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范文第1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汉武帝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对《诗》的形成，汉代学者有官府采诗之说。班固《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择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对采诗之说，历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全面考察周代史料可以看出，采诗之说还是可信的。

现存《诗经》，汉代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删削编定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对此，当代学者有不同看法。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说：“孔子删诗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当孔子幼时，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孔子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以上两例，说明此书在孔子之前已经成集。”我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轻易否定。《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孔子删诗，完全可按风诗原来的次序；二，他所说“诗三百”，完全可以指自己编定的本子。秦始皇焚书，《诗》亦被毁，汉初复得流传。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称《齐诗》，鲁人申培传称《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称《韩诗》，赵人毛苌传称《毛诗》。前三家出于汉初，武帝时已列于学宫，《毛诗》晚出，未得立。《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韩诗》亡于南宋，《毛诗》独传，即今《诗经》。

《诗经》所收作品的创做年代，起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叶，它们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亦应属于这一时期。《诗经》有不少作品，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反映当时人的文学思想。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诗经》里说到作诗的有十二处……”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又说：“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和颂，……”其实，也不尽然，因其并非讽、颂所能包含。《诗经》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共有三类：

第一类：作诗是为了讽刺和劝谏。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港伯》）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

第二类：作诗是为了歌颂和赞美。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蒸民》）第三类：作诗是为了抒发忧愁和悲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上面这些句子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文学的社会作用诗可以用来讽刺和劝谏，意味着诗可以鞭挞丑恶，揭露弊端，意味着诗可以促使统治者调节行为，调节政治，这说明诗具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是符合事实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它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道德状况、风俗民情；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状况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人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如此，文学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从而使人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文学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诗经》中的作品就是如此。周代统治者的“采风”行为也证实了这一点。

孔子删诗说范文第2篇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整个社会"礼乐崩坏"，孔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这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形势，没有像有些看破红尘的知识分子如长沮、楚狂接舆、荷丈人等一样，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四处奔走，为使天下重回太平穷尽毕生精力。他有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曾对子路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假若天下太平，我就不会来改变它了。）他向统治者游说要对人民施仁政，主张重视人民，反对各种无德无道不仁不信不义的行为，并主张克己复礼，以至办学授徒等，无不围绕着使天下重现太平盛世的根本意向。这种坚定的、积极的、较系统的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思想，成为孔子编辑活动中始终如一的指导思想。

孔子具体的编辑工作一般认为开始于公元前484年，即孔子68岁的时候。是年，齐师伐鲁，孔子的弟子冉求带鲁军力战退敌。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是从老师孔子那里学来的，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可以说是荣归故里。但鲁国仍不能接受孔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政治思想，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再求仕，自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从事教育和文献编辑整理工作。

《庄子・天运》篇载孔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六经"的整理编订。下面分别记述。

《诗》。《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认为《诗经》305篇是孔子从古诗3000多篇中删选出来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在鲁国观周礼，各章内容已与今天流行的《诗》相似，那时孔子尚在幼年；而《论语・为政》曾记孔子之语，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在孔子之前已具现在的规模，故此说不可信。从论语上看，孔子常对《诗经》加以评论和解释，重视《诗经》在个人品德修养和社会交际上的重大作用。除了评论和解释，据考证分析，孔子对《诗经》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删掉了重复的篇章，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去其重"。孔子搜集整理到《诗经》流传到各国的抄本（版本），又参照各个抄本，进行校勘核对，删去重复，成了现在的样子。其二，按乐曲的正确音调，进行篇章上的调整，《雅》归之于《雅》，《颂》归之于《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使不紊乱而各得其所。

《书》。《尚书》是我国上古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它又分为《今文尚书》（35篇）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又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孔子编辑之前四处搜访，搜求到3000多篇，"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也有不少重复，有一些神怪故事，孔子加以编辑整理。《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也指出孔子对《尚书》通篇做过编辑工作。

《礼》。指"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是记载礼节仪式和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孔子对《礼》也的确下过工夫，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对夏、殷、商三代的礼做过一番比较研究，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说："吾从周。"可见，至少有一部分礼是经孔子整理、著录的。所以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

《乐》。《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诗、礼、乐三者关系密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爱好音乐，闻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在《论语》中评乐的地方很多，而且相当内行，他亲自编辑整理乐曲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今已无传，有学者甚至认为"乐本无经"。但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对乐典的编辑活动是的确有过的。

