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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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意见范文第1篇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新一轮学法、守法、用法的，各高校也加快推进了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庆市示范高职院校，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在依法治校工作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将以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为例，对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工作体系的搭建与实现进行研究，对其他高职院校开展依法治校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成立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搭建法治教育工作平台
（一）明确目标任务，理清工作思路
为了更加系统有序地开展法治教育工作，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在中心正式成立之前，该校通过多方调研、认真研究、组织讨论，明确了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该中心以“增强学生法律意识，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法律文化氛围，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为目标，以“适应形势、强化服务，贴近学生、扩大影响，创新机制、提高效能”为方针，搭建法律服务平台，逐步有序地对学生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同时，还明确了中心的四大工作任务，即：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教育，实现个性化的法律咨询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维护法制和谐校园。
（二）制订建设方案，成立援助机构
根据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制订了《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建设方案》，下发了《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关于加强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建设的意见》，为法律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5月30日，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正式成立，基本实现了中心的实体化建设，为开展该校高职学生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在中心成立之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制定的工作任务，达到了相应的工作目标，受到广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三）配备工作人员，打造工作队伍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在现有条件下尽最大努力配备了工作人员，在重庆市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爱好法律援助工作、富有责任心的老师担任中心工作人员，在辅导员队伍中选择合适人员担任各二级学院法律援助专干，同时还招聘了一部分勤工助学学生担任学生助理，为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而有力、层级分明的工作队伍。该校还通过校内外培训、法律知识学习、具体案例分析、实战演练等形式，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知识与技能。
二、融入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形成法治教育工作机制
（一）融入管理制度之中
将法治精神融入学生管理制度，一方面体现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体现在制度的内容之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充分遵循了民主和法制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教育部、市教委的相关文件精神开展制度的草拟工作；在制度正式前，又充分听取了相关单位、一线教师、普通学生的意见，经过多番论证，几易其稿，最终才进行和使用。在该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内容之中，也随处可见法治精神，如在《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测评工作实行‘三公开、一监督’，即测评人员、测评过程、测评结果公开，并接受广大学生的监督”。
（二）融入思政课程之中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宪法法律，建设法治体系”、“树立法治观念，尊重法律权威”、“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等法律相关章节的教学过程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采取了知识传授、案例分析、分组讨论、主题演讲、模拟法庭等形式，使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掌握并运用基本法律知识，做到在社会生活中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分析并解决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现实法律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和个人修养。
（三）融入评选表彰之中
在“优秀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毕业生”等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评选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都树立了民主法治的观念，在评选过程中认真听取辅导员、任课教师和广大学生的意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集体研究、宁缺毋滥的原则，采取班级推荐、层层审核、全校公示的方式进行评选，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肯定。
（四）融入违纪处分之中
在违纪处分过程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也严格遵循了法律程序。
首先，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前，要弄清违纪事实，明确处分依据，拟定处分意见，给予学生充分的陈述权、申辩权，形成文则规范的处分文件。
其次，按照《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申诉管理办法》，给予学生申诉权，学校坚持公开、公正、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学生的申诉，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分管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监察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切实维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最后，执行送达与告知制度，及时将处分决定送达学生本人，并由学生亲自签名确认处分结果，确保学生的知情权不受侵犯。
（五）融入资助工作之中
法治教育还融入了与学生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资助工作之中。在国家奖助学金、校内奖学金等资助项目的评选过程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完全依照评选办法，合理分配评选名额，严格执行评审程序，做到了连续多年“零失误、零投诉”，被评为“重庆市资助工作先进单位”。同时，在对助学贷款学生开展诚信教育时，还组织学生学习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1号）的相关内容，让学生明白不按时还款的后果，养成自觉遵守国家规章制度的良好习惯。
