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占卜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夏；占卜；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西夏王朝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族建立的王朝，主要以党项族为主体，羌族文化是我国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西夏不断的吸收汉族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和典章制度，发展儒学，弘扬佛学，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党项文化为特色的西夏文化。西夏文化容丰富，除了神秘的西夏文字外、传统党项的卜筮文化、西夏的易文化也闪烁着迷人的光辉。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来了解和论述西夏占卜文化的发展轮廓，对西夏的占卜进行探索研究并试着全面的认识。

一、西夏占卜文化由来已久

占卜意指用龟壳，铜钱，竹签，纸牌或星象等手段和征兆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手法。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西夏有一些占卜之术，可以预卜吉凶。占卜预测是西夏进行各种活动的首要依据和先决条件，有了占卜预测的结果，西夏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症进行活动。宋兆麟在《巫与巫术》中提出：“占卜是巫师的重要活动之一。所谓占卜，是指占卜者用自然的、机械的或者人为的工具盒方法，向神询问过去或将来人事和其他事物的结果，并根据占卜工具上所显示的兆纹、信号等，判断吉凶祸福，认为上述信号就是鬼神的意志，人们根据这样得来的信息，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

（一）、党项羌人崇拜鬼神

历史记载党项：“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对于天的崇拜是党项人最早的信仰，随着党项人的内迁信仰内容增加，并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归之与鬼神，并且崇尚巫术，盛行占卜。

查阅史籍可知，其占卜文化源远流长。汉代司马迁《史记》记载：“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今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占伐攻击，退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由此可见，早在汉朝时期，在羌人中就存在占卜和崇拜鬼神的事实。宋朝著名科学家，曾参与领导对夏作战的大臣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就明确记载：“盖西戎（指党项人）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又见《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党项人“笃信机鬼，尚诅祝。”《辽史・西夏外纪》记载：“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西夏文译本《类林》将汉文原本的“巫”译成“卜算”，说明党项人认为“卜”和“巫”是一样的。西夏的传世碑有两个，其一西夏黑水桥碑的诏告记载：“敕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之神等，咸听朕命…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可见党项人正如其他尚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在西夏人的原始信仰中敬奉鬼神十分普遍，这种鬼神主要应是指自己的祖先和灵魂以及党项人最敬畏的一些鬼神。

（二）、党项羌人传统卜筮

西夏党项羌人是羌人的一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生。”羌是牧羊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与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古以来对羊就有一种神秘的依赖，在其占卜文化中亦不少用羊来进行占卜。在《西夏纪事本末》中记载：“西夏旧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髀骨卜师，谓之厮乱，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座位者王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间以奉神鬼，不敢居，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位胜负。二擗竹。擗竹于地以求数。三羊。先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视其五脏，羊肠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谓之生跋焦。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

炙勃焦是用羊骨来占卜，羊骨卜这种方法非常古老，至今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这种方法仍在流传。黔西北彝族发现的彝文书籍中曾提到“羊骨卜”起源。据说这种占卜方法是“上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发明的，发明者举腮挨。擗竹就是求签，这种方法与《周易》筮占极其相似，由此可见易学在当时就已传入党项羌并得以运用，中原地区的占卜与党项原始的占卜方法相融合。《周易》的筮占的具体方法已经失传，通过对党项羌擗竹占卜术的研究对现代学者进行《周易》的全面探索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西夏建国后占卜的发展

开国皇帝李元昊称帝之后，从兴庆府到西凉府“祠神”。乾七年（1176年）夏仁宗在甘州黑水河边祭祀、立碑、祷告“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我邦家……”。从这块碑可见西夏建国后任然对鬼神和自然的崇拜。

西夏立国后，在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置“卜算院”，专门派遣一两名官吏管理佛道教以外的民间，仪式事务，各地方也设置有卜算。西夏政府任命的巫师称之为“官巫”。占卜是巫术的一个职能，其目的是问凶说吉，解决疑难，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深深影响西夏的国家政令。

德明对星相、占卜十分迷信。每当有特异星象出现时，就认真预测兵事，析辨吉凶而行之。《宋史・夏国传》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德明第二次出兵侵甘州时，见恒星出在白天，认为不利，就退兵而还。天圣八年（1030）九月，西州有谣言传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很忧虑，就出居贺兰山而攘之。明道元年（1031）七月，镇星犯鬼时，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心恶之，祝曰，“州其当之乎”。从上述资料可知，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对星象等占卜术都很了解并且很推崇。

从史料中得知西夏时期占卜文化中的易学也得到发展。李元昊时，应用和学习《太乙金鉴诀》，它是《周易》与《历法》结合的书。谅祚主要是广蕃礼，用汉礼，向宋仁宗求得《易经》在的《九经》，以为夏国所用。秉常时，因梁氏专权，穷兵黩武。乾时期，为西夏占卜的学习传承创造了条件。党项人盛行卜术，包括出兵打仗的军国大事，在出征前都要先占卜吉凶，吉兆则可行，凶兆则不行。就现存史料可知，李元昊将《太乙金鉴诀》与《野战歌》的基本理论与战术，广泛应用在军事战争中，把党项的“尚武”精神、游牧民族的特有军事战术与中原汉代的军事理论、战术很好地结合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学习应用占卜文化的典范。李谅祚是向宋请回《易经》的第一人，为西夏易文化的学习发展创造了条件，为西夏著名易学家斡道的出现打下了伏笔。

仁孝中兴，儒学大盛，文体大备，易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以宰相斡道的西夏文著作――《周易卜筮断》为代表，表明着党项民族学习华夏文化达到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水准，也表明西夏社走向了一个“文德教化”繁荣发展的文明进程中。孔子曾感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知，斡道西夏文《周易卜筮断》的出，不能看作一简单的个人成就问题，而是西夏社会发展一定进程的产物。黑水城文献中有关对《五星秘集》的记载，该书是骨勒仁慧于1183年编成，是关于星和行星的卜辞，包括对婴儿性别的占卜辞以及用天上云彩颜色占卜吉凶的卜辞。西夏时期的占卜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对其发展和扶植，但是也不开西夏人们对其的推进，从而对国家的稳定发展，文德教化的推行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存世西夏占卜文献举例

西夏王国在1227年在蒙古大军的进攻下灭亡，大量书籍也随之消失，但随着近现代考古工作的进行，不断的西夏文献重出于世，其中包括很多关于西夏卜筮类的文献。一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为西夏占卜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写本《卜筮要诀》的探索，彭向前先生认为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可分别拟作八卦象例、摇卦诀、六十卦歌诀以及六十四卦占卜辞、占诗；并从讳字、出土地点、抄本里的通假字入手，论证了其为西夏时期的抄本。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易学与西夏的占卜文化的都有积极的作用。

