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范文第1篇
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根源于他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其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主要表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文艺大众化”、“新文学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抗日救亡运动，和关于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大众化通俗化系统深人的理论探讨、反思和总结。“艾思奇一直爱好文学艺术，深知哲学和文艺之间的联系。从他一走上哲学道路，在关注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关注着文学的动态。”? 1933年，艾思奇翻译了高尔基的《论现实》（题目是艾思奇翻译时改的，这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一文，其中，关于“文艺大众化”有直白的表述，"劳动者层的劳动，常是文化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文化主要的内容，它的本质和意义，就是科学、技术和艺术，在艺术里，最容易为大众所理解的。作为文化教育的手段最为有力的东西，就是艺术文学”显然，这对此时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艾思奇，在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也可见“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思想源起。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广泛领域”，而“ ‘大众化’ 一词被明确提出是在文艺领域”，“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必须注意的是，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备文化上的综合性特点，或者说，朴素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文学艺术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畴，而且文艺大众化是国统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式。这一B才期，艾思奇写下了大量文艺论著，1936年5月出版的《新哲学论集》“文学之部”收录了《论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四篇“自己相信对于理论上不无小小贡献的文章”④。
可见，文艺理论就是新哲学的内容，新哲学与文学艺术是紧密结合的，形式是文学艺术的，深层内容是唯物辩证法，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重要的特征。这些文艺论著对《大众哲学》的影响是直接和自然的。李公朴直接把《大众哲学》视为“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他说：“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⑤虽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也强调，“我们的讲话是以哲学为主也谦虚地认为存在“文字的拙劣，研究的浅薄”的不足?但是，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大众哲学》的文学味道。其中，多次重复的卓别林等众多“滑稽大王”、“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例子，很好地融合了中外文学艺术典型和故事，给人留下生动形象又哲理深刻的印象。总之，这是以积极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革命实践为基础的，也为“文学笔法”大众哲学的构想奠定了初步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大众哲学》再版过程中，艾思奇持续深入地提出了改进和创新其形式的愿望。1938年2月的第十版序指出，“这本《大众哲学》和现在我所理想的《大众哲学》，已经远离了不知多少里程了1947的重改本例言中明确表达了对“写作方法”和“结构”的旧形式的不满和创新的意向，“大体上还保持着旧本的形式，这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本书获得较多读者的条件之一，而一时也还想不出更好的形式”②；1949年新订重改本时又说：“这样修改，自然在理论内容的发挥上还受着许多旧形式的限制。”③读者周知，《大众哲学》重复多次批判了 “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这几次重大修改，改的主要是理论内容，形式还是旧的。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的短促外，他主要考虑到，《大众哲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价值，要完全突破它，创造新的文体和语言形式，不仅是一件严肃和科学的事情，而且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需要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才是可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推动文艺界的联合救亡、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渐露端倪。面对抗日救亡的严峻现实，艾思奇把新哲学比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④，将文学与科学（新哲学也是科学）所担负的时代任务同等看待，甚至认为文学的形式更为重要。“就像科学用理论反映现实一样，文学用具体形象把现实的一切动态反映出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就是指示……文学是和科学一样，对于他们的行动要尽相当的指示作用。"⑤就真切反映现实、广泛动员大众来说，文学形式比哲学形式更合适、更有效。“科学还不是改造中国的最根本的工具，而最根本的工具，鲁迅先生认为是文学。”⑥鲁迅“弃医从文"、致力于激发国民精神的觉悟和战斗历程，深深地影响了艾思奇。由此可见，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化向中国化、现实化方面发展的倾向，而“现实化”是文学表现形式的基本特性；在当时的语境下，“现实化”本身就包含了 “文学化”，即运用“文学笔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内容。在学习和纪念鲁迅的活动中，艾思奇明确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形式的大众哲学的思想观点。他高度评价了鲁迅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和意义。“他对于文字的使用能力和表现能力，在目前是没有人能比拟的。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文字才有这样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着“唯物的民族主义”和“战斗的现实主义”，“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呈出一幅讽刺的、幽默的，然而却是真理的场面。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就给世界的哲学增添了色彩”⑦。
