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被物化也可以当做一个精神，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之间可以看成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总与支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

1.中国文化是工业设计

汲取营养的源泉设计是一个将各种理念，技术，文化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其中，在设计中展现精神文明和文化色彩，增强设计的感染力，给设计作品增添更加浓郁的民族色彩。

2.工业设计是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涌现出文化的色彩。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建筑设施已经演变成一种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我们热爱这些新鲜的文化。鸟巢、水立方、奥运场馆、世博会场馆都展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种中国精神。

3.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的相互融合

在中华文化和设计结合的过程中，进行设计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思想核心的碰撞，从中转化为一个整体性设计。在创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设计相互推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设计文化，我们在进行创新设计道德过程中，就要寻找设计和文化的结合点。

二、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及启示

1.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窗户的设计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时钟上的花纹设计，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形态到结构、色彩都过渡得很自然，这个时钟摆在家里的墙上的时候，会感觉很自然，闲逸。中国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是武当创立的，是黑白两种颜色代表天地万物糅合在一起，浑然天成的感觉。用太极文化来转化为书柜设计，看上出显得家庭的文化气息很重，浓雅。在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创新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文化对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在对于文化的设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示。在设计的文化中要吸取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好的创意设计。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与设计相互交融。

三、结语

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形态。广东由于毗邻港澳、濒临海洋,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岭南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的孕育,广东高校的校园文化一直以其国际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融贯中西,在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独树一帜。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担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使命的高校,如何发挥校园文化的特殊功能,为广东的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恒久的人才支持,担负起文化大省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角色,是摆在广东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和发展机遇。

一、正确认识高校校园文化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殊地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系。文化的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不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最终尺度在于人与文化的进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且更加清醒地看到,文化作为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象征,作为价值观的体现,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着恒久的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着恒常的人文精神资源。“大学是文化的标志,是集合精英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的地方”[1],大学往往成为国家甚至人类的思想库、社会思潮和时兴理论的发源地。在看似平静、平凡的大学校园中,师生们心情宁静地从事着整理文化、保存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神圣事业。高校的师生们在长年累月的教学活动中,展现着自己博大宽广的胸怀,包容着人类历史和当代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思想“,使万物相生而不相害”“,学问共容而不相斥”,真正做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构筑起人类社会中最为神圣和高尚的精神殿堂。在社会各种思潮的消长起伏中,孕育并植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可以看作是社会文化中精神因素变化的“晴雨表”。校园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总是起着某种社会先导的作用。校园文化的主体作为高层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文化继承。他们肩负的使命也使他们更渴望从事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校园文化这种创造开拓的特点,决定了校园文化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文化更具有超前性。校园文化中的新思维、新观念,强烈地冲击着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文化向前发展。学校创造的新科技、新文化不但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有时候会引起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校园文化是文化大省建设中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同时也是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窗口。

文化对人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环境的影响、气氛的影响、也是一种意识的、习惯上的影响。校园文化的导向作用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将人们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广大师生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推动学生为把他们自身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努力。要把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关键是要优化文化人才结构,不断壮大高素质的文化队伍,形成一批适应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创作人才、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科技人才。人的现代化素质,是能否建成文化大省的决定性因素。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教育单位,既是教学基地又是科研基地,而其中首要的是人才培养。__同志曾经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从中我们认识到校园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塑造人、发展人。而校园文化反映的是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的价值观、人才观、办学宗旨、教育思想、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校园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其塑造的结果———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然要走向社会,转移给社会。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主要依赖三种“文化流”的作用:一是人才流,二是知识流,三是传播流[2]。高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人才,就像一颗颗文化的种子,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为社会文化的建设起推动、示范和导向作用,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发挥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

示范和辐射作用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目标的提出,使广东的高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该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中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应该更直接地和实质性地参与社会的进步。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应该主动适应文化大省建设的需求,提高科技含量,打造文化品牌,培养创新人才。

(一)植根岭南文化土壤,夯实校园文化底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数千年来,生活在岭南的人们,始终在吟唱着一部与中原迥异的“山海经”。作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生存居住的地区,钟灵毓秀的中原文明与生机蓬勃、开阔浩瀚的海洋文明,在这里既冲撞、排斥,又交融、汇合,形成了精彩、大气,独具一格的文化,在中华大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这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化为主体,博采其它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经过长期融合、整合、创新、升华而成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已“先行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猛烈地冲击着与其相悖的一切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广东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信息、人才和其它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东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文化改革之区,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热潮,不断改变着广东的文化景观把岭南文化推向空前发展的高度。岭南文化的某些品格,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从南向北转移的趋势,甚至成为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

