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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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论据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中国电影自诞生伊始即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戏剧文化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本文力求通过对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中电影与传统戏剧关系的梳理，探讨传统戏剧对电影在类型、观念等方面的影响。

电影与传统戏剧有着深刻的渊源。传统戏剧旧时专指戏曲，后为戏剧、话剧、歌剧、舞剧、诗剧等的总称，本文所提到的传统戏剧单指戏曲、文明戏等艺术形式。近些年来，除了《霸王别姬》《人鬼情》等直接表现戏曲演员与戏曲故事外，戏剧参与电影创作的形式大概有两种：一是以电影元素的形式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二是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富素材，各戏曲故事经过改编后直接被搬上银幕，如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可见，历史悠久的传统戏剧文化为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现成的“资源”，总的来说，传统戏剧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影类型、电影创作观念以及电影表现语言等方面。

一、对电影类型的影响――戏曲电影的诞生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类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专以中国戏曲表演为拍摄对象，倾力于展示中国独特的戏曲艺术的魅力、记录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优秀的中国戏曲剧目、弘扬中国悠久的民族戏剧传统”。1905年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京剧《三国演义•定军山》片段。因此，从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伊始，就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戏曲结合，产生并逐步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戏曲电影，从《定军山》到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彩《生死恨》，再到以梨园生活为背景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一百多年来，我国拍摄的戏曲电影多达几百部，如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评剧电影《花为媒》、京剧电影《白蛇传》等，涉及了京剧、越剧、粤剧、黄梅戏、豫剧、评剧、吕剧、昆曲、秦腔等近百个剧种。期间拍摄的样板戏同样也是戏曲电影，如《沙家浜》《红灯记》等。这些优秀的戏曲电影在中国观众心中都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传统戏剧文化对于中国电影最为直接的影响。

戏曲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依托的是我国丰富的戏曲文化艺术资源。迄今为止，我国戏曲己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国各地区的戏曲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京剧作为我国的“国剧”，被看成是东方文化艺术代表之一。而电影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兴大众娱乐形式，是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下诞生，并依靠这种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风靡全世界的艺术和娱乐形式。当电影这种新兴艺术产业传入中国时，它在丰富了中国人日常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对传统戏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电影与传统戏曲更多的是包容互惠，一方面电影从中汲取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戏剧被搬上荧幕，极大拓宽了其传播途径。

中国人首次拍摄电影就和传统戏剧结下不解之缘，不仅是在客观上顺应了电影自身的商业属性，而且在主观上体现出当时的电影人根深蒂固的戏曲意识。戏曲电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化的电影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它既保留了传统戏曲艺术的特色，又发挥了电影的特长，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二、 对电影创作观念的影响――“影戏观”的出现

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就对戏曲、文学等几千年的市井文化情有独钟是绝非偶然的。传统戏剧对电影的影响还包括其为中国电影奠定了戏剧观念的基础，主要指电影创作观念上“影戏观”的出现。

影戏是我国民间戏曲艺术的优秀代表，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包括手影戏、纸影戏、皮影戏三大类，是一种集绘画、雕刻、音乐、歌唱、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民间戏剧艺术。电影传入中国之初就被称为“影戏”，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称谓，既表明它是舶来品，又体现了中国人在对这个舶来品的美学接受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影戏”与“电影”只一字之差，但却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电影美学观念即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的观念，来谈论和思考电影。

中国传统戏剧对现实主义题材很重视，同时注重善与恶的社会道德评价。与传统戏剧文化相对应，以影戏观为代表的电影创作理论不同于西方早期电影热衷于记录现实生活，它强调电影的叙事功能，注重对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研究，并且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等等。“影戏观”的出现顺应了传统戏剧影响下人们早已形成的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

可以说，“影戏观”是电影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为取得“合法性地位”而进行“民族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间也培育了亿万熟识戏剧模式的中国电影观众，形成了人们习惯于关注故事情节及思想教化意义的思维方式。“影戏观”影响了中国人对电影的认识和创作方法，受其戏剧经验的影响，使得占据中国主流地位的电影观带上了浓郁的戏剧色彩。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受“影戏”观念的影响尤为深刻。

三、对电影表现手法和语言的影响――戏曲元素的应用

当代一些优秀影片对中国戏曲的借鉴和发扬是显而易见的，如《霸王别姬》《胭脂扣》《人鬼情》等，这些艺术作品由于加入了戏曲元素，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首先，中国传统戏剧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符合中国人审美习惯和心理的取材资源。因为它绝大多数是历史题材，其内容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等传统思想，比如仁和乐相结合、寓教于乐、和为贵等。很多优秀的影片都是取材于此，如《花木兰》《青蛇》《倩女幽魂》《唐伯虎点秋香》《赵氏孤儿》《赤壁》等。

