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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 “礼” “仁” “中和、中庸” “性善说” “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秦儒家理想人格;大学生人格培养;启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人格教育思想,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较早全面探讨了人格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思想包括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注重内省的人格修养途径。先秦儒家把“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重视人,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对“圣人”“君子”理想人格的敬仰和追求,希望通过教育达到人人“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培养人的高尚品行和塑造完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外方面,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一直有着很高的热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东方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愈加热烈,随着汉语国际推广步伐的加快,对东方文化、对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加深加大,学者的观点也愈加深刻。近些年来主要代表著作有美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托马斯・利科纳博士的《人格教育》、美籍华人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美籍华人杜维明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韩国学者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等。

杜维明以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为背景,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并指出:“传统的儒家伦理教人做人,做一个完整的人,全面的、有价值的、有生活素养的、有抱负的人”。相关著作有: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罗素的《中国人的性格》,迈克・彭《中国人的心理》,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韦政通的《儒家与现代中国》,杜维明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日本的西原春夫的《儒教与儒学在21世纪的意义》,永池荣吉德《儒教思想在现代的价值》,美国的Diane B. Obenchain《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儒学思想并肯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使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理论在当今社会展现出了新的价值。美国学者安乐哲在《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与道家》《通过孔子而思》(与郝大维合著)等书中认为,儒家的君子人格不仅仅是一种健全人格,也是一种理想人格,同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得出人格的培育与社群的责任感是相互联系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流派都对人格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人性、人格类型、人格发展、理想人格的实现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在古代诸多理想人格的构想中,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蔡元培认为:“循此时代之趋势,而集其理想之大成以为学说者,孔子也。是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也”。孔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柳诒徵认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也认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儒学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邓球柏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没有将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的人格理论截然分开”。孔、孟的人格论既包含了道德人格理论、哲学人格理论,又包含了心理人格理论的部分内容。他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是以爱人为核心的仁、智、勇有机统一的完美人格理论。

在先秦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人如何完善人格的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理论和实践以伦理道德为中心,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主旨。“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模式,仁、义、礼、智是其内涵,圣人、君子、士是其追求的目标,而修身立命、学思并举、反求诸己、积善成德是其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陈来在《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中指出:“从先秦到明清,儒学所以为儒学的标准、宗旨和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宗本五经孔子,倡导王道政治,挺立德性人格,强调家庭伦理,注重社会道德,崇尚礼乐教化’。”郭齐勇在《孔孟儒学的人格境界论》中指出:孔子把人格境界划分三个层次,即圣人是理想上的至上境界、贤人是现实的理想境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境界,他还指出终极至上和经世致用是孔、孟儒学人格境界论的主要特点。孙实明在《先秦儒家道德修养论》中指出先秦理想人格修养的方法和实现途径分别为:慎独,立志思诚;注重实行,学思结合;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持之以恒,刻苦磨炼。

纵观上述的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学生人格教育和人格塑造问题进行了研究,各具特色。大多数是从现论的哲学角度、伦理学角度、文化角度等出发去研究人格塑造,主要是在其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思想体系方面做出了详细论述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针对理想人格之培养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赖万青.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D].湖南师范大学,2014.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成;发展;评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043-01

中国儒家学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出现过不同的理论形态。大体上看,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至唐代是儒学的发展期,宋明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在不同的阶段,儒家伦理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先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一)对人价值和本质的肯定。

作为儒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孔子思想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个体主体的构建,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特点首先就表现为尊天命、轻鬼神、重人事。强调人生有为,不语“怪、力、乱、神”,宣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可以看作为一个主体人生规律的建构过程。在人与物的价值上,孔子认为人比物更重要,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倾向于人的生命。

(二)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

孔子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而且也肯定了人的道德能动性。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且,孟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意识。孟子提出性善论,人性,即仁、义、礼、智“四心”是道德的本原,认为“四心”是人所固有的天赋本性,是“命”。仁义礼智道德,“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就是说,道德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获得的,所以“君子不谓命也”。孟子人性可得的规定,对于道德修养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使其在道德选择的问题上肯定了道德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对天道必然性的简单遵循,而是积极利用天道的客观必然性为人类自身服务,使人成为万物的主人而获得了自由。

