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纠纷案件
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分析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防范措施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防范与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企业体制多元化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急剧上升，已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运转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本文通过有关文件和大量报刊有关报导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评析和相应对策。
一、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
（一）经济案件类型较多
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深化改革、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由此导致企业经济纠纷也呈现多样性。除了建筑材料购销、加工承揽、借贷等常见的合同纠纷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如总包与分包经济纠纷、资金紧张导致经济危机转嫁纠纷、建设方诈骗案件、建设方违约纠纷、建筑物质量纠纷、投融资纠纷、贷款担保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大
一般建筑施工经济纠纷案件标的数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工程款拖欠与三角债较多
虽然建设部《关于严禁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下达五年，但带资施工情况在业内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引发的诸如三角债、劳资纠纷等，并由此产生连带责任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如广东某市二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某以低价带资承包工程，因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外，还赊欠钢材、水泥、砂石等材料款，结果某建筑商与林某发生争执和打斗，造成重大案件。
（四）隐性损失大
经济纠纷给企业造成的隐性损失不可估量，由于企业领导人缺少法律意识而造成超过诉讼时效后丧失了追索权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拖欠工程款挂在企业帐册上，作坏帐、呆帐待处理的屡见不鲜；企业应收拖欠工程款和项目经理应上交款居高不下。有的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或法院裁判，以抵债形式拿回来放在仓库里的那些销售不畅、以帐面价格计的物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十分惊人的。
因拖欠工程款数额太大，不少施工企业由此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最后陷入破产困境的不在少数。
（五）诈骗案件增多
社会上不少坏分子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规则，钻法律上空子，利用合同欺诈、拖欠，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少施工企业上当受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1997年，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规章，是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目标、施工工艺、设备配备、物资供应、索赔条款等内容。对招投标项目，公司投标办公室要看得相当仔细，否则，将会造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合同评审主要有两个阶段，分为签约前的评审，最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凡是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这个合同还是不签为好。对建设项目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需要拆迁的、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2、评审合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参照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各地方的招投标管理方法的规定，FIDIC条款、《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制定是否有缺项；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招标文件条款，以及技术、商务标书有无相悖之处，并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到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追踪管理、工程施工中的索赔等内容，工程竣工后的评审。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可能3-5年或更长，不能因为人员的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连续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则会造成失误，即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形象。（上接第103页）载入宪法，这也是国家制定统一住房保障法的宪法依据。公民住房权立宪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主要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完善宪法。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面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获得适当住房权的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和促进公民住房权的逐步实现的义务”。
（二）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保障性住房关涉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负有宪法义务为保障公民住房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此项立法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早在1983年，《住宅法》就被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拟就了《住宅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考虑，住宅法至今尚未出台。现在我国的住房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住房保障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法的时机完全成熟。住宅法应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公民的住房权。1、《住宅法》应合理划分国家与市场在解决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2、《住宅法》应认真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将《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中有关住房保障的内容纳入国内法。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1、要完善梯度保障性住房体系。应针对不同群体将保障性住房层次化，建立起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2、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绝不能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出台措施规定，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3%，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3、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程序：（1）要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机制。建立居民收入状况核对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建立起“电子比对专线”，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2）要建立“轮候制度”。将符合申请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列入轮候册，并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查阅，并赋予公民对该分配名单的异议权。
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第2篇
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在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我院领导对2012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予以高度重视，院党组书记、院长荆继机专门为本次调研课题召开了会议部署，要求我院全体干警对本次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从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院各个部门要予以紧密的支持和配合，相关的负责调研人员要把本次调研任务做真、做细、做扎实，认真负责的完成好本次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在会议上，大家积极发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讨论分配了相关的调研课题任务，明确了相关的部门和责任人。我院通过分配任务、安排人员对2012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希望通过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在我区的有关现状，进而反映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形成调研报告，力求通过调研发现此类案件的规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现状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及时、恰当，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国各个地区的“地下钱庄”异常活跃，私人之间的借贷迅速攀升，为此，在民间借贷案件异常增多的情况下，其所产生的纠纷也迅速增长，在全国各地法院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案件的标的额上不断增大，如今的民间借贷纠纷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借贷法律问题，更多的是逐渐成为了一个受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各类报道纷纷充斥于众多媒体中。
