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中世纪起逐渐有了平民化意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意识有了一定发展，启蒙文学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直至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最终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转变。文学作品从以表现贵族人物为主转向了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为主；从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转向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动为主。

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贵族化倾向。这表现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欧洲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勇敢无比的英雄人物。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马史诗》，它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主题”，围绕着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主要描写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联军的首领阿伽门农这些贵族人物，在《奥德赛》中同样也是围绕着贵族人物奥德修斯来写的。古希腊产生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亚》《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写、突出、刻画的都是贵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动。

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贵族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主角的论述：“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贵族阶层的人物。

一、中世纪西方文学平民化意识的开端

10至11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的学校和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于是，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被打破，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城市文学是在民问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作者大多是城市街头说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法国是当时城市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现市民们的机智、灵活和重实际的特点。农民也是笑谈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机智和讲究实际的特点使自身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令人称好的结局，如《神父的母牛》《农民医生》等。城市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在写作时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国闹剧《巴特兰律师》中描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兰被羊倌捉弄。该闹剧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现了作者的市民阶级意识。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因为教会文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社会中特有的骑士文学等还都是贵族化的文学，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才产生了平民化文学的意识。

二、文艺复兴时期平民化文学的发展

在13世纪前后的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形态——城市市民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不同于教会文学的市民文学，它反映着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了强劲的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市民文化适时发展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形态。例如，在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和拉伯雷等人的创作中，就蕴含着大量的市民文化因素，包含着许多市民文化情趣。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阶级，同时他们也是市民、平民的代表。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戏剧对后继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典范。作为一位出身平民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喜剧以及中期的悲剧，都表达了他的平民情怀。尤其是在其著名的四大悲剧(《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中，尽管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于宫廷或贵族上层，但他在剧作中肯定了下层民众的智慧、美德与力量，流露出不少平民情怀。如在《奥赛罗》中，我们从为揭露真相而勇敢赴死的伊米利亚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下层人民勇敢、诚实、不畏强暴的美德。他的平民情怀也表现在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之中。如在《李尔王》中，作者通过李尔王发疯似的呼喊，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赤贫的人们，不管你们是在哪里，你们忍受着风吹雨打，你们光着的脑袋，没填饱的肚皮，褴褛洞穿的衣裳，如何能在这样的天气中保护你们昵?啊!我是太不留意民问疾苦了。豪奢的人，吃点药吧；你来尝受贫民所尝受的，你就会把你的过度的供养分给他们一些，表示上天是公道的。”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是具有平民情结的，但他的戏剧(历史剧、喜剧、悲剧、悲喜剧、传奇剧)中的主人公大多出身高贵，尤其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剧；传奇剧的主角也大多是贵族人物，如《暴风雨》的主人公就是米兰公爵。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只是在平民化上前进了一步。

三、启蒙文学时期市民化戏剧的产生

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运动。古典主义重要的理论家布瓦洛要求艺术形式规范化，提出了艺术创作的“三一律”，还要求作家遵循悲喜剧的严格界限，不能混淆二者，悲剧只能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而喜剧也只能将市井小人、卑微之徒作为主角。启蒙主义文论家对古典主义的反抗表现在市民戏剧上。狄德罗提出了市民戏剧的理论，他认为在市民戏剧中有关家庭的题材与宫廷的题材相对立，“表现自然中发生的一切”；认为应该以市民的形象取代贵族人物，以市民的高尚道德鞭挞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从而为市民阶级树碑立传，描绘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肖像，描写市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理想人物。市民戏剧必须自然、真实，这里的“自然”不同于布瓦洛提出的“都市”“宫廷”高贵典雅的上流社会的“自然”——他认为这是一种过分雕琢的“自然”。真正的、质朴的“自然”要到教堂、乡村小酒店、街道、公园、市场乃至家庭中去找。他运用此理论进行了创作实践，完成了《私生子》和《一家之主》。市民戏剧虽较之前的作品在平民化道路上前进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实现完全的平民化，这表现在市民戏剧所描写的人物只集中到市民这一个阶层，生活环境大多也只是集中在城市当中，没有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四、自然主义催生下的文学平民化

