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纠纷范文第1篇

原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赖恰蓬，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住址汕头市陵海四巷三横7号501号。

对方当事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汕头经济特区启华厂房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迎宾路西侧免税大厦10楼1011号。

法定代表人：陈振华，董事长。

委托人：王汉豪，该公司副董事长。

委托人：林晓阳，广东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汕头经济特区启华厂房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启华公司）与赖恰蓬购房合同纠纷案，本院于1998年7月21日作出的（1998）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启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1日以高检民行抗字（2000）第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01年11月1日作出（2000）民抗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兵、助理检察员王莉出席了法庭，双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3年3月9日，启华公司与案外人汕头经济特区银昌厂房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银昌公司）签订了二份购房合同，约定：银昌公司将其在建的汕头市碧波花园E幢第一层9号铺面和第一至四层（A区）商场预售给启华公司。同年4月21日，启华公司与赖恰蓬分别签订了二份《购房合同》，约定：启华公司将其从银昌公司购买来的汕头市碧波花园E幢第一层9号铺面和第一至四层（A区）商场（期房）出售给赖恰蓬。其中铺面建筑面积为60.24平方米，每平方米15300元，计921672元；商场建筑面积为1245平方米，每平方米6200元，计7719000元，以上共计8640672元。赖恰蓬分六期付清上述房款，启华公司保证该房于1994年2月底竣工并交付使用。同时，合同还对房屋结构、建筑标准及违约责任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赖恰蓬依约支付了第一、二期购房款共计3456568.8元。1993年7月8日赖恰蓬见工程尚未动工，提出异议。11月1日赖恰蓬发现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所购楼房内，遂向启华公司提出异议，以后双方就楼梯的设置发生争议，经多次协商未果，赖恰蓬拒付第三期房款，双方酿成纠纷。启华公司遂于1993年12月25日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赖恰蓬履行合同，支付剩余购房款。

另查明，启华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组织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出租、出售。其从银昌公司购买的商业用房（期房）没有办理转让登记手续。转预售给赖恰蓬，亦未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在一审诉讼期间仍未补办该手续。另，启华公司在转预售赖恰蓬9号辅面时，未告知赖恰蓬有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

又查明，碧波花园E幢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载明“竣工日期为1994年7月31日，质量核定为合格”。

还查明，二审判决生效后，启华公司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二审判决将涉案房屋委托汕头经济特区物资拍卖行进行拍卖，以抵偿赖恰蓬所欠启华公司剩余部分购房款。因几次拍卖无人竞买，最后启华公司作为竞买人自己承买了该房。该房一直为启华公司占有，未曾交付与赖恰蓬。

