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数与高中数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引导；启发；区间；领域

由于高等数学中符号语言较多，所以数学概念更加抽象难以理解，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就更加困难，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关键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引导和启发。

一、引导学生分析相关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

例如，高等数学的“第一章函数”中，有三个关联概念：数集、区间和邻域。首先要引导学生分析“数集”与“区间”的区别和联系，由定义可以看出：所有区间都可以用数集表示，但任意数集并不一定能用区间表示，如数集A=1，2，3就不能用区间表示。

高职大部分学生数学成绩不是很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数学概念理解不深不透，久而久之，所学的数学概念就成了一团乱麻，这样不仅在应用概念做题时出错，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学习和对知识的积累。因此，高职学生进入大学后，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培养他们的这种学习习惯。“数集”“区间”和“邻域”这三个概念，正是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数学学习的初始阶段中所遇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要及时纠正他们的思考模式和学习习惯。

在分析了“数集”与“区间”的联系与区别后，再让学生自己先阅读“邻域”的概念。

二、启发学生分析概念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

邻域的定义：以点a为中心的任何开区间称为点a的邻域，记为U（a）。

设δ是任一正数，则开区间（a-δ，a+δ）称为点的一个邻域，记为U（a，δ），即U（a，δ）=x|a-δ

阅读完概念后，首先提出问题：区间（-1，1）和（-0.001，0.001）是不是邻域？为什么？

根据我的教学经验，有的学生说：“是！因为它是对称的开区间。”有的学生说“不是！”但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正是对概念没有真正理解的表现。如果教师不强调，这个概念也就稀里糊涂的讲过去了，但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后面要讲的“连续”“导数”和“极值”等概念的理解，而这些概念又是高等数学的基石。

当学生不能给出正确答案时，教师就带领学生重读这个概念，然后，逐字分析：第一句“以点a为中心的任何开区间称为点a的邻域”，这是一个通俗的定义，第二句“设δ是任一正数，则开区间（a-δ，a+δ）称为点a的一个邻域，记为U（a，δ）”，这才是邻域的数学定义，是符号语言，比第一句说法更加严密、更加确切。

引导学生分析：在第一句中的“任何”两字是关键词，不可忽略，由此应理解为以点a为中心的邻域不是一个而是有无数多个，进一步理解为是可变的开区间。在第二句“设δ是任一正数”中的“任一”是关键词，说明这个“δ”是变量而不是常量，在这个概念中a和δ虽然都是字母，但这里的“a”是常量而不是变量，这也正是数学概念的抽象性所在，所以在理解数学概念时，要细心理解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再次提出问题：“区间”与“邻域”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最后，老师总结：邻域是属于区间，但区间不一定是邻域；一般意义上的区间给定后，其两个端点是不可变的；而邻域是可变的对称开区间；其次，还应指出此处“邻”的深层含义，所谓邻，即邻近；这就说，此处的“δ”应理解为要多小就有多小的变量。因此，邻域应通俗的理解为：变化的对称的要多小就有多小的开区间。

通过学生自学、自悟，分析、比较，教师启发、引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环节，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及学习习惯，坚持从基本概念开始，每学一个新概念都要细心分析，逐字思考，纵横比较，久而久之，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高数与高中数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细菌性痢疾 流行病学特征 防控措施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痢疾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发病率高、流行范围广等特点[1]。本文通过分析佛山市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有效防控菌痢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细菌性痢疾疫情资料来自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管理系统，人口资料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基本信息系统。

1.2 分析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有关数据采用Excel 2003进行统计处理。

2.结果

2.1 细菌性痢疾发病概况 2007～2011年南海区累计确诊细菌性痢疾787例，无暴发疫情，年发病率分别为8.05/10万、6.74/10万、3.76/10万、7.63/10万、5.99/10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发病水平（表1）。

表1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发病情况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时间分布。2007～2011年期间，全年均有细菌性痢疾病例报告，从5月份以后，发病数呈上升趋势，6月出现第一次高峰，第二次高峰出现在8月，夏秋两季较多，呈较明显的季节性。（图1）

图1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2.2.2 地区分布。全区8个镇（街）均有病例发生，其中狮山镇发病例数最多，占总发病例数的20.46%；其次为九江镇和大沥镇，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9.06%和18.30%；发病率较低的为里水镇、西樵镇和桂城街道，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3.09%、11.18%和9.40%；发病率最低的为丹灶镇和罗村镇，分别占总发病例数的1.78%和1.02%。另外有45例病例住址不详（患者未提供详细住址），占5.71%（表2）。

表2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发病地区分布

2.2.3 人群分布

2.2.3.1 性别分布。787例细菌性痢疾病例中，男性465例，占59.09%；女性322例，占40.91%；男女比约为1.44：1（表3）。

表3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性别发病例数

男女发病率从2007～2009年呈下降趋势，2010年后发病率再次回升到一般水平（图2）。

图2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性别发病率

2.2.3.2 年龄分布。发病最小年龄为1天，最大为96岁。发病人群以0～5岁人群为主，共314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9.90%，呈峰值分布；20～40岁人群发病例数为253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2.15%；5～20岁以下人群发病例数为90例，占总发病例数的11.44%；60岁以上人群发病例数为64例。占总发病例数的8.13%。（图3）

图3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年龄别发病数

2.2.3.3 职业分布。报告病例中，散居儿童309例，占总发病例数的39.26%；工人103例，占总发病例数的13.09%；民工66例，占总发病例数的8.39%；家务及待业人员、农民、学生分别为58、51例、43例，各占总发病例数的7.37%、6.48%、5.46%。干部职员、教师、医务人员发病例数分别仅为6例、3例、2例，三者发病例数之和仅占总发病例数的1.40%。其他职业分布较为分散。（图4）