在他看来，鲁迅文学的实质就是新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文学艺术形式的大众哲学。对鲁迅文学实质的这一理解，构成了艾思奇1938年4月提出和推动“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重要基础。“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地通俗化。”?从哲学的通俗化转向中国化现实化，在更充分地反映新的时代内容和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大众哲学形式上创新的要求。《大众哲学》的通俗形式依然是一种哲学的形式，至多是一种科学形式，与文学艺术形式相比，其中国化现实化程度还是很不够的，其通俗化也就不充分。显然，这里的“现实化”，具有运用像“鲁迅主义”?的文学艺术形式传播和融化新哲学革命精神的内涵。充分运用和创新文学艺术形式，最大限度地“汲尽现实的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适应抗战需要的合理选择。因此，大众哲学“就不能不适应新内容而受到相当的改造”，使之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为主流的，作为今天世界革命文学之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文艺”它应“符合于群众的实际，语汇语法（要）是群众的语汇语法”?，给群众“丰裕的精神食粮”?。这也就是新文艺形式的大众哲学。新中国成立以后，艾思奇关于“文学笔法”的理论认识趋于成熟。“学理论如果不讲究写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理论学好。所以一定要充分地重视写文章，不能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应当把语文课看作同党史、哲学、经济学同样重要，同样要学好这门课程”；写文章，“在形式上要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所谓生动，使人读起来很愿意读，觉得说得形象，有文艺的味道，读起来音调好听，也很愉快，像文学作品一样，使人感觉到印象很深刻。的文章就是这样的……这种本领不是一天学到的，要锻炼，要学习汉语，要有一些辞章修养。也就是说，要有文学修养。这是要经过努力才行的，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做到这一点”，“理论学得好，能够写出来才算数。你说你的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好，但你不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不能算是真正学好了。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文章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能够写出相当好的文章"?。这样的描述，巳经比较具体，也很深刻了。这是将“文学笔法”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文学艺术的修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体现理论研究和运用能力的标准和尺度，这已经不是单纯强调体裁和语言，而是“文学笔法”形式和内容同一的理论要求。
二、艾思奇“文学笔法”大众哲等构想的理论实质
“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是建立在“通俗形式”的《大众哲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总结基础上的，有着坚实的逻辑和理论基础，集中体现为两个“软化”。一方面，文体软化，即将哲学的形式转变软化为大众新文学形式。"作为现实的反映的哲学、科学、宣传品、文艺，必须将这‘统一’把握起来才能接近现实的真实性”，“哲学、科学经过一般的道路去反映现实的真实。而反之，文艺的反映现实是首先向具体的事例走去的。文艺先将读者带进特殊的事例里，当读者走完了这特殊事例的通道以后，贯串着这特殊事例的一般的必然法则便呈现在眼前。这样便将现实性统一地把握起来”⑦，“最好的文学应该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但要最能反映客观现实，也就要站在最正确的立场和视角上，好像镜子要能照清楚，就得是有最精炼的质和最平滑的表面一样。”①为了最大限度把握和表现现实的真理，哲学形式的文学软化是必要和合理的，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新文学艺术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理论软化，即贴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通俗文必须有大众来接受，这是前提。根据这前提，作者就不能单从文体上着想，而须以内容接近大众为其基础”，“换句话说，通俗文并不单是要软化文体，而是要软化理论。软化理论的方法，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更说切实点：通俗文的活用并不在于‘解释’，而在于‘指示’，在于用理论对生活的指示”，“总而言之，就是要把理论应用的太严肃的面貌抛弃。”②可见，理论的软化是内容的大众化，即切实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感。两个“软化”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基本理论。从理论的一般来看，“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理论实质，就是力图更彻底地实现文体软化与理论软化的合理的具体的统一，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文学笔法”在形式上，是运用文学艺术手法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精神，融化升华她的理论体系，实现更加充分彻底的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哲学》的通俗形式，具有开创性，很好地适应了解决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智识的饥荒”的现实需要，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然而，它毕竟还是一种哲学的形式，理论的形式，“免不了有许多拘泥于书本和名词的烦琐空论”③。通俗化主要表现为：“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举例“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总体来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完善的地步”，“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④因此，《大众哲学》主要是哲学语言的通俗软化，理论软化则很不够，“智识饥荒”的极大满足掩盖了其形式上的不足。显然，在更大的范围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精神，更好地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和理解现实，《大众哲学》的哲学形式还是显得生硬，不够具体生动形象，大众化的更好的形式，无疑是贯注融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新文学艺术形式。“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⑤。对普通大众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比它的知识体系更需要也更容易接受的方面。文学艺术形式最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实践战斗精神。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融化升华了她的哲学知识形式，使之换了生动活泼的面孔，在软化了文体的同时，也软化了理论，实现了 “两个软化”的同一。这种软化，正如所言：“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⑥艾思奇这种"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追求的就是群众更乐于和容易接受的大众形式，其目标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大众化。从知识体系的大众化到哲学真精神的大众化，实现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融合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转化为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和实践观念，大众化就更加深刻、广泛和彻底了。