汕头市中级人民院一审认为，启华公司按照税收登记程序转让房屋，符合有关商品房预售和转让的政策规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购房合同》经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该合同是有效的，依法应予保护。双方均有义务履行合同并承担相关风险责任。赖恰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出变更合同，在启华公司不同意变更的情况下，终止履行合同，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启华公司在转让上述9号铺面房时，没有表明有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该屋部分空间，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据此判决：一、启华公司、赖恰蓬签订的上述二份《购房合同》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二、赖恰蓬应向启华公司支付尚欠的购房款5184403.20元和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300元，由启华公司负担7300元，赖恰蓬负担20000元。赖恰蓬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启华公司在办理有关预购商品房的手续后，将其预购的房屋转让给赖恰蓬，并未违反当时预售商品房管理的有关规定。双方虽未办理房屋交易手续，但启华公司事先已征得房地产交易部门同意，在购房款付清后办理房屋交易手续。赖恰蓬以启华公司超越经营范围，双方签订合同违反政策的理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不予采纳。一审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继续履行正确。由于赖恰蓬没有法定理由单方终止有效合同的履行，而启华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将在赖恰蓬买受范围内增设楼梯的情况向其作出交代和说明，故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均有部分违约行为，各自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赖恰蓬未付购房款的利息可予免除。一审判决确认的已履行和未履行的款项有误，应予纠正。据此判决：一、维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汕中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用的负担；二、变更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汕中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赖恰蓬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购房款5184103.20元给启华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27300元由赖恰蓬负担。赖恰蓬不服该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再审认为，启华公司不具有商品房预售的主体资格，其从银昌公司购买尚未建造的商业用房后，未到有关部门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即与赖恰蓬签订二份《购房合同》，进行再转让，既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又超经营范围。同时，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合同时，还隐瞒了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所购楼房内的事实，故双方所签二份《购房合同》应认定无效，启华公司应将收取的购房款及其利息返还给赖恰蓬。启华公司对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责任，赖恰蓬未认真审查合同的有关情况亦应负一定责任。双方的经济损失由各自负担。据此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4）粤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汕中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二、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无效；三、启华公司自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一个月内返还赖恰蓬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3456568.8元，并支付该款自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未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四、驳回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54600元由启华公司负担38220元，赖恰蓬负担16380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再审判决认定启华公司不具有商品房预售的主体资格，既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又超经营范围，与事实不符。1、再审判决混淆了预售商品房的主体资格与转让商品房的主体资格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启华公司不是房地产发展商，而是预售商品房的购买方。启华公司将所购买的商品房再行转让时，只要符合商品房转让的条件即可，并不需要具备商品房预售的主体资格。因此不存在超越经营范围的问题。2、本案所涉商品房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已于1992年12月8日由银昌公司动工兴建，并非“尚未建造”，而只是尚未竣工。3、启华公司与银昌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后一个月内，即1993年3月28日，双方即向房地产所在地的汕头市龙湖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手续。根据汕头市龙湖房地产交易所规定，办理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手续后，购买方已具备再转让资格。因此，启华公司对所购房屋进行转让，符合房地产交易所的规定。购房合同签订以后，双方依法向房地产交易所申请办理二手交易手续。交易所受理了商品房再转让交易申请，并同意在启华公司向赖恰蓬收清房款、开具发票、补足必备文件后再行办理交易手续。由于赖恰蓬拒付第三至第五期购房款，导致交易手续因未开具发票而无法办妥。因此，启华公司的购房和转让行为并没有违反预售商品房管理的有关规定。（二）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合同，其中只有转让9号铺面的合同涉及到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所购楼房的争议问题。再审判决以认定转让9号铺面合同无效为前提，来认定转让第一至四层商场合同无效，实属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三）再审判决认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无效，判决启华公司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却未判决赖恰蓬向启华公司返还已取得的房产，致使启华公司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严重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判决显失公平。

本院认为，启华公司从银昌公司购买的预售商品房，再转预售给赖恰蓬，应当遵守土地转让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应当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启华公司从银昌公司购买的预售商品房没有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再转预售给赖恰蓬亦未办理转让登记手续，违反了土地转让的上述规定，应当认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无效。

启华公司在向赖恰蓬转让9号铺面时，隐瞒了有相邻楼房的楼梯伸入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之规定，启华公司的隐瞒行为构成了合同上的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转让9号铺面的购房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院再审判决并未将启华公司签订9号铺面合同上的欺诈行为作为认定转让一至四层商场合同无效的理由，不存在以转让9号铺面无效作为转让一至四层商场无效的前提，前述启华公司从银昌公司购买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预售给赖恰蓬，未办理转让手续，足以认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无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生效后，启华公司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因赖恰蓬无力支付剩余部分购房款，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涉案房屋委托汕头经济特区物资拍卖行拍卖，以抵偿赖恰蓬所欠启华公司剩余部分购房款。因几次拍卖无人竞买，后启华公司自己承买了该房。该房屋一直为启华公司占有，赖恰蓬不曾占有过该房，本院再审判决认定启华公司与赖恰蓬签订的二份购房合同无效，判决启华公司返还赖恰蓬支付的购房款及利息，已无必要判决赖恰蓬返还房屋。因此，本院再审判决不存在漏判，显失公平的问题。

