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第1篇

一、创制美味，记录饮食文化

一方水土产一地风物，一方之人传承一方美味。苏轼饱学聪慧，善于创新，无论到何地都能入乡寻奇，充分发掘当地食材，创造一方美食。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创制荤食

民以食为天，古代官员为政最大的能耐，是让百姓温饱。苏轼无论是外出做官，还是贬谪他乡，都能迅速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从民间发掘美食，解决百姓果腹之需。苏轼在创制荤菜上特别用心，以苏轼名号命名的荤菜有东坡肘子、东坡墨鲤、东坡丸子、东坡酥、东坡肉等，有的荤菜虽未直接以苏轼名号命名，却与苏轼的创新改制密切相关，如宏志鸡、琵琶虾、盐焗鸡等，这些菜肴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宋代地域文化特征，以东坡肉的来历为例，三个地点展现三种缘起。其一，黄冈贱物，东坡贵新。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①记载，黄冈（黄州）富贵者不吃猪肉，猪肉价贱，老百姓苦于烹调技艺不佳，难出美味。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亲自下厨烹调尝试，终于做成绝妙美味东坡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所录小诗记载苏轼对猪肉烹调创新的感受，创造性添加新佐料，少水，慢炖，一碗管饱，美滋滋地品味，在心情阴郁的被贬生活中，美味是消遣，也是，苏轼善于从平凡食材中提升精华，于空灵妙思之中添加佐料，充分挖掘食材之美，展现特定的地域文化。其二，永修治病，误听巧做。苏轼曾在江西永修为一农家孩子治好病。农夫留饭，苏轼被乡村美景陶醉，不禁口吟“禾草珍珠透心香”；农夫误听，理解成“和草整煮透心香”，以为苏轼教自己做菜，于是将稻草栓系猪肉，整块慢慢蒸煮，稻草清香浸肉，别有一番香味!至今江西还有如此做红烧肉的。融于百姓，为民解忧，误听巧做，暗喻百姓对苏轼的喜爱。其三，徐州抗洪，回赠东坡。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黄河澶州曹村埽决口，徐州被困，苏轼亲率百姓抗洪保城，百姓极其感激，杀猪宰羊，把猪肉敬献苏轼，苏轼拒收猪肉，教百姓把猪肉做成红烧肉，回赠给百姓，所以东坡肉又称回赠肉。一道红烧肉，如今流播中国大地，三个地点三种传说，可知苏轼为官途中爱创制荤食，在困顿之中寻求豁达，在贬谪之中寻觅乐趣，自娱自乐中独创荤食，荤食随百姓对苏轼的崇敬而流播四方。苏轼不仅爱创制荤食，对荤食也有独到的理解，其在《於潜僧绿筠轩》中写到：“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2]小诗用典抒情，食肉果腹，竹居雅志，王徽之松竹自喻，高风雅行，出语精辟；小诗最令人意外和惊喜的，是续下看似多余的俗世问话，借曹植“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语出新意——若名节与口福冲突，宁可保清节，潇洒弃口福，这便是苏轼的饮食观，别于凡俗一味追逐口福的饕餮盛宴。猪肉之外，苏轼又把西湖盛产的大鲤鱼，创新出新的烹饪技法，形成大名鼎鼎的东坡鱼；龙井虾仁、爆炒东坡、海盐焗鸡等，都是苏轼在日常饮食中创制的荤食。苏轼《东坡八首》中“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2]蜀人贵芹芽脍，苏轼创造性把芹芽脍鸠肉，荤菜的香甜与素菜的清甜交融一体，相得益彰。总之，苏轼创制的荤菜用料不贵，加工不繁，粗中见细，化俗为雅，诗文记趣。

