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花范文第1篇

有一个国家，它在东经2度到西经7度，北纬50度到58度。它那里开满了白色的花，那白色的花仅仅代表了我的想念。它是英国，与我们时差七小时。

英国有一个伦敦。那里住着我熟悉的人。他在那里读书，四年而已。种种花，唱唱歌，写写字，做做梦，上上学。四年就过去了。滴答滴答，四年很快，思念不再。他可以在伦敦歌剧院，看经典的《胡桃夹子》。也许那时他几乎是半睡半醒。我可以想到他站在本杰明监制的大本钟下面，调着自己的手表。连一分一秒都想跟大本钟同步。当大本钟每走一小时就发出深沉而又铿锵的报时声时，他会顿时吓了一下。我还可以想到他在在欣赏泰晤士河的样子。会有懒洋洋的模样，惬意十分地听泰晤士河的声音。或许是波涛汹涌，也可能是细水长流。这要等他回来告诉我。

这时，我们的想象从外面回到家里。我可以想到他房间乱糟糟的样子。被子很随意的躺在床上，充满羽毛的枕头被无情地丢在了那地板上，那身便装，倒在了椅子上。凌乱的桌子上，摆着报纸，书籍，茶杯，还有最重要的电脑。

想到这里，我们该把想象全放在后花园了。那里肯定种满了白色的花，那种代表我思念的白色的花。他拿着水壶，露出白闪闪的牙齿，娇艳欲滴的水珠，十分配合的滴在了花儿身上，呀，真舒服。这是花儿的想法。那个白色的花，很纯洁，就像他一样，也像我对他的想念一样。

+44。要给你打电话的话，要在号码前面+44。我记住了，我要打个电话过去问候问候你和那些白色的花。随便在问问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再随便问问，需不需要我和彬一起去那边找你。呵呵。

英国国花范文第2篇

最爱苔藓

塔希尔与父母和妹妹一家四口住在大曼彻斯特郡的索尔福德。他的母亲蕾切尔·霍恩告诉记者，小家伙患有异食癖，分不清东西能否入嘴，吃过石头、纸片，甚至卧室的百叶窗。“他吃东西百无禁忌，什么都想尝试。”霍恩说。

塔希尔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玩耍，因为这里有很多“食物”，草皮、花木、泥土，还有他最爱的苔藓。霍恩说，塔希尔喜欢摸起来有纹理感的“食物”，因此最爱苔藓，能够放嘴里嚼一会儿。

重新“武装”

事实上，异食癖这种饮食障碍并不罕见。据报道，年龄在1岁至6岁的儿童中，10%至30%患有不同程度的异食癖，喜欢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譬如泥土、颜料、粉笔、咖啡渣、烟蒂、头发、沙子等。异食癖可能导致铅中毒等健康问题。异食癖常见于发育障碍人群，譬如自闭症患者。塔希尔就患有自闭症，不会说话。霍恩因此辞去银行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儿子。

数月前，霍恩和丈夫发现塔希尔的异食癖有所加重，开始啃咬卧室里的墙壁。夫妇俩花3.6万英镑（约合5.74万美元），重新装修塔希尔的卧室，“武装”成无法下嘴的卧室。

不久前，他们又花心思改造花园，斥资7000英镑（1.12万美元），移除大部分塔希尔的“食物”，铺设人造草皮，架起滑梯、蹦床、吊床等塔希尔感兴趣的设施，只保留了小部分花木。

安全乐园

这或许是英国第一个专为异食癖患儿设计的花园。霍恩说，新花园里没有障碍物，因此塔希尔可以东奔西跑而不被绊倒，“他有自己的小滑梯，有铁杆可以钻来钻去，还有五颜六色的灯。”此外，花园里还设有软游戏区域，小家伙可以在里面随意蹦跳，不必担心会受伤。“最棒的是，花园里没有突起的拐角让他啃咬。”

英国国花范文第3篇

东方魅力吸引各界兴趣

文化周期间，具有浓郁中国和宁波文化元素的歌舞、器乐、武术、书法、剪纸等精彩的演出和展示，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吸引了诺丁汉社会各界浓厚的兴趣。

5月7日晚，开幕演出在诺丁汉大学艺术中心上演，剧场座无虚席，诺丁汉市社会名流和各界代表盛装出席。演出高潮迭起，花样翻新，引得全场观众掌声雷动。l00分钟的演出，30余次掌声响起。演出结束后，诺丁汉市市长莫罕默德・穆尼尔，市议会副议长艾伦・克拉克等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5月8日中午，作为宁波文化周重头戏的宁波城市形象展示和广场文艺演出在诺丁汉市政广场举行。因为首场开幕式演出大获成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信息的观众早早地聚集在广场，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和商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和孩子，有在英华侨也有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留学生，大家一边谈论着节目单上的内容，一边交换彼此得到的信息，演出现场轰动程度更是超越首场。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位教育部官员提出了收藏古筝和琵琶的意向，一些人向艺术家提出各种问题，一些人更是以演出舞台为背景拍照留念。