《易》。《周易》是一部占卜书，今传《周易》包括本经和易传两部分，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辞，易传指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晚期。故非孔子所做。孔子晚年学过《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其"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据《论语》中记载，孔子也多次给弟子讲过《周易》，在教学过程中有过一些编辑加工。

《春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其《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后经孔子整理、修订，成为取其义以行褒贬的著作。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242年，简要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如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有"雨星，不及地尽而复"。由于事涉怪诞，孔子编《春秋》时不予记载，只将"雨星"改为"星陨如雨"以结尾。可见孔子将旧史原文加以修订，将自己的看法加了进去。

总的说，孔子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古代文献进行过一番搜访、修订、整理、校勘等编辑工作，编辑整理成"六经"，以后儒家世代相传，奉为经典，保存了我国春秋以前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孔子的编辑活动可以看到，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六经"的编辑而非著述，正如他自己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通过"六经"的编辑将自己的观点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并成为后世理解、认识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点，所以司马迁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以说其编辑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已超过著述了。孔子在编辑活动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辑思想。

孔子编书是在明确的编辑宗旨指导下进行的，他希望通过教材的编选，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同时，作为教材传授给弟子，希望培养出一批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

面对春秋末年动荡的社会局面，孔子打算通过恢复周礼、加强周天子统治的这种"施仁政"方法加以解决，而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编辑活动中。

如孔子评选《诗经》有一重要原则，即"取其可施于礼义者"。有些诗句，虽然字面上或事实上与孔子的这一宗旨看似无关，在孔子的理解里却也是"仁"的内容。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本是描述美人的诗句，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着，眼角留神地看着，像白绸上画的花卉一样美啊"，孔子在和子夏的对话中，却把白绸（素）比作"仁"，把花卉（绚）比作"礼"，结论是"礼"在"仁"后，等等。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孔子这样牵强附会地解释，如果不是他重视诗教，也许我们今天不一定能看到两千余年前的生动活泼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以至青年男女爱怨的内心感受，享受到文学的美感呢！

而在编写《春秋》时，孔子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从而达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的效果。

孔子编书的另一个较为主要的目的是教学。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儒家政治理想的合格的从政人才，他不但要向学生灌输儒家的道德标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在教授《诗经》的过程中多次提到，希望学生们能从中学到一些具体的政治本领，博物多识，善于辞令。如《论语・子路》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思想其实也贯穿于他的编辑活动中。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孔子作为编辑目的之一的教学是成功的，他的学生不仅具有较高的文才技艺，而且遵从他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观点，他的学生边学习边从政，的确出了冉有、子路等几个较成功的参政人物。可以说是他的编辑生涯中的一项很大的成功。

孔子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

其一，广泛搜集材料。科学是从详细地占有材料开始的。孔子一开始就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严肃对待，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由于留存到今天的文献不足，如果要是足的话，孔子都会设法征集它们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到处搜集资料，搜集的成果是辉煌的，如搜集到《诗》3000余首，最后编定为305篇的《诗经》；得三皇五帝书3000余篇，对其"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最后编定为100篇的《尚书》；得"百二十国宝书"，最后编成了流传至今的《春秋》。

其二，"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平时"不语怪力乱神"，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如《易》，本来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孔子尽量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如孔子曾引《易・恒卦》上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其羞"，接着又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恒卦》上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再如《左传・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周大史说" 这应在楚昭王身上"，需要昭王祭天才可以转移灾祸，昭王不祭。孔子得知后，赞赏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借此告诉人们，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规律（"大道"）办事。从上面可知，我们今天看到的"五经"等典籍中，少有神怪荒诞的内容，恐怕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其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表明孔子自认是一个传道者，而无自己的创作，这从他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文献的内容以及风格上来看，是对的。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的观点，提出了"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法论，人本哲学学说。表面上看来是"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借用古人的语言而体现自己的思想。

以《春秋》为例，虽然都是史实的记录，但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只言片语体现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天子去狩猎，其实就是晋国非常不礼貌地把周天子招去，如果照实写，就会损害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只好改笔，替他掩饰过去。当时周天子早已成了空架子，而变为一尊偶像，但孔子仍然在《春秋》中以周纪年，大书什么"春王正月"。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政治态度。孔子的这一"春秋笔法"，使《春秋》这部史书同时成为宣扬他观点的政治教科书。而就整个"六经"而言，在编、订中也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自己的著作，因此不能说他只"述"不"作"。