（二）生态素菜

在困苦的贬谪生活中，苏轼意外发现蔬菜的原味很美，《菜羹赋》赋中说，“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覆陶瓯之穹崇，谢搅触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2]素菜易取，苏轼亲自汲泉、摘洗、清煮，芬芳鲜艳，令人垂涎。在《撷菜》诗前小序中交代了撷采素菜的乐趣，每当困顿饮酒后，夜半就撷菜煮吃，自觉梁肉也不能赶上素菜的清雅可口。又如东坡豆苗把豆芽杂以绿色素菜凉拌，丝丝缕缕，色彩缤纷，清爽宜人。苏轼在《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描写蕲水溪流潺潺，兰芽碧绿，松间小路，清净无泥，洁净的菜蔬，清幽的环境，悠闲的心境，一切都似禅意，在清雅的氛围之中，缺吃少穿被消解无忧。在《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中写新春笋芽，霜虀野荠，鬓间秋色，色彩对比鲜明，在五色缤纷之中寻觅素菜，善变无用为有用。“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匆匆。”[2]后人在苏轼基础上改制，做成四川传统名菜苕菜狮子头。一棵素菜，在苏轼笔下摇曳生姿，清醇可口。医食同源是中国医药传统，苏轼深谙其中道理，他在《小圃五咏》中写了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五种素菜药物，在自家苗圃地里栽种人参做药，即可医病强身，又可救济他人。

（三）解馋风味

如果说荤菜素食是日常填饱肚子的充饥之物，那么苏轼所创制的解馋风味食品，则是苏轼文人雅士饮食情趣的体现。“地碓舂糠光如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2]豆子舂碓去壳，沙瓶煮豆子酥软如糕；“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蓋，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3]。这首诗是苏轼的自嘲与家居饮食小结，清泉濡土。稻米如珠，卖剑买牛，诗人日常家居饮食细节尽显。

（四）冒死尝鲜

苏轼对野味大胆尝试，野生菌蕈味道鲜美，可惜有毒，苏轼大胆品尝。“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3]，河豚内脏有毒，稍有不慎，可能毙命。苏轼到餐馆冒死品尝河豚，出来后他人问起味道如何，苏轼直截了当回答说：“值得一死！”冒死追求美味的精神是苏轼与天地融于一体的表现。苏轼有多首诗写鱼，《鳊鱼》中写到：“晓日照江面，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项，食饵每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2]鱼贪饵人贪欲，用典精到，至情至性，人与鱼命运何其相似！生存温饱所需，可能误入困境，杜甫、孟浩然均未避免!思考，时常伴随着苏轼，一餐饭，一条鱼，审视之中，文化自觉，令人叹惋。苏轼《初到黄州》也写武昌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2]此诗中的鱼也是武昌鱼，武昌鱼冠绝天下，长江两岸青山连绵，翠竹秀茂，笋香诱人，诗人以逐客自命，揶揄之中兼有诙谐旷达，绵里藏针，讽刺薪俸仅是折价变卖的压酒囊。由此诗，可知苏轼喜作美食的原因之一，薪俸太低，自制美食，既可调节饮食，又可减少支出，以有限的薪俸，支付一家老小的生活，看似浪漫，实则心酸。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诗词中，苏轼通过创制各种美食，消解精神的困顿，于品味饮食之中，超越生活。

（五）心灵鸡汤

苏轼算不上厨子，但以其名号命名或与其相关的饮食文化流播广远，原因在于佳肴仅能饱一时，载于诗词中的心灵鸡汤却能滋润心田颐养人心，百代不衰。“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4]苏轼喜爱体验饮食劳作，购买而来的饮食似乎缺少滋味。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2]贬官辗转多地，犹如骑瘸驴行崎道，雪泥鸿爪，漂泊点痕，诗文中的美食，透露其人生踪迹。总之，苏轼爱创制美食，无论荤素，无论常异，都是他对美食的发现和创新，美食是他抚慰自我的心灵鸡汤。