19世纪60年端、产生于法国的自然主义，其作品无论是在人物选择上还是在环境描写上都实现了平民化。

左拉是自然主义的开创者，也是自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作家要致力于描写一般的人和事，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较多，因此创作者应该创作出一些描写、表现普通人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的作品。左拉的作品反映了出身平民、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们的生活及其环境，如他的史诗性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全书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命运》中，卢贡家族的第二代皮埃尔大搞政治投机，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替他的主子镇压了当地的革命力量，自己当了税官，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当了大臣和金融巨子，这部作品涉及到了政治领域。在小说《贪欲》中，他刻画了第二帝国建立初期的一批暴发户和投机家们，展现了不动产投机者们的疯狂投机和无耻欺骗。长篇小说《妇女乐园》和著名小说《金钱》反映了商业和金融界平民的生活。工人阶级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在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长篇小说《小酒店》中，左拉以真实的画面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悲惨遭遇。同样，他的代表性作品《萌芽》也描写了煤矿工人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土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在作品《娜娜》中，通过对娜娜这个底层女子生活环境的描写，展现了当年巴黎社会妓女阶层的生活。还有涉及到科学领域的《巴斯卡尔医生》、艺术领域的《作品》等等。总之，左拉的作品涉及到了社会中的诸多行业、每个角落，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平民的生活及其环境。超级秘书网

龚古尔兄弟作为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也描绘、再现了当时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如《修女菲落梅娜》描写了一个见习医生因化脓性感染而死，《热曼尼·拉瑟顿》描写了一个女仆悲惨的一生等等。

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理论;曹丕;陆机;嵇康;挚虞

魏晋南北朝①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①，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1]所以，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他说: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樯?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

所谓“自觉时代”，是指文学意识的日趋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己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正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应选择一个能反映本质特征的****点，去考察这时期文学理论繁荣的现象。

的确，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是空前的，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可以看出曹魏时代所开创的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随着文学批评的活跃，继之而来就有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于是，大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章和专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和著作，我们只要看看刘勰的一段评述，即可知其大概: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踢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3](《序志》)

刘勰在这里虽然对前人的理论表示不满，提出了批评意见，但也可看出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己相当发达了。在刘勰所举的这些理论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表作;陆机的《文赋》，则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刘勰说它“巧而碎乱”，显然是过苛的指责。其实，《文赋》己是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并初具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论，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己达到较高的水平。也可这样说，正是有了《典论·论文》、《文赋》等等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不断作出贡献，才可能有《文心雕龙》这样巨著的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展，决不是凭空建构，而是在传统文学理论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这里我们无妨再简略地回顾一下这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属于萌芽期，但却是一个破土而出、生机勃勃的时期，各种文学思想都得到比较自由的发表，出现了自由讨论的局面，后世的各种文艺思潮，大多数在此时期已见端倪。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时期的文学理论，尚未出现系统的理论专著。荀子的《乐论》也只是从礼乐治国的角度去谈乐，还不能看作是纯粹的文艺理论著作。到了秦汉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变为“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文艺思想的发展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诗的理论，《毛诗序》已定了统一的调子，论诗者咸以此为准的，很少另有新意。论《骚》者，也只在对屈原的评价上有高低之争，对其作品很少有艺术的分析。论赋者，除重复“通讽谕”、“尽忠孝”[4]之类的论调外，另无新的建树。这种情况，随着汉王朝的崩溃和大一统思想的瓦解，才起了新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新变，就是这种新变的产物。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则是这种新变的开端，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转型过渡的作用。下面，我仅举要略述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概况。

一、建安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勃兴

我们通常说的建安文学，是指汉献帝建安元年至曹丕代汉称帝这段时期的文学。时间虽然仅有20多年(公元196一220年)，在两汉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大转变的过程中，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时期的“慷慨多气”的文学风格，打破了两汉文坛沉闷的空气，出现了崭新的文风。刘勰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草;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3](《时序》)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文学作家们，都亲身经历了“乱离”的现实生活，饱受家破人亡、流离颠沛之苦，故写下了“志深笔长”的作品。这时期的文学，有力地冲击了两汉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的文风，为新文学的诞生和繁荣，扫清了道路。随着新兴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的风气也大大活跃起来，文学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建安文学以“三曹七子”为代表，他们除了创作出大量清新刚健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发表了许多诗文评论，并对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开展了自由的讨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一一作了评论，他在和吴质的来往书信中，也常谈到文学问题;曹植和杨修也有来往书信专门讨论文学问题。可见，当时文学批评的空气是比较活跃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信中描述了建安文坛上开展批评讨论的活跃情况，反映出当时文士们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曹植写道:“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5]他以他为丁敬礼修改文章为例，说明当时“好诋诃文章，掎庶利病”之风。无疑，这对促进当时文学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曹植在信中还提出他对辞赋及民间歌谣的看法:

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写于1934年，正是美国经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开始实施后一年。这次经济萧条以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农业衰退由于金融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大萧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1150万；在美国各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2]40弗罗斯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新英格兰地区生活，有着农民、诗人、教师的三重身份，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萧条对农民生活的影响。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是救济、改革和复兴，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作为农民，弗罗斯特有天然的保守倾向。他反对罗斯特新政，认为新政使人们依赖政府，而政府过多的干预使得人们放弃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上述社会现实危机和思想观念冲突在弗罗斯特的诗作中时有流露。《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就是这样一部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