其次，在戏剧虚拟性的影响下，将影片中的人与戏融合在一起，表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独特意义，比如《霸王别姬》《人鬼情》《胭脂扣》《活着》《刀马旦》《游园惊梦》等。在这些电影中，一方面戏台是影片发生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将主人公和戏中的角色融合在一起，戏曲成为影片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两者互相推动影片发展，最终达到。同时，采用传统戏曲作为电影故事来源的优势在于，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会带给观众极大的亲切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电影的故事吸引力。而电影《梅兰芳》则是将京剧界大师级人物的一生用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成为一部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影片。

第三，在电影中穿插戏曲唱段或音乐，可营造气氛，渲染抒彩，达到为剧情服务的目的。如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将戏曲巧妙融入电影，三姨太梅珊幽怨凄凉的京戏配合着粗犷的大院，不但增添了大院的清冷寂寞，同时暗示了其悲惨的结局，给整部影片涂上了神秘悲情的色彩。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是以京剧经典剧目《霸王别姬》为线索，讲述了两个戏曲演员一生的悲欢离合。整部电影音乐引入京剧音乐的元素，程蝶衣与段小楼的悲苦命运在京戏的鼓乐声中展开，达到水融的戏剧效果，营造出沧桑的历史氛围。

最后，电影中人物的造型、武打的动作、服装的设计，也都从戏曲中汲取了不少灵感和营养。这在古装电影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徐克版的《倩女幽魂》等。而在香港的一些喜剧电影里，也有很多戏曲元素，比如《天下无双》《东成西就》等。在《东成西就》后半段里就有通过粤曲传递情意的情节，把无厘头喜剧效果推向极致。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比世界电影的起步晚了近十年，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里，其发展也是相当曲折与艰辛。虽然近年来中国影片也屡屡荣获国际大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与世界高水平电影在电影观念、技术等各个方面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努力研究和借鉴西方电影的同时，我们也要有意识地从浩瀚的中国历史和现实资源中寻找和挖掘有价值的东西，为当代中国电影注入丰富的养分和活力，而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就是一座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

参考文献

①盖晓星，《从戏剧到电影――简论电影艺术的发展同戏剧的关系》[J].《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5（1）

②黄飞珏，《戏剧对电影的染着力》[J].《上海戏剧》，2010（5）

③瞿孝军，《戏曲电影：中国独特的电影类型》[J].《文史博览》，2005

传统文化论据范文第2篇

【关键词】孝文化；女性美；家庭伦理剧；传承与流变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2-0066-1.5

我国电视文化主要由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构成，传统文化虽然属于主流文化范畴，却是大众所尊崇的，是影视创作中所要遵循的审美原则。儒家、道家经典的主张与理论，不仅成为后人的道德标尺、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影视作品所重点表现的内容，构成了众多影视剧的灵魂。

在我国众多电视剧类型中，历史剧与家庭伦理剧大都取材于传统的文化，但是审美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历史剧主要是展现我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礼仪、服饰、民俗、语言以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等；而家庭伦理剧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表达，它更能反映出我国五千年文明所沉淀出的精神魅力以及审美文化。

家庭伦理电视剧发展到现在，就其本身来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家庭伦理电视剧是指以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情等人伦道德情感为主线，在展开人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表现理解、宽容、仁爱等主题的电视剧。而狭义的家庭伦理电视剧是专指反映家庭成员之间人伦亲情和矛盾纠葛的电视剧。家庭伦理剧广义与狭义之分也只是相对而言，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划分家庭伦理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普通百姓的家庭为背景，所表达的主题常常是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这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也是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从两个面来研究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家庭伦理剧中有哪些传承，又有哪些改变。

一、“孝”文化――从尊重服从到平等关爱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评价一个人善良与否的前提；孔子认为“夫孝，德之本也”，它包括孝顺、孝养和孝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审美意义上的“孝”存在着长幼尊卑，蕴含着儒家的“伦理秩序”，更多的强调的是服从与尊重、赡养与回报。

在电视剧《离婚前规则》里，蒋薪瑶的父亲蒋勇将“养儿防老”的老思想演绎的淋漓尽致。剧中，刚刚从监狱重获自由的他，不想着为未来生活做打算，却跑到了女儿蒋薪瑶家里耍无赖，逼女儿女婿养活自己，并给自己找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一切在观众看来是一场闹剧，但是在蒋勇的心理却认为，他给了女儿生命，女儿养他、孝顺他是应该的，是他理应得到的回报。而蒋薪瑶对父亲从陌生到厌恶的反映也体现了新一代人对于“孝”的不同理解。