黑水城出土的《六十四卦图歌》，有学者认为其底本问北宋初年写本，这部文献的保存完整，长达四十余页，其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各卦图的爻间分注干支、五行、六亲、世应，下注月卦身、飞伏，再下注各卦历史出处的编写体例，乃至正文的“赞曰”，都为获自日本明刊本《断易天机》所继承。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张义乡小西沟出土的西夏文献占卜词，为我们研究西夏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次发现的占卜词有两张，都是用西夏文草书写成，经专家翻译和研究其内容是，第一张为：“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第二张的内容为：“寅后日变甲是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更时安。亥后日变任时安……”这对研究西夏人的社会生活习俗、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写本《瑾算》，涉及五行、八卦、干支，至今还没有被破译，但可以确定是用来占卜的书籍。

结语：

西夏的占卜文化是我国古代占卜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一块特殊的组成部分，其中对于易学的发展研究更是将西夏时期的精神文化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的周易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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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06

[10] 卡坦斯基，《西夏书籍业》[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04

易经占卜范文第2篇

On ancient Chinese Yi learning and the affects of its related techniques and figure-ology to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prediction was mainly composed of primitive pinatory techniques， theories for pination embraced in Zhouyi， and figure-ology. Restricted by low-leveled productive forces， Chinese predictiv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each dynasty had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 Dep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academic culture onto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this paper clarifies， expounds and proves the mu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predictiv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their merits in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ominative role of the primitive pinatory techniques in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 in the remote antiquity， merits of the principles embraced in Zhouyi to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a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ques and figure-ology of the Yi learning to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Moreover， the paper raises certain views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i learning and techniques & figure-ology.

Key words: Yi learning; figure-ology;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政治决策就是根据预定的政治目标做出某种行动的对策。它既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也是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政治决策是中国古代决策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紧密相联的。从文字和国家相继出现之后，政治决策就一直备受统治者们的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决策活动的历史，尽管著名的决策人物和事例层出不穷，且颇富中国特色，但由于落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他们所作的决策一直是处于一个自我总结的阶段，都是一种经验决策，没有超出个人才能的界限，没能摆脱文化传统的束缚。具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政治决策主要是依靠管理者或思想家个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而这些又大多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据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古代政治决策思想尤与各种预测学术密切相关，诸如原始占卜术、《周易》学说、术数学，等等。由于这些预测学术向来号称具有特殊的决策功能，而且历来为统治者所青睐，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古代预测学术的政治决策作用，无疑应是当今学界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有鉴于斯，本文拟从三个主要方面对该问题作些粗浅的理解和探讨。

一、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导致了人类的决策活动。我们知道，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也是人类能够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有目的的行动”之前构成的支配人的行动的理想和意图，实际上就是决策行为。上古时期，人类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实践中，产生了早期朴素的决策思想。在文字产生之前，这种决策思想以本能方式储存在人脑里。文字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决策活动的发展，并使人类决策活动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有了如此质的飞跃，以往的各种决策经验才得以更好地积累保存并广为流传，使更多人的行动逐渐避免了操作前的盲目性，从而更好地征服和改造大自然。不少历史神话传说告诉我们，原始先民们正是凭借着无数实践经验总结出素朴决策思想，来组建生存群体和改造生活家园的。当部落乃至具有政权性质的国家出现之后，其领导者们更是注重对决策思想的总结和运用，并把它跟治理国家事务联系起来。从那时开始，政治决策活动无疑也就随之产生了。

那么，原始政权草创之初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先民们又是如何进行政治决策的呢？由于史阙有间，该问题的研究在目前肯定还找不到完整满意的答复。但是，如果从社会文化对人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一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那些土生土长的原始占卜预测方术及其活动，处处都在左右着上古社会的政治决策。占卜术作为介于原始宗教与巫术之间的一种精神文化的表现，在人类初民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这是经近代以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反复证明了的。而从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上古社会这一普遍的占卜风俗现象尤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还得从原始占卜术的历史起源谈起。

原始占卜术的产生乃至普遍流行，主要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能力极端低下的结果。占卜起源于原始的前兆信仰和各种崇拜。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先民们认为事物之间都有因果关系，也就把偶然发生的一些奇特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都看作是神灵的某种启示。前兆多为自然发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其预示的内容也相应受到所出现兆象的限制。为了能够不受时空限制，及时得到神示来趋吉避凶，先民们便开始采取人为手段来主动地获取兆示内容，于是占卜术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量资料表明，古代中国占卜术的发展至迟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以前。这时中国境内已出现以兽骨和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其中最早的一项卜骨遗存出自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沟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距今约53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卜骨资料亦发现于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各个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所有这些远古占卜遗存都属于史前时期，由于缺少相应的文字记载，我们似乎还很难确定当时的占卜手段已包含了重大的决策行为。但从占卜的目的和应用范围来看，可以推想当时的决策活动是丝毫也离不开占卜行为的。在我国，以兽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持续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殷商时期，用来占卜吉凶的材料已为龟甲所代替，当然有时也用动物的肩胛骨，但同样也是用火烧灼卜物以视其裂纹而定吉凶。可是用动物骨时，由于较大，不易灼裂，故而常常是剖开用。这种卜法，后人称作甲骨卜。不过，这一时期的甲骨卜极少用于平民，而大都是用于邦国贵族，大概是龟甲较为宝贵的缘故吧。卜官在占卜后把所问的事情及卜得的结果都刻在龟甲或动物骨上，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甲骨文。从二十世纪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可以充分证明原始占卜术的确左右着上古政治决策。那么，上古政治决策为什么会一直被占卜方术所左右呢？又是如何被左右的呢？透过厚重的史实，我们不难找到相关的答案。

由于上古的生产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直接依赖于自然界。在对面向自己的大自然不能够彻底了解的情况下，先民们把面对的大自然看作是有意志的巨大的异己力量，从而加以极端的崇拜和迷信。中国古代的占卜一开始就是和农事、狩猎、征伐、祭祀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种专门性活动。于是事无大小巨细，只要与生活稍有关联的都要祈求神灵的启示，然后再根据神灵的启示决定行动与否和行动计划。于是神秘的占卜术也就自然成为各种决策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而使人的主观思维所起的作用往往降为次要。殷商西周之际，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固定，阶级分野和统治秩序进一步明朗化、制度化，加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巫史。巫与史在殷商西周时代的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人交通的媒介，因而是神的意志的唯一的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从政治方面说，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有权训导君主的言行。凡遇有政治事务，先由巫史占卜吉凶，然后再定行止。即使遇到战争也是如此。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详的是《礼记·曲礼》：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这段话详细地告诉人们怎样选择吉日，怎样卜筮，卜筮的目的，以及卜筮所应注意的事项。其中关于卜筮目的的说明，特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原始占卜术左右上古政治决策的社会原因。综而言之，上古政治决策会被原始占卜术所左右，主要是占卜目的和本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原始占卜术不但得以更新发展，而且长期左右着各种决策行为，在客观上已充分表明了以灵物兆象来占卜预测所形成的一套决策手段，在当时已经被神圣化和普及化。而以占卜结果左右决策行为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尚未为先民们充分觉察到之前，是不可能被人们抛弃的。