图4 2007～2011年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病例各职业人群发病数

3.讨论

3.1细菌性痢疾在人群中普遍易感。从总体发病趋势来看，南海区2007～2011年细菌性痢疾发病维持在较低水平，但2009年总的发病例数低于其他年份的发病例数，经查阅相关气象资料，这可能与当年的月平均气温相对其他年份的月平均气温偏低，且月平均降雨量少有关。

3.2 从时间分布上看，南海区细菌性痢疾发病率有较明显的季节性，从5月份以后，发病数呈上升趋势。7～10月份为高温、多雨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引起细菌性痢疾高发，出现季节性高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菌痢月发病率与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呈正相关，与雾日呈负相关，它们的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气温越高、降雨量越多，则菌痢发病率也高[2]。可能由于高温高湿气候有利于痢疾杆菌的繁殖，食物比较容易腐败，而高温天气人们饮用生水、吃凉拌菜的行为更为频繁，增加了感染疾病的机会。因此，在夏秋季节应加强菌痢的预防和检测工作[3]。

3.3 从地区分布上看，狮山镇、九江镇、大沥镇发病例数较多，分析这三个地区和发病例数的关系可能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1）地域面积：狮山为佛山南海区面积最大的一个镇，人口较多，因此感染人群相应增多；（2）饮食习惯：九江镇境内河涌纵横、鱼塘密布，农业以淡水养殖业为主，且当地人喜吃鱼生，这有利于增加感染细菌性痢疾的机会；（3）人口素质：三个地区农村人口多，村民卫生意识淡薄，直接饮用生水，增加了感染菌痢的机会。故应在高发的季节重点对这三个地区加强细菌性痢疾的防治措施，加大卫生宣传力度。

3.4散居儿童、工人、民工菌痢的发病率较高，结合年龄分布，5岁及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发病率高，是因少儿未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且体内免疫系统尚未成熟，以及与喂养者及小儿吮手的不良习惯有关[4]；且儿童易动，接触传染源机会较多，卫生习惯较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5]。工人、民工发病率高是由于生活条件较差，工人食堂的卫生基础设施较差，民工经常光顾街头摊点进食不洁食物。

3.5 针对南海区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特点，要以散居儿童、工人、民工为防治重点，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在流行季节抓好饮水、饮食卫生监管是切断细菌性痢疾传播途径的重要措施[6]；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活动，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加强宣传关于食用鱼生的危害，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建议农村和中小学校进行肠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和个人饮食卫生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儿童家长、学校师生、农民的卫生防病意识，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7]。加强工人、民工食堂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监督部门应加大食堂的监督力度，增加食堂的检查次数；加大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力度，尤其街头摊点食品卫生问题，开展经常性卫生检查，提高食品卫生合格率，从源头防止菌痢暴发流行[8]。

参考文献：

[1] 郭泽强. 南宁市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特征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2，39 （19）：4941-4942

[2] 陈朴，邱东光，邱斌书，等. 细菌性痢疾季节性高峰与气温关系的研究[J]. 中国公共卫生， 2000，16（6）：534

[3] 廖洪秀，张强，杜长慧，等. 主成分回归分析在细菌性痢疾与气象因素关系中的应用[J]. 现代预防医学2009，36（5）：813-815

[4] 耿贯一. 流行病学. 2卷.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127-137

[5] 陈伟，刘颖，陈正利，等. 河南省2010年细菌性痢疾流行特征及其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2，39（22）：5818-5820

[6] 马如飞. 某县2004～2011年细菌性痢疾的流行病学分析[J]. 中国医药指南2012，10（24）： 426-427

[7] 孙宏绪，张镇权. 2005～2010年北京市延庆县细菌性痢疾流行病学分析[J]. 首都公共卫生2012，6（6）：263-265

高数与高中数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我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

为了规范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活动,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1月26日《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规定》的第二条首次界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第3款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范畴。我国加入WTO之后,必须把WTO议定书的规则与协议等转化为国内法,为此,2003年3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条例》第二条从教育法规层面对“中外合作办学”作了明确界定:中外合作办学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

我国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其国家政策总目标由《条例》第一条明确表述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条例》第三条进一步指出:“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我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政策目标,在《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概括为“六个鼓励”: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国家鼓励中国教育机构与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普遍认可的外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中国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前三个“鼓励”列入《条例》第三条,后三个“鼓励”列入《实施办法》第三条。

归纳起来,笔者认为,我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合作伙伴上: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具有良好办学水平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2)在合作领域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的新兴和社会急需的学科专业;(3)在受益地域上:面向全国,但更关注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

二、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的统计分析

基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本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分析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有三个层次: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另外,还有职业培训。由于中外合作举办研究生教育的教育机构为数很少,且大多是经济学或管理学类的学科专业,因此,本文着重对中外合作举办本专科专业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的原始资料均来自于《2005中国大学指南》(五卷本)提供的2004年的招生数据。

笔者认为,中外合作举办本专科专业具有下述四个方面的统计特征。

1.国内合作方高校的地域分布东重西轻

由表1可以看出,2004年全国参加中外合作举办本科专业的高校有47所,其中东部地区32所,占总数的68.1,西部地区2所,占总数的4.3;参加中外合作举办高职高专专业的高校有47所,其中东部地区35所,占总数的74.5,西部地区4所,占总数的8.5。从专业点来看,2004年中外合作招生的本科专业,全国共有136个专业点,其中东部地区76个,占总数的55.9,西部地区5个,占总数的3.7;中外合作招生的高职高专专业,全国共有104个专业点,其中东部地区82个,占总数的78.8,西部地区7个,占总数的6.7。从招生人数来看,本科专业全国共招生7549人,其中东部地区4152人,占总数的55.0,西部地区479人,占总数的6.3;高职高专专业全国共招生4967人,其中东部地区3911人,占总数的78.7,西部地区279人,占总数的5.6。