精彩演出广受观众好评

广场演出当天，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郁义康陪同下观看演出的诺丁汉市市长莫罕默德・穆尼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们诺丁汉市民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他们的审美趣味、艺术评判能力很强也很挑剔。来自宁波的文化演出是我们市政广场去年翻修以来的首场大型演出，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太出乎我们意料了。”精彩的演出和展示不仅让诺丁汉市民对宁波这座东方城市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在诺丁汉市民和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感人的场面不时出现：一对当地的年轻夫妻表示明年春天将带上孩子来美丽的宁波看看，在雄奇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走走；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伦敦人正好路过广场，看了节目后啧啧称奇，连问工作人员下一场演出的安排，希望在伦敦再次感受宁波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位在诺丁汉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听着熟悉的乡音和乐曲不禁热泪盈眶；许多留学生现场当起了翻译；一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还客串了一回宁波电视台主持人。

互动交流播撒友谊音符

文化周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了文化交流团与5所诺丁汉中小学的互动交流，向这些学校的师生展示宁波传统文化，在师生中播撒友谊的种子。在宁波市第七中学的姐妹学校――蓝衣中学(bluecoat school)，代表团共安排了一名书画家、一名剪纸艺人和一名武术演员给近百名同学表演。书画家一边表演一边教学生写汉字，剪纸艺人一边剪纸一边把作品分送给同学们，武术演员一边表演一边讲解。一名女孩子拿到了奥运福娃的剪纸兴高采烈，连呼：“祝福中国！祝福北京奥运！”在诺丁汉市welbeck小学，三名艺术家为同学们表演舞蹈，弹奏琵琶。古典双人舞《蝶恋》的精彩表演让同学们为之倾倒，两位艺术家应大家要求接连表演了三遍，演出结束时，一位可爱的孩子把自己现场观看舞蹈后所画的一幅漫画《蝴蝶》送给了艺术家。在其他几所学校里，代表团成员也同样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独唱、民间舞表演、骨哨吹奏等深深地吸引了师生。一位校长说，同学们原先不懂这些中国文化，经过艺术家的演示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他们了解了中国和宁波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神奇、迷人，知道了宁波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英国国花范文第4篇

你们匆匆地落了

赶在我们的前面

埋进地底下发酵

花红了草绿了

你们默默地腐烂

趁着我们还年轻

化尘与土

天一点一点老去

谁会来深思——

脚下踏的是

沾满血的魂灵

你们不计较

你们不埋怨

一天又一天

浸染着这片土地

纵然

会有那么一天

英国国花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寡头”市场结构；贸易媒介；贸易商品定价；棉花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0.3；F7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5-0030-11

一、 引言

按照国家中心主义出口国―进口国的二分法分析范式，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高集中度“寡头”市场结构将带来不确定的定价结果，经济租金在寡头间的分割状况可能是不平衡的。但该分析范式及其预测结果与微观经济理论及现实均存在明显差距。在理论层面，寡头定价权的实现需要有效的产量（消费量）控制能力，但国家总量上的寡头结构与微观市场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背离，“寡头”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定价权优势。国家/政府作为影响产业市场结构的最大行政单元，其贸易/产业政策直接影响其界限内的微观市场结构及成本结构，进而间接影响贸易商品定价。但华尔兹(2003)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和国家的单元行为体角色，国际市场中国家的角色在本源上是个人主义的，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企业居于同一层级①。斯特兰奇(2005)强调除政府外，还存在跨国公司和各种形式的由公司、国家等主体组成的国际联盟（或卡特尔），通过种种手段形成垄断或“私人保护”，同样影响贸易商品定价。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既要考虑到微观市场结构，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中国家/政府的单元行为体角色。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理论范式既缺乏微观基础，也无法涵盖各种各样的“私人保护”，难以为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

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寡头”地位与定价权缺失并存的现象。以资源性商品为例，中国焦炭产量占世界50%，出口占60%，中国稀土产量和出口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但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近10倍，价格却下降了36%，焦炭价格也长期大幅波动；2005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依存度分别达到50%和47%，但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铁矿石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上涨71.5%和19%的基础上，2007年又上涨9.5%，国际石油价格已突破100美元。显然，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上的“寡头”地位都未转化为定价权优势和贸易利得。