关于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还可以从《尚书·洪范》中的一则故事窥见一斑。话说周武王在攻克商王朝之后，曾去拜访旧臣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之道，其中着重讲述了占卜结果与政治决策的关系。文中记曰：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则材料主要告诉我们三种故实：其一，凡在作任何决策有疑难急待考究时，便要选择设立卜人与筮人来执行占卜任务；其二，必须同时请三个知晓卜筮的人分别卜筮，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决结果；其三，详细说明了一系列决策规范，即在决策之前，首先要用心思考，同官员们商议，征求平民百姓的意见，以及看占卜、占筮的答案，并按照五个方面的抉择原则去权衡。而这五条参考原则却集中说明了一层意思，即在国君自己、卜、筮、卿士、庶人这五个方面的意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卜筮的意见。由此可见，占卜在当时虽然不是重大决策的唯一依据，但它所代表的神意远远高于一切。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也印证了这一点。甲骨文多是当时卜筮之记录。它表明在商王朝，对于卜筮的迷信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每日必卜，每事必卜，每事必占，如任命官员、征伐出战、祭祀祖神、修筑城池等大事的决策皆列其间，任凭占卜神意的左右摆布。

从前则史料的记述来看，在以卜筮作决策的同时，并不排除参考人的主观意愿。这也说明占卜在当时并非完全左右着人们的决策思维和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占卜意识尤为浓厚的商周时代，对于重大的决策，统治者也未必完全采纳卜筮官的预告。如《史记·齐世家》和《论衡·卜筮篇》均记载了商代末年周武王起兵伐纣一事，战前曾让卜筮官预测吉凶，结果是不吉，而且还发生了暴风骤雨，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率领的部队都感到恐惧，只有军师姜太公力排众议，鼓励武王坚持伐纣。武王也没有听信占卜预言，继续进军，结果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可见，在当时所谓的占卜结果，最终还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原因就在它替代神示并没有被先民们完全迷信。[1]尽管如此，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实。

二、《周易》原理在政治决策中的功用

《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两千多年前华夏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先秦时期，它便与《诗》、《书》、《礼》、《春秋》、《乐》（已佚）并称为六经。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在第一位，从此便赢得“群经”之首的独特地位。自汉代以来，它一直是封建文人的必读教材，也是历代学人酷爱深研的宝典。时至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部古老的奇书仍吸引和牵动着无数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努力去探索和挖掘它博大精深的奥蕴。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它为什么能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而盛传不衰、影响深远呢？从该书面世至今，类似以上的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尽管人们已从占筮、哲学、科学、史学等不同角度极力探研，并由此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论著，但仍没有得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周易》的确是一部占筮书，是周朝（也可能是在此之前）的筮官根据占筮的原始记录材料，按一定法则整理编纂而成的。其作用好比后世宫观寺庙中的签书，便于民众查找占卜的结果。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历代不同研《易》者对《周易》的功用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使这一广大悉备、博大精深的经典蒙上浓厚的神秘色彩。久而久之，世人也都相信：《周易》是一部很有用的好书。也许这就是它久传不绝的真正原因吧。

那么，《周易》的有用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系辞传》的说法，《周易》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具体作用表现在“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个方面。按《说卦传》的理解，学《周易》还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历史到现实，也可见《周易》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一直在天文、地理、人事诸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举凡我国传统的中医、气功、武术、方术、文艺、哲学、发明创造等等，无不深深打上它的烙印。《周易》大而广的作用，可谓名副其实。

《周易》乃是上古时期的著作，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能发挥出大而广的作用呢？这看似平常而简单的疑问，事实上已难倒了历代无数学人。一般认为，《周易》原本是占筮典籍，而它之所以能占筮预测，并对后来的各学科门类之形成与发展有指导作用，乃因它本身具有开放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所谓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参照《周易》自古及今所起的各种作用，我们认为它最实际最根本的作用莫过于能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不妨就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探究《周易》原理的决策功用。

由原始占卜术发展演变而来的《周易》占筮术，以其完整系统的文字卦符体系，逐渐成为上古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从《周易》“经”部分的产生缘因、材料来源、创作过程、原始功用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跟当时的政治决策有密切关系。从前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上古政治决策对占卜预测有依赖作用，并被各种原始预测术所左右。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原有的各种不成体系、牵强附会于神灵旨意的预测术，在实际决策活动中所起的反作用也日益增多，再也难以令人置信。从预测术的发展史来看，其自身也具有不断更新的功能，总是能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利用新发现的理论认识来变换预测的方法，以达到更加取信于人、便于人用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先民们完成了从卜法到筮法的改革，并因此发明了《周易》占筮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的产生乃是缘于先民对决策根据和方法的迫切需要，是远古预测方术日益发展变异的阶段性成果。从创作过程和材料来源来看，《周易》的定形至少经历了三大复杂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其中无不包含着先民们改造和征服宇宙自然的智慧结晶，自然也包含着他们在各种决策活动中所积累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体验，尤其是那些字面上就与占筮预测密切相关的卦爻辞，仍留下先民们进行预测决策活动的痕迹。这些都可看作是《周易》作者对以往无数决策经验的总结和再利用。不妨略举两例以证之，如《豫》卦之卦辞“利建侯行师”，讲的是关于建立诸侯、出师征战这等国家大事的决策；《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则是对国家用人问题的决策。《周易》卦爻辞涵盖的社会生活内容相当广泛，不可能每个卦爻都附有上古政治决策的占例，但如果从其隐喻或象征的大道理来论，那么可以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辞都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无须多加赘述，只须从《周易·系辞传》中便可找到答案。《系辞传》明确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无疑就是认为《周易》具有很强的政治决策功能。从《周易》在创成之时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的主要功用来看，其主要用于占筮预测，且大多与政治决策相关。这除了以《周易》经传文字作内证外，还可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找到有力的史实根据。也不妨略举两例[2]（《思辨》），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伯伐晋”一事，战前有请“卜徒父筮之”，并卜得吉卦之后才涉河伐晋，俘获晋君的；再如《国语》记载晋公子重耳在即将结束逃亡生活时，对能否顺利返回决策不下，便让董因利用《周易》占筮来作决定，终因“筮得国”而下定决心。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统治者在作政治决策时，对《周易》占筮术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正是因为《周易》特有的占筮预测功能，仍作为先秦时代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和依据，所以我们认为源于决策又用于决策的《周易》，真可称得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决策科学的宝典。

