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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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前景范文第1篇

1 中职业教育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现状及困境

1.1 没有完善师资的配置，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对于会计专业来说，要全面的掌握相关的知识，还要注重财经法规和职业道德教育，这其中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门类，会计专业的核算方式以其他专业技能，财经法规的法律条文，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等税收知识，职业道德教育，这些都是专业性强，需要专业的教师队伍来协同完成教学任务。然而在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中，大部分都没有完善的师资配置，教师只教会计专业，在给学生上课时只是接触到了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财经法规等其他方面的教学没有开展，因为教师的缺乏导致了课程缩水，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全方位的人才，而通过目前的教学水平和模式无法满足要求。还有的学校开设了财经法律以及职业道德的课程，但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能力水平有限，对于学生的技能掌握和知识的学习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2 教学模式落后，内容枯燥不易掌握

很多中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模式并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有所变化，教师在课堂上进行会计、财经以及职业道德教学时，还是采用讲课加笔记的传统教学方法，这些学科本身是枯燥乏味的，单一不变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有时难以理解其中的意义，无法掌握专业的技能，只能将自己深埋在故纸堆中，学生听不懂，学不会的最大原因就是教学模式的落后，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学科中知识点的拓展和变动越来越快，学生要掌握的知识量逐年增加，再用这种低效率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预期的教学要求，学生更不能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没有得到培养和锻炼，这种教学应该引起中等职业学校的高度重视，势必要进行改革。

1.3 将考试成绩至于核心地位，解决问题能力偏弱

中等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尽快的掌握基础的业务能力，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不至于手足无措，空有理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校的应试教育理念没有得到转变，学生学习的知识都是依靠书本死记硬背下来的，而不是在实践中体会理解得来的，这其中的差别反应出中等职业院校的教学理念已经落后，培养的学生无法适应即将要进入的工作岗位，企业要对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培训才能顺利完成工作，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浪费了在职业院校的学习时间，这种教学的目的是无法与社会挂钩的，不了解知识的内涵，没有业务处理能力，已经是中等职业教育的通病，需要学校认真总结，革新自己的教学模式。

2 改进中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现状的对策

2.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切实提高中职院校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有效性，学校必须加强会计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对于负责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教师既要懂得基本的会计实务知识，又要对财政、税收、法律等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以提高该门课程教师的专业性，保证教学质量。其次，学校还可以邀请那些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优化教学师资队伍，实现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进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同时，职业院校还要注重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增强探索开拓能力，鼓励会计专业教师进行教学创新，进而促进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提升。

2.2 丰富教学方法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中职院校要想切实提高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学的有效性，必须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2.2.1 案例教学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本身就是一门理论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的学科，如果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很难让学生理解和接受，案例教学是改进这一教学困境的重要方法。通过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当中实施案例教学， 可以将课程当中抽象的法律、税收相关的知识融入到案例当中，加深学生的理解，还有助于强化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2.2.2 情境教学

采用情境教学的方法能够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并辅之生动的语言文字，可以使原本枯燥难懂的知识变得形象化，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施。第一，利用学校现有资源模拟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进入到实际的会计工作岗位当中。第二，开展现场教学，中职院校可以通过与企业、商场、银行等的合作，组织学生进行现场参观，通过真实情境进行现场范例教学，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2.2.3 项目教学

项目教学法是整个会计课程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的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在项目教学法当中，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项目的划分，然后再对教学环节进行精心设计，引导学生按照项目实施的步骤学习课程知识。

2.3 讲练结合，把知识点考题化，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

中职院校进行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教学除了要增强会计专业学生理论知识水平之外，为资格考试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目的。从目前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现状来看，基本上是以客观题为主，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改进教学模式，实行讲练结合，将重要的知识点纳入到考试例题当中，这样既能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还有助于加强训练，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进而更好的应对资格考试。