(三)“仁”“礼”统一的理想人格。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互相尊重和友爱并肯定了个人的独立意志和道德人格,创立了一个以“仁”为主的“仁”、“礼”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孔子贵仁”同时又主张“复礼”,两者统一,密不可分,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根本特征,构成了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孔子提出“仁”“礼”统一的思想,就是要塑造和培养理想的人格。“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是“礼”的心理基础,没有“仁”这一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就不能遵守礼制。“礼”是贯穿其中的道德主体精神,在于“仁”,在于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自觉与确立。因此,“仁”“礼”统一,就将“礼”提升为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二、两汉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董仲舒。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推行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又综合阴阳家、法家和黄老学说,对先秦儒学有所改造和发展,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了新的特色,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天人合类”为宇宙基础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它不仅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理论特点,而且神化了儒家伦理思想。从此,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名教”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作为神学目的论者,他指出人就应如“奉顺于天者”一样遵循封建的道德纲常,这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绝对的必然,不允许有选择的自由,从而使道德选择的问题陷入了宿命论。董仲舒的道德宿命论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修正,并影响了以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遵奉道德原则的范围内,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提出了“经”、“权”之说。这是它对道德宿命论的修补,承认“在可以然之域”对道德原则的灵活运用。它揭示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道德实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些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宋明理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理学”的主体内容就是它的伦理思想。其继承孔孟“道统”,汲取佛、道思想成分,提出以“天理”为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以往儒家的人性论、义利观、修养论等思想作了总结和发展,进一步把道德观和本体论、认识论融为一体,使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新的特点,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它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从而使儒学以新的形态重新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在宋明理学中,主要的派别有以程颐、朱熹为主要代表的 “理本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主要代表的 “心本派”,二者都主张道德主体是宇宙的中心。宋明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 将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纲常抽象化,论证了封建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重建了形而上学的体系。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就是“知”与“行”的关系。宋明理学主张“知先行后”的先验论观点,突出了道德认识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要求。虽然“理本派”和“心本派”所说“知”的“理”各有不同,但其指的都是封建道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践行封建道德纲常。这样,人的主体能动性就被描述为对天理的把握与复归,同时也是主体心性的肯定与提升,表现了主体自觉的内在追求。把人的道德自觉和本性完善同宇宙的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提升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评价

儒家从道德主体出发,从古典儒家到汉唐儒家再到宋明理学,儒家伦理思想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逐步推演出它完整的道德体系,并逐步完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存在延续性但又有差异,不同时期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中,强烈的道德自觉是其重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道德直觉和道德主体的内驱力促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及不断发展。儒家重视道德主体的个人,认为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主体的自觉程度。因此,围绕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儒家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这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道德主体性的基础。儒家在弘扬人的主体性方面,对于人的价值、地位、能力等所作的充分肯定,显示出儒家的人文精神。它推崇人的独立意志,既是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更是对人的道德理想价值的确认,显示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四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2]崔种雷.论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2)。

[3]杨伯峻.孟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4。

[4]安小兰.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作者简介:

1.杜晶(1987-),女,汉族,河北藁城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化。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儒学;仁爱;和;义

中图分类号:F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187-03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儒”的概念界定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经常使用“儒学”、“儒家”之类术语。但是,对于“儒”的涵义却存在争论。探讨儒学基本理念首先应对“儒”的涵义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儒”是指从事礼仪教化的士大夫阶层。

关于“儒”的涵义历来有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儒”是指一种职业[1]。早在儒学创立之前就存在儒。在殷商时期,“儒”可能主要是为贵族举办祭祀等礼仪时的相礼。《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其民”。郑玄注:“儒,诸侯保化有六艺以教民者。”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礼等行为中常常斋戒沐浴,即认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段玉裁注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西周时期注重教化,“儒”成为隶属于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艺”为教。等到周天子衰微之后,“儒”的职业地位下降,仍以相礼和传授“六艺”知识作为谋生之道。

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字从人,说明它必定属人,是一种人[2]。胡适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指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本是殷民族的教士,在春秋时代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是治丧、相礼、教学,还从事其他的宗教职务。郭沫若在《驳〈说儒〉》中否定了胡适的观点,认为儒本来是“邹鲁之缙绅先生”们的专号,包括一种高等游民――小人儒和暴发户豢养的食客――君子儒。