话说回来，既把《周易》视为一部决策科学的宝典，它的决策根据和思想又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周易》决策的依据在于占筮预测，即人们只须通过一定的占筮方法求得卦象，然后根据求得的卦爻辞来判断吉凶成败，就可作出相应的决策。而事实上，这只是《周易》决策的方便法门而已，并不是《周易》堪称古代决策科学著作的有力证据。《周易》被认定为古代决策科学著作，从深层次上来说，主要是其本身已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周密的决策思想原理。这一原理，概而言之就是《周易》中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以天地人为研究对象，以阴阳对立统一为基础，以变易理论为核心，以理、象、数、占为手段，以守中持正、趋吉避凶为目的，经过推理演绎所得到的概念或文字卦符体系。用《周易》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易》道。具体而言，情况颇为复杂，以下拟结合鲍宗豪先生《决策文化论》的研究成果对此加以简要的归纳和总结。从决策文化论的视野分析，《周易》在运用卦象卦理进行预测与决策的时候，不仅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和对立统一的法则，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决策文化观雏型：其一，贯通于天、地、人各方面的预测决策思想，尤以“定吉凶”、“定天下”的政治决策思想为主；其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预测天文、地理、人事的方法，即以“大衍之数五十”、“十有八变而成卦”的蓍草占筮法为主；其三，体现在《易经》六十四卦爻辞和《易传》中的一种辩证精神，特别以《系辞》、《文言》诸传的记述文句为详。从政治决策思想角度总结，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政治决策之道，主要有阴阳、经权、安人、中正、德行、用人、为政、贵谦等八种；一是政治决策之原则，也有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结合、盈足与蓄通、物序与均势、中和与适度、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舍、互补与权变等八种。另外，我们还可从规律论、全息论、信息不灭论、信息可用论、相互感应论、时空论等六方面，为《周易》决策找到基本理论依据。[3]（第17至39页）

正如美籍华裔成中英先生在《周易管理系统及其应用：“C”理论》文末指出的那样，“易经整体是定位时中之说，是最好的决策系统。其最高境界是天、地、人的调和，以谋求处理矛盾、解决冲突”。[4]（第55页）

这些代表着当今学术界对《周易》决策原理及其价值的独到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周易》原理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的又一证据。

立足《周易》经传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周易》指导政治决策的思想所在。这一思想总的来说，是以知变制变为出发点，以追求稳定平衡为归宿，以人事变化与吉凶关系为依据的一套通变政治哲学理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核心是在言“变”，目的是以此“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变易是自然与社会的一般法则，政治形势无时无刻都在变，只有知变方能制变、善变、通变，以至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从《系辞传》中“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文句便可直接找到依据。第二，决策的关键不仅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如《讼》卦之《象》辞说：“君子以作事谋始”，即要求决策者在事前要善于谋划。再如《贲》卦之《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要求决策者要把握时机，及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作出对策。这一点对行政者制定方针政策尤为重要。第三，决策的根本在于顺天应人、持正守中。如《系辞》中说：“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又如《革》卦之《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坤·文言》说：“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物：美之至也”、“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些以中正爱民为本的思想，对政治决策者特别有启发意义。第四，决策的目的在于趋吉避凶，以求得新的平衡和发展。《乾·文言》所说的“保合太和，乃利贞”便是此意。追求国泰民安、政局稳定，使各项事业得以和谐持久地发展，无疑乃是政治决策者的理想目标。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决策思想，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加以挖掘和利用。

三、易学术数的发展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易学、象数、义理、数术、术数等几个名词概念，如果不细加分辨，往往很容易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长此以往，必会引起后学者对它们的误解，以致不明其定义，难辨其源流，也给研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鉴于此，特先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解释和说明。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提到的《周易》，一般专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辞，即今《周易》文本的“经”部分，不包括《易传》（即阐释和发挥“经”义的《十翼》），亦通常称之为《易》。因该书被孔子编入“六经”之列，所以在先秦时期，便有了《易经》之称。两汉时期，原本之《易》连同《易传》都被尊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时人便开始把它们合称为《易经》或《周易》。两汉以后，由于《易传》被合入六十四卦经文并行，学者所言《周易》，往往都是经传并称的，不再单指《易》的内容。所以，今天通行本《周易》的内容，即包含“经”、“传”两部分，而习惯上又把“经”部分称为《易经》，“传”部分称为《易传》。[5]（《前言》）

《易》学，顾名思义，就是指研究《易经》的学问，是以《易》为主的思维模式探研宇宙变易规律的科学，今人往往直称为“易学”。由于两汉以来的《易经》已等同于《周易》，所以易学实际上指的是研究《周易》的学问。若论易学研究之源，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堪称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家，集先秦研《易》之大成的《易传》七种十篇也可看作是第一部《易》学论著。随着秦汉以来《易》学研究的日益昌盛，相关的论著不断涌现，著名的《易》家不乏其人，研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有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若论易学研究之流派，细分而论，往往是因学者研用的角度不同而有别，已非前引《四库》之说提及的几类所能完全涵盖；大体而言，清代以前主要有“两派六宗”，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言：“《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由此可知，“象数”和“义理”实指《易》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派别。清末至今，由于研《易》的方法和角度又有所不同，所以《易》学流派也在“两派六宗”之外产生新的变化，诸如“文学易”、“哲学易”、“科学易”、“史学易”、“管理易”等等，举不胜举，难以尽详。

最令人不解的是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不少人把那些专门用于算命迷信的“预测术”，都视为易学或《周易》的范畴，无形中引起民众对《周易》学说的盲目崇拜或片面否定。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周易》学说研究的前途，深感忧虑不安。术数，亦称数术，是古代天文、历法、医学、占卜、方技、谶纬的通称，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传承历史，其源可溯至上古的原始占卜术，其流可寻至今日的各种变相预测术。术数学，即是研用术数的学问，其历史应与术数的发展史相当。中国的历史学向来重视对术数之事的记载。先秦的《周易》、《春秋》、《左传》，便已有了记述卜筮事例和方术技艺的传统。《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它正史的《五行志》、《方技列传》，都以专题的形式辑录了不少有关术数的神奇事迹。自《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记载着各种术数著作的目录。欲了解术数学著作涉及的范围，只须借助史家所作的目录分类便可。如《汉书·艺文志》分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有数学（与算术不同）、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和阴阳五行。各史志所收录的术数类著作，其子目则有所谓风角、九宫、太乙、奇门遁甲、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不一而足。至于传统医学著作、丹道养生之书，原先亦属术数。留有相关著作的术数家，代代涌现，颇有贡献，如众所周知的唐代僧一行、明朝刘基等人都在此列。[6]《周易》及其学说之所以同术数有密切联系，是由其特殊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历史决定的。可以说，《周易》源于术数，这在前两节的文中已有说明。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周易》及其学说的形成衍变对术数学的繁荣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换言之，正是历代研用术数之士，都视《周易》及其学说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模式为一切术数的基础，甚至借用其概念和术语，来探索未知宇宙力量和神秘世界，才形成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术数之学的。话说回来，倘若不是这与《易》沾边的术数文化，日益世俗化并广为流传，《周易》学说也难以普及并深为研用。我们还应看到，正是同属于易学与术数学的象数学，主要是《易》卦占卜术，成为一条联系的纽带，而又广为人用，才使对此略知皮毛的世人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混而为用，以致不知它们一向有着源与流、本与末、主与次、广与狭的严格区别。