表1 2004年各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本专科专业招生学校与专业点数

资料来源:根据《2005中国大学指南》公布的数据整理。个别学校没有公布专业招生人数,所以实际招生数比表中数字略多。

2.国外合作伙伴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特别是英语国家为主

OECD中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其中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个英语国家的合作项目最多,排名前四位,其次是欧洲大陆的德国与法国,再次是亚洲的日本与韩国。以2004年的招生为例,根据《2005中国大学指南》公布的数据整理:全国中外合作举办本科专业的专业点数为136个,其中注明合作方国别的97个,在这97个专业点中,与美、英、澳、加合作办学的有76个,占78.4;全国中外合作举办高职高专专业的专业点数为104个,其中注明合作方国别的97个,在这97个专业点中,与美、英、澳、加合作办学的有68个,占70.1。中澳合作举办的本科专业点数、高职高专专业点数均居第一。

3.本科专业以经济学门类、管理学门类为主,专业设置趋同严重

表2 2004年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点科类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5中国大学指南》公布的数据整理。(X)为目录外专业。个别学校没有公布专业的招生人数,所以实际招生数比表中数字略多。

由表2可见,2004年中外合作招生的本科专业点数,全国共136个,其中经济学门类、管理学门类 67个,占总数的49.3,而农学门类、医学门类只有7个,仅占总数的5.1;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全国共7549人,其中经济学门类、管理学门类4075人,占总数的54.0,而农学门类、医学门类只有598人,仅占总数的7.9。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含国际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8个专业,仅占教育部公布的249个本科专业的3.2,而这8个专业共招生4550人,占本科招生总数7549人的60.3,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

4.高职高专专业以财经大类、电子信息大类为主,专业类设置趋同现象同样严重

表3 2004年中外合作办学高职高专专业点科类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5中国大学指南》公布的数据整理。个别学校没有公布专业的招生人数,所以实际招生数比表中数字略多。

2004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将高职高专专业分为19个专业大类、78个专业类、531个专业。由表3可以看出,2004年中外合作招生的高职高专专业,全国共有104个专业点,其中财经大类、旅游大类48个,占总数的46.2,而农林牧渔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只有3个,仅占总数的2.9;高职高专招生人数,全国共有4967人,其中财经大类、旅游大类2082人,占总数的41.9,而农林牧渔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只有215人,仅占总数的4.3。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类、经济贸易类、财政金融类、市场营销类、旅游管理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类、通信类、电子信息类等10个专业类,仅占78个专业类的12.8,而这10个专业类共招生3770人,占高职高专招生总数4967人的75.9,专业类设置趋同现象同样严重。

高数与高中数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① 指人们允许小猴以花岗岩小石头为硬币换取葡萄或黄瓜。实验人员观察到，如果一个猴子用花岗岩换到一条黄瓜但是看到另一只猴子得到更多的葡萄，它经常要么拒绝交出花岗岩，要么选择不吃黄瓜。在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我国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拉得更大更快，这将使教育差距与经济差距形成“相互激励”的马太效应，这不仅损害了弱势群体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危机。为此，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走出经济贫困与教育落后之间恶性循环的最佳现实选择，对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教育权、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促进教育社会化都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就现实而言，我国教育资源分配既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不均衡，也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有差距。事实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教育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而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起点，高考资源分配公平性问题的影响更为深远，意义更为重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考不公平是社会的最大不公平，它危及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底线。高考资源分配不公平主要包括地区不公平、阶层不公平和城乡不公平。这其中，地区不公平最能体现高考资源分配中的差等正义。

一、差等正义：理论溯源及概念解析

人为什么要追求平等与正义，这个问题就像问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既简单又复杂。在达尔看来，追求平等与正义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人类情感的反映。当这些情感成为常识性问题的时候，政治上的平等论证似乎也没什么必要\[1\]（译者序P4-5)。“僧帽猴” ① 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通常会有语言上的反映。在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人们还经常试图通过行动来谋求公平的待遇。在政治生活领域，经常看到的罢工、社会运动、革命等集体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在行动上对政治或社会不平等的回应。通常情况下，社会不平等来源于制度上的偏狭：一种情况是制度排斥，另一种情况是滥用制度来制造不平等。历史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大都来源于制度性强加。如果某个政治制度公开地排斥某个群体，不平等就会大面积且持久地发生。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排斥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另一种情况发生在那些公开倡导平等的国度里，在那里，政策制定者利用特权或恐怖手段，强行地或含蓄地剥夺公民权利，将国家或宪法变成少数精英谋求私利的工具。在这些国家里，政治家经常以人民的名义行使统治权。尽管前者公开倡导平等而后者打着“平等”的旗号，但是，无论形式是什么，对公民来说，结论只有一个，即“不平等” \[1\]（译者序P5)。这些不平等就是文所指称的差等正义。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谢治菊：高考招生中的差等正义批判：以地域歧视为例古代思想家认为，差等正义是传统社会协调不同等级群体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荀子是这样描述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2\](P83)荀子的意思很明了，认为差等正义是避免群体纷争和冲突的政治依据。同样，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差等正义也是作为基于社会的自然本性的德性而被人们所认同。在此背景下，正义应理解为自然的自发秩序所确定的差别和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按照自然形成的等级差别来协调社会关系，人们的行为也必须符合这种自然秩序要求的政治道德规范，即让人们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所谓“正义对每一个阶层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是有差等之分的”。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是由金、银、铜、铁等天赋秉性不同的公民自然形成的等级社会构成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按比例分配就是正义，即“相等的东西给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予不相等的人”。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平等是正义的尺度，但是他却愿意容许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不仅认为统治者在人格与尊严上高人一等，还认为家庭中女人被支配的地位是合理且必要的，甚至认可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因此，他关于比例平等的观念与承认社会等级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典型的差等正义。

