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转向、文化政治；文学性

作为世界性的批评主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走过了170年的历史。作为这一潮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理论个性与批评风格，但也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只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文化转向已深植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进而促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来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第二，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文学批评伴随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

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文化转向在其批评的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与呈现的?正如马尔赫恩所言：“‘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歧的。”我们认为，英国的马尔赫恩与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与批评图式。马尔赫恩在写于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言中，运用历史的方法把1840年代至1990年代这150年的批评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位，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理论阐释。首先，他对缘何运用历史的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其次，他所划分的三个不同相位分别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它主要由两个批评思潮组成，一个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他们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另一个则以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革命、政治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提倡一种“介入文学”。“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一种“非正统”的规范。这一相位主要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他们将文化和哲学问题作为批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批判的古典主义相位”兴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体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批评潮流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在马尔赫恩看来，这一时期的批判风格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它们在方法上是‘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上，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文学战斗中恰如其分的高潮――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文学’与‘批评’本身受到质疑。”

在马尔赫恩的“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如果以此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我们主要受到了第二、第三相位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与经济的批评模式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主要来源于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方面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则要晚些，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学者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取代，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何谓文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作简要描述。第一层面是文化的理想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第二层面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第三层面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将其概括为作为乌托邦的文化、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尽管可以将文化的历史远溯至柏拉图，我们在此只关注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甚至将其命名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之所以“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是源于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复杂决定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因素居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他们给予文化和艺术以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实践与整体的人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因为文化设施和体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整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次十分显著的

文化转向：第一次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肇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第二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理查德・霍加特《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等为重要标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伯明翰学派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多数研究者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文化转向问题，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之所以未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那样导向政治实践，而是转向文化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不再抱幻想，以此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德沃金也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一般认为，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对文化含义的争夺、文化形式的历史建构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转向可以说是由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一复杂感受引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分子对他们变化着的社会地位的理解。”在我们看来，文化转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对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式的关注，无论这种关注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是颠覆性的还是建构性的；第二，这种新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风格，图像化、视觉化是其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文化转向即文学向文化、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语词向图像的转变，由阅读者的语词感受向观看者的视觉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文化转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既存在相同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文化观”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结构性关系的阐释，避免经典模式的经济还原论，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即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价值取向迥然相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精英的立场看待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对其持一种否定的立场，认为精英文化才是救赎与拯救的力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才是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神圣力量；伯明翰中心则着力挖掘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蕴含的抵抗性、颠覆性力量，因而对其更多的是肯定与认可。如果从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理想”的层面看待文化，而文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文献”的层面理解文化，伯明翰学派则是从“社会”的层面看待文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将两者相对立，那么，伯明翰学派则致力于消弭两者的对立，比如，威廉斯将文化分为统治的、残余的、新兴的三种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就“文化政治”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再追求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而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解放。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太重视工人阶级政治、工人阶级文化，而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工人阶级政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此外，两者都注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仅关注其内容层面，而且关注其形式层面。

三

鉴于国内学界已就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究，我们在此只就其消极影响即伴随而来的一些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要么将两者相等同，要么将两者相对立。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分，文化批评同样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别。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究，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被重新定位并以难以回避的方式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研究之中，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采纳这种无所不包、具有异常丰富内涵的术语，又将如何进行文化批评?迄今为止对这一方式的主要批评，其一是认为这种批评过于宽泛，因而显得乏力，其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批评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将有着独特性的文学现象等同于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文化批评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的文化视野，而是基于一种新的起点对原有学科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作为文化批评的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上帝，文化批评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也不是文学批评开门揖盗，而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大众文化。”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区别在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的不同。从批评的对象看，文化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对抗性批评，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与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新东西进行对抗。”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书面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文化批评则主要关注当代文化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广告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如果前者关注的是精英的、主流的、主导的文学，后者则关注的是大众的、边缘的以及青年亚文化等等。从批评的方法看，文化批评提倡一种跨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注重文化分析，它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学术分析；作为表现的范式，语言研究构成了其主要的研究模式；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表意策略，“文化研究一开始带来的并不是传统批评和批评理论中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而是带来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学视角的发展。”简言之，由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批评的目的等不同，两者之间既不是一种等同关系也不是一种取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英国和德国的语境里，文学的各种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雷蒙・威廉斯和里查德・霍格特这些人物所持有的共识是，他们对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考察，是深刻地由对一种文学文化的迷恋而建构的。”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众所周知，英美从事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是文学学者、文学教授，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比如威廉斯是英文系的戏剧教授，有《现代悲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等文学批评著作，詹姆逊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文学批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明确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两种批评形态。这是因为，尽管文学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无疑都会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无论其自身如何变化，也都有其各自的边界与限度，差异性即是其质的规定性。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与批评范式，除了差异性外，两者之间在理论范畴、批评方法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够简单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无论多么重要，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族中的一员，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凝固化、狭隘化，无视社会的变革与新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无视文学的丰富存在，一味关注所谓的新文化，而最终失去文学与文化传统。毋庸置疑，面对新技术、新媒介、新的社会现实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否定自身、取消自身。从批评的视角看，文学批评自身具有多维性，诸如政治之维、经济之维、道德之维、审美之维，因而文化理应成为其多维中的一个维度。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有待于我们在批评理论层面加以深入开掘，在批评实践方面作更深人的文本细读与阐发，这样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的生命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第2篇