通过以上的介绍说明，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故实：第一，所谓的术数学都与《周易》这部奇书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以《周易》作为理论源点生发起来的；第二，术数学都离不开对《周易》的阐释和运用，从现象到本质都可看作是《周易》研究的发展和变异；第三，术数学存在的目的仍同《周易》一样，试图揭示天文、地理、人事运作的规律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人类生存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法论，以便人们处事时能趋吉避凶，更好地持续发展；第四，术数学仍同《周易》一样，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大而广的功用，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第五，术数学能传承数千年而未衰绝，说明它们跟《周易》的思想体系同样有着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和批判运用；第六，术数学所发明的各种预测术，尽管跟《周易》占筮术一样都是古人愚昧落后的思想所致，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从神秘的角度在努力满足人们决策未来命运的迫切需要，思想原理基本相似，只是操作的方法或通过的途径表面上不同罢了。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再结合有关的史实材料，我们不难推出一个结论：术数学固有的推阐天地人的思想原理和用于占算人事命运的各种方法，如同《周易》和原始占卜术一样，对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下文侧重分析和说明的主要问题。

从整体上看，易学术数的政治决策观是以《周易》通变政治哲学理论作基础的，与《周易·系辞传》“八卦定吉凶”、“以定天下之业”、“能研诸侯之虑”、“能弥纶天地之道”、“变则通”、“唯变所适”等思想一脉相承。纵观中国易学史，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易》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把研《易》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的倾向。象数派方面，如汉代孟喜、京房，仍以《周易》占筮学说作为研究方向，不仅倡导卦气、纳甲、飞伏、五行、八宫卦诸说首创象数易学体系，改革了《周易》占筮起卦和解卦的方法，而且极力主张只要掌握了八卦的变化规律，便可上判国家治乱，下决个人吉凶祸福。再如陈寿《三国志》中记载的管辂，也把《周易》视为占算时日、预测祸福的方术，将纳甲、五行、六亲诸说跟他坚守的卦爻取象说合而活用，靠占算为当时的曹操等政治人物作决策。义理派方面，首推孔子以《易》道论治国为政之道，在《易传》中还保存了他为数不少的决策至论；又如晋代的韩康伯，重视义理研究，继承和发展王弼取义说，以卦义来象征和说明事物变化之理，用以表现人事治乱之义，对政治决策有一定指导作用；再如宋代的程颐易学，主张引史入《易》，以史说理，代表作《伊川易传》中引用了许多史例，目的是探求人们如何修德和社会治乱兴亡之理，并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损人欲以复天理”等以明理为主的决策思想；此外，如宋代的杨万里、叶适、以及明清的王夫之、李光地等《易》家，也都侧重从义理角度研讨《周易》可能明人事得失、社会治乱变化的规律，探索《周易》与政治决策文化的原理。

综观中国术数学史，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宿命论、万物有灵说、天人感应思想等神秘主义色彩一直笼罩着术数之学，并使之沿着《周易》占筮学说指引的“定吉凶”、“决犹疑”方向深入拓展，尽量去满足人们对人事、政事作出决策的需要。从理论原理方面看，历代术士除了囊括了各易学流派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模式以及《易》学术语外，还善于汲取历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发明来充实自身，并及时衍化成新的术数体系，如战国末期的邹衍，首先运用天、人相互推衍的思想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变迁乃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德”的生克制化所支配的；再如传统的星占学，起源于原始的天体崇拜，以《周易》“天垂象，见吉凶”的思想作为最基本的信念，又沿着天人感应的学说，不断吸取历代天学研究的成果，制定并根据历法和历书来预占国运盛衰和军国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决策功能。[7]从预测法术方面看，依靠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节候、河图、洛书、符箓、卦象、义理、象数等学说构建而成的术数学体系，推演和派生出了许多新的预测方法，诸如易占、龟占、梦占、星占、择日、式占、风水、推命、相术、签占、杂占、预言、紫微斗数、铁板神数等等，[8][9]尽量从多角度满足人们预知未来命运的愿望，当然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总而言之，易学和术数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都对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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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张其成.易经应用大百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

[7] 郭志诚.中国术数概观[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易经占卜范文第3篇

现存最早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主要就是对商代占卜活动的记录。而且其中有些汉字的构形，就是直接取向于当时的龟甲占卜法。除了在《汉字发展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讲过的“卜”字之外，还有“兆”、“占”等。“卜”是灼烤龟甲时出现的裂缝的形象，不同的样式代表着神的不同旨意，占卜者就是根据这些裂缝来领会神的指引。而“兆”、“占”二字也都与这些裂缝的纹路有关。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指出，“兆”字的甲骨文字形，显然是一个由若干条龟甲裂纹组成的图形。汉代贾公彦在注《周礼・占人》时，则对“兆”字中各个方向的裂纹都赋予了五行的属性：“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这种解释已经是将后来的阴阳五行观念融入其中了，在殷商时期朴素的龟甲卜法中，还不可能有如此复杂的寓意。但不管当时的寓意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必须由占卜者去认真地分析领会，然后用言语或者文字表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就叫做“占”。“占”字从口从卜，正是表示要用口把卜兆所蕴含的意义说出来。《说文解字》说“占，视兆问也。”也就是说，占卜者审视兆纹，询问神灵的旨意是否像他所理解的那样。当时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与神进行沟通的。