结语

柳诒征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对于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保存、传播、发展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他的编辑活动，从而达到宣传政治文化思想、教书授徒的目的而实现的。所以学者李光宇称"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

孔子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编辑思想与科学的编辑方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尽管他通过编辑体现的政治思想观点还需要历史地评价，但他对我国文化传播事业，特别是编辑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编辑事业的开业祖师"。

主要参考资料：

孔子删诗说范文第3篇

“……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卜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见于《大雅·大明》，则很明显前“怀尔明德”亦当为引文，《诗论》此简是引《诗》文而论《诗》。从“诚命之也”对应“有命自天”之形式来看，“怀尔明德”前当有一“谓”字，与“诚谓之也”之“谓”对应。《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一句，与此较接近，只是“予怀明德”与“怀尔明德”不同。当然，前面残缺之简文也有可能是“帝谓文王，予”几字。事实表明，这种猜想有其根据。

《墨子·天志（中）》有：

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1]

《墨子·天志（下）》有：

非独子墨子以天之为仪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而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义，而顺帝之则也。[2]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段文字文意相近，所引之诗相对于《毛诗》即是《大雅·皇矣》。唯《天志（中）》所引同于今《毛诗》；而《天志（下）》所引多了一个“而”字3；两“不”字作“毋”；《天志（下）》所引称《大夏》而非《大雅》。

《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载有两篇考释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的文章。铭文中“我台（以）夏台（以）南”一语，考释者已对照《小雅·鼓钟》、《周颂·时迈》“以雅以南”指出：“夏”即是“雅”4。荆门郭店楚简《缁衣》中，简7与简35、36两处两次先后引大、小《雅》，其“雅”字皆作“夏”，裘锡圭、张春龙先生已指出：“夏”字“楚简文字习见，在此借作‘雅’”5。可见《天志（下）》所引《大夏》即是《大雅》。

而“尔”与“而”古通。如《易·颐》：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6。

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尔”作“而”7。又如《左传·宣公三年》：

予，而祖也8。

《史记·郑世家》“而”作“尔”9。更明显者为《尚书·吕刑》：

在今尔安百姓10。

《墨子·尚贤下》引“尔”作“而”11。可见，《诗论》简的“怀尔明德”同于《墨子·天志（下）》的“怀而明德”；《墨子·天志（下）》所引之诗与《诗论》所论之诗，至少在这一句上有同一师本。而且，下文将证明这个版本是合理的。

方授楚于《墨学源流》一书中曾指出，《墨子》中“引《诗》多散文化，《兼爱（下）》……云：‘先王之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今《大雅·抑》篇无两“而”字也。凡此改《诗》为散文，以就当时口语之体，昔人多未达其故。”12《天志（下）》此处也是有一个“而”字，但据《诗论》来看，这个“而（尔）”字并非“以就当时口语之体”，而是一个实词，不能去掉。《墨子·天志（下）》两“不”字作“毋”，这只是通假字的问题，如鲁诗便“‘不’一作‘弗’”13，并不影响文意。多或少一个“而”字，则大关文意。今《毛诗》对于这一句作如下解释：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传：怀，归也。

笺：天之言云：我归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广言语，以外作容貌，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者。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

疏：毛以为，天帝告语此文王曰：我当归于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归之。因说文王明德之事……郑以为，天帝告语文王曰：我之所归，归于人君而有光明之德……14

孔疏已发现毛、郑之不同。其实，补一“尔”字，文从字顺，即是：天帝告语文王曰：我心中怀藏着尔之美好德行——不虚广言语，以外作容貌；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虽未知，已顺天之法则”15而行之。正因为此，所以才有下文“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16。如果天帝告语文王的只是要归于明德，文王尚未有所表现，何来立即命之“伐崇墉”？如果以“伐崇墉”为考验文王能否为“我之所归”，那么天帝似乎过于残忍，万一文王不合所愿，天帝恐怕只好另请高明，再起刀兵了。总之，有“尔”字义胜。