近来有关文学理论发展取向的争论，在一定范围内不无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学研究”还是要“文化研究”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上，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转变，即文学理论内部理论方式与批评方式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生成，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正视当前理论与批评的互渗关系及批评理论的兴盛。

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分离式发展。文学理论被看做一种普遍性表述方式，更关心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焦点是普遍性。人们常常“把理论理解成在某种概念普遍性系统中，来确立文学阐释和评估”（?眼美?演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与文学理论在概念普遍性系统中展开文学阐释和评价不同，文学批评则被视为一种个别性表述方式，它更关心从普遍理论推演到个别作品，焦点是个别性。前者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有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及其变化的艺术史理论，后者如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有关雨果等作家的传记批评。在人们眼里，文学理论更关注普遍性，它指导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则更关注个别性，它正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区分有一定合理处，大体符合欧美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总体情形。

不过，此后西方和中国文论界都先后出现了各自的新变化，其焦点之一就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关系遭遇断裂而走向重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加深、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崛起并搅动欧美文坛等为鲜明标志，欧洲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的主流地位被解构批评所取代，加上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潮相继兴盛，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地位及两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这时，与以往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分别看待不同，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致力于认同两者的重新结合或渗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从文学理论来看，当其传统的普遍性指导权威衰落而具体性受到重视时，重心必然向以具体见长的文学批评偏移，直到演变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而寻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承担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了，只不过这种理论先锋角色是始终以具体批评面貌出场的。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批评的理论化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奥的理论特征：“今天，在文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谈理论问题了。……如果文学家今天的话语似乎深奥难解，那么，我们愿意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愈来愈敏锐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美]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第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跨学科化。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兴旺发达的文学理论学科……将扩展为更广泛的、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并试图涵盖我们过去认为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不同理论文本，也就是我们仿照法国人称之为‘人学’的东西”。同上，第238－239页，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科语境来看，随着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变得越来越经常，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不仅更为经常地实现跨学科互渗，而且这种跨学科互渗已经成为它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与此同时，它们还与上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跨学科互渗，并且还反过来成为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的富于示范意义的实验场。正是在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和跨学科互渗语境中，批评理论似乎寻找到自身的合适的存在理由和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当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跨越、甚至当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相互跨越已经成为几乎司空见惯的事情时，批评理论在欧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宝座，显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情形与欧美诚然有不同，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已经和持续不断地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传统关系也解体了，出现了新的理论与批评互渗的批评理论形态。正是伴随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互渗，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诞生——这就是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

批评理论是从大约20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逐渐流行开来的。从事批评理论的学者既不再被称为理论家（theorist）也不再被称为批评家（critic），而是被合称为批评理论家（criticaltheorist）。这个变化突出地表明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互渗为批评理论的新变化。可见，批评理论并不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当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生历史性变迁时才逐渐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一种新形式。用最简明的话来说，批评理论是一种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探索文学的普遍问题的文学研究方式。这意味着，批评理论既是一种对于具体文学文本的批评，同时又是一种对于普遍性文学问题的理论建构。

批评理论有哪些特征？由于特征一般是指能显示事物实质或内涵的那些特定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的特征应是指能显示特定批评理论的实质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在当代有着怎样的特征呢？下面不妨先看看三家说法。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归纳出当今理论的四种特征：1．理论是跨学科的——一种其效果在原初学科之外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性的和沉思性的——一种从我们称为性、语言、写作、意义或主体的事物中找出其含义的尝试。3．理论是一种对于常识的批评，是对被指认为自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4．理论是反思性的，是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质询。（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14－15）这里的第一条涉及批评理论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第二条解释其传统的演绎研究被归纳研究所取代，第三条显示了其反常识性和解构性，第四条体现了其自我反思性或质疑性。

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作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作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话语包括在内。”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杰姆逊（一译詹姆逊）所谓“元评论”（metacommentary），正是对于批评理论的特征的一种独特概括。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杰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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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种观察各有其合理性和特定取向，从不同方面揭示出当代批评理论的新特征。我这里不妨从如下六方面去做一点综合性概括，由此理解批评理论的当代特征：第一，跨学科性。从学科特征看，指批评理论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而相互渗透。如今的批评理论不仅跨越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界限，而且经常地与语言、历史、心理、哲学、政治、伦理等其他学科话语紧密缠绕，形成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交响。第二，文本修辞性。从操作方式看，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并由此展开更广泛的理论分析。正是在这种修辞性细读中，批评往往同时把对象和自身都当作批评对象。第三，意义开放性。从问题重心看，批评理论追求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参与性，由此文本可能开放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意义来。第四，自反性。从内在属性看，批评理论具有质疑任何常识、陈规乃至批评理论自身的自我反思品格。第五，元评论性。从前提条件看，批评理论总是对于理论自身的历史条件的重新确认，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第六，修辞实践性。从社会功能看，批评理论总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而关怀社会问题、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这表明，批评理论常常就是一种修辞实践，即是以文本修辞细读方式呈现的社会干预。

由于如此，批评理论同通常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果说，一般地看，通常的文学理论总是指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言说、文学批评总是指运用理论对于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论，那么，如今的批评理论则是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传统鸿沟被填平时的重新反思与自反状态，即是那种始终不离批评并处处从批评出发的理论，更具体地说，是指在对文本修辞的开放性分析中质疑常识、透视社会、反思理论自身的跨学科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时下有关“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的发端缘由，在于忽略批评理论的当前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作为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当然要以文学文本的跨学科分析为基本特色，也就是既以文学文本修辞为中心、同时又体现跨学科视野。既是文本的又是跨学科的，这里就不存在简单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而是尊重如下现状：文学文本研究可以体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需要坚持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

