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范文第1篇

茶书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巴蜀诸小国以茶为贡品。但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应是唐代陆羽的《茶经》，书中记述了茶的历史、栽培、采制以及煮茶、用水、品饮等内容。之后，茶的专著中较著名的有：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庭《十六汤品》，宋朝蔡君谟《茶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录》、赵汝砺《北苑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明朝钱椿年《制茶新谱》、田艺衡《煮泉小品》、许次纾《茶疏》、屠隆《茶笺》。清以后的茶书就不计其数了。

茶联 茶联常悬于茶室或茶店，着力宣扬茶功茶效，以广招徕。如：“松涛烹雪醒诗梦，竹院浮烟荡俗尘。”“泉香好解相如渴，火侯闲评东坡诗。”“香分花上露，水汲石中泉。”“瓦壶水沸邀清客，茗碗香腾遣睡魔。”“佳肴无肉亦可，稚淡离我难成。”等等。

茶诗 自古诗家多茶客。唐诗人姚合曾不惜以诗乞茶：“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东坡居士则将新茶喻为美女，吟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千古绝响；到了元代诗人刘秉忠笔下，更是一语道破诗家爱茶的真谛：“铁色皱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好一个“含英咀美入诗肠”，难怪代代诗人对茶情有独钟。

茶画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反映了汉代皇室贵族已有茶饮，足见茶韵融入画意由来已远。我国历来都有茶画名作，如唐代的《调琴啜茗图卷》；宋代钱选的《卢仝烹茶图》，刘松年的《斗茶图》；明代唐伯虎的《事茗图》，沈周的《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图》；清代薛怀的《山窗清洪图》，都形象地记录了茶事史料，可以说笔笔渗茶墨之情，幅幅香溢诗画之中。

茶令 茶令和酒令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茶友陆士修、张荐等，就曾将茶令组成了为人传诵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流华净肌骨，疏渝涤心原(颜)。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僧)。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这一茶令堪称茶文化的佳品。近年台湾还流传一种新的茶令“返返拳”，可知茶令至今不衰。

茶肴 茶肴，是指加进茶叶一同制作的肴馔。茶肴之多，岂止是“五香茶叶蛋”。试看今日广东的“茶香鸡”(用乌龙茶)，浙江的“龙井鱼片”、“龙井虾仁”，南京的“香炸云雾”，安徽的“云雾肉”、“毛峰熏鲥鱼”，江西的“云雾石鸡”，四川的“樟茶鸭”，河北承德的“茶烧猪肉”，香港的“武夷茶皇鸽”等等。

中华文化范文第2篇

一天前，Katalin Bogyay 还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信仰都有不同，必须互相尊重，才能更和睦相处。”来自澳洲的净宗学院院长徐业鸿教授，则在发言中引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的一句话，“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境遇到底怎样？这成为采访的重心。

当北极熊遇到猎犬

当一只北极熊遇到一条猎犬，会发生什么故事？我们看到一张图片，图片上猎犬用前肢搂着北极熊的脖子，北极熊则把头歪向一侧，好像生怕因为自己体积太大，而弄伤了猎犬。这张照片，是摄影师在北极跟踪了一星期才拍到的，他发现北极熊和猎犬就像好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玩耍。

“任何物种都有善意的种子，不仅是人类。他们不是生来就冲突，他们也会分享友谊，和睦相处。我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印度人，祖母是天主教徒，我自己是伊斯兰教徒，现在为中国的佛学教育部门工作，我真的很开心。”当汉尼夫在大会发言中，展示那张照片，并说出这句话时，听众席响起一片掌声。

汉尼夫，是澳洲净宗学院多元文化部的负责人。净宗学院成立于2002年，创办者是来自台湾的徐业鸿教授，学院坐落在澳洲昆士兰省的图文巴，诣在弘扬孔孟之学与大乘佛法。

到图文巴之前，汉尼夫是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宗教之间关系，化解冲突。2009年，汉尼夫受净宗学院之邀，辞去新加坡的工作，到图文巴开展新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协作。

图文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城市，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常住人口虽然只有十多万人，却有八十多个民族，一百多种语言，他们有着不同的血统与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与。

汉尼夫至今记得第一次去图文巴的印象：生活在那里的人很闭塞，只有你先伸出手，对方才会跟你握手，他们不会主动跟别人交流。

在图文巴工作两年多的汉尼夫收获颇丰。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所在的部门，每周六都举行“温馨晚宴”，当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人士，都可以自愿来参加。他们的温馨晚宴吸引了很多以前不善交际的本地人。