本文的解释是，出口国―进口国分析范式的误导性源于对市场微观结构的忽视，如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加入贸易媒介，将国家/政府的贸易/产业政策视为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外生变量，则“寡头”定价能力依赖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而非生产者/消费者市场结构。这是因为：（1）微观市场交易中的定价必须满足自激励要求，不能是强迫贸易，因而政府政策/私人保护的作用点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在于沟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2）经典贸易理论中生产者直接越境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假说与现实的国际贸易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现实中不存在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而存在广泛的贸易中介形式，贸易商品定价分析必须与这一事实相一致（Schrder，et al，2005）；（3）现实中的大量贸易活动都通过贸易中介得以实现（Winkler，1989），跨国公司、卡特尔或政府垄断下的直接贸易实际上是经由一个由其控制的虚拟贸易中介以获取更多的经济租金。

既有对中介的研究多见于金融中介理论及营销渠道理论。但Winkler（1989）认为，在金融市场外的其他市场中，市场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可建立一个一般的中介理论。Hackett(1992)将市场中介区分为两类：一是为买卖双方服务并赚取佣金的合同中介(contract intermediation)，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二是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商品并承担相关交易风险，以获取买卖价差为目标的贸易中介（trade intermediation）。Spulber（1996）构建了基于中介定价的买卖价差及供需模型，但未考虑国际市场微观结构和贸易商品定价问题。本文将有形贸易中介与虚拟贸易中介统称为贸易媒介（trade media）,并构建一个统一的三分法分析框架研究贸易商品定价的实现，以及政府政策/私人保护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基本分析框架，将贸易商品定价博弈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并分析不同市场结构组合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第三部分阐述英美棉花贸易案例、数据以及定价权的计量方法；第四部分对棉花定价进行定量分析；第五部分运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 分析框架

国内市场结构与国际市场结构的最大差异在于国家内部的管理等级制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市场结构中的国家/政府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存在，要求贸易定价理论与此现实相对应。在生产者―贸易媒介―消费者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国家/政府干预和私人保护均是促成贸易媒介市场结构变化的外生变量，其促进实现贸易利得的机理是：首先影响贸易媒介的市场结构，而后影响定价，再由定价决定贸易利得的分配格局。由于贸易媒介的引入，贸易商品定价可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贸易媒介与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定价博弈来确定买卖价差（bidask spread）并作为其收益，该买卖价差即是贸易定价结果。

在以上三个主体之外，贸易商品定价的实现还依赖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Porter（1980）在行业结构分析五力模型中已考虑到潜在进入者、替代品生产者等因素对微观企业产品定价和竞争能力的影响。Baumol等图1 贸易商品定价的分析框架（1982）强调了潜在竞争者对在位厂商定价的影响。营销学理论将厂商与消费者联系起来考察，强调如何通过影响在位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偏好以细分市场并主动创造需求，以最终增强或削弱在位厂商的定价能力（Mccarthy，1960；Schultz，2000）。本文借鉴以上分析思路，把潜在新进入者竞争、替代品竞争、新消费者竞争、消费的转移和转变因素、新媒介竞争因素引入贸易商品定价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图1）。

1.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

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取决于五个因素：现有生产者、现有贸易媒介、潜在新进入者、替代品生产者、新贸易媒介。生产者―贸易媒介的定价状况首先取决于现行市场上的供（生产者）需（贸易媒介）状况及其市场结构。生产者的完全竞争和贸易媒介的垄断会形成贸易商品的垄断低价，这一低价抑制了新生产者的进入和替代品的生产与使用，但同时，高利润刺激贸易媒介方面的潜在进入者进入。这一定价状况的改变取决于新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而新贸易媒介可能来源于生产者的联合或对原有贸易媒介垄断的破除，前者取决于其产量控制能力及其对定价的影响，后者则由需方的竞争提高贸易商品定价，贸易媒介垄断的破除既可能是因为政府干预，也可能是新贸易媒介迅速进入市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种植咖啡的农民抛开原有的贸易媒介（中间商）直接将咖啡豆卖给消费者（加工厂和零售商），以此提高咖啡价格和收入的所谓“公平交易运动”。详细讨论参见凯伯（2005）。。

第二种情况是生产者的垄断和贸易媒介的完全竞争，此时会形成贸易商品的垄断高价，这一高价抑制了新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同时刺激了新生产者进入市场以及替代品生产的扩大。这一定价状况的改变将取决于新生产者进入市场或培育新生产者的难易程度，以及替代品获得的状况。

