在其他医院拍得四、五张片子，然后耐心倾听了我的病发史，继而让我趴在床上细心做着检查。之后，他不无严肃地告诉我：“你的情况并不乐观，现在腰部肿胀，臀部及整条左腿已现萎缩。因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所致，所以你得的这病也可以说是慢性病，那么治疗恢复起来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无论如何，心态要好，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配合治疗。以后即便症状消失，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不由想起自己过往的错：吃东西时，不吃这不吃那，过于偏食（我是一直不大吃肉食的），造成营养不均衡；其次，吃东西时又不加节制，不计后果，调入深圳工作后体重节节攀升，使得肥胖和脂肪肝早早就“拥抱”了我；夏日里吹空调，冷风直吹肩膀头，数年来一直不拘“寒流”，以至于出现风湿肩痛；最要命的是对电脑的依赖，长期地坐在电脑前写文章，查资料，电脑上色绘画等，虽然出了不少成绩，但长此以往地“固守”电脑，再加上自己疏于运动，工作业绩是突出了，但腰推间盘也“突出”了。

生活与健康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生活方式 健康不平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医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的发展，健康不平等状况将会有所减小，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Robert&House，2000）。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早期，布莱克等（1980）却发现，英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状况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健康状况明显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一趋势并未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Mackenbach，et al.，2008）。虽然不同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总体上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都有所增加，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更多是社会上层人口从中获益，这加剧了健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使得曾经是社会流行病学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逐渐也变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受到社会分层学者的重视。社会学家重点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当然，相对于社会流行病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还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框架和方法（Robert&House，2000）。

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如何确定仍存在争议（Warren，2009）。这些争议基本形成两种观点：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Elstad&Krokstad，2003）。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人的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Dahl，1996）。健康选择论则认为，健康状况是个人社会流动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健康不平等（West，1991）。笔者也曾试图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检验这两种主要观点对于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状况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相对而言，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要比健康选择论强（王甫勤，2011）。因而，同其他很多研究一样，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果机制。虽然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Mirowsky，Ross&Reynolds，2000）。

社会流行病学致力于寻找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风险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层面的社会关系、生活或工作压力、悲观情绪、健康生活方式等（House，2002）。根据社会流行病学的观点，对于离个人最近的（proximal）、行为的和生物医学因素的直接干预将会从总体上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Link&Phelan，2010）。但在社会学研究中，生活方式并不只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型塑，即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Cockerham，2010a）。那么，（健康）生活方式能否成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解释机制？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试图通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分析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型塑人们生活方式，进而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健康水平提供因果解释逻辑，并试图将社会流行病学和社会学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结合起来。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布莱克报告发表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探索本国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形成大量研究成果（Bartley，2004；Cockerham，2010b；Pickett&Wilkinson，2009；Smith，Bartley&Blane，1990）。在布莱克提出的四种观点中，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虽然都解释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因果方向却恰恰相反，所以关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最多。在争论中，社会因果论一直处于优势。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人健康状况和期望寿命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Link&Phelan，1995；Williams，1990；Winkleby，et al.，1992）。另外，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稳健和持续的关系（Mackenbach，et al.，2008），即社会经济地位同人们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王甫勤（2011）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5）”检验了这两种理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的解释力，结果显示，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相对而言）要比健康选择论强。本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讨论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温珂拜（Winkleby）和他的同事（1992）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几乎出现在所有疾病中和生命的各个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一个人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在疾病和健康研究中，教育反映一个人积极获取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职业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利责任感、体力活动状况和健康风险；收入水映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住房条件、营养状况及医疗保健资源的获取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并不同等重要。温珂拜等（1992）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也很重要，但良好的健康状况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教育通過多种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不平等，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并且教育还能够促进人们心智成熟和培养人们赚钱的能力等（Winkleby，et al.，1990）。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相比，前者在工作過程中感觉更为充实和有价值，他们对于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调控能力明显比后者强，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教育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Ross&Mirowsky，2010）。社会经济地位不但对人们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还具有累积效应，即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的人拥有更好（或更差）的健康水平（Heraclides&Brunner，2009）。这种累积效应在年龄方面体现比较明显，即青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反映的健康状况差异不是非常明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况的累积效应逐渐展现出来（Lowry&Xie，2009）。