至现代，无论是在自由与平等间更倾向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还是强调平等仅限于成员内部的新社群主义思想，无一不弥漫着承认社会差等合理性的痕迹，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现象亦被一些学者称为“差等正义”。例如，早在2007年，钱宁就对差等正义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批判。他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都把正义看做某种等级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在一种“礼仪差等”的观念下进行阐述\[3\]。也就是说，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设定了不同等级的人群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或应具有的德性，这些规范或德性规定了各个等级的权利或义务，他们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负其责，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运行\[2\](P82)。那么，什么是差等正义呢？钱宁指出，差等正义是指以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为前提，通过对不同等级利益群体行为的协调，兼顾各方利益，从而防止各利益集团为了私利而侵害他人权利，或进行争夺而导致社会的毁灭\[2\](P82)。黄健荣指出，在统治型公共管理中，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竭力向社会宣扬和灌输君权神授、王权至上与差等正义思想，以维系和强化其统治的正统性、权威性与合法性\[4\]。虽然在该文中黄健荣没有单独解释什么是差等正义，但从其表述可知，差等正义是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和权力来源，而依据差等正义进行的管理必将维系等级、奴役与专制秩序，强调臣民的绝对效忠与服从。此处的差等正义应理解为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非正义。后来，黄健荣直接指出：“差等正义论是前工业社会维系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要理论支撑。当下公共政策领域的差等正义之底色远未彻底祛除，在一些政策范围甚至有很大的影响。公共政策的差等正义，是指决策者或执行者在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时背离其应恪守之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铁律，对不同群体或阶层、不同地区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5\]差等正义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与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玷污,而依据差等正义进行的管理必将维系等级、奴役与专制秩序，强调臣民的绝对效忠与服从。可见，尽管学界对差等正义的描述和阐释不尽一致，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一是认为差等正义是不正义的，二是认为差等正义是建立在个人身份和社会等级基础之上的，三是认为差等正义都源于古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主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人是有等级的，人的等级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必须按其与生俱来的等级各行其事、各负其责才是正义的”。

基于此，本文所指的差等正义是指建立在人的身份和等级基础上的，基于双重或多重标准而设立的有悖公共管理公共性、公平性、公正性的行为规范。所谓正义标准的双重性或多重性是指“对不同社会身份、等级、地位的人适用不同的正义标准，设置不同的道德规范，或者同样的行为因其行为者的社会身份、等级和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在双重或多重正义标准的影响下，劣势地位者对基本权利的平等要求获得了“一种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反对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回应。就此而言，它是革命性本能的表达，并且在其中而且只能在其中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平等要求变成一种反对作为“等价”原则的正义的回应\[6\](P157-158)，这种回应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差等正义的批判。

二、高考招生中的差等正义批判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我国可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按照地理位置，我国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指东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指西部地区，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极大，由此带来了教育上的巨大反差。在此背景下，如果单纯追求“分数平等”，这就容易造成欠发达地区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为了追求区域平等，我国制定了按区域划分录取分数线的高考入学政策。但是，我国高等院校按地区分配录取配额的做法并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尤其是没有体现出个人能力和勤奋程度在高考中的贡献，以致相同分数的考生在各省被录取的概率相差太大，其结果是考生参加高考所在的地域位置决定考生的命运。例如，北京考生考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上海考生考复旦大学、江苏考生考南京大学、天津考生考南开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省外考生，这是极大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变成特权地区。为此，洪可柱指出：“这种教育水平和录取分数形成两个极端，由于录取的分数线不统一，教育环境较好的大城市录取分数线要低于教育条件相对较差的城乡，意味着前者侵占后者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7\]长此以往，教育对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必将产生显著影响，即名校的优质资源必将使学生毕业后有更好的工作前景和更优越的工作待遇，进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

（一）普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不同地域的学生难以获得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虽然从形式上看，我国的高考制度是公平的，但由于采取了分省定额划线的办法，实际上各省的录取比例和录取分数大相径庭，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公平。例如，从2010―2012年大陆31个省市区高考录取分数线来看，分数线较低的省份有青海、海南、天津、北京、上海、宁夏、新疆等。其中，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同时又是录取机会较大的市，2012年文理科一本录取线分别为495分、438分和477分、423分，这一分数线分别仅为当年文科录取最高分数590分的浙江的84%和82%，分别是当年理科录取最高分数585分的广东的75%和72%（如表1所示）。录取分数线较高的省份有四川、山东、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等，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多，录取机会相对较少，分数线被“抬高”\[8\](P173)。这凸显出高考分数线地区差异的两种类型：一是经济与教育都发达的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二是津、京、沪等高考低分区与湖北、河南、湖南、山东等高考大省的差异。若说西部省区因为经济落后、高教资源缺乏，致使其录取分数线很低而能被人们接受，因为这符合补偿理论。但是，教育资源更多是向大城市倾斜，这使得越发达的地区学生高考的分数越低、难度越小，而一些生源大省和欠发达地区却年年面临巨大的竞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集中了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其录取分数线之低无论从哪个原因来讲也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对于经济、社会和教育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天津，给予政策和资源优惠……这也是人们诟病现行高考政策的焦点之一。”\[9\](P55)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不同，不同省域之间的高考分数呈现出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欠发达地区的高考分数低于发达地区也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津、京、沪地区学生的高考分数还大大低于其他地区，那就将考生的前途和命运打上了深深的身份和等级烙印，预示着这些地区的考生比其他地区的考生要高人一等，这是对考生平等人格的剥夺，体现的是一种等级特权，应该予以废除。

（二）不同地域学生高考录取率的差异映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域差等分配

高考录取率等于录取人数和报考人数的比例。这一比例越高，高考的录取率越高。例如，如果将全国的平均录取水平简化为1，那么，2000年北京的录取率则为523、上海、天津、辽宁和江苏分别为362、286、168和139。北京的水平是贵州的1093倍、是山东的272倍\[10\](P84)。这一趋势在2010―2012年的招生录取中也特别明显。如果以报考人数为基准，2010年、2011年、2012年高考“一本”录取率较高的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和海南等，“一本”录取率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河南、湖北等。以北京为例，从2010―2012年，北京考生一本录取率年年最高，分别为201%、表12010―2012年大陆31个省区“一本线”录取分数及录取率对比

