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X线胸部摄片因其经济、操作简单易行被临床广泛应用,在肺癌的诊断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X线主要表现是肿块影,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当肿块增大到2cm以上时密度往往不均匀,较密实的部分为癌组织,周围较淡部分为充气的肺组织癌或阻塞的炎性实变。与肺部感染要进行鉴别,可以进行随访3个月或是进一步影像学检查。在随访过程中,若病灶不减小、消失反而增大,则肺癌的可能性增大,X线摄影对于肺癌早期的诊断作用较为局限,主要是发现病灶,对于病灶的细节远没有CT显示清楚,并且X线图像是重叠影像,由于各种结构重叠在一起,影响判断。只有当肿瘤增大后,才可以发现具有特征性的征象,如：肿块征、分叶、毛刺以及空洞等。

2胸部CT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CT因其在解剖结构、组织密度方面明显优于X线,且费用较为低廉目前已经广泛地用做肺部病变的检查或用于筛查,对于早期肺癌,CT在显示肿块密度、分叶、支气管壁、肺部阻塞性感染、肺不张、淋巴转移等方面较X线明显优越。在中心型肺癌主要有肺段以上支气管腔内肿块,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腔狭窄与阻塞,肺门区肿块等肺癌直接征象,继发性改变有阻塞性肺炎与肺不张,阻塞远端支气管扩张形成的黏液栓塞,以及病灶附近或(和)肺门的淋巴结肿大等；在型肺癌表现为：在肺野可见结节、块状肿瘤影，早期有时可见典型的空泡证,肿瘤进一步增大则可见分叶、毛刺等征象,较大的肿块往往可以发现肿块内的偏心性空洞以及结节影。对于较小的结节影或肿块影个人主张定期复查。

3MRI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磁共振不但能反映病变形态特征,还能反映组织学特征。MRI一般不作为肺部常规检查,对肺内小的肿块行MRI检查的目的多是CT检查后的补充。MRI可以多平面扫描,就能更好地显示肿瘤的结构以及周围的解剖关系,还有就是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结合多平面扫描则能进一步区分病灶与正常结构,以确定病灶的范围。MRI还可发现肺门肿块和远处的肺实变。

4PET-CT在早期肺癌诊断中的作用

PET的应用主要是在对肿瘤的诊断方面,占其用途的85%。其原理是利用18氟2脱氧葡萄糖在恶变的细胞中蓄积提供组织代谢信息。一般作为肿瘤影像学检查的最后检查手段。PET-CT不光是能检查原发肿瘤,对于全身的转移性肿瘤其意义更大。现在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用PET-CT进行肿瘤的分期,指导临床治疗。

5各种影像学检查的优劣对比及互补

胸片简单易行可作为胸部疾患的筛选检查,对于常见的肺内肿块有一定的价值；CT具有良好的密度分辨率,并且CT图像没有重叠,其作为肺癌早期的首选检查已得到大家的公认,CT增强扫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检查手段,对于肿瘤的检查作用较大。MRI在肺部的检查应用主要是对CT检查后的补充,特别是结构显示不甚清晰的患者和对造影剂过敏不能行CT增强的患者。PET-CT由于检查昂贵,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故选择时应该合理。

6结语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1.1一般资料

我院2007年1月～2011年10月共收治26例妊娠晚期胎盘早剥的病例。该26例产妇年龄为20～41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有22例初产妇，4例经产妇。发病时有3例孕妇孕周≤28周，5例孕妇孕周在28～34周，7例孕妇孕周在34～37周，11例孕妇孕周≥37周。在本组资料中有14例孕妇是流动人口。根据胎盘早剥临床表现对本资料选取的26例患者进行分型：有14例孕妇为轻型胎盘早剥，12例孕妇为重型胎盘早剥。

1.2辅助检查

对本组选取患者均行B超检查，提升有11例是胎盘早剥可能者，阳性率为42.31%，其中有7例为重度胎盘早剥者。同时对26例患者均行纤维蛋白原测定、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原时间、血常规检查，有1例患者血红蛋白＜60g/L，11例患者在60～90g/L。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患者中有3例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值＞3s，血小板均＜10×109/L；3例患者纤维蛋白原＜1.5g/L。