对本院来讲，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分析、了解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律，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效率，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我们通过对本院近几年来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研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增加，在全年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案件标的额增大，由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迅速向社会化问题转变。在本院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2008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由于历史原因，本区所辖的地理范围较小，全年本院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共3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本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至3月，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与此同时，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标的额也由原来的几千元、几万元上升到现在的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
从以上数据显示，虽然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绝对数量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案件数、所占的比重和标的额仍然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多，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降低存款利息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已不再满足存款所得的利息，而是追求高额利息，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样，为民间借贷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本区民间借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在后金融时代本区经济仍就能够保持活跃的发展。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对本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充分、合理的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有利于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民间借贷进行具体、完整的规定，如果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势必会扰乱我区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应该引起区委、政府和人民银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正确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
二、特征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通过采取查卷法、对比法、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调研方法，对我院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通过对案卷材料的分析，发现我院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增加。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区所管辖的地域范围狭小，我院一年中所受理的案件数有限，我院2008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3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5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69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到3月，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14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因此，从以上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我院在一年中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的总数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却是逐年增多，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数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与其他地区法院所反映的基本情况一样。同时，在近年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额也由以前的几千元逐渐增加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究其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多，同时随着辖区旧城改造、城建步伐加快，经营者对资金需求量较大，而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对金融市场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人民群众把钱存在银行所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经营者从银行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一些小的建筑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更趋向于把自己手中的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行业，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变得异常活跃。
二是普遍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贷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从月息1.5%至3%不等，但通过大量案件审查我们发现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大部分借贷双方利息约定远远高于此。经庭审查证利息达5%、6%甚至8%都存在。同时，在有些民间借贷纠纷中，贷款人为了能够保证利息的实现，首先在本金中予以扣除了利息，而在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却是本金，而不是扣除利息所剩余的那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因借款人迫于急需用钱，对贷款人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借款人的举证便变得相当的困难，甚至无从举证。对此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法院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应该不予以支持，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利，严惩贷款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当然也有的由最初的借贷为了生产到后来玩起了资本游戏，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该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要求人民法官秉着保护合法、妥处违规的原则处理此类案件。一要坚持兼顾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坚持保护民间资本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兼顾，还要注重发挥司法裁判对民间资本规范和引导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我院在审理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一直遵循以上原则，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对借贷方同意放弃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重新约定利息且在合法范围内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坚持高息不放且构成违法犯罪的，人民法院予以坚决打击，绝不放纵。从2008年以来，我院一直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加强合法性审查，对预先扣息、职业高利贷等金融违法行为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等问题借贷，依法予以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有效地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净化了辖区借贷市场。
