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一、从哈代出生的家庭背景分析
哈代1840出生在一座茅草房，父亲是名石匠，平时却爱好音乐，这使哈代从小能受到音乐的熏陶，通过音乐接触到社会不同层次的人员。另外受父亲影响，喜欢上了建筑，1856年开始在一名教堂建筑师身边做学徒学习建筑。以上这些经历使哈代能更多地接触到不同阶级人员的生存状况，了解到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丰富了哈代的阅历。而其母亲在济贫院长大，做过侍女、厨娘，但却聪慧，教过哈代许多民歌民谣，而那些乡间民歌使哈代更直观鲜明地接触到底层民众。
据“传记家考察，不论是哈代的父系还是母系亲属，也就是他的叔伯姑表姨表长辈或同辈，也多是石匠、木匠、靴匠之类从事个体劳动的手艺人。因此哈代所出身的家庭背景，无疑是属于社会下层的劳动阶段。”[1]
从上可以看出哈代从小就见识了底层理想实现之艰难，看到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精神上的创伤及他们与社会间的分裂所导致的悲剧命运，这对其“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悲观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基础，是他作品中蕴含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萌芽的前提条件。
二、从哈代个人情感经历分析
通过哈代优美的文学作品我们就能感知其情感之丰富。哈代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位妻子叫爱玛・拉维尼娅・姬弗德。哈代在自身努力与妻子的柔情激励下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那时他们感情和谐。可随着时间推移，二人在性格、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逐渐加大，冲突越来越多。曾经的恩爱情侣，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哈代感到与爱玛过去那种融洽的情感完全破裂。“爱玛不无悲痛地写道：‘至少有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一直是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妻子，可是最近四、五年，天哪，真糟！’”[2]。
三、从哈代所处的历史语境分析
人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来研究一位伟人的思想，接下来本文将从哈代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思潮两方面来论述哈代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根源。
1837维多利亚继承王位，在位期间君主立宪制彻底巩固。可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它的相对面是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英国运动就是种尖锐对立的表现之一。资本对人性的异化、工农所遭受的压迫导致的悲惨命运等等都进入到社会有识之士的眼里。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业工人“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导；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3]而哈代同样论述道“我在童年时代认识一个牧童，不幸得很，他不久就因贫穷而死去了――在解剖时，发现它的胃里只有一点小红萝卜。他的父亲每周赚六个先令……”[4]而在1878-1879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导致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与分裂，这些给身处其中的哈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当时英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七十年代震撼英国的经济危机，对哈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创作发生很大的影响。”[5]哈代从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感受到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人精神层面的绝望、空虚、悲观、社会异化势力对人的压迫而导致的人的异化变形。从社会思潮来看，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得出包括人内在的一切生物并非上帝所创，而是不断进化而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理论惊世骇俗，完全动摇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根基，改变了人们对人、社会本质原有的思维方式，思想界开始产生信仰危机并由此衍生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等悲观思想。“就文学讲，进化论思想影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所有作家。”[6]，“正如哈代自己所说，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开始崇拜达尔文，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两次列出对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名单，他们是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休漠等。”[7]正是因为接受了进化论，哈代才敢于反传统，并在其思想中逐步形成对宗教与虚伪传统道德的叛逆精神。哈代的这种反传统精神在以崇尚道德风尚为典范的维多利亚时代具有惊世骇俗的影响，而哈代这一反传统的精神和对过去信仰的怀疑正是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息息相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分别从哈代的家庭背景，个人情感经历，所处历史语境等三方面阐释了哈代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根源，使我们坚信哈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非空喊口号，牵强地生搬硬套，因此哈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萌生是顺应历史潮流，怀胎十月后的新生儿，是滚滚的历史车轮把哈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萌芽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1]张玲.哈代[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09.
[2]王福和，肖淑芬，徐亚杰编.外国文学史话・西方19世纪后期卷[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1：21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53.