不过，《中庸》文末有：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17

所引《皇矣》没有“尔”字！

子思所引之诗句不太可能是先有“尔”字，而后儒从《毛诗》或三家诗删改。后人多將子思所引之《诗》归为齐诗，这是用反溯之方法研究已失传的齐诗，然而将郭店简本《缁衣》引《诗》与今本对勘，异文不少18，恐不能将之定为齐诗。依一直流传的《毛诗》来看，《中庸》多有引《诗》与之不同者。譬如《中庸》中有：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19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大雅·假乐》，今《毛诗》作：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20

有四字不同。《坊记》中有：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21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卫风·氓》、《大雅·文王有声》，“履”字今《毛诗》作“体”；“度”，《毛诗》作“宅”；“惟”，《毛诗》作“维”22。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皆未改回。当然，改字与删字不同，上面的佐证并无力反证《中庸》原文本身绝对无“尔”字。若果有之，则注3所引吴毓江所谓后人据《诗》删掉《天志（中）》之“而”字之说倒可谓卓识；但后人并未删掉《天志（下）》中之“而”字及改“夏”为“雅”，则吴毓江之疑恐非是。而且即便有人改动《诗》文，这与本文所得之结论也并不矛盾。

此处子思有可能是截引《皇矣》，转换《诗》文，《中庸》中不乏其例，如：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23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卫风·硕人》。疏云：

案：《诗》本文云“衣锦褧衣”此云“尚絅”者，断截《诗》文也24。

又如前引《中庸》文末之：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

所引相对于《毛诗》，出自《商颂·列祖》，《疏》云：

《诗》本文云“鬷假无言”，此云“奏假”者，与《诗》反异也。25

此外子思亦因文意而直接引《诗》入《中庸》，不加“《诗》曰”，如前引《中庸》文末之：

“《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对于《毛诗》，出自《大雅·文王》，子思直接引入文中。

子思于《中庸》文末之意是想说明以声色、以德化民，不如上天化民之至境。因此“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当是截引，“予”并不用《毛诗》“帝”之义，而是紧接上文指“君子”，以《诗》文来形容君子，用“不大声以色”来代表“笃恭”，用“天下平”来说明怀有明德之效。《毛诗》以“予”为“帝”，释“怀”为“归”放在此处显然是不合文意的，因为《中庸》后文又说到“上天”。一般认为，殷周之际“天”与“帝”在表示至上神之意时，是一个概念26。因此，子思所见《皇矣》当有“尔”字。

子思之截引《皇矣》，如何反与后来的四家《诗》文及《墨子·天志（中）》一致了呢？书阙有间，现在笔者只能推断说，可能因《中庸》引用该《诗》，而后文又有“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一句，后人遂以为《诗》本来是孔子所引27，《诗》之原文如此，因而改从之。据《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8

虽然所谓的子夏至毛公一系《诗》说没有间断地流传了下来，而且可能是孔子真传，但“儒分为八”，每一儒家别派都可能有其《诗》说乃至传颂的《诗经》版本，《毛诗》说所宗的《诗经》本文，有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有所改变。因为古人经、说分开，各自单行，《诗经》由于讽颂、传抄特别是音假、方言等缘故，小有差别，在所难免（由此遂至四家《诗》多有不同），至秦末又逢焚书，有所疑惑，无从改正。而由于孔子、子思的身份关系，况且儒家八派中有“子思氏之儒”29，《汉书·艺文志》还列有《中庸说》30，这一派影响当很大，在《诗经》出现问题时，从《中庸》确实是较好的选择；而子夏虽以《诗》闻名，但《汉书·艺文志》中未见《卜子》，其《诗》说可能有变迁，后人无法取其文作为佐证。

但是，《皇矣》的两种版本见于《墨子》，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天志（中）》所引与今《毛诗》完全一样，虽不能说就是《毛诗》，但它与《天志（下）》一“而”字的区别，却足以说明当时的墨家受儒家的影响很大。我们知道，墨家弟子也常常称引《诗》、《书》，今本《墨子》中引《诗》达12处，为先秦非儒家诸子书中，引《诗》最多者，说明墨家也以《诗》、《书》教。这并不奇怪，因为据《国语》等古籍的记载，《诗》、《书》一直是当时流行的启蒙教材。但是从墨家引《皇矣》有文字不同这一有趣的现象可以看出，不论墨家是在用哪一种《诗经》版本来教导弟子，墨家至少有一派在用儒家的《诗经》。因为儒家的教材偶有了小变化（没有“尔”字），墨家便跟着变（《天志（中）》也无“尔”字）。儒墨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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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吴毓江《墨子校注》306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2]见吴毓江《墨子校注》323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3吴注：“‘而’字毕本无，旧本并有，今据补。”见《墨子校注》335页注94。另：吴于《天志（中）》注80认为：“《毛诗·大雅·皇矣》篇文与此同。下篇‘怀’下有‘而’字，疑《墨子》引《诗》原文如此。此无‘而’字，疑后人据《诗》删之。”见《墨子校注》306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4见《文物》1989年第4期53、59页。