三是被告多数下落不明。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大多数被告下落不明。有的债务人负债累累，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当事人没有以前便玩起人间蒸发的把戏。在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有近一半的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无法联系到当事人，导致无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应诉法律文书，对此法院只能依法公告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并缺席审理和判决。因此，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案件很少，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比例偏高，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三、成因
在全国各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增多，不仅给法院的审判增加了压力，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个体原因，更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是在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危机等多重影响下，经济最基本单元的必然结果，“借贷案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问题”。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确实在考验着人民法官的智慧，既要化解纠纷，又要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对于每位法官来说，为了更好的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实质，公正、合理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更应该去了解和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最近几年来逐年增多的原因，以及贷款人和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所运用的伎俩。通过调研发现，我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传统的渊源。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区位于沅江和巫水的交汇处，在古代属于西南五省的必经之路，因此我区的工商业特别发达，历史上称之为“小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因此我区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关于金融业发展的遗迹。建国后，我国的民间借贷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比较活跃，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规模和范围都很小，可以说已经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借贷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家族血缘意识，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从而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尽管民间借贷在我国至今未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许多地区的发展仍呈生生不息之势。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积蓄逐年增多。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跨步发展，邓小平所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积蓄；同时近年来中央的惠农政策使我国的农牧民得到了更大的实惠，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手中的存款也不断增多，民间资本在不断增长。同时由于资金的逐利性，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县以下缺少证券投资，国债也很难买到，加之近年来国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息较低，对资金持有者缺乏吸引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因此，在各种条件的影响下，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在多数借高利贷者中，他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或者是在商场上一时亏损为了“翻本”，而放贷者则是为了牟取暴利。对于有钱者来说，将钱存入银行利息太少，投资股票风险太大，投资房地产时间太长、投资钱币、邮票等专业知识又不够，而放高利贷则使他们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些人只考虑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借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便不顾一切地放款，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对借款人的履行能力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不予考虑，有的甚至对借款人家住哪里都一概不问。特别是周围个别通过放贷一夜暴富人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第三，城市建设加快。随着城建步伐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成为暴利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他为民间资本找到出口，也为民间借贷找到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商品房竣工面积逐年增多，资金需求量逐年增大，致使民间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手中虽然有了几个钱的农牧民，在自己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不惜凑钱到城里或乡镇买商品房，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人为地推高了房价。
第四，信贷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县域金融机构存贷差在增大，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进而造成了——一方面有不少资金在银行沉淀，另一方面急需用钱的农民、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其原因有：一是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贷款积极性不高，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信贷权限上收，对中小企业、个体户发放贷款慎之又慎；二是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表现在贷款手续复杂，一笔贷款需要经过调查、担保（抵押、质押）、审批等多个环节，所需时间较长，不能及时满足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同时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大都严格贷款发放，使许多人难以取得充足、及时的贷款。在我国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中，有相当大比重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遇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由于农民的土地、住房、果树等都难以变现和用于抵押担保，贷款数额不大，且季节性强，农户对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太敏感”。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固有优势适合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资金调剂，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此外，从2003年以来，国家扩大了贷款利率浮动幅度，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的差距缩小，使得一部分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更倾向于民间借贷。因而一些小企业、个体户、农户资信程度不够高，又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也难以找到有实力的担保人作担保，所以很难达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从而导致了那些无抵押而又急需贷款的个人、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很难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无奈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
第五，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呆、坏账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个别行业的贷款利用效率不高，形成浪费，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银行不断出现，老的银行不断进行改革，但从获利的角度出发，基本把提供金融服务的眼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优质客户，面向农村和乡镇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而且网点不断撤并。农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系统中惟一一家面向农村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在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中却发挥不了大作用，主要是由于门槛太高，农民贷款太难。即便是农村信用社，其贷款的90%左右也集中在乡镇企业，“垒大户现象”普遍存在，而绝大部分农户却告贷无门。农户旺盛的资金需求既然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市场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必然。这种严重的资金不平衡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第六，诚信的缺失是民间借贷案件增加的又一重要原因。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行约定的能力，但看到别人住进了楼房，开上了汽车，出于投机和赌徒心理的支配，大量借贷，对利息多少一概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就行。有些当事人甚至说，只要你借给我钱，多高的利都行，而到了还钱的时候却说没有钱，除非你再给我从别处借来我才能还你，至于利息，笑话，还本就不错了。还有些当事人借款的目的是为了转借，从中获取利差，然而，转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导致自己摊上了官司。还有的借款人借款后由于经营亏损而无法按约定偿还借款，是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诉讼案件频频发生。