三、开展法制教育系列活动，找准法治教育关键节点
（一）抓住新生进校的关键节点，举办法律知识讲座
每年9月新生进校之初，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都会精心组织“法律知识进校园”系列讲座，邀请重庆市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来校，面向大一新生开展多场法治讲座。讲座结合高校校园内常见的盗窃、伤害、斗殴等典型案例，为学生讲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帮助大学生知法、守法。同时，还围绕大学生在学习、消费、兼职、出行等方面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为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政策指导与对策分析。
（二）抓住国家宪法日的关键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每年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前夕，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都会通过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横幅展板等方式向广大师生宣传法律知识和宪法精神。在宪法日当天，该校还通过法律条款解读、法律图片展览、送法律进寝室、法律主题班会、法律常识竞赛、法律主题演讲等活动，向全校师生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推进法治校园建设。
（三）抓住突发事件的关键节点，进行特殊法律援助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在学生遇到意外死亡、意外受伤、交通事故、误入传销组织等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给予学生及其家庭特殊的法律援助，提供法律咨询和个性化的服务，切切实实帮助学生或其家庭解决了实际问题，起到了“雪中送碳”的作用。例如，2013年6月5日，该校财经管理学院2010级工商企业管理1班学生韩某在实习期间的下班途中，在广东省东莞市被一辆微型小面包套牌车撞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在得知学生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该校指派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周老师，陪同学生辅导员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处理学生事故的后续工作，为学生家长争取应有的合法赔偿，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感激与称赞。
（四）抓住毕业离校的关键节点，组织就业法律咨询
依法治教意见范文第2篇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进一步健全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教育管理体制。
──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期间继续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相应比例。重点骨干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5000人左右，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达8000人左右。**期间为江阴经济社会输送3.8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和1.5万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
──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期间实施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培养1万名生产服务一线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使我市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30%，其中技师、高级技师的比例不低于5%。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每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万人。实施现代农民教育工程，每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2万人、创业培训5000人。实施新市民教育和创业教育行动工程，对进城务工人员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文明教育，提高创业能力。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依托各类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职业培训网络，建成工学结合的企业职工教育培训体系，对初高中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普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发展社区教育、远程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二、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
（一）提高职业院校建设水平。在合理规划布局、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施高水平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重点扶持建设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和省级以上中等职业学校。**期间建成两所国家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力争年内通过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近两年内把江阴市高级技工学校创建成江阴技师学院。
（二）加强职教中心建设。**期间重点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教中心，以其为龙头构建农村职业教育网络，使之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的重要基地。把职教中心建设与普通高中建设摆在同等位置，进一步加大投入，切实改善办学条件。
（三）建好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按照“市场导向、合理定位、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依托现有骨干主体学校、现有设备设施改建扩建，实行资源整合，专业定点，各有侧重，分期建设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与我市产业发展相贴近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对全市职业院校及企业开放，实行公用、共享。
（四）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网络。完善由市、镇、社区三级社区教育网络，覆盖全市各类各层次培训，基本满足社区成员学习要求。切实有效地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成人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等各类教育，提高终身教育普及率，老年教育普及达13%，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率达60%，农民教育普及率达60%。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创建活动，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五）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大力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全面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准、实践能力、教学水平和相关学历层次。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加快“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定有关政策，引进国内外名、特、优职教人才，支持职业院校面向社会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