今年3月的第二周，汉尼夫在周二的时候临时决定，当周周六的温馨晚宴要编排一场文艺演出，为此汉尼夫打电话给当地的居民。在当地，如果有人很仓促地发出邀请，对方一般都会说，“没有时间”。但是，汉尼夫却没有遭到拒绝。那个周六的晚上，节目丰富多彩，有土著歌舞，也有年轻女士们的合唱团，以往只有一百人左右温馨晚宴，当晚来了大约400人。

汉尼夫还告诉本刊记者，就在两周前，有一位当地警署的高级官员也主动来参加晚宴，他还带来了一个蛋糕，分给大家吃。令汉尼夫都感到意外的是，蛋糕是那个警官亲手制作的！

我没有笑话他

5月25日，会议结束的当晚，宋宝兰女士作为参会者，承担了一些主办方志愿者的工作，忙前忙后，大约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等宾客散尽，她才坐下来吃饭。

她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上世纪30年代，她的父辈为了避开中国的战乱，到南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本希望挣到钱后可以回家，但是之后的战乱加上政治运动，让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只好留在了马来西亚。

宋宝兰是第二代移民，她在马来西亚出生，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年过中年的她短发齐耳，穿一套深色制服，态度干练又温和。她现为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专职教师。

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是2009年在马来西亚政府注册的教育机构，主要面对小学生，在学校之外，教授伦理道德补习课。对此课程感兴趣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前来，每星期一次课，每次一个半小时。

宋宝兰教课的课本是《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古代教育孩子的启蒙课本，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正如它的总叙中所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列述了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行为规范。宋宝兰告诉本刊记者，教育中心选择《弟子规》作为教材，为了熏陶孩子，化解冲突，培养他们与别人团结合作的能力。

教育中心在课下，让家长把观察到的学生的言行记录下来，然后与中心的教师沟通。家长们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通常是琐碎的事情，但给了教育中心老师们很大的鼓励。

有一位家长告诉宋宝兰，当她的孩子经过他以前经常去玩的一家网吧门口时，低下头，走过去，然后跟妈妈说，“斗闹场，绝勿近”。还有的家长告诉宋宝兰，他的孩子在学校拿着一支已经用得很短的铅笔写字时，其他同学笑话他，“你家里这么穷，连铅笔也买不起。”他的孩子说道：“要节俭，不浪费。”

宋宝兰告诉本刊记者，马来西亚是个宽容的地方，作为移民，他们保留了自己中文的名字和语言，虽然她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家庭教育中传承了下来。

“我父亲是客家人，他从小教育我们‘宁可人负我，切勿我负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年轻人要有骨气，不能有傲气，要自强不息。’我的父亲虽然文化不深，也很少说话，但他说的都是传统文化。”

在到教育中心做教师之前，宋宝兰在马来西亚的一家广播电台做播音员，为了来这里，她辞掉了播音员的工作。

“马来西亚本地人为棕色人种，中国人的眼睛和皮肤跟他们都不一样。以前，讲到自己是中国人很没有自信，因为会被认为吵闹、没有礼貌、落后，所以，华裔都很想学英语。但是，即使学了英语，染头发，甚至戴有颜色的隐形眼镜，在别人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黄皮肤的华人。没有自己的文化，自己就没有根，会被人看不起。”宋宝兰说。

“但当我们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越有自信，因为老祖宗原来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在国外的年轻人学汉语，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将来肯定有出路。”宋宝兰说她将来还会深入学习《论语》《中庸》《老子》等。

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家，马来西亚本地人一出生，自然而然就成为伊斯兰教徒。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教授中华传统文化，会不会受到抵制呢？

“当然不会。”宋宝兰回答说，“《弟子规》中所讲的道理，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它是所有文化和民族的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其实，《可兰经》和《圣经》中都有类似的内容，只是比较零散，比如，伊斯兰教教导信徒不能对父母大喊大叫，在父母面前走过要低头弯腰，而《弟子规》把它浓缩在很短的篇幅中，把做人的抽象道理，具体为家庭中的仪轨。”

中华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汉化 教育全球化

中华文化还覆盖世界各地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世界。在华人主导的地区，其社会文化通常受到中华文化所影响，尤其是汉语、生活的影响，即汉化或中国化。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

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既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也有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等的遗址发掘。中华文明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在公元前3500年前左右逐渐出现了文字、城市、金属器等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延续至今，不管是文字、礼制还是宗教、思想，都是一脉相承。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其他部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都是暂时的，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之中。

二、文化教育全球化

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贸易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口流动全球化……等等。这种以信息通讯技术为载体的全球化，与两百年前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世纪的全球化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海量而快速地传播，导致地球变小同时数字化。同样，伴随着信息和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教育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全球化的问题。