随着文化不断的发展，新一代人对于“孝”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孝”的内涵在当今既有对传统孝道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点。受西方观念影响，如今人们更加重视人性的解放、人际的平等。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孝”，更应该关注个人的感受，父母与子女之间除了传统的爱护与尊敬、哺育与赡养外，更应该有的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关爱，注重心灵的沟通。这样的“孝”就不仅仅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了，它所涵盖的精神层面，是维系我们亲情的重要纽带，也是对传统孝道的升华。

在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中，我们看到作为儿媳妇的毛绒绒为守寡多年的婆婆介绍对象，这一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全家的反对，甚至怀疑绒绒是别有用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女们慢慢的体会到了妈妈这么多年的不易，也了解到了妈妈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丰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从心灵深处关心她伴侣，从而接受了魏叔叔。从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家的儿女对母亲的孝顺方式的转变，从关心物质生活转变成了精神层面的关爱，从把母亲架到一个烈士遗属的高位转变成了将母亲视为需要关爱的单身女性，这一系列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孝”新的审美内涵――平等的关爱。

二、女性“美”――从贤良温顺到独立自信

中国传统的民族审美心理是把“美”与“善”相统一。《论语》中说：“子谓韶，尽美也，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说明孔子是将“善”与“美”能否很好的结合，作为评判艺术的标准的。如今，善与美的思想也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评价一个人美与否，善良是前提。只有在品质上达到“善”，才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好人”，他在人格上所闪烁的道德的光辉才会被世人传诵，认为是“美”的。

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认为女性的美在于心地善良、为人和气，在于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在于三从四德、孝敬公婆。这些女性“善”的品质，是早期影视作品塑造女性形象的来源，特别是在早期的家庭剧中，性格温顺、勤劳善良的“完美女性”比比皆是。比如《渴望》中的刘慧芳，她是东方完美女性的典型代表，她集传统的爱、仁、忍、善于一身，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人性的弱点，完全符合传统审美文化的标准。还有《亲情树》中大姐雨欣，她在母亲意外去世后，主动放弃了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庭重任，为了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充满亲情的一家人，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相信每一位看过的观众都会为之动容，她是中国传统审美中女性为家庭做出牺牲的一个缩影。

然而，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一直秉承着“柔弱胜刚强”的审美理念，他用具有褒义色彩的“柔”、“谷神”、“慈”、“玄牝”、“水”、“不争”等词语表达对女性尊崇，近代有学者甚至认为老子的哲学为女性化生命的哲学。虽然，老子的主张一直没能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没能与“三纲五常”一并被世人接受，但是，他的思想却对后世提升女性地位起了关键作用。随着西方独立平等理念的流入，道家关于女性的审美也逐渐被推崇，在如今的荧幕上，我们基本不会看到传统的完美女性了，随之出现的是独立、自信同时又热情、善良的新时代女性。

《蜗居》中的海萍便是新时期女性的一个代表。大学毕业后，与老公租住在筒子楼里，每天不仅为工作投入大量的体力、精力，下班后还要为家庭琐事费劲心力，但是精神与经济的压力并没有让海萍失去希望，反而她更加的坚强、独立，最后用行动实现了理想。同样，在《媳妇的美好时代》里，我们看到毛豆豆放弃了前男友所能提供的多金生活，选择了各方面都特别普通余味，而且心甘情愿的与余味一起面对家庭中的矛盾，特别是在婆婆生病的时候，她悉心照顾，用爱和行动感染了身边的人。

家庭伦理剧中对新时期的“媳妇”形象塑造并不是刻意去使人物完美化、苦情化，而是注重人格魅力的塑造，虽然有时会展现她们对社会、家庭的抱怨与不满，但是，观看过后我们会发现，如今女性角色的塑造更丰富、真实，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展现，让我们看到了当今社会对于女性新的审美观点：善良中带着坚强自信，独立中不乏温婉柔情。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现代影视创作思想。在现代影视创作上，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是有着独特艺术魅力的，同时，它也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对于传统审美文化中的精髓，影视作品一直是宣扬、保护与传承的，但其变化的方面，也是影视作品主要表现的内容，因为影视创作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它是对一个时代的影像反映。

纵观我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不仅可以看到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其中所蕴含的传统审美文化的传承与流变，本文只是从两个小方面进行了叙述，而当今影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审美文化特点还远不止这些。但是，无论是传承，还是改变，传统审美文化始终是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精神核心，而家庭伦理剧也将继续以保护和传承传统审美文化为己任。只有二者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在提供娱乐的同时，让观众品味到文化的魅力，获得审美的愉悦。

【参考文献】

[1]白小易.对家庭伦理剧的冷思考[J].中国电视，2007（8）.

[2]董玢.我国家庭生活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特点和文化蕴涵研究[D].2010.

