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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旦节的诗

关于元旦节的诗

关于元旦节的诗范文第1篇

南戏与北杂剧在曲调、唱法、故事题材等方面有着相互的借鉴与影响。在科诨上,亦复如此。下文试从南戏、北杂剧在科诨上的特点,南戏与北杂剧在科诨上的相互影响进行论述。

一、宋末元初南戏科诨的特点

宋末元初南戏的滑稽内容主要由净、丑、末在科白中完成,主角生、旦的滑稽戏份少,唱词中的滑稽内容少。滑稽内容与剧情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不够密切。

(一)主角生、旦的滑稽戏份少

通过考察《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这三本现存的宋末元初之南戏,可以发现,此时的南戏运用的喜剧技巧非常丰富,主要有滑稽扮相、打斗科诨、以演出打诨、三科科诨、夸嘴自打嘴科诨、荒诞科诨、某某名科诨、跌倒科诨、语误科诨、陌生化科诨、谐音科诨、健忘科诨、顺口溜式科诨、上下场科诨、数字科诨等。

如此丰富的喜剧技巧,由此生成了繁多的滑稽内容,但却主要由丑、净、末来完成,生、旦很少表演滑稽内容,可举的例子,如《张协状元》第十二出有贫女打丑扮小二的打斗科诨:“(丑)教你来与我做老婆。(旦唾)打脊!不晓事底呆子,来伤触人。打个贫胎!(打丑)(丑叫)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此处女子打男子,是可笑的,配以丑的“老婆打老公”之语,更为可笑。此剧还有生、旦分别参与的两处下场诗科诨。另外,《错立身》中有生旦彼此斗嘴的一处科诨。除了这些,就举不出例子了。

(二)唱词中滑稽内容少

在唱词中表现滑稽内容,从宋末元初南戏中只能找到四例,相对于科白中的滑稽内容要少得多。

例如南戏《张协状元》中的一段丑赖房钱的滑稽言谈与唱词,科白部分交待了赖房钱之事实,其中有丑与净的科诨,曲唱部分由四支《麻郎》曲子组成,主要是丑与净对骂,富于喜剧效果。这段滑稽言谈与唱词被叶德均命名为“赖房钱麻郎”,认为这与官本杂剧段数“赖房钱啄木儿”是类似的演出,此观点见于胡忌的《宋金杂剧考》:“近得叶德均先生来函指出,谓《张协状元》南戏中有‘赖房钱麻郎’,可能即是宋杂剧的‘赖房钱啄木儿’(见官本杂剧段数)同类形式演出,惟‘麻郎’和‘啄木儿’是曲调之别罢了!”

(三)滑稽内容与剧情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不够密切

宋末元初南戏中的滑稽内容较多纯为滑稽而设,虽借日常生活细节来表现,但与剧情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不够密切。

如《张协状元》中的贫女和张协,他们是主角,但他们的滑稽内容不多,也就是说,滑稽内容首先与主要人物的塑造无关。再看次要角色,其中的李大公、李大婆、小二的戏份较多,他们的滑稽内容也较多,且与这一家三口的乡村人身份较切合,尤其是小二的形象借着滑稽内容刻画得较为生动。但亦有运用不当的时候,如此剧第十一出曾表现了李大公的吝啬,李大婆是大方的,但在第十九出中,吝啬的成了李大婆,大方的是李大公,滑稽内容与人物形象塑造相矛盾。其他次要角色,如被强盗抢了财物的客商、赖房钱的秀才、店主婆,他们的出场与剧情、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关系,只是些为增添滑稽效果而设置的人物。再如较多的以演出打诨、打斗科诨,也是为逗笑而设,与剧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无关。

二、元杂剧科诨的特点

元杂剧有元代刊本、明代刊本,明刊本经过了明人的修改,体现出明人的戏剧观念,杜海军在《从元杂剧元明刊本之比较论明代戏曲的进步》一文中总结道:“明人在刊刻元杂剧时肯定是参入了明人对元杂剧的认识,是戏曲史发展到明代才可能产生的认识,因此可看作是明代戏曲观念的一种体现方式,是明代戏曲史的一部分。”所以,要考察元杂剧的原貌,元刊本是主要的依据。

通过考察现存的三十本元刊杂剧的滑稽内容,可以发现,主唱的正末、正旦有很多滑稽戏份,唱词中也有很多滑稽内容。且滑稽内容与剧情、人物形象塑造关系密切。

(一)正末、正旦有较多滑稽戏份

在元刊杂剧中,出现较多的科诨有滑稽扮相、打斗科诨、以演出打诨、象声词科诨、三科科诨、夸嘴自打嘴科诨、骂词科诨,每类都被三本或更多的杂剧运用。其次是被两本杂剧运用的,有装呆科诨、跌倒科诨、上下场科诨、当面不知而冒犯科诨、以死亡打诨。再次是被一本杂剧运用的,有陌生化科诨、戏有名句成言科诨、某某名科诨、嘴硬科诨、健忘科诨、喷嚏科诨、唱曲科诨(是唱法本身滑稽,与在唱词中表现滑稽内容不同)等。除了这些科诨,元杂剧还会利用喜剧性格、喜剧情节来形成喜剧效果。

从角色来看,元刊杂剧中主唱的正末的科诨最多,上列各类科诨中,除唱曲科诨,都有正末参与的。非主唱的男性外角科诨不多,净有打斗科诨、吝啬科诨。小末有打斗科诨。孤有喜剧性格,外末有下场诗科诨。其他标明具体角色的男性外脚有滑稽扮相、三科科诨、夸嘴自打嘴科诨、打斗科诨、当面不知而冒犯科诨、唱曲科诨。主唱的正旦有骂词科诨及借喜剧情节、喜剧性格形成喜剧效果。非主唱的旦有滑稽扮相、打斗科诨、吝啬科诨、上场诗科诨、呆憨科诨及借喜剧性格形成喜剧效果。

