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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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超级秘书网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然后发起了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5]廖赛娟。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中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25-26.

传统文化困境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困境范文第3篇

关键词：桐庐；“传统节日”；文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1—04

借助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深厚历史积淀，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民俗文化活动，不断挖掘内涵，丰富活动形式，注入地方乡土品牌元素，夯实区域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专门组织课题组，以桐庐为样本，通过听取汇报、调查问卷、实地走访等方式，对13个乡镇街道、9个社区、15个机关单位以及部分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就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开展了专题调研，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社会各界对“传统节日”的重视日益提高，“传统节日”正在农村各地逐步复兴。但从现实情况看，要有效推进“传统节日”发展并产生预期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却存在着不少共性以及个性的困难。概括地看，困境主要表现为：

1.认知上出现一定的断层，思想认识有待更新。首先是群众对传统节日的分布构成印象模糊，对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人文内涵缺乏正确认识。在我们组织的调查中，能准确地判断出“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传统节日”的分别为93.9%、98.8%、97.6%、86.6%，同时分别有29.3%、17.1%、23.2%、17.1%的人把“元旦”、“春分”、“国庆”、“劳动节”认定为“传统节日”，混淆了节气、政治“节日”。在“传统节日”与历史人物、节日主题的搭配上，除“拜年”和“春节”、“屈原”和“端午”、“祭祖”与“清明”认知度相对较高外，其他认知度显得较为薄弱。其次是对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年龄的相关度呈现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即“微笑曲线”，青壮年群体处于塌陷状态。

最后是认知与所处区域密切相关。一些新兴的村镇因聚居地变化、常住人口重新整合，对传统节日的认知整体上较薄弱；非新兴村镇由于历史沿袭，常住人口联系度紧密，认知认同情况相对理想。根据走访了解，在元宵、端午、中秋等几个常见的传统节日里，从氛围营造、环境渲染、人员互动、活动参与几个方面看，新兴村镇与非新兴村镇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落差。非新兴村镇更重视整体上的推进，新兴村镇则个体活动有体现，两者在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比较明显。

2.主体上软硬不够平衡，关注程度有待提高。在目前农村基层，相对于基础设施、经济项目这些刚性需求，“传统节日”属于柔性范畴，在保护发展的操作上缺少动力抓手，仍然摆脱不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弊端，特别是保护发展的操作主体——村镇“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发展”的思想还比较明显，上级职能部门帮助发展“传统节日”的热情经常会受到村镇干部的“冷遇”，“要我发展”还未进到“我要发展”。在我们组织的调查中，围绕下一步城乡建设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大多数人选择了“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体经济”，所占比例分别为81.7%、68.3%、50%，而认为应该考虑“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挖掘传统文化”的，则只占到30.5%、27.2%。发展主体上的软硬不平衡比较明显，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还不够。

3.把握上略有厚此薄彼，位置地位有待加强。近些年来，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等“洋节”普及率高，并逐渐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由于在物化支撑上有《阿凡达》、肯德基等一些强势文化载体的介入，渗透力比较强，有越来越多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把“洋节”当做一种时尚。相比之下，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虽然历史悠久，但它的物化支撑显得比较单一，特别是青馃、月饼等节日产品的时效性比较强，节前节后的反差很大，吸引力明显较弱（见中外节日对比略表）。

另根据我们走访了解的情况，近几年来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的确有所提高，但在糅合地方特色的消化吸收以及发扬光大方面，存在不良倾向：首先是重形式轻内容，对“传统节日”内涵理解不深，对其沿袭路径把握不清楚，简单套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走“短、平、快”的路子；其次是内容的淡化甚至异化，比如对于清明怀念先人这个传统，就加入了纸扎“小姐”、纸扎“相公”等庸俗内容。对于这些外在物化的发展，很多时候已经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使得 “传统节日”的发展“精华不精，糟粕很糟”。

4.人财上储备尚显薄弱，各类保障有待夯实。人力物力和“传统节日”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困扰着其更好更快地传承光大。首先在于人才储备上，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文化艺人”、“民间艺术家”等民间骨干力量的年龄构成序列看，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多在50岁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则更在70岁以上，而且很多已经迁居到城镇，农村相对稀少。发展保护“传统节日”的人才青黄不接，未能形成较为合理的梯次，“有人办事”较难。其次是经费来源上，受发展“传统节日”的经济效应受制于社会效应的影响，其财力保障的渠道较为狭窄，而急功近利的心理短视，又制约了村镇争取发展“传统节日”各项活动资金包括社会资金的积极性，要实现“有钱办事”还有一定距离。

传统文化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思政价值 应用原则

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以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深入国人思维深处。