5见《郭店楚墓竹简》132页注[二二]，135页注[八六]，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6见《十三经注疏》41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7见《文物》1984年第三期《马王对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第2页。

8见《十三经注疏》1868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9见《史记》176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见《十三经注疏》249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1见《墨子校注》97页，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12见《墨学源流》46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中华文史精刊》本，据中华书局1934年版复印。

13见王先谦《诗三家义疏》85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参看《十三经注疏》522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5从《荀子》杨倞注，见王先谦《荀子集解》34页，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16见《十三经注疏》522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7见《十三经注疏》1635——1636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8参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考》，《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19见《十三经注疏》1628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0见《十三经注疏》54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1见《十三经注疏》162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2见《十三经注疏》234、527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3见《十三经注疏》1635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4见《十三经注疏》1635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王先谦等以为齐诗作“衣锦絅衣”，若如此则亦无齐诗传人改动《中庸》。

25见《十三经注疏》1466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王先谦等以为齐诗作“奏假无言”。

26参看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1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10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今人为子思之作品如《坊记》、《表记》等加标点时，引《诗》、《书》之文亦算作孔子原话，如此恐将取消“子思作”之意义。然此习惯或即本于尊孔。

28见《史记·孔子世家》193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孔子删诗说范文第4篇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代表，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统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工具。而洪秀全对儒学的结构，即其对师道的结构，却体现出斗争与接纳并存的矛盾局面。

起义前洪秀全对儒学还持认同及尊重的态度，洪秀全于1845年写《原道醒世训》和《原道救世歌》时，曾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比如引用《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语言来论述其理想社会。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前还是将孔丘定位成人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他曾在《太平天日》中写道：“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

可是，为了反清的需要，洪秀全同时编造了一则上帝鞭挞孔子的神话故事，公开举起了反孔的旗帜。在故事中，孔子之书被指责为多有错误，孔子本人遭皇上帝的无情鞭挞，从而去除了孔子身上的神圣外衣。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开展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反孔运动。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后，马上焚烧了入学副署。1852年，洪秀全将他原来在1845年到1847年初的《太平诏书》中引用过的儒学经典的内容，全部删除重写。此后，随着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所到之处，占领孔庙、学宫，焚烧四书五经。攻下南京后，甚至把江宁学官“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 ”。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宣布儒家经典为妖书，严禁军民习诵。“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是也 ”。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推进，洪秀全等领导人也渐渐意识到简单激烈的反孔行为不妥。也认识到太平天国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无工具可资利用。1854年正月，东王杨秀清在代天父传言中，就曾提出了这一问题：“恐世人防妖太甚，毁尽古书，转无以为劝惩之助 ”。

此后不久，洪秀全便开始设删书衙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令人们“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再行“习读”。他还曾亲自对《诗经》进行删改，并改书名为《诗韵》：“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律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批阅刊刻 ”。

郑大华（2005）指出，太平天国的删书并没有对儒家典籍进行实质性的改动，儒家思想中“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的思想内容，实际上被太平天国全盘继承，并且成了维护新的至高无上君权和新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如将“涉神鬼丧祭者削去”，在上帝前加上“皇”字，改夫子为“孔丘”，改某帝某王为某侯某相等。 

从洪秀全对师道的反复无常我们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儒学社会的解构，理论与实践存在极大出入。而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本，是洪秀全个人能力与其背负的历史使命的矛盾。

洪秀全背负的历史使命，传统的看法是“反帝反封建”，而核心是反对封建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表现在以下三点：

1、一定的制度、设施，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建立起来的。

2、一定的意识形态，又总是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设施，以获得和凭借一下的手段和工具，使它得到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成为支配人们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3、一定的制度和设施，一经建立，又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出现，将会产生新的政治、法律的社会观点，并强烈地影响其他各种意识形态。