由此可见,元刊杂剧中的主唱者正末、正旦也有很多引人发笑的戏份。这与南戏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差异,还可通过四种故事题材相同的元刊元杂剧与南戏的比较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四种元杂剧与南戏是: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庭》与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杂剧《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与南戏《拜月亭记》。

《诸宫调风月紫云庭》中,旦韩楚兰的第一套曲子全是骂虔婆的,第二、三套中也有骂虔婆的曲子,以骂词科诨制造喜剧效果的同时,刻画出她的泼辣与痴情,亦为后文她与灵春马被拆散张本。他俩别后重逢时她认不出灵春马,在他面前夸说了一通灵春马的才能、模样、性格,然后还被面前认不出的灵春马惹气了,打了他几个巴掌,待相认之后,韩楚兰唱道:“你这般忍冷躭饿觅着我,越引起我那色胆天来大。”《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没有旦王金榜骂母亲的科诨,她与完颜寿马别后重逢,亦认不出他,与他有一段斗嘴的滑稽内容。比较来看,《诸宫调风月紫 云庭》中的女主角的滑稽内容较《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女主角多,《诸宫调风月紫云庭》的相见情节更富喜剧效果,韩楚兰的痴情疯魔的形象非常生动,较王金榜更有性格。

南戏《拜月亭记》中主角王瑞兰的喜剧内容也少于元刊杂剧《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中主角王瑞兰的喜剧内容。

上举两种南戏的篇幅都较长,且有科白有唱词,虽然《宦门子弟错立身》有佚文,主角生、旦的内容保留得还是比较多。上举的两种元刊杂剧,篇幅限于四套曲,且科白不全。但比较看来,还是元刊杂剧中主角的喜剧内容多于南戏的。

(二)唱词中有较多滑稽内容

从唱词与科白来看,三十本元刊元杂剧的唱词中,除了唱曲科诨、三科科诨未有体现外,其他科诨皆可见。元刊本提供的科白及科白提示语中体现了打斗科诨、三科科诨、吝啬科诨、呆憨科诨、上下场科诨、当面不知而冒犯科诨、夸嘴自打嘴科诨、以演出打诨、跌倒科诨。另外,从唱词也可以推测一些科白中的科诨,如滑稽扮相。再有,有些科诨是由唱词与科白共同完成的,如打斗科诨。总之,唱词中的滑稽内容很多。

(三)滑稽内容与剧情、人物塑造关系密切

唱词是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故其中的滑稽内容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杂剧作家创作时即已将之作为重要部分与剧情、人物形象综合起来考虑,有些甚至达到水乳交融、不能剥离的高度,如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借助于王瑞兰心口不一的喜剧性格形成了很多可笑的内容,人物形象与喜剧内容浑然一体,此剧还利用喜剧情节来形成喜剧效果,情节与喜剧内容亦是不可分割的。这与宋末元初的南戏非常不同,可以说《张协状元》中的很多插科打诨是可有可无的,但不可以说元刊元杂剧中的滑稽内容是可有可无的。

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二者体制上的不同造成的,元杂剧要在紧凑的时间内完成故事,必然要将歌唱、故事情节、科诨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以吸引观众。而南戏在表演的时间上没有限制,故其产生之初,不太留意于歌唱、故事情节、科诨三者的浑融无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元刊元杂剧科白不全,甚至有些只有唱词,科白不具。所以,不能就此认为正末、正旦的滑稽戏份一定比外角多,唱词中的滑稽内容一定比科白中的多。但可以说,滑稽内容并不集中在净、丑的科白中,正末、正旦可以有很多的滑稽戏份,唱词中可以有很多的滑稽内容。

将宋末元初之南戏与元刊元杂剧的科诨之特点进行比较,二者之优劣也就显而易见:元杂剧的优势在滑稽内容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浑融无间,表演的艺术性及严肃性较高;缺点在对主唱的演员要求太高:不但要唱功好,还要善于滑稽表演。宋末元初之南戏的优势在正面角色与滑稽角色分工明晰,利于演员专攻一艺;缺点在表演拖沓枝蔓。二者在科诨上的优缺,在其后的戏剧中被逐渐扬弃,显示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元代南戏的科诨所受北杂剧之影响

考察《琵琶记》、《拜月亭记》、《宝剑记》、《牡丹亭》等剧,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元代南戏及其明代的发展形态——传奇——的科诨特点与宋末元初的南戏有相同处,如喜剧技巧大体相似;生旦的滑稽内容很少,唱词中的滑稽内容很少,滑稽内容绝大多数由净、丑在科白中完成。

与宋末元初的南戏不同的是,元代南戏与明人传奇中的滑稽内容与剧情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较为紧密。

试以明代刊印的元本《琵琶记》来看,如惜春等三人打秋千一段,很好地衬托出牛小姐不喜嬉闹、遵守女德的性格特征。里正的顺口溜科诨也为陈留郡遭灾、赵五娘无力奉养公婆埋下伏笔,亦为表现赵五娘的孝顺奠定情节基础。两位媒婆的争斗既可笑,也侧面刻画出牛丞相家的显赫,别人的热衷于与他家攀亲,此情节又与蔡伯喈的拒绝结亲形成反差,刻画出蔡伯喈不慕权势、忠于结发之妻的形象。拐儿的顺口溜科诨则为蔡伯喈受骗情节张本,既为戏剧增添喜剧效果,也是剧情不可缺之一环,蔡伯喈多年离家、与家人毫无联系、致使家人遭难的情节得到了一定的解释,且是塑造蔡伯喈的孝子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环。《琵琶记》中的滑稽内容与剧情发展、人物形象塑造的紧密,显示出北杂剧对南戏的影响。

四、明刊元杂剧及明代杂剧的科诨所受南戏之影响

北杂剧发展到明代,主唱者的滑稽戏份渐少,唱词中的滑稽内容也渐少,外角及科白中的滑稽内容渐多,显示出南戏、传奇的影响。下文试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正末及唱词中的科诨减少