如果说批评理论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么，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应当如何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当前西方批评理论的大体模式状况及其对我们的可能的启示。尽管批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和90年代以来（中国）才逐渐生成的，而相对成熟的批评理论更是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才逐渐显出其大致轮廓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以批评理论为视角去对批评理论模式作一番回头审视。批评理论模式，是指特定的批评理论所呈现的独特的概念与普遍性系统及其组合方式。简要地回顾，它在西方的发展中呈现出几类主要模式。（1）词语批评，指20世纪20－50年代英美“新批评”所代表的注重词语分析的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是英美大学的一批学者或学院批评家。它认为文学不是对社会的再现或情感的表现的产物而是词语的构造；不是作家或社会状况而是作品本体是批评的对象；致力于分析作品词语中的富有意义的特殊状况，如“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采用文本“细读”法，即异常精细地阅读和分析具体文本词语。（2）结构批评，指20世纪50－7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为一批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批评家。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系统的产物；成为其关注目标的不是具体文学作品而是支配它的深层逻辑程序；致力于建立制约作品意义系统的语言学模型，如二元对立、符号矩阵等；有意忽略文本的社会再现、情感表现或词语因素而专注于更大的深层结构的发掘。（3）心理分析批评，指20世纪前期盛行于欧洲的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的产物；文本语言的隐意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是建立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总的语法结构——“化装”，其具体语法规则包括凝缩、置换、视觉形象、二度润饰；批评的方式为像“释梦”那样阐释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无意识结构。（4）解构批评，指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兴盛于法国和美国的以“解构”为特色的批评方式，主要代表有德里达、后期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这种解构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不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文本的缝隙或边缘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的虚幻性；批评的方式为解构性细读，这种阅读具有“新批评”那种细读精神、但却让其服务于揭露文本的零散性和虚幻性，从而带有修辞性特征。（5）意识形态批评，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欧美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尔杜塞、英国的伊格尔顿和美国的杰姆逊等。这种批评模式的主要特色有：文学不再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特定语言结构而作出的想象性再现或“挖空”；文本语言及其意识形态蕴涵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借助语言学模型而重构意识形态及更深邃而微妙的历史；批评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意识形态阐释的结合。（6）“文化研究”批评，指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批评模式，它是英国60年代后期兴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北美、澳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展的结果。这种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被视为更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冲突；对文本的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上述模式已能大致显示现有批评理论模式的总体轮廓了。它们诚然可以代表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就只能一味跟着这种主流节拍走。我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的现代融汇大可以翻转出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我把它成为兴辞诗学。

兴辞诗学是对古典感兴批评与修辞论传统加以现代融汇的产物。古典兴辞批评属于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批评理论模式，是以富于感兴的阅读与评论去尽可能还原文本感兴的批评方式。从孔子的“兴于诗”到叶燮的“兴起”，兴辞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形成了自身的模式。第一，从批评的宇宙观基础看，感兴批评表现了一种万事万物相异而又相类的宇宙观，力求揭示文学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兴发感动关系。第二，从批评的重心或焦点看，感兴批评主要谈论文学所展现的个体生活体验即“感兴”。第三，从批评的思维方式看，感兴批评崇尚与感兴相近的瞬间感悟或直觉，强调以感兴批评去还原文学感兴，而轻视或反对推理式批评。第四，从批评的表述文体看，感兴批评多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而不愿意推演出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体。孔子评《诗经》只留下“片言只语”，刘勰以韵文形式写成文论巨制《文心雕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传统，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等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等等。这种古典感兴批评理论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从文学文本中寻求感兴的呈现状况。这里所寻求的感兴，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生存体验，而是在个人生存体验中蕴藉的对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活的体验。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第3篇

一、形式要灵活

1.鼓励。现代管理研究表明，教师以鼓励性的语言批评学生，激发其自尊心和荣誉感，可使其潜在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学生在体育训练中吃苦耐劳，因而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上一举打破校跳高记录，为班级争得了荣誉，但他对老师布置的社会作业却不能按时完成，致使他的社会成绩一度下滑。针对该生的这种情况，我在讲评作业时对他讲道：“要是你学习社会的积极性，也能像你练跳高一样刻苦投入那就好了，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这种貌似鼓励实是批评的方法，较之训斥和责备效果要理想得多。这种批评方法的实质是：在批评中包含信任和期望，在信任中维护其自信和自尊，使其明确自己的不足而不灰心丧气。

2.提醒。大多数学生犯错误是无意识的。所以应尽可能避免当众批评，尤其是点名批评，尽量采取用婉转的口气和暗示的方法来提醒，这样既不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又能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比如，在课堂上，时常有个别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小声说话或做小动作，此时，老师务必给予必要的提醒或暗示，不妨说：“有位同学听课不认真，在开小差”或者说：“有位男（女）同学，请你集中精力，认真听课！”一般来说，这种积极的提醒与暗示，均能较好地及时消除违纪事件，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

3.沉默。在课堂上，一定场合下，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并且这种批评有效而微妙。