古代除用龟甲占卜法之外，还有一种取材更为方便的筮占法，即用蓍草进行占卜。据说这是一种“百茎共一根”的神草，与神龟一样具有灵性，因此可以用来作为占卜的材料。筮占法的具体操作过程比较复杂，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利用蓍草数量的奇偶进行占卜的方法。一般认为是用50根蓍草，经过多次的分取，看最后手中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运作三次，即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占卜者根据三个数的奇偶及其先后次序，来判断所卜之事的吉凶。用奇偶两种数字，每三个为一组进行排列组合，只可能有八种结果：奇奇奇、偶偶偶、偶偶奇、奇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奇偶偶、偶奇奇，这就是所谓的八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卦，是用一长横和两短横分别表示阴爻（偶数）和阳爻（奇数）的，但新发现的出土资料表明，早期八卦的每一个卦爻都是具体的数目字。由此可见，筮占法与数字计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方法所用的“蓍草”很可能就是当时的计算工具――算筹。唐兰先生曾在《中国文字学》中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八卦阴阳爻的横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使它们本身不是文字，也常被认为是文字所取像的。但是，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算筹来布成爻，古文‘学’字也就像两手布爻的形状。”的确，图1这组甲骨文的“学”字，正像两只手摆弄算筹的样子，其中的“×”就是数字“五”，“”就是数字“六”。有的只摆了一个“×”或“”，有的则摆成了“×”和“”的组合。如果摆成了两个“×”，就组成了甲骨文的“爻”字。甲骨文的“教”（图2）也与布爻有关，其构形就像有人手持算筹，教小孩布爻的场景。至于这种场景中孩子们到底是在学习算数，还是在学习摆卦，恐怕现在已经很难去推究了。

从汉代开始，就有人将八卦和汉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先有八卦，但他并没有明言八卦为汉字之源。而汉人所作的《易讳・乾凿度》一书则认为，八卦的卦象就是“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个字的古文。近代小学家刘师培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说八卦与文字的关系很密切，如八卦的一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一”，两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二”，三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三”。从八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因为“爻”、“教”、“学”等字取向于布爻的场景，就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

上述两种占卜方法都是与古文字发生某种联系的，汉字进入今文字阶段以后，又出现了一种以今文字形体为基础的新的占卜方法――测字。测字术大致起源于汉代，当时人们使用的是隶书字形，他们不懂得隶书是由古文字演变过来的，而是按照隶书的字形去说解字义，于是便出现了“止戈为武”、“虫皿为蛊”、“马头人为长”等带有主观臆测性的解释。测字术的产生正是在这类解释中得到了启发。占卜者根据占卜的需要，对隶楷字形进行部件拆分，用拆出的部件的意义组合，去附会问卜人的命运。例如，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兵势非常浩大，大明江山摇摇欲坠。当时的崇祯皇帝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算命先生在测字，听说这位算命先生测得非常准，就想让算命先生测一下大明的江山。他说：“帮我测一个‘朋友’的‘友’字吧。”测字先生说：“这个‘朋友’的‘友’，非常不好。”崇祯皇帝忙问为何不好，那人回答说：“你问的是江山社稷的事。‘友’字是‘造反’的‘反’字出头，而且是左边也出头，上边也出头。反王要到处出头，说明你大明的江山难保了。”崇祯皇帝听了很害怕，连忙说：“那我不测这个‘朋友’的‘友’，我想测一个‘有没有’的‘有’。”算命先生说：“这个字也不好。‘有没有’的‘有’，左上边是大明的‘大’，少了一捺；下边是个‘月’字，相当于‘明’少了左边的‘日’。所以，从这个‘有没有’的‘有’字来看，大明的江山已经去了一半了。”这时崇祯皇帝更害怕了，说：“这个字我也不测了。我想测一个‘申酉戌亥’的‘酉’字。”算命先生看了看这个字后，说：“这个字，我不敢测。”崇祯皇帝说：“为什么不敢测呢？”他说：“这个字，我若说出来，恐怕我性命难保啊！”崇祯皇帝说：“没关系，你只管说吧。”那人迟疑了一下，说：“这个‘酉’字，是尊敬的‘尊’，上面没有两点，下边没有‘寸’。皇上是至尊，这个‘尊’字上面没有头，下面没有脚。看来，皇上的未来很不妙哇！”崇祯皇帝听后，慌忙回宫去了。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无奈吊死在煤山上。

这种测字的做法，看起来就如同文字游戏一般，但在文字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的年代里，普通百姓对测字术确实是心怀敬畏的。测字术在唐代走向成熟，当时测字的一些基本方法大都已经出现，再加上一些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对测字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时期，测字术开始进一步理论化，易学家邵雍的《五行六神贞诀》，将测字术与阴阳五行、六神八卦等学说相融合，使测字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也将汉字的神秘色彩推向了极致。

易经占卜范文第4篇

关键词：易学；李退溪；朱熹；卜筮；以传解经；经传分离

On LI Tui-xi’s Yi learning aga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min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LI Tui-xi and ZHU Xi in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at Tui-xi did not advocate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com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pination， but firmly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widely pergent from ZHU’s hesitating attitude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originally an oracular book was not widely acknowledged then or later.

Key words: Yi learning; LI Tui-xi; ZHU Xi; interpreting the Text with the Commentarie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汉城国际易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题为《退溪易学初论》［1］的论文，重点探讨退溪易学与朱子的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退溪易学既承继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诠释》［2］一文，感到退溪易学观点有一点在那篇《初论》中没说透，现在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陈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国易学史上有二次扫雾的工作。雾是什么呢？雾就是指在易学史上出现的迷惑人的东西。它遮障人们的眼睛，必须予以扫除。据陈先生说，第一次雾，是“长久以来，易学界不仅以战国易来解古经，甚而以宋明易来附会古经经义，结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简朴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来扫雾的是朱熹。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极力主张有关易学的研究应回归《周易》的本义来进行了解。”“他在扫除历来旧《易》的迷雾，主张回归本义的立场，应给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雾是在朱熹之后，人们继续“以传解经”。这第二次扫雾工作是当代易学专家高亨、李镜池等人完成的。他们的办法是严分经传。看情形，还有第三次扫雾，陈先生未明言。我体会陈文的意思，这第三次雾是人们未能把《周易》与道家联系起来，从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扫雾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陈先生等道家易专家。他们扫的办法是，在严分经传的立场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书中有关人生哲理的经验智慧；二方面则在古筮语言之外，探讨《易传》哲学思想的形成；再试图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而试图重建道家易学”。

陈先生指出的易学史上三次扫雾工作的意义，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那就是三句话：恢复《易经》卜筮之本来面目；把《易传》与《易经》划分开来，经是经，传是传；把整个《周易》划归道家。陈先生这三次扫雾的说法，在此我无意品评。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退溪身后，与退溪无关，此不赘述，现在单说朱子第一次扫雾及其对退溪易学的影响。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观点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牺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页）但是朱子只是说伏牺、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牺、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义理，并不曾说经是经，传是传，经传不相干。朱子说：“若伏牺氏之彖，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3］（第16页）朱子的意思，很明显，《易》本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传》，才从卜筮中推说出义理来。他告诫学易的人先读经文即卦爻及卦爻辞，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节节推去，道理尽可以无穷。可是朱子并没说读《易》懂本义之后就不必知推说义了。他只是强调读《易》要先明本义，然后知推说义。就是说，读《易》不可只读孔子《易传》而置伏牺易、文王《易》于不顾，颠倒经传轻重。朱子强调读《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读伏牺之易，只有卦爻之画，《彖》、《象》、《文言》一概没有。这才能见得易之本义——卜筮。然后读文王周公之卦爻辞，这还是就占筮说。再后是读孔子《易传》。孔子《易传》全是讲道理，可是道理还是从卜筮上发出来的，告诉人们此为什么吉，彼为什么凶。可见，朱子虽然将易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各有特点，但是他并不以为孔子之《易传》是与伏牺、文王之易断然分开的。如他告诫说：“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解之，则其命词之意，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3］（第21页）意谓读易首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然后要用孔子《易传》加以解释。舍弃《易传》而只读经文是不行的。朱子认为“《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虚’之类，有何凭着。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页）

