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手抄报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手抄报 实践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

手抄报是一种课外实践的开放的创作形式，可传阅、可观赏、也可张贴。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手抄报制作是中小学生的作业，要求写上漂亮的文字，画上好看的图画，其实不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枯燥的，容易造成师生疲惫。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都在不断探索研究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笔者也不例外。近两年，笔者在“概论课”课堂上采用手抄报制作的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学会学习、懂得学习。

一、“概论课”教学中手抄报的实践意义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后简称“概论课”）课程的教学，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16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等文件精神为指导，要求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让大学生了解历史、了解国情、增长才干、锻炼能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概论课”课程的热情，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大量收集资料和广泛阅读，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并融会贯通的能力，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概论课”手抄报，并不设置固定主题，学生通过对形势与政策的分析，对时代背景的了解，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设置手抄报的标题。同时通过对社会，对国情，对国史党史的了解，还可以增强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奉献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二、“概论课”手抄报的组织实施过程

1.成立手抄报制作小组

手抄报制作培养学生动脑动手能力的同时，通过开放式的学习模式加强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为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其实践水平，成立手抄报制作小组是首要的。手抄报制作小组成员一般为3人，其中设定一名为组长，组长负责安排手抄报制作时间的具体安排，并协调各组员的爱好特长，合理安排好分工，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体配合能力，又可以有效挖掘学生的潜能，从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手抄报制作

“概论课”手抄报，应该要注意从主题、图文、版面设计等方面入手。

“概论课”手抄报的主题是灵魂，是其价值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表现。通过对主题的选定，可以考核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关注分析形势与政策的能力。近年来，学生在“概论课”手抄报制作中，选定的主题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青春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高铁―外交新名片”、“一带一路”，等等。

图文并茂，可以让手抄报给人以立体感、时代感、美感。图文内容要紧扣主题，积极健康，传递正能量。字迹清晰流畅。如果是不同组员抄写时，则字体尽量统一，做到工整美观。其中标题应该是用醒目、庄重的字样，并且字体应该比文章内容的字体要大，色彩也加重些。插图应该是根据内容及版面装饰的需要而添加设计。

一份优秀的手抄报，既有一定的知识内容，又应注意版面设计新颖美观。根据手抄报的主题和文章内容确定版面风格是严肃或者活泼，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手抄报的制作过程，从选定主题，到组稿编辑、排版插图，再到书写装饰，是一个全神贯注的，动手又动脑的创造过程，是学生在其文化修养、精神风貌和艺术修养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3.手抄报评价

手抄报作品主要可以从内容构思、版面设计及亮点创新三个方面进行评价，介于其可传阅、可观赏的特点，评价方式可以采用三种：学生自评、学生互评、老师点评。

第一步，学生自评，学生对自己创作的作品做出简要说明，给自己做出评分，并写下评语；第二步，学生互评，三人一组的手抄报设计小组再次合作，一起评价他人的手抄报，给每一份手抄报打分并写下评语；第三步，老师点评，主要点评典型的优秀作品和存在普遍性问题的一般作品。优秀的手抄报作品将会在不同班级的课堂上，供同学们传阅，加强学习与交流。

三、手抄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体会与收获

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通、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概论课”手抄报的特殊性在于形式与内容需要高度统一，就连创新和亮点也应该围绕时代背景和思想政治理论，因此，对于奇谈怪论、贴心漫画、生活心理等栏目的设置便不作要求。学生就近年来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分析，对国家大事、重大决策、热点话题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收集信息，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和自身学习兴趣。

如，手抄报“红军长征二万五”中，学生通过重温红军长征的那段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的历史，领会其神勇艰苦的精神，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如，手抄报“改革开放”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不断总结宝贵经验、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如手抄报“中国高铁”中，通过中国高铁发展历史的介绍、中国高铁发展的现状、未来的展望，以及高铁外交，这不仅是国与国的外交活动，而且涉及商业利益的分割与先进科技的争霸。增强学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总的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加深对史、时、势的理解，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手抄报是学生自由发挥创作的一种习作形式，“概论课”手抄报则是要求学生以某一主题作为思考和创作的切入点，收集有关信息和材料，图文并茂地表达主题思想，从而考验学生分析史、时、势的能力，促使学生关注社会、关心时事，学生在合作中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华强.增强学习能力提高实践水平――谈《手抄报》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践与经验[J].引进与咨询，2004（08）.

历史手抄报范文第2篇

有关五一劳动节手抄报五一劳动节手抄报 图1

五一劳动节手抄报 图2

五一劳动节手抄报 图3

五一劳动节手抄报 图4

五一劳动节手抄报 图5

劳动节手抄报设计效果图51劳动节手抄报 图1

51劳动节手抄报 图2

51劳动节手抄报 图3

历史手抄报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明实录　四库全书　明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06－09

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的因果现象。

一、记注制度的阙失与实录资料的征集

唐宋元时期，政府修实录，似乎很简单，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日历，自然编纂成实录。薛三省f1558―1634年)称：“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由此可知，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所谓纂注，就是起居注与时政记一类作品。然而，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的起居注制度，自洪武中叶以后就已经逐步废弃了。以后，大臣们屡屡要求恢复，朱元璋的子孙们均不敢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没有起居注，只能临时征集档案修纂实录。王世贞(1526～1590年)称：“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张居正(1525～1582年)称：“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嚷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由此可知，明朝实录主要根据政府各部档案编纂而成。那么，明朝政府所修实录所用材料是如何搜集的?中国是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旨意的传达，由上而下，一级级下发；执行的原则，则是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修史与其他政府活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往往由上面下发文件，下面逐级上报资料。政府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所以，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也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一是中央各部资料。“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成化初年修《英庙实录》，“命各部采摭事当纪载者，为书上之”。刑部尚书陆瑜(1409－1489年)将此任务交给了何乔新(1427－1502年)。何乔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交给史馆。弘治初年，纂修《宪宗实录》，周轸“以文学被选，采辑在户部者以进”。万历初年，张居正主修《隆庆实录》，要求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

向各部门征集史料，最大的困难是各部不配合。虽然“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配合不积极。