第二，“文学笔法”在内容上，是化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利用生动活泼的文学形象和语言形式，使其承载理论的精神和原则。“在经典著作里，原则与生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不觉得枯燥”，但是，“用原则解释原则，结果很枯燥”①。马克思主义要与人民大众的实际相结合，只有将抽象的理论形式，化为更具有现实性即更贴近人民大众、更符合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才能产生传播的实效，化为大众的活的文化和精神，真正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文学笔法”，是用文学特性的语汇和语法，用文学特有的表现手法，来展示和传播“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②p这“活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在他们的文化和生产生活实践中。“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就是通过文学手法和形象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现实，是通过这个过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质精神，这种形式、过程和内容，就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活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概念和词句，只有无形无声的理论精神的浸润和共鸣。“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③。“文学笔法”不是迎合和媚悦大众，而是把群众的生活和心声化成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大众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真正的理论需要。“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文学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这正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她是群众实践和文化的精神之光，是指路明灯。只有这种大众哲学形式，才可能满足群众对哲学的真实的需要。
第三，“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哲学创造。如果说理论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存在形态，那么，文学艺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内含的就是具体的鲜活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形式与生动鲜活的内容实现了创造性的同一。从抽象的理论到“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化为生活的创造、理论的具体化和力量的现实化，是进一步化为实践的桥梁，是理论形式的积极解构，而非否定性的消解。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等其他人类意识形式根本对立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的僵化理解和消极解构，而其根本指向是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运动。艾思奇对这个“中国的杜林”进行了适时系统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扫清了理论的障碍。毋庸置疑，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注重文艺修养和理论的文学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他们之间具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值得深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具有举世公认的文学色彩，这是他们高度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修养并用于理论创造的结果。“马克思很重视用语的明朗与准确。他差不多每天都读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与塞万提斯的作品，认为他们是他的语言教师”，“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滥用外国字……他对德文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创造者之一”?。可见，马克思对文学和语言的高度重视和精深修养，除个人兴趣外，主要是为了研究理论的语言修辞和写作技巧，努力增强理论的文学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对极富哲理的18世纪的启蒙文学，特别是法国启蒙文学，情有独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②“马克思非常欣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认为他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之后，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书，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始终没有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如此推崇18世纪的启蒙文学，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进步时期“文学形式的哲学”，是资产阶级“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艾思奇将新哲学比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和马克思将《人间喜剧》喻为“诗情画意的镜子”如出一辙，而“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却是无产阶级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未完成的伟大构想，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
三、艾思奇“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当代价值
从《大众哲学》到“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逻辑的合理发展。“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既是对《大众哲学》的反思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深化和总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构成当代中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或大众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因此，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对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体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学色彩，树立正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创新，酝酿编著“新大众哲学”，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参考价值。
第一，大众化通俗化是“极艰难的任务”。“技巧固然不是创作的全部，但也是创作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对于作品自然更要注意内容，但技巧的适切也不能不讲究。这对于我们的作者自然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唯其因为艰难，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去做。新的文学的创作，是为要把握现实的真理，而不是为要和八股文章争舒适。更进一步说，把握现实真理，是变革现实的一座桥梁，文学也就是这桥梁之一。”④显然，大众哲学读本反映时代内容、关注时代精神是其基本要求，对哲学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太难的。相反，通俗化的形式，却是“极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首先，形而上学是哲学基本的历史传统，哲学家的哲学素养多源于形而上的学术训练，因此很自然地习惯和倾向于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其实，通俗的语言作为哲学的创新形式还没有真正形成新的哲学传统，认识上也有待提高，目前还会查到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制约和排斥。再次，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语言形式和风格，对传统文化修养有很高的要求，通俗化的语言也要是美和雅的文化语言，不要枯燥无味的西化汉语，应该说，这虽然看似超出哲学学科的范畴，实际上却是对哲学素养的更高要求。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大众化通俗化是理论创造和发展的形式。