诗的主要内容是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一个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劈木柴，这时来了两个找工作的流浪汉。故事里的三个角色内在的冲突极具张力。这个农民知道流浪汉想要找工作，他喜欢自己劈木柴，不想让别人来干，但是他又明白自己干活是为爱好，而流浪汉找工作是为谋生，权衡两者，孰轻孰重？对这首诗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其对新英格兰农村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以及对当地农民口语的灵活运用；有些批评家注意到了这首诗的戏剧冲突中蕴含的伦理内容，用传统的伦理范畴来厘定伦理冲突，如自私与无私、个人权利与对他人的义务，等等，但是，这些伦理范畴未能充分顾及到诗中三个角色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也未能令人满意地分析、解决矛盾冲突。弗罗斯特在这首诗的开篇就设置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从泥泞中走来两个陌生人，正好发现我在后院劈木头。”两个流浪汉首先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意味着他们跟叙述者非亲非故，也不属于其所在社区，因此，叙述者对他们的状况不负有任何情感或道义的责任。“泥泞”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也暗示了季节，甚至还蕴含着“大萧条时代”的象征意义。两名流浪汉中的一个停下来热情地向叙述者打招呼：“使劲儿劈呀！”而叙述者正在自家后院劈木头，被这喊声引开了注意力，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他并不领情，而是立即看穿了这个陌生人的意图：他故意落在后面，让另一个人先走，肯定居心不良，他想要的就是抢走我劈木头的工作，好挣一份工钱。第一节确定了整首诗的形式：每节共八行，由两个“abab”韵式的四行组成，基本格律是抑扬格四音步（tetrameter）。明快流畅的语言、传统的格律模式与暗含冲突的内容形成对比，反映出在艰难时世中，原本淳朴的伐木工人和农民之间为了争夺工作机会，丧失了信任，彼此猜忌、彼此提防的情景。第一节中初露端倪的各个因素都在后文得到发展，如新英格兰的乡村风景和生活，四月气候的反复无常，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两个流浪汉与劈木头的农民之间的心理战。诗的最后两节集中展现了这个无声对峙的场面：我们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知道只要在那儿戳着，他们的逻辑就会塞进我脑瓜，因为我可没有权利去拿别人为挣钱干的活儿开玩笑。我的权利是爱好但他们的是需要。在这两者并存的情况下他们的优先——这是人所共识。但是谁愿意让这两者割裂，我生活中的目标就是结合爱好和职业就像我的双眼在视野中合而为一。只有当爱好与需要合为一体，而工作相比凡人的争斗是游戏，人们才为天国和未来真正做出一番成就。这位劈木柴的农民和两个流浪汉的矛盾表面上是爱好与需要的矛盾，实际上映射的是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责任，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农民劈木柴时感到身心放松、活力洋溢，因而他很喜欢干这份活儿。但是两位流浪汉是职业伐木工，他们因为失业而四处流浪，需找一份短工，以求一顿饱餐，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可谓关系到生存与尊严。农民并非不通情理，他承认两个流浪汉更有权利要求这份工作，但是他并不想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的理由也很正当：只有爱好和需要相结合的工作才更有意义。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最后一节的辩词多少有些强词夺理，因为劈木柴这件事似乎没有他说得那么崇高，可以让爱好和需要合为一体，可以为天国和未来做出一番成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权利，损害自己的利益，让他把工作让给别人，并为雇人工作出钱。我们看到用传统的伦理概念，如权利、义务、公正、公平等，都无法打破这一僵局，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应用伦理学介入的场景。