《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1623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此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得旨，会典全据实录，纪载宜详，各衙门文册著速付史馆，以备采择，不得推诿误事”。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催讨，如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由此可见各衙门拖沓现象之严重。其次，由于人员素质及重视程度不同，各部搜集到的资料质量高低不一。李贤(1408－1466年)阅读何乔新送上的稿子后，大加称赞说：“纪实而饰以文，视诸司惟誊吏牍者，大不侔矣。”何乔新因此功而迁为本司郎中。这里反映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料汇编仅抄录公文而已。像何乔新提供的稿子既纪实，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润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其三，内容无关国家大计。嘉靖初年，陈寰(1477－1539年)以检讨与修《武宗实录》。陈寰看了各部上交的材料显然不满意，称“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古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熬爽国是”。这里反映的是，要求通过记录核心人物皇帝言行而不是六部陈档了解一个国家的大计。要求以皇帝为中心，正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现象，这是政府史、国家史的必然要求。

二是地方各省资料。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大体说来，隆庆之前，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洪熙元年(1425年)，礼部以修《仁宗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弘治初，“首诏史臣，修先皇帝实录，礼部请遣进士若干人，分诣各省，采集事之当录者，以备参阅。”唐祯(1458－1507年)负责浙江，“君悉心搜访，其所纂辑，视他省独精详，诸公称之”。正德初年，“当修孝宗实录，采故事，诸繇高第选驰，传行郡邑”。新科进士张文麟(1482－1548年)负责浙江采访工作，“还上事，太史多所称，遂擢刑部广东司主事”。徐朝仪负责池、庐诸郡实录采访。“皇上勒礼部，采辑中外事迹，修先朝实录，礼部请简有学行进士，分遣天下。于是，永康徐朝仪使池、庐诸郡”。黄琮(1471－1524年)“遣纂修湖省《孝宗实录》，归拜青田令”，由此可知，他被派遣到湖广搜集史料。

直隶各府则是直接派人搜集资料。这些使臣们到地方搜集资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各省采访史料的使节到各省以后，各省地方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工作。

“河南省臣征编纂官于属，独以归君(施文显)。君寓相国寺，合诸郡所上，督诸生数十人校录而笔削之。编成，论者谓有史体”。施文显(1435－1508年)‘蹴是负责河南史料总纂的人，他坐在相国寺里，指挥几十个诸生，对征集来的史料进行校录，做了初步的编纂。河南一个省的实录史料后期加工就动用几十人，可以肯定 史料搜集的牵涉面是相当广的。宣德十年(1435年)，“上命进士黄某纂修实录，以(杨)舆有三长，为郡总裁。实录成，郡守蔡锡以(杨)舆明《春秋》经，荐授惠安训导”。由此可知，地方的实录采编机构设置，以郡为单位，聘请郡中懂文学掌故之人担任实录总裁。最后，各郡上报材料，集中到省。省里也会派专人，负责整理。进士征求史料的时间不长，如《苏州府纂修识略》前所附公文，“定限八月”内完成。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如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派杨循吉(1458－1546年)主持。杨循吉擅长修书，修成《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何良俊认为“其立例皆有法……倘修实录，其凡例据以为式可也”，可以成为地方实录史料征集的样本。《苏州府纂修识略》卷首所附公文与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札摘抄》卷4《非文事》所附纂修实录公文，是目前所见地方纂修实录的公文，分别代表了前期与后期不同风格，值得重视。

因派人到地方采访史料留下了不少送行的诗歌及送序。弘治初年，进士王元聘到山东分采实录，朋友程敏政作诗曰：“博采遗芳纪圣功，羡君分命及春风。青云早步儒冠右，画舫遥乘使节东。礼乐化行周册在，典谟书出鲁堂空。归来史局分张处，定数何人笔最工。”进士萧璇赴广东纂修实录，朋友诗曰：“先帝弃万方，泣涕穷遐埂；神化岂不显，所贵在摩编。闽山接岭海，桑梓遥相联；驱车迅行迈，不辞路险F。丹青绘日月，意象在笔先；春秋有微义，仰看续前篇。”有人去贵藩聘修实录，“纷纷簪组满江湄，袅袅东风吹鬓丝，春草绿波南浦路，轻尘细雨渭城诗，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丽泽此行知有益，子云识字喜多奇。”沈进士到浙江，朋友诗曰：“远持使节下钱塘，科目人才自异常，造化功能劳采录，山川人物仰辉光。满船明月吟边趣，夹道梅花到处香，指日还朝应显擢，好输忠荩佐虞唐。”“博采遗芳纪圣功”，应是实录编纂的核心目标所在。

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工作。隆庆元年(1567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春(1523－1588年)上疏：“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檄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个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该建议在五月十三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不过，设想不错，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学人的批评。何良俊(1506-1573年)说：“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孙承泽“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从万历中叶纂修正史，副总裁余继登“伏乞敕下礼部，移文直隶并各省提学官，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来看，万历时期仍然遵循这套提学兼负责史料征集制度。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周宗建(?－1626年)建议皇帝派专人下各地采访，皇帝仅“报闻”而已，没有采纳，仅派董其昌(1555－1636年)到南京采访。因为南京是陪都，也是中央政府机构集中之地，当然得采访。天启二年十月，董其昌受令到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由派专人征集史料到委托提学兼领史料征集最主要的是人员素质不同、责任感不同。明朝前期委派的专职人员，多是新科进士，因有立功授官的直接动机，积极性较高。而提学为工作多年的官员，主要任务是选拔生员，史料征集是额外工作，所以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抱应付态度，从而导致史料征集工作质量的下降。

万历以后，实录编纂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依据科抄章奏与起居注。蒋德Z(1593－1646年)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至于百十年之久，文献俱湮，而野史与之错行于世。繇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尽信也。”这反映的是晚明实录编纂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张居正改革史馆制度有关。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张居正上《议处史职疏》。这套方案主要包括分管责成、史臣侍直、纂辑章奏、纪录体例、开设馆局、誊录掌管、补修记注七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及编纂六部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所以特别重要。陈继儒(1558-1639年)对此套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每月初九日，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看定。十日，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并人大柜。每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并编纂官三四员，列于东班石栏铜香炉下，各科给事中之上。或午朝御皇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随从记录。凡封稿之日，记注与编纂官于东阁门外，分左右，如常朝仪，候中堂入东阁。先记注官入，分左右揖，次编纂官入揖，随中堂同入右房，记注官收《起居注》，编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柜。封完，出东阁，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门，柱边揖别，复人东阁，记注一揖，与编纂一揖而别。”