比如，我经常设计一些貌似简单的“陷阱题”作为例题讲解，在讲解之前，先让学生去做，让学生不知不觉掉进“陷阱”。在讲解时，就可以观察到有不少学生（包括成绩好的学生），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情绪和漫不经心的态度。这时我突然停止讲解，保持沉默，这种方式，给全班同学，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判断的失误及其错误的态度，从而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实施这种批评时，要严肃，态度要冷静，眼神要专注，使学生在沉默严肃的气氛中产生“压力”，自我反省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根源。

4.幽默。在幽默所造成的愉快氛围中，心灵交流的渠道会畅通无阻，而幽默所唤起的自觉意识又加深了这种交流。这种无声的心理感应和沟通，就是所谓“心往一处想”的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在上课时，发现两个学生小声讥咕，便稍稍低着头，从镜片后抬起眼睛，望着他们说： “有人说我这样子很可怕，你看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看你吗？”学生们笑起来，我却没有笑，依旧不依不挠地盯着他们。然后恢复常态，继续抑扬顿挫地开讲。这事给我很大的启示：要随机应变地以幽默与学生达成默契，寓批评于轻松自如的暗示之中。

二、分寸要适度

批评学生首先要弄清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掌握分寸，对缺点和错误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夸大，会对学生造成心理压抑。特别是老师不可把学生绝对否定，批评学生时不要把话说“绝”，否则会引起学生的一种逆反心理，从而导致最后拒绝接受批评教育。缩小，会使学产生“无所谓”的心理，达不到批评教育的目的。

比如，我在讲某节课时，布置了一道预习题让学生预习后再做，而这道预习题，不好好预习的学生很容易出错。不出我所料，有几个社会基础并不差，但常常表现出心态上自以为是的学生，竟出现了错误。面对某某同学不在乎的神态，我随口说出：“某某同学，你不认真阅读课文，布置的练习老是出错，这样下去能考上大学吗？”该生听后马上垂头丧气，一脸儿不高兴，甚至还有抵触情绪。显然，过头的批评是很难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故此，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对类似的情形，我注意了批评的分寸：“不认真读书，忽视基础，一知半解，就急于做题，这种学习方法很难提高学习效率的！”，被批评教育的同学，往往点头，表现出悔过、自责、理解和接受的诚恳态度，并且在以后的学习中，不仅重视了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勤于动脑动手，成绩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两种不同的批评分寸，产生了迥异的客观效果。他使我蓦然想起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至理名言，他认为在教育学生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人们的自尊心”。

三、语言要文明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语言来实施的，批评的效果往往取决于语言的质量。所以，在批评学生时，老师的语言要文明，要包含深情，态度要蕴涵期望。切忌居高临下地对学生进行批评。比如，“连这道小题都解不出来，你还有什么出息”、“算了吧，你的决心、保证全是空话，靠不住，我不会相信你的！”等等。这种把话头指向学生、刺痛学生，其负面影响不仅容易引起学生的不满情绪和逆反心理，而且还会导致学生的人格扭曲，致使产生自卑、压抑、惶恐、怯懦、心理失衡等情况。

四、警钟要常鸣

批评作为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运用时不但要耐心、细心，而且还要讲策略。比如，有的学生自制力较差，常表现在一节课的后半节、期中考试后的下半学期，上课注意力不够集中，学习不投入的毛病有所抬头；有的学生意志比较薄弱，对教师布置的较繁的习题，一见就烦，懒于动手去做，有的班抄袭作业现象比较严重，并且有蔓延的趋势。教师一旦发现问题的苗头就敲响警钟，一发现“疫情”就及时打预防针。这种防疫式的批评，防患于未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

五、教师自我批评

课堂上的批评，广义而言，可以说它涵盖了两个内容，即教师不但批评学生，而且还要勇于做自我批评,教师应是学生之楷模，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应该带头做到。比如要求学生按时上课，教师则应杜绝迟到现象，如果教师发生了迟到现象，就要面对学生认真地自我批评。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服气，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古人道：“委婉之言听之，指责之言却之，训斥之言恶之。”批评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上批评的正确运用，也反映出教师的教育水平。批评只能靠教师的热情、耐心和正面巧妙的引导，力求达到严肃而不失态，严格而不伤害的最佳境界。那种靠“威严”，不分场合、不管范围、不讲策略的声色俱厉的批评，只能使学生产生对立情绪，激化师生间的矛盾，是万万不可取的。批评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具有艺术性，只有把握好批评的艺术，教育教学实效才会提高。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第4篇