2结果

在对本组患者选取分娩方式时根据其病情程度、产程进展和胎儿情况等采取了适宜的分娩方式。轻型组有10例行剖宫产，4例阴道分娩；重型组有11例行剖宫产，1例阴道分娩，；对两组患儿分娩方式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产后，轻型组仅有2例患者出现产后出血；重型组不仅有4例产后出血，同时还有2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以及1例子宫切除，对两组产妇产后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娩出胎儿中，轻型组仅有1例胎儿发生轻度窒息；重型组不仅有3例胎儿出现轻度窒息，还有1例出现重度窒息，并有1例患儿发生死亡，对两组胎儿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发生窒息的5例胎儿进行积极的治疗均痊愈。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电影不断确立其艺术和市场地位的演进过程。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培雷聚焦歌舞片，对早期电影导演方霈林的《万紫千红》、《莺飞人间》、《花外流莺》及《歌女之歌》等四部影片做了读解与分析。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鲜佳则选择中国早期魔幻电影进行探讨。她以早期电影商业浪潮生发出来的武侠、神怪类型片中的魔幻色彩为基础，阐述了早期中国式魔幻电影的文化渊源，艺术与技术特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孔丽丽则对1923～1928年的上海银幕上的战事影片进行系统地研究，指出战事影片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抛开战事的纷扰与个体的无力，可以游移于现实与想象世界间，感物兴怀，抒发家国梦想。3．早期电影作品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默认为，《火烧红莲寺》被禁到现在已80多年，对这个案子始终没有重新审理，以一种混沌的状态存在于中国电影史当中。《火烧红莲寺》被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上。这一错误判例的形成，虽是基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目标，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专制，是和共产党连党合谋的产物。重新申诉《火烧红莲寺》及武侠神怪片被禁案，旨在反思大众文化中的童化综合征。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虞吉从建构“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述”的角度切入，对《空谷兰》进行细读和深读。他认为中国电影受到早期文明戏的影响，继承的是中华文明三大传统（即“诗”的传统，“文”的传统和“传奇”的传统）中的“传奇”传统。此“传奇”传统就是叙事传统，从《孤儿救祖记》到《空谷兰》，标志着中国电影自身叙事范式推向深入，在早期中国电影间进行了广泛扩散，由此形成了中国电影自身的“本事”主义观念和美学。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应当把中外电影交流纳入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之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从机件引进、观影舆论、绳准与借镜、营运理念四个方面对外来电影影响从理论上、逻辑上做出比较全面的关照。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琳认为，应该把外国电影接受研究纳入中国电影史研究范畴，她关注早期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放映情况，她本人亲往法国百代公司进行资料查寻与考证，指出了对目前存在的早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说法的出入和失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燕注重美国电影和早期中国电影的互动。探讨了早期的陈查理电影创作及其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将2004～2005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掘出的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迷梦》、《渔火》与《军用火车》，与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三个摩登女性》、《船家女》与《风云儿女》进行对照研究，认为它们在题材、主题与摄影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显示出中韩电影意象建构系统的通约性，在面对现代性文明的覆盖与军事化殖民的相似历史境遇中，共同汇合处具有东亚美学雏形的电影风格。早期粤港电影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与他的学生赵益认为，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罗兰•F•万维沙的访谈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庄子试妻》早于《偷烧鸭》一说，从根本上撼动了正统的中国电影史学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表述。而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则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更贴近史实。黎民伟六子黎锡带着黎民伟日记原件、记事簿参加“粤港电影”分论坛，介绍了其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的变化，指出黎民伟和他的团队最早拍了大量孙中山活动的资料与早期国共活动的影像。黎民伟经过国共两党之争之后政治上参与就少了，或者基本上不参与。此外，刘辉、吴月华、沙丹等研究者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电影业、战前的香港影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香港左派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研究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体；中国古代文学；简帛文献

在党的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建设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系到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体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与文学内涵、外延的独特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风格及其演变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特征”［1 ］。“中国特征”、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等，应从材料出发，特别是早期文学研究。近年来，新出材料不断增多，为探求早期文学的生成和演变提供可能。陈民镇所著《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和早期发展》(以下简称“该书”)［2 ］坚持中国的文学本位立场，立足于新出材料，构建早期文体的动态谱系，探求早期的文体观念、形态和规律，试图探寻早期文体的童年时代，该书所运用的材料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和本体性问题，涉及古代社会的政治宗教、礼乐制度及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等方面。一直以来，文体史研究偏重于单向历时追溯和静态描写，难以揭示早期文体的衍生特质;且多聚焦于魏晋南北朝，对文体早期阶段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早期文体观念和形态，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本源意义，对于构建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而言意义重大。早期文体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谱系中。探寻这种生成谱系和衍生机制有利于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并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体系。正如明人沈承《文体》所说，“文之有体，即犹人之有体也”［3 ］405 ，早期文体犹如其童年时代。

