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反思,但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哲学走入了寻求终极“本体”并用外在力量说明世界的误区,这给哲学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哲学必须实现向生活世界回归,这种回归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要关注现实,研究方式上要走出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要面向实践、面向生活世界。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生活世界”的思想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几个问题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6－03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与历史时空这一特定现实境遇相关的，而且是同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伴随的，面对“事情”本身的哲学思考方式。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现实使命而言，只有在时空区域的本土化转型中方能彰显自身的生命力与时代性的价值。正是在这一现实的维度与视域里，才能切中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当代哲学界的主导理论形态和成果，同时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取得的现实成果为绩效的。它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性胜利，并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中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一标准和精神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活的灵魂。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或理论，它移植中国文化土壤中在“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特征在特定时空上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面向事情本身”的思维方式出发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当时当下的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它自身也要有一个发展问题，而发展本身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民族中需要被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具备的四个特征：一是面对事情本身，二是强调时代精神的表达，三是特定时空性，四是需要不断被本土化，或者说这四个特征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性和建构性，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从一般的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出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纲领，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个理解给人感觉有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实践过程及其成就，就是一本打开了的、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这本书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1］目前，这个“实践版本”也受到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不要参与政治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避免“政治化”，不能成为政治诠释的工具，目的在于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独立性”。与之相反，另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面对中国现实，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不能成为书斋中的哲学家的窃窃私语和情感的发泄，在“化”的过程中要摆脱其“学院化”的倾向，走出“为体系而体系的误区”和“为知识而知识的误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的“理论和现实”之争，一些人力图超越上述对命题的理解，走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有“现实眼光”和“学术视野”，也要有“政治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又要有清醒理性态度。这种“结合论”在目前虽然是一种大家极力推行的，但它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化的形态，它应是中国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理论表达，这种“结合论”的理论样态还是模糊不清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马克思哲学是现实性哲学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性问题结合起来。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建构中国形态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保持理论性，又要坚持现实性。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难以界定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对当今时代的共同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难以以哲学理论形态洞察到中国当今时代的共同问题。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方式转化为中国本土的现实性成果以及对这一现实性成果的理论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这基于它仍然是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哲学理论，这个理论至少在特定时代里解决了时代性问题，一个“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初的中国化时确实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当前它仍是解决时代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被边缘化了，同时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失去了“话语权”，通俗地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样态不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生活问题，或者反方向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准确地表达中国现实生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由于我们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已经无法对现实生活世界提供充分的解释，”［3］为什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为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合理的理论阐释和解释，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呢？概括地讲，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切中”中国现实问题或中国现实问题不能提升为哲学理论形态以说服人。从理论的表达意义来说，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不够“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的动机除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动机在于形成具有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克服照抄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良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再完美也只是西方现实生活历史阶段的产物，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土壤中，如果不被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化”的话，很难在中国当代语境下成长起来并结出果实来。正是基于这个动机，一些学者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活的灵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怎样体现“时代性”问题，即“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文化样态，它的“普适性”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民族”样态才能体现出它的真实性，离开“民族性”的“普适性”只是一个理想的“价值悬设”，永远是一个“空中楼阁”。为什么不能把“普适性”和“民族性”有机的结合呢，原因可能是多种的，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仍然停留在“两级对立的二元”的思维方式框架内或者仍受“二元”思维方式的左右。从全球文化整体样态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是世界文化样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国的现实生活问题在中国理论上的升华，因此，其本身就蕴含着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才能形成合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指导中国现实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学者各献其计，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之；倡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之；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之。单纯的“结合论”虽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但是它只是在浅层次上的“中国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这种“结合论”不能清楚地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轮廓。然而，“结合论”者从哲学不能单纯的“为体系而体系”出发来维护这种结合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其实这涉及到“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不要“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犹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没有既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还必须呈现出其理论体系以“彻底的”的形态去说服人。正是出于此目的，有人提出用“创建论”去超越“结合论”，并认为“‘创建论’是在现时代立足中国社会‘向前看’、以建设和创新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取向”。［4］“创建论”的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深层次发展，形成具有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且不把这个“未来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既成的理论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论”的优点在于力图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成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建构的过程。但是，“创建论”并没有明确地给世人指出“怎样”创建以及创建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样态是什么，这和“结合论”同样不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样态。当然，我们不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固定化为一个僵死的理论体系。其实，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理论体系”问题，而是能不能形成当前所谓的彻底的“理论体系”，然后才有可能随着时代的深入发展去超越这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在生成和构建的“创建论”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统一：即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敛型、和谐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张型、自由价值取向糅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体现哲学理论的韵味而且也要彰显中国现时代问题；不仅体现着中国的时代精神而且中国的时代精神也蕴含着世界的时代精神；不仅是精英层次的文化生活而且更是大众的文化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以理论化的知识为载体，同时又超越了这个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是相伴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必然涉及了“化”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一些学者极力主张的方法即“解释学”的方法，从解释学的理论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解释、理解和应用”，而且这种理解附加了中国特色、时代气息等因素。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归结起来不外两类：一个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是回归现实生活意义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哪一类都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解释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样态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对话的前提，是我们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如指掌，也应该精通马克思哲学文本，只有这样才能有对话的资格和由对话达成共识的结果，用解释学的话语说，才能有真正的“视界融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热”，也形成了一定的“视界融合”的理论成果，如，《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类似的理论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但蜂拥而至之后对其进行反思发现把握“回归文本”的现实意义又是非常困难的，即“文本”研究与现实意义之间仍然处在两级分离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说，解释者与文本的“视界融合”更多的倾向于个人主观性，这使得“回归文本”主体间性很难形成，虽然解释学者伽达默尔倡导“偏见”的合理性，但“偏见”并不是主体的主观随意性，而且他更强调在合理“偏见”的作用下“视界融合”的“效果历史”性。从实用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就是指理论在当下的“效率或效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需要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文本和马克思哲学文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正是出于此，我国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解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维度，它超越了辩证法和现象学的方法。但是解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它最早体现在尼采语言的“隐喻”中，中经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解释学，到伽达默尔那里已经成熟，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单纯地用解释学理论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有用西方哲学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西解马）之嫌，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解释学”理论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其内在精髓在哪里还是一个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仍应该坚持新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真切的洞察现代性社会与问题的症结、解决方案和未来走向。