二、程序共识：商谈、共识、纠错

应用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更强调具体的操作方法，亦即依靠商谈程序来解决具体问题。我们看到弗罗斯特诗作中的农民和流浪汉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进入商谈程序，而是各怀心事，一言不发。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双方都有伦理上的挫败感：农民知道对方占理，可是又不愿自己吃亏，流浪汉想要工作的愿望迫切，可是又不能强人所难。我们可以设想，双方如果能友好地商谈，互相做出一些让步，是有可能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的。如前所述，大萧条时期，失业是一个普遍问题，因此，《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所描述的场景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设立类似现在伦理委员会的机构，来论证、调解这一失业和雇工的矛盾，对缓解社会危机当不无助益。诗中所写的农民和流浪汉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双方坚持从个体出发的立场，不愿从人际关系、共同利益和普遍价值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换言之，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没有付诸实践。有学者在论证普遍价值问题时，认为以“个人”为单位来推论普遍必要价值，可推导出“普遍愿意”“同意普遍”和“普遍同意”三种情况，都不能圆满解决“普遍必要价值”问题，而以“关系”为单位，可推导出“普遍受惠”和“普遍兼容”两种情况，由此可以更好地推导出普遍价值，并指出这种关系原则的哲学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即“共在”先于“存在”，共在问题更值得关注。这与应用伦理学重视商谈、重视共识的精神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应用伦理学的目标也许与普遍价值是一致的。应用伦理学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采用纠错机制。应用伦理学是各种思想、理念、观点、方法、措施、办法的融合与提炼，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反思能力。有论者认为，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思潮；纠错机制就是通过自我批判、通过论证与反证、通过对已有思想的否定，从而产生新的认识，形成无限的交互关系，不断产生创新的动力。45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和多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有些问题和矛盾前所未见，法律法规无法完全涵盖，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伦理学就有了用武之地。

三、诗与伦理：冲突与共识

我们在将伦理学引入诗学研究时，也应注意到诗与伦理也存在冲突，需要谋求“共识”。古希腊史学家拉尔修记录了哲学家色诺芬尼对诗人的谴责：“荷马与赫西俄德把人类身上该受谴责的东西，全部赋予神灵，这其中包括偷窃、通奸和相互欺骗等等恶行”；毕达哥拉斯说他曾梦见荷马和赫西俄德在冥界，一个被吊在树上，一个被绑在青铜柱上炙烤，他们的罪名都是说谎；赫拉克利特嘲讽荷马竟然解不开幼童的一个谜语，建议把荷马史诗从诗歌朗诵比赛中清除。柏拉图对诗歌的评价更为伦理化、政治化，甚至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柏拉图的主要理由是：诗人的技艺只是摹仿，不登大雅之堂，而他们的诗歌常常离经叛道，教人混淆是非，甚至腐蚀城邦中的优秀人物。正如文论家维姆萨特所见，所谓诗与哲学之争，说到底还是诗人与道德家之争。“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的城邦的，……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这实质上是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来限制和束缚诗人。人类心灵中最美丽、最富于创造精神的诗歌从最初便存在着伦理上的争议，而且从一开始便被推上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因为撒谎在任何伦理体系中都是败坏伦理的罪恶。自从柏拉图宣布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之后，西方世界的诗人就仿佛生活在一道阴影之下，时时要起而为诗辩护。亚里士多德采纳了柏拉图关于“诗是模仿”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建立了古典诗学理论体系。他的诗学理论核心是模仿说，舍弃了柏拉图的伦理观，明确肯定诗的作用和优越，如他认为诗人按照规律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学家叙述已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

贺拉斯的《诗艺》则强调诗的道德教化作用，认为诗人应歌颂国家的光荣，应给人带来快乐，教人向善，对人的生活有所助益。锡德尼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诗人的创作不仅模仿自然，更要胜过自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爱默生、惠特曼、狄金森、艾略特、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历代诗人相继而起，不断为诗辩护，他们的诉求虽然各异其趣，但总是围绕诗的伦理功能这一核心。现代诗人更倾向于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而不再关心概念或理念的争论。正如艾略特所说，诗可以表达哲学，同样，诗也可以表达伦理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伦理道德既不应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应是一种高不可及的理念，而是对生活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处事艺术和生活智慧。从这一点说，诗与伦理是相通的，诗与伦理的冲突在应用伦理学中可以得到解决。