三、加快建立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一）推进职业教育集约化办学。强化政府统筹职能，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推进区域内整合、总体优化，努力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职业院校要实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共同培养；鼓励创建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以示范性职业院校为龙头、重点职业院校为骨干、行业企业为依托，组建以专业为纽带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走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办学的路子。
依法治教意见范文第3篇
一、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提高制度建设水平。要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认真贯彻落实《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重点加强对规范性文件中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影响其合法权益，涉及地方或行业保护等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完善备案审查情况通报制度，落实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做到“有件必审”、“有件必登”、“有件必备”、“有错必纠”。
二、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继续实行简政放权。(一)精简压缩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减少审批项目。对目前所有市级交通运输行政审批项目再次清理，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项目，严控新增行政许可事项。梳理、确认、规范除进驻市交通行政服务中心目录之外的其他行政职权，杜绝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变相实施审批。(二)做好下放和取消审批项目的衔接工作。对省交通运输厅下放市级和市级下放县级的行政审批项目，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衔接方案，明确承接主体和法律责任并做好相关后续监管工作，防止工作脱节和监管真空，确保行政审批项目“放的下，管的住”。(三)推进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市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窗口的管理，将所有审批项目纳入中心办理，明确各审批项目的申报条件、递交材料、审批时限等。在门户网站上公开办事指南及办理流程等。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充分授权，提高办事效率。
三、深化执法体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要完善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裁量权，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和改进执法方式，进一步推广运用行政指导，文明执法。进一步推进、完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健全完善综合执法机构与公路、运管、海事等行业管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理顺管理关系。要加快交通执法形象建设，扎实推进“四统一”形象建设进度，做好交通运输部验收迎检准备。推进综合执法信息化建设，推广应用全省交通执法案件处理系统。完成支队与各大队办公自动化系统联网工作。各执法单位应当及时修订、公布权力执法依据、程序、行政裁量标准。
五、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宣传贯彻道路运输条例。要按交通运输系统“六五”普法的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多种形式开展法律学习宣传、法律讲座、执法检查、法律考试、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增强全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继续加大《省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宣传培训力度，以“八个一”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每个乡镇一条宣传标语；每个县一个宣传栏；每个县至少一次上街宣传活动；每个执法人员人手一本省《道条》单行本；每个执法人员参加一次集训；每阶段一次宣贯情况通报；每阶段进行一次监督检查；组织执法人员参加一次知识竞赛），今年上半年内道路运输机构管理人员和综合执法人员进行一次《条例》轮训。同时，加强对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客运、汽车租赁等新增运政管理职能做好相关的业务指导工作。
六、强化执法监督检查，切实保障依法行政。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规定，组织开展2014年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制定年度执法评议考核工作方案，明确评议考核的重点内容和方法步骤。对执法评议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落实，杜绝违法违规执法的问题。要认真落实交通运输部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交通公路执法专项整改工作，明确各阶段整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工作内容，从教育、监督、制度、经费、装备入手，积极抓好专项整改工作落实。要抓好队伍建设，打造一支作风硬、素质好、业务精的执法监督员队伍。加强执法监督的针对性，经常组织开展执法督察、明察暗访活动。
依法治教意见范文第4篇
高校法制教育长期从属于德育教育，没有形成该学科应有的独立地位。医科院校主要通过教学计划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设置(总计36学时)，实施对学生的法律素质的培养。“法律基础部分”约占1/3，各个部门法学的内容都涉猎一点，且大多以概念和一些部门法规定为主，内容十分宽泛，像一本简明的法律知识读本。近年来，国内多数医学院校开设相关的医事法课程(一般在20学时)，同样以“拼盘式”的框架体系，内容几乎涵盖医药卫生领域所有现行的实体法和相关行政法规;教学模式上，长期沿用“以课堂教育为主、以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为辅”，主要偏重理论知识“填鸭式”灌输。这种实践虚化性忽视学生潜能的发挥，致使教学效果打折。
二、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哲学理念
在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应理解为一个包含许多“部分”的有机整体，是一群有相同理念、有相同探索目标、有相同研究方式的人们所致力于实践研究活动的某种简明化的理论形态。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作为一个有机体，体现其独特的教育哲学理念。
(一)实践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行动哲学