从多重病原论的角度看，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产生除了基因和体质因素之外，还包括多重社会因素。在医学社会学中，根据与健康的因果距离，社会因素被划分为三个层次：最近的因素（proximal factors），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如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等；中等距离的因素（mid-range factors），包括人们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最远端的因素（distal factors），包括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因素（Lahelma，2010）。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支持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并就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因果机制作出解释，但并未得到数据的检验（Mirowsky，et al.，2000）。从对这种因果机制的研究和解释看，主要是基于最远端的因素是如何产生健康或疾病的，这种因果机制没有得到直接的数据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从最远端因素到最近因素的因果链接机制。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口的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有明显的改善。关于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广泛，但绝大部分都是以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为主，对公共健康的社会学研究相当缺乏。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卫生部从1989年开始对中国9个省份约4400户家庭进行的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CHNS）——是目前中国健康研究最为权威的数据，以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数以百计。即便如此，这些成果中对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仍鲜有涉猎。王甫勤（2011）虽然发现了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只是检验了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的解释力大小，并未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正因为如此，本研究试图寻找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

二、生活方式与健康

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期社会学家如马克思、韦伯和凡勃伦等均对生活方式有相关论述（高丙中，1998），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讨论也非常深入（Cockerham，2010a）。其中，韦伯对生活方式的界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根据社会声望和生活方式区分不同类型的地位群体，并认为特定地位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来（韦伯，[1946]2005），因而，不同地位群体在生活方式方面必然是可辨别的。在韦伯看来，生活方式受到行动和结构两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个人的一种生活选择，但是这些生活选择却又（且主要是）受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处境或生活机会的制约（Cockerham，2010a）。当然，本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探讨如何根据韦伯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来划分不同的地位群体，而是要探讨在不同生活方式下行动的个体是如何获得健康地位的。笔者把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称为健康生活方式，是指个人基于一定的动机和能力所发生的一系列维护和促进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模式（Cockerham，et al.，1993）。科克汉姆（Cockerham）（2010a）认为，人们维护或促进健康状况的主要动机包括维持工作、增长寿命以及享受身体健康带来的愉悦等。布迪厄（1984）从饮食习惯和运动偏好两个方面研究了专业技术阶级（中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隔，他发现工人阶级更注重维持体能，而专业技术阶级更注重保持身型。（1）在饮食方面，工人阶级喜欢便宜且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专业技术阶级注重口味、健康、清淡和低能量；（2）在休闲运动方面，专业技术阶级经常从事帆船、滑雪、高尔夫、网球和骑马等运动，这些运动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不但存在经济障碍，还存在社会障碍2，因而工人阶级喜欢参加一些比较流行的且对公众开放的运动，如足球、摔跤和拳击等一些锻炼肌肉力量、耐力并伴有暴力的运动（Bourdieu，1984；转引自Cockerham，2010a）。

社会流行病学一直致力于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安全驾驶和常规体检等）对人们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影响，并提出了风险因素模型（House，2002）。但是，早期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往往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亚伯（Abel）和科克汉姆等（2000）归纳为五个方面：（1）某一种健康行为并不能反映行为对于健康的复杂效应；（2）很多研究只重视健康损害行为，忽视了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3）将生活方式当成是一种个体行为来研究，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群体效应对生活方式的影响；（4）需要将生活方式嵌入到综合了社会、文化和心理效应的综合模型中；（5）对健康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递归关系缺乏详细描述，往往仅以双变量分析为主。科克汉姆（2010a）在此基础上结合韦伯和布迪厄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提出了（健康）生活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的综合模型，认为在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结构、年龄、性别、种族、集体行为和生活条件等）和社会化以及经历的影响下，个体形成了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生活选择，进而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倾向（惯习），并发生生活方式行为（如吸烟、饮酒、安全行驶、运动和常规体检等）。这些行为模式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又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倾向（惯习）。

根据科克汉姆模型的基本观点，生活方式不管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受到生活机会的约束，最基本的原因都缘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生活方式就成为链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远端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健康水平之间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健康生活方式（近端的行为因素），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水平，也即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导致健康的不平等。可以用图1来概括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逻辑框架。

根据图1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形成如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

根据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健康社会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设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中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假设2：越是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即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指有助于产生或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如运动健身等），健康状况越好；相反，不经常发生健康行为或经常发生健康损害行为的人（如吸烟、饮酒等），健康状况相对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要差。

