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诗范文第1篇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关于战争的诗范文第2篇

古代历史表明：在足够的生存空间中生活的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宁静的生活境界，而在狭窄生活空间的窘迫下，人们则具有强烈的向外部扩大生存空间的欲望。从这一历史常识出发，我们发现：相对而言，汉民族属于前者，古希腊民族属于后一种情形。

多少年来，北方各部落一波簇拥着一波不断地涌向希腊半岛，人口与生存空间的冲突显示出尖锐性和持久性，使地区保持着一股强大而持续的对外扩张力，直到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这股力量才得以彻底的释放。这种环境遵循的是“强者”的法则，即“弱肉强食”，各民族、部落的关系不是“主”便是“奴”，这完全由暴力来决定，即便是平等的关系，也是力量的平衡所致，决非“天赋人权”的观念产物。战争暴力即是获得生存权利的第一工具，又是保持独立地位，不陷于奴隶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对其他民族、其他部落的掠夺是掠夺群体公认的美德。战争同古希腊民族一度构成“不打仗吃什么”的关系，这就是古希腊人狂热的尚武精神的历史文化的深层内函，其必然表现出对暴力的绝对崇仰。

不错，古希腊人最崇尚自由，但笔者以为：古希腊民族所崇尚的“自由”就其历史实践的客观内容而言，包含着自己不受奴役，同时又极力去奴役他人两个方面的内容，与现代人把自由理解为自己不受奴役，又同时不去奴役他人的内涵完全是两回事。诚如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Patterson）所言：“西方的‘自由’观念创造了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但‘自由’也是西方文化中扩张、侵略本质的根源，如奴隶制度就是‘自由’观念的产物”。帕特森教授这一结论似乎是对西方“自由”意识的历史实践的高度概括。

汉民族因生存空间的幅员辽阔，虽偶有扩张性战争之举，然而及其有限。农耕社会追求安宁和谐的生活境界，生活的幸福、希望寄于土地上的收获“以时而动”是其特点，这种生活秩序又被道德伦理所肯定。如果说战争对古希腊民族是“不打仗吃什么？”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汉民族却正相反，“一直打仗吃什么”？战争掠夺对农耕民族产生不了诱惑，且从根本上与农耕生活的秩序相悖。因此，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论，战争是维护农耕社会秩序的最高手段，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决不可能产生以对暴力的崇拜为核心的极端之尚武精神。只能产生以“禁暴除乱”为目的、包含生活与伦理的合理性在内的一种有节制的尚武精神。所以，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核心是“力”；汉民族尚武精神的核心是“德”

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必然转化为一种战争审美意识，古希腊民族尚“力”导致了对战争作无理性节制的纯粹审美观照，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汉民族尚“德”导致了具有道德理性节制的战争审美意识（审美的前提是对战争首先进行“道德过滤”），对战争进行有限的审美观照，。

首先表现在艺术家们对战争题材的选择上。《伊里亚特》所渲染的故事取材于一次征服性质的战争，考古学家证实：特洛伊却有其城，位于小亚细亚海岸，扼爱琴海通往黑海之航道要冲，是古代希腊人与亚洲进行贸易和向亚洲腹地殖民扩张的必经之地。”培罗斯刻文”记载：希腊半岛上亚该亚人远征小亚细亚克里特人的“特洛伊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194年～1184年之间，历代诗人们对这次征服性战争备加颂扬和夸张，并将之神化，层累地堆聚成一部史诗，世代传颂。《诗经》中大都选择保家为国性质的战争作为题材：“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出车）。这些为数极少的征服性战争也仅仅为维护中原地区正统地位的等级秩序。因为这种等级秩序在当时看来是维护中原农耕生活秩序所必须的。“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皇矣）战争题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道义的因素：“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丞丞皇皇”（泮水）。