教育理论的创新首先来源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正确性和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建设服务。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要充分发挥“一种‘从主体出发’的‘由内向外’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实践性”的理论形态实质上是一种“行动理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实践性”，一方面要求教育主导者坚持向教育主体进行“灌输式”教育模式。列宁曾多次论述“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5］363;无产阶级政党迫切需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等等。这些论述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践行所掌握的医德规范，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幸福。在法制教育中除课堂理论教学外，通过“模拟法庭”、法庭旁听和参观监狱等直接观察方式来增强法律意识、确立守法习惯。“实践性”势必成为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人性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人性哲学
人性化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人性的要求，即要以人为中心，以人性的全面与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发展过程。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须坚持以人性化教育理念为指导，将人性的要求渗透到医德与法制教育理论、目标、方法和途径中去。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对患者和同行的关心与关爱、尊重与信任。突出学校人文教育本身的亲和力，促使受教育者处于同周围环境合宜的位置;实现学校把受教育者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人，真正体现现代教育的人性化精神。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强调在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上应改变传统“见物不见人”“填鸭式”的灌输，实现由物化到人化、由灌输到平等对话、注重人性发展的需要，使人性得到解放，以实现教育的时效性。达到受教育者学会协作、学会思考、体验幸福和确立责任意识等，能够适应和促进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该模式的人性化符合“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思想，体现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三)和谐观: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价值哲学
西周末期的史伯和春秋时期的医和、晏婴等人已从理性的立场确定了和谐价值观念，他们非常强调“和”，认为“和能生物”，只有和谐才能造就万物，才能“平心”“平政”，维持身心平衡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在西方，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将和谐观念作为其“体液论”医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使“疾病被理解为构成机体诸要素间的不平衡状态，而诊疗意味着努力使病人机体诸要素合理配伍、充分中和。”因此，和谐成为传统哲学基本特征之一。和谐与价值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和谐是价值实现的手段，价值是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医德和法律共同促进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是实现医学教育目标的价值载体，能够独立于一般的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理论而作用于教育实践。因为该模式不仅包含着实施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具体策略和方法，还体现实现教育价值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该模式本身体现现代医学模式的内涵和社会转型期特点、同新医改长远目标合宜。和谐的本质体现为主体的能动性对客体规律性的探索和把握，达到主体适应客体和客体趋向主体的双向效应，实现同主体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有三个向度:其一、教育主体自身的和谐。未来医务人员只有将所学的医德和法律知识内化为医德情感、法律意识，使其身心、理智与欲望、创新与惰性等矛盾和谐共处，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二、主体与环境的和谐。所谓“环境”指主体与客体(他人和社会)所形成的系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医药卫生行业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矛盾逐步凸显。该模式要全面融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提高学生医德和法律素养，不断消除与患者、同行和社会间各种矛盾，达到整个“系统”团结和谐、共同发展。其三，医德与法律间的和谐。该模式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医德教育理论、法律教育理论和它们所指导下的通过实践要求所构筑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因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有效融合，最终走向科学。
三、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基本思路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是研究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关系的科学思维和操作方法，是长期的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活动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医疗纠纷经验的高度归纳总结。同时，结合新医改对医学教育的期待、适应现代医学模式和医德与法律的价值追求。
(一)互补性与相互转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内在依据
医德和法律都是医药卫生领域的行为规范，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价值追求，具有内在联系。首先，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医德是卫生法的基础，基本的医德规范构成相关卫生法的原则。一定社会或时期的医德观念、医德原则直接决定和影响该社会或时期卫生法律的性质和内容。由于法律难以调整医药卫生领域所有关系，而经常需要医德规范来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主体的趋利性、排他性等特性使医药卫生领域也在所难免。传统的医德由于自身的不足，就要借助法律规范性、强制性的优势加以调整。正如康德所言: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仅仅有主观道德是不够的，主观道德必须以客观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来保证。其次，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医德规范产生远早于卫生法律，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医德规范需要医务人员必须遵守时就上升为法律，对违反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上升”过程称为医德法律化，即医德转化为法律和医德的实现阶段。反之，一些法律规范时时刻刻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守法主体已“自觉”将其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使一些原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因依靠道德能够予以调整的回归于道德。法律道德化的过程即法律源归其本质的过程。总之，基于医德和法律的关系决定着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之间能够有效融合和协调发展，为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提供客观依据。