第七，正规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的不兼容以及金融监管的薄弱。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制度一直在保护正规金融的垄断地位，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因此，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金融二元格局。基层银监部门监管任务重、人员少，而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监管起来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四、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效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向企业或乡村两级政府、集体经济部门渗入，并不断蔓延和发展，将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整个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部分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四是有的民间贷款用于、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第二，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恶性循环。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业所吸收的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资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第三，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助长高利贷的存在。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民间借贷资金主要使用者——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高利贷的存在，在社会上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第四，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民间借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第五，社会信用难以控制，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使社会资金从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中进行无效流动。一方面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干扰了金融机构正确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由于民间信用的利率高，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能逃就逃、能废就废，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另外还影响了银行筹集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五、解决措施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官既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又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同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院应该及时作出保全并予以执行，以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对利率约定过高的案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坚决予以调整；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案件，只保护其中的一项，并且均调整为法律所规定的范畴，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计算为准。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政府、银行等各个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一是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市场竞争能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二是努力改善服务水平，利用现代技术为居民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部门要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或居民简化贷款手续，提供简便、快捷的信贷服务。要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引导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减少民间借贷资金。三是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向大中型企业或大项目倾斜的同时，也应该适当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四是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引导，要设立支农贷款比例、农户贷款发放量、发放户数和资金回收率等若干指标，加大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检查监督和考核力度。五是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从而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为投资者正确地把握投资方向提供稳妥的金融条件。
第二，要制定完善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鉴于目前我区民间借贷案件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要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现阶段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和成因进行调查后我们发现：借贷案件增多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出现的必然现象。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也有规律可循。具体表现为：先经济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先城市后乡村，形成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传导的蝴蝶效应。所以制定一套完整的、便于操作的规范性规章制度，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势在必行。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要努力实现引导与打击两手都要硬，要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把民间借贷向良性、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引导，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制止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使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监管之下有序的发展，同时也要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国家要坚决予以保护，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民间借贷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监督，进行打击，使违法人员受到相应的惩罚。
第四，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受我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为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向落后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建立储蓄投资转化核心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积极为民间社会资金顺利进入投资领域拓宽渠道、扫除障碍。另外，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第五，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是加强公民诚实信用观念、投资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相关职能机构和部门相互沟通和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全社会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在办理手续上，要引导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同时，要强化利率管理，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允许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开展民间借贷，严厉打击个别高利贷行为，特别是对参与高利贷行为的乡村干部，政府部门要严肃查处，以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
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第3篇
一、洪泽法院商事案件主要特点
年1-11月份，洪泽法院共受理商事案件1354件，比增90.97%。案件类型分别为民间借贷、金融借贷、物业服务合同、破产申请等案件。这些民商事案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一)案件类型多样化