二、酿酒品茶，抒写精神文化

（一）偶得酒中趣——苏轼与酒文化

酒茶疗百病养生重养心，宋代文人以知医为时尚，医家以通文为俊雅，苏轼得风气之先，他将酿酒、品酒、养生融为一体，佳话频传。苏轼酿酒心得《东坡酒经》，可供后人酿酒借鉴。苏轼对酿酒有独到体验，其在《超然台记》中说，“脯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2]苏轼超越自然之物的属性，游于物外，挖掘食材的别类吃法，常用谷物酿酒，所酿之酒有真一酒，菖蒲酒，橘子酒、罗孚春、万家春、洞庭春、黄州蜜、定州松醪、惠州桂酒等，这些酒大多是药酒，是苏轼因地制宜，选取当地食材而作，饮酒可以防病养生。真一酒制作程序就极其考究，米麦水三一混入，“拨雪披云得乳鸿，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2]据传，苏轼从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处得到真一酒秘方，将道家养生理论融入酿酒实践；真一酒酿成后颜色如玉，口感纯香；三杯下肚，自信超脱，品饮真一酒使人精神愉悦，心境超脱，淡薄名利。在定州，苏轼将松花粉拌入蒸饭中，密封8日就酿得松花酒。松花粉甘温无毒，可以解润心肺，祛风止血。也在定州，苏轼与雅士赵杲卿诗文唱和，以定州民谣和诗《薄薄酒引》：“薄薄酒，引两盅，粗粗布，着两重。”②以酒会友，民谣自嘲。苏轼品酒，矛盾交织。苏轼不胜酒力，微醺即止，稍饮即醉，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中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客去，解衣盘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2]品酒最佳状态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2]苏轼与酒有种不能割舍的缘分，以上词句体现了苏轼爱酒的个性，但苏轼又不沉溺于酒，而是借酒言情，借酒发语。有时，苏轼又想戒酒，在诗歌《和陶止酒》中有所体现，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2]酒后独立江边，孤独无依，酒不解真愁，又何必借酒浇愁？

（二）佳茗似佳人——苏轼与品茗文化

苏轼嗜茶胜于好酒，苏轼所处的眉山、杭州、湖州、儋州都是茗茶之乡。苏轼诗词对茶的采制、冲泡、品赏都有细腻生动的描写。采制之美：苏轼曾摹写杭州城外漫山遍野的春茶景色；《月兔茶》中写到，“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却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5]玉兔儿又称小凤茶或小团月，因茶饼形状似圆月而得名，以佩玉为喻，形象生动，优质珍贵；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写到，“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2]这是苏轼的实践真知，宋代不法商人常用淋过红油的绵纸包裹茶叶，不知底细的喝茶人以为那是好茶，苏轼指出好茶的采摘与乡间的佳人一样，不事雕琢，清丽自然，无需膏油涂抹，同时以茶喻人，感慨命运不济，辛辣讥讽以佳茗钻营的势利行径。冲泡之韵：唐代人认为茶叶需缓火炙烤，活火煎煮。宋人特别强调取水，苏轼善于取泉鉴水，其取泉地点遍及川蜀、卞洛、江淮、岭南等地。苏轼在《虎跑泉》中写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灌濯罢，卧听空阶环玦响。”[2]送人讲究水与茶的关系，虎跑泉与西湖龙井是绝配。《廉泉》中写到“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2]苏轼自喻清澈如泉，廉洁如水，令人敬仰。《试院煎茶》写出苏轼的人生之感，“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2]泡茶之水讲究火候，需用活火，即有赤焰的炭火，要在蟹眼气泡刚过，鱼眼气泡初起时取水，别把水烧成老水，当壶中松风飕飕声响就该冲泡，点茶后观茶，茶末如飞雪旋转，洁器雅兴，精品厌凡泉，雅士格调高，借茶消闷，自娱自足。七律《汲江煎茶》是苏轼写泡茶最著名的诗歌，写于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之时，月夜寂静，友人聚集泉边，汲水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2]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品饮、听更，细腻形象，用典清新，炉火纯青。品赏之味：《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体现了品茶的情趣：“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葺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2]滚烫的水冲起如雪花一样的白色泡沫，等到泡沫渐消，细品沁入心脾的春茶，春气乍暖还寒，春天特有的蓼葺和蒿笋颜色嫩绿，味道鲜脆，品茗尝鲜，虽简单，却快乐。苏轼《水调歌头》词中，“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就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起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春雷惊炸，旗枪争春，雀舌嫩黄，捣碎紫钨，点茶和品茶，清风拽腋，困顿全消，似到仙境，飘飘欲飞。神韵之雅：某天苏轼出游，在山腰有一寺庙，就让书童戴上草帽，脚穿木屐去寺中讨要某种东西，寺中僧人知是苏轼书童，问书童要什么，书童答说：“先生说看到我，你就知道要什么了！”僧人细细打量，会心一笑，书童这打扮，不就是茶吗？于是泡一壶好茶，让书童带去。这就是苏轼的机巧，僧人的会意，苏轼把茶融入精神深处，生活中处处有茶，借茶言声。