(二)统一性与公正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价值追求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既要确立医德与法律内在的和谐统一，又要体现两者的共同价值指向。其一，在该教育模式下，既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美德论的教育模式，又要摒弃近代西方“法律至上”的观念。和谐社会中的医德和法律具有统一性，法律可以规范医务人员的行医职责，但难以规定其恪尽职守、全心全意服务患者所应有的品质，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品质”。在我国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应适时加强医德法律化的建设;同时，在医德建设中应引入人道功利论，该理论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对解决时下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医德问题，提供较理想的理论说明。其二，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道德的范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平、正义是医务人员道德价值性的追求，并引导医务人员尊重和信守法律。在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下，医德教育就是通过“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方式来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变内在的道德义务，从而为法律获得道义上的尊严”;而法制教育则是把医德所倡导价值观念通过对从医者的外在行为要求转化为内在理想实现。
四、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操作策略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使该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形成最大合力，促进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贯彻大医德—法制教育观，整合当代医德教育和医学法制教育研究成果，从教育观念、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评价体系等环节进行改革和创新研究，建立科学系统的医德—法制教育实践制度。
(一)确立医德—法制教育观念和目标体系
在所构建的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中，整合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探索出一个科学系统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医学人文教育的新模式。“道德建设应当主动引领法制建设，为立法行为指明正确方向、提供道义支持，将公正、平等等道德价值观融入法律规范中”，力求卫生法律规范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社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医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在现代医德体系构建中，既要继承我国传统医德文化养分，又要借鉴当达国家医德建设成果，尊重多元化共存的医德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人类美好的生活”。医德—法制教育的目标体系应体现人性化教育本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阶段性与全程性统一、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反映医德—法制教育的时代性和实效性。同时应注意该模式中各“要素”相互配合、补充或交叉融合。既要维护相关方的权利与责任分担，又要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二)完善课程体系
构建的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须对现行医德教育课程体系和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改革应适应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和新医改目标的需要。首先，增加医德和法律关系、医德精神和法律精神的教育内容;其次，整合并适时更新完善教学内容、挖掘和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可在医学伦理学等医德培养课程中融入相关的医事法内容，并且在医事法课程内容的设置中融入相关医德知识，多采用临床案例分析、融通医德与法律为一体，实现医德—法制教育。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可增设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和医疗纠纷处理与防范等医学人文教程作为必修课，并适当增加学时数。其三，在教学方法上，使单一灌输与平等互动、观察与体验、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充分发挥网络教学新模式，将医德—法制教育融入理论教学、临床教学、临床见习和实习全过程，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同时，实现尊重共性与个性的协调，包容差异、发展专长，建立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医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
(三)优化师资队伍
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结构优化的师资队伍是医德—法制教育模式运行和完善的关键，关系着模式的成败。师资队伍既包含教学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还包括外聘的相关专家、学者。师资队伍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都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影响该教育模式的成效。首先，转变素质教育的观念;其次、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其三、注重教学方法的时效性。
(四)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依法治教意见范文第5篇
“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该司法解释出台以后，社会上反响极大，褒贬不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又专门出面说明。他指出，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这一规定体现了对这类主观性强、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该规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满14周岁”的主观要件，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不符合刑法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对于解释中的“明知”，他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批复》和上述说明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批复》有悖法理和人情，违背了保护十四岁以下幼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司法解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犯罪违法行为；从中国当代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上看，这一解释有越权违法的嫌疑。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多年以来刑事立法上不明确、刑事司法中不统一、刑事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明确了奸幼女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明知”，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实质上是对奸幼女的行为构成罪是否要求行为人的“明知”。前者为“否定说”，即主张对行为人实行严格责任，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幼女的年龄，不管行为人是否有奸幼女的故意，只要对幼女客观上实施了奸行为，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者为“肯定说”，认为奸幼女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还要对幼女的年龄明知。笔者认为，上述分歧的解决，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入手，分析“否定说”所主张的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进而解决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一、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