传统文化论据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术语学，认知，中医术语

中图分类号：H059；N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25-04

引言

根据术语学的观点，一个学科术语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一门科学越“科学”，术语就越完善。而中医药学因其悠久的历史，术语具有一些特性。比如形式独特且不简短，有时是字，有时又是短句，如“神”“木克土”“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而术语的意义往往较为广泛，一词多义的情况较多，如“气”；有些概念相对模糊，如“阴”“阳”，且没有明确界限；还有一些同义词，如“内风”也称“肝风内动”或“虚风内动”等。根据近现展起来的传统术语学理论来看，中医术语显然不符合术语学对理想术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标准，如单义性、准确性、简短性、系统性、不能有同义词等，这甚至也成为各界质疑中医科学性的论据之一。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近一二十年认知术语学的产生对传统术语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从认知角度来看，中医术语因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以及古汉语特点，具有很高的认知研究价值，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现象的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体会。

一认知术语学理论源起与发展

术语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萌芽阶段；70年代的确立阶段；90年代的发展阶段。也许不同术语研究者对于术语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会存在不同观点，但绝大多数术语学家都承认，今天的术语学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认知术语学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认知术语学（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首先产生于具有雄厚术语学研究基础的俄罗斯，是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1993年俄罗斯术语学家格里尼奥夫（СВ Гринев）在《术语学引论》一书中使用“认识论术语学”（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研究专业词汇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并指出术语在科学认知中具有记录知识、发现新知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该著作可以看作是认知术语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1998年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娃（ЛМ Алексеева）在《术语和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同一时期，西方学者也开始把“社会认知术语学”作为与传统术语学相对的概念提出来。此后，“认知术语学”这一术语开始被术语研究者积极使用。

2006年，俄罗斯术语学家塔塔里诺夫（ВА Татаринов）在百科词典中收录了“认知术语学”，并指出 [1]：

在认知术语学框架下，术语被看作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对知识进行加工和结构化的产物。术语能够记录人类获取的信息，成为认知的工具，因为它能够总结科学事实、积累知识并传播给下一代年轻学者。它的研究基础是范畴化、概念化、概念模式、隐喻化和世界图景等问题。

认知术语学从认知科学中引入隐喻、隐喻化、概念化、概念空间、范畴化、世界图景等一系列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范畴机制、研究方法、理论问题和发展趋向。它不仅是术语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它还是全新的观点体系，是对传统术语观的颠覆和重构，它对很多传统术语学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认识。

首先，认知术语学突破传统术语学的语言学界限，把术语看作是表达专业思想和思维的客体，是专业信息的载体和存储形式，它不仅承载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而且是未来认知活动的手段，是专业领域认知和交际的单位。

其次，术语隐喻现象在传统术语学框架内被看作是术语构成的个例，是术语构成的手段之一；在认知术语学研究中则被看作是概念生成及系统构建的基本思维方式。

再次，传统术语学把术语多义现象看成是一个需要根除的“缺陷”，而从认知术语学角度来看，多义现象是通过人类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的延伸，是人类范畴化、概念化及隐喻思维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概念及相应术语发展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认知术语学对很多传统术语学中的基本问题给予重新阐释，它将为中医术语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空间。

二中医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论据一：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列依奇克（ВМ Лейчик）指出[2]：

术语系统并不仅是与概念系统相联系，而且是与其背后的科学理论相联系。客观现实的多元性和不可穷尽性以及每个理论体系的有限性，导致同一个知识领域内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理论体系，每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能够覆盖它所描述的客观知识领域。

例如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是不同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中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对于生命现象这个研究对象完全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人体和病理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系统，医学实践中有很多中西医结合的例子。实践证明，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论据二：“一门科学理论的术语首先是以某一自然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是该语言群体对世界的认识的体现形式。”[3] 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由汉语建构的世界，其语言特质与汉语的文化特质相关，反映了汉民族生活现象的世界。它与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认知方式都不同，术语系统的构建模式也因此不同。中医基础理论建立于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之上，气血、经络等基本概念都是中医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关于生命现象的世界图景。

论据三：隐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工具。从认知角度看：“科学隐喻不仅有助于快速掌握研究对象，是描述科学理论的语言手段，还有助于人们探求知识、记录知识，是概念化的重要手段。”[4]从科学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是基于纯粹的逻辑建构。从生物学中分子的双螺旋体结构，到核物理学中的夸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隐喻的“科学语言”。而综观中医术语的内涵，可以说隐喻无处不在。同时，相对于其他对象科学的拟人观（即以人的身体结构、功能、形象、性格等特征比拟非人类事物），中医学对人类机体的隐喻思维则是拟物观，即在中医学上，人的躯体就是缩小的世界，人与宇宙是同构的，从人体推及自然，人与万物的构成和运动规律是一致的，自然、情绪、社会生活、动物、植物、气象、兵法和等级制度等都被用于中医的认知原型。可以说，准确把握中医术语的隐喻特质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重要一环。