任何一种先进文化都是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历史积淀和创新,这就决定了它的历史连续性,校园文化也不例外。要建设广东特色校园文化,必须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优秀的内容对其进行浇铸与定型,使之形成相对恒稳的文化内核。与此同时,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从岭南人特有的“实干”精神及先天的岭南文化优势中汲取养料,以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丰满校园文化的躯干。广东文化的优势之一在于文化的多元化,既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又有特区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文化资源呈现出国内少有的丰富多彩,并反映在语言、戏曲、戏剧、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多个方面,仅方言就在中国八大方言中独占其三。地方剧种也是少见的丰富,粤剧、潮剧、汉歌、山歌剧、采茶剧、雷剧,加上新型的轻音乐剧、芭蕾舞剧等现代剧种,令人侧目,既高雅又富有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就越具有国际竞争力。把广东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彩的文化形式,引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既可以提升校园文化的品味,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同时又可以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再创造,推动岭南各民系文化的不断发展,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二)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创建广东特色大学文化园区

兴建大学城已成为中国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浪潮。近年来,我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大中城市先后兴建了大学城(园区)。大学城的兴建,从分散到集中,为打造广东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提供了契机。教育和大学说到底都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既是教育之基更是大学之魂。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建设大学城的目的,其本质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大学城靠什么去培养人才,当然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许多大学城由于仅仅停留在对学生生活层面的需求上而忽略了学生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虽有“明亮的公寓,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但却缺乏“图书馆”等文化建筑和文化氛围。许多学生只把这类大学城当作宿舍群而已,谈不上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大学城的建设就应注入文化的理念,整合各高校的文化资源、统筹规划、合力建设一个融现代建筑及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大学城。

首先,大学城要引入岭南文化的建筑理念。环境可以造就人,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因而把环境也作为文化的构成因素,是理所当然的。校园环境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一部立体的、多彩的,富有魅力的、无声的教科书,能潜移默化地对身处其中的师生进行文化的熏陶和塑造。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我们知道,物体在其空间的位置都不是随意的,尤其是经过精心组织和设计过的学校建筑,更是一定思想和文化的反映和具体体现。大学城(园区),是高级人才培养、科研和交流的中心,应该注重大学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特色的建设。在充分体现现代化大学城的宏大气魄以及文化聚集、辐射功能的同时,建筑设计应体现岭南建筑的艺术风格,赋予时代的内涵。在校园规划上,也要有江南园林的风韵,体现出岭南文化的独特韵味。使之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从而为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广东校园文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大学城应建设一批岭南特色的人文景观。校园文化蕴含着学校的灵魂,也凝聚着学校的形象,更承载着学校的历史。大学城可以说是在“文化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文化园区,既然是文化人集聚的地方,又是传播文化、创新文化的机构,当然也应有文化的氛围。除了大学城的建筑,大学城的规划、布局应体现文化韵味之外,还应有一些昭示着文化的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一所大学可以没有宏伟的校门,但不能没有文化的底蕴,那里的每一个廊柱,每一个塑像,每一张海报,都会__学城也应该有代表大学城灵魂,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文化景观。它对提升大学城的文化品味,提高所在城市乃至广东的知名度,树立大学城的个性形象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三)融通中外文化成果,铸造校园文化之魂