三、结语

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第2篇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家”之一。其诗词清新豪放，文章挥洒畅达。他的诗文被后人编为《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等。

苏轼一生坎坷，却仍不忘对弟弟和侄子、侄孙的教育。作为一个文学家，苏轼的家训多为诗文、书信形式。在晚年所写的《并寄诸子侄》一诗中，苏轼勉励子侄们努力学习，勤读诗书，莫做腹中空空、不学无术的人。同时，教育他们学习耕织，自食其力。苏轼还希望后代像他一样，以写出“昭世”文字为己任。

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却走来，海阔山高百程送。度己门户有把慈，不恨居邻无二仲。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舞蹈破瓮。会当洗眼看腾跃，莫指痴腹笑空洞。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岂惟万一许生还，尚恐九十烦珍从。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昭世，粪土腐余何足梦。

与他自己豪放刚直的性格相一致，风节的教育也是苏轼家训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给侄子的信中，他说“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在给侄孙元老的信中，谈到被贬海南，过着“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酢等皆无”的“苦行僧”般的生活时，仍然表示“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苏轼的确如此，即使是屡次遭贬，仍然特立独行，宁折不弯，这就是苏轼的风格，他要求子孙们像他一样秉持信念，“不改其度”。

在许多诗文中，苏轼还注意向弟弟苏辙和晚辈们传授做学问的心得。他要他们多读史书，从中得到教益 ；他要他们为学不要“趋时”，不要将读书只作为取得功名的手段，“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实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

苏轼对家人的教育是持之以恒的。元v四年（1089）八月，其弟苏辙（字子由）受朝廷委派出使辽国，苏轼写诗送行。诗中写道：

云海相望寄此生，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R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第3篇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高潮，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刨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苏轼满怀抱负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人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一、黄州初期

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

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王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自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滴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

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第5篇

《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是苏轼词的代表作，而且是整个词史的巅峰之作，甚至被奉为词艺的最高峰，千百年来几无疑议。然而，其艺术究竟如何高妙，却缺少明晰的读解，往往是大而化之的质的定性比较多。胡仔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元好问也说：“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金・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具体量的分析比较到位者甚是寥寥，就连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也只是说：“上片即景写实，下片因景生情。”[1]最具新意和深度的是孙绍振教授关于“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的分析[2]。而我个人认为，这首词的艺术探索还有未竟的领地。就艺术而言，其高妙之处全在于一个“错”字，“错”出了水平，“错”出了风格，“错”出了艺术，“错”出了魅力。

一、“人道是”：明言错，将错就错，怀古伤今

“人道是”，也就是别人说是；至于“我”自己，是颇为怀疑的。苏轼在《赤壁洞穴》里是这么说的：“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北宋・苏轼《东坡志林》）他在《与范子丰书》里也说：“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北宋・苏轼《与范子丰书》）黄州赤壁很可能不是真赤壁，真的赤壁在哪里呢？在赤鼻矶的上游，长江的南岸，和赤鼻矶相距几百公里呢，它叫蒲圻赤壁，又叫周郎赤壁，还有个名字，叫武赤壁（黄州赤壁就叫文赤壁）。苏教版必修一《赤壁赋》注释说：“苏轼所游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当地人误读为‘赤壁’，进而以为是赤壁古战场的遗址。一般认为，三国时的赤壁古战场，当在现在的湖北蒲圻。”[3]唐朝著名史学家杜佑说：“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唐・杜佑《通典》）