费孝通先生在《论师儒》中阐述了由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师儒”,用道统来驾驭或影响皇权,以规范牢笼现实[3]。费老所阐释的“师儒”是由在野的士大夫阶层组成,他们克守并倡导儒家学说,倡导的礼仪规范和秩序对中国基层社会实行现实的统治,并以宗亲关系影响朝廷。《论语・雍也》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唯一仅见的孔子言“儒”。孔子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呢?从子夏后来设教西河可以看出,孔子的意思是要子夏给君子做儒,莫给小人做儒。“君子”、“小人”以社会地位区分,分别指贵族和劳动者。“为”为训教,“儒”指师儒。可见,费先生对“儒”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儒”的原义。孔子言“儒”,其本义是以“仁”、“义”、“忠”、“信”、“孝”、“悌”、“礼”、“智”等思想教人,讲究礼乐,崇尚礼仪。

2.“儒学”范围的界定

本文阐释的“儒学”是指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起传承至今的儒家学说。新儒学属于本文阐释的儒学范围。儒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曾经遇到两次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在汉魏时期。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确定为官方正统思想。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文化进入中原。儒家学说碰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和挑战,加上本土生长的道教学说的存在,儒佛道的斗争贯穿了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因为儒学思想适宜于小农宗法社会结构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套适应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因此,儒学的主体性并未丧失。

儒学的衰落及其主体性地位的丧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扩张以及近代中国在20世纪的衰落这一历史进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儒学赖以存在的小农宗法社会日益解体,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无力维护封建统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儒家学说在中国逐渐成为支流文化。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其实是想借助新公羊学来推动政治改良,改铸儒家学说。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儒学救国”的信心,转而到西方或俄国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帝制宗法社会的崩溃,使得儒学不再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不再享有官方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中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随着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儒学所倡导的“亲亲”和“等级”被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取代。但是,儒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亡,儒学中衰落的只是它陈腐僵化的部分,而使它的合理内核突显出来。

二、儒学的基本理念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还向国外辐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典型,在东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那么,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认为,“仁爱”、“和”、“义”是儒学的基本理念。

1.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仁爱”思想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论语・颜渊》有:“仁者,爱人。”孔子认为“仁爱”是一个人自身应当具备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包括:“恭”、“宽”、“信”、“敏”、“勇”、“惠”、“智”、“孝”、“义”、“礼”。其中与“仁”紧密结合的“义”、“礼”、“智”能够说明“仁”的内容。关于“义”,孔子没有直接给出定义,他只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仁”和“义”是不可区别的,因此,他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其实“义”还是别于“仁”,“仁”一般是从抽象意义上表达人的和睦关系,“义”则是在家庭血缘关系以外作为人际关系处置的原则。因此,孟子说:“亲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仁”、“义”是通过社会上的礼加以制度化的,“礼”的功能在于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化,《礼记・曲礼》明确地表达了这个含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节退让以明礼。”但这些人际关系又是以“智”为基础的,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遇;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可见,一个以“仁”和“义”为实质,以“礼”的形式制度化,并有“智”为联系的和谐社会就是充满“仁爱”的社会,也是儒学正义所理想的社会。

2.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和”的思想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正义理念的精髓。儒学正义观念中“和”的观念内容极为丰富。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和”是事物各个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说,万物就是在这样的和谐的秩序中产生、发育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事物就在对立中达到协调并保持统一[4]。可见,“和”的思想孕育的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

3.儒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义”的思想

“义”是传统儒学正义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在甲骨文中,“义”的繁体为“”。“”字由“羊”和“我”二字会意而成。古人以“羊”为聪明正直、公忠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我”字本指一种戈形兵器,后来假借第一人称代词。因此,古代的“义”应是:以“我”的力量来捍卫正直公平、善良美好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5]。古代的思想家多解释为“宜”。如《礼记・中庸》就说:“义,宜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过不谋其功”。这里的“宜”或“谊”应该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可见,他明确肯定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

三、儒学基本理念的演变进程

儒学基本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子仁。”(《论语・学而》)可见,孔子提出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是由“亲亲”到“爱众”,有一定的心理基础和等级次序。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仁爱”由爱人转到了“仁学”。在《尚书》、《诗经》、《国语》等文献中,“和”这一名词以及相关思想已经出现。但“和”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到了西周,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思想,体现了人与上天的和谐。《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在这里“和”是一种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原则。“和无寡”说明了“和”作为一种策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则把“和”的思想用于其“仁政”的理想抱负之中,并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到了西汉董仲舒时期,“和”的思想表现为他的“天人和一”思想,有利于限制封建统治阶级滥用权力。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儒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时,儒学传统理念中的“和”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宋元明清时,“和”的思想表现为“理”。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是世界的本源。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