在军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区别更加明显，由于古希腊尚武精神的核心是“力”，战争审美的本质便是对力量的赞美，勇敢和美德在古希腊语言里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所以勇武有力成为塑造典型的最高原则。在古希腊，最健全的人不是最有智慧的人，而是体魄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完美的人体雕塑艺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诞生在古希腊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伊利亚特》里，足智足谋的俄底修斯其地位远不及勇猛强悍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而汉民族在军人典型的塑造上，着重于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所呕歌的人物大都是勇武和仁厚的结合：“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如叔也，洵美且武”（叔于田）。大将伊吉甫被誉为“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六月），更称赞他具有德心：“候谁在矣，张仲孝友” （六月）。《瞻彼洛矣》中的将军被称作君子，南仲和方叔亦非好狠斗勇的悍将形象，而是坐镇帏幄，从容不迫具有君子风采。因此，《诗经》反映了一个特征：汉民族的伟大军人形象即是有德的君子，又是杰出的战士。《荷马史诗》中的伟大英雄却个个强悍残忍、好狠斗勇、野性十足。丝毫感受不到“东方式”的仁厚德性。如“阿开亚的武士之花”阿喀琉斯是一个在战场战场上“除了见血、杀人和听临死人的之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悍将，这类为争财争利而战的纠纠武夫决不在汉民族歌颂之列。在后来的儒家的眼里，这些古代西方民族所崇拜的英雄们的尚武好勇恰恰属于“小人之勇”、“盗贼之勇”。概而言之，《诗经》里的军人典型属于勇武仁厚，《荷马史诗》中的军人则唯勇至上。 在战争场面描述上，由于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伊里亚特》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血腥的战争场面作精雕细琢，对残酷的厮杀情景给予尽情渲然：“它（一块石子）把他的两条眉毛都打得粉碎，陷进骨头，两个眼珠掉到他的脚下的尘土里乱滚……”。此外，挑出肠子、砍掉脖子、劈去胳膊、刺穿膀胱等等，这些令人毛骨耸然的描绘比比皆是。反观汉民族，所持的是一种有节制的战争审美意识，故而《诗经》对残酷的血腥场面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战争情景的展示大都侧重军容气势的威武雄壮：“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 彭彭，维师尚夫，时维鹰扬。”《大明》。《诗经》里唯一较为残酷的一段描写是《皇矣》中“执讯连连，攸 安安”（拘讯俘虏接连不断，割下耳朵一串串）。

关于战争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木兰诗；主题；英雄；悲剧；别论一

关于《木兰诗》的主题，历代文人学者不无例外地评其为爱国爱民、英勇善战的巾帼英雄而大加称颂。

如刘彬荣、华雪的《须知木兰是女郎》一文中写道：《木兰诗》赞颂劳动人民出身的妇女英雄。

袁行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则认为：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雌，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北方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

廖雨：《木兰诗》塑造了一个纯朴善良、刚强果敢、不慕荣利的女英雄形象。

罗星明：《木兰诗》歌颂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木兰勇敢善战的英雄气概。

以上种种评说，将木兰的巾帼英雄气概推到了极致。光彩夺目的女英雄冠绝中古，真正体现中国妇女坚韧刚强的一面。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诚然，从诗歌表层来看是不无道理的。全诗的确洋溢着一种特有的巾帼豪气，而且应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使全诗乐理明快，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给人们以强力的振奋感。

然而，当我们结合历史从更深的层次去解读此诗时，我们将不难发现全诗的意图不是刻意去表现和歌颂木兰的英雄形象，而是应用反衬的手法，以乐写哀，以喜写悲，让读者透过现象去体会蕴藏在英雄外衣下的悲剧实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引起怜悯和恐怖，完成这种感情的净化。”雅斯佩尔斯认为：“在悲剧性中，解脱的冲动并不是追求从苦难和穷困的救助下冲动，而是试图在超越的运动追求从悲剧性存在机构解脱的冲动。”鲁迅则说：“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木兰诗》中的木兰，就是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的祭品，一个富有青春活力纯真的少女毁灭于战争，悲哉。

二

男耕女织是幸福生活的象征。《木兰诗》一开始就叙述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活已被战争所破坏。巨大的悲剧氛围笼罩着全诗，诗里行间弥漫着丝丝悲剧色彩。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反应北朝的历史，社会生活状况。战争是北朝社会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战争的到来，打破了木兰一家的安定生活。木兰停机叹息，怀着几分无奈叹息战争的无情：阿爷（爹）年事已高，弟弟尚未成人。叹息声中隐藏着悲剧。