从根本上说，怎样中国化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面向事情本身，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不能是断裂的，不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本体论理论诉求，也不能是以知识论为主旨的静态观察，前者是教条主义的，后者则是缺少辩证法的；面向事情本身有表层的描述，也有主体参与的洞察，同时还有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把握。中国化的基本任务是创立关于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精神指向是马克思的，处理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得出的结论是既面对地域性的，其意义又是普遍性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的理论结果还有待于澄清

大家公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征是生成性和建构性的，这个特征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样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有思想“矛盾论”和“实践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在当前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大家觉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是的话，也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而非“理论版本”。“理论版本”是哲学研究者基于中国的现实生活问题在哲学层面上提炼出来的理论化的成果，它像一束“普照光”一样关照现实生活的每个领域，而非像“实践版本”那样仅仅关注政治生活领域。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混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混淆。两者是有区别的，从适用范围宽广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更注重实践，后者更倾向于理论的表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是中国时代问题在理论层次上的表达，往更深层次上说，它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凝聚，它的“中国化”更具有深层次的时论内涵，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趋同的方向，就是“化”要切中中国的实际，要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底蕴和文化韵调。但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哲学理论文化样态还是不清晰的。虽然有人想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轮廓：“在理论形态上，它应当实现普世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统一；在文化形态上，它应当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统一；在精神实质上，它应当是实现世界时代精神之精华和中国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统一。”［5］但是，这与“结合论”和“创建论”一样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样态的“价值悬设”，而不是真正的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这个轮廓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正是由于理论提炼的还不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很多困难，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创新的过程和创新的结果的模糊不清和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契合问题等等。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外在现实性维度和内在形而上维度之间的张力问题。马克思哲学作为现实性哲学内在蕴含着形而上的维度，因为马克思倡导的作为人生存的“实践活动”本身包括着形而上的指向。也就是说“人的‘形而上’追求从来都是建立在‘形而下’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形而下’的生产活动，人的‘形而上’追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6］这种对马克思哲学新视野的理解有利于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兼顾一方或简单统一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活动”中同时绽放出“时代精神”。虽然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其“中国化”的进程，但深化和发展它还要经历漫长的路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哲学工作者个人的事业，更是全民族共同的使命，望全民族集中智慧建构一个说服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理论形态”。