地区总分2010年2011年2012年录取分数文科理科录取

率/%录取分数文科理科录取

率/%录取分数文科理科录取

率/%北京75052449420152448427004954772550天津7505195091975195152200549530―上海63046446518046846219704384232051海南*900670

（558）624

（520）128671

（559）615

（512）1379668

（557）614

（512）1399黑龙江75052353276540551928526514―吉林750517530―5375481190529515―辽宁750518531―5355201080563517―河北75053956144562581745572564―广东75059562164580568700589585―山东750606580715705671100573582946福建7505575396453557310605575461234浙江810606593965715501200590551―江苏**480341

（533）340

（531）82343

（536）345

（539）845341

（533）340

（531）―湖南75057856746583572―5715201008湖北75053055764547571―561551―山西75053353648543570―539530―河南75053255235562582―557540690安徽75057356257547534800577544905江西75052151557532531810570547890陕西750559556665435408805565171129重庆75057353376564533840554522922四川75054351251533519―516518399广西75051050049519506―544528709甘肃750511531―504501―533517622宁夏750496474955004861100489440―内蒙古750475510―4864828804924691100云南75049550069495465890520465―贵州750514481595164481166539470790青海750430405127430380―433401―新疆***750485471―5044731286493445―****750455455―485450―490460―注：*若按750分计算，海南省2011年文理科的录取线应该分别是559分、512分。**若按750分计算，江苏省2011年文理科的录取线应该分别是536分、539分。***新疆2009年民语言本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是434分与376分，民考汉分别是414分与423分；新疆2010年民语言本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是432分与364分，民考汉分别是401分与414分；新疆2011年民语言本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是424分与353分，民考汉分别是413分与417分；新疆2012年民语言本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是415分与338分，民考汉分别是411分与401分。****2009―2012年少数民族本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是290分与260分、293分与282分、315分与270分、320分与280分。

资料来源：根据“新浪教育”上的数据整理而成，edusinacomcn。

27%与255%，这一比例分别是2010年录取率最低的河南的57倍，是2012年录取率最低的四川的64倍（如表1所示）。可见，相对于报考人数来说，全国高等学校在各地的招生比例大相径庭。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省区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截然不同。这一点，也可以从表2“985”高校更多地倾向于招收本地生源的趋势中窥知。

由表2可知，“985”高校2010年在各省的平均录取率为232%表2中大陆31个省区录取率的简均数。。其中，高于该平均数的有12个省市区，分别是上海、天津、北京、吉林、重庆、辽宁、青海、湖北、海南、浙江、广东、四川。剩下的19个省市区“985”高校的录取率均低于平均数。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上海的录取率最高，为5129%，天津和北京的录取率分别次之，为4378%和4069%，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录取率分别是录取率的52、45和42倍。而录取率最低的河南和，仅为平均数的425%和422%。可见，优质高校的录取也具有明显的地缘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尤其集中于京、津、沪等权力中心，这是典型的地域歧视。表22010年“985”高校在各省的录取率统计

序号地区录取率/%序号地区录取率/%序号地区录取率/%1上海512912四川241723云南14182天津437813福建229024贵州13803北京406914黑龙江221625广西12594吉林381415宁夏220026河北11915重庆369016湖南212227内蒙古11776辽宁352717江苏193328山西11687青海345818山东180129安徽10358湖北320119新疆170030河南09879海南307420陕西168731097910浙江279021甘肃164611广东274222江西1437资料来源：根据“新浪教育”上的数据整理而成，edusinacomcn。

（三）高校的省际分布也以地域为中心呈现出差等格局

由于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后期以调整政策的方式建设的重点大学较多地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这样就形成学校总数和优质高等学校布局的省际差异。2010年，大陆地区全国普通高校2 358所，平均每个省区761所。但实际上这个分布并不均匀。例如，东部13省1 181所，占总数的501%，每省区平均908所，比平均数高147所；中部6省613所，占总数的257%，每省区平均1022所，是平均数的13倍；西部12省市区564所，占总数的239%，每省区平均47所，仅为平均数的618%。其中，高校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有150所，接均值的2倍。高校最少的只有6所，江苏高校数量是的25倍参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从简单的数据来看，普通高校的地域差异比较显著。

表32010年“985”院校和“211”院校地理分布情况此表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10月31日。

地区“985”高

校数/所“211”高

校数/所地区“985”高

校数/所“211”高

校数/所北京市826甘肃省11上海市49浙江省11陕西省37新疆02湖南省33河北省01江苏省211河南省01湖北省27海南省01四川省25云南省01广东省24江西省01辽宁省24贵州省01山东省23山西省01天津市23青海省01黑龙江省14内蒙古01吉林省13广西01安徽省13宁夏01重庆市1201福建省12合计39112资料来源：“新浪教育网”。“211”高校地理分布网址：edusinacomcn/gaokao/20110331/1515290772shtml；“985”高校地理分布网址：edusinacomcn/gaokao/20110331/1549290785shtml。这一差异也可从优质高校资源的地理分布情况看出。截止到2010年3月31日，在全国39所“985”高校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地区就占了14所，超过三分之一，剩余的25所也大都分布在陕西、湖南、江苏等地。其中，贵州、、新疆、云南、广西等13个省区1所“985”高校也没有(如表3所示)。“211”院校的情况也相似。在全国112所“211”高校中，北京、江苏、上海三地共有46所，占411%；而西部的十二省中，除四川和陕西之外，其余地区都只有1―2所（大部分地区是1所）“211”大学。也就是说，以“985”和“211”为主的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而在东、中、西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东部而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地；就中部而言，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两省；就西部而言，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两省。这意味着，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呈现出按地区等级分布的状态（如表3所示）。