第三种情况是在生产者和贸易媒介上出现双寡头博弈的情形，此时的定价结果是不确定的。生产者受到激励去努力获得或培育新贸易媒介，或者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破除贸易媒介的垄断，而现有的贸易媒介则受到激励去寻找或培育新生产者、替代品生产者。最终定价状况的变化取决于以上两种努力的实现程度。当两种努力均难以在短期内奏效时，一种可能的稳定利润的战略是生产者和贸易媒介的联合或纵向一体化，借以分享稳定的利润。但如果生产者在产量控制上存在困难或沉淀成本较大，则相对生产者而言，贸易媒介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定价结果也将反映这种优势。

2.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

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也取决于五个因素：现有消费者、潜在新消费者、现有消费者的转移和转变、现有贸易媒介、潜在的新贸易媒介。现有贸易媒介的垄断和消费者的完全竞争会形成垄断高价，这一垄断高价的自然结果是影响到现有消费者群体的稳定，部分消费者可能会转向消费替代品或停止消费，同时抑制了新消费者的进入，消费者数量的下降会推动垄断者权衡价格与利润二者的互动影响。同时，高价格刺激消费者努力破除贸易媒介的垄断，也鼓励潜在的新贸易媒介加入竞争。贸易媒介市场结构改变的源泉包括：（1）通过政治过程破除既有贸易媒介垄断；（2）消费者联合以推动新贸易媒介形成或进入市场。

第二种情况是现有贸易媒介的完全竞争和消费者的垄断会形成垄断低价。这一低价格的必然结果是鼓励新消费者进入，扩大消费者规模，这就对现有的垄断者构成实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低价格虽然抑制了潜在的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推动了现有的贸易媒介努力寻找、培育新的消费者群体，这一培育过程也可能是通过政治经济过程来实现的。定价状况的变化取决于新消费者群体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

第三种情况是双边垄断，此时的定价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价格的变化状况将取决于贸易媒介寻找、培育新消费者群体的速度，以及现有消费者克服贸易媒介垄断、新媒介可进入市场竞争的速度的互动博弈。与前面对生产者―贸易媒介定价的分析类似，在两种努力均短期难以奏效时，稳定利润、减小风险的渴望会推动双方采取某种联合或一体化的战略。但如考虑到需求（产量）控制、沉淀成本投入等因素，贸易媒介和消费者在这样的双边垄断博弈中，定价地位可能是不对等的。

3.均衡定价结果

贸易商品定价结果取决于以上两个分解的定价环节。在图2的贸易媒介定价模型中，需求曲线D(p)代表剩余需求，供给曲线S(w)代表生产者在不同要素价格w下的剩余供给，贸易媒介通过与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定价博弈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买入价格w*和卖出价格p*，最大化利润为(p*[KG-*3]- w*)Q*，此时出清市场 贸易媒介可能会持有或调整存货量，因而一个时期内其买卖数量可能并不相等，但必须实现跨期出清，因而存货条件下以上分析仍然成立。，[JP+1]出清数量显然低于瓦尔拉斯均衡产出Qw。买卖价格依赖于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的定价博弈，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博弈的结果是影响到剩余供给曲线S(w)的性状，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博弈的结果是影响剩余需求曲线D(p)的性状。尤其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创建新贸易媒介的可能性会形成一个竞争界（competitive fringe），限制了在位贸易媒介所能获得的买卖价差和期望利润（Fingleton，1997）。在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下，模型中的供需曲线会发生转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局部均衡的买卖价差。

[SX（B]图2 贸易媒介定位模型[]资料来源：Spulber(1996)。[SX）]

在这一模型中，国家/政府政策被视为作用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上的外生变量，其作用既可以通过政府人为创造/破除贸易媒介垄断，也可以通过数量控制/价格控制来强化/弱化现有贸易媒介的市场力量得以实现。关税等价格控制政策本身即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贸易媒介，其买卖价差就是关税率；而数量控制对贸易媒介的影响则依其实现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拍卖方式的结果类似于关税。总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商品定价不仅受出口国/进口国微观市场结构影响，还受到国家/政府政策作用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微观上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及其在产量/消费量控制上的困难会形成定价上的明显劣势，贸易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助于通过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而间接影响定价结果。