年里，由于2008年下半年以来，多部企业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渡过难关，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在一定时间的积累后，涌现到司法程度中，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并且传统的案件类型也发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具体如下：一是民间借贷纠纷大量涌现。由于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款，导致有的企业采取民间融资、借高利贷的方式，从而引发诉讼。年1-11月份，洪泽法院受理各类借款纠纷案件1444件，同比增长152%。二是信用社案件大批量涌入。部分企业虽然直接从县信用社贷款，为了降低金融风险，信用社往往要求企业提供担保人，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一大批教师、公务员等有固定收入作为担保人签订的借贷合同，这些担保人中部分替多个借款人提供担保，企业无力偿贷破产后，信用社又以担保人为被告提讼，这类纠纷特点企业倒闭后，党政干部背上很重的债务，严重的影响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收入稳定性。年，洪泽法院受理的信用社作原告的金融案件1075件，同比增长90.6%。三是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增多。由于资金链断裂和受市场冲击影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困难，出现资不抵倒债，部分企业主由于借了大量外债，便借公司解散之机弃企逃债，导致公司破产清算纠纷增多，并引发工人工资纠纷，这些工人由于无法兑现工资，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法院等国家机关，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据统计，年以来有5家企业申请破产。五是物业服务纠纷增多。近年来，由于我县房地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各类住宅小区、商业楼盘实行物业管理明显增多，并趋于普及，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也相应呈逐年上升之势。这类纠纷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物业服务费的缴纳、物业服务质量、停车位、活动中心等公用场所使用收益分配等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共性问题。
(二)易引发群体性纠纷
如前所述，由于案件类型的特点，导致了案件纠纷的群体性特点。大部分涉企民间借贷案件，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往往向多个债权人融资或一旦发生企业经营不善，涉及到多个权利人;以教师、公务员作为担保人的金融借贷案件里，这类贷款标的数目相对较大，担保物一般涉及到担保人的房子等价值较大的财产，并且担保人往往为多个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因为破产无力还贷，这类担保人则成为诉讼主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方多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和同一社区，因此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圈，即同一小区的业主较容易对纠纷达成共识，以群体性的行为向物业公司主张权利。此类纠纷如处置不当，则容易引发，影响社会稳定。洪泽法院今年审结的这类纠纷，呈现出了判决和撤诉结案的多，调解结案的少的特点。由于企业生产、销售、资金运转是一环扣一环的整体行为，一旦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发蝴蝶效应。如企业资不抵债而引发一系列工人追讨工资、出借人追讨欠款等涉及民生、企业生存发展的案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洪泽法院关于涉企商事案件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理念，打好司法主动战
1、树立大局意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面对涉企案件剧增的形势，洪泽法院党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宏观经济形势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司法应对措施，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联系企业活动的工作意见》、《防范经营法律风险60项提示》等指导性文件，从合同签订、履行、借贷风险防范、劳动合同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涉法问题意见。这些做法，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2、加强宏观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一是建立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审管办每季度或对一段时间出现的批量商事案件通过审判态势进行分析预测，从纠纷发生原因、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形成专门详细的书面报告，并主动向县委、县政府进行汇报。年以来，洪泽法院共向县委领导报送篇涉企专项汇报，为领导进一步做好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二是建立典型案例编报制度。以民二庭牵头组织法官对企业常见纠纷进行梳理，形成典型案例，提供给企业负责人或法企联系人，以案例形式对企业进行生动法制教育，帮助其防患于未然。三是建立工作建议机制。加强对涉企法律纠纷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工作建议，帮助其完善内部管理。年以来，洪泽法院在走访企业过程中共发送了100多条工作建议，部分已经形成了企业的内部管理规定。
(二)搭建网络，构建多元联动化解纠纷机制
1、搭建“三个平台”，拓宽多元化解涉企纠纷渠道
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基层社区、人民调解等组织的作用，加强法律指导，使大量纠纷在诉前予以分流和解决。一是搭建“合力平台”。即对重大案件主动汇报，充分利用县委、政府资源优势，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有关单位共同参加下，对涉及企业破产、劳资纠纷、物业服务等社会影响较大、群众给予关注的群体纠纷或集团诉讼，共同“会诊”，制订预防、排查、解决方案，有效避免矛盾激化引起社会震荡。二是搭建“对接平台”。充分利用“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人民调解工作室”三点一线优势，做到排查矛盾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化解矛盾不留死角。年以来，在县矛盾调解中心、县劳动保障局、县拆迁办设立法官工作站，选派专人与工会、妇联、民调组织对接，对涉及企业破产、土地征用、劳资纠纷共同会诊，制定解决方案、合力调解。在各镇、盐化工区设立巡回审判点，在工业园区设立巡回法庭，选取涉企典型案例进社区、进企业，就地开庭，就地开展法律宣传。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在各镇和有关部门选聘了28名调解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人民调解员。对一些简单涉企案件如民间借贷等案件，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一些案件，根据情况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诉讼过程中，共同研究、解决对策。三是搭建“导向平台”。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作用，加大对多元化解涉企群体性纠纷机制的宣传，重点介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基本运行情况、做法、取得成效，使公众了解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利弊，引导人民选择更为理性、便捷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2、推行“五进”企业活动，织密服务企业机制
始终围绕“热情服务、依法保护、尽责周到”主旨，全力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挂钩联系进企业，服务企业发展。建立院领导挂钩重点企业项目制度，与该县10户重点企业建立联系制度，明确联系领导、责任庭室，清晰企业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对有可能发生重大涉企纠纷事态的发展。年以来，洪泽法院分管领导对开展20余次挂钩活动，收集了有价值的建议50多条。多方合作进企业，推动协同司法。探索建立涉企纠纷案件工作台帐、通报协调制度，为党委政府提供司法建议。在处理涉企集中管辖案件中统筹兼顾，对内健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院内则通盘考虑案件的受理、审理、执行，必要时成立专案组。对外争取县工会、县经贸委、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优质保障进企业，深化公正司法。认真组织巡回法官学习业务知识，加强涉企纠纷审判调研，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公正裁判服务。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平等维护辖区内外企业的合法权益。慎重采用诉讼保全措施，尽可能保全固定资产或要求提供担保，少保全流动资金，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廉政监督进企业，确保廉洁司法。加强教育，强化监督，认真落实廉政监察员制度。加强对审判权运行的监督，在巡回法庭设置“五个严禁”宣传栏，印刷“五个严禁”监督卡，随案和调研时发放个企业主。公布24小时自动接听举报电话，强化巡回法庭日常廉政监督。意见征求进企业，提升高效司法。召开法院工作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掌握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法律需求，开展法律讲座，提供法律咨询，提出对策建议，举办法律培训，寄送典型案例，提出司法建议等形式，引导企业依法管理，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帮助企业提高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三)突出了重点，实现了“三个提高”
在党委的领导下，一批重大、疑难、敏感涉企案件，通过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得以妥善解决，实现了“三个提高”。
一是提高了商事审判工作质效。由于较好将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进行了有效衔接，克服了单一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在调处纠纷时的缺陷，充分发挥了司法资源的最大功效。年度，该院共受理商事案件709件，调撤率为71.63%，年1月-11月，受理商事案件1354件，调撤率77.31%。