公司经济纠纷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公司经济纠纷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股东权利 利润分配请求权 可诉性 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及其实质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的公司组织形态，即资本与个人信用共同构成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人合性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彼此信赖关系，由此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较之于其他公司形态如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是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之根本体现。股东权利的范围以股东出资占有的比例为限，也即意味着在有限公司的治理中要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秩序下，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共同作用，有利于达到公司设立与经营的经济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司治理环境也为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来侵害少数股东的权利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常见的情形一般是控股股东利用对股东会的操纵，虽然已经做出分配股利的决议但拒绝实际履行，或者公司未形成分配股利的决议且拒不分配股利、只分配极少的利润。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产生。“是否分配，分配多少以及何时分配都属于公司的自治事项，少数股东只能服从”。所以，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是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发生的制度性原因。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实质

上文描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产生原因，不难看出利润分配纠纷的中心在于股东权利。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在本质上表现为股东权利的滥用，且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特点决定了股东权利是一种兼具人身性与财产性的综合权利。利润分配权正是股东财产权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资本的逐利性也表明分配利润是股东出资设立与运作公司的初衷。由此逻辑可以判断，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实质上就是围绕股东权利的纠纷。

二、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救济现状

（一）一般救济模式的考察

《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分红权”的规定明确了股利分配的原则，但是对违反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的法律后果以及股东如何具体行使股利分配权的相关程序规定则较为模糊。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股东滥用权利的责任。第2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为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提供了法律依据。一般的探讨大都着眼于本条第3款关于“刺破法人面纱”的规定上，即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但缺乏对第2款解决股东利润分配纠纷的考察。如前所述，利润分配纠纷发端于控股股东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故依据此条规定，少数股东似乎可以主张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问题在于向谁主张，即损害赔偿之诉的被告是谁。

上文指出利润分配纠纷的常见情形，纠纷的直接原因是股东会的利润分配决议——通过不利于少数股东的分配决议或者决定不讨论分配计划，直接责任主体是公司的治理机构而不是股东。在不考虑特殊情形的情况下，股东会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关于公司治理的事项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如果轻易直接拷问股东的行为，是否有违公司自治的原则？法律规定“刺破法人面纱”这种特殊情形也不是动辄就破除公司自治的界限，而是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解决的是公司与外部的关系。利润分配纠纷是公司的内部纠纷，解决公司内部纠纷应当以维护公司稳定为原则，以直接追究股东责任为例外，要充分重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通过以上分析，由于本诉被告的确认条件与利润分配纠纷的性质不相符合，故《公司法》第20条第2款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规定并不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

《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股东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本诉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且从维护公司整体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提起本诉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前置程序和时间限制。但是这并不能周延地解决现实中的某些纠纷。如果利益受损股东仅以请求应得的利润份额为目的，并不愿意退出公司，他就不能依本条规定提起诉讼。如果控股股东意图“逼迫”少数股东离开公司，那么股权回购的诉讼将正中其下怀，反而对少数股东更为不利。由此，有学者认为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提供的退出机制具有被动性，不能满足某些利润分配纠纷当事人的诉求。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司法解散公司之诉也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但由于同样的被动性，本诉也不当然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加之其对持股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少数股东发起诉讼的难度。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散公司之诉的结果具有彻底性，一旦公司被解散，本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环节的纠纷就会外化为解散清算程序中的问题。公司的财产将依法定顺序进行分配，少数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就会因为公司主体的消灭而更加难以实现。

以上是现行《公司法》提供的关于股东权利救济的三种司法途径。这些救济模式在表面上都能达到单纯的解决纠纷的目的，但因为利润分配纠纷的特殊性，它们并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理想选择，要么不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特点，要么不能达到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稳定的平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们对于少数股东而言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效性不强、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没有提供一个既能救济权利又不至于被迫退出公司的两全之策。出于对公平的考虑，法律有必要为那些不愿意或不能离开公司的股东提供一个新的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

（二）司法实务对利润分配纠纷的态度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面对股东利润分配纠纷各地各级法院有不同的解决思路。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在没有特别约定且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况下，主张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也有法官认为，在公司没有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前法院不宜直接作出判决；对于公司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其他股东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根据多数的意见作出是否分红的判决，但是分多少、如何分则不在判决之列。