三、 案例、数据与方法

1.案例

棉花在工业革命及随后很长时期内，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被称为“棉花王（King Cotton）”。更重要的是，19世纪英美棉花贸易具有非常突出的“双寡头”市场结构：英国作为先进工业国，是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也是美国棉花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作为早期的农业国和后起的工业国，长期保持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地位，其向英国的棉花出口占英国棉花进口的最大比重，并远远领先于其他棉花出口国。英美之间的棉花贸易伴随着双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博弈，以及棉花生产和消费格局的重大变化，这样的案例对“寡头”市场结构下的贸易商品定价问题研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在整个19世纪都极为明显（表1）。美国所产棉花的大部分用于出口，在整个19世纪，出口占其总产量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产棉国，美棉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也远远领先于其他出口国；虽然美棉在19世纪初已实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向英国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对英国市场的依赖一直非常明显。英国的棉花消费量远超过其他国家，1890年前甚至远超过欧洲大陆整体的棉花消费量；1820年英国进口美棉占其棉花进口的74.7%，1880年为72.36%，美国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棉花进口来源地，即使美国内战使得美棉供给数量突然衰减，价格巨幅攀升，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影响巨大的“棉花饥荒”，但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自美国的进口迅速恢复，1870年占48.06%，1880年恢复到72.36%，基本达到美国内战前水平；英国一直谋求实现棉花进口的多元化，并通过殖民地政策大力推进棉花种植和出口，但对美国棉花的依赖仍是最强的。

2.数据

本文利用Hammond（1897）提供的1797―1896年的英国利物浦棉花进口价格数据和美国纽约棉花出口价格数据来作为英国和美国棉花价格数据的替代，并用米切尔（2002）提供的英美两国批发价格指数（1880年=100）对其进行消胀处理，与棉花贸易相关的运费率数据则选取North（1958）提供的大西洋海运费率指数（1830年=100）作为替代。为尽量减少数据的波动，并体现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图3）。

图3 英国利物浦与美国纽约的棉花价格及运费率指数：1797―1896

3.方法

传统用来分析贸易定价的主要方法是净贸易条件分析，它是通过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比值来反映贸易价格的变化，虽然通过引入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把技术进步考虑进来，可更好地反映贸易定价的变化。但这一方法不能准确地反映寡头市场结构下各国政治经济政策对定价影响的因果关系，难以定量考察各方在定价博弈中的定价权大小。同时由于数据的局限，无法获得贸易媒介的价格数据，因而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间接计量贸易商品的定价博弈结果。

一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这是通过将英国（或美国）棉花价格的滞后值加入模型中，看其是否可导致美国（或英国）棉花定价模型的解释程度提高，如果是，则称英国（或美国）棉花价格是美国（或英国）棉花价格变动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二是价格变动的跨期相对弹性。以cij,t表示t期寡头j对寡头i(i,j=1,2)的价格弹性，以δ表示相对弹性，δ=cij,tcij,t′ (t,t′=0,-1且t≥t′)。当期价格变动的相对弹性为正，仅表明短期内供需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定价能力尚需其他方法来进一步判断。通过价格变动的跨期相对弹性，可以度量贸易定价中由于技术垄断、自然垄断、生产时滞以及国家贸易垄断等因素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如果跨期相对弹性为负，则说明定价博弈结果不利于生产者，原因在于生产者价格的增加反而导致消费者价格的下降，贸易利得向消费者转移，其机理可能在于买方通过引入新竞争者或使用替代品反而有效降低了其所获得的贸易商品价格；如果为正，则说明定价博弈结果有利于生产者或卖方，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垄断、自然垄断或其它形式的贸易限制政策。

三是转嫁系数。在贸易双方均具有一定市场力量的假设下，设计引入贸易商品价格之外的变量――海运费率在一般的贸易商品定价分析中，还可采用关税、消费税、原材料成本等变量。，来考察当期价格存在正相关性时贸易双方定价能力的强弱，即海运费率价格增加一单位导致这一成本在寡头之间的分配状况，以此来间接衡量经济租金在英美两国间的分配状况。以Ci表示转嫁给寡头i的成本值，以β表示转嫁系数，则βij=Ci/Cj。βij >1说明寡头i在定价博弈中相对于寡头j居于劣势，反之，在βij

四、 计量分析

1.OLS模型

由于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并考虑到预期对棉花价格的滞后影响，选择滞后一期变量进入模型 实证结果证实，将滞后两阶及以上变量置入模型是不显著的，因而本文仅选择滞后一期变量进入模型。，用LNFRT表示运费率指数，LNPLVP表示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价格，LNPNY表示美国纽约的棉花价格。在Abreu等（2006）的实证模型基础上，引入“寡头”国内市场价格的滞后期变量，两国棉花价格关系可表述为以下两个模型：

其中，LNPLVP(-1)和LNPNY(-1)分别表示英国和美国棉花价格的一阶滞后的对数值，系数c1、c2、c3、c4表示价格弹性。以上模型的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还使用ADF检验法检验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总体而言，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现良好，拟合优度分别为0.79和0.88，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和异方差，残差项也不存在单位根。