北杂剧在正末及唱词中的科诨的减少,可先从同种杂剧的元刊本与明刊本比较中见出。《元刊杂剧三十种》与明刊元杂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下文简称《脉》)、臧懋循的《元曲选》——中的同种杂剧共有十五种,比较之后,可以发现,明刊本将元刊本中的十六处科诨删减了,其中十五处是正末的科诨,只一处是其他角色的。被删的十五处正末的科诨中,有十处是唱词中的,有四处是科白中的,有一处是唱词与科白配合完成的。这组数字表明,明人在有意识地减少主唱者及唱词中的科诨。

当然,明刊本也有增加正末的科诨的,如《元曲选》之《薛仁贵荣归故里》有这样一段:“【后庭花】割捨了一不做二不该。{做举拄杖,卜儿夺科}{正末云}婆婆放手。{卜儿云}老的也,息怒。{三科}{正末唱}我打这厮,千自由万自由。”可见这一段有三科科诨与打斗科诨。元刊本对应的一段是:“合旧了一不做,二不该,孩儿,你也忒千自由百自在。”并无三科科诨与打斗科诨。

统计来看,正末的科诨明显为后来增加的有四处。与删减的十五处相比,删减的大大多于增加的。这种删减,有一个明显的意图:使主唱者趋于严肃的正面形象。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薛仁贵》剧,此剧的元刊本《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关目全》最后一套,正末扮薛仁贵的父亲所唱的曲子与科白有很多滑稽内容,如象声词科诨、跌倒科诨、陌生化科诨,等等,很好地表现了一位久住乡村未见过世面的村民在认识上的局限。可以说,正末就是一位滑稽角色,这一套曲就是一大套滑稽段子。但这些却在明刊本中以无滑稽内容的科白与曲词代替,正末不再是见识短少的村民,而成了很懂君臣夫妻等封建礼节的人物,一个不可笑的正面人物。

附 带说一下旦角的情况。元刊本旦本戏较少,三十本中只有三本,为《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这三本中都有主唱的旦角的喜剧内容,如骂词科诨、喜剧情节、喜剧性格。这三本杂剧都没有相应的明刊本,无从考察主唱的旦角的喜剧内容是否被删减。

但从末本戏中能看到,不主唱的正面的旦角的科诨被删减了。如《新编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中的旦角所扮岳孔目的妻子,是个呆憨的角色,她的上场诗“待当家时不当家,及则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她与岳孔目的对话中都表现出了她的呆憨可笑,《元曲选》、《古今名剧合选》中的同名杂剧皆无旦的呆憨科诨,上场诗也更改了,不符合旦的呆憨性格,试摘引来看:“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休道黄金贵,安乐最值钱。”这种上场诗更适合老年女性,而不适合这位年青貌美的女子。

不但明刊元杂剧,明人杂剧、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杂剧,喜剧内容也集中于净、丑等外角的科白,在主角生、旦、正末及唱词中滑稽内容较少。

(二)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增多

据元刊本来看,各种角色都有滑稽内容,且因科白不全的原因,正末、正旦的滑稽内容显得更多。总之,净的滑稽角色特点不突出。

明刊本则不同,总体看来,其他角色的滑稽内容相对于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要少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科白中的确有净的滑稽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刊本有意识地对角色进行更改并增添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造成的。这种有意识的更改增添使得净、丑、搽旦成为了非常明显的滑稽角色。

下文试从两方面进行论述:通过角色的更改使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增加;通过文字的增添更改使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增加。

1.通过角色的更改使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增加

“《元曲选》较元刊本还增加了一些角色,若丑角。丑角在元刊本中本无其名,而在《元曲选》中丑角几乎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元刊本不但无丑角,也无搽旦角色,至早期明刊本开始出现丑、搽旦,但不多。到《元曲选》,丑、搽旦才成为元杂剧常有的角色,且较多情况下有滑稽内容,丑主要是滑稽的男性角色,搽旦则是滑稽的女性角色。丑、搽旦的出现是通过更改角色名来达成的。

对比元杂剧元刊本与明刊本;对比各种明刊本,就会发现这种更改的轨迹。本文将之归总为三点:将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外角改为净角;将净及其他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外角改为丑角;将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女性外角归为搽旦。

其一,将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外角改为净角:

这可以《须贾谇范雎》为例,此剧的息机子本楔子中有这样一段:“冲末扮魏齐,上场诗为:一从西土卜非熊,宗室论功列土封。晋业三分为魏后,修文讲武有英雄。”《元曲选》本对应一段是:“(净扮魏齐领卒子上,诗云)自从分晋列为侯,天下雄兵属汴州。谁想马陵遭败后,至今说着也还羞。”也就是说,息机子本为冲末所扮的角色在《元曲选》中成为净所扮,上场诗也更改了,无滑稽内容的成为带滑稽内容的上场诗。

再如《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剧,《脉》录息机子本有庙官这一人物,未标明角色归类,在《元曲选》标明为净所扮,由此,庙官的上场诗科诨及其他一些滑稽内容成了净的科诨。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类更改体现出系统性:将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人物归为净角。

其二,将净及其他反面或有滑稽内容的外角改为丑角:

《元曲选》在将其他外角改为净角的同时,是将净角改为丑角,这种递进式的更改在《罗李郎大闹相国寺》一剧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此剧的《脉》录古名家本汤哥是由外所扮,侯兴是由净所扮。《元曲选》则汤哥是由净所扮,侯兴是由丑所扮,汤哥和侯兴都是有很多滑稽内容的角色。

除将净改为丑角,还有将其他外角改为丑角的,如《魔合罗》一剧,元刊本没有令史这一人物,《脉》录古名家本相应处为有令史,但没有角色分类名。令史有上场诗科诨及其他科诨,是反面人物。《元曲选》本为“丑扮令史”,原为令史的科诨就成为丑的科诨。

这类更改造成的事实是:元杂剧多出了丑角,且丑有较多滑稽内容。

其三,女性反面、滑稽外角归为搽旦:

这种归类也有个中间过程:先将女性反面、滑稽外角划为净或丑,再进一步归为搽旦。

这种过程在《玎玎珰珰盆儿鬼》一剧中留下了痕迹,此剧的反面人物撇枝秀在《脉》录抄本中初次上场标明是“净旦儿”所扮,此后皆只标为“旦儿”,《元曲选》本则是“搽旦”所扮,且全剧都用“搽旦”标示。

“净旦儿”之语有些不伦不类,但正显示出编刻者要将这一女性角色的反面滑稽特点显示出来的一种尝试。

类似的用语还见于《脉》录抄本《货郎旦》,其中的反面且有滑稽内容的人物张玉娥是“净扮外旦”。

《脉》录抄本《同乐院燕青博鱼》中有“净搽旦”的用语,是反面且有滑稽内容的人物王腊梅初次上场时的标示,此后皆用“搽旦”标示。将“搽旦”、“净搽旦”、“净扮外旦”、“净扮旦儿”、“外旦”、“旦儿”联系起来,发展的线索是非常明显了:元刊本中的反面、滑稽女性外角先被明刊本归为净,出现“净扮外旦”、“净搽旦”等过渡用语,再最后归为搽旦,成为固定用语。

明刊本有时还将女性滑稽角色归为丑,可以《薛仁贵衣锦还乡》剧为例,元刊本中有伴姑人物,其角色名未知,她有滑稽扮相、打斗科诨。《元曲选》本则将其定为“丑扮禾旦”。这种用语与“净扮外旦”有着相似的不伦不类。

以净、丑作为过渡,反面、滑稽的女性外角最后被定名为“搽旦”,先在早期明刊本中运用,最后在《元曲选》中成为非常普遍的角色名。

至于为什么用“搽旦”一词,这大概与这些反面、滑稽女性角色在扮相上的浓妆艳抹有关。元刊杂剧《张千替杀妻》中的反面角 色旦就是“打扮来便似女猱”的浓艳化妆,明刊本教化剧的中坏女人也大都是过分浓艳的滑稽扮相。

经过上述三种变更,元杂剧的滑稽内容就集中在了净、丑、搽旦名下了。

2.通过文字的增添更改使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增加

这种增添更改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人物上下场文字的增添更改上。增添更改的总趋势是使净、丑的人物上下场科诨增加。上下场科诨,指的是人物上场下场时的科诨,主要是以上场诗、下场诗的形式出现,也有散说的小段科诨。前文论角色名的更改时已涉及了一些,此处再作进一步的论证。

在元刊本中,上场诗、下场诗的使用并不常见,人物上下场科诨就更少见了,以诗句形式出现的有《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新刊的本散家财老生儿》、《小张屠焚儿救母》中的三处,以散说形式出现的则以《小张屠焚儿救母》中王员外的两处下场时的散说为代表,如“似我这等瞒心昧己又发积,除死无大灾”。

早期明刊本较元刊本使用上场诗、下场诗的情况增多,但滑稽内容不多,如《改定元贤传奇》,六本杂剧中虽有上场诗的运用,但滑稽内容不多,没有下场诗的运用。

至《元曲选》,上场诗、下场诗成了杂剧结构固定的一部分,且常在净、丑等外角的上场诗、下场诗中表现滑稽内容,即使不运用下场诗时,也在下场时有些散说的小段科诨。

将《元曲选》与其他明刊本同名杂剧的人物上下场时的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元曲选》本较其他明刊本多出了很多上下场科诨。下文试从多出上场诗科诨、多出下场时的科诨两方面进行论述。

其一,多出上场诗科诨:

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早期刊本无上场诗,《元曲选》多出上场诗,且带有滑稽内容;一是早期刊本有上场诗,但无滑稽内容,《元曲选》为有滑稽内容的上场诗;一是早期刊本为散说的科诨,《元曲选》为诗句形式的科诨。

试举一例来看,如《江州司马青衫泪》剧,《元曲选》本有净刘一郎的上场诗科诨:“都道江西人,不是风流客。小子独风流,江西最出色。”《改定元贤传奇》本、《脉》录古名家本、《古今名剧合选》本对应之处皆无上场诗。

多出上场诗科诨都发生在净、丑上场时,显示出《元曲选》有这样一种趋势:尽量以上场诗科诨给净、丑抹上滑稽色彩。

当然,《元曲选》也有删减上场诗科诨的,情况极少,对比《元曲选》与《改定元贤传奇》中的六本同名杂剧,只有一处,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净扮安禄山的上场诗科诨:“净扮安禄山上,云:躯干魁梧胆力雄,六番文字颇皆通。男儿若遂平生志,柱地撑天建大功。”这是运用滑稽扮相与反差法制造喜剧效果。《元曲选》对应处无上场诗。原因何在?本文认为,是臧懋循没能理解这一科诨而造成的。他以为这一上场诗与安禄山矮胖的身形是相矛盾的,故将这首诗给删减了。

其二,多出下场时的科诨:

这也包括三种情况:多出下场诗科诨;多出散说的科诨;散说的科诨、诗句式的科诨都增多。

如《江州司马青衫泪》剧,《元曲选》本有刘二郎与地方的下场诗科诨“{地方锁净科}{净诗云}我刘一郎何曾捣鬼,小老婆多应失水。{地方诗云}这里面定有欺心,送官去敲折大腿。”《改定元贤传奇》本、《脉》录古名家本、《古今名剧合选》本对应处皆无下场诗。

类似的可举出很多例子,且大都是运用于外角,尤以运用于净角最多,无运用于主唱者的例子。也就是说,《元曲选》有这样一种趋势:增加外角下场时的科诨,尤其是净角下场时的科诨。

再看看明人杂剧的情况,这可举朱有燉的《黑旋风仗义疏财》剧两种明代本子的下场诗情况来看。《古今名剧合选》本(从宾白及科诨情况看,此本所收《黑旋风仗义疏财》剧版本早于《脉》本所收版本,此不详述)中人物的上下场,皆无上场诗、下场诗。《脉》录抄本中人物的上下场大半有上场诗、下场诗,净(扮赵都巡、先生、行者)的上场诗、下场诗有滑稽内容。这种情况进一步证明上场诗、下场诗成为杂剧固定组成部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其三,增加净、搽旦的其他滑稽内容:

明刊本除了通过增加更改人物上下场时的文字来增加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外,还在其他方面进行文字的增添更改使他们的滑稽内容增加。

如《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一剧,正末所扮周荣祖与外末陈德甫相见,元刊本只标有一次外末“与酒了”,而《脉》录息机子本是净扮卖酒的,与了周荣祖三次酒,可见,与三次酒的三科科诨是后加的。类似的例子有很多。

五、结语

总之,从元刊本到早期明刊本再到《元曲选》,从元杂剧到明杂剧,在角色上有这样的发展趋势:将反面或有滑稽内容(或兼而有之)的外角归为净、丑,其中的女性外角最后归为搽旦。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逐渐增多,其滑稽角色的特点渐趋显著并最后定型。

以上两种情况综合起来,北杂剧在科诨上就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主唱者的滑稽内容、唱词中的滑稽内容渐少;净、丑、搽旦的滑稽内容、科白中的滑稽内容渐多。于是主唱者司唱,净、丑、搽旦司滑稽表演的职能分工就明晰下来。另外,北杂剧净、丑、搽旦滑稽内容增多的趋势在人物上下场时体现最突出,从元刊本到早期明刊本再到《元曲选》,上下场科诨呈现出逐步增多的趋势。于是,上场诗成为北杂剧常运用的部分,下场诗成为北杂剧固定的组成部分。

这样,北杂剧在科诨上就与南戏、传奇的情况趋同了。明代,北杂剧衰微而传奇兴盛,元杂剧的编刻者在传奇的影响下对元杂剧剧本进行改造,明代杂剧作者的创作也受其影响,这也是势所必然。不过,到清代,杂剧在科诨上又有向元杂剧复归的趋势,这是在更高层面上的一次扬弃,限于编幅,不详述。

南戏与北杂剧因在科诨上的相互借鉴而更趋完善。借鉴的过程体现出二者发展的轨迹,亦展示出中国古典戏曲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

参考文献: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67.

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75.

杜海军.从元杂剧元明刊本之比较论明代戏曲的进步.艺术百家,2008,(3):142—146.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元刊杂剧三十种.古本戏 曲丛刊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臧懋循.元曲选.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60;233;544;406;410.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杂剧选.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续修四库全书第17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6.

关于元旦节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岁时节令;唐代;长江中上游

岁时节令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人生礼仪、家族生活、闲暇娱乐、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所体现出的民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岁时节令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元旦节

“元旦”即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之始,非常隆重,持续数日之久。新岁之首,万物复生,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这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一是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据《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相传“山臊”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臊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ⅲ(第26页)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二是祈求吉祥。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互相祝贺新年。《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此今也如此。四是饮椒柏酒,喝桃汤。《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一日)进椒泊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据此,当时荆楚一带已形成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饮食习俗,主要为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据说“屠苏”是一种药剂,《天中记》卷4“屠苏条”引《岁华记丽》云:

屠苏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夕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而不识其名,但名屠苏而已。

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瘟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还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明代朱义《普济方》卷151引唐人孙思邈《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避疠气。”按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瘟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长江流域的先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时,人们对五辛盘做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荐生菜”条引唐《四时宝鉴》中言:“立春日荐春饼生菜,号春盘。”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还有一些固定的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以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俎前集》载有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恐即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二、上元节

所谓“上元”即正月十五。古代称夜为“宵”,故此日之夜称之“元宵”。我们知道,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又有“三元”之称。即所谓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为上元,有张灯结彩之俗,故又名之为“灯节”。《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敕: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自今以后,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宰杀渔猎)。

另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正月敕:“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日不禁。”知唐尊道家“三元日”已成惯例,有“断屠”之举。就“上元”节即元宵节而言,隋唐间人们的庆贺活动实已超过了宗教的范围。元宵节的节俗活动首先是观灯。《隋书》卷15《音乐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条下载: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同卷下文又云,此种为庆贺节日的“百戏”,规模惊人,所谓“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各类演奏乐工达18000人,“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这是有关元宵节或以“百戏”歌舞,或以“炬火”等大加庆贺的较早记载,所说当然是京师一带,但在各地似同样存在。唐长江流域民间亦有上元日张灯以贺的习俗。据《全唐诗》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称:

(襄阳)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亦天下一绝也。又《全唐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江陵过夜》诗曰“楚郭明灯几处张”。李郢诗中也提到上元日“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所写均为元宵灯节盛况。其次,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之一为迎“紫姑”。《荆楚岁时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并占众事。”)紫姑,何许人也,荆楚民众为什么要在正月十五日晚迎紫姑神,这里似语焉不详。但据隋人杜公赡为该书所作之注可知一二。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曾援引刘敬叔《异苑》中有关紫姑的佚闻: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着以败衣,益为此也。据此,知“紫姑”原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劳苦妇女,人们视之为“厕神”,在其亡日“迎之”,这一方面是给不幸者的亡灵以慰藉,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就年成、婚姻大事卜问神灵,以祈平安和丰年。《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知元宵节以豆粥祭门户和迎紫姑都是为了祝愿桑蚕丰收。宗懔记述荆楚民众迎紫姑神、占卜农桑的风俗,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广大民众对年成和富裕生活的祈望,也反映出农妇们对紫姑的敬仰和笃信。

有关唐代上元日的食俗记载不甚明确。似乎当时尚无元宵节吃“汤圆”之俗。我们知道,六朝时荆楚之地的人们习于此日喝一种豆制品。上揭《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所谓“豆糜”或即豆粥之类。

而在当时的巴蜀一带,人们喜食一种粉果和焦健,焦健似是一种油炸的带馅的面点。据《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引《卢氏杂说》载一尚食局之造健子能手曾表演过此类制作方法,称此油炸之面点“其味脆美,不可名状”。知此期长江上、中游之间在元宵节的饮食民俗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寒食与清明节

寒食与清明是农历三月的两个节日。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庆祝活动也颇近似,此将二者合并起来加以讨论。