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比较强的发展过程，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从“不宣传、不鼓励、也不急于取缔” 到“计划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直至要“大力发展”；人们对它的看法也经历了从歧视、藐视到不可小视并要高度重视的认同过程。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扶摇成长，迄今，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已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我市为例，截至2003年底，我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已达 722.13亿元，同比增长16.8%，占GDP的比重达到38.6%[1].在全市20个区市县中，武侯区又是民营经济增势最为强劲的区域。资料显示，今年1-6月，武侯区个体私营企业总数达2.85万户，比去年末增长14.8%；民营企业完成税收6.02亿元，同比增长49.7%，占全区总税收的 74.4%，实现工业总产值60.18亿元，同比增长14.3%，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93%.上半年，武侯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已达64.28亿元，同比增长 23.5%，高出地区生产总值9.5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43.2% [2]，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力军，其综合发展情况名列全省180个区市县之首[3].
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不但大大增强了我区的经济实力，发挥了我区的体制优势，推动了我区的科技进步，而且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培育聚集人才、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改革中破茧而出的民营企业在享受高速发展喜悦的同时，仍在不断接受市场风雨的考验和洗礼中面临着各种认识误区、法律障碍和体制束缚，特别是大量纷争的出现，反映出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相当普遍和严重，亟待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因此，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不仅是人民法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人民法院树立科学发展观，服务于中心工作和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迫切需要。有鉴于此，我院立足武侯区的区位优势，成立了以于嘉川院长为负责人的重点调研课题组，开展了针对民营企业涉诉案件的专项调查研究。在为期4个多月调研活动中，我院先后走访民营企业30余家、与区经贸局和区工商联联合发放“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法律问题”问卷调查表120余份、召集民营企业家和办案法官举行座谈交流会5次、调取并研讨典型案例70余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初步掌握了民营企业涉诉案件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并以我院2003年调处的各类民营企业涉诉案件为考察对象，现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二、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概念的先行廓定
遍查我国现行有关企业的法律规定，其间不曾有民营企业的称谓，既有政策性文件中也难觅民营企业的定义，特别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办案法官甚至民营企业自身，都难以对民营企业的概念作一个科学的、确定地解释。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法律的视角对其进行基本廓定，一方面为我们大力倡导的依法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找到一个明确对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以下的实证表述和理论分析提供一个讨论平台。
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考察，民营企业概念最初事实上是作为与国营企业相对应的企业形态出现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种改革模式的确立，国营企业逐渐被国有企业所取代，但民营企业这个概念却不但独立保存了下来，而且内容还不断丰富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目前，学界对民营企业概念的界定并无统一认识，有的依据的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有的依据的是企业的经营模式、有的依据的是企业的资本构成、有的依据的是企业的产权关系，不一而足。尽管如此，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民营企业作为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其基本特征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民营企业一定是以盈利为惟一目标并完全依市场原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2）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这种建立在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基础上的治理结构基本能够代表各方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会形成较为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3）民营企业拥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和分配激励机制，能够保持与市场机制的自然和谐，并在追逐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断的技术创新[4].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是一种与国营企业相对的新型的社会所有制形态，它在概念上既不完全等同于个体私营企业，同时也不完全排斥国有企业。
但是，要想给民营企业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特别是要给出非常严谨的法律上适用的概念，却是一件人之难能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前法治社会环境下的产物，难以与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很好兼容。因此，在不能以精炼之词对“民营企业”进行客观、科学描述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采取扣除法，逐一罗列各种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广义的民营企业是指除国有和国有企业控股或由其运营的企业以外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包括内资民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内资民营企业又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私营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2）股份制企业；（3）城乡集体企业；（4）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5）非国有控股企业；（6）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如被租赁、托管出去的国有企业。由于外资企业由单独的法律法规调整且适用的很多法律法规都高于内资企业（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待遇），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所称的民营企业都是指不包含外资企业在内的狭义的民营企业，而民营经济则系各类民营企业的总称。
需要说明的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看，将来除了少数特殊行业和特殊领域以外，各种经济形式将在平等竞争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形成大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按所有制划分企业性质的传统分类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并将逐步被世界通行的按财产组织形式来划分企业类型的办法所取代。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将来的企业都应当是民营企业，将来的经济都应当是民营经济[5]，即使在特殊行业和特殊领域中存在的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也将会按照法治社会的财产组织形式，采用特殊法人等企业形态来界定所有者、管理者与劳动者各方的权利和责任，即采用民营化的管理方式[6].这也正是我们要加快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义。
三、民营企业涉诉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一）民营企业涉诉案件发生频繁
近几年来，在我院每年受理的各类诉讼案件总件数中，民营企业涉诉案件一直占相当高的比例。据统计，2003年，我院受理各类诉讼案件共计5677件，其中民营企业涉诉案件2040件，所占比例接近36%，涉案的民营企业多达1100余家，涉案标的额约3.22亿元。在全部民营企业涉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 1008件，占所有涉诉案件的49.4%，涉案标的额约1.73亿元；执行案件1003件，占所有涉诉案件的49.2%，涉案标的额约1.49亿元。如果把涉案民营企业全部置于武侯区范围进行测算，则一年中平均每30家民营企业就会遭遇一起诉讼。由此可见，我院每年受理民营企业涉诉案件的数量非常多，民营企业“官司缠身”的现象十分突出。
（二）各类合同纠纷占绝大多数
合同纠纷是民营企业涉诉案件的主要表现形式。2003年，我院共受理民营企业涉诉的各类合同纠纷962件，占民商事案件总件数的95.4%.在各类合同纠纷中，民营企业涉诉案件在案件类型上又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其中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最多，共计422件，占合同纠纷总件数的43.87%，其次分别为借款合同、服务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分别为160件、79件和67件，各占合同纠纷总件数的16.63%、8.21%和6.96%.而借款合同纠纷中，因民间借贷引发的就有132件，占82.5%，向金融机构贷款引发的16 件，占10%.此外，我院还受理了民商审判中较为常见的劳动争议案件57件、经营合同纠纷41件、承揽合同纠纷34件、租赁合同纠纷21件。从总体上看，虽然除合同纠纷之外的其他案件所占比例不大，但案件数量却并不少，其中尤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甚，共计42件，大都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工伤事故引发。