表2 英美棉花定价模型回归结果

美国价格一阶滞后英国价格英国价格一阶滞后美国价格运费率常数

的数值为t值，*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其余为1%。英国价格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在模型（1）中排除了这一变量。

以寡头1表示英国，寡头2表示美国，模型回归结果表明：（1）当期的英美棉花价格间的相对弹性均为正值，δ值分别为0.48和0.59；（2）英国价格的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美国价格的一阶滞后与英国价格之间的相对弹性为负值，δ=-0.38，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3）运费率与英国价格正相关，而与美国价格负相关，运费率上涨1%，带来英国价格上涨0.15%和美国价格下降0.20%，运费率变化对美国价格的影响相对更大，转嫁系数β12=0.75。综合来看，英美之间的相互依赖非常明显，但英国具有明显的定价权优势。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OLS模型给出了相对弹性和转嫁系数的计量结果，以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做进一步的推断。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必须基于平稳的数据序列，所以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美国价格和英国价格的对数值是平稳的I(0)时间序列，运费率指数数据的一阶差分才是平稳的，即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I(1)序列后文将该一阶差分与英美棉花贸易数据一起进行计量，因而Granger 检验仍是基于平稳数据，同时一阶差分的经济含义是变量变化的速度，仍具有经济含义，不明显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性。（表3）。

统计量VAR(1)VAR(4)AIC统计量-0.061872-0.196026SC统计量0.0449760.157993LR统计量6.96986522.11522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以检验式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为标准。带*号的表示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Δ表示一阶差分。

其次，根据无约束（unrestricted）水平VAR模型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C最小的准则来选择最优滞后期，由于二者最小时对应的滞后期分别为1和4，而对数似然估计值在p=4时最大，可选取最优滞后期为4（表4）。对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也证明，没有根在单位圆之外，满足稳定性要求。

表5 英美棉花定价博弈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F统计值结论英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1.10817不拒绝运费率变化不是英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1.28581不拒绝美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3.80697拒绝运费率变化不是美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2.70310*拒绝美国价格不是英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1.26473不拒绝英国价格不是美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4.82969拒绝 注：*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其余均为1%的显著性水平。

运费率数据取一阶差分，设定最优滞后期为p=4，利用多变量模型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棉花定价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1）英国棉花价格变化是美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美国棉花价格变化不是英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两者之间存在从英国棉花价格到美国棉花价格的单向因果关系,这表明英国棉花价格变化引导美国棉花价格变化；（2）运费率与英国棉花价格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3）美国棉花价格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同时运费率变化也是美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运费率变化与美国棉花价格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五、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中，美国棉花种植园主和英国棉纺业者之间都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缺乏明显的市场势力。但两国对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影响却明显不同：英国早期由西印度公司等持有棉花等商品的贸易垄断权，而后英国私商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进行棉花贸易，英国政府对其与印度、埃及等英属殖民地的棉花贸易有很强的贸易限制政策。这是分析英美棉花贸易定价的基本背景。

1.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

Wright（1971）的计量研究表明，19世纪英国的棉花需求弹性非常低，其含义是如果美国能控制其棉花产出和出口量，美棉在世界市场上就拥有实在的垄断定价能力。但美国内战前的西部拓荒和棉花的大规模种植，特别是美国的农业国地位，使其很难依靠产业/贸易政策实现对棉花的产量控制，从而约束了美国潜在市场力量的运用。美国对棉花的产量控制有两个时期：一是美国内战期间，战争导致了美棉供给下降、价格上涨；二是1929年开始的种植面积控制和价格支持政策，使1929―1939年英国利物浦的美棉进口价格大大超过了印度棉花的进口价格，美棉价格平均是印度棉花价格的1.31倍（Brandis，1951）。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美棉生产者都难以通过生产者联合或政府政策来影响贸易媒介的市场结构。