三

已是谈婚论嫁的木兰，代父从军，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悲剧。正值花季的木兰，由于可汗的军帖迫使她不能再享受一个妙龄少女所应拥有的幸福生活，在战争的魔爪下失去了“女儿家”的天性，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与一群男人驰骋沙场，是一种悲剧。北朝频繁的战争，使得大多的青壮年战死沙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扩充兵源，不顾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死活，强征暴敛，就连象木兰父亲这些年事已高的男人都不放过。如《企喻歌》中：“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峡谷中，白骨无人收。”诗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故人们皆唾弃战争。

木兰替父从军，迫于无奈。其悲剧的根源是战争，是发起战争的统治者。木兰为了改变自家的悲剧命运，无疑是把悲剧往自己的身上按。从军十几年。并立下奇功。功成名不就，的确是悲剧。

四

国库空虚，统治者们仍然大肆推行战争，这是劳动人民的悲剧。《木兰诗》第二节互文的手法描述木兰从军前自购武器装备的情况：“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据《新唐书·兵制》一书记载：起自西魏的府兵制规定，从军的人要自备武器，粮食和衣服。这个规定暗含战争使得国库空虚，但统治者们个个穷兵黩武。木兰出征自备武器，悲剧成分更浓，凄惨程度更深。，战争性质更为残酷。

五

从战争的性质上看，此次出战的性质不能定性为保家卫国。因为木兰从军迫于无奈，不属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种爱国者。此次战争是统治阶级（可汗）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但它却成了摧残木兰美好青春的工具。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动荡的时期，军阀割据，小国相争，孰是孰非，难以说清。据有关专家考证，《木兰诗》记述的是拓跋焘于始光四年（427年）开始的对西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征战。木兰无端地卷入统治者为了泄恨而发动的战争漩涡中，却不是木兰爱国的表现。对于木兰而言，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自己美好的青春却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自身也成了统治者用于武力扩张的工具。十二年战争洗礼，功成名就又如何，男尊女卑的时代，回故乡是唯一的选择。可以说木兰回乡是求生的本能罢了。

六

杀猪宰羊，是庆贺战争的结束，是对木兰已逝青春的一种祭奠。诗中第五节状写了木兰凯旋归家后的种种表现。兄弟杀猪宰羊，犒劳或说喜迎阿姊的荣归，为阿姊接风洗尘，庆贺战争结束。已是曲终人散时，木兰重著女儿装，可是，木兰还是十二年前的木兰吗？十二年，弹指一挥间。从历史的角度看，十二年不算太久，仅仅是时间沧海中的一粟；十二年，恍如隔世，对于木兰来说人生又有几个十二年。战争没有夺去木兰的生命，却吞噬了木兰如花的青春年华。回家重著女儿装只能说明战争抹不掉女子爱美的天性。对镜贴花黄，木兰自我安慰罢了。因为青春已逝，人老珠黄，金戈铁马，渐去渐远。可伤痕已抹，疼痛于心。木兰回家的种种表现是一种罢了。这样，充分体现了歌者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终极关怀。

关于战争的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吏三别；杜甫；诗歌赏析；爱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4-0224-01

一、“三吏三别”的创作社会背景

公元758年，为了平息安史之乱，以郭子仪为首的九位节度使，率大军围困安禄山的安庆绪侵占的邺郡，本已胜利在望，但是到了翌年春天，史思明的援军到达，在敌人的夹击之下，唐军大败。郭子仪等率残部退守河阳，并且到处抽点新丁补充兵力。杜甫此时从洛阳返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目睹了四处抽丁的现实，有感而发，写了一组诗，是为三吏。在途中，杜甫亲见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见到了一个个新丁被迫离家从军参战的无奈，诗人从他们的分别之情中经过艺术提炼，写了另一组诗，是为三别。“三吏三别”是两组独立但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诗人皆是对途中的所见所闻有感而发，分别写了抽丁补充兵员时各地景象的三吏和亲人分别的苦痛的三别。