寒食节禁火,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至迟在魏晋时期,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已盛行寒食节。据《荆楚岁时记》载:

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知寒食禁火在六朝时乃至以前已成风俗。至唐,长江流域更广泛存在此俗。《全唐诗》孟云卿《寒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从此诗看,江南贫民“往往无烟火”,似乎并非是因寒食禁火之故。

有资料表明,唐代长江流域清明节与寒食节已融为一体,体现出综合性的节日特征,其主要的习俗约有以下数端。首先为扫墓。寒食扫墓历史悠久,但唐玄宗以前似一度禁止,可能是制止民间上墓时纵乐的行为。《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录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有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

朝廷允许“寒食上墓”,但不得“作乐”,想必此后寒食扫墓得成为“例程”。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会昌二年(842年)二月条记:“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又《大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宦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知唐代寒食日不仅官民有假,而且官户、奴婢等官贱民也有假日。寒食之俗王建《寒食行》诗说得十分具体,诗称: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牧童骑牛下冢来,畏有家人来洒扫……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当时长江流域乡村民间寒食的节日情况如何呢?《全唐诗》徐凝《嘉兴寒食》诗云:

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嘉兴唐时属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但“家家拜扫”、为逝去的亲人送纸钱之俗当不仅限于此地。《全唐诗》所录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张说《襄阳路逢寒食》、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杜甫《寒食》、《清明二首》、刘禹锡《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卷361)、于鹄《襄阳寒食》以及王建《江陵使至汝州》等均言及长江上中游一带的寒食或清明节。

如上揭刘禹锡诗云“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张说《襄阳路逢寒食》诗言“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云“回看巴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知寒食、清明节日在广大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遍存在。其次为“踏青”。清明正值春光明媚,是踏青的好时节。长江流域各地多有此举。《全唐诗》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诗曰:

几宿春山逐陆耶,清明时节好风光……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万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来鹄,为晚唐著名诗人,曾长期游历于长江流域诸州郡,留下不少有关荆楚风俗的诗篇,如《鄂渚除夜书怀》、《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洞庭隐》等。前述其《清明日》诗未言作于何地,从其游历所及和诗中所提到的“岭云”、“万塘”等判断,应在江南。知在当时,江南一带民间在清明节前后踏青之俗与北方并无大别。其三为文体活动。唐代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体活动,甚至出现了“五人为火’,的戏班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载:“(满川等)五人为火……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这种演艺活动当即民间艺人利用此节日以谋生即所谓“以求衣粮”的一种手段。

此外,本区的巴蜀一带还有一种称之为“蹙融”的棋类游戏。据《资暇集》卷中载:“今有弈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小戏中,于奕局为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当然,这两种棋类,今已失传,其棋盘及着法已不可考。

此外,唐荆楚地区在寒食、清明节还流行斗鸡、打秋千和施钩等游戏。具见《荆楚岁时记》,。角抵这一节日体育运动在荆楚地区也可看到。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不知这种“蹴鞠、角力”在本区是否已成风俗。

当时寒食节之食俗似主要有饧大麦粥。前引《荆楚岁时记》云:“(寒食节)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看,可能是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后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如《玉烛宝典》卷2云:“今世悉作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者一锡(疑为“饧”字)沃之也。”此或许即后世所说之“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改以粳米代替。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端午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除春节外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历史上的荆楚文化区一直是介于北方诸文化区和南方吴越、巴蜀等文化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文化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兼收并蓄多种文化因素包括风俗习尚,并通过为历史传说人物立祠奉享,或围绕一个传统的小型节会活动聚会多种习俗因子等途径,渲染、升华和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节庆来。端午节的形成途径便是这样。

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由来,大体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将中原民族以祈雨拜龙为主要内容的夏至节和南方水居民族传承已久的龙舟竞渡风俗,以及先秦楚人口角黍类熟食投獬豸神兽的习俗,纳为五月五日(或五月十五日)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容,并赋予竞渡活动以拯救屈原和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

端午的节俗很多,各地也不尽一致,以荆楚地区而言,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一是所谓“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下之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唐嘉话》卷下也说“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我们注意到,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稹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写道: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蚕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蠲来四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梁吴均《续齐谐记》言之甚明,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

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楝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那么,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呢”,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裹黏米”条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黏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粟、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香蒲切玉’。”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谷部四·粽》(第78页),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入水中以祭奠屈原外,还有其它用途,诸如节日自食,馈赠亲朋,祭祀祖先,小儿佩戴避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的多功能的特色。

端午时期的又一民俗活动是采药、悬艾和饮菖蒲、雄黄酒。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但结合以后的事例,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我们认为,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五、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故称“中秋”。中古时期民间逐渐形成一以赏月、拜月以及后世吃月饼等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唐代诗人欧阳詹《玩月诗序》日:

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盖不流,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月亮的记述甚多,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为著名。月亮神话传说在民间演变为中秋赏月之俗。不过这种风俗在唐以后南北地域内均普遍存在,这里可略而不论。

六、重阳节

“重阳节”即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九相重,故称“重阳”。民间于是日久有庆贺之俗。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赏菊、食糕等。

登高之俗始于西汉。

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知六朝江南多处有此俗。

至唐代,此风更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早脍炙人口,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而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想射箭游猎,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居湖北安陆时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正谓此。《御定佩文斋广群方谱》卷5“登高条”引孙思邈《千金方·月令》,视重阳登高为一项重要活动,称:

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

参据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王缙《九日作》、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皇甫冉《重阳酬李观》诗可知唐代重阳前后登高、佩茱萸,饮酒之风是十分普遍的。如王维《九日作》云:“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无。”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均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