不过，朱子对待经传关系问题，态度是矛盾的，一会儿说读易先经后传，经传并读，一会儿又强调读《易》要分经分传，各自推求。如他说，“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3］（第25页）显然经传分开对待。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朱子认为《易》为卜筮而作。前人论《易》，皆从义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虽然采取吕祖谦编的经传分开的古易版本，可是对待程颐《易传》，二人根本不同。吕氏笃信《程传》，朱子则于《程传》颇多微辞。朱子说程颐用自己的道理说《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继了朱子的观点，却未曾全部接受。对于《程传》的态度问题，退溪意见与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这一观点，退溪没有接受。这两点，1998年我在《退溪易学初论》一文已有论述。退溪学问一尊朱子，而在易学方面退溪却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讲过《易》为卜筮而作的话，也不曾批评过《程传》。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样犹疑不定，一会儿说经传分开，一会儿又主张先经后传，经传并读。退溪非常明确，无论说《易》还是解《易》，都是经与传合观，以传解经。陈先生所说发生在朱子身上的给易学扫雾的事情，退溪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中国易学一直到传播至韩国的时候，好象尚无人感觉到被蒙上一层雾。朱子之《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至少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退溪没有那样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对占卜不感兴趣。至于经传关系问题，退溪心中根本没有经传分观的想法。他都是依传解经，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证。依传解经的例子倒不少见。例如退溪69岁那年乙卯入侍朝讲，“因讲《论语集注》至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讲“六十四卦《易》理皆具”。这一句话就申明了他以为六十四卦并非单纯卜筮之书。并且讲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和“穷之灾也”这几句《文言传》的话来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至于怎样避免“亢龙之灾”，退溪又自然而然地举了《系辞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三句应之。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明人君而知此“可以无大过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录》）［4］(第17册546页)可见退溪不认为经文都是无哲学意义的占筮之辞。更不认为《易传》不能用以解释卦爻辞。

另外，退溪对于时中、屈伸、谦虚、利，这些《易》之道的理解，显然都是由《易传》中体会出来的。关于时中，退溪说：“凡吾之显晦语默不可不随时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语》卷三）［4］(第7册338页)又说：“尧舜君民虽君子之志，岂有不度时不量力而可以有为者乎！”［4］(第7册33页)这一思想无疑得自《彖传》、《系辞传》。

关于往来屈伸，退溪说：“凡阴阳往来消息莫不有渐，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书节要》卷三）［4］(第4册96页)他认识到往与来、屈与伸，相互转化，但不能一刀断。退溪这一卓见也是来自《系辞传》。

关于谦虚，《易》贵谦。退溪对谦卦六爻及《彖传》理解至为深刻，而且身体力行。认为为学为官都以谦为上。

关于利。《易》经言“利”者极多，几乎无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据《文言传》理解“利”字之意义。退溪说：“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义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书》言利用之类是也。自人之为利而言之，在君子则为心有所为之害，在众人则私己贪欲之坑堑，天下之恶皆生于此。利之为言随处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录》卷一）［4］(第4册96页)又说：“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益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益。故曰‘利者义之和’。”［4］(第4册第108页)退溪完全依据《文言传》释利之义，与“利者义之和也”之《文言传》之义正相符合。

以上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从来是经传相合的。依传解经，从未将经传分开看。但这些是散在各处的零星言论。若从它的诠《易》专著《周易释义》看，则更知退溪是经传合观的。他根本没有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意思。态度极为坚定。朱子那样一会儿经传分观，一会儿又依传释经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没有的。朱子释《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传》之推说义。强调文王经文之本义是为了证明《易》本为卜筮而作，又不忘说孔子《易传》的说法，两者兼顾而实质是重点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义》对于乾卦辞“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是典型的例证。在卦辞“元亨利贞”下，朱子说：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这里讲卦辞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义，后来讲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说法。说：“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钱穆先生评论说：”二程解经不合经意者多矣，朱子不尽废。惟朱子自解经，则务求其合本义。其论《易》，分别文王卦辞与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经，然《易》之本义有不如此。此等分别，实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朱子实际上肯定文王作卦辞的卜筮本义，不赞成孔子、程颐解《易》与本义不同之处，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废。

退溪的《周易释义》与朱子异。退溪不强调孔子十翼与文王卦辞之不同。［4］（第16册）退溪卦爻辞与《彖传》、《象传》、《文言传》混到一起讲。干脆不讲乾卦卦辞，对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释，也不予注意，而对孔子《文言传》四德说则极重视。于其余各卦之《彖传》、《象传》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辞传》都特别重视。就是说，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样把经文与传文截然分开。

朱子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当时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认同。他自己也承认，例如朱子晚年七十岁说：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3］（第19页）

同时他又说：

某尝说，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3］（第20页）

《语类》又 云：

先生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3］（第20页）

朱子又说：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页）

钱穆先生说：

朱子《易本义》，在当时未得人信受。［3］（第20页）

钱说恰合当时实情。从后世的观点看，比较而言，程传之影响要比朱子《本义》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读易多信程传。李光地主编《周易折中》虽然列《本义》于首位，但涉及具体意见，于《本义》却不乏指点批评之处。对韩国易学的影响较大，韩国从中国引入易学，首先是朱子的《本义》和《启蒙》。但随后《程传》亦引入。在韩国至今流传程朱二书的合刊本，叫做《传义大全》。可见，无论在中国在韩国，《本义》并未把程颐《易传》打倒。这可能与朱子对程传抱着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有关。陈鼓应先生说朱子在易学史上的第一次扫雾工作，实未成功。如果说迷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朱子扫了之后依旧存在。

韩国人治《易》，对待朱子的态度，退溪可谓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这样的：崇敬朱子，在理学方面以朱子是非为是非。而在易学方面，则不完全如此。朱子说《易》为卜筮作，退溪没完全相信。朱子说孔子《易传》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退溪不以为然。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退溪则主张读《易》把程传放在第一位。更为重要的，朱子在经传关系上，态度犹疑不定，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我综观退溪全集，未发现退溪有离开《易传》解释《易经》的说法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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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吕绍纲.退溪易学初论［A］.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陈鼓应乾坤道家易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1，（1）