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此项规定，实质上在我国刑法确立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性原则。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来自对客观主义意志自由论和主观主义行为决定论矛盾的调和。它克服了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只强调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视客观必然性的意志自由论的缺陷，同时又避免了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仅注重客观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为决定论的不足。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以人的相对意志自由论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唯物辨证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以来的一种科学的刑法观。
马克思唯物辨证论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认为，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位性的，人的意志是第二性的，后者会不可避免地适应前者，并受到前者的制约。因此，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和约束一面，人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志相对自由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反映、体现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其行为又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行为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可以独立存在，又必然发生内在一致性的联系。人的犯罪活动和人的其他有意识的活动一样，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将其凸现出来的原因是其所具有的严重的反社会性，而不是构成要素的差异）。对犯罪活动的认识（司法认定）既要从主观方面去考量，又要从客观方面考量，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视、否定另一个的作法，只能陷入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泥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对行为犯罪化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也要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客观方面去把握。由此所产生的犯罪构成的理论也应建立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二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性原则，后者是在定罪理论上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定罪过程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具体表现为四个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四者的有机统一，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唯一标准。其中，主观方面的罪过内容是评价行为的必备的价值判断要素，也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分的合理的、可操作的法定标准之一。具体在故意犯罪中，社会之所以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这一客观基础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主观基础，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这种危害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的-却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事实的发生，其主观上有严重可责难性，这是行为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下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不仅因为它在定罪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还在于它在量刑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量刑中，司法机关不仅要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行考察，忽视其中任一方面都有可能造成或枉或纵。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则，它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限制国家的刑罚权，防止其过分扩张，以保护人权。 如果只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不论其客观社会危害性，就会导致主观归罪，这种情况下，由于推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客观事实被忽略，裁判者则可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任意出入人罪，从而失去公平、正义的标准。同理，仅看重客观的损害结果而忽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则会导致客观归罪。无论主观归罪还是客观归罪，都是国家刑罚权恣意行使的表现，这种恣意性必然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夺。
从性质上看，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另一表现形式，保障（保护）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一旦从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刑罚权设置的初始，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防止其受到来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赋予了国家，即表现为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国家仅能在此范围内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务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其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还表现为刑罚目的的确定上。刑罚的目的又可称为刑罚的意义，它是指通过对行为人施以刑罚，应当和可以达到的目的。传统的刑法理论把刑罚的目的分为报应论和预防论。也有人提出以报应为主以预防为辅的报应预防统一的刑罚目的二元论。 我们认为，目的是指手段的最终指向。在报应和预防目的论中，报应是针对已然之罪的惩罚，预防是针对未然之罪的防范。已然之罪业已发生，对社会的创伤已经形成，刑罚的施用不会改变已有的状态，所以对预防未然之罪才有意义。当然，报应是惩罚的题中之义，但它决不应成为目的的主要部分。所以，刑罚目的应表现为以预防为主兼顾报应的统一观。