1.以“仁”为本，和谐共处 “仁”可谓是孔子精神的核心思想之一。“仁者，爱己。”说的是，爱自己的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这又说的是要做到“仁”就必须客服内心虚妄的意识，寻回“礼”所要求的境界和要求。孔圣人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人如果都能做到他所说的“克己复礼”，那么天下人也就都做到“仁”了。

2.自强不息，努力进取

自强不息，努力进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当以自强不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华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量也源于此。《周易》一书在精神与思想内涵上可谓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所谓天阳地阴，也就意味着国人在做事时要像“天”一样，努力进取，奋斗不息;而在对待事情时要像“地”一样，包容慈爱，滋养万物。谦谦君子，就该有着豪迈的情怀和博大的胸怀。

3.热爱祖国，团结一心

从古至今，爱国都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多少仁人志士，在国难当头之日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又有多少草莽之辈，身居民间却心忧国事;还有多少他乡离人，国难之时不远万里回到祖国。不管如何，真正的炎黄子孙，在国难之时都身怀忧患意识，他们往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他们愿意将个人的成败得失放在一边，为中华的崛起而贡献力量。

（二）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1.丰富的教育资源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前人的事迹，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传统美德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经典的事例有利于激励大学生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2.多样的教育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恰到好处的运用对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有着重要作用。孔子倡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张言传身教和道德示范的教育方法;同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提倡“慎独”、“内省”的教育修养方式，中国传统教育还十分重视运用“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主张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困境

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今社会面临着“整全性”价值的终结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分化现象。价值的分化使得人们难以确立一个普遍有效的、统一的价值规范，使得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确立时期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出现“精神迷失”。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应该渗透到学生接触的各种文化现象中。面对当今各种外来文化的入侵，学生很容易被这些新鲜亮奇的事物所吸引。正是这种情况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让学生们立马产生认同感。

（二）高校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漂浮”困境

所谓“漂浮”困境是指虽然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各种方式、媒介对传统文化宣传，但仍然没有深入人心，甚至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而漂浮于表层。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课程内容单调乏味，任课教师的质量参差不齐，而其中对于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更是少有，教学中要么停留于照本宣科，要么花哨的形式大于内容，使得大学生仅仅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当做“可有可无”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就业、感情、人际关系等的实用主义的追求。这种教学模式带来的恶性循环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和创新。

（三）“90后”大学生的独特性带来的困境

当今大学已经成了“90后”的天下，大多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尤其关注自身发展，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将传统文化视为“古董”而束之高阁。他们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整体协作观念差，缺乏社会责任感，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的集体意识抛却无遗。他们的合作意识不够明晰，对父母、他人、社会的要求高而多，但却缺乏独当一面的责任心和勇气，在实际操作中却畏手畏脚。这些当代“90后”大学生所特有的独特性为大学思政工作的展开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传统文化的应用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批判性的继承

在新的时代，文化模式也必须符合时代潮流。新的文化模式赋予了文化的个性创造。因此文化选择必须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新的作用，就不得不与时俱进，与新时代的文化因素产生碰撞。那些保守陈旧的三纲五常要被摒弃，而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要慢慢融入到思政教育中来。创新不仅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积极养分，还必须使传统文化的精华现代化，真正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发展就也必须着眼于世界先进的文化，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

2.针对性的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大学生明白他们是实现教育的主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其受教育的积极性。这样大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能主动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主动的进行自我反省和改造，使得其精神得到升华。另一方面，教育者也可以从中吸取有力的一面，得以进步和成长。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作为素材被我们纳入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有所针对的吸收和传播，这种“对症下药”式的教学，可以让大学生明白他们在受教育时扮演的是接受教育，实现教育的目标。

（二）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将传统文化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文化传承，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作用。将传统的文化观念融合到新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传统文化找到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改革之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只有坚持这一精髓，继承并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才能突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2.将传统文化融入“第二课堂”教学

现在高校中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依靠“两课”―室内课堂和室外课堂。原始的灌输模式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的课堂。事实上，思想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光靠几节课程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推崇“内省”，更是提倡“知行合一”。加强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可以定期选派或聘请一些精通传统文化的专家或学者进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性讲座，或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遗迹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发。

参考文献

[1]田广林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

[2]黄建烽.试论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的高校生命文化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3，（第9期）.