一、坚持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

文体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范畴。在全球化语境和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应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学脉，回归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考察早期文体应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说:“研究中国文学史，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产品，用中国的视角、价值、方法等，这本是情理中的事。”［4 ］该书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固有观念，努力实现文学、史学、哲学的大融合，探寻融入世界文学的路径。正如陈民镇所说，“文体”一词极具民族特色，在西方话语中难以对号入座［4 ］。“文”为“有心之器物”，有美善、文采、纹理、文德、文辞、文字、文籍等诸多义项，这些义项中有一以贯之的人文取向。“文”与“言”“辞”的结合，为“文”与“体”的联姻奠定了基础。文体之“体”由人体之“体”引申而来，侧重于整体义，是形式、内容及功能等三者的统一。中国古代的“文体”兼有genre、form、type以及style的意涵，但又非简单的叠加关系。genre、form或type即所谓的“体裁”或“文类”，西方通行抒情、叙事、戏剧“三分法”，因而有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或“叙事传统”之争。无论是“抒情传统”，还是“叙事传统”，都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简单化了。“欲理解中国古代文体的民族性和基本特点，必须要追本溯源，从源头上加以把握”［2 ］2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具有很强的民族标识度。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直接参与了文体形式的构建。汉字存在复杂的声调，通过声调又可以避免同音字过繁的情形，中国文学文本尤其是韵文的诵读因声调、平仄的变化而富有韵律性，从而被赋予独特的“声文”。“出于汉字独体方块的特点，单音节的发音以及多声调的音高变化，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使词句及音节的对称、音韵节奏的和谐成为可能，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和分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4 ］。早期文体的分化围绕着礼而展开。“礼”也是一个民族性概念，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礼仪或风俗，与英文的ritual不能画等号。该书强调礼如同一张无形的网络，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显然不是ritual、custom或者manner所能相当的;进而，提炼出礼的四个层次，即道德伦理、礼物、礼制、礼典。围绕礼所展开的阶层分化、王官职分为文体的发生、分化及价值序列奠定了基础。文体的分化，一开始是在礼乐文明的背景下由王官实现的。与此相应，中国早期文体可分为“诗”“书”“祝”等三系。这三系围绕礼典展开，宗庙是它们共同的演绎空间。总之，文体的产生根植于中国早期文化，并在礼乐制度、社会思潮、地域文化、书写载体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衍生分化，呈现出复杂的文体谱系。其载体、内涵与形式皆有很强的独特性和民族性。

二、树立动态的理论视角

早期文体形态不稳定、边界不清晰，因此，应树立动态的视角，立足于出土文献，还原早期文体的生成机制和衍生谱系。正如陈民镇所说，“还原文体生成、发展、消长、分化的轨迹，首先便是要还原其历史语境，以文明史甚至是比较文明史的视角加以观照，并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作切合考察对象的审视”［2 ］18 。文体观念是文体产生的思想基础。文体形态和功能则是文体的外在形式和具体运用。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促动。陈民镇强调早期文体的时空背景，认为文体形态和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需置诸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王官体系为中国早期文体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文体的分化，一开始是在礼乐文明的背景下由王官实现的。文体的生成和发展并非孤立的、线性的;而是动态历史的，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即便是同一种文体，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文体特征。例如，在春秋时期，人们将对器物文采的强调转移到对文辞的文采强调，是文学观念的突破;东汉以降，人伦鉴识之术兴起，对人的言论及形体的品评，直接刺激了以体论文;82 系入手，认为四言体便受到礼典中乐钟双音、四声音阶等音乐特点的制约;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早期文体存在“一体多名”“一名多体”等复杂体用关系。文体具有阶段性。每个朝代的文学呈现题材多样、形式丰富的多元形态。所谓的“一代之文学”，说的是主流文体，然而，文学的演进又具有渐变性和传承性。文学的代际沿革与历史分期常常错位。一种文体或形态跨入多个朝代，并不断衍生、融合甚至消亡。这种现象源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复杂动因。简帛文献为我们揭示了先秦文本、文体生成的复杂层次，提供了很多早期文本原生形态，如安大简异文、清华简《祝辞》《祷辞》等。本书善于运用上博简、清华简等新出文献，置于早期礼乐的文化背景，从文本互动、文体渗透的视角，动态呈现了中国古代文体的童年时代。

参考文献

［1 ］廖可斌．试论中国诗歌由古典向近代的演变问题―――以徐渭诗歌的非古典特征为例［J］．文学遗产，2020(5)．

［2 ］陈民镇．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和早期发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