智慧教育的前景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案例教学 教学模式 财经法规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也叫实例教学法,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此后一直为世界各国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所推崇。其教学模式主要表现为教学内容围绕案例的讨论分析而展开,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和评判,学生则积极投入讨论并自由发表见解。其教学步骤主要是:教师讲授布置案例个人分析小组讨论课堂提问教师总结。在每一个案例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作简单的介绍、说明;然后布置案例、提出要求,让学生根据案例内容与教材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找出问题和答案,并参与小组讨论。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能够利用学生集思广益、思维互补、思路开阔、分析透彻、各抒己见的特点,使获得的概念更清楚、结论更准确;最后再由教师组织课堂提问并作综合评价,得出结论。学生就是在这种师生互动的教学情境中学到了有关知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引入全新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会学习,课堂教学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转变了教学主体,由以教师为主体转向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处于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模式由单向式输灌变为师生互动式交流,学生学习由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积极性;二是转变了讲授方式,由单纯的理论叙述转向将理论融入具体案例进行传授,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是我校为方便会计专业学生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新开设的一门课程。由于该课程内容大多是一些法规条文,理论性极强,如果采用传统的一些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仍然以教师为主导,采取单向式的知识灌输,教师代替学生思维,学生只是知识的接受器、储存器,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那么学生学起来必然枯燥无味,课堂气氛势必沉闷,教学效果肯定不会好。因此,要提高这门学科的教学质量,就要在教学上有所创新,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通过不断的教学探索和实践,本人觉得,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这门学科的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效果不错,在此略举两例与大家共享。

例如,在讲授《会计法》那一节的内容时,教师首先用一些时间对《会计法》的内容作简要的介绍:现行的《会计法》是何时修订的?何时开始施行的?共有几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然后举出以下案例:

以下是某单位负责人在本单位会计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摘 要]

(1)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必须依照《会计法》的要求开展会计核算,实施会计监督,积极参与管理,特别是要重点审查经济业务的合法性,而对其合理性则不必强调,大家都应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努力工作。

(2)会计核算一定要以原始凭证为依据,所有经济业务都要认真入账。例如签订购销合同,编制成本计划等,都要及时在核算上有所反映。

(3)为了确保政令畅通,再三强调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对领导交办的事必须不折不扣地无条件执行。

(4)不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否则,将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甚至要负法律责任。

(5)本人对会计专业知识一知半解,因此,要求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严格把关,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负全责,保证本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6)商业秘密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因此,财政、税务等部门来查账时,凡是涉及本单位商业秘密的会计资料,有权拒绝提供。

最后提出以下学习要求:

(1)阅读分析案例。根据上述讲话内容,参照《会计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指出哪些地方是错误的,它违反了哪一条规定?

(2)参与小组讨论。把全班学生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一般6-8人为一组)。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将自己对案例的见解和看法在小组上进行发表。

(3)拟写发言提纲。学生应将自己分析和参与小组讨论后归纳得出的结论写成一份发言提纲,以备教师提问并作为课堂作业上交。

这样,学生带着任务和问题,为了找到答案,必能积极思考、参与讨论、归纳观点,从而大大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效果。

在接下来的教学组织上,教师首先应做好学生课堂学习的引导工作,应巡视检查各小组的学习情况并作必要的答疑和指导。教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点拨强化学生的小组讨论。当学生在讨论时偏离主题而陷入细微末节的争论时,应及时提醒他们回到主题上来;当学生对关键的问题意见不一致而又不争辩时,应将不同意见挑明,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而当学生意见分歧很大,又争论不下时,应允许他们各自保留意见,并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以寻求最佳答案。然后,进行课堂提问,根据各小组讨论得出的观点进行提问,并对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点评。最后综合评价、总结,得出结论。

可见,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已不再是说教者和管理者,而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1)监督检查学生的课堂学习情况,使讨论井然有序。对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监控,检查学生是否有针对案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否有写发言提纲?(2)协助学生理清思路,使他们的观点更能站得住脚。如果学生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够明确,教师可以通过提示、总结,帮助他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3)把学生个体的讨论意见集结在一起,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案例中的疑难问题,使他们有关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4)要将自己置身于讨论之外。在讨论过程中,要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发言、思考,做出决定,教师的任务是促成讨论。

又如,在讲授《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那一节内容时,教师可设计以下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

经检查,在某企业的会计档案管理中存在以下情况(该企业设有档案管理机构):

(1)该企业会计档案的保管年限如下:核算、计划、制度等文件材料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各保管5年;总账、明细账各保管10年,年度会计报表保管25年,银行对账单永久保管。

(2)该企业全部会计档案由财务会计部门自行封包保存,全体共同负责,必要时提供查阅。

(3)纪检部门办理经济案件需要查阅有关原始凭证,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予以方便提供。