大众化通俗化不简单地是由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的，也不仅仅是学者个性的偏好和行为。这是因为，大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对哲学本性的发展，即开辟哲学新形式新境界的创造，是哲学形上性和形下性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的一个内在动力之源。正如艾思奇所言，“把理论软化，是不是等于浅薄化呢？有许多人是会这样怀疑的。实际上却不然。浅薄的论，那它必然是失去了正确性，才会令我们有浅薄之感。而真正的理论的正确运用，却不至于会流于浅薄。文体上的表现方法尽可以浅，理论的内容仍可以深”?，“通俗文作者只要能把理论应用到细微的生活的琐末事实中去，为理论开辟广大的天地，这也就是深化、具体化，也就是发展。在他们的手上虽然没有飞跃，然而他们的工作却是达到飞跃所必经的步骤”②。从坚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不够大众化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艰湿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未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好现象，可能恰恰是一种"趋俗”，趋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之“俗”，当然也是一种倒退，看似很“哲学"，实际上是理论上不够自信的表现，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越来越远。
大众哲学范文第2篇
《大众哲学》成功之谜，还包括言说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这是一个哲学青年与青年大众朋友般的谈话，平等交流，一起悟道，是大众内部一员与其他成员的共同探讨，而不是摆着老学究架子的训导，更不是上位者的颐指气使。在此，身份转化意指作者放下身段，从脱离大众的“书斋客”走人大众成为其中一员。地位平等则指作者和读者都是大众，地位平等，不存在“上位者”与“下位者”的高下关系。
首先，作者的大众身份。大众化为什么?为了消灭哲学与大众的疏离。而为了消灭这一疏离，首先就要消灭作者与读者在身份上的疏离。两者不再是站在云端将真理洒向人间、洒向大众的权威专家与只能顶礼膜拜的大众读者的关系，而就是大众成员、青年群体自己人的贴己交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艾思奇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哲学青年，本身就是芸芸大众中的一员。他生活在大众中，通过编辑《读书生活》杂志、阅读和回复每天大量的读者来信而倾听到各阶层人民心底的呼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思为民所想，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与生活问题就成了《大众哲学》的问题域。从学院派眼光来判别，艾思奇就是一个大众中“野路子的哲学青年”。他的哲学知识多半为自学得来，是大众化的“野路子”;而哲学传播直接面向大众，依然是非学院派的大众化“野路子”。艾思奇自觉以一个“野路子”的大众哲学青年身份和视角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解答大众热切关注的思想问题，变成大众的精神食粮。艾思奇与大众、哲学青年与青年大众之间在思想、感情、趣味、风格上没有疏离。艾思奇抓住了大众化的本质:消灭疏离感。艾思奇本身就是爱国青年的一分子，而且是坚信和熟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他了解同代青年人，正像了解他自己一样。他与同代人同呼吸、共命运，同感受、共话语，用心灵撞击心灵，用思想点燃思想，用希望助飞梦想，用同波共振的同心圆情怀去感动每一个年轻人，所以能够成功。在纪念《大众哲学》问世80周年之际，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需要重走艾思奇之路，俯下身段，走出书斋，走入大众，与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才能真正孕育出无愧于时代、无违于大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其次，地位平等与平等姿态。作为上位的言说者与受众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尽管可以理论“面对面”，但是实际上毋宁说是“化大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仅是叙事话语的通俗化、大众化，更是说者和听者地位的平等，是大众自己与自己的心灵的交流，头脑困惑的倾诉与思想释怀，不是上位者的说教和训导。“我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大家能够把日常思想中正确有益的思想抓紧，而把错误有毒的思想清除，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艾思奇没有以苏联教利书那样的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权威专家身份去教化大众，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谈哲学讲理论，为大众释疑解惑，因而让读者感到十分的亲切。
今天，一个仍然值得重视的启示便是:当我们要书写大众哲学著作时，首先要反思作者身份问题:作者，你究竟是准备以一个上位者、权威者身份去教化大众、或者装腔作势地以通俗话语来诱导大众呢?还是真的放下身段，以普通大众一员的身份与大众平等谈心呢?身份不同，态度不同，疏离感不同，最终结果也就截然不同。许多作者在心理上早已将权威者的“我”与大众的“你们”或“他们”严格区分、边界固化。疏离感难以弥合，使通俗哲学内在的人格精神分裂。而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绪论中论述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时，总是能站在大众之中以平等姿态谈心，用“我们”“大家”而不是“你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如当年一样吸引广大青年，就要在作者文化身份上和地位平等上做出改变。
大众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社会、贴近人们的生活，特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涵和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已经凸显出一些新的问题，如何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作用，如何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新的社会变革形势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大众的思维，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问题。“社会的全部财富都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因此，历史活动属于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再先进，再科W的理论知识，只有被大众所接受和掌握，并且用以指导他们自身的行为准则，才能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之对应的，我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不协调，以至于不能很好地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发展观来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发展。早些年间出现的“”、“气功大师”等社会现象，反映了我国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薄弱之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指导思想，得不到该有的学习和信任，以至于出现部分普通大众，甚至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被洗脑，去相信和所谓的“特异功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正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熟视无睹，一旦遇到关键性的原则问题，就容易自我否动，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产生怀疑。