参考文献：

［1］陈晏清，杨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J］．哲学研究，200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3］孙伟平，张羽佳．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哲学研究，2006，(6)．

［4］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J］．哲学动态，2007，(4)．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转贴于

三

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学科定位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杜威；传统哲学；二元论；改造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66-02

杜威，20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C.威斯特曾说过，“杜威是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此外，他还用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对杜威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如果爱默生是美国的维科，詹姆士和皮尔士是美国的J.S.穆勒和康德，那么，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可见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思想的地位是何等的突出。实用主义者们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式持批评态度，希望建构一个新哲学。在此意义上，杜威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目标就是改造哲学。他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今后哲学发展的任务。

一、杜威对传统哲学的分析

在杜威看来，人类处于一个或然的、不确定的生命世界中，为了生存，不得不排斥种种不确定因素，来寻求安全、确定性。为了寻求这种确定性，以古希腊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人为地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高级不变的、真实的理论世界，它独立于人们生活经验之外，是永恒不变的，哲学就是通过求知来达到这一世界的；另一个是低级变化的、不真实的现象世界，它充满了不稳定性，是有危险的，哲学努力使人们逃离这一世界，以求安全。自此，“二元论”产生了，它把认知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分开了。此后，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从根本上操控着哲学的发展，二元论成为传统哲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运用“二元论”来研究传统哲学的并非柏拉图一人，许多哲学家以各种方式运用它来开展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二元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人类之城”二元论；笛卡尔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二元论；康德的“现象世界和自在物世界”二元论等。这些例子均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中的前一项指向永恒不变的存在，后一项则是不完美的日常的经验世界。这些“二元论”几乎渗透到了传统哲学的每个角落。

二、杜威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为了摒弃或然追求永恒，“甚至于不惜把事物研成毫无联系的两块，只有这样，才能堂而皇之地在理性或机械作用中、在数学式的理性概念或感觉材料之类的粗糙事物中、在原子或本质中、在意识或一种宰制驾驭意识的物理外在性中找出所要求的那种特性”[1]195。可见“二元论”思想已深植于传统哲学中。

然而，在杜威看来，二元论是哲学“内在保守主义”的最为激化的表现。这些“二元论”的假设，造成了一系列“人为”的哲学难题，如回答关于知识的本质、可能性和限度的问题，回答关于存在的问题，回答基于现象/本质二分基础上的终极实在的问题，以及基于主客二分之上的外部的世界如何能够影响内部的心灵，而心灵如何能跑出去把握那些与它相对立的对象等难题。而这些难题也使哲学、使认识论陷入了困境之中。

另外，杜威认为，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无法把握周边实在那个固定不变的分裂，反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分裂，它们无法解决当前的困难。如此，坚持二元论的哲学会导致一种不幸的倾向：哲学家们的研究与世俗、世界的疏远。因为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研究的是超验的、不变领域的真理，脱离了现实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威认为要改造传统哲学，未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澄清人类对于自身生活中的社会冲突与道德冲突的观念，关注与社会有关的问题。改造后的哲学不再无意识地通过二元论来保护传统免受科学的侵蚀，必须致力于科学与文化的统一。改造后的哲学必须努力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当代文化所包含的道德与社会问题中。