（三）群体性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
群体性纠纷增加是我院近几年受理案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在民营企业涉诉案件中也有较为明显地反映且主要集中于借款合同纠纷、物业管理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案件中，例如文氏物业公司120人物业管理合同纠纷、天川公司89人追索民工劳动报酬纠纷、豪斯电子探测公司61人借款合同纠纷、向阳房地产建筑工程公司39 人股东会议召集权和名誉侵权纠纷等。此外，从2000年至今，我院还陆续受理了分别以金岛实业公司和建设开发公司为被告的非法集资案件，其涉及集资户多达 1600余户，集资金额5500余万元。这些案件都具有人数众多，矛盾激化，难以及时有效审理或执行等特点，其处理不仅直接涉及到众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涉诉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稍有不慎就极易诱发不稳定事件。
（四）新类型案件大量出现且适用法律困难
新类型案件大量出现是民营企业广泛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这类案件由于面临法律法规调整范围的空白且无审判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在处理上备感困难。例如天歌股份集团公司与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等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虽然《公司法》对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因缺少有关程序设置和法律责任的内容而导致我院在认定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归属及其效力问题上无章可循[7].又如，在物业管理合同纠纷中涉及到的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资格的问题，诉讼中对其究竟属法人组织，还是非法人组织，抑或是既非法人也无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的一般组织存在着不同认识。再如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有关股东身份的确认，是属于与其他股东的争议还是及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其他还有诸如“戴帽企业”、畸形公司[8]法人人格的否定问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民营企业和人民法院在社会转型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相对粗疏与滞后时所面临的窘境。
（五）民营企业既是侵权人又是被侵权人
在异常活跃的经济活动中，民营企业因各种原因在其自身合法权益不断遭受侵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致他方权益受损，扮演着既是侵权人又是被侵权人的双重角色。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涉及民营企业的民商事案件中，民营企业作为原告的占47.8%，作为被告的占82.3%；而在执行案件中，民营企业作为申请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仅为36.8%，其作为被执行人能够全面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尚不足50%.经济往来中“三角债”的出现更凸显了民营企业既作为侵权人又作为被侵权人的特点，例如我院受理的9名原告起诉中海贸易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货款共计124万元，而同期该公司起诉另外7家单位拖欠其货款的金额就达329万元。表现在案件类型上，民营企业在因收费引发的物业管理合同纠纷中几乎全胜，而在其作为债务人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又无一例外的全败。
（六）中小民营企业涉诉较多且难以享受法律援助
在各类民营企业涉诉案件中，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9]，这主要是因为大型民营企业相对而言都比较重视企业化治理，产权制度清晰，企业管理规范，具有更为明显的法律意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懂得如何更好地依法管理、经营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其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远低于中小民营企业。在因未签订书面合同而引发的纠纷中，涉诉中小民营企业占96%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织要素，中小民营企业在面临大量纠纷的情况下却难以享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经走访了解，司法行政机关对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援助的数量少之甚少，即使是人民法院实施的司法救助也因囿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而难以惠及。据统计，2003年我院共为1036件案件的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65.72万元，其中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尚不足1%.由于这类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往往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弱势群体”而时常陷于流年不利、积重难返的境地。
四、民营企业涉诉案件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讲是快速、持续、健康的。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党的政策，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营企业频繁涉诉所暴露出来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1、观念和认识的滞后。长期以来，受“姓资姓社”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对民营经济作用的认识上，一些人无视其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的事实，仍将民营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置于“拾遗补缺”的位置。有的还认为，民营经济难以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大力发展会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有的甚至片面渲染一些消极因素和个别案例，如宣扬民营企业“原罪论”，在现有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仇富情绪，从而为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障碍。正是在这种陈旧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人们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存在着“上热、下凉、中梗阻”的现象，而对民营企业只保持“远距离微笑”的问题也迟迟难以得到彻底的解决。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一些职能部门和具体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对民营企业伸手多、支持少，难以使其感受到宽松的创业氛围，尤其是在纷争出现时，国有企业多有政府领导协调、主管部门呵护、行业协会斡旋，可谓关怀备至，而对民营企业面临的相同窘境，这些部门和人员却认识不到民营企业同样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不仅解纷手段单一，工作方式粗暴，而且在处理上多是“口欲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趔趄”，被逼无奈时也总是以模棱之语搪塞，由此造成民营企业或投诉无门，或官司缠身，耗散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更是抱着“你发展，我收税；你破产，我不管”的态度对待民营企业，表现出极端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强烈的政治投机心理。因此，观念和认识上的不适应导致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并使其在社会宏观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被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政策环境的不平等。同国有企业相比，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总体上得到的仍然是“次国民待遇”。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征用、税收减免、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受的诸多限制，单是就融资环境本身就可见民营企业遭遇的种种不公平。调查表明，相当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的是经营积累和民间借贷，而不是银行贷款[10].这除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外，还由于在以规范化方式取得银行贷款（间接融资）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也遇到门槛过高，前置性审批复杂等阻碍；而在以上市和发行债券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方面，又存在融资渠道狭窄，政策缺乏公平性等问题[11].正因为此，一方面，为了取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取得的社会资源和收益，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就戴“红帽子”（集体、乡镇企业）、穿“洋外衣”（三资企业），而个别民营企业则采取了向权力靠拢的变通选择，由此不仅造成民营企业身份的“错位”，而且导致大量权利寻租与民营企业有染，给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法预见的法律风险和隐患。例如武侯区冷冻食品厂借贷纠纷，本院审理后认定该厂名为集体实为私营，其与被告赖某之间属于合伙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据此判决其败诉，该厂业主也因企业性质“名不副实”而遭致巨大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当民间借贷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时，一旦赖以生存的资金链或信誉机制发生危机，民营企业就会陷入大量纷争，更何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法的民间借贷”只有一线之隔，一旦越界或稍有不慎，就可能身陷囹圄。建设开发公司和田芳华因集资诈骗罪被我院分别判处罚金和有期徒刑正是其“误入禁区”带来的悲剧。因此，仅从融资难这一点来看，“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的政策原则尚未得到具体的落实。