为什么要在“三国周郎赤壁”之前注明“人道是”呢？要知道，诗词不比散文，字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可谓一字千金。苏轼至少有两层意思要表达，一是做一个说明，我苏轼是不相信此赤壁就是三国赤壁的；二是虽然明知不是三国赤壁，可我还是要借其怀古。怀古是和伤今联姻的，这里面就包含了强烈抒情的意味。换言之，苏轼太想伤今了，以至于这个“古”是真是假都不管不顾了，即便是错的，将错就错又何妨？问题是，苏轼现在怎么了？他有怎样的“今”呢？课本注释说“谪黄州团练副使”，“谪”是十分粗略的，问题在于为何“谪”，怎么“谪”。

林语堂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六月，一个御史把坡谢恩表中的四句话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4]哪四句话呢？“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北宋・苏轼《湖州谢表》）“其”，就是“我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押往京城。然后是审讯，余秋雨在《坡突围》里写道：“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怎么审？打！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坡！”[5]苏轼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他给苏辙写诗诀别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北宋・苏轼《狱中寄子由》）好在他朝中的好友范镇给神宗写信，说他“实天下之奇才”，宋神宗其实也不想杀他。在坐了四个月的大牢后，苏轼获释，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连签署公文的权力都没有。副使闲官根本就没什么俸禄，苏轼寄居在黄州的寺庙里，靠朋友帮助开了几十亩荒地，掘井筑屋，亲自耕种，自号东坡居士。苏轼被关的地方叫御史台，因为院内遍植柏树，乌鸦栖巢于上，故称乌台，苏轼的案子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侮辱摧残以至于斯，可谓劫后余生！他的罪名其实是莫须有的，是一帮排挤他的小人捏造的。苏轼自己对这段遭遇也闭口不言。初到黄州，苏轼生活十分困窘，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余至黄州，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北宋・苏轼《东坡八首・序》）缺衣少食而需要垦荒种地，至为落魄潦倒。旷世才子，一代文豪，如此遭遇，令人唏嘘感叹。关键是，在此之前，苏轼还算是比较风光的。我们来看看他的简历。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岁，考中“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6]嘉佑五年（1060），二十三岁，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人。嘉佑六年（1061），二十四岁，出任凤翔签判，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十四岁，出任杭州通判，节制太守权力。熙宁七年（1074），三十七岁，出任密州太守；熙宁十年（1077），四十岁，出任徐州太守；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十二岁，出任湖州太守。元丰三年（1080），四十三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太守已经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况且苏轼每在一地，政绩卓著，百姓拥戴。苏轼似乎也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在密州，有一次打猎，他写词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不仅豪气干云，而且风光无限呢。

在密州时，“鬓微霜”，零星白发；现在呢，在黄州，“早生华发”。“早生”，本不应该这么早，却这么早就生出白发了；而且，“华发”给人白发很多的联想，未老先衰了。诗案前后，不啻天壤！

这是伤今，他借的“古”呢？“公瑾当年”。“当年”是什么时候？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时。公瑾当年多少岁？三十四岁。年轻呀，加上“小乔初嫁”，情场得意，地位特殊（二乔姐妹，孙策纳大乔，周瑜纳小乔），可谓春风得意。而且周瑜很英俊，“雄姿英发”，有诗为证：“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南宋・范成大《吊周瑜》）真豪杰，美男子，倜傥风流。“羽扇纶巾”，儒雅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曹操的百万大军，在周瑜儒雅的谈笑间灰飞烟灭，够潇洒！赤壁一战而天下三分，周瑜功勋卓著。爱情，才貌，功业，地位，无不称心如意，简直美不胜收！