儒学正义中的“义”与“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之前,子产就论述了义利关系。他认为,义利应当等同。晏婴则认为,以义限利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孔子则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生利”。但是,孔子的义利观属于义主利从论,所以,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从天命论观点出发指出天生义利,“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他在对待义利问题上还有重利轻义的特点,他说:“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关于义利争辩到了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激烈。程颢提出了“义利分辨论”,他说:“大凡出义而入利,出利而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提出了“义利公私论”。他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到了朱熹那里,他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认为,义利可以统一,“义未偿不利”,他主张“以义制利”。到了近代,中国的义利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重义到重利,最后,实现了义利观的转变即“利决定义”。龚自珍、魏源等肯定个体私利,如洋务派兴办军用民用企业,在“兴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西方功利主义大师边沁、穆勒的学说为旗帜,推崇功利,强调利决定义,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正义理念中的“义”的思想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实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传统,即内圣之学;一为政治儒学传统,即外王之学。在儒学的发展中,这两大传统本是各尽其用,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形成了所谓内圣外王之学[6]。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抛开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儒教 仁 义 信 和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Some Ideas on Confucian Ethics

LI Junji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ebei Univeris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Whether Confucianism is a religion with the na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paper objectively speaking, Confucian culture is of long standing, as the corn values of Chines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deeply affect our people's every word and action, such as the idea of " lov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sincerity, and the idea of " harmony", of course,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 is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 words Confucianism; love; benefit; sincerity; harmony

1 针对儒学宗教伦理的一些观点

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称为儒教,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将宗教进行了分类,并认为儒教属于入世神秘主义宗教。他认为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文化一直规范着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它的这种深厚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伦理,可以说它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

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反对把儒学定义为一种宗教,因为很明显它不具备宗教基本的特点。比如说它总是要问人生以前是怎样的,死后又会是怎样的,这是种超然的意境。在他的《东西文化之哲学》这本书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宗教不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只是一种情致生活。他认为孔子的宗教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孝悌的提倡;二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的提倡。

河北大学教授黄云明老师在他的《宗教经济伦理》一书中指出,儒学不是宗教,原因是因为儒学不具有宗教必备的宗教观念,而宗教观念中对彼岸世界的存在的坚信和向往是其核心内容,也就是宗教都是要求出世的,而儒家并不关注彼岸世界,只关心当世生活。孔子对于生活的赞美,乐在其中。他赞美“生”的话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尽管大家对于此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承认儒家或者说是儒教的一些伦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仁爱”、“义利观”、“诚信”、“和为贵”等伦理思想。

2 儒家伦理思想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2.1 儒家伦理思想 “仁爱”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儒家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仁”的不仅表现为爱人,还体现在爱物上。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该提倡“恕”道,这才是仁的表现。①

后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指出人人都能有一颗仁爱之心,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而现代社会中,比如说企业内部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建立好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工作环境。企业的管理者要仁爱,爱护关心自己的下属,而企业的员工也要有爱心,大家相互包容,友爱互助,这样才能加强企业的凝聚力,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2.2 见利思义的价值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充满着智慧,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见利思义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本特点,“义”主要指道义。“利”在儒家学派中是指个人的私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强调“义”,但是不反对通过正当途径追求“利”财富。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说明他是赞成合理获得财富的,即在崇尚义的前提下获取利。儒家反对自私自利,破坏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遵守道义却富贵了,这对我来说跟浮云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企业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树立正确的企业义利观,要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观,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做到不义之财不取,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当企业的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要毫不犹豫维护公共利益。

2.3 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诚信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童叟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绝对不可以的,他将会寸步难行。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也强调诚的重要性,“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当代社会,企业是非常有必要加强诚信的构建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企业的员工。诚信缺失也会对这个社会乃至国家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因此,企业的诚信构建有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仅需要道德力量,也急需制度上的安排。曾经震惊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企业明知奶农为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加入了三聚氰胺,但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这样的产品流入市场,危害了许多孩子。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更是天理不容的。

在日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任何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首当其冲,其利益损害也最大。我们在消费购物时总是钟情于一些老的品牌,比如众所周知的全聚德烤鸭,这家百年老店经营的成功之处,更多的原因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顾客讲求诚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这样建立起的企业信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可是要失掉信誉却只在一念之间。

2.4 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这些思想颂扬了中国古代儒学的价值观。特别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道出了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帮的待客之道。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他强调人和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荀子亦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对内要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企业对外要跟竞争对手树立其双赢的理念,采取合法正当的竞争。另外,企业自身还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造福于全人类。

注释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58.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

[4] 黄云明.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