综合以上术语学分析，中医是一门历史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其术语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

三中医术语的特点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曾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的实质就是该科学的术语系统，术语的发展史恰恰反映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史。”[5]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术语因此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术语的特点，朱建平教授曾撰文将中医术语的特点概括为“历史性、人文性、定性描述、用具体名词表达抽象概念”[6]。

1历史性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中医术语可以是字、词、短语，还要考虑到古今词义的演变等，如“内风”在古代指因房劳汗出，风邪乘袭的病证，今指肝风内动，即由脏腑机能失调而引起具有动摇、震颤特点之各种症状的病理变化，与肝脏关系最为密切。

2人文性

中医术语大多包涵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术语“三子养亲汤”中，“三子”是指紫苏子、白芥子、萝卜子三种药材，主治老年人中气虚弱，运化不健。因其用三种果实组方，以治老人喘咳之疾，因此寓其“子以养亲”之意，蕴含了汉语言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

3定性描述

中医术语包含大量的自然语言和生活语言，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事态来表述或比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原理等。多为定性描述，很少定量描述，如气虚、火旺等都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无法用确定的数值来衡量。

4浓厚鲜明的古汉语特色

中医术语多为古代汉语，由于汉文字的特殊性，中医术语中的词法、句法非常灵活，极富弹性。有很多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及现代术语学的要求。此外，中医术语往往意义广泛，一字多义。如“气”是中医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一个术语，“有人将《黄帝内经》中的‘气’分为270多种，其概念内容很难清晰界定”[7]。

5独特的抽象思维方式

汉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与中医学科体现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互为影响的，尤其体现在隐喻思维模式上。如五行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朴素认识基础上，进行抽象而逐渐形成的理论概念，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因此医学上所说的五行并非指这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四中医术语的外译

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十二五”规划，意味着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已被列为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面。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导向下，中医术语的外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推动中医走向世界以及平衡“文化逆差”的必经之路。

术语翻译不单单是完成两种语言表达手段之间的转换，还要实现学科领域内的科学概念之间的对应，不同语言相应学科领域的概念之所以能对应，其理论前提是科学的国际性和科学认识的普遍性。此外，在传递概念基础上，还应该保证所翻译的术语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概念体系。从概念出发、从概念系统出发是术语学的一条基本原则。[8]

也就是说，不同语言间术语表达手段的转换具有不同于一般语言的突出特点，因为术语同时属于语言系统和专业知识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和非语言的综合因素。

然而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医所具有的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底蕴，其独特的理论概念在目标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中医术语的外译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首先，中医学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的很多理论的科学性已逐渐被证实，因此在很多中医术语翻译过程中，不仅考虑双方语言特点，还应考虑中医理论体系的继承性，不要单个解决术语翻译问题，而要注意保持术语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制定统一可行的外译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基于这些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名词的译介应保持中医固有特色，不能以西代中，也无法取代，如气血、经络、三焦等中医独有术语在西方现代医学中缺乏对应词。另外，基于不同理论体系的中、西医术语，还存在名同实异的情况，如中医的心、肝、脾、肺等概念的内涵与西方现代医学中概念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尤其需要注意。

其次，中医术语的规范工作需要语言学家和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进而，其外译也不应仅局限于汉语言使用者，还需要目标语国家的汉学家和中医工作者的合作。对于一些翻译原则和方法不宜过于教条，除了考虑保持我国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语言特色之外，目标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同一个术语外译，中国人的翻译和外国人的翻译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对于中医这样一门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学科。因此做好与目标语国家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协调和沟通工作，在不破坏中医理论精髓的前提下选择更为恰当和合适的表达手段，对于中医的传播和交流更有好处。

参 考 文 献

[1]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 / ВА Татаринов /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Терм[М]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6：82

[2]Лейчик ВМ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 структура[М]Бел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лосток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100-101

[3]Романова НП Язык наук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и источник познания[С]//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3） 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3：218

[4]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Метафоры，которые мы выбираем （опыт описа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тосферы）/ЛМАлексеева[C]// любовью к языку：сбнаучтрудовМВоронеж：ИЯ РАН，Воронежгосунт， 2002： 293

[5]Алексеева ЛМ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рмина в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C]//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з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Ⅱ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Москва， 2010：18

[6]朱建平中医术语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国际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7

传统文化论据范文第4篇

例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2012年湖南卷）

伦敦当地时间18日17时，随着中国与土耳其主宾国活动交接仪式的正式举行，为期3天的伦敦书展落下帷幕。

在此次书展上，中国以迄今最大规模的主宾国活动隆重登场，向英国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版商、版权交易商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各类图书出版现状。今年的中国展台上有近3000种英文图书展出。书展推出的中国作品包括《钱钟书英文散文选》和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书的英文版，以及《红楼梦》《聊斋志异》《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国古典名著英文版。