(4)会计档案保管期满,由财务会计部门提出销毁意见,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全部销毁。所销毁的会计档案中含有未结清的应收销货款单据,销毁会计档案时,由财务会计部门的出纳员在场监销,会计档案销毁后,监销人未办理任何手续。

要求:参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分析判断以上内容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

学生在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时,就要参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弄清以下问题:什么是文书档案,什么是会计档案?核算、计划、制度等文件材料是属于文书档案还是会计档案?各种会计资料的保管年限是几年?会计档案保管期满后应如何销毁?同时也会带着这些问题与同学展开分析、讨论。就这样,学生在查找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学到了有关知识。

案例教学法的理念是:依据教材的内容,要求指导老师自行设计与所教学科相关的案例。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教师把教材中的知识点以案例的形式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来。让学生参与,共同讨论。通过模拟的教学活动,对案例进行剖析。从而让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优点:

第一、案例教学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获得固定的原理、规则。它所解决的是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不只是传授、讲座)获得这些知识。

第二、学生通过案例教学得到的知识是内化了的知识,虽然他不一定能把所学到的知识一一罗列出来,但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处理众多的疑难问题。

第三、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认知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提高其表达、讨论技能,增强其面对困难的自信心。

第四、案例教学大大缩短了教学情景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可促使学习者更快地适应工作情景的挑战。

第五、案例可以把抽象的原理、概念等具体化,把他们置于一定的实际情景之中,学习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理、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表现,增进其学习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会恰当地掌握它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和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采用案例教学法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承担着更多的教与学的责任,要求有更多的投入和参与。从表面上看,虽然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所讲授的时间不多,但实际上,教学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了。首先是案例的准备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和时间。教师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大量真实的案例,并根据教学需要进行筛选和改编,使之具有典型性。其次,教师必须对案例的教学目标、案例中的难点和重点以及教学技巧等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三是由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高度参与取代了教师的主导地位,由原来单向式的灌输教学变成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学,使课堂教学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教师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

同样,因为学生的高度参与,案例教学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了。首先,学生必须做好课前准备,要根据老师的布置进行课前预习。在课堂上,每个人都需要贡献自己的智慧,要对教师所提供的具体事实和原始材料进行分析、讨论,并从中得出结论。因此,学生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要善于分析问题和发现问题,否则,就无法进行案例分析;其次,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因为案例教学要求学生参与讨论,并拟写发言提纲,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没有文字和语言的表达能力是行不通的。学生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归纳,表述问题。

当然,强调案例教学法并不是完全否定讲授法,讲授法中所传授的知识是案例教学法的前提,案例教学法只是讲授基础知识的延伸和应用,在教学中,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参考文献:

[1]黄京菁,杨金忠.“对审计教学方法的思考”.《福建财会》,2001;4

[2]张良燕.“案例题解答──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之四”.《福建财会》,2003;10

[3]王秀芝.“案例教学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2006;12

[4]王健.“案例研究是培训中教师的组织技巧”.《教育评论》,2004;5

[5]葛明荣.“案例教学模式在教师教育中的功能探析”.《教育探索》,2005;8

[6]黄朴.“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中国成人教育》,2005;11

[7]张家军,靳玉乐.“论案例教学的本质与特点”.《中国教育学刊》,2004;1

智慧教育的前景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育政策执行;情境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参考文献：

[1]Jessop, B.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2.

[2][6][12][16][34][35][36][49][55]Honig, M. I. Complexit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Field. In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1-24.

[3][4][44][50][56][57]Hanig, M. I. What Works in Defining"What Works" in Educational Improvement[A]. Sykes, G. et al.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33-347.

[5]Derthick, M. New Towns in-town: Why a Federal Program Failed.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Murphy, J. T. (1971). Title I of ESEA: The Politics of Implementing Federal Education Reform[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2, (41): 35-63.

[7][15][20]Odden, A. R.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A]. A. R. Odden(Ed.).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1-12.

[8]Berman, P., & McLaughlin, M.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J]. The Educational Forum, 1976, (40): 345-370.; Berman, P., & McLanghlin, M. Federal Programs Supporting Educational Change, Vol. VIII: Implementing and Sustaining Motivation[M]. Santa Monica, CA: RAND.

[9][17][21]Barrett, S. M. Implementation Studies: Time for a Revival?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20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Stud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4, 82(2): 249-262.