从现存《万历起居注》来看，万历以后起居注制度得到了坚持。复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天启、崇祯问仍在执行，如庄际昌(1577-1629年)“天启元年，授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起居注，纂修国史，编葺《六曹章奏》”。宗室朱统钸中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刘理顺(1582-1644年)是崇祯七年(1634年)状元，除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会典》”。陶；倦由此证明，万历三年的史官制度改革在晚明得到了认真执行。

起居注与六曹章奏编纂的制度化，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方便。蒋德Z反对过度依赖起居注与六曹章奏，是因为这些官样文章编鼷得过于潦草，“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六曹章奏》未见，而现存《万历起居注》十分简略，没有太多过程情况的记载，证明蒋德Z的批评是对的。当然，进一步追问下去，导致史官记载简略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主体制影响了实录编纂的质量。官主体制下政府决策的特点是暗箱操作，舆论控制，外界只能看到结果，而看不到过程。没有过程的政治决策导致投有过程的历史记载，有控制的政治导致片面的历史记载。“历史”的最大特征在于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全面性。抽干过程、只剩结果的历史，只有阳光面、没有阴暗面的 历史，是不完整、非客观的历史。大臣们不断要求恢复起居注、时政记制度，目的正在于强调记载国家最高决策过程的纪实性。

晚明实录编纂依赖起剧注与六曹章奏的结果是减少了对地方采集的依赖性，以致钱龙锡(1579－1645年)要求停止派人搜集史料。(《明史・钱龙锡传》)“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明史・钱龙锡传》没有点明此事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壬午，朝廷下令修《熹宗实录》。按照惯例，自然要派人去全国各地征集，史料，于是，才有内阁首辅钱龙锡罢采访疏。钱龙锡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任《神宗实录》纂修，天启五年五月任《神宗实录》副总裁，故而熟悉实录纂修事务。由此可知，晚明的邸报也成为实录编纂的第一手资料。钱龙锡的建议不无道理，作为帝王编年史，对民间活动涉及不多，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下地方搜集资料。当然，从互证角度来说，民间史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

二、实录视野的国家性

实录这个术语总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为有什么就可以书写什么，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会得到全面记载。其实非也，历史永远不可能全面被记载下来，在古代不可能，即便在当代也不可能。历史的记载与编纂永远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标准与视野的问题，而这又是由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视野决定的，权力决定历史书写的内容。既然记录历史的要求最早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这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笔者称为“国家史学”。

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实录者，录一帝之事”，“即古帝王本纪、史家编年遗意也”，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实录是古代中国史学记载与编纂的最高要求，讲究的是记载的可信度。由于君臣的决策活动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所以，古代士人多希望能将君臣活动全部如实记录下来。然而，这样的要求过于理想化。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利益场所，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核心的政治书写原则。可以说，专制政治越发展，这样的目标越难以达到，时政记之类成为官样文章是必然的现象。

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人物。受理学思想影响，忠孝节义成为现实社会的荣誉对象，自然也成为史书关注的重点内容。地方史料的采集以“忠孝节义”人物为主。“今天子嗣位之初。有诏命史官修先帝实录，征事迹于四方1，凡士女之以忠孝节义闻者，举得送官备采择。”嘉靖改元，修武宗实录，“诏天下有司，采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通纂”。由此可知，人物史料是重点，具体地说，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此，哪些人能成为忠孝节义，自然也成为社会各界争夺的对象。何瑭(1474－1543年)说：“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已，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上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上史，这正是传统中国政府史的封闭性所在。准确地说，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上国史的内容就必须是经过审核的。

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国朝实录，例成于翰林诸官，而总裁于内阁重臣。间取外署三五人参之，止令其誊写、装潢、给使令之役而已。故凡官翰苑者，人人为稷契皋夔。其它台省，虽功勋赫奕，边荒慑服，忠赤贯天地，如盐山忠肃王公、钧阳端肃马公、三原端毅王公，亦只平平耳。翰林官没，无问崇卑，俱得请谥，无问学术浅深，俱谥以文，上日文正、文忠、文贞、文庄，虽至猥陋，亦不失为文安、文裕、文懿。在外署者，终身砣石乞笔研，官至公孤，欲谥一文字，不可得也。自福建彭司寇韶作《名臣录》，翰林近十之六七，公论已不平。近日为杨宗伯廉更加添改，凡非翰林，不得为名臣。虽以刘定之之鄙猥、谢一夔之庸陋、万安之贪饕，皆在名臣之列，是录遂为翰林题名矣。且其言曰：‘美阶崇秩，休光大业，当属之吾曹诸先生。他所游宦，为吾曹鹰犬耳。’志士谁不解体。余尝作十绝句，以斥其非，未知果能信今传后否也?”这里提出了实录记载官员群体内部的不均衡问题，负责编纂实录的翰林出身官员，多得美谥，事迹多上实录，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优势。

关于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问题，李建泰(?－1649年)的概括最为全面，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这些特征，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只有社会史、民间史才能让历史以多元面貌相对客观地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官员之外的民众，政府之外的社会生活，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

三、明实录的传播与使用

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内阁中的史馆中有一部历朝实录，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如景泰五年至七年(1454－1456年)，倪谦(1415－1479年)曾与修《寰宇通志》，称“余尝被命在东阁，纂修天下地志，欲采当代人物，以见其郡邑之所产。然名公巨人，建功立业者，莫详于国史。乃发内阁秘藏，因得拜观累朝实录，而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之迹，制礼作乐之典具在”。正德初年，王鏊(1449-1524年)任《孝宗实录》总裁，“顷入史馆，得窃览本朝实录”。由此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录，史官们可以参阅明历朝实录。