伦敦书展落下了帷幕，但书展对中英两国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大推动意义，将留下长远影响。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长期以来，中英文学的交流有点失衡，不对等。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远比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了解得多，英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仅限于古典文学，像《红楼梦》等。中国一般读者，对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直到当代作家作品，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哈利・波特》等都非常了解。

2013年度伦敦书展将于明年4月15日～17日举行，市场焦点主宾国是近年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土耳其。

（1）请为上述消息拟一个标题并阐述理由。

（2）根据上述消息，自选角度，写一段新闻短评。

答案 （1）标题：伦敦书展“搭台”，中国图书“唱戏”

解析 从标题的内容看，新闻所述事件为伦敦书展，此次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有近3000种图书在这个平台展出，也就是说，中国图书借助伦敦书展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从标题的形式看，“搭台”“唱戏”用了比喻手法，形象生动，且两句形成对偶，句式整齐。

答案 （2）在刚刚落幕的2012年伦敦书展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近3000种英文图书。这种展示很有必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因为语言障碍，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图书一直不被国际社会充分认可。近年来，许多出版社对中国图书在世界上的尴尬处境深有认识，逐步迈出了走出国门的步伐。伦敦书展是一个展示平台，这种展示既是中国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中国图书扩大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尝试。任何事物，只有敢于展示，才会敢于突破，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和提升。图书和文化也是如此。

解析 （2）的答案选取了图书展意义的角度，角度选得好，结构很严整，论述也有理有据。从上述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写新闻评论，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点拨一 对于解读新闻评论之类的题目，我们必须认识到评论可能会有多个角度，但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适合自己的角度。比如解答例1题，从“交流”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写：“2012年伦敦书展已然落下帷幕，但中英两国乃至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会落幕。本次书展展出的全是英文图书，将汉语翻译成外文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也是中国图书走出国门的必要条件，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突破了语言障碍，中国图书才能被世界各国看懂并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才可能是双向的、双赢的。大胆的将中国图书推介出去，将中国文化输出国门，才能让自己成为文化交流中自信的平等的一方。伦敦书展这样的交流方式必将也应该持续下去。”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写：“2012年伦敦书展已然落下帷幕，中国图书借助伦敦书展这一平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肌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图书也是浩如烟海，但很大层面上还处于‘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尴尬状态。中国图书需要这样的平台来推介自己，来证明自己。正如经济需要改革开放一样，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我们要充分利用已有平台甚至自己搭建平台，放眼世界，将中国图书推销出去，交流出去。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信心，也才能发现中国图书与世界的距离，从而推动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错答 对于这类题，我们不可同时采用多角度写，因为那样做会显得重点不突出，评论难以向深刻的方向发展。

点拨二 新闻评论有相对完整的结构，一般说来，我们应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首先概括新闻事实，亮出观点，接着用论据论证（支撑）观点，最后，作出结论（重申观点）。我们来看从“展示”的角度写的一段新闻短评：在刚刚落幕的2012年伦敦书展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近3000种英文图书。（首先概括新闻事实）这种展示很有必要。（亮出观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因为语言的障碍，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图书一直不被国际社会充分认可。近年来，许多出版社对中国图书在世界上的尴尬处境深有认识，逐步迈出了走出国门的步伐。伦敦书展是一个展示的平台，这种展示既是中国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中国图书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尝试。任何事物，只有敢于展示，才会敢于突破，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和提升。（用论据支撑观点）图书和文化也是如此。（作出结论）

点拨三 新闻评论可长可短，但我们不能因为短就只是抛出观点，没有支撑观点的依据。

例2 有媒体统计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作家郭敬明2012年度的作品总销量，发现前者的总销量远低于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显示，2012年度小说类图书的销量冠军仍然是郭敬明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请简要点评。要求：①观点明确；②语言表达简明、得体；③字数不超过30字。（2013年湖北卷）

命题专家要求考生写的是新闻微评论，虽然是微评论，但依然要有理有据。部分考生的答案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说“莫言作品质量低于郭敬明，毋庸置疑”，还有的说“诺奖不算啥，销量决定文学品位的高低”，这些答案都是不得要领的，虽然有观点（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理），但是没有支撑观点的依据。我们如果说“销售量一低一高，说明大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更多读者的认可”就符合有理有据的原则。这其中的“据”就是“销售量一低一高”，这其中的“理”就是“大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更多读者的认可”。

传统文化论据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辨能力；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115-04