基于多重病原论及社会流行病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相关健康行为是人们维持健康或产生疾病的最近端的影响因素。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具体说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就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产生和维护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口对健康的需求也越高，产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口能够支付健康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再结合假设2的观点，便可形成一条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健康生活方式（中间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因果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研究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過健康生活方式产生了健康不平等，将采用逐步回归法来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再通過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从不同层次检验本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健康状况。在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采用医学健康指标来测量，如死亡率、发病率以及具体疾病（如心脏病、肥胖症、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采用主观健康评估法（Braveman，2006）。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在于解决疾病康复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主观评估结果同人们真实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主观健康评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认为是死亡率和其他功能性限制的有效预测指标（Lowry&Xie，2009）。因此，同国外很多研究（Elstad&Krokstad，2003）一样，在本研究中，“健康状况”是通過人们自己的主观评估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上个月，是否因为健康状况而影响到您的日常工作（在家里或家外）？”，将回答结果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回答“完全没有影响”的，重新编为“健康状况良好（编码为1）”；回答“有很少影响”、“有一些影响”、“有很大影响”和“不能进行日常工作”等合并为“健康状况较差（编码为0）”，“有很少影响”和“有一些影响”没有作单独分类，而是归为“健康状况较差”，主要是由于这种测量方法属于回忆性测量，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程度有一定程度的偏高估计。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生活方式。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根据每一种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后来特里曼（Treiman）、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等又根据不同国家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本研究根据他们提供的标准化的职业转换程式，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从测量结果来看，ISEI属于连续型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健康生活方式是用人们在业余时间里参加的健身/体育活动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和教会等）安排/进行的（健身/体育）活动呢？”根据被访者的参与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一周一次”、“一周几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等，在实际分析中，将“一周一次”和“一周几次”合并为“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1），将“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合并为“很少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0）。

3 控制变量 在以往的国外研究中，性别和年龄是常见的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性别男女编码分别为1和0；被访者年龄范围在18-70岁之间，同时根据年龄和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将年龄的平方也作为控制变量。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差异，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通過劳动力所在单位的性质决定。体制内和体制外单位在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保障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影响劳动力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将劳动力的单位性质也作为控制变量使用。根据劳动力所在单位性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国有单位（集体企业、个体经营、外资企业或其他企业）、无单位（主要是指农业劳动者没有挂靠单位）。此外，除了城乡差异之外，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这导致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有明显差异，因而，本研究根据调查地点将被访者划分为三个区域2并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调查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人口总体（18-70岁，不含港澳台及）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共获得样本10372个，其中城市样本6098个，农村样本4274个；本研究根据被访者的当前工作状态进行筛选，剔除了“从未工作過”的样本，共获得有效分析样本9 185个，有关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在实际分析中，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四）分析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健康水平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其估计模型为：其中，p表示接受健康状况良好的概率，X1、X2分别表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健康生活方式；Xc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单位性质和地区等变量）。bi（i=1，2，c）为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健康状况良好与健康状况较差的优势比将会平均改变exp（bi）个单位。在分析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时，也采取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中国民众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一直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对中国的健康不平等研究较少，也缺少明确的认识和解释。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为基础，根据上述统计模型描述和解释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建立了三个基本模型：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方式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健康生活方式变量；联合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见表2）。

在三个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差别不大，只是由于不同模型中变量设置的差异使其参数估计的大小不同。本研究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简要说明不同控制变量对中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从性别方面来看，男性的健康水平明显优于女性，男性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是女性的1.446倍（e0.369），这与国外以往研究的结论（Timms，1998；Cardano，et al.，2004）基本相同。年龄方面，没有发现与国外研究相类似的结论，倒U型关系没有得到支持，虽然年龄平方具有显著性，但是估计系数非常弱，接近于0。单位性质对人们健康水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工作的劳动力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分别是没有挂靠单位的农业劳动力的1.442倍（e0.366）和1.341倍（e0.293）。从各模型的单位性质的参数估计大小看，国有单位劳动力比非国有单位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这些都反映了与不同单位性质匹配的各项社会医疗和保障资源等对内部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人口之间健康水平的差异并不明显，虽然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主要影响的是该地区总体层次的人口健康水平（如预期寿命），对个体层面的健康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看，在社会经济地位模型2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人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越大；具体来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就增加0.4%。这一结论表明，社会因果论对于中国人口健康水平也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1得到支持。

生活方式模型的结果显示，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相对于不经常参加（一月参加不超過一次）的人，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明显增加，是不经常参加者的1.298倍（e0.261）。因而，本研究的假设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体育健身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且是最近端的因素。

在联合模型中，由于同时放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显著性和拟合优度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参数显著性降低（p>0.05），生活方式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参数略有降低）。综合两个主要变量模型和联合模型，根据详析分析的基本原理，可以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阐明变量，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分析