另一方面，英国在贸易媒介上的垄断非常明显。英国利用其政治经济霸权诱导和强制埃及等新棉花生产者进入市场，以实现殖民地的单一出口型经济，这是英国获得棉花定价权的主要政策。它还表现在英国对爱尔兰亚麻、印度黄麻、澳大利亚羊毛等替代品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强制和激励。这一政策与宗主国的政治控制相结合，通过将殖民地出口贸易的垄断权主要由英国贸易公司拥有，形成了贸易媒介的强制性垄断和相应的垄断低价，也带来了稳定而低价的供给来源如在印度，英属东印度公司即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垄断棉花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并通过差别税率诱导印度成为棉花等资源性商品的产地和出口国。在埃及，英国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推动埃及经济加速走向单一出口经济，成为英国棉花的原料供应基地和棉纺织品的出口市场。。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19世纪前半期，与美国棉花产量的迅速上升相比较，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新棉花消费者（棉纺业者）市场进入较慢，英国棉花消费量长期远大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棉花消费量总和，美国、德国等国棉花消费量的迅速增长主要发生在1870年以后美国在其工业化初期曾广泛运用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国内产业发展，通过新消费者的培育也有助于改善棉花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的定价。有关19世纪棉花消费量数据，参见Hammond（1897）。。因而，贸易媒介市场结构就主要受到英国棉花需求的影响，而英国的贸易媒介垄断虽主要作用于其殖民地，但与美国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及英国之外棉花需求的缓慢增长相结合，就推动了美棉价格的长期下降。

2.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

随着英国棉纺业的发展，英国的棉纺业者要求有廉价充足的棉花供给，其政策目标首先是推动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媒介垄断者的特权，结果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但由于英国在海运和金融服务业中的垄断地位，英印贸易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英国私商手中，但贸易媒介竞争无疑促使棉花进口价格下降。同时由于印度难以满足英国的棉花需求，英国棉纺业者还要求废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为此，1794年英美之间签订了杰伊条约，不受原《航海法》限制，给予美国利用英国船只从事西印度贸易的权利，大量进口美国棉花。

英美棉花贸易中，英国棉花消费者的组织程度远高于美国的棉花生产者。英国棉花消费者在破除贸易媒介垄断后，又通过消费者联合形成新贸易媒介，并通过新贸易媒介垄断促进实现棉花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的垄断低价，最终转化为英国廉价的棉花进口。如早在美国内战前的1857年英国就成立了英国棉花供给协会，1860年曼切斯特商会又组建了曼彻斯特棉花公司，其目标都是寻求更多的棉花供给来源，以避免对美国棉花的过度依赖该协会致力于收集不同棉花产区的信息，并为之提供优质的种子、工具和设备，甚至还把极富经验的美国棉农送到印度进行生产指导以增加棉花供给（Logan，1958）。。1902年又成立了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与殖民地政府合作在英帝国内寻找适宜的棉花生产地并研究、试验和发展生产用棉的种植。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贸易委员会中专门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委员会，1920年还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公司以促进新棉花生产者进入市场。

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也对棉花定价有明显影响。英国可利用其在出口产品上具有的竞争优势，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通过取消他国产品输英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现实是，英国价廉物美的棉纺品打入他国市场，而他国能输英的则多为诸如棉花这样的原料等商品。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深层含义是抑制它国棉纺等产业的市场进入，“甚至于自由贸易者打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打入他国市场，就能阻止其工业发展，甚至冲垮它的工业以达到占领其市场的目的。更有甚者，‘国旗跟着贸易走’，最后把他国或其它地区沦为殖民地。”（蒋孟引，1988）

对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的制约是与激励新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政策相结合的。如在印度，英属东印度公司既垄断棉花贸易，还通过差别税率诱导印度成为棉花产地和出口国。英印当局对印度纺织品采取禁止性保护关税政策，对英国纺织品则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甚至于制订差别税率改善其定价能力如在英国布进入印度的早期，印度对英国布征收5%的过境税，对印度布的税率则为20%，此后随着英国布对印度市场的占领，又逐渐取消了过境税，英国在非洲也长期采取这种政策，因为殖民者只有对国内贸易征税，才能更好地保护免税进口的制成品，而没有歧视性税收的话，英国货就不能同当地货进行竞争（Johnson，1974）。。英国的“棉花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可制约和减少他国棉花消费者的需求，还增加了棉花的生产和出口，二者都提升了英国的棉花定价能力（Himbury，1918；Johnson，1974）。

3.棉花定价博弈的结果

图4是贸易媒介定价模型的变形。折线Sf、Sa分别表示英国殖民地和美国的棉花剩余供给曲线，S是加总的剩余供给曲线，D是英国的总需求曲线。由于英国殖民地的棉花种植分散、技术落后，因而其供给曲线呈现先水平后向右上倾斜的形状，Qf之后的供给一方面源于高价格激励下殖民地棉花种植者减少其消费，另一方面也源于亚麻、黄麻等替代品；美国的棉花种植园面积更大，技术水平更先进，成本也较低英国棉纺业者更喜欢采购美国棉花而非殖民地棉花，原因在于美国棉花的单包重量更大、杂质更少、质量更高。可参见Hammond（1897）。，因而美国棉花的供给曲线在Qa左侧呈现较小的斜率，而在Qa右侧斜率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和对美国棉花消费的替代；英国棉花需求曲线的形状则主要受到资本存量的影响，因而呈现中间段缺乏需求弹性垂直于横轴，两侧弹性较大并向左上倾斜的形状。显然，均衡价格和数量为P*和Q*。