但是，如果将各省的人口总数除以普通高校数量，结果又会有较大的变化。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2 358所，总人口13409 1亿多人，平均数是每569万人拥有一所高校。接近这个平均值的有浙江、江苏、内蒙古、新疆、江西、安徽6省，他们的比值分别为539、529、562、591、525和537。比值接均值一半的省区有三个：北京226，天津236，上海344。而比值最大的是河南，为879，接下来是广东、云南和山东，比值分别为797、754和726。

能进一步说明此情况的是各省人口与普通高等院校数量的比例除以全国人口总数与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这一比例越小，高校的资源越丰富。反之亦然。此比例最小的是北京、天津和上海，分别为040、041、060，此比例最大的分别是河南、广东与云南，分别为154、140、133，比值最小的北京是比值最大的河南的约4倍。这意味着，如果报考本地区的院校，北京考生被录取的几率是河南考生的4倍（如表4所示）。表42010年大陆31个地区人口数量与高校数量对比

序号地区人口/

万人高校数量/

所比例

（万人/所）损益率序号地区人口/

万人高校数量/

所比例

（万人/所）损益率1 北京1 9628722604017 湖北5 7281204770842 天津1 2995523604118 湖南6 5701175620993 河北7 19411065411519 广东10 4411317971404 山西3 5747349008620 广西4 610706591165内蒙古2 4724456209921 海南869175110906 辽宁4 37511239106922 重庆2 885535440967 吉林2 7475649108723 四川8 045926741188黑龙江3 8337948508624 贵州3 47947741309 上海2 3036734406025 云南4 6026175413310 江苏7 86915052509226 301650208811 浙江5 44710153909527 陕西3 7359041507312 安徽5 95711153709428 甘肃2 560406411213 福建3 6938444007729 青海563962611014 江西4 4628552509230 宁夏6331542407515 山东9 58813272612831 新疆2 1853759110416 河南9 405107879154合计134 0912 3585691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第三章、第二十章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可见，无论是横向对比还是纵向对比，无论是对比绝对值还是对比相对值，无论是对比录取率还是对比高校数量，无论是对比普通高等教育资源还是对比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最发达地区的考生都是高考中的最大赢家。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分数面前，这些地域的考生面临更多被录取尤其是被优质高等院校录取的机会。进而言之，上述分析表明，各地区考生在高考中拥有大相径庭的入学机会。而入学机会大相径庭的原因不是其他地区的学生不努力、不聪明、不勤奋，而是因为他们参加高考的地域没有分配到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在高考中面临明显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会演变为一种身份排斥。可以说，这种将高考录取建立在考生身份和区域位置上的做法具有明显的社会排斥意蕴，是典型的差等正义，其实质是不正义。这种不正义不仅会加剧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使教育与经济形成相互“激励”的马太效应，从而拉大区域间的整体发展水平。

三、高考招生中差等正义的反思与矫正

我国高考招生中之所以存在地域歧视，主要有制度和非制度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制度层面来看，以地区为单位的招生方式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从非制度层面来看，可以归结为教育资源的地区性不均衡。当然，这种不均衡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是，制度上的原因却是人为的。毫无疑问，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这种招生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低下，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来竞争，只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招生方式同时给了部分发达地区特权，这又是极不公平的，由此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社会问题越来越明显。例如，为了规避高考中的地域性分数，高考移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其实，高考移民本身就是人们对高考中制度化不平等的人为对抗，这种对抗在平衡地区差异的同时也撕下了制度对欠发达地区的保护面罩，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当然，“985”、“211”这类重点高校招收本地生源过多而引发的地域歧视问题除与上述原因有关外，还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即各地政府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出台对本地考生的照顾政策。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地方政府要对大学配套投资，因为不少部属重点高校都已成为了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大学，而投资的回报便是扩大高校在当地的招生规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当地政府投入和人才培养回报的关系将是这些院校招生时是否进行地域歧视的晴雨表，招生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政府、教育部和学校之间的博弈。

显然，高考招生中的差等正义是建立在考生身份和地域基础上的不正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在高考招生中对不同地域的学生使用双重或多重身份标准来分配高考资源，这种差别对待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必须予以批判与矫正。为此，应首先从源头上均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要拓宽办学经费和办学渠道，少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多搞校企共建，否则，必然导致学校对政府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另一方面，政府应打破重点高校垄断高等教育资源的局面，创新多元教育发展模式，给普通高校创造更多获取资源的机会。

其次，教育部门应出台更公正合理的招生标准，不应简单地把指标按“地域投放”。否则，衡量学生素质高低、录取与否的标准主要不是学生的能力与分数，而是学生的户籍。也就是说，高校招生中按省市投放指标的做法不仅不能达成高等教育的目标，也不能有效选拔人才，侵犯了部分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权，构成了“地域歧视”。尽管近年来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招生比例在逐年提高，但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比起来，差距仍然很大，短时间内难以弥合。要打破这一局面，教育部门应出台更公正合理的招生标准，具体做法是，结合各地的人口数量、高考人数、教育水平和学生分数，划定一个大致相等的录取比例。虽然这一做法对高考竞争激烈的个别省份有失公允，但这是一个比现有制度更加公平的策略，体现了“比例平等”，与人们遵从的“基本权利绝对平等、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吻合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比例分配都是合理的，历史上按血统、出身、爵位和级别进行的比例分配就是不公正的”\[11\](P19)。因此，按比例分配应指按照个人贡献的高低和绩效的大小进行分配。将这一理念映射到高考招生领域，教育部门在考虑高考录取比例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学生的分数和当地的整体教育水平。

此外，通过立法规范高考招生行为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目前，除《宪法》和《教育法》对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有所规定之外，高考招生所依据的“法律”竟是1987年颁布、2004年被废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之后，各高校招生的依据就是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在每年录取前所的例行“通知”。因此，要矫正高考招生地域歧视，就应用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高考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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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樊本富.“高考移民”问题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5.