[4]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第二卷[M].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3：96.
[5]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M].秦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
[6]常耀信.英国文学大花园[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15.
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后现代主义与网络文学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两大学术焦点。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网络文学这一新型文学形态，透过当下网络文学的生存发展状况，反思文学的形态和内核，促使其朝更加有序、良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网络文学
一、前言
随着现代人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人们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和文明，但却失去了归宿感，惊奇地发现自己已无家可归、一无所有，仅沦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此时，“独立”的人正迫切需要某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后现代主义则致力于打破这样的审美规范，注重用世俗化、大众化的眼光，无所顾忌地从本能角度表现人性及人生的本原面貌。
正如利奥塔所宣称的：“后现代即是那种在表现自身时将见不得人的卑微性也展示出来的东西。……后现代将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在现代将以表现本身来突出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它本身拒绝相信优雅的形式会带来的慰藉”。[1]在语言方面，他们也不再追求“文学性”，而更是更为注重直白、浅显，有时甚至不避粗言秽语。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高雅与通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作品相应大多呈现出快餐性、大众性、感官消费性等等特征。换言之，现代艺术中所强调的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已被消解，日常生活进入了艺术，艺术也进入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逐渐实现了审美化。这些新兴的“泛审美”，诸如广告、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等，是用“符号”、“视像”的感官消解了艺术的精神价值，体现了后现代艺术“有容乃大”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后现代艺术的这种可能性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它自身应有的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
二、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色彩
1.超文本特质
网络文学有着“超文本”的特质，包涵着“超文本”与“超媒体”双重含义，前者注重对单一文本的封闭性结构的超越，而后者致力于超越语言文字的单一织体。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节点的文字、图表、音频、动画、视频和图像等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被视为“超文本”。传统文学文本的语言材料不管是以横行的方式排列，还是按照竖行的方式排列，基本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无论是作者写作还是读者阅读都需凭借相继的线性顺序进行。相比较而言，网络文学文本的语言材料则是一种立体结构呈现，并且作者写作和读者阅读也大多以非线性的顺序进行。
就“超文本”而言，它不再依赖语言媒介和文本形式， “网络文本的特色和有事在于利用网络技术，把文字与视频、音频结合起来制作超媒体、超链接式作品，这是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根本标志，也是最贴近网络本性的创作革命，应能成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之一。”[2]所以它堪称网络文学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带给了人们文学革命的新希望。然而，多媒体则是利用多种媒介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录像、数码摄影、影视剪辑等集于一体的信息技术手段，这类网络文学没法转换为纸介质作品，离开了电脑网络就无法生存，唯有此种电子文本才能构成独立的网络艺术问题。在欣赏多媒体文学作品时，读者用鼠标点击后，Flash画面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往往会在背景上配置了水一样流动的线条，一段文字相继缓缓浮现，动听的音乐也会随机响起，给人美不胜收的视听效果。
2.对传统文学的解构
网络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虚拟性、非现实性，渴望尝试去否定现实，这必然也赐予了网络文学解构性的特征和浓郁的后现代色彩。“这种后审美艺术‘由于失去了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也消失了’……观众成了一位主考官，但这是一位消遣性的主考
官”[3]，它的创作目的多在于自我展示与娱乐消遣。所以，网络文学致力于打破传统文学的清规戒律，拒绝深刻的沉默或是故作沉默的深刻，结构指向了文章本身，多停留于故事的表面，比如倒叙、插叙、蒙太奇等。
例如《悟空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除了爱情没有解构外，其他的一切都被解构了，像时空关系、人神关系、师徒关系、生死关系，都被彻底解构了。1967年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出版的《白雪公主》中，被社会所广为接受的理想和图腾被后现代主义的齿轮无情碾碎，出现了一个堕落的白雪公主的形象。钢筋水泥丛林代替了神秘森林，七个矮人是精神层面上的“矮子”，然而白雪公主竟沉浸在和七个男人的缠绵不清的瓜葛中。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网络文学中，调侃圣贤和崇高俨然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传统的精英意识、神圣崇高不得不在诙谐的亵渎前土崩瓦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文学平等、人人平等以及与传统的一刀两断。
3.颠覆旧的文学语言系统
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大量网络、计算机专业用语，大量体现特殊表达效果的网名以及大量的书写符号。