什么叫鲜明对比，这就是。未老先衰，劫后余生，潦倒落魄的苏轼；春风得意，倜傥风流，儒雅潇洒的周瑜。相形之下，苏轼伤今之意跃然纸上。所以黄苏说：“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宾于主。”（清・黄苏《蓼园词评》）借古之周瑜，伤今之苏轼。

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有意错，错出艺术，设错因梦

有意思的问题在于，苏轼不仅怀古怀错了地方，而且还怀错了事实。一是周瑜娶小乔的时候二十四岁，苏轼把时间整整推后了十年；一是装束为“羽扇纶巾”的是诸葛亮而不是周瑜，苏轼张冠李戴了。我们来看几则史料。

“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娶小乔时周瑜二十四岁，是在攻取皖城（公元214年）之后，不是在赤壁之战时。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东晋・裴启《语林》）

诸葛亮羽扇纶巾，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而周瑜“羽扇纶巾”则未见任何史料。

“臣（诸葛瑾，笔者注）窃以瑜昔见宠任，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虽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周瑜是一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威武勇猛的武将，而不是羽扇纶巾的儒将。

是苏轼不知道这些事实吗？不可能，大学士坡，饱读诗书，学富五车，“野史笔记，悉皆通晓”，不可能连四大史书之一的《三国志》也不读的。他这是故意的，明知故错。问题在于，苏轼为什么要明知故错呢？

“小乔初嫁”时，周瑜才二十四岁；至赤壁之战时，周瑜已三十四岁，小乔已嫁十年，不是“初嫁”。作者写赤壁之战而写“小乔初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是也。而写周瑜少年得志，则是为了反衬自己的不得志。这是潜台词。

“羽扇纶巾”的张冠李戴，却是颇费思量的。为什么把儒将诸葛亮“羽扇纶巾”的标志贴在武将周瑜身上呢？也就是把儒将、武将合于周瑜一身了，儒将化了的周瑜，是个什么形象？风流潇洒。苏轼可能觉得，只是勇武，缺少可爱；加上美人，称得上风流；而只有具备了羽扇纶巾的儒雅，才称得上潇洒。（苏轼本就是一个十分潇洒的人，从《密州出猎》就可见一斑。）

潇洒到什么程度？“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场血战，火烧连营，飞矢如雨，竟然如此轻松自在！这是夸张，更是衬托，勇武的拼杀变成了儒雅的说笑，淡化武力其实是为了强化儒雅。

不只于此，苏轼还为这“谈笑间”的大战设置了一个十分壮阔的背景，是怎样的呢？“乱石穿空”――岸上险，“惊涛拍岸”――岸边险，“卷起千堆雪”――江中险，（“雪”除了白的颜色，还有冷的感觉。）险，险，险，雄奇壮阔，惊涛骇浪，声势浩大，雷霆万钧。在这种情状之下打战，战场之惊险可想而知！而周瑜只是“谈笑间”，何其潇洒！正着说还不过瘾，苏轼又反着来说，接下来他怎么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如画吗？惊涛骇浪，雷霆万钧，可以画出来吗？画是美好的代名词。而波澜壮阔者，非有襟大气度者不能画，且此画也只能于胸中构画。有多少豪杰？不就是周瑜嘛。这些都是背景，为的是让周瑜出场。

这就恐怕不只是用来反衬苏轼自己的落魄了。我们不妨用仿句的方法来理一理思路。

把黄州赤鼻矶错当成蒲圻周郎赤壁，是为了借以怀古伤今，所谓将错就错、事出有因，进而表现出苏轼伤今的强烈愿望。

把“小乔初嫁”推迟了十年，是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进而反衬苏轼现今的潦倒落魄。