高数与高中数学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资源；区域比较；大别山区域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5-1235-06

一地的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区域存在密切的空间互动关系，做好区域比较研究，有助于清醒认识旅游发展现状，把握旅游资源总体情况；认识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不同特点，从而对各自区域的旅游发展准确定位；有利于发现自身资源的个性与特色，突出资源开发的重点与亮点[1]；有助于旅游开发区域协作，优势互补，联合发展，这也正是区域比较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大别山旅游开发及其研究急剧升温，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大别山以一个整体区域与全国其他10个连片特困地区一起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将获得特殊支持，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编制旅游规划。近三年鄂豫皖三省全国政协委员持续联名提案，呼吁将“大别山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程广华[2]、刘汉成[3]、罗芳等[4]运用区域旅游相关理论，结合大别山区域旅游现实基础分析，提出大别山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的战略对策。李月华[5]、刘宏明[6]、陈丽军等[7]众多学者对大别山区域内的某一县市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或对大别山区域内某一种特色旅游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均体现出区域协调联动、通力合作开发的思想。大别山过去的独自为政的旅游开发和各抒己见的讨论研究发展到基本定型阶段，目前开展区域旅游资源的比较研究和联动开发更有适用性和针对性。本研究旨在为大别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选择。

1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界定及其基本情况

1.1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界定

大别山位于我国东部地区，东西绵延约380 km，南北宽约175 km，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横跨安徽、湖北、河南3省，现有45个县（市、区），总面积约8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3 400多万人。

由于随州隶属于大别山区域的旅游资源等级低、数量少，而黄冈、信阳、安庆、六安四市辖区全部包含在大别山区域内，四市的国土面积69 689 km2，占大别山全域面积的90%左右，四市的人口总量2 933万人，约占大别山全域人口总量的87%，黄冈、信阳、安庆、六安四市是大别山的核心区域，故本文选取此四市进行旅游资源的比较研究，其区域的层次和级别同级，旅游产品同级，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表1）。

1.2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基本情况

大别山位于南北交界，不仅交通便捷，人文风情独特，而且旅游资源丰富多样，组合度良好。黄冈、信阳、六安、安庆市是大别山最核心的四座城市，风格显著，各具特色。黄冈市地处湖北省东部，位于楚头吴尾和鄂、豫、皖、赣四省交界，与湖北省会武汉山水相连，是武汉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信阳市地处河南省南部，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全国交通枢纽城市，且山川秀美，生态良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为“上古四圣”之一皋陶后裔之封地，是大别山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沿海辐射中原的战略要冲。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东部，长江下游北岸，是长江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及“八省通津”之美称，素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圣地”的美誉。

作为一个集山区、老区、贫区、传统农业区为一体的特殊地区，大别山区域经济总量较小、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协调性不够，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 852元，四市均低于全国水平。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四市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为安庆、信阳、黄冈、六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黄冈，农村人均纯收入依次为信阳、安庆、六安、黄冈，说明安庆和信阳二市经济发展较黄冈和六安好（表2）。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大别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关注，大别山旅游业呈现出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12年六安市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 100万人次，增长26.7%（全国增速10%），旅游总收入248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全国增速14%）。全年接待海外游客79 622人次，增长20.7%；其中，旅游外汇收入6 890万美元，增长21.2%。这两项指标全国总体并无增长。大别山旅游业后发优势显著，增速远高于我国当年旅游业总体发展速度。大别山四市2012年国内旅游人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黄冈，而旅游总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黄冈、信阳，对于、全年接待海外游客的数量和旅游外汇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由于数据过小，黄冈没有独立统计海外游客数量，黄冈和信阳均为独立统计旅游外汇收入），由此可知，四市中安庆旅游业的发展现状较好，其次为六安，信阳和黄冈则较差。

2 大别山区域四市旅游资源比较

区域比较是地理学一切研究方法的基础，国内外地理学研究采用此法者甚多。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比较在我国的研究已经从经历了单纯的定性描述，到缺少横向可比性的主要旅游资源评价，再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学者高言铃[8]、张洪等[9]均根据人文类、自然类和综合类三个类别选取研究地内相对较高级别的旅游资源，采用绝对数量、人均密度和地均密度的指数法和位序得分排列法，对研究地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和竞争力强弱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别山区域四市实际，采用以下指标和方法进行研究。

2.1 指标的选取

由于大别山区域四市地域范围较大，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单体繁多，资源单体的调查、选取指标体系、建立比较系统难度较大。再考虑到旅游者在大尺度旅游空间决策行为中表现出倾向于选择级别较高旅游点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者也大都流向内地的中心城市，部级风景名胜区或部级自然保护区，而更多级别较低的旅游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10]。且高级别旅游景区景点依据世界或国家有关规定，按照统一标准，由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比性。目前大别山区域四市还没有世界遗产和世界生物保护区等世界级资源。鉴于以上原因，在结合本地资源特点基础上选取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三个大类以及4A级及以上景区和红色旅游资源两个特殊大类进行比较，共11种主要旅游资源，分别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风景名胜区、部级水利风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表3）。所选主要旅游资源有不少是重合的，即一种旅游资源多重身份的现象，这种重合是旅游资源品位高和多宜性的客观反映[11]，会对评价结果起到加强的作用。

从五大类来看，四市人文类旅游资源共有54处，数量为五大类之最。全国4批35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市共有7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两批249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四市就有18个，这跟四市历史悠久且处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不无关系。此外，共49处的4A级及以上景区中4A级就有47处，而5A级仅2处（六安市和安庆市各1处），黄冈市和信阳市目前仍处于空白，可见四市景区的综合吸引力强度仍较弱。将四市独立来看，每个市仍然是人文类旅游资源数量最多。将四市比较而言，自然类和人文类主要旅游资源安庆市最多，综合类和4A级及以上景区六安市最多，红色旅游资源数量最多的是黄冈市，11种主要旅游资源的总数六安最多，信阳最少，安庆和黄冈处于中等且数量相当。与表2旅游经济指标对比可知，资源数量与旅游经济发展无明显正相关。