一、引 言

给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般人乍听之下的反应是吃惊：这不是留学生才应该修习的课程吗？至多，这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与英语专业何干？这些吃惊与疑惑背后有两个“理所当然”：首先，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该了解，给中国学生开设这样的课程毫无意义；其次，英语专业，顾名思义，应当以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英语语言的习得为第一要务，即便开设文化课程，学习英语国家的文明文化才能名正言顺，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务正业。事实上，尽管人们习惯于使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大举推进，国人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博大、怎样精深往往一知半解，自己的体会不深刻，更无法以第二语言进行表述与沟通。同时，进行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不仅仅包括获取以母语无法获得的知识，从而扩大经验范围，提升人的智识，也包括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向世界推介我们的传统文化。由此看来，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修习母语文化十分重要。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在访华期间谈教育时曾提出，教育使人类进化，“没有教育，就没有长进；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而他所说的教育即包括传授前人总结的经验和知识，也意指道德、文化方面的教育 [1 ]。不过，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教学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重技能、轻文化的现象。学生从入学起一直接受的是听、说、读、译、写的技能训练，不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即使在这些训练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当知识，却往往忽视了智识的培养。由于技能性训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多人将英语视为一种工具，形成了但凡学习英语的人都仅仅是工具性人才的成见。英语专业似乎已经不再隶属于人文学科，而只是“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 [2 ]。其实，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单纯地进行语言能力训练而忽视思维能力的锻炼，则会导致在交流中出现言之无物的问题，语言表达质量不高。

虽然近年来英语专业有加强文化修习的倾向，但往往重目标语言文化、轻母语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文化失语症”，对于“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这一缺失令我们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处于“文化下风” [3-4 ]。文化交流是双向活动，想要逆转文化下风地位，顺畅地进行交流，需得遵循知己知彼的原则。有鉴于此，以“内容依托教学法” [5 ]为特色的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读议写”系列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

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理念

为了帮助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至概念层面，同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获取较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本课程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侧重于传统实践，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技能、技法的介绍，如瓷器、丝绸、茶道、书画、园林、建筑、曲艺、武术、中医等等，这一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深入探讨这些传统实践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另一部分则为形而上的介绍，着重探讨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意在帮助学生建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在使学生将文化现象与形而上层面的认识相结合，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式认知。

面对如此庞杂且难度深浅不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始终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教学原则。不过，这个“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对象，也包括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材料。而“读议写”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能很好地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读议写”系列课程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它一改以往教学中锻炼“手段”、单独训练某项技能的做法，将教学目标提升至较高的锻炼思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层次，引导学生以增强智识为目的，通过课前广泛涉猎阅读材料（读）、课堂讨论（议）以及课后写作（写）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辨能力的锻炼是“读议写”课程的重要目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教育实践往往与教育理念脱节，这种情况在英语专业似乎更甚。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 000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 [6 ]英语专业学生思维发展变化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英语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轻分析、推理、评判能力的训练不无关系。“读议写”系列课程正是针对这一现状就思辨能力的培养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三段式教学实践

按照“读议写”课程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遵循归纳的逻辑，将课堂教学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入门铺垫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目的，从那些学生自以为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发现其间不为人留心的关联，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挖；第二阶段为知识扩展阶段，此时要将教学视野扩展至知之不深的种种文化实践，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三阶段则为总括升华阶段，旨在归纳总结之前的学习，将教学内容上升至形而上的层次，以建立体系式的认知。对应于这3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课前的阅读、课堂里的讨论形式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第一阶段学习的关键在于从现象中发掘观念。一般说来，学生从出生之日起，一直浸于中国文化之中，对于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仅知道一些简单的文化现象，熟悉表层文化，但对于这些表层文化现象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支持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文化更是缺乏了解，对之进行探究的意识淡薄。针对这一情况，教师作为课堂讨论的引导者，采取启发式教学，有选择性地择取并罗列学生熟知的表层文化现象，再以连续发问的形式将这些现象上升至概念层面，引领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的中国人特有的基本文化观念，再经由辩论、讨论等形式加深理解。例如从引导学生分析汉语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某些奇、偶数的偏好入手，深入发掘中国古人独有的宇宙观等。这些观念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决定人的行为，不少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大多受控于这些观念却不自知。再如，学习传统的重大节日时，让学生列举传统节日的传统风俗以及与这些节日源起相关的种种传说故事，并对各个节日进行分类比较，使他们发现很多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大量的节庆都要进行扫墓祭祖活动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敬重，由此对于家文化是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的一大基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此外，这些传统节庆日期的取定，又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数的理解，以及佛教、道教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教学中收到的反馈来看，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经验范围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足，他们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打好基本观念的基础之后，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定位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层次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重大贡献，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不再单一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习。例如探究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而非其他诸如丝绸、瓷器等举世闻名的创造或物产，以及活字印刷和造纸术如何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等等。