指正与引导者：早期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如中国早期的电影一样，中国早期的电影批评显得幼稚。但是在电影批评的发轫期，知识分子即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要求。在《告电影批评家》一文中，松庐认为“一个艺术家，仅仅能本着他的天才去尽力的创作，他不能承认他的工作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至于指正他的错误的责任，那就要归于所谓电影批评家了”，进而指出电影批评家应该“运用他那富有赏鉴艺术的眼光，把所观后感到的印象凭着自己的眼光，把所要说的话写出来”，因此，电影批评家应该具有“指出片的佳点而揄扬之和摘出片中的劣点而纠正之”的责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担此种责任。影评家能“有艺术赏鉴的眼光；懂得艺术上真善美的原理；抱着和平公正的态度；对于专门艺术有心得的研究；有处世的经验而能洞悉社会状况；有历史的眼光而能考察时代的关系”。①此种对影评家的要求表明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褒扬优点与指摘错误的责任。通过对1920年表在电影期刊或报纸上的相关电影批评文章的检视，我们会无一例外的发现“引导影戏、促进影戏”是对电影批评家的责任的共同要求。当时的电影批评文章大多首先对某部影片的故事内容进行介绍，然后从影片的摄影、用光、镜头以及人物的服饰、表演等方面一一指出优势与不足。这些批评文章虽然话语简单，但是在电影本体的层面对电影艺术的建构提出各自的设想。此外，在批评家立场的问题上，多数人提出批评者应该具有公正的态度，这应该可以看作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早期阐发。关于电影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状况，《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样表述：只要影片能吸引城市小市民观众，有所谓票房价值就趋之若鹜，拍什么影片都行。②虽然将电影投资人都界定为投机者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当时一部影片能否吸引观众是投资者着重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中国电影经历的滑稽片、历史片、神怪片等几次的畸形高峰也就在所难免。面对这种畸形的繁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通过影评的方式发表自己对此种现象的忧虑，以及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劲曹的《中国电影与艺术》一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文章首先从艺术与情绪、艺术与人性、艺术与时代、艺术与国民性、艺术与道德五个向度解释了电影怎样才配称艺术。进而，从这五个问题出发，指出中国电影并不配称作艺术。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大声疾呼：“打倒一切虚伪的、兽性的电影，而建设真挚的人性的电影；铲除病态的、沉郁的、消极的电影，而创造灵肉健全的、的、积极的电影；铲除囿于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电影，而建设自由思想、解放束缚、反抗压迫的电影。”③在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下，这种要求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其对人性、自由、民众的关心，体现出知识分子对电影艺术发展的理想要求。这种理想化的要求作为一种思潮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对电影创作和观众充当的指正、引导角色在左翼影评中体现得更为明显。1930年代的左翼影评非常注重时效性，可以说是有片必评。“常常是影评小组组织进步影评人对影院实行分工负责，在新片试映或首映之后，马上就在街头的咖啡馆甚至馄钝摊上就完成了评论的腹稿或初稿，第二天就可以见报了。”④而左翼影评人在一些大报纸的电影副刊（如《晨报•每日电影》）上所发表的影评在当时的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观众都是在看了左翼影评人的文章之后才去看电影的，甚至到了“报刊杂志如果没有左翼作家的文章便没有人看”的地步。⑤由此可见，当时的左翼影评对观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左翼影评人对当时电影创作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经常就某部电影或某个问题召集电影创作人员一起座谈，针对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卜万苍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我又想到了以前时候的制片人与批评人间的隔膜……其实，制片人应该以研究的态度接受一切批评人的批评是有益的，而批评人应该以诚恳的友情的态度来领导制片人也自然是必要的”，同时他又表示“我自信是受到了批评的影响而获得许多进步的人，对于诸君的意见，我愿意拿最诚意的感谢来接受。”⑥从卜万苍的例子可以看到，左翼影评人虽然在某些批评标准与批评目的上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他们对电影创作者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变革者：198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批评在很长时间内沦为政治的附庸，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长时期置于政治话语的藩篱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早期中国电影批评中知识分子的指正与引导者的身份变为被引导与被驯化者。进入新时期后，长期受压制的独立意识得以解放，知识分子通过电影理论与批评纷纷表达对中国电影发展状况的见解与主张，在电影批评中呈现出变革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变革力量主要体现推动电影观念的变革及与电影创作者的互动两个方面。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社会的精神层面，扮演其社会良知的角色，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⑦面对笼罩中国电影界十余年的“三突出”电影创作观念，知识分子在电影理论批评界高举电影观念变革的大旗，对电影语言现代化问题、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蒙太奇与长镜头以及电影的民族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讨论。将电影观念的变革应用于电影创作中的典型范例来自张暖忻与李陀。二人同时具有电影理论批评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早在1979年，张暖忻与李陀就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影片的语言非常陈旧，然后回顾了世界电影史上几次重大的电影语言变革，并指出“世界电影艺术在现展的一个趋势，是电影语言的叙述方式上，越来越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而从各种途径走向更加电影化”。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电影语言必须走向现代化，当然“强调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绝不是主张对国外电影语言生硬地套搬与模仿。”⑧此文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引起广泛的争议，相继出现了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郑雪来的《电影美学问题论辩》、徐昭的《从西方电影史看电影语言的演进》等一系列文章，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回应。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很快在李陀编剧、张暖忻导演的影片《沙鸥》中得到体现。对于此影片，有批评者认为：影片在结构上着重于叙说含义的艺术追求，加上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启用非职业演员，特别是探索使用长镜头，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纪录派”影片的风味。⑨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电影观念的变革与电影创作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者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即为创作研讨会的召开。在这一时期，有针对某位导演电影创作的研讨，如1985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的“成荫电影创作研究讨论会”；有对电影技术的研讨，如1987年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影电视剪辑学术研讨会”；有对中国类型电影的研讨，如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还有对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关注的研讨会，如1986年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当代电影》编辑部联合主持召开的“中国新时期女导演创作回顾研讨会”等。对中国电影来说，1980年代娱乐片的兴起与高涨无疑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转型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娱乐片风潮表现了相当的敏锐性。1987年《当代电影》曾连续三期刊登题为《对话：娱乐片》的文章，参与对话的既有理论家与批评家，还有编剧和导演。1988年由《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三次对话的延续。共有包括电影厂领导、电影创作者、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在内的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时任《当代电影》主编的陈昊苏提出要确立娱乐片的主体地位，⑩对娱乐片的创作与批评形成巨大的影响。此次研讨会围绕娱乐片热的背景与意义、娱乐片的概念与功能、中美娱乐片的对比以及如何提高娱乐片的质量等几个重要议题展开研讨，虽然涉及的议题仍较为宏大，但将娱乐片的功能与意义提高到了相应的高度，表达出知识分子改变中国电影纯艺术的单向维度、娱乐片与探索片共存的变革理想。