二、“三吏三别”赏析

1.反映抓丁充军，民不聊生的三吏。“三吏”分别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杜甫途经新安、石壕、通关的所见所闻，诗作充分表现了抓丁充军导致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惨状。杜甫走在新安县的大路上，忽然听到兵吏点名抓人的声音，就问为什么要按照户籍册点名，难道是县城太小已经没有壮丁可以充军了吗？作为一个县城，能够把所有的壮丁全部抽走充军，足见战争的残酷无情。杜甫用这样一句反问的艺术创作手法，将战争对生命的漠视、战争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全部问了出来。兵丁回答昨天下了命令，如果没有壮丁就点刚满十八岁的中男去充军，结合前面的壮丁已无，现在中男再去，整个县城中剩下的就都是老弱妇孺了。虽说劳役不重、官军正义、长官如兄，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人员锐减的事实却无法否认，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现实却无法抹灭。杜甫继续西行，来到了石壕村投宿，却惊闻兵吏夜间捉人。老翁听到后翻墙逃走，老妇身着破烂的衣服出门查看，看到兵吏后悲生感叹，自己的三个儿子都上了战场，其中一个托人捎信来，说其他的两个最近战死了。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战争导致了家破人亡，当一场战争能够逼迫着老翁听闻抓丁翻墙逃跑、家中三儿两儿战死、家中儿媳妇出入无完裙的境地之时，还何谈战争正义不正义呢？杜甫虽没有单独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但是字里行间却无不透露出他对战争的痛恨。老妇主动要求去做早饭的爱国心却无法将老年丧子的悲痛消解，天亮时独与老翁别的残酷现实又让这样一个个普通的家庭雪上加霜，空留满怀的悲叹！在见到了如此悲惨的现实之后，杜甫发出了“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感叹。这句感叹不仅表现了杜甫对于唐王朝正义战争的关切，更多地却展现了杜甫对于战争来临、国破家亡的惨状的无奈，只能叮嘱将领慎重用兵，让官兵和黎民百姓减少伤亡，让更多的人可以回家团聚。

2.反映离别之苦痛的三别。“三别”分别是《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组诗是从离别的角度诉说战争的残酷，表达杜甫对人民的同情。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新婚本是洞房花烛夜的喜庆时刻，但此时却成了春宵一刻悲万分。新郎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临别之时，通过一大段的赠别劝勉、悲痛哀怨的自述，表现出了一个独自承受着命运的苦难却又以国事为重的果敢坚毅的妇女形象，通过这种自述深刻表达了战争的无情及其给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的灾难。《无家别》写的是一个家乡破败无以为别的重被征召的军人，面对着村中百户各奔东西的惨状，诉说着对战争的痛恨。离别之时亲人相送实为常理，但是一个破落的村庄不用说是亲人就是乡里乡亲也无人可送，通过这种有违常理的现实的描写，便将战争所造成的“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惨状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当一个从军的人已无家可别之时，谁能说战争不残酷无情？年老的人本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在战争年代，当子孙都已战死之时，能上战场的，也就只有这老翁了。一个平日里拄着拐杖的老人此时要上战场，这种事情说出来都让人悲痛不已，怪不得连同行的士兵都唏嘘感叹不已。当战争已经到了让中男和老翁、老妇都要奔赴前线的时刻，战争的惨烈及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由此便可一览无余。

三、杜甫对祖国深沉的爱，对人民无尽的同情

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的诗饱含着对国家的爱和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一个身处战乱的诗人，眼中所见的都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景象，如何不让他感到悲痛与无奈？这两组诗诗人极少作为主人公去发表议论和感叹，却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悲惨境遇慢慢诉说，将诗人对于人民的无尽同情倾注其中，在感时伤怀的心境中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通过这种细细诉说的方式，将历史通过诗作的方式保留下来，让后人于唏嘘感叹中了解那段残酷的历史，难怪后人给杜甫的诗冠以“史诗”的美誉！

参考文献：

[1]沈荣森.从“三吏三别”看杜甫忠君观念[J].杜甫研究学刊，2001，（4）.

[2]喻文辉.试论杜甫的“三吏”“三别”[J].文学教育（下），2012，（12）.