七、除夕节

除夕作为一岁的最后一日,也是新年的前一日,是世俗间相沿已久的重要节日,除旧迎新是除夕节的主旨。除夕有一系列的节俗活动。可简述如下。

首先除夕要更换桃符、春联、门神,并有一些其它门饰。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称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起来让虎吃掉。这个传说恐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因此为防止恶鬼进家,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两人形象,立于门上。于是便产生了中国门神的雏形。至魏晋南北朝,时人认为刻木为人形太麻烦,于是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在门上,称之为“仙本”或“桃符”。此已见前引《荆楚岁时记》。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和“旧符”,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与此相关联的是举行驱鬼除瘟疫的仪式——逐傩。关于逐傩,前文已述。此再略加补充。《太平御览》卷17引《荆楚岁时记》云:“卒岁大傩,殴除辟厉……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碟雨散,则瘴必毙。”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渐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渐为合沧耳也。”前为六朝时事,后者为唐代。宋代及以后亦然。

关于元旦节的诗范文第3篇

20xx元旦黑板报内容资料大全<一>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1920xx年1月13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

这一年孙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刚开始,袁世凯还表示遵循孙中山的一切政令,包括继续推行新历。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社会的农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当时,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

1920xx年1月,民国政府的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考虑到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问题,只批准“元旦为春节”。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这一天。[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即是我们所说的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旦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20xx元旦黑板报内容资料大全<二>

欢庆元旦手抄报资料看这里,喜迎元旦手抄报内容随心搭配。元旦手抄报可以讲述元旦起源的变化。相信不少同学对这个话题都会感兴趣的,所以在元旦手抄报的内容上多加这一点吧。

起源变化: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有关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 的记载。

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一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中谓之“元朔”。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20xx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20xx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2]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专家:“元旦”一词系中国“土产” 已经沿用4000多年

每年1月1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到来,人们习惯将这一天称为“元旦”,俗称“阳历年”。

天文专家表示,“元旦”一词系中国“土产”,在中国农历中已沿用4000多年,但现行公历“元旦”为1949年所定,随着20xx年的到来,它只有“67岁”。

20xx元旦黑板报内容资料大全<三>

春雪 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思 皇甫冉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

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元旦诗歌新年诗歌

清透的风,正从远处吹来

那里有少女的香味

带着野百合的私语

在一瞬间绽放

青涩地,爱人的手臂

温柔地缠绕,把你拥抱

拨动春天的琴弦

季节的距离如此

杜甫的《守岁》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七律-贺岁

连心缀韵作诗文,恭贺新春福乐频。年货备齐贴门对,檀香摆毕供财神。饺子包好才除夕,鞭炮点燃又早晨。电话手机鸣响际,争相拜访问安勤。

七律-拜年

遥相拱手拜新年,祝愿全家俱合欢。邻里祥和皆乐善,亲朋吉利尽平安。钱随鞭炮响漫地,笑逐烟花爆满天。美酒佳肴饱尝足,看开电视喜连番。

元旦献辞---至燕子

南归的小燕子

你好吗

是否很怀念北方的春天

关于元旦节的诗范文第4篇

2007年全国卷I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以寒食节为题材;

2008年上海卷王安石《壬辰寒食》以寒食节为题材;

2008年北京卷顾炎武《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以重阳节为题材:

2009年重庆卷孔尚任《折桂令・问秦淮》出现了重阳节与端午节两个节日;

2009年安徽卷 舒颉《小重山・端午》以端午节为题材。

传统节日进入高考试题当然不是骤然空降,而是在社会环境熏陶渐染下的软着陆,又恰恰体现了高考语文贴近生活,关注传统文化的特点。

2006年,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列入我国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啜饮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佳酿。而2006年起,传统节日就开始辐射到高考语文的方方面面:病句、成语、现代文小阅读、诗歌鉴赏、现代文大阅读、第六大题等。涉及题型之广,火爆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诗歌是最能体现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的题材。学生面对这一类诗歌时。往往因为不了解传统节日的一些别称,于是不知道诗歌描写的是什么节日;或者不知道传统节日的来历、意义,进而影响对诗歌主旨情感的理解;或者没掌握节日题材诗歌惯常的文化心理,做起题来事倍功半。

首先,总结一下此类题材诗歌通常体现的主旨情感。

(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悲情:佳节冷落度过,有家难回(热闹佳节是别人的,寂寞孤独是“我”的)引发的思乡念亲之情;或者悲己境遇,哀叹漂泊在外,被贬他乡,年华老去,抑郁不得志等不幸;或者感慨社会现象,表明心志等。

(二)万家灯火闹春桥的乐情:描绘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热闹场景,尽情表达团聚一堂,辞旧迎新等人逢“书日”精神爽的愉悦。

必须了解的是,这类诗歌大多是体现一种悲情,大都是诗人们在佳节里用文字为自己的心情疗伤,以浇胸中块垒。所谓的幸福的人不码字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了解一下传统节日的称谓、来历、意义以及不同节目常见的文化心理。

经常入诗的节日有:除夕,元旦,元宵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

(1)除夕:又称除夜,就是大年三十。有守夜,吃饺子的习俗。“岁暮纷多思”,郁闷之人总结自己过去的生活“一事无成百不堪”,往往更加难过。多表达哀情。如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表达了在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欢聚一堂之时,寒灯只影的客舍之中、自己远离家人,心境凄然难以入睡的心境。

(2)元旦:又称元日。旦是会意字,上面的“日”就是太阳,下面的“一”象征地平线,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昭示新的一天开始。元旦,就是新年的第一个白天,是辞旧迎新之日。或者讴歌新气象如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或者哀叹年华老去,时光荏苒,来能归家等不幸境遇。如刘长卿的《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表达的正是自己年纪老大,官职低微,被贬他乡而思归的心痛。

(3)元宵节:又称元夕,元夜,上元节,上元,灯节,在正月十五日。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有吃元宵、踩高跷、猜灯谜、观花灯的习俗。其描绘景色大都离不开“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灯火辉煌的热闹场景,但依旧多抒发悲情或表明心志。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元宵之夜,月光依然普照,华灯照旧齐放。风景无二,但人事全异,今昔对比,写尽物是人非、不堪回首的伤感。再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诗歌着意刻画了在繁华热闹的佳节里,偏偏避开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之处,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冷清之地的人物形象,进而借以表明作者不肯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4)寒食节:又称禁火节、冷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寒食节顾名思义,不能生火做饭,要吃冷食。是晋公子重耳为了纪念“功不言禄”被火烧死的忠臣介子推所立。到了唐朝,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寒食禁火的习俗逐渐消失。多用以咏史思古。描写自己落魄处境,思归,抨击社会现实等。如2008年高考上海卷王安石的《壬辰寒食》:“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整首诗流露出诗人对过早衰老的感叹之情,同时融合客思之愁、寒食之哀以及为官不快的情绪,好一份沉甸甸的伤感。