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结果却自陷樊笼？《自由》通过叙事主人公“我”不由自主的生活，彰显了“我”向往自由的个人伦理感觉；同时，自由作为“我”的一种生命自觉，也是其面对社会与现实环境的伦理选择。“我”因为无故被要求辞职，对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迷茫，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从一而终的打算”“不愿接受谁的领导了”，不断变换职业，曾做过装卸工、看门人，偶尔也做一些小生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逐渐产生了一股厌世情绪，想要暂时自我封闭，过上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以求找到更好的生活出路。此时远行的朋友将他的房子托付给“我”照看，为“我”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提供了契机。然而这种自由生活自始至终不断地被外界所干扰或者打断，令“我”苦恼不已：一开始是房东的亲戚来访，后来是“我”小心翼翼地守护过的蜘蛛朋友的死亡，紧接着是与情人难以摆脱的纠葛。似乎“我”愈是追求自由，自由愈显得难以企及。仿佛个人与他人、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成为主人公追求自由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正如“我”在格言本上写下的那样：“当事物除了其本身以外，不再指涉其他任何事物，这时才开始有了自由”，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作为伦理的基本要素，注定了个体进行伦理抉择时不得不面对沉重的道德伦理承负，承担起对周围人比如对亲人、爱人、朋友、同事等的责任，而主人公“我”追求的则是自我精神的绝对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使得他在面对现实时，不断陷入内心痛苦的矛盾纠结之中。爱情已经熄灭、自己的情人渐行渐远、对“我”而言已经形同陌路，但是，当主人公想要与自己的情人分手时，却始终难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当他没见到自己的情人时，他很容易“表现得冷酷而强硬”，可是一旦看到情人越走越近的时候，他所有那些“坚信的跟她分手的理由，以前从来也没有半点怀疑的理由，现在似乎变得虚假和可笑”。主人公这种态度的暧昧是出自同情怜悯之心还是源于爱情的余烬，作者并未明言，然而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对主人公本身的影响显而易见。也许主人公意识到，与他人的交往会致使个人自由的丧失，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将自己封闭起来。一方面他为了自由，企图摆脱现实中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无可避免地受到伦理因素的影响，这种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是其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主要根源。主人公在主观上努力切断与周围事物的联系的做法难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上帝的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与他人交往，就会出现个体化的道德冲突，产生道德事件”。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亦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人更是奴隶。”的确，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与他人交往，这是人生来无法回避、必然要承载的伦理重负，与人交往是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人无法忍受因脱离人伦关系而产生的孤独感，正如小说中蜘蛛乌尔苏斯不能离开食物而存活一样；蜘蛛会因缺乏食物而死亡，同样，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交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小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我”与乌尔苏斯在一起度过的一段生活，我们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精心布局，正是为了强调“我”的处境与蜘蛛的相似之处。蜘蛛乌尔苏斯与主人公有着相似的冷漠，每当它捕获到猎物，它“并不向战利品扑过去，而是若有所思地靠近，不急着把猎物紧紧束缚住，甚至有些懒洋洋的，在它身上发现不了任何饥饿难忍的特征”。然而当楼道的垃圾通道被堵塞、蜘蛛因而失去了其主要的食物来源——苍蝇，生命很快就凋零了。为了延续它的生命，“我”试图给它喂蟑螂，不知何故它最后却死掉了。蜘蛛乌尔苏斯不看重食物，最后却因缺乏食物来源而丧命；正如同“我”不愿与别人交往，最后却因脱离群体而倍感寂寞一样。因寻求绝对自由而自我封闭所导致的孤独感令“我”难以忍受，这种沉重的情绪压抑着“我”的身心，这种与世隔绝的痛苦令“我”无法摆脱。主人公欲通过自我的封闭换取心灵的自由，结果却引发致命的孤独感，心灵的自由反而不知不觉间被自我的情感本身所束缚。

二、安德留哈——追求极致的自由，是不负责任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作者布托夫通过对安德留哈人生命运的叙事，展现了安德留哈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生命热情。安德留哈与“我”在处事风格上截然不同，他为了个人的自由不计代价，更少顾虑他人的看法，也不惧怕与他人的接触。他在上学期间因为痴迷旅游没有参加考试而被学校开除；随心所欲地花钱却全然不顾欠别人的债务这一事实，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让父母替他还债，致使流氓对其家人纠缠不休，置亲人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为了躲避债务，爱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将心爱的儿子暂时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杀，之后他又逃出了医院。虽然用常人的观点来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无赖模样，然而这一形象又体现出人类对自由的执着向往。主人公与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险畅游，当他与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体羸弱开始产生悲观念头时，安德留哈的出现鼓舞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此时此刻安德留哈对“我”来说就像一颗闪耀的晨星，他的坚持不懈令人顿时肃然起敬，使得两人最后成功脱险。因此，可以说，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着一种永不言弃、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这一形象的塑造毕竟体现出一种超越现世的伦理诉求，即对人类求生信念以及积极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安德留哈这种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自由理念在客观上却不断给他人带来麻烦甚至危险，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观上陷入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样，“他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上思想家的压力，思想家强加给人们并不轻松的义务：这样或那样的实现自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产生了冒险运送核弹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为处理债务问题而没有成行，放弃了这次痴人说梦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他给家人带来危险之后，自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继续随心所欲、进行追逐自由的探险了，良心的不安和负疚感迫使他暂时放弃个人自由并着手解决家人遇到的麻烦。道德观念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所凝聚积淀的理性伦理观念的制约。基本的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理性伦理，植根并且缠绕于每一个个体之上，如果极致地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周遭的人和事，势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这也不是每一个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个个体之内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势必会问罪于不负责任的个体本身，使其陷入自由伦理的困境。

三、结语