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嘉靖开始的。嘉靖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多称为《圣政记》。名为《圣政记》者，有仅指《明太祖实录》者，如陆深(1477－1544年)是嘉靖前期人，自称“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获接故老，聆祖宗之休懿，又为史官，祝累朝实录，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抄过部分实录，他给家人的信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太祖实录》抄本已在当时社会上有流传。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卷，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秘阁元龟政要》，目前已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应是此时完成的明太祖实录抄本之一。此书为纲目体，格式和《龙飞纪略》有点类似，但内容明显不同。如危素，《龙飞纪略》不及，而此书则十分详细。《四库全书总目》卷48称“书 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是也。书中曾提到嘉靖十七年之事，说明此书确成于嘉靖间。也有指前九朝实录者，如杨慎(1488－1559年)称工科题名记，“取之《圣政记》”，王世贞称“传未成，而今所存者，皆从《圣政记》录出之，不为一字增损，以备异日史氏去取耳”，显然为历朝实录。陈建(1497－1567年)《皇明通纪》的《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

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1480－1567年)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后，藉没财产名单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从有关情况来看，严嵩仅是抄了一部，放在家中当摆设，并没有加以开发利用。这部抄本没收以后，也不知流落何处。

从现在情况来看，吕本是较早开发实录资源者。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吕本(1503－1587年)人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命人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按编年顺序抄录，自称：“独坐文渊，自愧不敏，思景前修，遍诵秘典，手录自太祖至世宗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俱书之。三阅月，成帙，题日《馆阁类录》。大宗伯(礼部尚书)欧阳公德(1496－1554年)见而悦之，留余手书，令记室誊一部付还。此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至六月，召直无逸殿，日赞万机，无暇复加编辑。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年)，丁先太夫人忧，归，读礼山中，兀兀穷年，无所事事，辄取前录，类分重编，为《馆阁类录》二十二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人阁参机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家守制时，分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年)，修订成稿。《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佐(1490-1566年)的《翰林记》20卷、廖道南(1494－1547年)的《殿阁词林记》也是此时根据实录资料而编成的典故类作品。

比较特殊的是张元忭(1538－1588年)的《馆阁漫录》10卷(今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没有前言后记，成书时间不详。此书下迄正德十五年，结尾有“今上至京师”，似乎是嘉靖年间所抄，实非。张元忭是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进翰林院工作。万历二年(1574年)，其父亲张天复(1513－1574年)卒，张元忭回家守丧，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再次进翰林院工作。这次工作时间不长，次年三月即卒于官。在两次翰林院工作时间段中，后一次抄录的概率较大。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开始，因抄录实录微型本，诸史官乘机抄实录，张元忭可能是抄实录的史官之一。从吕本仅用3个月时间即可抄录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则张元忭在临终前抄录资料成《馆阁漫录》是可能的。《馆阁漫录》实际是专题实录资料摘抄本，当时史官面对实录摘录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自然也就不敢署名、留下自序之类文字，只有时人焦f(1541－1620年)的《国史经籍志》明确称张元忭编了《馆阁漫录》。此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用编年体抄撮实录有关馆阁之事，“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馆阁漫录》)当时也许是不得已，今天看来倒有值得肯定之处。二是时间段选择上，起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不及洪武与建文两朝，即不及《明太祖实录》。之所以如此，估计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当时《明太祖实录》抄本流传较多。

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公卿多出其门，造请无虚日。国子监祭酒周子义(1529-1587年)“独耽守寂寞，课士之暇，兀坐一堂。以谓国家更二百余T，典制大备，著述弥详，贤士大夫言行烂焉，多佚不传。爱稽实录，采稗官，思述一代掌故，勒为成书，以自表见，往往至夜分不停披焉。……有《国朝故实》，则卷几二百，草创未就，所谓辍之，辑《会典》者也”。由此可知，万历初年，周子义已经尝试着根据明实录，编纂卜部《国朝故实》(一名《国朝典故备遗》)，(《明史・艺文二》)计划200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周_子义被重用，担任《会典》副总裁，于是停止了《国朝故实》的编纂计划。万历初年，王世贞(1526-1590年)曾在前首辅徐阶(1494-1584年)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而徐阶家实录抄本可抄，也可能改成《圣政记》。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如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馆阁类录》刊于其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修史促进了《明实录》的传播。这次修正史活动虽中辍了，但实录抄写工作照常进行。因实录的重抄，诸抄写官乘机雇书手抄写。“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以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有的实录还被转抄，公开销售。万历中叶，杨士奇后代杨寅秋“顷岁需次都门，购书，得文、仁二庙圣政记录本读之”，由此可知，当时北京书店有实录抄本出卖。走下神坛的《明实录》流传更广了。当然，实录“卷帙重大”，价值昂贵，高达“五万缗”，“非士大夫累千金之家，不能购”。据笔者的研究，晚明清初，在京师及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巨室拥有实录抄本，如常熟钱谦益(1582-1664年)、嘉善钱士升(1575-1652年)、余姚孙k(1542-1613年)、归安唐氏、d李沈氏、山阴姜希辙(?-1698年)、丰润谷应泰(1620-1690年)、吴炎(1623-1663年)与潘柽章(1626-1663年)等。不过，奇怪的是，《明实录》没有人敢刊刻，至今只有抄本存世。不敢刊刻可能有如下因素，一是仍有禁忌，二是财力有限。《明实录》作为皇家历史，篇幅相当大，只有政府有财力刊刻，也比较合法。结果，政府不作为，私人既有财力限制，又有政治风险。如此，导致《明实录》只有抄本，没有刊本。至今，《明实录》虽有了电子本，但仍无刊本。

历史手抄报范文第4篇

(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重点课题“昆曲学”（项目编号：98BGA06）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作者为“昆曲学”子课题“中国昆剧志”人物传记条目编写人。

作者简介：桑毓喜（1938－ ），男，汉，江苏苏州人，中国昆曲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昆曲理论研究。)

摘 要：抢救、挖掘昆剧遗产，是开展昆剧研究工作之本。作为“昆曲家”组成的“昆剧资料学”，内容广泛，涉及史料、剧本文学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昆剧遗产；昆曲学；昆剧资料学；戏曲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2.6

文献标识码：A

Excavating Treasure and Rescuing Heritage

-My Work on the Kunqu Opera Materials in Retrospect

SANG Yu-xi

抢救、挖掘昆剧遗产，是开展昆剧研究工作之本。它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史料、剧本文学、曲牌音乐、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方面面，现被列为“昆曲学”组成部分的“昆剧资料学”，实际上与昆剧的其它学科也是息息相关、无法完全分割的。今天，我主要联系自己数十年工作实践作一些历史性的回顾。