(5)清明节:又称踏青节,在四月五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春游踏青之日。大多表达祭祖之日的忧伤或者身在他乡不能归乡祭祖的痛苦。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体现悼念已亡人凄迷纷乱的心境。

(6)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端五,在五月初五。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有佩戴香袋、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多怀古凭吊屈原,表明心志。如2009年高考安徽卷舒颉的《小重山・端午》:“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以及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的情怀。

(7)七夕:又称七月七,乞巧节,少女节,在七月初七。家家户户的女子把瓜、果等摆列在庭院中,向织女星神乞巧。诗歌主角多为女子,多体现男女相恋相思,夫妻聚少离多,或者其他怨情。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8)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八月十五日。有全家团圆,望月赏月的习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多表达思乡盼团圆之情。

(9)重阳节:又称重九,登高节,茱萸节,节,在九月初九。有登高赏菊,喝酒,吃重阳糕的习俗。多表达思乡念亲之情。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0)冬至:又称小至,冬节,长至节,亚岁。在古代冬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节日共三天,百官纷纷朝贺,君王暂不听政,民间歇市三日。依然多用来表达思归等哀情。

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关于元旦节的诗范文第5篇

山西省武乡县人,曾在《法制日报》从事25年的新闻工作,发表报告文学、长篇通讯、人物特写、评论等50余万字,现已退休。

人类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需要将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时都要确定下来,于是,古人发明了纪年、纪日、纪时的方法。而庆祝一年的开始,大约是人类的共同意愿。人们在欢度元旦和春节两大节日时,应该了解一段历史和故事。

始于1500年前的“元旦”

中国先民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年的概念和农业有关,《说文》中说:“年,熟谷也。”谷物的成熟周期意味着寒暑往来的周期,也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称为太阳年。

以朔望月为基本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基本单位的历法是阳历。太阳年一年实际时间是365.2422日,比阴历多出11天多,阴历每过3年就和实际太阳年相差1个月。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差异,因此,主要的历法不是纯阴历,也不是纯阳历,而是阴阳合历,称为农历。

农历用严格的朔望周期来定月,又置闰月使农历年的平均长度与阳历年相近,根据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的规律把太阳年分为24个节气,并根据太阳移动的速度将相邻的两节时间规定为14日或16日。这一情况造成了立春与春节并不是同一天。

在我国,“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的《介雅》一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后来,唐朝史学家、文学家房玄龄等人写的《晋书》中也说:“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其意思是我国最早的帝王之一颛顼规定以夏历正月为“元”,正月初一为“旦”。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的《正月》开篇语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

对于何为“正月”,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规定是不同的。据《史记》载,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此后,各朝援用此例,一直到清朝末年。

元旦在历史上一直是很重要的节日,历代皇朝都在这一天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这种风俗源于上古社会的“蜡祭”(“蜡”通“腊”,故称“腊祭”),主要祭祀农神、禽兽神等,以感谢祖先的恩惠,并祈求来年神灵继续消灾,降福于人间。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了元旦庆贺情景。类似的诗文在历史上还有很多。

我国周边国家一直受我国文化的影响,越南、韩国也在农历的正月初一过春节。

强制废历,“元旦”易名为“春节”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在这一年,孙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继续推行新历法。

1914年1月,民国政府的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考虑到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问题,只批准“元旦为春节”。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而“元旦”、“新年”之名则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同时规定放假及各种礼仪娱乐,如贺年、团拜、祀祖、贴春联等活动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但一般百姓并不理会政府的规定,对公历新年不感兴趣,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并按传统方式庆贺。

民国政府试图强制推行新规定,在节日期间派警察强迫商店开门营业,并捣毁商店里的节日商品及百姓家里的祭祖供品,还对有的人处以罚金,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过,这种做法收效不大,人们照旧过农历新年,当局对此无可奈何。1934年,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历行动,民间名正言顺地过起了农历新年。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决定继承辛亥传统,在历法上采用公元纪年法,但对传统年节给予特别关注。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元旦、春节均为法定节假日。

延伸阅读

公元纪年和西方历法

清末文化革新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

立法和纪年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接受一种异域的时间观念,也是在接受一种异域的文化观念。

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都曾创造过自己的历法纪年,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欧洲其他地方有从桌城市建城开始纪年的方法,有的地方根本没有纪年方法。许多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发生的事件,涉及人物、地点,情节等,偶尔有季节、时辰的描述,但没有年、日期的记载,没有时间坐标。

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以罗马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选举产生的最高职务,身负宗教职责。这些执政官的名字被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在罗马官方年代纪里。但年代纪的时间顺序不是按事件发生的时间,而是按记叙人获得信息的时间来记叙。这种纪年法一直延续到公元541年。在那一年,拜占庭国王查室丁尼一世下令终止了这种纪年方式。

古罗马还有一种纪年方法近似于公元纪年,是以罗马建城那一年作为元年而前后反推、顺推。罗马国王曾以此种纪年法庆祝罗马建城800年。后来,拜占庭帝国在公元537年规定使用此种纪年法。

公元525年,罗马僧侣狄安尼西发明了公元纪年。他当时想用这一方法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这种纪年方式以传说中的耶稣诞生之年为公元元年,元年以前称为公元前,其年份顺序倒数;公元元年后则仅称“公元”或直接写年份,其年份顺序顺数。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公元零年。

公元纪年在8世纪以后才逐渐被西欧基督教国家应用。13世纪时,公元纪年在西欧普及。而公元纪年成为世界主流纪年方式则在15世纪以后,是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殖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