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已有分配方案的，可以根据股东出资的具体条件予以判决；对于是否分配以及分配比例公司未作决议的，法院不宜直接裁判。江苏高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4条规定，原告要求公司给付利润应具备如下条件：（1）原告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依法有可供分配的利润；（3）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4）公司拒绝支付股利或未按已经获得批准的利润分配支付股利。还有法官基于对“利润分配一般属于公司自治事项”的考虑，认为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22条关于“无效决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决议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

司法实践中，还有的法院则明确表示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认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及如何分配利润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尽管也有实务界人士指出，人民法院对于公司纠纷应根据《公司法》就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依法介入，不能仅以争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而不予受理，但是也认为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因此对于公司的内部纠纷，人民法院应采取慎重态度，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当事人没有穷尽公司内部程序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处理利润分配纠纷案件要注意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少数股东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实现对该原则的遵守与少数股东权利的保护并重。

以上对司法实务界的介绍表明其对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虽有不同的思路，但似乎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自治权限，不轻易介入利润分配纠纷。然而，有限公司的股东利润分配纠纷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在现行《公司法》本身不能提供良好的救济且司法实务界采取较为保守的立场的情形下，如何达到定纷止争且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目的？

三、建构新的模式——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分析：回到利润分配权本身

在对利润分配纠纷之实质的分析中，已经明确此类纠纷是围绕股东权利而产生的纠纷。利润分配权是股东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股权，基于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产生；利润分配权在性质上属于股东的自益权，区别于共益权；同时还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非经股东同意不得由公司章程或公司机关剥夺或限制此项权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诉讼的规定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位（派生）诉讼，两者区分的标准就在于股东提起诉讼是基于自益权还是共益权。《公司法》第153条规定了股东维护个人利益的起诉权，第152条规定的是股东为维护公司的起诉权。

股东直接诉讼中股东诉权的基础权利是自益权，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享有的权利。损害赔偿之诉、股权强制回购之诉与司法解散公司之诉都是股东直接诉讼。更进一步可以说，即使是股东代位诉讼所依据的股东共益权究其本质也是来自股东自益权的刺激。因为股东代位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整体或者全体股东的利益，而整体的利益正是股东自身利益的根本保障。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明确的是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同公司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纠纷一样，皆因股东权利被侵害而起，它们具有原因上的同质性。如果其他纠纷可以诉讼，那么利润分配纠纷从诉权所依据的基础权利的角度出发，同样具有可诉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尽管公司法理论和实务对于股东直接诉讼的种类尚未形成定论，但是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应当属于股东直接诉讼。这个观点也有司法实务界的呼应，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属于股东权益的纠纷，从类型化的角度将其归类为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之诉或违法分配利润的返还之诉。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结合对利润分配请求权性质的阐述，论证了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特点与案由分析

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标的对原告及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波及性。有学者将这种波及性表述为判决的“扩张效力”。原告的诉权在程序上与实体上是统一的，区别于股东代位诉讼。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原告的股东举证能力相对较弱，比如对于是否具备分红条件这样的争议，需要查阅会计账簿，而一般的股东是难以获得的。

公司诉讼类型的多元化表明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对所有公司纠纷类型都具有因应性、对应性的公司诉讼机制。按照一般的诉讼机制设计一元化的公司诉讼机制，无法解决特定情况下的公司诉讼既判力的扩张问题。但为了适应既判力扩张之需要而采取特殊的诉讼机制，可能产生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问题，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实现。这个矛盾也为建构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确定诉因或者案由是诉讼程序的逻辑起点，建构新的诉讼机制必须要解决此类纠纷的案由或诉因问题。