我于1960年4月调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工作后，长期从事昆剧等戏曲资料的抢救、挖掘事项。其工作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寻找昆剧等历史遗存，主要搜集相关文字、图片、抄本、唱片等文物、文献资料；二、访问老艺人、老曲家、记录相关历史、艺术资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我更偏重于后者，因为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在我曾经访问过的百余位老艺人、老曲家，现尚健在者已廖廖无几，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数十年来，我不辞艰辛，尽心尽责，在昆剧等戏曲资料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现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的大批昆剧文物资料，其中大部分是本人亲手或参与征集来的。即使退休后，仍退而不休，乐此不疲，协助中国昆曲博物馆挖掘、征集到一大批昆剧文物资料，其中包括沈传芷、刘传蘅、方传芸、郑传鉴、张传芳、薛传钢、周传沧等已故“传”字辈艺术家及他们业师，原姑苏全福班名小生沈月泉的一批昆剧遗物；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2003年5月，我曾致函好友、著名昆剧史学家陆萼庭先生动员其为昆博捐赠事，很快即得到他的积极回应，于同年6月、8月他先后两次亲自挑选，将其成名作《昆剧演出史稿》（1980年1月初版本）的全部手稿，及其长期精心收藏的极具有价值的昆剧文物、研究资料三十余件（其中有晚清苏州人物画家胡三桥于清光绪五年所绘昆戏画四帧底片，清末民初曲学大师吴梅、江南曲圣俞粟庐的墨迹、手稿，著名昆旦周凤文的老唱片，赵景深教授早年用毛笔书写的信札等），无偿捐赠给正在筹建的中国昆曲博物馆。同年9月21日他突然取出名曲家樊伯炎先生生前用中国出水画笔墨为其精心绘制的一幅“康平居”（陆萼庭的书斋名）立轴，悬挂在书房中，并对其夫人郑傅霖女士说：“这幅画我准备先挂几天，也捐赠给中国昆曲博物馆。”岂料仅挂了十余个小时，翌日凌晨六时十分即因突发心脏病在家猝然逝世。事后，郑女士按其遗愿将这幅“康平居”立轴，连同庭先生所藏获奖证书、自撰论文等手稿，名人文稿、信札、墨迹及有关昆曲剧照、唱片、曲谱、书籍等各种昆剧文物、研究资料共达四百二十余件，已全部捐赠给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现可以这样说今后如有学者要专题研究陆庭先生，那就得前往该馆查阅相关资料。

“宁波昆剧”史料的发掘，及是我人生历程中干了件为昆史“填补空白”而引以为豪之事。宁波昆剧，简称“宁昆”或“甬昆”，宁波本地人又称为“本昆”或“本班”，属昆剧的重要支派之一。但历史上鲜有文字记载，为了弄清它与苏州昆剧的历史渊源关系，1961年冬起，在我室副主任、昆剧专家顾笃璜先生的委派下，我先后六次深入浙江省宁波、慈溪等地查访，几经周折，终于陆续找到了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的“宁昆”名老生陈云发、高小华、五旦周来贤、四旦林根兰、王长寿（兼编剧），小面严德才、主笛徐新章、鼓师张顺金等八位老艺人，利用他们应聘莅苏为江苏省苏昆剧团青年演员授戏之暇，我与徐渊先生合作，在逐个访谈的基础上，记录、整理成《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书稿（约十五万字），它较详尽地介绍了“宁昆”兴衰演变历史，戏班组织体制，班规习俗，脚色行当，常演剧目，表演艺术特色，名艺人小传，掌故轶事等等，1963年1月由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列入“戏曲研究资料丛书”内部印行后，在昆剧史学界影响较大。陆萼庭先生于1988年4月6日对该书作出书面评价称：“我一向推重这本书。抢救工作是多方面的，记录表演艺术之外，史料的记录重要。这本书记录忠实，涉及的面也较广，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有这样三点：一、‘宁昆’的活动，几乎完全不见于文字记载，此书填补了空白。对了解昆剧走入民间，提供了具体次料。二、‘宁昆’的活动，足以代表江南江湖（水路）班的特点，目前对昆武班，以及文班下乡演出的情况，多语焉不详，借助此书，可以概知。三、其中有关演出习俗的记载，尤具价值，不仅对研究戏曲史有用，研习民俗学的也应注目，《三跳》、《十二出不同的赐福》等。我认为此书如作一些修改补充，是值得公开出版的。”当今某些专家、学者撰写昆剧发展史，凡是涉及“宁昆”这一支派的，无不引用该《回忆录》提供的丰富翔实史料，本人应邀为海峡两岸分别出版的“昆剧（曲）辞典”撰写的有关“宁昆”许多辞目释文，也均得益于此。从该《回忆录》问世，迄今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物是人非，当年参与口述的陈云发（生于1883年）、高小华（生于1891年）等八位“宁昆”老前辈，以及与我合作记录、整理者徐渊先生均早已一一仙逝，本人已成为完成这一书稿的惟一幸存者。现深感遗憾的是：该《回忆录》虽极具昆史研究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仅作为内部资料印行，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也有友人建议，可将此书写成《宁波昆剧发展史》，予以公开出版。有这么多丰富史料，再加以力所能及的补充，考订，写成一部“宁昆史”专著确非难事，但我再三考虑，还是保持老艺人口述的原貌较好，因为这八位口述者，属于“宁昆”最后一代演员、乐师，但辈份高，比“苏昆”的传字辈演员高一辈，留下这份全国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的“宁波昆”历史资料，更显得珍贵，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其研究价值必将愈益彰显。最近，本人已与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洪惟助教授商定，对该书作了较详细的修订，并增补了《序言》、《宁波昆剧概述》、《寻觅“宁波昆”踪迹》等文稿后，列入洪教授主编的《昆曲丛书》第三辑，将于2009年在台湾公开出版。今后如果条件许可，再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这样，也就了却了本人的一大心愿。