[10][33][45]Datnow, A& Park, V. Conceptuali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Large-scale Reform in an Era of Complexity[A]. Sykes, G. et al.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8-361.

[11][24]曾荣光.教育政策研究：批判议论的视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 5(4): 2－30.

[13]Cerney, P. G. Restructuring the Political Are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In R. D. Germain(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Cr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117-138.

[14]Goedin, R. E., Rein, M., Moran, M. The Public and Its Policies[A]. M. Moran, & M. Rein, R. E. Goo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38.

[18]DeLeon, P.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Field[A]. M. Moran, & M. Rein, R. E. Goe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57.

[19][31]曾荣光.理解教育政策的意义：质性取向在政策研究中的定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 9(1): 152－180.

[22]Bridges, D. et al(ed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policy: What Evidence? What Biases? Whose policy?[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23][54]董辉，卢乃桂，国外择校研究的前沿图景：现象与政策[J].比较教育研究，2010, (12).

[25]Majone, G. Evidenc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ulley Proces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Dryzek, J. S. Policy Analysis as Critique[A]. M. Moran, & M. Rein, R. E. Goodi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0-203.

[27]Ball, S. J. Education Reform: 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46]Weaver-Hightower, M. B. An Ecolagy Metaphor for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 Call to Complexity[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8, 37(3): 153-167.

[29]Stein. S. J.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Policy[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4.

[30]Burch, P. Hidden Markets: The New Education Privatis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2]Grace, G. School Leadership: Beyond Education Management: An Essay in Policy Schalarship[M]. London: Falmer, 1995.

[37]Cuban, L., & Tyack, D.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more, R. F. Getting to Seale with Good Educational Practice[J].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1996, 66(1): 1, 24.

[38]Hilt, H. C. Language Matters: How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Complic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65-82.

[39]Day, C. & Sachs, J.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M].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guire, M. & Dillon, J. Education Policy and Schooling[A]. J. Dillon & M. Maguire. (Eds.) Becoming a Teacher(3rd ed.)[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McGraw Hill, 2007, 29-41.

[40]Taylor, E.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Interest Convergence in the Backlash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 Washington State and Initiative 200[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0, 102(3): 539 560.

[41]Ball, S. J. The Teacher's Soul and the Terrors of Performativ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215-228.; Apple, M. W. Ideological Success, Educational Failure?[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7, 58(2): 108-116.

[42]Honig, M. I. Where's the "Up" in Bottom-up Reform[J]. Educational Policy, 2004, 18(4): 527-561.; Honig, M. I. The New Middle Management: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004, 26(1): 65, 87.

[43]Smith, K. B. & Latimer, C. W. The Public Policy Theory Primer[M]. Westview, 2009.

[47]Mclaughlin, M. W.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Education: Lessons Learned, Lingering Questions and New Opportunities[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209-228.

[48]Spillane, J. P., Reiser, B. J., & Gomez, L. M.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gnition: The Role of Human, Social,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Fram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A]. M. I. Honig(Ed.).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M].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47-64.

[51]O'Day, J. A. Complexity, Accountability, and School Improvement[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02, 72(3): 293-329; Kirst, M., & Bulkley, K. "New, Improved" Mayors Take Over City Schools[J]. Phi Delta Kappan, 2000, 81(7): 538-546.

智慧教育的前景范文第4篇

【案情简介】小刘2003年5月在某房地产公司上班至2006年2月13日，公司未与小刘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6月被聘为售房部内勤员，工资实行基础工资400元+浮动工资100元+岗位津贴50元。2004年3月18日公司安排小刘从事售房业务工作，工资实行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效益工资+销售提成。小刘多次要求公司为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但公司迟迟不予办理。小刘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全额补交了2003年5月至2006年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费。2006年2月13日公司以没有新的开发项目为由辞退小刘。小刘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公司以业务人员工资为提成工资，与小刘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决结果】某房地产公司1、支付小刘2003年6月至2006年2月应由公司承担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2、支付小刘4年工作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某房地产公司与小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是没有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否应该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没有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是否应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据法律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三、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自招用劳动者之日起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某房地产公司在聘用小刘时，应当按照规定与小刘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小刘虽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小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公司，而公司将小刘辞退后，又以此为由，不补缴社会保险费，此种做法与法律法规相悖，应予纠正。因此，公司应支付小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并补缴小刘被辞退前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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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前景范文第5篇