这些典型的社会事件表明，如果人民群众不能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不能以科学的知识武装大脑，轻则影响个人的未来发展，重则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发展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问题，而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民主的社会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可信性分析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难以理解，内容比较抽象，而且对于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很高，普通大众学习和了解起来比较吃力，更不用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普通大众的行为准则了。其实，这类想法是比较片面的，这是没有真正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生根发芽，到包含内容的不断更新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我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找到了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且让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和外来思想进行交流和融合。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中，通过经典论述，大量采用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名人警句、寓言故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联系实际，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大众化，这就为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法和对策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自我更新的科学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要在我国国内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发展，就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条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具体分析方法和对策。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具备鲜明的时代特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服务。现阶段，虽然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好地提高，但是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前提，如果抛弃了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会失去发展方向，变得流于形式。第二，做到有针对性和层次性，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公民个体之间存在思想水平、受教育水平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想要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就必须要做到因人而异，特别是对待普通大众而言，因为普通大众文化水平有限，就需要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把原本一些深奥难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便于普通大众得以领会其精髓。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既要讲究方法，又要有针对性和层次性，让专家学者不用再咬文嚼字地去抠字眼，去体会，让年轻人仅凭求知欲和一腔热情就能理解，让普通大众通过浅显易懂的案例和表现形式就能领会其要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帮忙人民群众通过科学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第三，合理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对老百姓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的对比，通过真实案例的对比分析，让老百姓能够对基本原则和大是大非的问题进行准确判断，并且给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才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保障老百姓把科学和正确观念牢记于心。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不仅仅是要求人民群众单纯地去学习和了解它，而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来指导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和那些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安定团结的思想和行为抗争到底。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展望和反思
从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任务比较艰巨，所以在其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需要主要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给人民群众提供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并不能对人民群众的生产、学习和生活提供具体指导，所以，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不能轻视，更不能将其看做成包治百病的神药。第二，正如上文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想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引起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程度和了解程度，进而掌握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没有任何途径或者仅开办几场活动就能取得明显效果的，因为普通大众的思维观念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速成班”式的活动只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就忽视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更不能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学习和生活，“按下葫芦浮起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过程中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要在推广的过程中注意各方面协调发展，既要重视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受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大众所接受。第四，需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领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和长期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持续地开展下去，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一定要保证其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并且用其作为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武装，既要做到原则性，又要兼顾实际应用的灵活性，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毛赫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0.