自我言说者：新世纪中国电影批评中的知识分子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消费社会特征越来越显著。消费时代的“去中心化”解构了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解释、指引与教化等社会功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日益壮大的“迷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知识分子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电影创作的解释权。互联网的迅捷性使得影迷很便捷地获得关于电影的任何信息，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与相对的自由度，也使其很快成为影迷发表意见的集中场域。影迷可以很自由的通过BBS、博客、微博等发表对电影作品、电影现象的见解，原来由知识分子承担的对电影意义的再生产现在被影迷所替代，在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是意义再生产的中心。相对于网络电影批评的众声喧哗，传统的主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的电影批评则日益陷入自我言说的尴尬境地。关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境遇，学界的有关论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有论者指出“电影批评如何面对‘商业’和‘大众’，是重构电影批评话语的关键所在。”11有论者则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批评处于“批评本性、批评功能、批评对象的缺失”的状态，应该要“重提批评家的职责与使命”。12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在电影批评中应该承担的指正与引导者、变革者的角色已经发生蜕变，在坚持学术立场的苍白口号中自我言说着。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表现之一即对当下中国电影转型的集体失语。失语不是不发表意见，而是知识分子对于电影的批评与中国电影发展现状日益隔膜。当下中国电影正进入产业时代，在学界关于电影的产业研究也相应成为“显学”，面对年产逾500部的国产影片，是否一个产业研究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产业研究的终点是否在于观影人次、票房收入等数据机械的列表呈现？当批评者对中国电影现状痛心疾首、哀其不争的时候，其对中国电影的创作究竟了解多少？陈山教授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把心态放到和创作者平等的状态，要和他们平等地交流、对话，要考虑到他们的处境……评论的时候要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介入到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考虑。”13陈山教授的要求从侧面反映了目下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隔膜。批评的内向性是知识分子自我言说的另一表现，根源在于对理论的僵化运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是最年轻的艺术。同样，电影的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也不够完整，因此从其他艺术门类借鉴理论成为电影批评的必由之路，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当电影批评忽略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性，而成为验证某些理论的场域时，这种批评对于电影本身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又或者面对影片，批评者不去直面其审美经验的表述，而沾沾自喜于晦涩术语与理论的再阐释与再创造，这样的批评文本对观众（读者）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理论应介于读者与作品之间，而且文学理论要通俗。14对于电影批评来说，这一构想同样适用，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沟通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的中介。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语言系统；认知；生态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DF H0-05文献标识码：A

人们通常把“第一位生态语言学家”的称号授予美国人Einar Haugen。他在1970年所作的题为“The Ecology of Language”的讲座（1972重刊）“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创新性的。”［1］如果从那时算起，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就有了30多年历史，其间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专著和文集，可谓硕果累累。

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学科”［2］，当今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可概括为两个领域：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和语言中的环境问题。对这两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生态语言学的两大分支：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和生态批评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其中生态批评语言学又可进一步分为生态话语批评和语言系统生态批评。

然而，对于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范式，人们不禁要问：该范式有其理论基础吗？这一疑问不仅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及研究成果的推广，甚至还关系到其存在的理据，因而不容回避。由于生态语言学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侧重的是语言研究，本文拟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作为该范式的分支之一的语言系统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

一、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理论基础的解析

生态批评语言学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以Halliday在1990年希腊Thessaloniki召开的第10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上的主题发言为标志，是当今西方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该研究范式以生态环境为视角，研究语言系统和话语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运用语言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

从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语言学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生态话语批评与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3］生态话语批评（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继承了批评语言学的传统，以话语的社会建构性为理论基础，对环境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不同之处仅在于以生态意识形态视角取代了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of Language System）致力于揭示语言系统（主要指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等）中所隐含的、不利于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认知思想，如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等，并以此作为语言规划和制定语言政策的依据。因此，相对于生态话语批评而言，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更加年轻，也更为新颖。

语言系统生态视角批评以语言与生态意识之间的互动作为理论基础，包含了两个前提：一是语言系统中包含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思想；二是语言系统中的这一认知思想影响语言使用者的生态环境意识。前者为该研究范式成立的前提，是先决条件。这是因为，如果语言系统中不包含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思想，对其进行生态角度的批评性分析也就无从谈起。后者为该范式存在的必要性所在，使其具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如果语言系统中的这一认知思想对语言使用者的生态环境意识不产生任何影响，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意义就会大大降低。而语言系统中包含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又必须以语言的理据性为大前提，即语言必须是非任意的，至少是非完全任意的。这是因为，如果语言是一种无理据的、任意的符号系统，就不可能包含人类的认知思想，包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

语言系统与生态意识的互动属于语言与认知互动的一部分，可以从当今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相对论中获得佐证。语言的理据性则属于语言符号的属性问题，可以通过符号学角度的解析加以认证。

二、语言的理据性：符号学角度的解析

（一）语言符号的“他指性”