在当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外校园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相互吸收和融合、影响和适应,已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校园文化多元化和寻求保持不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特质的寻根意识,也在不断增长。我们既不能因融合而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能因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特质而拒绝交流、吸收和融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切有为的文化开放,带来历史巨变的开放,无一不是主动进取型的。先进文化应该在多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竞争中,获得参照坐标,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综合创新,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推进文化的创新,才能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要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校园文化首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中华文化就其总体而言是比较封闭的内陆文化。广东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岭南文化的构成中多数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包容性,所谓海纳百川、能成其大。内陆人把大海视为世界的尽头,望洋兴叹。岭南人却把大海当作世界的起点,令海不扬波,好扬帆远航。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得以形成气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这就不难解释,岭南人为何能得风气之先,早于内地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从而在近代异军突起,在推翻几千年的帝制及其封建专制统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再造中华文化铺平了道路。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先进的校园文化,就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品质,保持岭南文化中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浇铸岭南校园文化更鲜明的民族特质和个性特征。其次,就是要更加开放地吸引、接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益的东西。有人担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文化发展会走向同质化,民族文化会被异质文化所侵蚀,这种担心是狭隘的,只有能够吸纳世界、交流世界,包括碰撞世界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更应以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它的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择其善者而用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立足实践并加以融会贯通、发展创新,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大学文化能够在博采众长中始终立于时代文化大潮的前列。融合是必要的,发展更加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按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形成、发展有广东特色的校园文化。

(四)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培养优秀文化人才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文化发达,人民文化素质高,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创造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量。培养人才、向社会输送优秀的文化人才是大学产生的最初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不仅把清新的气息带入了校园,同时又将大学的文化和传统扩展到社会。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实际上也是校园文化生生不息得以延续的过程。因此,大学校园文化的着眼点,就在于塑造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文化人”。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省的文化大省战略的实现,培养大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较强的能力素质、具备成熟心理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优秀人才。超级秘书网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校园文化要保持自身的一种特殊文明形态和文化群落的人文本性,就必须承担起以创新精神为关注对象的人文使命。从人的本质出发,校园文化的视角更广、内涵更丰富。校园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以培养“文化人”为旨归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人,客体是人,出发点和归本宿点也是人。所以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从人出发,重视从整体上对学生的研究和把握,从而使校园文化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前提下,立足于凝聚人、培育人、激励人,才能使校园文化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时代特色和魅力。

其次,要把大学生当作“文化人”,以“文化”的力量去感化学生。在校园文化提出之前,我国一般把高校作为教育环境,学校的一切活动指向明显,更多的表现为我说你听,学生的个性难以得到张扬。现代社会,大学已经成为人类进行智性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它不但是精神文明的创造之所,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与理想的坚守之地。因此,高校应转变观念,把高校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文化环境”,对学生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人”实施的一种教育,利用文化固有的教育、引导、约束、凝聚、激励和辐射功能,让学生在充分张扬个性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接受校园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熏陶和规范。这也正是教育现代化所追求的主题价值。再次,要提升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学术品味。按照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结合现代化的实践和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现实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强化文化理性;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凝聚校园精神;突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理想人格;构建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先导,以师生的共同参与为主体,以独特的校园精神为内核,以学生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为目的的校园文化体系。在校园文化的内容上,实现由浅层次的文体娱乐型为主向以文学艺术、学术科技型为主转化,以提高校园文化的艺术和科技含量。在校园文化的形式上要坚持灵活多变,与学生的特点吻合,与社会的现实同步,显示出时代的特性,积极营造一种格调高雅、内涵深邃的校园文化氛围,有效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人生舞台上冲出现代人的价值困境和道德迷雾,从而获得对生命世界的整体把握和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意义归属,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广东文化大省战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1]蒋述卓.新型学者的新潮思想.羊城晚报,2003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4122

[2]谭元亨.岭南文化艺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9

[3]王蒙.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大国建设.光明日报,

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习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贪污腐败、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习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宪政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贪污腐败、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八大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习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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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文化思想的宗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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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宗桂.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J].学术研究，2013（11）.

[20]李明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N].光明日报，2017-02-24.

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1试验点概况

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21°33′~21°40′N、111°47′~112°01′E），常年气温高，降水量充足，但分布极不均匀，易出现季节性盐雾，夏秋季节多台风，台风灾害尤其严重，每年平均出现2~3次。

1.2试验设计

在试验点选择种植时间超过1年（植物种植完工时间为2011年5月），长势良好的树种的花坛作为园林绿化种植土壤的采土点，客土厚度为1~2m之间，花坛种植面积约为300m2，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层次配置率高。空白对照为同期填土，但尚未进行绿化种植的区域。

1.3综合措施

2010年春至2012年12月对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进行园林绿化工程改造。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的方式。客土土壤为黄壤土和红壤土混合，砂砾较多，平均客土厚度为100cm，以保证短期内不会受到地下水盐碱度的影响。试验点花坛的园林植物种植于2011年5月前完成，调查时的植被种类。定植以后的管理过程中，进行水分管理，特别是每当台风过后需用淡水洗盐。