李翥冈手抄曲谱等遗物的发掘，这是我抢救昆剧遗产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李翥冈（1873―1945）字季、号馥荪，别号蓉镜，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上海。早年与人合资开设洋行，后长期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等机构任职。年青时即酷爱昆曲，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参加上海霓裳集曲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始，由其发起创建赓春曲社，主持社务长达数十年，是清末民初上海曲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工旦角（主五旦），擅唱曲目颇多，又能“彩串”，资历又深，被曲友们尊称为“老郎菩萨”。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平生嗜爱传抄、收藏昆曲手抄本，成为其公务之暇的一大乐事。四十年来，不管严寒、酷暑，常利用空闲伏案撰写，从不间断，积累了大量昆曲手抄本，属上海著名的曲本收藏家，为昆曲的传布、保存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仙霓社于上海小世界游乐场首演的前、后本《一棒雪》，即是由李翥冈先生提供的全套曲谱。由于李氏早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即逝世，他的后裔现居住在何地？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这批手抄曲本能否幸免于难？因毫无线索，我们也并未将其列为调查、征集目标。事有凑巧，那是1984年9月，有位五十余岁的上海人王某某，来苏找到顾笃璜先生，他自称是李翥冈的外孙，随身带来的二册保存完好的手抄曲谱，令我们的眼睛一亮，经过你仔细鉴别，这确属李翥冈先生手书的昆曲精抄本。王某某一再打听这些手抄本的价值，对我们询问的手抄本共有册数及现收藏者的姓名、住址，却违莫如深、不肯透露任何细节。但通过此事，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李翥冈的昆曲手抄本有可能还完好地保存在上海。当时我M怀信心地决定绕过王某某，亲自赴沪查访，首选登门拜访了上海的一些知名老曲家，终于摸到了已故世多年的李翥冈长子原居住的大体住址，随即马不停蹄地连续走访了十余个居民委员会，终于有幸找到了时年八十余高龄的李氏长媳。她说，其公公李冈翥的所有遗物均由小儿子李冰掌保管，并提供了他家住在上海成都北路××弄××号的具体住址，使我喜出望外地顺利找到了年逾古稀、体弱多病的李冰掌老先生，我讲明来意后，他二话不说，将长期精心保存的乃父昆曲手抄本等多种遗物全部捧出，表示愿意捐赠给国家收藏。这一大批昆曲文物资料，后经清点、核对、计有：

一、李翥冈抄录的有关昆曲、传奇等手抄本共一百六十册。这些手抄本均保存完好，其中昆曲曲谱精抄本一百二十六册，载戏七百五十七折，均属宾白、由词、工尺谱三者俱全的舞台演出本，都用毛笔书写，字迹刚劲有力，工整清晰，宫谱精密周全，并分别题签、盖章、线装成册，其中不乏罕见本。例如：《南楼传》曲谱，仅《昆曲大全》刊印过四折，而李氏抄本有十六折；《渔家乐》曲谱，原传奇本已佚，《六也曲谱》等共载戏十四折，李氏抄本有二十七折；《十五贯》曲谱，《昆曲大全》等共载戏八折，李氏抄本有二十五折；《邯郸梦》曲谱，《集成曲谱》等共刊印过十四折，李氏抄本有三十二折；《梅花簪》曲谱，也仅《昆曲大全》刊印过四折，而李氏抄本有全谱，共达四十折之多；等等。此外，另有一册《昆曲全目》，也极珍贵。其原本来自清嘉庆年间内庭供奉陈金雀（原名荫，字煦棠，号金觉，工小生，以演《金雀记》成名，嘉庆帝乃赐名金雀）的祖传抄本。该《全目》内载昆曲传统折子戏目录一千二百九十八折，大多是清代中叶仍在舞台上演出的戏目，从中可窥见历史上昆曲演出剧目的概况，是一本极为重要的昆曲剧目文献资料。民国初年，李翥冈从陈氏孙辈处发现该抄本，借来抄录装订成册。现陈氏原藏本下落不明，因此，李翥冈手书的这一传抄本，已成为目前惟一能见到的孤本。

二、《安天会》等油印曲谱二册。这是民国十六年（1927）初，昆剧传习所学生在沪实习演出期间的排演本，属该所遗存在世极少的实物之一。

三、《昆曲粹存》一套（六册）系民国八年（1919）石印本；《六也曲谱》一套（二十四册），系民国十一年（1922）石印本。两种石印曲谱每册封页上均盖有赓春曲社方形篆体印章，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物收藏价值。

四、昆曲老唱片九张，均属20世纪20年代高亭公司发行的上海著名业余昆曲家的唱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李冰掌老先生未提任何要求，即同意本人临时写一张清单将物件全部带回了苏州。临别时他一再叮嘱“要保密”，因为前几年俞振飞先生曾去他家要过这批昆曲手抄本，他未同意。后本人向领导汇报后，感到这批昆曲文物资料价值极高，遂由苏州市文化局名义颁发了一张奖状，并发给奖金人民币三百五十元。

此外，在这次征集过程中，我不失时机地向李冰掌老先生了解、记录了乃父的简历与生平事迹，为我后来撰写李翥冈先生传记提供了资料基础。

后经了解，我上述提到的这位王某某，确是李翥冈的外孙。当时，他向舅父李冰掌要了二册昆曲手抄本，抵达苏州摸底，获知这批手抄本价值其甚高，还未来得及与舅父会面，却不意被我们捷足先得征集而去。为此，他十分恼怒，特地赶到苏州，指着我鼻子在光其火：“侬这个人……”。面对这样的指责，我非常坦然，因为我这样做毫无任何个人私利，只是为国家抢救，保存昆剧遗产悉心操劳而已。

如今，这批凝着李翥冈先生毕生心血的昆曲遗物，已发挥了积极作用。原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的《传统昆剧演唱珍本汇编》，已陆续问世的有全本《浣纱记》、《一捧雪》、《风筝误》三种，均是以翥冈先生的昆曲手抄本为蓝本梓印的；前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的多期昆剧培训班的学戏教材，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批昆曲手抄本。随着中国昆曲博物馆在苏建立，现李翥冈先生的昆曲遗物，已全部转入该博物馆珍藏；尤其是其中李氏手书的一百二十六册昆曲谱精抄本，更成为馆藏艺术珍品与瑰宝。

在长期从事抢救、挖掘昆剧等戏曲遗产实践中，也是自己逐渐熟悉业务、不断提高昆研水平的过程。自1986年起，我先后应聘参与了《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苏州戏曲志》等九部志书、集成的编纂、撰稿工作。其中尤其是为《中国戏曲志・江苏卷》撰写的《昆剧剧目一览表》（约二万余字）、《昆剧“传”字辈演员一览表》（约一万余字），在《中国戏曲志》总编辑部专家审稿时即引起重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当时担任《江苏卷》编辑部副主任王永敬先生来信告知的）。