大众哲学范文第4篇
1．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革命真理的传播。
其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感到迷茫，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引。解答人民群众心中的困惑，指引进步青年认清当前的社会形势，向革命靠拢，是理论工作者担负的重要使命。艾思奇注意到我国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逐步激化的阶级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用大众化的语言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撰写了《大众哲学》等一系列著作，提出“怎样才能生活下去？”“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以及“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引导人民大众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其二，1934—1935年，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的历史时期，正值加紧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争”时期，《大众哲学》“由于写作时处在反动环境中，为要争取公开出版，许多观点就不能写得很明确；举例也只限于普通生活的事例，而没有采取政治经济斗争的例子。”[7](P609)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依次展开，《大众哲学》的相应内容也被不断完善，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求。1938年，《大众哲学》出版第10版，进一步体现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到1947年，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好转，《大众哲学》出版重改本，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立场更加鲜明。到1949年，《大众哲学》出版新订重改本，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增添了“要从中国的革命事实中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把外国书本上的理论搬来中国乱用，这叫做‘实事求是’的态度”，[8](P76)以及“积极起来进行斗争，以促进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减少斗争中的痛苦的可能性，以便将来同样顺利地和最少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8](P213)等相关内容，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2．马克思主义需要转化为武装人民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内容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等多个领域，是适应时展的最强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P17)但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精神武器”，却并非易事。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几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结晶，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高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理论。如何使抽象的理论大众化，具有一定难度；其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别，把国外的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其变成中国的东西，这中间必然会有距离；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适用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一般说来文化素质不高，要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困难。要跨越这些鸿沟和缩短这些距离，消除马克思主义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需要铺设一条桥梁，这条桥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加阐释、照搬照抄书本中的理论，而要用大众化的语言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推广，正如《大众哲学》第4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而不是“美丽的西点”，这样就可以出现在闹市的街头，巷旁的小铺，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解馋解饿，而不只是华丽的摆设，更不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奢侈品。[7](P593)只有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武器”才能转化为“物质武器”，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大众哲学》堪称经典，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1．在语言表达上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大众哲学》惯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简明流畅的行文，借助比喻性的语言以及富含寓意的成语故事来阐释哲学理论。其著作从题目的制订、框架的设计到内容的系统阐述，都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语言朴素，生动形象，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反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艾思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缩短哲学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使普通大众感觉哲学就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哲学，哲学无时无刻不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大众哲学》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消除了传统哲学带给人们的神秘感，让普通大众逐渐开始理解哲学、关注哲学，最后喜欢哲学并运用哲学为现实生活服务。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7](P603-604)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举例来说，《大众哲学》曾以“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为线索，先讲一个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再由这个小故事引申出主题，展开系统的论述，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给读者介绍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每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对比，最后得出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才是最科学的结论。《大众哲学》还举出“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笑里藏刀”、“牛角尖旅行记”、“七十二变”、“在劫者难逃”等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的例子，整篇虽然字数不多，但简明易懂，可读性强，区别于其他的哲学读物，独树一帜。
2．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
通俗化是大众化的核心内容，但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要做到通俗而不庸俗，简明而不简单，除了注重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的阐述，还要细致耐心地对问题进行详细充分的论述。《大众哲学》风靡一时的关键之点在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的创新，突出体现在艾思奇充分考虑到读者本身存在的知识性缺陷，对于专业性的著述接受起来存在困难，在论述的过程中有意识进行了必要的重复，以使《大众哲学》更加便于理解，形成广泛的受众群体。“不加裁剪和反复论述，也是我（指艾思奇）顾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虽然现在有许多批评者不赞同，然而这批评不是直接来自广大的读者，我还不相信这种写法一定就是失败。”艾思奇还说：“我以为要使更多的水准较低的读者了解，是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才对的；水准较低的读者和修养很高的读者不同，后者认为累赘麻烦的，前者反而觉得是恰到好处。”[7](P596)这成为《大众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读物的鲜明特点。《大众哲学》充分考虑到普通大众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作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的，因为专门学者或者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7](P604)因此，《大众哲学》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获得良好效果，从底层的劳苦大众，到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再到各类社会精英甚至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从中获益，学到了很多东西，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3．在写作内容上面向群众、关注现实。