有了第一阶段启发式教学的铺垫，第二阶段教学的特点在于“主动”二字。首先，这一阶段要求革新教学手段，变由老师主导的课堂为学生主讲的课堂。第二阶段的教学按讲授主题事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或称小的学习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在课堂上给每个小组20分钟时间充当“本堂课讲师”，共同就一个话题展开陈述。在陈述过程中给予听众随时就陈述内容进行发问的权力，以此激励讲师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此举一方面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被动地接受灌输变为主动学习。另一方面，由于随机提问提高了主讲人对于讲题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要求，增强了课外学习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换言之，它将课外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强迫学生主动思考，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当然，这并不代表教师在课堂中丧失了教学功能，相反，这样的教学模式对老师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能够加入并引导学生的陈述和讨论，更要能从课堂讨论中启发学生。

基于锻炼学生思维和交流能力的考虑，我们要求陈述内容充实、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表达得体。学生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进行陈述时，PPT里面只能出现提纲挈领式的关键词，主讲人只能讲不能诵读，必须要以学生自己的逻辑呈现所讲述内容。针对部分英语表达不够自信的学生，鼓励他们以完成交流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兼顾语法准确、语音正确等其他原则。如此一来，既避免学生直接挪用网上获取的资源，又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此外，无论是讲解还是提问交流或是展开讨论，学生须遵循“得体”原则，注意区别口头陈述语言与书面语。口头陈述要重点突出，与同学交流时则要注意彬彬有礼。从教学效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第一阶段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起到了示范作用，学生在汲取教师经验的基础上自我发挥，不少人在角度的选择以及陈述的形式上出人意表，带给教师很多惊喜。

除了课堂内的主动，课外的主动学习对于第二阶段的教学也非常重要。课外学习指的是学生课前搜索并筛选阅读材料，进行大量阅读，将知识消化吸收，然后选择角度提炼陈述。教学材料的获取曾经是困扰英语专业学习的一大难题，如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在网络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搜索引擎以及知识库的出现令知识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这一方面解决了阅读材料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阅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甄别、过滤材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训练学生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量中筛选出有用信息、权威知识，就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学习不再局限于知识的获取，更是智识的锻炼。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和探讨作为铺垫，第三阶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讨论就不再显得深奥艰涩。这一阶段的学习以深刻性为特征，而检验思考深度最有效方式便是写作。从思维训练的角度上来说，课后写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课前阅读以及课堂讨论，因为写作是课前、课中思考的延续，是对阅读、讨论的成果进行反思，努力形成自己独有观念，并将之系统化的过程。换言之，阅读和讨论的最终落脚点为能够将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形成篇章。如果说，课前、课中的学习旨在锻炼并提高学生综合思辨的能力，那么课后的写作环节就是对之前学习的检验。根据“读议写”课程的整体设计，学生的写作训练贯穿这3个学习阶段的始终。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性，教师只规定某个写作主题，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围绕该主题自行拟定作文题目。

与传统写作课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只就一个题目进行写作，但必须经历数易其稿的过程，将论文由最初的600字左右扩展至最后的1 500字。最初的论文，逻辑性差、论点不够鲜明、论证不充分等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学生的思维存在严重的同化现象，不仅选题雷同，论点相近，就连论证的方法以及论据都极为相似。有一个班，第一次交上来的作业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全部以“论文化身份”为题。不过，这种大面积雷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个体性已经遭到抹杀，而是说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收敛了其思维的锐度，在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作业时，已经养成了思维上的一种懒惰，总是以最显而易见但却缺乏思想深度和个性的方式进行应付。然而，随着学习的步步深入，思考逐渐深入，学生的思维开始活跃。同样是从小的现象入手探究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基因，但最后确定的选题殊异，有同学探讨龙图腾，有的同学选择研究中国的人情观，还有同学从《喜福会》入手，分析中国的家观念等等。选题的多样化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学生确实积极主动开始思考。实践证明，经过数次修改、扩充之后，论文在论点的鲜明度、论证的条理性、论据的提出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如果说写作是有效展示学生思辨能力的方式之一，这样的结果也许能说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至少，在思想的深度、知识面的广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取得了进步。

四、结 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课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文学现象入手，向学生介绍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有助于他们深层次思考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问题。事实证明，学生对于这门课热情很高，在管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于母语文化知之甚少，在惭愧警醒之余，更激发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阅读、讨论、写作三位一体的教授模式，以锻炼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目标，注重综合素养的培养，将学习涵盖课前、课后落到实处，使学生在了解母语文化的同时，英语能力也能获得显著提升，做到了兼顾母语文化修养与英语能力的提高。通过课外的读与写，学生了解到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足，更增加了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参考文献：

[1]杜 威.杜威五大讲演[M].胡 适，译.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育，2002，（2）：91-93.

[3]从 丛.“中国文化失语”：我们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4）.

[4]从 丛.博士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4，（6）：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