若在定罪过程中，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实行所谓的严格责任原则，不考察行为人的罪过内容，甚至在其缺乏罪过的情况下，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能起到特别预防的效果；同时因为行为人可能已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危害结果仍然发生，无法引起“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警觉，因此也不能达到一般预防的作用。针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施加的报应，也因为其客观归罪成分使其正当性大打折扣。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它所体现的刑法价值是宽泛的，深远的。它的指导意义不仅体现于司法领域，亦应体现于立法领域，它不仅对刑法总则所确立的基础理论有着纲领性的作用，同时具体规范着分则各罪名的司法适用。在处理奸幼女行为的问题上，亦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指导，既要看到行为的客观危害，又要看到行为人主观恶性，在被害人权益和被告人人权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
二、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无位置
严格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归责原则，并非在此归责原则下实现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一种法律责难后果与状态。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严格责任产生于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它作为一种刑法制度为英美法系所独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之所以称之为“严格”，是因为它对行为人谨慎行事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是一般过错责任的例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下，控诉方无需证明行为人是何罪过、有无罪过，但决不是意味着行为人真的就没有任何过错了。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是“公平”和“效率”两种法的价值平衡、博弈的结果，立法者在某些特殊的调整领域，采取了更为功利的态度：首先选择了效率。但另一方面，作为平衡，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惩罚措施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中范围上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严格责任仅适用于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一般说来，这些犯罪行为人的犯意较为隐蔽，控诉方采用一般的归责方法难以证明，为提高诉讼效率，强化对该类犯罪的预防，不再要求对犯意进行证明。但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不要求证明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事实上，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有罪过内容的，只是控诉方不负举证责任而已。所以，严格责任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不问过错责任”即行为人不是缺乏犯意，而是不问其犯意如何。
对于严格责任，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大陆法系一般是不承认严格责任的，而几乎每本英美刑法教科书都专门对严格责任展开过论述。但从英美法规定适用严格责任的案件范围上看，“严格责任是管理性（regulatory offences）的犯罪、并非真正是犯罪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为严格责任的存在提供一些正当的理由。根据是一个人如果因为严格责任而被定罪，并没有严重的不公正（injustice），尽管是完全合理地行为，因为严格责任定罪不是‘真正的犯罪’ （a real crime）”。
所以，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针对的犯罪行为，从性质上看是比较轻微的，其程度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违法。可以说严格责任适用的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我国已经对此类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在刑法中没必要、也不应该对犯罪行为追究严格的刑事责任。
英美刑法中规定严格责任，理由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防卫社会的需要，一是诉讼经济的考虑。如果不顾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法的区别，将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进而扩大适用范围，后果是严重的。当然，这对社会的管理者来说，确实是最容易、便捷的手段。“刑罚万能论”导致的对刑法（刑罚）的迷信，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也是大有市场，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重刑主义随处可见。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对行为人最大限度的剥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耶林）。”刑罚手段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刑罚的动用应秉持经济性原则。将本应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纳入刑法视野，采用刑罚来规制，对行为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不公平，是对其权利的一种侵犯，即使基于保护社会福利这样美丽的理由也不应当允许。严格责任的适用会导致刑法机能的失衡，即保护机能的过分扩张和保障机能的逐步萎缩。
严格责任的支持者认为严格责任带来了诉讼上的方便。因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大多是发案率高、专业性强、证明过错难的犯罪，如果遵循一般的刑事原则，许多虚假的辩护都可以成功，严格责任可以提高这些案件的诉讼效率。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所谓为了诉讼需要，实际上就是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也可以定罪判刑。这不符合我国历来强调的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均不可忽视，只强调其中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但二者的地位也不是等同的。和效率相比，公正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追求效率应当在保证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否则，这种效率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国家动用刑罚资源对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进行权利剥夺，应该慎之又慎，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所造成的危害远比一次犯罪的危害大的多。在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存在罪过情况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确实值得思考。