“符号为指称现实世界中同样事体的所有可被感官感知的信号。”［4］这里的“可被感官感知”表明，物质性是符号的一个基本属性。由此，从符号学角度看，语言首先表现为某种物质材料，或为可被听觉捕捉的语音，或为可被视觉所捕捉的文字。可以说，语言符号的这一物质性是其成为符号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现代评议学的奠基人Saussure将符号界定为“声音模式+概念”构成的“心理实体”［5］，显然有欠妥当，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说受到广泛质疑也在所难免。因为使用这样的“符号”，人们既无法通过听觉、也无法通过视觉进行交流，而只能通过类似心灵感应之类的途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地球人在遥远的未来或许能使用这样的“符号”，但就目前而言，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然而，具备物质性只是成为符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符号必须是物质的，但物质的东西未必就是符号，因为物质的东西要成为符号还必须具有“指称事体”的功能。而这里所谓的“指称”又必须是他指，而非自指。正如Chandler说的那样，“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符号――只要有人把它理解为指称了或代表了某物，但符号所指称或代表的某物不可以是符号本身。”［6］以钥匙为例，如果我们用它来代表其他某种概念，如权力，那么它便成为一个符号；而如果我们仅视其为钥匙，那么它就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不能称其为符号，所以，作为符号的类型之一的语言也必须具有他指性，这是语言成其为符号的另一基本要求。

（二）他指的人为性

那么，符号是如何实现他指的呢？是通过被赋予的意义。Peirce指出，“任何事物都不能成其为符号，除非它被理解为符号。”［7］这里所谓“被理解为”其实就是被赋予意义，“被理解为符号”就是指在符号与事体之间建立起单向性质的他指关系。作为听觉材料的语音，或作为视觉材料的文字，通过被赋予意义，实现了形与义的结合，具备了他指功能，于是便成为了语言符号。

那么，是谁赋予语言符号以意义的呢？这涉及到语言的起源问题。语言的起源不外乎两种可能：神授或人造。接受了科学世界观的现代语言学家自然无法容忍语言神授说，因而普遍接受语言人造说，即“语言是人类凭自觉创造出来的符号。”［8］而接受语言人造说意味着承认语言符号的意义是人赋予的，语言符号也就具有了人为性。（三）语言的理据性

虽然语言学家大多承认语言符号的意义是人类赋予的，但在人类如何赋予语言符号以意义的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这一分歧导致对语言性质认识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任意说和象似说或理据说。

上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Saussure提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并将任意性确立为语言的第一原则。然而，“语言是人类凭自觉创造出来的符号。”作为理性动物，人类的自觉行为必然也是理。所以，作为人类凭自觉创造出来的符号，语言势必包含了人的理性因素，从而决定了语言符号本质上的理据性。这正如赫尔德所言，“人类心灵对每一种行为都要了解他的起因，哪怕只是部分的起因，所以，认为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中任意地发明了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心灵来说，不啻于肉体被死神的手抚摸所遭受的折磨。”因此，“一种根据肤浅空洞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自然人）的整个善于类推的本性相背的；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的类推原则格格不入。”［9］

其实，语言的任意性与理据性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既可以说语言在具有理据性的同时具有任意性，也可以说语言在具有任意性的同时具有理据性。语言符号在形式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以及确立形义结合的过程中约定性等因素，决定了语言符号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而语言符号创造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因素则决定了语言的理据性。

三、语言与认知的互动与生态语言系统批评

（一）语言的认知性：语言系统生态批评的可行性所在

语言的理据性表明，语言符号的形义结合是有理可据的。那么，理据何来？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形义结合的理据来自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即语言反映了人类的认知，或语言具有认知性。

上世纪80年代初，Lakoff & Johnson通过对隐喻的研究发现，隐喻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语言中之所以存在隐喻表达，是因为我们的概念体系中存在概念隐喻。”［10］这表明，语言符号的形义结合以人类对现实的认知为基础，即《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心生而言立”。此后，Taylor的语言范畴研究表明，不仅语言符号所表示的意义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范畴化、即认知范畴密切相关，而且语言范畴本身，如时态、词性等，与认知范畴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则从词至小句及小句的组合等层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语法系统所体现的认知模型。

所有这些研究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结构主义截然相反的语言世界观：语言并非封闭自足的系统，而是与人类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寅、李弘将这一语言世界观总结为“现实认知语言”的三元互动模式［11］。即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不是固有的，也不是语言社团任意性的集体行为，而是人们在对现实认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具有主观性的认知与具有客观性的现实互动的结果。随着这一语言世界观的确立，一个新型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迅速发展起来，并日益壮大。该范式的两项承诺之一便是Lakoff提出的认知承诺。该承诺指出，“语言和语言的组织反映了一般认知原则，因此，有关语言结构的原则应反映其他学科所发现的人类的认知规律。”［12］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将关于世界的共同经验储存于日常语言，因此可以通过人们表达思想的方法来采集这些经验。”［13］可以说，认知承诺是认知语言学成其为“认知”语言学的关键，其中心思想便是：语言是认知的结果。

语言的认知性表明，语言不仅可以指称现实，而且语言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对现实的认知。Lakoff甚至以此提出要像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那样保护濒临灭绝的文化和语言，因为“如果一个物种想要在多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其基因库的多样性；同样，理解经验的手段的多样性对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也是必不可少的。”［14］这一语言观反映了保持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当今生态语言学的主要思想之一。语言所体现的认知自然包括对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自然界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认知，即对生态问题的认知。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理论使得对语言系统进行生态视角的批评性分析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二）语言的相对性：语言系统生态批评的必要性所在