[3]蒋和森.论“三吏”、“三别”[J].文学遗产，1982，（2）.

关于战争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华夏集》；战争诗歌；庞德；异化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62-02

作为意象派重要代表人物，诗人兼翻译家庞德的《华夏集》在出版之初就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中创作手法的影响，庞德精心地选择了一些能够引起当时欧洲读者产生共鸣的战争题材，同时庞德也有意通过翻译这些作品影响19世纪欧美文学界的写作风格。在翻译《华夏集》中的战争诗歌时，庞德有意识地采取了模仿中国古诗写作风格，大胆地采用异化翻译方法，使《华夏集》直至今天仍引人关注。

一、异化理论

1812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1]（6）。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中，施莱尔马赫显然倾向于第一种，并将他提倡的翻译策略纳入到文化政治的议程中，期望文化精英通过异化翻译来改进民族语言，进而影响本民族文化的形成[1]（6）。1995年，韦努蒂根据施莱马赫提出的翻译策略提出：“译者可以选择异化的译法（异化翻译策略），离经叛道，把国外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1]（6）也就是说，韦努蒂提倡译者在译文中要体现出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这样才有利于译入语民族文化的重构，有利于以异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

二、《华夏集》选材的异化

异化翻译者通常在翻译之前非常注重选材，因为通过选材，译者可以有目的地将原语材料所涵盖的文化背景、创作手法等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从而达到改进目的语“文学”的目的[1]（86）。异化翻译策略的目的之一是要达到传播其文化政治的目的。18、19世纪之交，施莱尔马赫提出异化翻译的“异”指的是对原文的精心挑选，开创一种独特的话语来对抗法国文化霸权，从而达到其政治文化目的。同样，作为意象派代表人物兼译者的庞德1913年拿到费氏手稿，于次年侨居英国，此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政府一味重视前线战争胜利而对战士们的悲苦漠不关心，人们生活苦不堪言。战争不仅导致了人们生活艰辛，充满动荡，还使亲人朋友分离。为了凸显残酷的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以此启发读者，庞德从费诺罗萨的手稿中精心挑选了3首关于战争的诗歌录入《华夏集》，更以一首《诗经》的名为《小雅・采薇》的战争诗歌作为开篇以警醒世人战争带来的恶果。《华夏集》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读者和译者最感震动的题材――愁苦和战乱之苦―突出地表现出来[2]（166）。《小雅・采薇》描述了一位刚刚结束战争的士兵在艰难的回乡返家途中回忆自己的艰苦的军旅生活和激烈的战斗场面。在译诗中，庞德以战士的口吻以及悲痛的语调将其艰苦的生活和饱受困苦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When anyone says "Return，" the others are full of sorrow. Sorrowful minds， sorrow is strong， 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短短的两句诗中，反复出现的表达战士们内心世界的“sorrow”和急切的思归之情“return”表现出战士们内心受到的煎熬；而句末的“hungry”和“thirty”则表达出艰苦的战时生活让战士们在生理上受到的煎熬。“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一个月三次战争甚至将军曾经健壮的马匹都坚持不下去，更何况是一般的士兵！诗歌的结尾的两句诗，庞德更是将单数的主语换成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直指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至士兵，上至将军，征战沙场的人都满怀悲伤。这首诗歌从小人物的角度道出了战士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曾有学者评论说：“《采薇》可以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正是借用了中国这首著名的厌战诗，庞德表达了内心的厌战情绪。庞德曾批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含糊不清，注重感情宣泄、矫揉造作……读者无法真正感受到诗人的真实感情[3]（132）。作为意象派代表诗人，为了推动新诗的发展，庞德竭力提倡在创作诗歌要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绝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4]（129）。因此他一直在寻找能与意象派诗歌主张契合的作品。所幸的是，在阅读了费诺罗萨的手稿之后，庞德欣喜地发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2]（17-18）。19世纪初，随着新诗运动的兴起，美国诗坛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开创了新的诗风，其中中国的影响居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2]（14）。意象派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蒙罗也认为：“意象主义只是中国诗的另一种称呼。”[2]（15）而另一位意象派成员约翰.哥尔德？弗莱契则是因为受“中国影响，才成为一个意象派，而且接受了这个名称的一切含义”，才参加意象派。庞德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正如异化翻译理论强调的：“在英语文化中重构外国文学的典律，从而抵抗英美文化中的主流话语。”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其目的不仅在于能打破目的语的文化准则，而且能改变目的语的文化构成。