奚晓明、金剑锋法官在《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确定的22种公司纠纷案由并未涵盖全部公司纠纷的类型，导致许多公司纠纷不易确定案由，对正确认定案件性质产生了不利影响”。蒋建湘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总结了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1）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2）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3）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之诉；（4）董事、高管损害赔偿之诉；（5）有限公司转股之诉；（6）有限公司退股之诉；（7）解散公司之诉。虽然在诉因的数量上相比现行《公司法》有较多的延伸且利润分配纠纷似乎可以归入“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诉因与案由，解决此类纠纷的程序就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针对上述分析中提出的利润分配纠纷案由和诉因问题，李建伟教授在其著作《公司诉讼专题研究》中专章介绍了有限公司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这个概念符合解决利润分配纠纷的需求，因为它直接表明了此类纠纷的诉因与案由，利润分配的纠纷实际上就是关于股利分配的纠纷。由此概念出发，结合现有的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

利润分配纠纷属于公司诉讼，在诉讼实践中当然受到商事审判思维的指导和制约。较之一般的民事审判，商事审判思维具有如下特点：（1）民事审判强调公平，商事审判侧重效率；（2）民事审判注重静态保护，商事审判侧重动态保护；（3）商事审判中的司法判断不得轻易取代专业的商业知识判断；（4）商事审判应更多汲取民事仲裁的经验。商事诉讼更加追求效率，重视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审判程序必须简单易行。用“类型化”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1）意思自治原则；（2）外观优越原则；（3）快速迅捷原则。根据以上特点和原则的指导，我们可以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四）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首先是管辖法院的确认。李建伟教授认为可以直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管辖的一般规则。韩国商事法规定公司诉讼无一例外地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管辖，以防止一个公司诉讼在多个法院起诉而产生管辖争议，不允许对公司诉讼加以协议管辖或任意管辖。这一规定符合商事审判的效率要求，故可以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建构中借鉴。

其次是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确认。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原告当然是利润分配权受侵害的股东，在上文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分析中提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公司，而不是控股股东或公司的治理机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必须是实缴出资的股东，否则其利润分配权无从谈起。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是股利分配的决定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治理机构，它们不负有分配股利的义务，二者不宜成为被告或共同被告。

再次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利润分配纠纷不是典型的民事诉讼状态，突出的体现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举证能力的差异上。股东直接诉讼遵循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是应当由了解案件事实、实际掌握和控制关键证据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考虑到双方获得信息的不对称性，为维护公平的诉讼机制，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中应当采取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原告应当证明如下事实：具备合格的股东身份；被告存在不分配或不当分配利润的事实；存在欺压或不公平对待行为；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其余事项应当由被告公司举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法院可以任命技术专家辅助调查相关专业问题。

然后是判决的效力问题。李建伟教授认为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扩张力，也即上文在论述利润分配纠纷的特点时指出的“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股东有利益上的波及性”。但是此项判决的扩张力不是绝对的，即判决具有一定的对世性且没有溯及力。如果原告获得胜诉判决，则该判决为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性及绝对的效力，对于未起诉的股东具有“预决”的效力。其他股东要承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提起诉讼。

最后是诉讼费用的分担与诉讼担保。诉讼费用的最终承担取决于裁判的结果。为调动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在原告胜诉后，法院可以从判决公司分配的股利金额中按比例扣除一定金额补偿原告的诉讼费用。如果原告提起的是具体的股利分配诉请且有明确的数额，可以按照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如果原告提请的仅是要求公司做出分配股利的行为，则可以按照非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同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讼权利，可以规定一定金额的诉讼担保费用。

（五）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制度优势及批评

基于对权利救济成本的考量，可以说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救济途径对有限公司的股东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不分或者少分股利的策略有可能正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阴谋。此种情形下，股份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可以抛售股票轻松退出，而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由于缺乏公开的交易市场，且股权转让也通常受到限制，少数股东准让股权难易得到平等对价。此种意义上，强制分配股利之诉可以为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一种相对周全的救济方式。

任何一种新的制度架构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批评的声音。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一样受到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质疑。对“美国WP公司与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分析中，律师指出如果股东会通过了股利分配方案而董事会拒不执行的，股东可以直接以公司为被告提起给付之诉，因为分配方案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具体的债权摘取关系。但是该案中法院判令公司向其股东分配股利并代为确定分配方案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学理论也不符合司法实践。律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固然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被告公司的人必然要代表当事人的利益。