人们健康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确认了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健康水平的因果链条，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检验。为此，本研究继续构建了中国民众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Logistic回归模型（表3），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人们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同人们是否经常健身/体育活动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者相对无挂靠部门的劳动者来说，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显著增高，其优势分别是无挂靠部门劳动者的13.527倍（e2.605）和5.536倍（e1.711）。不同地区人口在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人口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较低，其优势只有西部地区人口的0.648倍（e-0.434）。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生活方式没有明显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是否参加健身/体育活动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经常参加各项健身/体育活动的优势相应增加0.9%，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加健身/体育活动。一方面，人们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Cockerham，2010a）。健身/体育活动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支持了假设3的基本观点，也明确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具体模式。

五、研究结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会促进和改善总人口的健康水平（Preston，1975），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居民的健康状况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能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健康不平等（Franzini，et al.，2001；Wilkinson&Pickett，2008）。社会上层群体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過程中，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研究者们也普遍同意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不平等主要由社会不平等型塑。但是，就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这一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在社会流行病学中，社会经济地位被当做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最远端因素，与人们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是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最近端因素。因而，在早期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一直注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安全驾驶、常规体检和锻炼等，却忽略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之间的分布形态是不同的。科克汉姆（2010a）根据韦伯和布迪厄对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构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模型，即个人生活方式不仅是个人生活选择的结果，更是受到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阶层结构、性别/年龄/种族结构、集体行为与生活条件等）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在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倾向（惯习），从而产生一系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这些健康行为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模型基础上，认为（健康）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之一，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其健康水平。

生活与健康范文第5篇

高龄老人组是21世纪老年人群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但慢性非传染病在全人口中的死亡比例亦在增长。人类如何达到既长寿、又健康的目标，是当前亟待攻克的科学难题〔1〕。近年来，国内在长寿老人、百岁老人调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健康长寿经验〔1，2〕。本文就跨越30多年的前后3次长寿调查及追踪16年以上纵向观察所见结合文献作一综合分析。

1 前后3次长寿老人调查及连续16年追踪观察对长寿经验的剖析〔3〕

作者等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目的作过多次长寿老人调查研究，涉及长寿经验方面，其中3次较有代表性：

1958～1959年，完成武汉地区90岁以上长寿老人50例调查报告。该研究在时间上在全国富有开创性。提出“经常的锻炼；主动、自觉、愉快而均匀的劳动；合理的饮食；愉快的情绪和重要器官较为健全”是长寿的4项主要因素〔4〕。

1980～1981年完成长沙市区100例90岁以上老人的综合调查，发现健康长寿涉及社会、家庭、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但主要长寿经验可概括为“坚持活动，合理营养，生活规律，情绪乐观，戒烟酒，讲卫生”22字〔5〕。

1991～1993年完成城市和山区长寿老人比较研究；经过344例长寿老人的体力、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进行检测评价，评定出个例的生活质量总分，然后对影响生活质量的73项可疑因素，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分“城市、山区、城市加山区”3组各列出前6项主要因素。结果，3 组共有的因素为“坚持活动，处世乐观和无重要器质性疾病”3条；城市组的另3项因素为“不抽烟，生活规律，早起早睡”；山区组另3项因素为“食欲好，劳动适度，视听尚可”〔6〕。

综合上述不同时期完成的3篇长寿调查报告，内容一次比一次充实，方法一次比一次完善，结论则是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认为健康长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寿经验的集中点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核心内容综合为“坚持活动，处世乐观，生活规律，营养适中，戒烟少酒，讲究卫生”24字。经继续对上述第2、3次调查的长寿老人进行长期纵向研究、特别是第2次100例，连续追踪16年，直到最后1例去世。发现凡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者，长寿期仍有独立生活能力，且临终前病程短，痛苦轻；反之，生活方式欠健康，诸如不爱体力活动等，虽因有较好的遗传素质也能获得高寿，但长寿期多丧失生活能力，带病生存时间长，痛苦大〔7〕。有力的证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健康长寿的保证。

2 健康长寿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古今中外的共识

2.1 符合中医学的养生观

中医学论术养生始自1 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一书，历经各朝，学派众多，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8〕：

2.1.1 讲究动以健体，体欲常劳，劳逸适度

源于《吕氏春秋》提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理，遂形成“体欲常劳，劳勿过极”的养生原则，指出“不动则气郁，动极则气耗”，都对健康不利，并创造出五禽戏、气功、太极拳、八段锦等独特锻炼方法。

2.1.2 提倡静心养心，重视精神修养，情绪平衡

中医学认为：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正常的情志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惟情志太过，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就会致病。《内经·素问》提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四要》进一步阐明：“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精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使怡神养志成为养生学中重要一环。