传统文化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寒夜》；新女性；生存困境

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形象，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梦珂》中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女士等等。这些新女性“新”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改变了中国传统女性几千年的生活定式，纷纷与旧家庭决裂，从家庭出走，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追求。20世纪40年代，巴金在《寒夜》中也写了女主人公曾树生从家庭出走，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但是，曾树生此时面对的生存状态更加复杂。巴金通过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她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可最终仍冲不破这些矛盾冲突所交织成的围城。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四十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她在上海上的大学，学的是教育，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是一位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从根本上说，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以西方理性精神否定传统伦理学的启蒙话语，其所推崇的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伦理。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1]但是，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传统中国长大的女性，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的熏染下，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及性别隔离制度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家”成了女性全部的生活空间，家务成为女性的一生事业。[2]不仅如此，“三从四德”的封建礼规塑造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礼教的训诫之下，女性以极端柔顺为生活标准。女子不必学怎样做人，只应学怎样为媳、为妻、为母。”[3]作为新女性的曾树生，接受了西方的新教育，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且，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无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双重影响，因而自身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是曾树生自身的矛盾冲突。

婆婆和媳妇之间永不休止的争吵的根源在于两人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曾树生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的教育，它追求个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肯定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而汪文宣的母亲主要接受的是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旧式文化。西方新文化与传统旧式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隔膜和冲突。汪母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礼法和女性应重视家庭的观念。在汪母的眼中，只有请了媒人，举行了婚礼，才算是正式的结婚。相反，就是不道德的，不容于礼法。在文中汪母与媳妇争吵时多次提到媳妇不过是儿子的姘头，两人只是同居关系，并没有正式地结婚，还多次拿这两个字眼去讽刺媳妇。并且，在汪母看来，媳妇就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顺婆母，不应该讲究穿衣打扮，打扮得“妖形怪状”，在外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汪母实在看不惯儿媳的行为作风，总是想摆出婆婆的权威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但她这种旧“家族长”式的权威则受到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曾树生的严峻挑战。[4]曾树生接受的是西方新式教育，受到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自己有权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两人只要真心相爱，志同道合，就可以在一起，而不必拘泥于请媒人，办婚礼等仪式。并且，曾树生生热闹，充满生命活力，喜欢过热情的生活，她认为女人有权在外自由工作和交友，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局限在家中，做个贤妻良母，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而唯独没有自己。婆婆和媳妇之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汪文宣病重，请大夫这件事情上的分歧上。汪母主张请中医，曾树生则相信西医。“中西医之争，冥冥暗合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争论的背后，彰显了汪母的中国文化情结，潜意识里暴露了她的自大自傲的心态。”[5]

实际上，曾树生在与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婆婆交锋的时候，自身潜意识中也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这种传统文化的因子与曾树生所接受的西方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集中体现在曾树生的“去”与“留”之间的矛盾纠结中。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新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中国的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要求女性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规矩和习惯牢牢地将女性限制在家的范围之内，女人生为女人，要结婚成家，结婚后，自己的一生都要为这个家操心，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要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却惟独没有自己。而西方新文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追求和价值，把“人”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追求的是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摆脱家庭的束缚和限制。处于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曾树生无疑会处于矛盾、纠结、两难的处境中，这一点儿最集中地体现在曾树生“去”与“留”的问题抉择中。《寒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曾树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迟疑。曾树生作为一个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影响下的女人，作为一个媳妇、妻子、母亲，对自己的家庭负有责任，是不能够扔下生病的丈夫、年幼的儿子、年老的婆婆而独自一人去兰州，把他们祖孙三人扔在重庆的，这样是有违传统道德的。但是，曾树生知道，她留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中，是不会有幸福的。并且，婆婆恨她，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和平的相处，永远是争吵和仇视。这种生活她厌倦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为了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要走，要逃离这个会埋葬自己的幸福、青春的家。这两种思想和想法不停地撕咬着她，使她处于两难的境地，在犹豫中彷徨。从表面上看，曾树生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女性，但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仍然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6]曾树生去兰州后，在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信中，曾树生写道“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穷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他的母亲……”虽然，最终，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的信念战胜了对家庭的责任。“然而个人的逃离并不能带来救赎，虽离开了令人绝望的家庭，但心中却受着良心的谴责，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始终无法挣脱。在她的骨子里，一面‘热恋’着现代，一面又‘暗恋’着传统，她精神上虽追求着自由、理想，内心深处却仍以传统的道德准则衡量自己。”[7]曾树生在此抉择过程中的矛盾纠结心理深刻体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影响下的生存困境。

曾树生自身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曾树生作为一个新女性，她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她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男性的权威。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也有着中国传统女人那种寻求男人的保护的心理。中国传统女性遵从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她们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收入，主要依靠丈夫或儿子生活。曾树生也有这种观念。她在写给汪文宣的长信中说道“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的朋友给我帮忙。”在她软弱的时候，她希望寻求到男性的支持和帮助，她多次抱怨汪文宣太软弱，太老好，实质上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给自己以依靠。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走过胜利大厦门前时，眼前还浮动着门前的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心中感到不平，觉得“她们都比我幸福”。这种不平的心理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在某种程度上说，曾树生选择跟陈主任去兰州，也有这种寻求男性保护思想的部分影响。这种寻求男性保护的思想与寻求自我独立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曾树生既想依靠陈主任，同时又没有答应嫁给陈主任的矛盾心理中。