三、杜威对传统哲学的改造——新经验论

（一）改造的前提

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他认为实用主义与传统哲学相比，有几点不同之处：传统哲学坚持孤立的思考，但实用主义发展一种关注行动的新哲学，注重人类的行为；实用主义者们对具有“理智”内涵的哲学理论或概念表示怀疑，并认为概念或者理论都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传统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为自然科学提供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科学服从于哲学家们提出的要求。但实用主义却不同，他们试图使哲学与科学步调一致，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估哲学，从而调和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从这几点看得出来，实用主义不同于传统哲学，其更加注重“生活”、“行动”和“效果”，它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式持批评态度，这成为杜威对传统哲学改造的前提。

（二）新经验论

在杜威看来，传统哲学中典型的二元论，如身心二元论、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等，都是“非经验”的方法。“非经验的方法是从一种反省的产物出发，把它当成原始的东西，当成本来‘给予’的东西。因此对于非经验的方法来说，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不管使用什么名词和概念都是一样）乃是分离的、独立的。”[1]193杜威认为这种非经验的方法，人为地使经验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势必致使二元论的出现。于是，杜威提出了他的“新经验论”。

杜威的新经验论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进化的基础上。经验是在世界中“做事情”,是“一种行动的事件。杜威认为这种行动是有机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的有机的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就是经验、生活。所以杜威讲：“经验即生活。”经验是“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承认质与料、主与客、身与心的区分，而是把双方都包括在一个不可分的总体之中，而这才是对经验的真正的“经验”态度。

新经验主要注重人的行为、实践。杜威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机体适应环境所产生的活动，是有机体受到外界刺激，然后主动反应的过程；而这种“刺激——反应”活动是“连续不断的”，这二者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经验。显然，经验是人的行为或实践，是动的过程。这就是杜威的新经验论，它为杜威哲学的研究和改造提供了基础。基于这一新经验论，杜威对传统哲学展开了改造，并用新的经验论来克服那些“人为”造成的二元论。

四、改造后的哲学任务

杜威通过用新经验论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破除二元论之后，认为今后哲学研究的任务应该是：

（一）以科学研究为对象

杜威认为，哲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应当追问科学，把科学研究的结果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第一，哲学应当系统、全面地研究科学的结果。第二，哲学要了解科学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第三，哲学应当研究科学方法运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条件。第四，哲学应当研究科学方法在社会中的效果和影响。看得出，杜威对哲学任务的这些规定，是把哲学研究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使得哲学与大众生活产生了相互关系，同时也使得哲学为大众所关注。

（二）以大众所关心的为重

杜威认为，若要哲学真正成为大众所关注的，就必须研究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从人们的自身需要出发，从人们对善恶的基本认识出发，只有以此为研究对象，哲学才是大众真正所需的。只有当哲学家们重新认识到哲学只有与日常认识活动、与科学知识一样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并在事件中起作用时，哲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三）保持古希腊追求智慧的传统

杜威认为，当今的哲学应当保持古希腊的传统，坚持对智慧的追求；但又不同于古希腊的，这里所称的智慧不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客观知识，而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目标和价值；此外，追求智慧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普遍的存在，而是运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结论。显而易见，杜威这里对智慧的追求，正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

“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一直以来是实用主义的热门话题，也是杜威哲学研究的重点。作为传统哲学的支撑基础——二元论，成为我们对科学认识和了解的屏障，它把人生价值与科学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隔离开来，把道德目标与科学目的隔离开来，把人类与自然、生活、科学对立起来，故而无法让我们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获得更好的生活。故而在改造哲学的基础上，要抛弃二元论的观点，使哲学真正地关注人类生活，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正是杜威对传统哲学批判和改造的最终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杜威.经验与自然[G]//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罗伯特·B.塔利斯著,张世英,赵敦华，编.杜威[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涂纪亮，编译.杜威文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4.

[4]朱霖.哲学的复兴——论杜威的经验论对二元论问题的克服[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