把“羽扇纶巾”转借给周瑜，是为了给武将周瑜以儒将风度，所谓文韬武略、儒雅潇洒，进而突显苏轼心中风流潇洒的梦。

很显然，这里可能寄托了苏轼的某种理想或曰梦，自己多想成为周瑜那样的人呀。为此，苏轼不惜用时光倒流、偷梁换柱的办法来无限美化周瑜。能不无所不用其极吗？他是偶像嘛，偶像务必是完美无缺的。一句话，原来苏轼故意弄错几个事实，实际上是想因为他心中的一个梦，像周瑜那样风流潇洒的梦。

这里需要略微解释一下“风流”这个词。词典上有四个义项：“①风雅洒脱，有才华而不拘礼法；②杰出不凡；③男女私情；④放荡轻浮。”[7]苏轼这里，除第四项外，余者似乎兼而有之，以风雅洒脱，杰出不凡为主。而且可能还有突破，因为苏轼笔下的周瑜还包括建功立业宏图的实现。因此，苏轼的“风流”应该增添一义：建功立业宏图的轻松实现。

苏轼的梦实现了吗？当然没有，实现了就不叫梦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神游”故国，强调是精神相遇，也就是联想想象；应笑我多情，难道不可笑吗，潦倒落魄如此，还做着风流潇洒之梦，想想也无非是梦一场。认识到“人间如梦”，说明美梦已醒。梦醒了，苏轼做什么？“一尊还酹江月”。用一杯酒祭奠江中之月。这个“江”，在词的开头出现过，它不是一般的江，而是“大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滚滚东逝的长江，大浪淘沙的长江，逝者如斯夫的长江。他是在祭月亮吗？不是，他是在祭奠他心中的那个梦。流走的是江水吗？不是，是他心中的那个梦。淘尽的都是英雄人物吗？也不是，还有梦，那个风流潇洒的梦！

这个梦还是一个清醒的梦，换句话说是苏轼精心营造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向往和憧憬，是个白日梦。这之后不到三个月（赤壁词作于七月底），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他还真做了一个梦，睡着之后做的梦，他在《后赤壁赋》里写道：“是岁十月之望，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顾笑不答，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北宋・苏轼《后赤壁赋》）如果说前面的梦随江水流走了，这里的梦则随仙鹤飞升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了。但不管是流走了还是飞走了，梦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冰冷的现实！

如此说来，好像苏轼该呼天抢地、痛心疾首了。事实不然，这里分析的只是诗意，也就是赤壁怀古词词意所应在。生活中的苏轼不完全是这样的，在他散文化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泰然、超然和洒脱。他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北宋・苏轼《答李端叔书》）纵情山水，开心于不为人知。《前赤壁赋》也说：“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之前在《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序里说：“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北宋・苏轼《西江月・序》）放浪山水，欣然自足，应该还是很洒脱的。

三、“酹江月”“惊涛拍岸”“千堆雪”：无意错，艺术的“错”，诗文有别

当然，梦是没有了，可“错误”还在继续。“酹江月”说明时间是在晚上，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景似乎于白天乃见。“江月”，江中之月，能看见月亮在水中的倒影，说明风平浪静；而上阕“浪淘尽”“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似乎表明此时还惊涛骇浪。进而，明月之夜，满地满江皆似霜雪，浪花之雪白（“千堆雪”）如何见出？还有，题为“赤壁怀古”，似乎苏轼站在赤壁山上，居高临下，雄视千古，可苏轼真到过山顶吗？

其实苏轼并没有上到赤壁山的顶峰。他在《赤壁洞穴》里说：“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北宋・苏轼《东坡志林》）洞穴肯定在山腰，而非山顶，而且风平浪静才去，“惊涛拍岸”恐怕是去不了的。苏轼在《前赤壁赋》游赤壁是在七月十六日的晚上，当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他在《后赤壁赋》游赤壁是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当时“月白风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是在天气顶好的情况下游赤壁的。前一次没有上山，“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一次上山了：“予乃摄衣而上，履f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盖二客不能从焉。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北宋・苏轼《后赤壁赋》）但很难爬，虽然苏轼比“二客”好一些，但依然没有爬到山顶。