严格责任和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相悖。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定罪中要求主观要件事实和客观要件事实必须同时具备并且符合一致。二者同时具备，实际上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性并存，只有客观危害而缺乏主观罪过，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否则就是客观归罪；二者符合一致，即要求行为人的犯罪活动是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行为的客观表现符合主观意志内容，并且有因果联系。主客观相一致作为我国刑法一项重要基础性原则，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领域，无论是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适用，意味着排除了客观归罪原则和任意出入人罪的主观擅断原则。虽然有学者称，现代严格责任并不是古代严格责任的一种简单复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的一种超越。 但我们认为，严格责任其本质上和罪过责任相差甚远，二者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不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一个则把罪过内容作为必备要件。即使严格责任没有占据主要位置，它仍然不能抹去自身浓重的客观归罪色彩，其实质上仍属于客观归罪的范畴。
综上，严格责任没有必要也不应当纳入我国刑法体系。故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来解决奸幼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体系上，还是从推理的逻辑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有可能知道这一行为为法律所禁止。违法认识是责任谴责的核心内容。因为，认识到违法性仍然实施这一行为最清晰地表现了行为人的违法人格。谁有意识地违反法律规范行事，就明确表明了他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蔑视。 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不是违反规范的内容或其可罚性，而是行为的禁止性，即行为的实质违法性。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一般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作为一个具体的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对象或者认识范围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为法定构成要件的全部客观事实。
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意味着排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处罚条件 .客观处罚条件一般是指主体要件，它之所以被排除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之外，是因为主体要件的客观情况在犯罪行为导致构成要件以前就存在的，而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将要导致的。确认犯罪主体是否合格，完全是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成立时站在外部立场进行判断的对象，而不是行为人本身需要认识的内容。
法定构成要件的全部客观事实是行为人应当认识的内容，具体包括行为的性质、行为的对象、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以及行为的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联系属于客观处罚条件，不因行为人的认识而变化，属于司法者评价范畴；认识行为的性质是确定行为人罪过内容的重要因素，对性质的认识不是要求行为人知晓法律规范的评价内容，而是对行为客观性质评价；当行为对象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时候，即要求对行为对象客观情况进行全面认识，否则，将阻却故意犯罪的发生；对于犯罪结果的认识，仅在结果犯中有此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是犯罪结果，而非危害社会后果，犯罪结果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社会危害后果是所有的故意犯罪具有的普遍性的要素。
奸幼女的行为作为罪从重处罚的特殊犯罪构成，行为对象为幼女是重要的犯罪构成事实之一，行为人若以此从重的犯罪构成定罪处罚，必须对行为性质有所认识，同时还要对行为对象-幼女-的客观情况（不满14周岁）有所认识，否则，其奸幼女的主观故意无法体现。双方自愿并且行为人确实无法得知幼女的年龄，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仅停留在道德禁止的层面，而非法律禁止层面，行为人以为要承担是一种道德责任，按照严格责任原则，结果却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责任。行为人不具备侵害较重法益的主观恶性，却要承担与此相适应的不利后果，显然是一种忽略主观方面的客观归罪，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相悖。这种貌似公正的作法，实质上是以保护某一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名义堂而皇之侵犯另一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然属于弱势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又有何公正可言？！
四、《批复》是否违背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
针对此类质疑，我们认为，应当结合《批复》的内容以及对行为人主观方面推定具体分析。
《批复》规定的不认为犯罪的条件是：（1）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幼女；（2）双方发生性关系确属自愿；（3）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认为，仅有（1）、（2）两个条件足矣。因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本身就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条件（3）是不必要的。）这三者须同时具备，方不以犯罪处理，否则，仍构成罪并从重处罚。“确实不知”是指行为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对“确实不知”的举证一般是由被告人承担，被告人以此理由辩护时，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是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作出判断，它是建立在证据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司法推定，成立“确实不知”，三个条件（行为人不知道、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在“确实不知”的基础上，还要具备“确属自愿”和“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两个条件，才能认为不是犯罪。
《批复》规定构成奸幼女作为罪从重处理的条件是：（1）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2）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明知”的含义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行为人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公诉人员举证，一般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也不仅仅表现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而是依据大量的证据予以推定。对行为人具有“明知”的推定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1）身体发育状况。包括身材、体形、容貌、性器官、第二性特征等各部位的发育情况；（2）言谈举止；（3）被害人上学、工作情况；（4）被害人是否已经告诉行为人其为幼女；（5）是否有第三人告知其为幼女；（6）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上几种情况只需具备其中一部分即可证明行为人“明知”，被告人若想同时推翻上述几个方面是相对困难的。因此，《批复》的内容仍强化了被告人的注意义务，加重了其举证负担，这些都是保护幼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政策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