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已有决议但公司拒绝履行而产生的分配纠纷可以通过诉讼来强制分配，但是对于尚未产生决议的分配纠纷就不适合通过诉讼来解决了，指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是一种期待权，依赖于公司的自治权而存在。此观点尽管承认拒不分配股利的行为严重挫败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做出尝试性的跨越——扩大对拒不分配股利行为的诉讼可能，仍保守地试图利用“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来完成救济。李建伟教授基于对“积极剥夺”和“消极剥夺”的区分，认为即使此种权利属于期待权，公司拒不做出分配决议的行为也是对股东权利的侵害，是对股东利益的消极剥夺。

公司经济纠纷范文第4篇

导读：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该怎样防范和应对？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杨晓峰指出：种子纠纷类型可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种子公司与行政管理机关、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等之间的纠纷，而平等主体间的种子纠纷可采用和解或调解进行解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经典案例：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我们种子公司近年来遇到各种各样的种子纠纷，有些纠纷是与对方协商解决的，有些纠纷是与人家打官司解决的，有些纠纷是在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主持下调解解决的，其中的部分案子还被种子行政管理机关给处罚了，最近公司的一个纠纷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请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怎样防范和应对？

“在线律师”：

辛董事长好，作为公司负责人，遇到上述问题是正常的，一家种子公司如果不发生您讲到的纠纷那就罕见了，有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避免或解决就好。您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能全面介绍，如有遗漏，另再交流。

所谓种子纠纷，就是以种子为标的物因故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认识上或事实上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纠纷，其概念内涵是最广义的。

这里所指的以种子为标的物，是指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纠纷，不管因何种原因引起，其矛盾的介质、载体或指向总涉及到种子。

这里所指引起种子纠纷的原因既包括民事违约或侵权，也包括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事实。

这里所指的当事人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还包括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等。

种子纠纷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法学学理专家们的课题，作为种子公司的负责人，我认为您所需要知道的重点还在于种子纠纷划分类型的现实功用性和可操作性，故种子纠纷的类型可以这样划分。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种子纠纷

平等民事主体是指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他们之间的种子纠纷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如种子生产商之间以及种子生产商与种子经销商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商标权权属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纠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让与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让与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技术转化合同纠纷、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技术咨询合同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技术培训合同纠纷、技术中介合同纠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伪造、冒用产品质量标志纠纷、伪造产地纠纷、虚假宣传纠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侵害经营秘密纠纷；仿冒纠纷、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纷、商业诋毁纠纷、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垄断定价纠纷；掠夺定价纠纷；拒绝交易纠纷、限定交易纠纷、捆绑交易纠纷、差别待遇纠纷、经营者集中纠纷；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产品运输者责任纠纷、产品仓储者责任纠纷等。

②如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种子质量纠纷、种子审定纠纷；种子包装标识质量标准纠纷、合同价款支付纠纷、种子交付方式和交付时间履行纠纷、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试用买卖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种子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等。

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处罚以及应受何种处罚的纠纷

之所以把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事实称为纠纷，是因为种子公司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应受罚或不应受此罚，而种子行政管理机关认为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应受处罚并应受此处罚，其实该类纠纷的实质是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销售农业植物种子，未使用公告品种名称的。

②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的；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

③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国内销售的；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行引种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售的；未经批准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

④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⑤违反本法规定，向境外提供或者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未取得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携带、运输种质资源出境的。

⑥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的；抢采掠青、损坏母树或者在劣质林内和劣质母树上采种的；违法收购林木种子的；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接种试验的。

⑦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a.假冒植物新品种授权品种的；b.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

种子公司与各刑事机关间存在的问题

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涉嫌何种刑事犯罪以及是否应受刑事侦察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查机关即人民检察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责任追究以及应受何种刑事责任追究的法律责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刑事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假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损失2万元以上的或其他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形。

②走私种子5万元以上，或者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③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

④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种子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种子，公司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

⑤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植物新品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的，有前述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5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平等主体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类型的种子纠纷以及因什么原因引起种子纠纷，均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决。

公司经济纠纷范文第5篇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