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不仅在于写作技巧和表达形式，更重要体现在其蕴含的内容是否反映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实际阐释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上，是有极大意义的，但这只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它没有适应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10](P491)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的思想保持一致，人民群众才可能接受并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另外，在理论推广的过程中，禁用泛泛而论的大话、空话，用贴近生活、简明扼要的语言阐释哲学原理，使人民群众更易于理解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正如《大众哲学》绪论中所强调的：“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的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1](P10)
4．在写作风格上贴近时代、与时俱进。
理论必须能经受时代检验，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式阐释方式，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用反映时代特色的鲜活例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大众哲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紧紧围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个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举例来说，《大众哲学》谈到“何为生活和思想”这个话题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普通老百姓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致生活艰难困苦的现状进行分析，把现实生活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由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时，通常以中国的时代环境为背景，以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才进一步增强了《大众哲学》的可读性和亲和力，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并激发人们主动学习的兴趣。《大众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体现在从19世纪30年代成书以来，历经多次修订，每次修订都结合了时代的变化，增添了新颖的内容，删减了陈旧的内容。1938年，《大众哲学》第10版序言写道，才不过2年，我们国家以及个人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而现在《大众哲学》又亟待重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再照原样送在读者的手里了，只能尽力把它修改一下，这算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形之下尽了一点责任。[7](P608)1947年，《大众哲学》重改本例言也指出：“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7](P610)2006年出版的《艾思奇全书》，收录了《大众哲学》的最新版本，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内容。
三、《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而是长期的、贯穿全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是成功的，并且是独特的和富有个性特征的，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人民群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如果在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运用专业的哲学术语和复杂的逻辑关系，会适得其反，不利于在普通百姓中进行传播。马克思指出：“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9](P712)对此，列宁也有论述：“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2](P467-468)同样指出：“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3](P32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只有在人民性、普及性和科学性三者相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作用。“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4](P71-72)正如指出，深入群众，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3](P676)《大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鲜活生动的实例，把理论从书本中解放出来，通过简明易懂的语言，融入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其回归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李公朴在1935年12月为《大众哲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7](P589)群众的思想最鲜活，群众的语言最生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讲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故事，这样的理论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也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列宁曾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4](P183)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P844)1942年运动，再次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5](P813)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才“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P814)在学风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出，要反对“前边摘语录，后面写口号，中间说点事”的新八股。[16](P499)《大众哲学》体现出来的学风，既反教条主义，也反经验主义，既避免了高高在上，也避免了流于庸俗，在阐述原理的过程凸显了鲜明的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其突出的优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如果把学习与现实生活、与自己熟悉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从中理解理论就比较容易弄懂。同时把哲学基本观点与自己熟悉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就会深刻，也容易记住。”[17](P97-98)我们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应做到理论宣传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相结合，力争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出：“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18]
3．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
大众哲学范文第5篇