关键词：物联网；探讨；发展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应用传感器技术，现代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被称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的创新的网络技术，为了控制和使用未来的网络和信息资源，以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政府都高度为振兴经济，并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关键战略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技术规划，并尝试的东西竞争优势。世界各地都在关注的事情可以衬托视科技作为互联网革命和经济大潮的一年。

在我们的教育领域，网络技术的使用促进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变得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为了建设一个自主探究的学习的环境，提高教学质量的广阔的应用前景。怎样有效的利用网络的技术，促进校园智慧，数字化校园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进行实践和研究。

一、物联网的功能与概念。物联网的实际应用其实可以追溯到1990年施乐公司的网络可乐贩卖机，但是呢，物联网的概念是在互联网在1995年第一次看到，在“未来之路”的书中，由于当时的技术和硬件的限制，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1998年，麻省理工学院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EPC系统当时被称作“物联网”的概念。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Auto-ID中心首先提出的概念，同年的“物联网”，中国的院院士科学已经启动了传感网的研究。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信息社会，国际电信联盟的“ITU互联网报告2005年物联网”的重新定义和提出概念的“物联网”。IBM CEO彭明盛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概念的“智慧地球”。物联网建设并已正式晋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通过国际社会的重视，事情正在考虑。

物联网逐渐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但是涉及到物联网技术的定义，常见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的。在物联网的时代，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将获得一种新的沟通维度，通过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嵌入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在任何的时候，连接人与人交流的任何地方延长至人和的事情。使用各种可用的达到上述目的的装置整体感知层感知动态实时采集，如二维码，RFID标签，蓝牙，传感器和其他的设备获取对象的信息，它们可以是像是人的感官系统可收集数据和即时识别。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开发和设计的全面而灵活的看法，同时考虑到设备成本低和灵巧。

可靠的传输层，也被称为网络层。它是信息的整合通过各种网络，传递准确出可靠的感知方式。它们包括无线接入，支持移动，有线接入和其他技术支持的需求状况，并设计适当的高性能通信网络基础上的传播目标。物联网技术，形成了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通过传感，测量，无处不在的接入和互联互通等，活动反映现实生活的对象到虚拟空间，并智能地收集和分析所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可视化数据的能力。

二、从学校的环境和资源，教学活动中逐步实现了数字化。物联网技术使中国联通的对象之间，智能地实现信息的采集，传输和分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它也将推动校园智慧的建设和发展。物联网技术为校园的智慧提供了一个互动，开放，智能，协同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使学生和教师充分感知到教学的资源，以便有效的获取的学习，收集信息，管理，教学和生活服务的智慧，将学校打感知，服务，环保，安全，稳定的智能化校园。

在校园网络应用的智慧来实现互联互通校园实物，充分的认识到校园环境，获取最新的汇总信息和数据，以便发现问题和分析对象，并反馈相关信息的实时控制。可视化的校园环境能为校园管理提供服务，其中教师和学生可以轻松完成身份证件和考勤管理，可以通过内部的学校的人的看法安装了科学化，人性化，智能化，校园为基础的网络环境，促进学校管理运动，光，声，温度传感器，用于教学环境和安全监控系统，可视化，连接到网络，智能控制，充分实现智慧教学和学校环境的安全管理。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加广泛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教材的获取，而是缺乏真正的虚拟学习环境可以触摸的性质。

三、物联网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学习环境主要是指声，光，温度，空气等条件的自然环境，对教学有一定的影响，网络技术课堂的智能控制和环境感知的应用，将会创造更加适宜的学习条件为学生。在一定区域内，安装好位移感测或声音，从而能够实现光源的智能控制装置。智慧校园的特色之一是节能，物联网技术可以用于管理和监控校园能源的智慧。能量的对象是物理世界一起交流，建立能源管理专家系统，该系统将实现能源消费的科学管理，在校园里。每个人的校园安全，社会各界和家长有个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创建校园平安，以网络技术的优势，构建智能安全系统，包括安全系统和智能校园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这样更加有利于加强校园的安全管理。

四、结束语。把物联网校园作为基础的智慧，实现了可视化的学校管理，以人性化，智能化和科学化，的特点。与此同时，智慧校园建设，教学环境的智慧课堂可以延伸到真实的场景中去，使社会与学校，自然，再加上一个直观的学习对象，理论和建筑实践之间作为一个桥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的推动。（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