图4 英美棉花定价模型

英国在贸易媒介上的市场力量表现在它可以通过贸易媒介垄断控制其殖民地棉花生产和出口，可以边际成本获得殖民地棉花作为替代性供给，因而美棉价格就受到英国殖民地棉花价格的制约，加之美国无法实现产量控制，就形成了英国棉花价格单向引导美国棉花价格的结果。殖民地棉花的替代使其成为影响美国棉花价格的重要参照系（Logan，1958）和竞争界。由此，美棉价格与海运费率变动负相关，形成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可能与海运业较强的竞争有关。据统计，美国的出口贸易中由美国船舶运输的比例一直是相当高的，在1800―1860年间平均保持在80%以上。以上数据源于菲特和里斯（1981），并经笔者计算。。

但这一定价格局的稳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美国的剩余供给曲线不左移，即除英国之外的其他棉花消费者的消费量比较稳定；二是英国能维持其在殖民地的贸易媒介垄断，能持续以边际成本获得可靠的替代性棉花供给。但这两个条件从19世纪晚期开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随着德国、日本等新棉花消费者迅速进入市场，尤其是美国自身棉纺业的迅速扩张，到20世纪初，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棉花消费量都已大大超过英国，美棉的剩余供给曲线迅速左移，均衡数量超过Qa，棉花价格迅速上涨，英国在棉花定价上的优势迅速衰减 布哈林（1917）注意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得“最近十年来生产力有了蓬勃的发展，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其中首先是美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因而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其他农业国也发生了同样情况，……大大改变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致数量上的变化已达到即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此，农产品的缺乏，各地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就成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一种现象。”；（2）由于德国、美国的保护关税政策，英国只能一方面依靠高质量的棉纺织品去克服美国和西欧的高关税，另一方面用廉价货去占领快速发展的亚洲市场，这一政策更多地依赖于对殖民地的贸易媒介垄断，非常脆弱（Sandberg，1968）。随着殖民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迅速瓦解和英国棉纺业的衰落，英美棉花定价博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商品定价的三分法分析框架，利用价格变动的相对弹性、转嫁系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定量分析了英美棉花贸易的定价博弈结果，并阐释了生产者、贸易媒介和消费者之间复杂的定价博弈过程。在引入贸易媒介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贸易商品定价可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定价环节，每一环节的定价都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多方博弈过程，贸易媒介通过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定价博弈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买卖价差，从而实现市场出清。政府/私人保护通过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间接影响贸易定价和利得分配结果。利用以上分析框架，本文对英美棉花贸易“双寡头”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英国依赖其在殖民地棉花贸易中的贸易媒介垄断获得了定价权优势，由于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和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缓慢，美国在定价博弈中居于劣势，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政府/私人保护政策的差异导致了英美双方棉花定价能力的差异。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推进，有形的贸易媒介垄断逐步减少，但私人保护与政府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虚拟贸易媒介垄断――如与资源性商品有关的卡特尔、商品协定和贸易保护政策，全球性的资源公司的高度集中化，以及如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直接贸易――日渐突出，各国对贸易媒介的争夺也更趋激烈。以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寡头”地位与定价权缺失共存的困境，一个推断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中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未能反映国内的微观市场结构，中国国内的竞争性市场和产量/消费量控制上的困难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在贸易媒介市场力量上的弱势，削弱了中国影响贸易商品定价的能力。因而，中国在贸易商品定价中优势的获得，还有赖于一个通过政府/私人保护政策相结合，努力谋求/破除贸易媒介垄断的政治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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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gopoly Market Structure, Trade Media and Trade Commodity Pric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of Cotton Trade History

SUN Zesheng1,2 SONG Yuhua2

(1.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T, Hangzhou 310023;2.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China is facing the coexisting dilemma of oligopolistic position and lack of pric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 commodity pricing framework of rule of thirds is put forward by introducing trade media. The commodity pricing relies not only on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rade media market but also on their domestic micro market structure for both exporter and importer. Trade media chooses the profitmaximizing bidask price under the game among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whil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or individual protection indirectly influence commodity pricing by influencing market structure of trade media. Based on study of typical duopoly case of AngloUSA cotton trad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nd suppor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relative price elasticity, shifting coefficient and Granger casualty test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