推翻封建王朝并不难，改变制度也不难，难的是推翻儒学社会中的封建思想和已经与人们生活牢牢结合的社会秩序。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推翻封建的上层建筑，设立的制度也不可能持久。这正与洪秀全对师道的反复相吻合。

但很遗憾，洪秀全的个人能力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体现为个人思想局限性和缺乏智力支持两方面。

个人思想的局限性很好理解，洪秀全学习儒家经典近三十年，对四书五经掌握得相当熟练，同时也已经很难摆脱儒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使得洪秀全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体现出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

智力支持方面，要想真正对儒学社会及儒学思想进行有效解构，必须要有一批真正了解儒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而我们可以看到，洪秀全身边缺乏能够帮他进行这样一项浩瀚工程的人才。太平天国的科考，录取标准前所未有地宽，“稍知文理，皆抡首选”。如1854年湖北乡试，“入场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余名”，1861年在浙江仁和开考，“一榜尽取无遗” 。江浙一带学子甚多，优秀人才不可胜数。洪秀全竟然以这么高的比例来取士，不免让人叹息其人才之匮乏。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洪秀全在对儒学社会解构方面，个人能力与历史使命存在极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使得洪秀全对儒学社会的解构最终只能以悲剧告终。

参考文献：

[1]郑大华. 晚清思想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束世澂. 洪秀全[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3]李泽厚. 太平天国思想散论[C]//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4]胡思庸.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C]//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5]胡思庸.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C].//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6]贼情汇纂,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 神州国光社, 1952

孔子删诗说范文第5篇

惟其如此，凡被人称之为“大编辑”者，领导倚重是不用说了，同志们则作为学习的榜样，“大编辑”本人当然也受到鼓励，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提高业务水平。由是观之，这种基本上可说是自发的群众性之“大编辑”的不评之评，较比眼下有的单位一年一度轮流坐庄式的所谓先进工作者评选，更有激励作用。

我是1967年到《大众日报》做编辑工作的。这时，过去的“大编辑”们被批判或有“反动权威”之嫌，“大编辑”的称谓自然从人们的嘴边消失。以我后来的观察了解为据，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大编辑”，大体说来，有着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高。

所谓业务能力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知识面宽，或有“杂家”之誉。二是敏于鉴赏。稿件经眼，高下立分，有否新意，多大分量，能否刊用，判断准确。三是文字功底扎实，经手的东西干净漂亮。四是多面手，能编能写。

所谓职业道德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记者、作者和通讯员的稿件。所谓尊重又表现在两个方面：收到稿件，及时阅读；阅稿既毕，抓紧处理。正如《天津时报》前副总编辑赵胶东同志所说，“编辑的职业道德是抢救稿子，而不是随意枪毙稿子。”二是具有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

“大编辑”是会写稿子的，已如上述。或毋宁说惟其会写所以会编。然而职司在编而不在写，其心血体力，聪明才智，尽皆倾注到所编之他人的稿件中：删繁就简，改错剔刺，画龙点睛，锦上添花，抄写誊清，加按（编者按）拟题，等等。这叫无私奉献。我刚进《大众日报》的时候，编辑部还有个“一编辑，二记者，三通联”的说法。向人请教，得到回答：一张报纸办得如何，跟记者和做通联工作的同志比，编辑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不是说编辑的本事一定较后两者大，而是说由于编辑的任务是组织稿件和选择编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登什么和怎么登，处于版面筹划的中心地位。换言之，即势使之然。但记者有名而编辑无闻，或曰读者容易记住记者而忽略编辑。这叫做英雄无名。按照我的猜测，编辑工作之被喻为为他人作嫁衣裳，十有八成乃源自题为《贫女》的一首唐诗，以为凡当编辑的同志都应该熟悉。诗曰――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跟古代贫女以给他人作嫁衣为恨不同，“大编辑”则不以为恨，反以为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大编辑”之所以为“大编辑”，其首要之点当在这里。

世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祖师爷。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铁匠的祖师爷是老子。干编辑这一行的，是否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呢？《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如何如何。这样看来，《诗经》就是孔子对《诗》加以删削亦即编辑的结果。那么，孔子也许就是编辑这一行当的祖师爷了。愿所有编辑同仁，倘能够当个开宗风、导风潮意义上的大编辑，无疑再好不过，不然的话，则起码要当个大众日报“大编辑”意义上的“大编辑”，否则，别的不说，连祖师爷孔夫子老人家也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