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复习策略；高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重点是高考常考的考点；难点既是高考常考的考点，又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复习的难点。那么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呢？

一、依据课标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依据课标，因为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课标有关本专题的知识点在现行材中都有具体呈现，列出课标并加以阐释，让学生理解课标内容，如百家争鸣，从含义、背景、概况（时间、代表人物、主张）、性质、地位和影响去把握。用课标指导高考专题复习，是保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正确方向。

二、把握线索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准确把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贯穿于本单元的四课内容，儒家思想的演变是本单元的主线，同时这条主线又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演变的重要阶段：春秋时期形成，战国后期发展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产生。这样知识点就被提纲挈领地编织起来，穿线结网，构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轮廓，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很容易把握本单元的线索。

三、围绕原理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围绕原理。贯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现象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学习必修三，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的相关内容，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以儒家思想为例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应结合春秋时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分析。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开始崩溃，奴隶主阶级衰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文化上，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变革表现更为明显。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出现后产生的影响：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基，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以后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正统思想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四、理顺关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理顺关系。理顺本单元四课之间的关系：这四课以时间为序，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设置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勾勒得特别清楚。主要应理顺下面几个方面的关系。

1.理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同时儒家思想又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起基础。

2.理顺先秦儒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了儒学。他增加了君权神授，通过政治途径方式推崇儒学，使儒学实现独尊。

3.理顺宋明理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新”在发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家在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的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4.理顺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它们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启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学，批判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启蒙思潮不是要颠覆儒家思想，而是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完善阶段。但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完善并没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体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统一课标、线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成一个体系，该体系既包括单元知识体系，又包括各课的知识体系。单元知识体系仅从地位的角度简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变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出现，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宋明时期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中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虽活跃，但只是沧海一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学。各课的知识体系简化为许多历史概念，如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早期启蒙思潮，每一历史概念都从含义、背景、概况（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内容等）和影响等方面来呈现。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冯友兰；墨学；墨家观

在人类思想创新的过程中，经典总是不断地透露出现代思想。不论古老的经典是否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不能否认经典本身正逐渐显示着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在传统学术中，墨学在先秦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从未走至轴心地位，但文化传承的断裂并不意味着它价值的失落。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虽然被学界认为是程朱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他对非儒家的思想学说也非常重视，墨学便是其一。通过研究发现，冯友兰墨家观的发展历程包括早期墨家观和晚期墨家观两部分，有着共同之处也有着差异点。

一、冯友兰的早期墨家观

冯友兰的早期墨家观形成于中西文化激荡的形势下，形成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近代化的进程中，所以其观点烙上了深深地时代痕迹。他用平等的眼光研究墨家思想，把墨子与孔子、老子放在平等的地位加以研究，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早期的冯友兰对墨家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当中。

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学并称“显学”，但是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墨家的记载却极为简略。关于墨家的起源，我们很少能找到直接的答案。在《原儒墨》、《原儒墨补》两篇发表于《清华学报》的两篇文章中，冯友兰指出，在贵族政治没有崩盘以前，出兵打仗的人当中贵族即是将帅，庶民即是士兵。到贵族政治崩盘以后，失业的人当中有以专门打仗为职业的武士，并且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团队和纪律，墨子便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在《中国哲学史》当中，冯友兰又进一步的指出，“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但他着重强调了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游侠的区别。

在冯友兰的墨家观当中，对功利主义的研究占了很大的篇幅。在《人生哲学》中，他把墨家归为功利派。他认为“功利派之哲学，虽亦以快乐为人生所应求，而但谓吾人应牺牲目前享受，以图将来快乐，功利派注重在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即所以求之之道。”冯友兰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不怕贫穷，以求一社会的利。个个人都应该不怕贫穷，以求一社会的不贫穷。这种行为是义。在这种行为中，一社会的不贫穷，是其意向所向的好。”冯友兰在这段话中，明确贯穿着一种以社会功利为道德的精神。冯友兰把墨子与孔子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墨子的书中，反对儒家的地方很多，这是由于墨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根本观念不同，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注重“利”，注重“功”。

在《南渡集·下编》《墨家论兵》一文中，冯友兰详细介绍了墨家论兵的特点。他认为抵抗不是可以专靠所谓的精神和空言就可以成功的。由于当时冯友兰当时正处在日军大举侵华的时期，当时的社会背景让他更深刻的体会了其中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军事的根本在于组织和武器，组织的根本在于政治，武器的根本在于工业和技术，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二、冯友兰的晚期墨家观

建国以后，冯友兰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在这期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框架重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即1962年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期不同，晚期的冯友兰对墨家的起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不再坚持墨家起源于游侠，而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墨家起源于独立的手工业者。

冯友兰认为，“巨子”相当于老师傅或者手工业主。墨子是第一个“巨子”。冯友兰进一步分析指出，墨子和他所创的墨家，反映了当时的小私有生产者，特别是手工业主的要求和愿望。墨子是在当时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壮大起来的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

晚期的冯友兰从墨子思想阶级性的角度出发，对墨子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剖析。他认为，因为墨子所带便的阶级与儒家不同，所以其思想也与儒家不同。墨子非常重视劳动和劳动成果，他认为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人只有出力劳动生产才能生存，不出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生存。冯友兰还指出了墨子思想的局限性，认为墨子只看到生产劳动在维持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没有看到生产劳动改变和支配自然界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当中，冯友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指出，传统宗教的“天”，是奴隶主意志的表现，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的精神武器。奴隶主在“天”的名义下，宣称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奴隶的命运是天注定的。冯友兰又从主宰目的的不同这个角度着重强调了墨子所说的“天”的主宰目的是“兼爱天下”。在墨子看来，国与国，人与人，在“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这也正反映了墨子带便的手工业主的要求，从冯友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墨子思想中闪现的要求平等的进步火花。

晚期的冯友兰，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框架解读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注重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与早期相比，晚期的冯友兰对于《墨经》的解释和评价更多也更详细。他的语言完全采用白话文，使人更容易看懂，他更多的加入了自己的观点。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3篇

一、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非常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上“公田”逐渐变为“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王室衰落，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影响很大，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1.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这和儒家的思想主张关系很大。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战国纷争的年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朝时儒生们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着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受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享有“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不仅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4.宋明时期：儒学达到新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一批心存高远的儒家学者的研究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纲常伦纪是“天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它存在了700余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5.明清时期：儒学再度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李贽向陈腐的儒学和封建专制特权进行了猛烈抨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人民为主”的社会，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历史原因：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7.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儒家学说地位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征是，思想文化必须为专制主义服务，才能存在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三、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1.对待儒家思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总的原则是既继承其中的精华，又要剔除其中的糟粕，批判和否定其中的消极因素。要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毅的人格，积极的生活态度、爱民态度和仁爱意识，尊老、敬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为人准则等。

2.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5篇

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一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二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简帛《五行》篇出土后，我们从子思五行说中发现了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是，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一定距离。子思的仁、义、礼、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经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