三、《华夏集》中战争诗歌翻译策略的异化

韦努蒂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包括语言、文化和文体的异化。对于译者而言，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在译作中体现与本民族文化背景和语言模式相异的文本，从而达到译者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异化翻译认为：“只有通过彰显外语文本的独特性，翻译才能在本土中展现异域文化的差异”，原语的文化背景内涵和语法特点都要合适地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庞德在李白的《古风・胡关饶风沙》和《古风・代马不思越》的两首诗歌的译文中则尽可能地借异化翻译策略宣扬意象主义。《古风・胡关饶风沙》这首诗的译文开头：“By the north gate， the wind blows full of sand/Lone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until now.” Trees fall， the grass goes yellow with autumn…/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Bones white with a thousand frosts，/ High heaps， covered with trees and grass； “wind”和“sand”又和“lonely”三词形成照应，给读者留下一种天地苍凉的感觉，也让读者感知到事件发生的地点环境。庞德遵照原文叙述般的口吻直接将事件地点、时间和背景的充满意象的词汇表达出来，以景物烘托边患惨象，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的翻译：“Bones white with a thousand frosts， High heaps， covered with trees and grass.”庞德违背源语和目的语语法规则，将几个充满意象的词汇串联在一起直观地为读者呈现出来。上句直接点出了沙漠中白骨累累，而下句则暗含沙漠中的太多的白骨堆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堆积起来。从原文和译文中的对比不难看出，庞德并没有过多地改写原诗，而是将诗歌直译为英语，保留了原文的语法特点，显示出了原文的异域风情。尤其是“荒城空大漠”：“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ld desert”，费诺罗萨的译文和注解都非常清楚：

荒 城 空 大 漠

注解：desolate castle sky large desert

译文：I see a ruined fortress in a most blank desert.

目的语读者在初次阅读此句时便知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尽管费诺罗萨在手稿中的串解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主语及深层次的含义[2]（223），但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庞德并没有遵照费诺罗萨的手稿将此句按照正确的中文语法翻译成英语，而是创造性将这“荒城空大漠”这句诗分割成三个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将凸显出来的三个独立的视觉意象直接呈现于读者面前[5]（46）。许多评论家指出，庞德这样异化性的翻译并非不理解原文而是有意而为之，其目的就是要将译文最大程度向原文靠近，让目的语读者更接近原文作者，使之领略汉语诗歌所带来的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叶维廉则认为庞德采用这种翻译方式是为了达到艺术效果[6]（195）。诗歌的下半部分“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And sorrow， sorrow like rain. Sorrow to go， and sorrow， sorrow returning.”这句话的翻译中，庞德有意识地忽略了原诗中的“泪如雨”，将其翻译成了“哀哀如雨”，其中的“哀哀”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称为叠字的一种组词手法，既获得了双声迭韵的音乐美，又增强了表达效果，加强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与情绪冲击，加深读者对作者及作品的印象。对《古风・代马不思越》这首诗歌的翻译，庞德也采取了相同的异化翻译策略。

庞德《华夏集》中的主题之一便是战争。在这本诗集的战争诗歌中，庞德无论是选材还是翻译策略，都精心、做了安排。选材上，首先选择了体裁上极具异域风格的中文诗歌，题材上则选择与战时欧美人民精神诉求基本相同的诗歌。在翻译策略上，他采用直译的方法，将意象并置、叠字等中国古典诗歌独具的特点介绍到西方，达到了借中国古诗翻译宣扬意象主义的目的，促进新诗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努蒂.译者的隐形[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2〕赵毅衡.诗神远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Pound， Ezra. Allen Upward Serious. New Age. 1914.――.Selected Poems： 1908-1959. London： Faber&Faber. 1975.

〔4〕Jones P. Imagist Poetry M.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