2.1.3 讲究生活规律

中医认为：人的寿夭与起居合理安排有关。《素问》提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其后医家们并按阴阳四时变化提出了相应的生活起居合理安排建议。

2.1.4 强调饮食有节，营养适中，食勿过度

从《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对于饮食营养的论术颇多，形成食疗专著。阐述了各种食品的功能，“食养尽之，无使过之”的道理，要求做到合理搭配，饥饱适中，食宜清淡，不可过饱。

2.2 符合著名学者兼百岁寿星的长寿经验(仅举3例)

2.2.1 著名老年学家、生化学家、健在的108岁郑集教授

曾根据对健康长寿老人的调查结果及参考中外养生学家的养生之道，提出健康长寿十诀〔9〕：①思想开朗，乐观积极，情绪稳定。②生活有规律。③坚持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④注意休息和睡眠。⑤注意饮食卫生，切戒暴饮暴食。⑥严戒烟、少喝酒。⑦节制性欲和不良嗜好。⑧不忽视小病。⑨注意环境卫生，多同阳光和新鲜空气接触。⑩注意劳动保护，防止意外伤害。

2.2.2 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前名誉会长，终年103岁陈立夫先生

他根据自己学习中医养生学的心得，吸取现代科学知识，结合自身体验，提出“养生真诀”：“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蔬菜，少食肉类，头部宜冷，足部宜热，知足常乐，无求常安”48字，作为他追求身心健康的最高纲领。

2.2.3 上海大书法家，寿至110岁的苏局仙老先生 他的养生八要为：心胸要开阔，思想要乐观，感情要温和，嗜好要适度，身体要运动，营养要恰当……养生四忌为：忌烟、忌愁、忌懒、忌胖。

2.3 符合国际上共识(兹举两例)

2.3.1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明确公告：人类的健康长寿，60%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40%由遗传和多种客观因素决定，即：遗传因素占15%，环境因素占17%（社会因素占10%，气候因素占7%），医疗卫生占8%。

2.3.2 1992年国际心脏保健会议发表维多利亚宣言，把健康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健康四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2.4 小结

综上可见，无论从中医学观点、著名百岁寿星的经验，WHO公告都一致认同健康长寿的关键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核心内容可用作者提出的24字核心长寿经验概括，它先于“健康四大基石”10年提出，内容涵盖四大基石而多出“生活规律、讲究卫生”8字，更具现实意义。

3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抗衰延寿的法宝

3.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多病早衰的根源

我国在平均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慢性非传染病发病率也不断上升，我国这些病在全死因中的比例已由上世纪末期的55.8%上升到2000年后的80.9%，其根源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见表1）。诸如：剧烈的竞争，导致思想压力增加，引发神经内分泌系统异常；西方式饮食以及久坐不活动方式使超重和肥胖比例上升。这些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尚在不断上升，例如北京市成年人中一半超重和肥胖，一半缺乏体育锻炼，一半以上男性吸烟，1/6男性过量饮酒，饮食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10〕，全国各地类似。这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根本原因。表1 几种常见慢性疾病主要致病危险因素（略）

3.2 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延长健康期望寿命 上述跨越30余年的长寿研究，肯定健康长寿涉及多种因素，集中点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核心内容为“坚持活动，处世乐观，生活规律，营养适中，戒烟少酒，讲究卫生”24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由于其太平凡，常被人们忽视。真理常寓于平凡之中。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针锋相对的逐步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阻抑慢性病的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使高血压发病率减少 55%，脑卒中减少75%，糖尿病减少50%，肿瘤减少1/3。”从而达到普遍延长人类健康期望寿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中国高龄才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

2 刘岱岳，余传隆.人生百岁不是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219433.

3 朱志明. 抗衰延寿的可靠方法——核心长寿经验〔J〕.老科医学与保健，1999;5(2):557.

4 武汉医学院长寿科研组.武汉地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50例调查报告〔J〕.中医杂志，1961;4:346.

5 朱志明，盛正祥，王 镜，等.长沙市区100例90岁以上长寿老人综合调查报告〔J〕.中华医学杂志，1982;62(3): 1303.

6 朱志明，赵国祥，欧 琼，等.城市和山区长寿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比较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1995;15(1):124.

7 朱志明，谌才金，缪时金，等.100例90岁以上老人16年纵向观察〔J〕.中国民政医学杂志，1998;10(4):2157，

8 李聪甫.传统老年医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4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