3、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作为市场的“守夜人”，其主要职能在于确保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如果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没有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表面上看似一种微观企业行为，但其实质却与政府怠于履行产权保护、市场规范等不无关系。调查得知，以民营企业为原告的204件买卖合同纠纷，与买方企业产生的高达57.4%（主要是不付款或延迟付款），与供货方产生的占27.6%（主要是供货不及时或质量低劣），标的额3000余万元，可谓触目惊心。政府在一些方面“缺位”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又常常“越位”，表现之一就是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随意变更市场规则，使得民营企业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个别企业要么追求短期利益，要么进行违规操作，从而导致企业难有更大发展，市场信誉也迟迟不能建立。在随处可见的道德风险中，纠纷频发也就在所难免。模具厂房屋租赁纠纷，政府有关部门先是同意其将厂房改建为农贸市场，并使企业与几十户商家签订了多年期租赁合同，后又以城市建设为由决定征用该地段，但却在已封户冻结的情况下仍向企业和商家颁发了市场登记证和营业执照，导致商家因巨额投资无法收回而与企业发生群体性纠纷，双方结果两败俱伤。此外，在行政执法中，个别政府职能部门不依法行政，各种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时有发生，还有的职能部门重许可，轻监管，对违法违章行为不及时纠正，甚至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再者，受地方财政的约束和部门利益的驱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常更有理由偏向本地区及本部门的生产者而造成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这样不仅助长了不正当竞争和假冒伪劣等行为，更严重的是使得公正司法成为一句空话。
（二）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自身因素
1、战略决策缺乏理性。当前，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采取的都是家族（长）式的管理模式[12].这种管理模式在企业创立和发展初期，特别是在机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尚较为有效和实用，但当企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时，这种管理模式就会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企业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凡事一人独断，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同时，家族（长）式管理的随意性也极易造成企业经营决策的浪漫化、模糊化和非科学化倾向，即企业决策不注重效益，只追求效应，决策过程只凭“大概”、“可能”、“估计”、“大致”等非理性判断，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误。例如，涉诉的万盛隆贸易公司仅是一家从事沥青和化工原料销售的家族式民营企业，为追逐利润，在未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深入市场查和研究分析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河道沙砾石的开采并作为发包方与他人签下标的额近50万元的《承包协议》，最终因资金不足，无力履行付款义务而酿成纠纷。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因缺乏对企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理性思考，或迷信公关、广告和促销，或不顾自身实际进行盲目扩张，从而引发纷争甚至导致企业衰败，如因拖欠工程款被起诉的赵老四火锅餐饮管理公司、航空港建设工程公司，因房屋租赁纠纷被起诉的宏海电光源公司等，都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
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第5篇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市许多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由此引发的民商事案件大幅度增量，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些案件，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市法院紧紧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大局，以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紧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主线，树立“主动靠前服务”的工作理念，妥善审理和执行包括买卖合同纠纷、借款纠纷、劳动争议等涉企案件，为企业实现健康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以实际行动帮助企业提增发展信心，与企业共克时艰。
一是调整思路，强调一个“准”字。中级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特殊经济形势背景下有效发挥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保稳促调”的工作思路和“主动靠前服务”的工作理念，深入基层开展调研，重点走访我市骨干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摸清国际金融危机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掌握企业的司法需求及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开展“服务大局”年活动的实施意见》，确保审判工作始终坚持服务大局这一正确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在为企业排忧解难，维护职工权益，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
二是抢占先机，扣住一个“快”字。为切实加强对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纠纷的司法应对，中级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一把手挂帅的涉企案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一遇有重点企业发生重大法律诉讼，立即向党委政府报告，积极争取党委牵头下的统一协调处理。开辟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及时接诉、专人及时审查、及时立案的“一站式”立案程序，对企业申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且符合条件、手续完备的，当日受理，当日制作裁定，当日采取保全措施，有效避免日后执行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2011年1-4月份，法院处理的涉企纠纷案件的审理(执行)期限平均缩短7天，有效减轻企业维权成本。2011年11月份，我市重点骨干企业浙江宝诚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逃匿，企业面临倒闭，涉及关联企业和担保企业28家，拖欠银行贷款等债务达16.6亿元，中级人民法院迅速成立专案领导小组，专人专窗受理与宝诚公司相关案件，派遣精干力量果断采取保全措施，积极引导利益相关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经过近半年的大量工作，现大部分案件已得到妥善处理，有效防止了因企业闭停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是因案制宜，讲究一个“活”字。中级人民法院打破对陷入借贷、合同债务等纠纷的企业穷追猛打的传统处理方法，坚持区别对待、因案处置，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度过经济难关。对已经歇业、停业或者有明显转移、隐匿财产、逃避债务可能的企业，依法采取保全措施，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快评估、拍卖等财产变现进度，尽可能采取“同业转让”与“整体拍卖”的方式，提高企业财产的持续利用价值，降低因企业倒闭而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对暂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慎重采取资金冻结、固定资产查封等静态查封手段，强化协调力度，灵活运用信用担保、入股等手段，大胆实施“放水养鱼”的挽救策略，积极促进企业的复苏，维护企业的再发展能力。如中级人民法院在分别执行涉及某金属有限公司系列案件和某电子有限公司系列案件过程中，针对企业负债千万但尚有生产经营可能的实际，积极组织负债企业与债权人的协商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和债转股协议，为负债企业发展减轻障碍，创造有利条件。
四是统筹兼顾，突出一个“稳”字。法院立足于维稳大局，高度重视因企业倒闭引发的群体性欠薪纠纷，密切关注我市企业运行的基本情况，将在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企业有债务履行困难、资不抵债、变卖转移财产等迹象且影响企业付薪能力的，采取个案随时沟通的方式向党委政府汇报情况，做到早发现、早准备、早处理。中级人民法院在接到突发性欠薪事件的信息后，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掌握企业财产状况和债权债务情况，依法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安抚讨薪员工情绪，引导其参与调解协商。对涉及人数众多、矛盾尖锐的欠薪纠纷，在实施诉讼费缓免交的同时，坚持多方联动综合治理的原则，制定欠薪案件应急处置预案，在法院全力执行的前提下向涉诉企业所在地政府申请先行垫付工资款，防止酿成突发群体性事件，有效消除社会稳定的隐患。2011年以来,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理执结群体性的劳动报酬案件和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劳资纠纷17起，为1400多名职工追索劳动工资近3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