教育全球化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英及待雕琢的璞玉的大量流出。教学师资团队、有潜力的学生都会为自己发展寻找最好的环境，而国外的软硬件实力总体上要远高于国内；另一种就是教育模式引进。很多顶级知名院校利用自己的名气，四处扩建分校，与其他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办学，把教育做成全球连锁模式。在教育资源争夺战中，高层次的战斗是争夺人才及准人才，低层次的战争是争夺教学经费。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及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改进教育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自觉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国家观与民族观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华文化教育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和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与文化。中华文化具有先天的不断融合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发展而孤立存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跟踪知识进步的脚步，提高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性，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陶冶思想情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何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在实践中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弘扬、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弘扬发展人文素养，强调思想道德及人格品质的魅力和价值。如何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人格价值和生命价值等方面建造自主积极的思想。这些积极的思想将直接影响提高国民素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正确对待文化教育全球化，逐步改变目前社会人文教育的缺失。

第二，提倡爱国精神以及集体观念，弘扬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意识的建立。在全球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各国之间来往日益频繁，本土文化也在逐步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第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良性互动，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

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桥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建设的主旋律。加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教育是提升整体民族全面素质的持续性工作，是帮助中国国民特别是广大的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理念、梦想、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而达到振兴中华民族这一目标的核心手段。实现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为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薛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中华文化范文第4篇

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2］。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3］。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中华文化范文第5篇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来，勤劳勇敢、善于思考、勇于创造的中华民族，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它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汉以降，中华文化远播日本、朝鲜、越南、中亚等邻邦，无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主导着东亚文明的进程。中国以造纸、刻版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传人阿拉伯和欧洲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科学进步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与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话，以孔子儒学、老子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弗的古典思辨哲学，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自然神论，魁奈、杜尔哥的重农学派以丰富的养料和深刻的启示，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近代文化的诞生。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和园林建筑风格精致柔和，纤巧优雅，令西方社会折服；在器物文化、建筑艺术、戏剧绘画等领域激发起竞尚“中国风格”的热潮。并开辟了一个与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的“洛可可”(Rococo)艺术新时代。

总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实厚重，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焕发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可以预期，进人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必将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应有贡献。下面，我仅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谈点看法，阐述其对环境保护、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作用。

带着20世纪的辉煌，人类即将跨人21世纪。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当人们在赞叹和享受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肘，却分明感受到工业革命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以追求物质财暂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种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弊病的危害。“高投入—高效率—高消耗—高污染”几乎成为规律，结果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灾害频繁，资源枯竭。这种发展模式，还导致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和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并与部分地区的贫困、疾病、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等相交织。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人们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反思。认为，只要转变观念，调整发展模式，通过人类的合理、知识和科技进步，自觉调控“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人”的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保持资源持续使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分别在斯德哥尔摩和里约热内卢召开“人类环境大会”和“环境与发展大会”，就是致力于在全球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发展观，协调入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始创于50年代的生态伦理学，则代表着新的道德观，强调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以协调为宗旨的道德目的。

个人认为，当今世界出现的这些新理论与新观念，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论和“仁民爱物”观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乃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易。乾卦。文言)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视“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孟子认为“人”、“天”相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强调天人以类相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解释略有不同，但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无非都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一个整体的关系，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在中国人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认识和掌握自然客观规律。虽然中国人也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体现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情况下，人们对自身的主体精神的呼唤和肯定。而在此同时，中国人则又强调，在人们“知天命”之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与万物齐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刍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的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法则统一起来。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论儒家、道家、墨家，都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而和谐的关系。

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的，平等的。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中国古人主张“仁民爱物”。在人与人关系上，与西方的“自我中心论”不同，中国古代墨子讲“兼爱”，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

关于“仁民爱物”的思想，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说得更明白。张载认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船山对张载的思想解释说， “人皆天地之生”，不能不以天地为父母，故要“体天地面仁民爱物”，具体是说，对于“民”，因是“吾同胞”，故“必友爱”；对于“物”，因“与之交”，故“必信睦”。因而，王船山明确地提出，“于民必仁，于物必爱”④。

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与“仁民爱物”论，虽然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与朴素的自然伦理，但是可以肯定，经过改造、充实、提高，益以新义，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诠释”，将是可以成为21世纪新文明观、新道德观的理论来源的。

如果说，15、16世纪的欧洲，为解决人与神、君权与人权的问题在西方产生了第一次文艺复兴。那么，在未来的21世纪，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以交流与融合为特征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开创一个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层次的文明时代。历史将会证明：中华文化的许多观念(如前述的“天人合一”观)，必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进而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的普遍理念。中华文化将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历史作用。

注释：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