《昆剧剧目一览表》收集元、明、清杂剧、传奇等一百六十七种中六百余折（出）近代常演的昆剧折目，按剧目产生的年代次序排列，并将作者姓名、原剧出（折）目数、版本出处、演出概况等，一一加以考证、注明。此外，还着重将属于晚清姑苏四大昆班（全福、大章、大雅、鸿福）的常演剧目，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字辈演员常演剧目进行对照、排比，并用符号标明。这样与原计划仅一般性排列演出剧目的表式相较，大大增强了史料性与学术性，但这样的构思、无疑是“自找麻烦”。本人除翻阅了大量各种版本的原著、舞台演出本与手抄本外，又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先后在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翻遍了自20年代至40年代初的《苏州明报》、《申报》等报纸，从大量演出广告中，录下“传”字辈演出剧目四千八百四十七台，经过认真筛选，剔除重复，综合统计出“传”字辈演出剧目实为近七百折（出）从而纠正了某些著作中均将“传”字辈演出剧目列为四百余折（出）的记述。这一新的考证结论，为写好《昆剧剧目一览表》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

20世纪20年代，苏州昆剧传习所陆续培养出多少“传”字辈演员？众说纷纭，连尚健在的“传”字辈艺术家本身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本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确定了划分“传”字辈的界线为二：一、属于昆剧传习所的学员；二、在昆剧传习所阶段取得“传”字艺名者。从而将新乐府、仙霓社阶段十余名虽用过“传”字艺名，但并非传习所学员，不应列入“传”字辈行列者排除后，首次作出了“传”字辈演员实为四十四名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按艺名、本名、籍贯、生卒年、师从、应工行当、擅演剧目、备注等栏目，列表一一加以注明。由于《昆剧“传”字辈演员一览表》，不仅所列演员全，各项次料翔实，且具有首创性而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于1991年10月12日，曾亲笔致函赞扬我“工作勤奋，治学严肃，为中国戏曲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与郭老并不相识，他的信札，对我激励、鼓舞很大。这封信，我至今珍藏着。

此外，我还应邀为海峡两岸两部“昆剧（曲）辞典”撰写辞目四百余条，计27万余字，以及在《20世纪江苏文化名人》、《苏州当代文化名人》、《中国昆曲论坛》、《戏剧论丛》、《戏曲艺术》、《艺术百家》、《苏州杂志》、《戏剧电影报》等专书、杂志、报刊陆续发表的文稿，连同出版的《昆剧传字辈》专著等共达一百余万字。在这些文稿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主要还是属于昆剧等戏曲史料稿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主要还是属于昆剧等戏曲史料范畴，如近现代的昆班、曲社、演出剧目、人物传记等等。由于内容丰富翔实，尤注重挖掘第一手资料，受到专家及有关人士的好评。例如：我于1987年11月4日访问俞振飞大师后，为《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很快写出了质量较高的《俞粟庐》条目释文。尔后，还完稿《曲圣俞粟庐》一文，发表于《苏州杂志》1992年第1期；并由香港《大成》杂志222期（易名为《俞振飞的父亲“曲圣”俞粟庐》全文转载，陆萼庭先生阅读后，曾于1992年3月3日致函称：“《俞粟庐》一文写得甚好，叙述翔实，如从师韩华卿的年份，学于滕乔醋、王鹤鸣的细节，当是经过多方求，始克有此。读后很感兴趣。据海上曲家刘D万回忆，顾公可所藏老手书《哭像》曲摺后有粟老长篇题跋，其中提到同治壬申年遇晤甫里韩华卿‘授以叶氏之学’。所忆年份正与大作相合。”我为《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撰写的另一重点条目释文《王季烈》，乃是我亲自拜访王守泰先生，并与他多次通信、切磋后写就的。该条目释文曾获王守泰先生首肯，他于1990年1月12日复信称：“先严传记，我认为内容翔实，另无修改意见；”又说：“《集成》人物传由你执笔，深庆得人。”顾传d是“传”字辈中最具号召力的著名小生演员，但由于他很早即弃伶、求学、转业，并于1949年5即举家移居台湾，因此，在大陆能查获他的资料很有限，更从未发现过他的照片留影。为了写好《顾传d》条目释文，我先后八次与传d的遗孀、已年逾八旬高龄、定居美国的业余昆曲家张元和女士通信，承她提供了不少有关顾传d的文字和照片资料，使我顺利地完成了撰稿任务，也获得了张元和女士的赞许，她于1991年8月2日曾函复称：“大函及外子传记初稿均已收到，所撰文字精炼详实，非常感佩。”此后，我还完成了《“传”字辈中第一人――记昆坛名小生顾传d》文稿，刊载于《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张元和女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陆续从美国邮寄给我的有关顾传d等剧照、便装照等十余幅，现均已转入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其中有昆剧传习所全体学员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于上海徐园拍摄的“种牛痘”照，乃是该所学员存世的惟一集体照；另有剧照多幅，均拍摄于“新乐府”初期，即民国十七年（1928）。其中有《割发代首・刺婶》（由顾传d饰张绣，朱传茗饰邹氏）、《狮吼记・跪池》（有不同场景的二幅，由顾传d饰陈季常，朱传茗饰柳氏，倪传铖饰坡）、《贩马记・团圆》（由顾传d饰赵宠，朱传茗饰李桂枝，倪传铖饰李奇，周传瑛饰李保童）；便装照有顾传d个人照多幅，顾传d与张元和的结婚照，顾传d与朱佳茗的合影照等，均很珍贵。现由《中国昆剧大辞典》、《中国昆曲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苏州戏曲志》及拙著《昆剧传字辈》等刊载的部分照处，皆来源于此。