2.2 比较方法

第一步，为消除面积、人口因素对旅游资源评价产生的误差，先根据四市旅游资源绝对数量、面积和人口，计算出每种旅游资源的地均密度和人均密度。其表达式如下：

ys=T/S（1）

yp=T/P（2）

其中， ys为地均旅游资源密度，yp为人均旅游资源密度，T为旅游资源总量，S为地区总面积，P为地区人口总量。

第二步，为消除量纲，方便比较，利用已计算出的旅游资源的绝对数量、人均密度、地均密度数据，继而采用指数法来求出每大类中每种旅游资源绝对数量指数、地均密度指数和人均密度指数。

δx=[■]×100（3）

δx是指本组中排序第x位的指标指数值，f（no.1）是指该组中排序第一旅游资源量化指标值，f（no.x）为本组中排序第x位的旅游资源量化指标值。

以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信阳市3处，数量最多，设定其数量指数为100，黄冈、六安和安庆均为1处，则计算得数量指数均为33。信阳市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地均密度为1.59处/万km2，黄冈、六安和安庆每万km2分别为0.57处、0.56处和0.65处，信阳市在各旅游区中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均密度指标排序第一，地均密度指数100，计算的黄冈、六安和安庆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均密度指数分别为36、35、41。其他类型密度指数依此类推。本评价体系共11个主要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每种旅游资源3个量化指标（数量、地均密度、人均密度），共33组量化指标。指数越大，旅游资源越丰富。

第三步，依据指数得分高低对以上五种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排序，对四市的旅游资源进行相对比较。

2.3 比较结果

由表4中大别山区域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指数计算结果可知：

黄冈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红色旅游资源（548）、综合类旅游资源（108），表明黄冈市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综合类旅游资源最少有。黄冈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指数小计为300，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指数小计均为0，是黄冈市的空白。

信阳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自然类旅游资源（580）、主要4A级及以上景区（70），表明信阳市自然类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最高，而主要4A级及以上景区最缺少。信阳市部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小计为300，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而部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指数小计均为0，是信阳市的空白。

六安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者为4A级及以上景区指数累计（560），表明本市旅游资源等级较高，且较高等级者丰富，其他四大类型丰富相差不大。六安市11种主要旅游资源中有三种指数小计均达到300，分别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部级水利风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们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指数小计为0，是本市的空白。

安庆市自然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720、人文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600，本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且自然类更甚，分值远远高于其他三市，可见四市中安庆市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安庆市11种旅游资源中有六种指数小计均达到300，分别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这六种在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再次说明了安庆旅游资源在四市中的绝对丰富地位。安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指数小计为0，说明安庆市旅游资源也存在自身的弱项。

从表5中大别山区域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指数得分排序（可知，安庆市总体旅游资源最为丰富，其次为六安市，第三为黄冈市，最后为信阳市。无论是自然类、人文类还是综合类，安庆市指数得分值均排名第一位，这三类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最高的城市都是安庆。安庆市较弱的是4A级及以上景区，最弱为主要红色旅游资源，今后应加强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建设。

六安市4A级及以上景区丰富程度最高，黄冈市主要红色旅游资源指数排名第一，说明六安市旅游景区建设方面做得最好，黄冈是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中红色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六安市的人文类、综合类和主要红色旅游资源均排序第二位，最差为自然类资源，四市中排名第四。

信阳市除自然类排序第二以外，黄冈市除排名第一的红色旅游资源外，其他资源排序这二市均排在第三和最末尾，旅游资源总体丰富程度较其余二市差。

3 结论

比较可知，四市旅游资源的总体丰富程度高低依次为安庆市、六安市、黄冈市、信阳市。安庆虽为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但作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核心城市之一，其特色不足，且景区等级有待提高。六安市旅游总体质量中等，且自然类资源丰富程度最差，然景区建设程度较高，值得借鉴。黄冈市资源丰富程度一般，景区建设程度也不高，却是四市中最“红”的城市。信阳市资源丰富程度和景区建设均最差，自然类旅游资源较为突出。

安庆和信阳二市经济发展较黄冈和六安好，以上结果与四市经济发展情况对比，可知经济发展与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之间的关联性不高。安庆和六安旅游业发展较信阳和黄冈好，四市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高低排序甚至与四市旅游总收入排序完全一致，可见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旅游业发展呈现高度关联。

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要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大别山连片集中开发已为大势所趋，基于现有旅游资源条件，准确定位旅游资源开发方向和旅游业发展目标，促进区域合作、联动开发是本文进行比较的最终目的。基于大别山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比较的实际状况，各城市旅游业发展可采取以下思路：

安庆市在自然、人文和综合三个大类旅游资源上的丰富程度最为平衡且整体竞争力最强，可依托天柱山和黄梅戏两大老品牌的基础上，打造花亭湖等多个新品牌，并与大别山其他地市的品牌产品进行组合，促进复合性旅游目的地的建成；六安市综合类旅游资源，尤其是水利旅游资源及红色旅游资源在四市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可集中优势资源树立水利资源品牌和联合四市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旅游区的发展；黄冈应深度挖掘大别山区域各市的相近因素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内涵，促进区域联合，力争通过深度联动开发把黄冈建设成全国著名红色旅游品牌，树立大别山红色旅游的龙头；信阳可充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利用鸡公山和茶文化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提高旅游产品的品味，展现信阳山水文化的魅力，将其打造成为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总之，大别山区域四市应立足于各自的定位，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加强区域旅游联合，增强区域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打造全国著名的大别山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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