这些词语都是字典上还没有释义，近期网络生活中出现的，有些是网民们创造的常用语，如微博控、菜鸟、腐女、网恋、MM等等，网络色彩比较浓厚，增加了网络读者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有些则是符号语言，凭借键盘输入比较简单，便使得网络文学作品中混杂了很多书面符号，特别是那种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情符号，是可以直接表达“形”与“声”的词汇。还有一种是通过歪曲词意、偷换个别字来亵玩典故、成语等俚俗之语的语言表达，比如 “波涛汹涌”、“遇人不俗” 、“人比黄花瘦，犹记锅包肉”、“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等等。
这些口语化、世俗化、影图化的直观的符号既对现有文学文本的神圣性进行了游戏似的解构，又具有某种朝向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层面回归的趋势。这一切无不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局面――网络文学似乎与传统文学分道扬镳，给人们带来了某种脱离教化传统的自由和轻松。
三、小结
在后现代视野中的网络文学完全取消权威话语，只解构而不建构， 带来了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同样形成了某种应和关系， 反中心、反历史 、反主体， 具有开放、平等、兼容和共享精神，突破和超越了传统模式和精英话语。网络文学凭借互联网的优势，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无论是写作的方式还是内容都迎合大众的口味，真正实现大众化的理想。
随着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它的后现代属性也在不断深化，在挑战传统文学的同时也面临了一些自身的危机与挑战。如果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分析网络文学，我们会发现这一新兴文学形态的商品化特性，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文化已成为一种内在理路，无疑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文学的形态和内核。
[参考文献]
[1]孟庆枢.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7。
[2]张永清.新媒介新机遇新挑战――网络文学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9，（2）：7-12。
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1.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1）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2）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1）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2）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二、结语
现代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中国是个翻译大国，季羡林为《中国翻译词典》所作序言中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文学翻译有两次，一是魏晋六朝佛经文学翻译，一是晚清起的近现代文学翻译。若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新文学作家中，假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译文学作用之大显而易见，但其性质又比较暧昧，长期归属不清。早期虽有阿英、、陈子展、罗根泽、王哲甫等在有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却几乎对其只字不提，“中国文学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翻译文学简直成了弃儿！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兴起，翻译文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二十余年间，翻译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译文学的著作主要有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840—1966）》（1989），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谢天振《译介学》（1999），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9），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0），《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进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使翻译文学史开始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
2003年，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建开博士的专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出版。这部翻译文学断代史著作，与前面提到的陈玉刚、郭延礼、孙致礼的论著既有时间上的对接又有内容上的互补，填补了英美文学翻译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分七章：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沿革及评述；2．积习与转折：五四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3．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4．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5．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6．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7．结语：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