昆曲堂名班，属坐唱昆曲，兼能自行乐器伴奏的职业班社。历史上许多红极一时的昆班名角，如周凤林、沈月泉、丁兰荪、尤彩云等等，以及著名曲师，如吴秀松、许纪s、高步云、李荣生（阿荣）、陆巧生等等，皆出身于昆曲堂名班。因此，堂名班在城、乡普及昆曲艺术、培养昆曲人才方面贡献颇多，但这一群体，在旧社会地位低下，很少有文字记载存世。1994年前后，我在《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吴新雷教授的嘱托下，曾多次在苏州、吴县、常熟、昆山等地调查，访问了周祖福、徐伯钧、蔡y荣、薛剑峰、包元儒、吴锦亚、高慰伯等十九位昆堂老艺人，完稿并在《辞典》上发表了苏州《洪翠堂》、《允德堂》、《添福堂》，吴县《合和堂》、《北万和堂》、《南厅和堂》，常熟《春和堂》、《鸿福堂》，昆山《永和堂》等二十余个昆曲堂名班的释文，留下了一份较重要的昆堂历史资料。

历史手抄报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报纸 特点 封建专制

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不论是手抄还是印刷的，都诞生于中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出现的“开元

杂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北宋末年出现的印刷报纸，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报纸。中国古代的朝廷官报――邸报，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报业形成了自己的很多特点。

一、朝廷官报始终占据中国古代报纸的主导地位

朝廷官报出现的时间最早，存在的时间最长，它完全受封建王朝控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所谓合法的报房《京报》，名为民办，实际也完全受到官方控制，只不过是“邸报”的翻版，正如马克思1842年在《评普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中所说，在中国，“明朝中叶以后虽有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但完全是在政府监督下翻印邸报稿件，以致后来对报纸的记载，邸报、京报的概念常被混用，因为它们本来是一回事”。宋代出现的小报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控制有所突破，但它始终被视为非法，并屡遭查禁，以致到后来只能变换手段，时隐时现。而在历代的农民革命中，尽管进行过多种形式的信息传播和宣传活动，但也并未出版发行过正式的革命报刊。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报纸完全是受封建统治阶级控制的传播媒介，始终没有摆脱统治阶级的掌握。［1］

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报纸在内容上主要是传达皇命、公布朝廷和官方政事。不仅邸报和京报的内容同样都是宫门抄、上谕和章奏这三大部分，就是小报的内容也依然只是宫廷动态和官吏升降等方面的消息，一切都只能在封建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能自由报道消息和发表意见。因此，在中国古代报纸上没有自己所写的言论，也很少有自己采编的一般社会新闻；如果报道稍有不慎，超越了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当事人就会受到追查和严厉的惩处，甚至被统治者处以极刑。这样，中国古代报纸就只能以封建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满足他们了解谕旨题奏、朝廷政情和其他一些官文书的需要，而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并无多大的直接关系。

二、封建统治都对报纸进行严格的控制

（一）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看。中华民族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聚族而居，传统的农耕生活习惯使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保留，形成了自周以来的宗法政治制度。家族内部强调“长幼之序”、“亲属之别”，社会则是“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而皇帝无疑处于权力的峰巅，于是国家权力乃“定于一尊”。这种家国同构的一元性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化格局。［2］

（二）从控制手段上来看。我国的报纸早在唐代就已有了，但唐代的发报活动受地方当局的指挥。到了北宋，才出现了由封建政府中枢部门主管发行的官报――邸报。邸报在进奏院统一管理下，建立了采录、编订、判报、审查等一系列发报制度，严禁有关灾异、军情、朝廷机事、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等的报道。大约在邸报出现不久，民办的小报也开始流行了。官方把小报看作非法刊物，一再悬赏查缉并惩治发行人。

元代一度中断了宋代确立的邸报制度，但到了明代，又有了朝廷统治的官报。明代不设进奏院，官报的和抄传活动要经过通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其中决定奏章可否抄传的大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一般章奏，只要皇帝御批，就可以由邸报抄传，否则，就不能抄发。朝廷从限制抄传入手，对官报实行严格的控制。

清沿明制，亦以高压手段，对言论、出版实行钳制。如1750年社会上出现一份长达万言的奏稿，着重指责乾隆帝失德“五不解、十大过”，遍劾满朝的权贵重臣。这伪奏稿一经传抄，即风行各地。乾隆帝从1751年追查伪稿，波及全国17个内地行省，直至西南土司地区，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酿成案中之案多达84起，到1753年以伪稿最早传抄者卢鲁生当作伪稿撰写人凌迟处死，遭到处分的督抚大人就有十多员。乾隆帝以追查伪稿案掀起全国性的文祸高潮。到了晚清，清廷还曾把矛头指向革命派的报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三、中国古代报纸只能是古代报纸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小报”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多大变化。这其中原因众多。

（一）我国古代报纸历经千年而发展不快、变化不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制约。经济的自足必然导致生产经营的封闭，没有商品流通就不会有商品信息的需求。封闭自足的经济上产生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信息的数量和时效的要求，作为其商业化承载体的近代化报纸就更难出现了。中国古代报纸是建立在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尤其是朝廷官报是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必然会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而自行消亡，不可能发展成为近代报纸。［3］

（二）中国古代的报纸从来就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报刊与西方报刊的重大区别之一。在这一时期的西方，启蒙运动为欧洲的新闻出版事业扫清了思想和理论障碍，弥尔顿发表了要求新闻自由的演说，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被赋予权力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此思想基础上得到飞速发展。据《美国新闻史》一书介绍，在18世纪40年代，欧美国家的新闻出版界就已经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足以同政府的力量相抗衡。而此时中国古代的报纸仍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京报，要在严格控制下活动，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掌握传播媒介，控制舆论工具，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京报虽然每天出版，公开销售于民间，是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但是京报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没有记者编辑，只许照章抄录宫门抄、谕旨和奏章，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安排版面，因而虽经几百年而不能突破僵化的模式，始终没有一点点进步。［4］

（三）重农抑商，重文轻商。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在社会中始终占主流，商业及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更是反商业经济的，闭关锁国就是其表现。我国古代报纸是由政府控制的，士大夫及文人是其主要消费者，因此其政治味太浓，主要报道政治、军事动态，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信息。整个社会都认为经商同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崇尚“学而优则仕”，而不是经商、发展经济。这样导致有商业信息需要的从事生产的人不懂文字，而懂文字的读书人、士大夫一族又不屑于商业。以商业化信息提供者为标志身份的近代化报刊就没有了产生发展的理由。现代报纸是一种商业行为，而我国古代的这种社会环境缺少其发展的土壤。■

参考文献

［1］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2］吴延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