二、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曾树生的天性中有着对舒适、精致生活的向往。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长得年轻、漂亮，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在外交际，生动、爱热闹。她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活，她需要过的是热情的生活。在大川银行做行员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有钱有势的人，看到别人过的那种舒适的生活，让她心生羡慕之情。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看到胜利大厦门前的淑女贵妇们时心中感到不平，这一点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羡慕，她羡慕他们过的那种舒适、精致、安逸的生活，她们不用像自己一样在外辛苦工作，维持生计。并且，银行的年轻有为、相貌英俊的陈主任主动追求曾树生，请她吃饭、跳舞、喝咖啡、逛街，这对曾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面对陈主任的追求，曾树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丈夫。

我们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应该是心灵的港湾，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曾树生害怕回到自己那个寒冷的、没有温暖的家。丈夫善良、懦弱而又患病，在家中并不怎么和她讲话。夫妻之间本来是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但是逐渐缺乏感情交流，彼此之间并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造成彼此的隔阂。在家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婆婆经常和她争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她说媳妇只是儿子的姘头，骂媳妇比妓还不如，不守妇道，交男朋友。看不惯媳妇的做派，“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不懂做太太的规矩。她看不起媳妇的工作，说她是做“花瓶”的，比当老妈子还下贱。婆媳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曾树生与儿子汪小宣的关系也很淡薄。在丈夫汪文宣看来“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这对母子彼此并不关心对方，对儿子来说，这个妈妈不重要，对母亲曾树生来说，这个儿子老成、冷静，不活泼，不招人喜欢，也不可能阻止自己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家中“不知道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忍不住这寂寞，这冷淡”。“永远是灰黄的灯管（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她不愿意在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要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

由此曾树生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在大川银行上班，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的那种生活，自然心生羡慕之情，再加上陈主任的主动追求，这使得曾树生面对的物质的诱惑更大。同时，作为精神的皈依之所的家并没有给她以温暖，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丈夫患病，“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婆媳之间永远是无休止的争吵，让她厌倦，“永远得不到结果”，“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母子之间并不亲近，儿子也不关心她，不像一些小孩那样依恋妈妈。这种冷漠、缺乏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得曾树生想逃离出去，同时她也面临着外界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由此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两难生存困境中。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树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读大学期间，和丈夫汪文宣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理想是毕业后办教育，办家庭化、乡村化的学堂。但是，抗战使他们的理想破灭。抗战爆发，上海失守，一家人从上海搬家到战时的大后方重庆。全国都在抗战，人们此时根本就无心于教育事业，一切社会资源首先服从于抗战的需要，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办教育的理想因而缺乏社会的土壤。同时，战时的大后方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面对生存，夫妻二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不得不放弃崇高的理想，跌进平庸的世俗生活，不得不去找工作，寻求谋生之道。曾树生去大川银行做行员，汪文宣去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出版公司做校对，辛苦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严酷的生存压力压抑了曾树生的理想，在文中她向汪文宣抱怨道“我一个学教育的，到银行去做一个小职员，被人欺负”。作为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的曾树生，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小职员，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由此陷入对现实的失望中。当知道日军没有打到贵州时，曾树生高兴地说道等抗战胜利后，就去办教育，说明她心中并没有放弃自己当初的梦想。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使曾树生的灵魂在麻木无聊的生活中得不到安宁，转而，将理想转移到儿子身上，花钱、托关系让儿子小宣上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为儿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曾树生的心中，办教育才是她的理想，现在这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只是她的谋生之道，她并不喜欢自己这个“花瓶”式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并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为了家庭责任，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这份工作，对工作的不满，体现了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纠结。为了谋生，现实压倒理想。曾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选择，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冲突。

巴金在《寒夜》中塑造的曾树生这位新女性，她一方面受到了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等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追寻着女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庭中，婆媳矛盾、夫妻冲突、母子关系不融洽使得她的心灵得不到慰藉，也面临着外界的物质的诱惑。同时，抗战爆发后，重庆大后方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她放弃了理想的追寻，跌进世俗的深渊。由此，曾树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三重生存困境。曾树生所面临的这三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206-224.

[2][3]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3）：43-46，69.

[4][5]苏树杰.陷入三重困境中的曾树生[J].安徽文学，200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