第一章为文献总结，分阶段梳理评说了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尚缺乏整体性专门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引用材料有时显得单一与不确。二、过于简略。三、译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详，译本的种类、前因后果的交待亦欠详尽。针对以上问题，作者确立了本书的目标和任务：视英美文学为一整体，描述现代中国（1919—1949）对其译介过程中所取的姿态和抉择；通过探索，力图为现代中国的英美文学译介勾勒出一幅整体概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章评述20世纪20年代各方面对于译介方向的论争。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学译介呈现批判地继承特点，作家、译者、出版者、读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现象进行反思，主要侧重在选材、内容等层面而很少停留在纠正译文错误的语言层面。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与译介不能只为消遣，更应促其发挥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译介作品要能对“他者”文化起到改造促进作用。这对于此后译界与出版界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包括许多表格与统计数字），史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以年代为序罗列译作清单及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探讨30年英美文学译介倾向显示的规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30年外国文学译介隐含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外国文学译作要紧贴现实、要与之相结合；要配合国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折射出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本书视角独特，体现在：一突出现代文艺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二重视读者反应。这点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此后，文艺期刊的文学译介活动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开始增多，以文艺期刊的译介为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越来越深入，而本书实有开拓之功。
文艺期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价低，积极介入文学译介活动，几乎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对文学译介在多方面起着出版社与单行本译作无法企及的独特作用。然而期刊对译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开。以往的翻译文学研究多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出版社与译作单行本，编纂文学翻译资料大都局限于单行本书目，即便对期刊偶有涉及，侧重点也是放在期刊创作而非译作上面，谈及译介也大多比较分散和简略。有些研究者虽对个别重要期刊的创作活动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艺期刊译介状况的整体认识，也未出现较有系统的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作了扎实研究，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到文艺期刊。如第三章虽为1919—1949年英美文学译介概览，仍以最后3节探讨期刊的译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类列举外国文学丛书（含英美文学丛书）并提供了最新的译本统计表，接着评析了一书多译、译本换名重版、著译合集、“翻译年”等译介现象。他指出，著译合集很能凸显新文学家的译介情结，而在文艺期刊上他们著译并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时发表创译作品，两栖身份一目了然。书中第105—106页例子颇多，如《诗》月刊1卷1号同时刊登王统照诗2首、译诗3首，欧阳予倩先后在《戏剧》月刊发表剧作9部、外国译作2种、译作论文4篇、论文16篇，是著译与研究合一。
由于30年代文艺期刊的繁荣，文学译作数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关于“翻译年”的讨论。起先，1934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当年仅创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种，而这一年《文学》出翻译专号，《现代》有美国文学专号，内容几乎全是译作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翻译大为时兴，“翻译年”之说随之浮现。先有《申报》（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婴《翻译今年又成行了》，称杂志年因推动了翻译活动而见功绩。其后文坛即有了积极回应。1935年1月，《文学》发表茅盾《今年该是什么年》，首次谈及与1934年这一“杂志年”对应今年该是“翻译年”。2月《文学》又有其续文《对于“翻译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设》登载杜若遗《“翻译年”的翻译工作》加以呼应。由于对此命名不以为然，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学》上发表《非有复译不可》，主张以重译纠正前几年粗糙译本带来的副作用，从而真正在翻译方面做出成绩来，不必乱命名什么年。作者对这一翻译史佳话的清晰勾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刊译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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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是对文艺期刊译介的专门研究，探讨了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指出其独特作用表现在：营造文学译介态势（直接见于刊名英译、创刊词、办刊宗旨、稿级、编者的话等），设立译作专栏，推出翻译专号、英美文学专号、外国作家专号，连载译作，编读往来（见通信、读者、书评等栏目）、集中推介来华作家（如泰戈尔、萧伯纳）等方面。作者还从期刊译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荣状况、译者队伍、专载译文的主要期刊、文艺期刊的销量、译介方式的多样化等角度探讨期刊译介的特色。这样，本章与其他相关章节一起突显了30年英美文学译介的规模与倾向，展示了文艺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全貌与实绩。
依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需要接受读者多方面阐释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原作读者虽与译作读者不同，但他们的参予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丰富、发展了原作。现代中国30年文学译介的兴盛，读者亦功不可没。他们并不是总处于被动接受译作的地位，更以其积极的解读参与了文学译介，乃至对译介倾向施加了积极影响。王著全书都体现了重视读者反应的特点。他在众多章节大量引用作家、译者、编者、出版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如译介方向、体裁、内容、宗旨、计划等）的评论，还精心搜求有关译作、期刊在读者间的传播情况、反馈意见、发行版次等资料，而且书中有不少章节集中讨论读者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