1.4样品采集与处理

2012年12月份，在花坛试验点和未种植区域采集表层（0～20cm）土壤样品，3次重复。土壤样品均为砂壤土，土壤的化学性质由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进行测定，包括pH值、电导率、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1.5数据处理用

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对2个试验的土壤指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花坛的种植土壤pH值为6.12，较对照的6.08高，但两者无显著差异（P>0.05）；花坛的土壤EC、交换性钠的含量显著低于种植区域（P<0.05）。结果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的土壤的盐碱度水平处于植物正常生长的适应范围（pH范围为6.08~7.00，EC范围0.26~0.39<1.00，ESP（交换性钠）含量范围10.06~15.93mg/kg）；而且能降低土壤的盐度、碱度，但与pH无明显差异，这与赵秀芳等和单奇华等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花坛种植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碱解氮分别比对照显著高85.72%和25.00%（P<0.05），但有效磷和有效钾含量较后者显著低66.96%和44.19%（P<0.05）。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和有效氮含量，但降低了土壤中有效磷和钾的含量；土壤中碱解氮含量仅为2.85mg/kg，处于较低水平。

3讨论

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古今画家都深入得理解天人合一命题的积极内涵，利用这一规律增进对自然美的认识，探寻美的形式。自然界中各种形态的形式自身就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意义，天地自然造化的美，不同的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美感，这依靠人们的心灵感悟，也依靠人们要用求真的准则去理解它蕴含的潜质。形式本身就是伟大的意义，世界上没有无意义的纯粹的形式，这就是天人合一。美是形式与意义的完美的融合。心中对美的赏识对于对美的认识起着决定作用。画品与人品也不可分割，人品就是画品，反之亦然，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很大部分体现在人文精神上，画家的艺术修养提倡人的精神与灵魂之美，无数的为了寻觅艺术真滴执着追求高尚的人品，把自己的其作品植根在伟大人格的沃土，他们的作品才可以以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传递着爱与美。中国话的美学理念也承认人的内心认识从来不曾离开色与空的关系。画家对空中见有的认识表现在中国画艺术中大块的留白，许多大作都有一种无画之处皆是妙景的境界。中国画也讲究墨分五彩，媒介材料是形成一幅作品不可缺少的，前提是按照美学原则搭配，这才能成为美的整体，反之就是一片混乱，更不必谈感情或美了。

二、陈洪绥画中的美学理念

1.陈洪绥先生的画的线性造型美学理念分析陈老先生十分喜欢魏晋风度，他的画吸取了篆隶书法中的精髓，他画中的线条或一会像行云流水,有时又如春蚕吐丝，美妙的展示所绘物象的质感，他画武士时，运用的线条刚劲曲折，画仕女或者儿童时运用的线条会很淡雅，他画中的隐者飘逸洒脱,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他在绘画表现上主张学唐韵、遵宋理、展元格。陈洪绥对唐宋元有深刻的认识，他的画也深受这三个时期思想的影响，高古典雅，在他很著名的《斜倚熏笼图》中，经典的刻画了东方女性之美，在画中，线条时而粗壮，时而细柔，他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画出了不同形态的圆弧线，画中的女性似水柔情，使观看者感受极大的审美视觉，即使在在勾面容轮廓和胡须时，那么细的线条他也可以下笔沉着，不溜不滑，衣服的纹路像钉子的尖、老鼠的尾巴一样细但是清晰，每一条纹路像用钉子划过一样，深刻明朗，在节段收尾时，笔尖稳重而又不显得刻意，好像自然到了就收住了一样，整幅画面都洋溢着柔美的宁静,在淡雅中不乏高古的内涵。画好中国画的线条既要有非凡的运笔能力，也得有超乎想象的组织能力,要敏锐的体会线条的美感，陈洪绥先生早期的画呈现一种易整为散、易圆为方的形态，后期的作品又变散为整，在他的画里，即使宽大的袍袖也都用一根线刻画,从不再另起一笔另起笔，无一松懈之处，很好的显示出画家高古脱俗的气质,也体现了文人的思想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