在铁人二十年的钻井生涯中，他始终掌握了一个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生产力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著名评论家刘润为说:铁人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铁人是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光辉典范。1.铁人坚持一切依靠人民。铁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善于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利用和集中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困难与问题，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每当接受重大任务，铁人都要开“诸葛亮会”，倾听队友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在上文提到的“月上五千”目标提出前后，铁人都召开了全队大会，给大家讲形势，叫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提出建议。铁人粗犷有度，细腻有余，他非常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就是他智慧的表现。“拜人民为师”在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铁人经常说:“我的办法在什么地方啊，办法就在工人的脑子里头。我去向他们学，向他们问，回来就有了办法。”铁人的真知灼见和办法措施，就在于他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做到了谋划攻难思路向群众问计，解决工作难题倾听群众意见，改进创新举措向群众请教，落实具体任务靠群众努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从而使会战的一项项任务、一个个问题得以解决。群众是最广泛最可靠的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2.铁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勤问真管是对铁人关心群众行为的高度概括。从工人吃饭住房、家属落户就业、婚姻恋爱到子女上学、老人生病等凡是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他都要管、都要问、都要去解决。铁人心里装着党、装着国家、装着整个石油事业。他积劳成疾后，他想的是“党的工作重要，共产党员就是要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弥留之际，他仍然关心的是大庆的人民和父老乡亲。人民的冷暖安危装满了铁人的胸膛，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他永远割舍不下的牵挂。铁人对群众怀有深情厚爱，真情真义。他经常说:“我们的工人、干部多好呀!活都是他们干的，苦他们吃得最多。他们有了困难，我们不去帮助解决，叫谁管?”铁人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总是脚踏实地为民干实事，千方百计为民解难事。有个工人生病住院就是想吃点冰，可哪也找不到。铁人知道了很着急，跑了很多地方也找不到。最后他想起来“二号院”小食堂可能有冰箱，就写条子派人去联系，终于找到冰，满足了这个工人的要求。铁人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的事情几天几宿也说不完、道不尽。铁人乃铁，钢筋铁骨，沉甸甸掷地有声;铁人者人，古道热肠，活生生血肉之躯。“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对祖国的庄严承诺，铁人比我们至少少活了二十年，他将其血肉与力量提前支付给他所挚爱的祖国和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铁人那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诊释。3.铁人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铁人的一句名言“马达不能倒转”，是他坚守群众观点的最有力地体现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最生动的彰显。铁人没有工作和生活在高度提倡以人为本的时代，却超越时代的樊篱尽其所能地做到了以人为本。铁人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具体问题作为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了一个个群众期盼的事，做了一件件奠定基础的事，也做了一批批长远管用的事。当回首石油大会战那段激情燃烧的艰苦岁月，我们情不自禁地会对铁人和群众的和谐干群关系如此慨叹，如此羡慕并心怀感动。铁人和群众彼此间有如此的真诚和关爱，这正是缘于铁人经常深人群众，深人一线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依靠民力，使铁人和群众之间拥有信息的交流和感情的沟通，从而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形成了充分的信任。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深人实际、深人基层、深人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从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中汲取营养，增长政治智慧，增强执政本领，用密切联系群众、热情服务群众的良好作风和工作业绩面对工作、面对群众，才能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这是铁人以其平凡真实的实际行动给我们当今的党员领导干部所上的一次鲜活而又深刻的执政为民教育课。
矛盾观点: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
大会战一开始，呈现在会战队伍面前的就是纷繁复杂的重重矛盾。面对到处的困难，少数工人有点吃不住劲了，有的说风凉话，有的发牢骚。针对队伍情绪不稳，铁人利用大家学“两论”的机会，适时地做思想工作，从工人说到家，从家说到国，从国说到会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直至喊出“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这句脍炙人口的豪迈之语。这朴实的话语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是他坚持矛盾观点的生动体现。1.找得准:俗话说，“一裸大树抓住根，带动树叶和树枝。”铁人在千头万绪中直抓要害，直抓要塞—国家缺油又无油这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大会战的始终，存在于大会战的每一过程。它直接规定了大会战的方向和目标。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大会战的重心所在和目标所指。2.抓得狠:铁人把主要矛盾找到了，就埋头苦干、求真务实地加以解决。铁人在学习“两论”讨论关于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时说，从咱1205队到大庆十几天情况来看，上，无非是我们多吃点苦、多受点累、少睡点觉。可以说，面对主要矛盾铁人是狠了心，铁了心的，天不怕、地不怕，不被困难所吓倒，不被挫折所阻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3.顾得全: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铁人说:“不上，退下来，让国家做更大的难，我们个人困难也解决不了。”在《矛盾论》中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铁人在艰苦的岁月，一方面激励工人大干苦干，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让工人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铁人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仁爱之心，更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大会战是为了多打井，早出油，多出油，但不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这个次要矛盾的存在，不但会妨碍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事物发展前进的主要障碍。4.想得透:看到了“矛盾是联系”的道理。铁人说:“工人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是领导的问题。”朴实之语揭示出干群间水融的紧密联系。“家属大嫂没油烧，几十里外的钻工就觉着冷了。”铁人一语中的地道出了矛盾是联系的哲学思想。在困难时期，钻井队打得好时，都会得到一些物质鼓励，如奖给一头猪、几斤肉等。每当这时铁人都让钻井队给配合工作的后勤单位分一些去。他说:“不要以为成绩都是井队的，离开后勤咱们什么也玩不转。”这句质朴之语体现了铁人的胸怀和境界，而这正来源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智慧。5.看得远:掌握了“矛盾是发展”的思想。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运动变化之中。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人的主观认识要随客观条件和具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铁人根据“敌变我变”的策略，总结钻井经验提出了“地变我变”的思想，并研究出了一套不同地区不同地层采用不同方法的打井“四段法”。铁人将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进行了现实地演绎和有力地诊释。成功者善于抓关键，铁人的睿智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他能厘清事物的盘根错节，找到事物的突破口，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全力牵着“牛鼻子”。将有限的力量作用于最关键的地方，从重点问题上寻求突破，这更是当代人高效生活的一个重要习惯。
看小与看大:运用辩证法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