语言相对论源于洪堡特的语言观。洪堡特在研究了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后指出，“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动”。因此，“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个人更多地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15］也就是说，“每一具体语言都是源出于人，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16］

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继承了洪堡特这一带有语言决定论性质的语言观。萨丕尔的研究表明，“语言不仅所指是经验，而且规定经验。”［17］沃尔夫则基于对英语与印第安人的霍皮语等语言的对比研究，正式提出语言相对论，又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18］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便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

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同样认识到语言对认知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即语言。”［19］这里所谓物质对精神的纠缠，指的就是语言对认知的反作用。

功能主义语言学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在Halliday看来，“语言使人类构筑起一幅关于现实世界的心理图画，从而得以认识其周围世界及内心世界。”［20］也就是说，“现实”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等待我们去表达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积极地去建构。语言就是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作为建构工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建立在某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是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影响着的意识和物质的产物。因此“语言具有塑造意识的力量。”［21］

语言的相对性表明，语言既非意义的被动储藏所，亦非仅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传递意义的工具，而是“作为建构我们对现实的认知的参项之一，积极地参与了意义的创造过程。”［22］语言对认知的反作用自然包括对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自然界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认知的反作用，即对生态问题的认知的反作用。由此可见，语言的相对性使得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也就具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三）语言系统生态批评举隅

Halliday在第10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报告堪称语言系统生态批评的先驱之作。Halliday指出，“在语法的内层，小句与小句逐渐合成为一种世界观。这是一个隐藏着的、关于经验的理论，我们无意识地以此指导我们的行为和生存策略。语法的各个特点综合起来，促成我们以某种方式去释解世界。”［23］不幸的是，语法给我们提供的这一释解方式现在已不再有利于我们作为一种物种的健康发展。他列举了英语语法中4种这样的特点。

一是通过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对以单位形式和以整体形式出现的实体进行区分。“这样的语法使得空气、水、土壤，以及煤、铁、石油等资源被释解为无界的东西，即无限地存在。”［24］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都是有限存在的。在这样的语法的诱导下，人类对这些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从而部分导致了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的局面。

二是被语法释解为可分等级的属性大多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极端。例如在“好”与“坏”这一对属性中，“好”被释解为积极的，“坏”则是消极的。有趣的是，英语语法对“量”的范畴往往同样也作出“质”的释解。如在“大”和“小”中，“大”是积极的，“小”是消极的。在“多”和“少”中，“多”是积极的，“少”是消极的。 “Look at the size of it!”，一般意味着“这块头真大呀！”。询问数量时，一般只会说“how many”或“how much”，而不会说“how few”或“how little”。英语中的这种不对称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关于“大”的语法其实就是关于“好”的语法，关于“小”的语法其实就是关于“不好”的语法。于是，“通过‘大’和‘好’在语法中的并置，‘bigger and better’这一主题便被刻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25］这样的语法诱发的是一种“增长主义”（growthism）思想，如我们都希望住房越大越好，GDP越多越好。这一思想同样部分导致了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的局面。

三是语法的及物性部分将参与物质过程的实体以一个连续统的形式，按其发动这一过程的潜能排列。人类自然处于这一连续统的最为积极、最能成为施事的一端，另一端则是那些无生命的物体。“这样的语言让我们很难将无生命的自然界当作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来认真看待。”［26］

最后，在这个连续统的某一点上，语法将这些实体断然地一分为二。人们常常将这一区分看作是人与非人的二分法，Halliday认为其实不然。在他看来，这是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分。英语中这一二分法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其代词系统。有意识的实体代以“he/she”，无意识的实体代以“it”。更重要的是，在关于精神过程的语法中，感觉者总是有意识的实体。这就将我们人类与自然界割裂开来，而且完全排除了盖亚说，从而使我们很难将地球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而事实上，“她不仅有呼吸，而且有感觉，甚至能思维：尽管她从太阳那接受到的热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却仍在维持着自己的体温；随着构成她的物种逐一遭到毁灭，她正缓慢地，但却无法挽回地死去。”［27］

继Halliday之后，Goatly、Trampe等都从生态角度对语言系统进行过批评。虽然语言学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这些研究无疑为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开拓了思路。例如Trampe批评了语言系统中所体现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商业化主义”，认为“我们的语言在表征世界时不仅采取了人类的角度，而且采取的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人类的商业活动的角度。”［28］Goatly则对系统功能语法将过程分为施事、参加者，和环境等要素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样做暗示了宇宙的破碎性，不符合当今赞成世界整体观的科学的（生态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就连语法中的一致式也不过是约定俗成的隐喻而已。尽管这些所谓的一致式符合牛顿的力学理论，但却“代表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更不用说是幼稚的本体论或意识形态。”［29］

四、结语

语言相对观与语言认知观的结合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互动原则，即语言不仅是认知的结果，而且反过来影响认知。语言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具有必要性。因此，Halliday在第10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属于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也属于应用语言学界。”［30］此后，“语言与生态”或“语言与环境”被列为每届大会的议题之一。如2005年美国麦迪逊大会的27个议题之一便是“Language and ecology”，并举行了专题研讨：“New Horiz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its Ful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text”。国内目前生态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而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生态问题的研究。鉴于2011年第16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将在我国举行，生态批评语言学的研究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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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cocriticism of Language SystemZHU Chang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