苏轼没有登临赤壁山，也就是说《赤壁怀古》完全是他想象联想之词，唐圭璋先生“即景写实”，所言非也。这就涉及到诗词和散文的区别了。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超越了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之类的限制，它是概括性极强的，视自由的、假定的想象为生命。黄生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黄生《一木堂诗麈》）明知故错，还要错上加错，苏轼之梦不可谓不“痴绝”；而所谓“即景写实”其实是“以虚为实”。这和散文有很大不同。散文里的事实虽然不是生活事实的复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事实的。在诗词中说“白发三千丈”，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在散文里硬要说“生出了三千丈长的白发”，则肯定要闹笑话了。像前述日记式的《赤壁洞穴》开头“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记游性质的《前赤壁赋》开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赤壁赋》的开头“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等都是十分具体、真实的。

“把‘大江东去’，当作即景写实，从字面上理解为‘长江滚滚向东流去’，就不仅遮蔽了视觉高度，而且抹杀了诗语的深长意味。这种东望大江，隐含着登高望远，长江一览无余的雄姿。”[8]而事实上苏轼并未登高，大江东去，一望无余的视野，显然是诗人的心域，是假定性的想象。且“千古风流人物”是不管怎么“看”都是看不到的，而是联想到的。想到了大江，想到了历史英雄人物，仿佛他们都在“我”的脚下，就给人一种诗人处于雄视千古的高度的错觉。空间之高和时间之长就这样一“望”而知，时空的瞬间转换只有诗的想象才能完成；也只有完成了这种自由的想象，诗才会具有如此深长的意味。这种错觉是很美妙的，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

同样的道理，“乱石穿空”三句，也为想象之语。上文已述，他是在给周瑜的出场创设背景，并非登高望远之所实见。在散文里，“断崖壁立，江水深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丝毫看不见惊涛骇浪的影子。这就足以说明，诗性的想象是假定的、自由的。孙绍振教授说得十分明确：“诗歌中的物象并不是客观的物象，而是客体的一个特征被主体的某种感兴所选择，在想象中同化的结果。”[9]彼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涛汹涌，它就会在诗人笔下涌起惊涛骇浪；而此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浪不惊，诗人就可以让它风平浪静。“酹江月”时风平浪静就是缘此。光“酹江”，诗意还是十分平淡的，虽说有对开头“大江”的照应，但这种照应还只是线性的，只不过是将“望”江变为“酹”江而已，“酹”是“望”的结束。而“酹”江中之月就不一样了，月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前赤壁赋》里“月”象征永恒；而在《赤壁怀古》里，似乎可以代称词人的理想、梦想。月光本来不动，而有了“江”，月光就流动起来了，也就是那个本来也算是永恒的梦也随之而流走了。此时的“江”就一定得是静的，波浪不惊，这才能看见水中之月，能见水中之月，才知“我”的梦虚无缥缈。诗意的美妙就在这动与不动之间。

诗尤其是抒情诗是极致化了的情感（“痴绝”）的介质（“形之于言”），是理想化了的生活（“以无为有”），靠的是自由的想象（“以假为真”）。既然是假定的想象，我们也就大可不必深究这首词写的是白天还是晚上了。或者，他写登高望远之时是在白天，像“大江东去”，像“乱石穿空”；而俯首祭月之时是在晚上，因为唯有月亮才是他此刻的知己，此刻的寄托。（这也是他赤壁诗文里每次出游都在明月之夜的原因）于是，前述的几个“错误”也就不是错误了，而是艺术的虚拟，假定的想象。余秋雨说：“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10]细究苏轼赤壁词，信然！

参考文献：

[1]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426.

[2]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60.

[3]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75.

[4]林语堂.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122.

[5]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39.

[6]刘小川.品中国文人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8.

[7]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393.

[8]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61.

[9]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