易经占卜范文第5篇

土耳其咖啡以奇特的味道闻名于世，而奇特的味道来源于奇特的咖啡调制方法。它的味道被人们公认为是咖啡最“本源”的味道，而且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味道。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煮”咖啡的方法。它将烘焙过的咖啡豆磨成粉，用特别的土耳其小锅加水直接进行调煮，并不经过过滤，这也是土耳其咖啡味道比其他咖啡更浓重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当你把味道极浓的咖啡喝完后，你会在杯底发现一层厚而细软的咖啡残渣。

在土耳其，咖啡早已成为一种社交文化。土耳其人有句谚语，叫做“喝你一杯土耳其咖啡，记你友谊四十年”。咖啡分享了土耳其人有关平静、友谊、爱和尊敬的记忆。在土耳其，无论多么小的村庄都有被称为“卡合瓦哈内（kahvehane）”的咖啡店。

土耳其大街小巷上的咖啡店不纯粹是咖啡厅，许多还兼具游戏功能，就像中国的室。在这里男人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还可以玩土耳其独特的棋盘（tavla）的游戏。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店里经常可以看到抽着水烟的男人们。而对土耳其的女性来说，边喝咖啡边谈论家事再悠闲不过，占卜后的各种八卦也足够消磨一个下午了。

“伊斯坦布尔咖啡厅”在厅内有一间透明的玻璃房，每到周二、周三、周四的下午3点就会进行土耳其特色咖啡占卜。游客喝完土耳其咖啡，将杯子交给占卜师。占卜师会将你杯中的咖啡残渣倾倒在盘子里，等咖啡残渣冷却后，根据盘中自然形成的图案做出有关未来运势的占卜。每次占卜需要15分钟左右。

喝土耳其咖啡人人都是占卜师

在土耳其喝一杯咖啡，占卜一下一年的运程，这几乎是所有土耳其人的习惯。就像中国喜好批八字算命一样，土耳其人根据咖啡喝完后杯里咖啡渣的形状来占卜。土耳其咖啡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能算命的咖啡。

咖啡店在土耳其已经很热闹了，大街小巷琳琅满目都是咖啡店的招牌。那么，穿行于咖啡店的男女巫师，就成为土耳其咖啡店的另一景观和文化。新年里，他们穿梭的身影更添了些许热闹。了解土耳其咖啡占卜原理的世界咖啡迷们，也把土耳其咖啡当作新年必饮的节日咖啡。

不过，一般的土耳其人很少请占卜师占卜，就像中国人十有八九都会看一点手相，土耳其人大都能对咖啡内壁咖啡渣的形状说出个一二。比如新月形，提醒你要谦虚谨慎，性急易坏事；比如满月形，幸运之神眷顾，可以自信地向目标出发。如果把咖啡占卜说明白，需要写厚厚一本专著，而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咖啡占卜的专著能穷尽咖啡占卜的原理、技术和奇闻。

咖啡占卜的步骤

步骤1

慢慢地品尝完咖啡，然后将盘子盖在咖啡杯上。

步骤2

将杯盘稍微摇晃一下，心中想着要占卜的问题，然后再将杯盘，小心地倒扣回来。

步骤3

将杯盘静放于桌上，等待杯底的温度冷却。

步骤4

将杯子小心地打开，就可以针对杯中的图案，进行占卜了。

步骤5

最后也可以用盘子上的水流，进行许愿占卜。

满月型：表示今天是无比幸运的一天，幸运之神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这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要努力地去做，就一定能成功。

半月型：今天将是顺利的一天，能够与别人顺利配合，完全按照事先计划完成工作，如果今天把握机会还可以发一笔小财。

三月型：工作生活将出现一些小小的不顺，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把不顺的事情放下，还是能够达成目标。

新月型：极其不顺的一天，万事皆要小心，切记遇事冷静，以免性急坏事，导致一发不可收拾。凡事以平常心对待，耐心、谦虚可保不出问题。

其他类型：任何事情都没有征兆，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总之这一天惊险刺激，但只要平常心，就不会有坏事发生。

常见图案所代表的意义

出现四只脚的动物或树木

通常代表成功，例如工作上的升迁、考试顺利，以及获得名位等等。

出现心型Y

通常表示爱情来临，如果杯中有一颗心，对没有对象的人表示将有爱情来临，但目前有对象，则表示对方会死心踏地地爱你。如果杯中有二颗心，就是指心心相印，如果加上戒指的圆形，就表示两人结婚的可能性颇高。

出现戒指

通常代表婚约，或者在近三个月内，周遭可能有人会举行婚礼。

出现数字或日期

通常是与月份或日期有关，如果是对个人，有特殊意义的数字，就要特别注意。例如出现8，如果已过了本月8号，而现在又是五月，则这很可能是指八月份。

出现英文字母

通常代表某人的姓氏，也许C代表“张”，或是“郑”等，而K则可能是代表姓氏“金”等。

出现鸟或像飞禽之类的东西

通常代表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或是可能会有喜讯，如果是展翅高飞的鸟，则表示马上就有令人惊奇的事发生，或很快就会有惊喜的事情。

空白的矩形

通常表示财富的降临，愈大的矩形，则代表愈大的财富，因此最近可以买彩券，或注意对同一发票。至于，是否能守住钱财，则要看打开杯盘的那一瞬间，杯盘黏贴的程度，黏得愈紧，表示愈不容易漏财。

类似蛇的形状

通常代表一些不好的事，特别是周围，也许有小人出现，或遭人暗算。总之，最好别与他人有正面的冲突；而如果是呈S形状，也可能与姓氏有关，例如“谢”，或是“徐”等。

出现管状

如果在咖啡的杯壁，出现管状，通常代表旅行，或是将要有迁移方面的事情。管子的形状愈长，表示要去愈远的地方，而如果是末端不通的管子，则表示行程受阻，不易成行。

出现眼睛

通常表示遭人嫉妒，眼睛出现得愈多，表示情况愈严重，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行。

出现圆圈、直线、三角形

出现圆圈，通常代表一些好的事情，例如成功；出现直线，则表示顺利；出现三角形，也是代表成功，不过多半是指与娱乐界、传播界和艺术界有关。

出现星星或与星座相关的图案

如果出现星星形状，通常表示美梦、愿望成真。如果出现了星座的象征图案，或是符号，则表示某些事情的本质，例如牡羊座代表行动太冲动，而天秤座，则可能与爱情有关。

如果咖啡渣在杯壁上散不掉

表示问卜者目前的压力颇大，如果与杯壁有一些空隙，则代表仍有疏发的空间，如果没有，则表示问卜者需要找人谈一谈，并且将心中的压力，试着说出来。

出现独角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